英國史 · 第四章 共和政治及護國政治

勝利者的機會 圓頭黨不僅在物質及軍事方面獲了完全的勝利，即在精神方面亦然；敵方的抵抗力因精神上的解體而益無留存。無論何處的中立者都歡迎模範新軍的勝利為和平統一的惟一途徑。即放棄武裝，丟下軍隊，乘馬回鄉，亦悲亦慰的騎士黨紳士對之亦無何種的惡感，要經12年的軍人政治，及財產半被充公，宗教被禁止，國王被斷頭之後，他和他兒子才深惡圓頭黨而不共戴天。阿斯特力·雅各爵士（Sir Jacob Astley）於投降時嘗告勝利者道：「你們現已得了勝利，你們可以自由去玩，除非你們自己又弄出亂子。」此言當然不是胸懷切齒之仇者所能發出。 解決的機會誠有靜待著圓頭黨來利用之勢。但在3年之間這個機會竟完全失去，而此後且須以專制武力來救帝國於垂危，拔英國於紛亂。1660—1662復辟的解決，雖不如1647年所或可獲得的解決遠甚，然事實上成了保全國家的惟一辦法。 查理一世的就刑可視為心服政府無法進行之承認及宣告，而名以推行共和理想，實以防止無政府狀態的力服政府之建立。這種局面究竟何自而起的呢？介乎首次內戰告終及槐特和爾前的慘劇之間，因四部分人——得勝的國會，被俘的國王，陸軍及克倫威爾·奧力味——相互間的關係及不同的政策，故國中發生一長串的陰謀，建議，政變及軍事行動；這些並起來使局面大變。 長國會的謬妄 在這要緊的3年中，國會的行動最是不易加以獎辭，甚或加以恕辭。一個在戰時尚能知如何採用恰當計劃，及如何信託適宜人物的文人議會，到了昇平之後轉不知如何在政治上利用勝利的地位，固然是很說不通的，然自羅馬元老院以迄我們今日的國會，歷史上固不乏這種不可解的矛盾現象。激於義勇的人們的議會，處兵凶戰危的時候，可以進退有度，但武力的勝利所給與，或似乎給與他們的權力，盡可令他們智昏，令他們為群眾心理所蔽塞，而失了判斷之力。所以眾院在1647年時自以為它的工具模範新軍已替它爭得最高的權力，無論宗教也好，或全國人民的產業也好，它都可以任意處置。根據了這個謬想，它竟憑一己的成見而支配英吉利一切事物起來，它之不顧英吉利真正的情形，和查理在全盛時代之抹視一切初無二致。 長國會之不能於內戰後取得永久和平，其最大原因亦即查理失敗，而復辟局面重歸烏有的原因。英吉利為宗教分歧的國家，然而長國會中竟沒有一黨肯承認容忍的需要。而且長國會有它特殊的膽大妄為之處，它膽敢偏護狹窄的，而且在日後的英人宗教生活中勢力不及當日別的運動的，正派長老主義，而同時誅除盎格力干教徒及分立派教徒。 王黨財產的喪失 同時，長國會又專事剝削舊敵的產業以圖解救財政上的困難之計，因為敲剝舊敵的產業是一宗不勞而獲的收入。如果曾經交戰的兩方的田地產業，除了少數合理的例外以外，一體得到安全的保護，則騎士黨的鄉紳當可不至痛恨清教主義達於極點，而也不至令他們在此後五六十年中的行為全被那種痛恨所宰制。在此以前他們對於勞德及勞德派的僧侶本無何等好感。但他們因須完納所謂「惡人」（「Malignants」實即敗績的一派人）的罰金之故，不得不將他們產業的大部售給當日的戰勝者，甚或售給社會地位遠低於他們的趁戰獲利者。[1]同時他們所習慣的《祈禱書》又為勝利者所禁止。經此而後，他們轉和被革的勞德派僧侶——為數約有2000——發生一種新的感情起來，因為兩者實為同一的暴政所犧牲。世俗人及僧侶間本因勞德的政策而失和，今則因清教派的誅除而反成患難之交，反覆歸於好。鄉紳及牧區教師間的政治同盟，以及兩者對於主教制的及《祈禱書》的敵人素所共同懷著的憤恨，實始於此時所發生的惡感。 內戰時的英國 國會及陸軍的交惡 驅王黨的紳士於誓不兩立的地位一若尚未足以滿他們的愚欲，故長國會復通過終身監禁浸禮教徒的法律，禁止世俗人當眾講教的法律，及罷免模範新軍中所有獨立派的軍官的法律。他們之愚真有不可及的地方，他們更提議解散陸軍，而不問為數已很可觀的積欠。然國會中的多數實為倫敦城中的有力一派所劫持，以致有此忘恩負義，背棄曾於戰場中援教他們的武士之行為。國會的舉動使軍官及兵士，為熱忱所趨的分立派教徒及志在得豐厚可靠，由賦稅作抵的餉銀之軍人，皆聯合一致起來，而作共同的行動。不平使軍隊團結一致，不平並激成軍隊為國家的一個重要派別。軍中無論上下貴賤，皆漸漸為激烈派的思想所左右，而聽命於激烈派的宣傳；基於普及選權的共和及民主的理想漸成全軍的信仰。這種理想在那個時期固是不可實行的，但就人情而言，我們又安能因軍士之不甘屈服於宗教的誅除，不甘積欠之被置不問，而加以責備？何況此主持誅除，此不問積欠的權力，即賴他們偉大的戰績而始成為國中最高的權力者？ 但是陸軍之威迫國會，不論起先如何成理，結果則總不利於立憲的政治，且總不免進而至於克倫威爾獨裁的局面。克倫威爾久嘗努力勸軍隊聽命於兩院，即在1648年7月他仍在很誠懇地規勸他們：「我們及他們所可以自由來獲得的權利要比可以武力來獲得的貴重三倍，而且由自由來獲得的才是我們及子孫真正之福。你們以武力所得的權利，我視為一錢不值」。英吉利最偉大的執行家所發的這個警告那知竟成為他自己未來之前程的悲痛讖語！ 查理之圖謀及被弒 國會所挑動的國會和軍隊間的互哄，復使被俘的國王有舉足輕重之勢。兩方都和他勾結。如果他能以全力幫助一方，他也許可以藉那方之力而解決當時的僵局。但他的美德及他的短處都使他無從為此。他堅持君主政治的原則及和此原則相連的主教派統治教社的主義，他對於他的教社且抱與之偕亡的決心；因此他既不能和國會，又不能和陸軍成立圓滿的妥協。而且在性格上他向不能訂立誠實的協議而遵守它的。他的詐偽的性格令他同時和兩派磋商，使兩派作鷸蚌之爭；他以為如此便可坐收漁人之利。然而玩弄勝利的敵人本非易事，而希冀他們受騙更有如履薄冰的危險。 但他之受刑不特於他自己為犧牲，於他敵人的前途也為絕大的災星。他的政策本足促成長老派及王黨為共御獨立派及軍隊之聯盟，他的一死更使那個聯盟鞏固；12年而後他的計劃亦終得假他兒子之手而得最後的勝利。聯盟的初期釀起了第二次內戰及克倫威爾在普勒斯吞（Preston）的勝利，因此更激成了查理的被刑。然聯盟的最後結果則為他兒子的復辟，長老派成為主教派的毛腳爪，受欺而不自覺，國王，國會，及主教制度則一起恢復。因為克倫威爾及陸軍曾歷12年之久扶植分立各派的勢力，故不服國教的清教主義之將來在分立各派而不在長老派的正宗教。 查理一世像 在英國內戰的第二階段，國王的支持者戰敗，查理一世以叛國罪受審，最後被斬首。 查理一世被推上斷頭台 英民感情之猝變，之由反王而變為勤王，實始於國王受審及被殺之時，因為他為法律及舊日的制度而死，而他的敵人則固在破壞法律，敝屣舊制。查理就刑時頗極莊嚴誠懇之能事。故「王家的扮演者」極能博得人民的同情。然除了對於國王個人表示感情而外，英吉利民族的保守天性亦使他們惴惴然發生不安。他們覺得國家在走向從未走過的路途上去。他們並未要求過這種冒險的維新。所謂共和者究是何物？表面上豈不就是宣教校尉的政治？但人民的反感雖日在增加，而憑軍隊之力，但假迷惘而不自知的「英吉利人民」之名，以攫得政權的人們，尤其是那一人，仍歷十餘年之久具有統治的勇氣及才力；而且在絕端困難的環境中，他們，尤其是他，居然能產生一種不見得辱沒國家的局面，而且從幾個重要的方面看起來，且很有利於大不列顛及帝國將來之發展的局面。 克倫威爾的性格 在國王，國會及陸軍三角式的競爭中，克倫威爾實為勝負所由決定的分子。當他在1647年，只是國會中的一個後排議員，而在名義上尚不是陸軍的最高統帥時，他的性格之力已能使他為眾人的領袖。 國王，國會及陸軍各有各的主見，故始終不能同意於任何的辦法。克倫威爾卻是一個機會主義者——他嘗說，「無人能如自己不知道何往之人走得那樣遠」；他能供給他們一二十種可能的解決辦法，如果他們能虛衷採擇的話。克倫威爾及愛耳吞（Ireton）聯名獻給查理的《提議諸大綱》（「Heads of Proposals」），其優良蓋遠在別人所提出的任何辦法之上。他們提議寬宏的容忍，《祈禱書》的自由採用，無強制權力的主教，及沒收騎士田產的中止。但國王僅視磋商為一種玩弄的策略，初不認真，而國會及陸軍則並不以這樣的一個寬大（待被征服者）的政策為然。克倫威爾及愛爾吞僅在為他們自己及為常識作說客，而不能代表任何有力黨派。他們發覺，他們非和陸軍一致，則便無足輕重。克倫威爾於是經過感情上劇變之一。他每逢感情突變時必有禱告及懺悔，他的仇人則恆以作偽視之。 奧立味之謎不可求諸於他常變的意見，而須求諸於他不變的性格。他的緩和及他的疾惡武力，常被他一種天性，他的不拘代價如何定須得一可以解決當時問題的方法而後快的天性，所折損。他固樂見協議的成立，但如協議不可成立（在革命時期協議很難成立），則無論他心中如何不願，他亦只得以快刀斬斷亂麻之法來求一出路，因為一國的政府總是非進行不可的。而且，常識雖為他的擅長，雖為他智力中的主要性質，但他的常識常須在氣質興奮的環境中發揮，故常為所掩而不易見。他氣質上的興奮可以使他非常的堅定，不知所疑亦不知所畏；他盡可有長時期的躊躇，但已定之後，他可以非常的固執。在他看起來，他最終的決定輒像上帝的感引。上帝之意志不已都表示於累次的戰勝之中？上帝不在指示他以一種方向——即克倫威爾自己最新的思想所要他走的任何方向？[2]所以他於知道他所有欲和國王妥協的種種嘗試純為枉費時間而後，陸軍對於「斯圖亞特·查理那個人」的癲狂態度竟入他之心，而中他之意。所以他於知道英國必須由軍士來作暫時的統治，否則將流入無政府狀態之後，他竟熱烈的信仰好多自普勒斯吞凱旋迴來的軍人所信仰的共和主義，雖則他之信仰與其說是由於內心的信服，還不如說是由於當時事實上需要的逼迫。10年而後，他為掃除軍治，並和當日偏向保守的及文治的法治主義之大思潮一致起見，他又在轉向立憲君主的一途——雖則此時的君主為他自己。這個泅水聖手常須泅在浪峰之上。如果死神沒有突然中斷他和環境的大掙扎，多少的波浪他還可以泅過？ 克倫威爾像 共和國的領袖 半為當時感情的橫決所衝動，半為在內戰及革命中一展長才的野心所引誘，脫穎而成為圓頭領袖者在當時頗多，克倫威爾並非惟一的幹才。汾（Vane），布來克（Blake），愛爾吞，門克（Monk）及秘書兼小冊子家密爾吞等的時期實為名臣輩出的時期，足當共和國（「Commonwealth」）之名而無愧。半由軍官半由「殘餘國會」（即國會中的少數，經「勃來得的清除」Pride’s Purge而得在國會中惟我獨尊者）中人組成的所謂弒王政府（Regicide Government），非無勇懦夫或盲目狂人之所可比擬。他們在1649年1月末日所處的地位，其困難誠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如果他們而非沉著勇毅高出常人的領袖，則他們自己將立即傾覆，而不列顛帝國將立即解體。依照他們所持的民主理論，自由的選舉應是不可少的；然當時的輿論不但劇烈的不贊成他們而且也分裂不堪，故選舉是不可能的，且為自存起見及保全國家的生命起見，亦是不許可的。無論從哪方面看去，他們所處的地位沒有一方面不是十分黑暗。他們的權力不特不為騎士黨及長老黨所承認，且激烈的民主派人，如是時很得一部分民眾信從的利爾本·約翰，亦居於反對的地位。海軍因譁變而失了任何的力量；海權則在魯柏特親王所統率的王黨私船手中；維基尼阿及巴佩道斯（Barbados）否認篡位者的權力；馬薩諸塞特雖不仇視，但自英吉利內亂起後，早已以獨立國自居。荷蘭，法蘭西，西班牙及所有的大陸各國都視弒君者為人類的蟊賊，而英吉利為無物。然而在四年之內，在革命政府尚沒有到了最後的一期——奧力味的護國政治（Protectorate）——以前，國務院（Council of State）已能藉了克倫威爾的軍力及布來克的陣炮而消除上述的種種危險。 克倫威爾之徵服愛爾蘭 共和政府再造不列顛帝國的初步工作為愛爾蘭的制服。愛爾蘭的叛黨幾全為塞爾特人及公教教徒，故沒有任何王黨的色彩；在又一方，抗議教徒為自衛起見，無論政治的意見何若，皆日視克倫威爾為他們種族及宗教的保護者，而歸附於他。因之，克倫威爾及他的軍隊得了一個極有力的內應。自掘羅赫達，衛克斯福德及克琅墨爾（Drogheda，Wexford，Clonmel）的陷落攻破了東部主要的抵抗力後，克倫威爾即歸英國，而留愛爾吞在愛爾蘭將塞爾特人和薩克森人間在西部一帶的亂戰主持到底。 克倫威爾的土地政策 克倫威爾所有在不列顛諸島的建設工作中，要推愛爾蘭的土地處理為最惡劣，然而於他死後，大部仍依照原狀而得流傳後世者亦只是這項工作。愛爾蘭的土地自推鐸爾時即開始由愛爾蘭人移至不列顛地主手中，在斯圖亞特諸王之下此項移轉更有邁進，在克倫威爾的辦法之下則移轉達於止境。他的政策有三種的目的：第一，以愛爾蘭的土地作為償還曾經作戰的兵士的餉項及曾經出資供給作戰政府的資本家的投資之用，他們之受酬報猶之凱撒或征服者威廉的兵士之受酬報；第二；使英吉利人在愛爾蘭的地位鞏固，即軍隊遣散而後，愛爾蘭人仍不能謀反，像1641年的叛亂再無從發生；第三，要永遠剷除公教主義。第一第二兩目的居然藉了他殘酷的土地政策而成功。 善農河（Shannon）以西的愛爾蘭仍留給土人來享領，其餘部分的土地則盡入於信抗議教的地主手中。克倫威爾常有過盡驅塞爾特的人口於善農以西的思想，但沒有實行。大部分的土人仍留居於原有的農田上，不過昔日或自為地主，或為同種之人耕種，今則為新來外國地主的佃農，日夜孜孜，而所獲甚微。新地主依愛爾蘭的惡習，抽收極高的田租，然而又從不盡他們在英吉利對佃戶所常盡之改良農田的義務。 只在厄耳斯忒的佃戶尚有多少保護，因為厄爾斯忒的人口大部為不列顛人及抗議教徒；自詹姆斯一世在該處設地墾殖以來，鄰岸勤耕耐勞的蘇格蘭人來者甚多。在別的地方，克倫威爾兵士之留居於愛爾蘭而為自由農民者，因為散處各方，不相聯絡，且和抗議紳士在社交上相距極遠之故，不久即失了他們的宗教及族性。有些離開農莊而他適；有些則和土人通婚，結果鐵軍及薩克森人的氣質傳入土人的後裔中而塞爾特人及公教徒的反抗更為有力。地主的勢力及特權固大，然亦一直孤立而無援助，到了格拉德斯吞（Gladstone）的土地諸法及帕納爾（Parnell）的土地協會時代地位始大有變動。 在奧力味撒手後久而無變的愛爾蘭中，被誅除的僧侶成為人民惟一的領袖，因為本地的紳士階級已被英吉利人所消滅。克倫威爾的處置使愛爾蘭人歷數世紀成為全歐最受僧侶領導的民族。 克倫威爾之徵服蘇格蘭 克倫威爾的第二步工作為削平蘇格蘭而使之臣服共和國。特威德河以北本無所謂分立派或共和黨，嚴格地說起來，連國會黨都沒有。蘇格蘭分屬兩派：一派信狹窄的，以教治國的長老主義，和英吉利的政治的長老主義又絕不相同；又一派可視為騎士派，但並不屬於勞德派，而為反對以教治國的貴族及別的分子所組成。長老派及騎士派間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存在著，蒙屈羅斯諸戰中所流的血蓋至今猶在兩方間流著。但兩者為擁護查理二世取回英吉利王位起見，成立一空洞的聯盟。不幸他們的計劃經鄧巴（Dunbar）及烏斯忒的兩次失敗而又歸於烏有。這兩次的大戰可視為克倫威爾的最後勝利，而且也是不列顛島上他最大的軍事勝利： 向鄧巴滿布軍隊的山上。 他進行，過了深的塞汶河，則戰事告終。[3] 蘇格蘭的合併 奧力味之統治特威德河以北之地，其惟一權力在英吉利的軍隊，軍隊不能永久不走，故他的措置亦不能永久維持不墜。但軍治雖不能長久而軍力已足以助奧力味實行他的有利於蘇格蘭的開明政策，而毫不畏縮妥協。蘇格蘭亦因內部分裂之故，最後仍不得不就範於它向所不肯聽命的巨鄰。奧力味把不列顛全島並成一個共和國，蘇格蘭的議員加入於護國政治時的不列顛國會，而和英吉利議員不分彼此。合併而後蘇格蘭得首次享受和英吉利自由貿易的及後者海外市場的絕大便利。治安之嚴格維持，及訴訟之公平處理，亦為它歷史上空前的盛況。即在高地奧力味亦派兵駐守，而好鬥的各部落竟被懾而不敢妄動。他的政府可謂好政府，不過如在英吉利一樣，它也是昂貴的政府，賦稅甚重，而人民亦嘖有煩言。 蘇格蘭長老教社的尊嚴及效率仍得保存不墜，但它不能復如前此之誅除異己，或凌駕國家。「我的確深信」，有一個蘇格蘭長老教徒論及護國政治時說道：「在那個短時期內真正皈依基督者比自宗教改革以來任何時期為多，雖則為時有三倍之長。」英吉利的軍隊，就占據式的軍隊而論，也堪稱紀律極好的軍隊，除了他們有時好作建立浸禮教堂的嘗試，或好破壞刻克的紀律以為取笑之資。逢長老教徒做禮拜時他們常會高踞於所謂「懺悔的凳」上，會眾的年輕者相顧大樂，而「莊重的過生活者」則雖怒而無可如何。 蘇格蘭人以查理二世1660年的復闢為他們重獲民族獨立的一年，實則這時只取消了正式和英吉利的合併及和英吉利的自由貿易，真正的獨立要至1688年的革命才得恢復。在1688年以前，蘇格蘭人內部的分裂使他們的國勢非常衰弱，而英吉利諸政府的策略極易相繼貫徹。在這種種外人主持的政府中，奧力味的實為最先的一個，而且也是最不能算壞的一個。 奧力味為護國者時，實現了他聯合不列顛諸島成為一國的好夢。蘇格蘭及愛爾蘭在立法及經濟上都和英吉利聯為一體，它們的議員出席於韋斯敏斯忒的國會，而它們的商人得自由賣買於英吉利的市場。奧力味活著一天，愛爾蘭抗議教徒的利益亦一天被視為英吉利的一部分而當心著，培養著。但復辟重把不列顛諸島裂開，信抗議教的愛爾蘭人的經濟地位為英吉利的貿易利益所犧牲，而他們的長老宗教則成盎格力干教報復的戰場。愛爾蘭的種種災難並非全可諉過於奧力味的設施的。 海軍的復興 弒王政府有恢復英吉利海權及重建英吉利海軍的大功。經此而後海軍基礎是永久的了，繼起的政府，無論政治的色彩如何，皆誠篤地努力維持而不讓衰落。國務院中的人物已獲過兩次內戰的勝利；他們乃就各階級中的傑出人材由實事的試驗鍛煉而選拔出來的，他們能以軍人及實在的眼光來應付發生的事變，而且在財政上他們又有斯圖亞特諸王所從未獲到的充分徵收必要賦稅之權能。海軍三分之一的變叛，及魯柏特親王在外國海港中組織叛軍以作亂海上而替乃舅復仇的舉動，足以危及倫敦及全英在海峽中的貿易，且為大內戰中所未經的危險。新政府的人物深知除了想法盪除這敵方的海軍外只有滅亡的一途，故不惜以全副的精力及物力來建設海軍。他們本大都受過軍事的訓練，所以他們的陸軍風氣得以貫注入艦隊的紀律及戰術中，而英吉利海軍的傳習益以大備。科柏特·朱理安（Julian Corbett）寫道：「他們的設施使英吉利的海軍一變而為近代式的組織，而英吉利為世界上大海軍國的地位亦於以確立。」但他們如果沒有在此適逢其會的時候，得到布來克·羅伯來統率共和國的艦隊，他們恐怕也不會成功。 布來克 照近代的海軍史家看起來，布來克位僅次於掘類克及納爾遜。他八年統率海軍的成績，他對於無所不有的仇敵——對於魯柏特，對於突尼西亞的巴巴利海盜，對於荷蘭人所能派出的最大的艦隊及最大的海將，對於藐視我們由來已久的法蘭西人及西班牙人——之無數交綏，無數勝利，使不列顛的海軍得到它在依利薩伯時所希望得到的，在斯圖亞特時完全失了的，而自布來克以後從未放棄（短時的落後不計外）過的地位。復辟而後，克倫威爾的陸軍制度雖因其政治上的聯帶關係而遭劇烈的廢棄，然布來克的海軍傳習則為騎士及托立黨所採擇，而成為英國近代史所系的重要史因之一。 布萊克像 布萊克（Robert Blake，1599—1657），海軍上將，克倫威爾的英倫三島共和國海軍總司令，英國歷史上最有名望的海員之一。 和掘類克或納耳遜比起來，布來克不能怎樣說是由海員出身的。他為布立治窩忒一個富商之子，所以他於帕立特（Parret）灣及布里斯托爾海峽的商航事業頗為熟諳；但他志在成一牛津的學究，而經驗則嘗把他變成一個成功的清教軍人。當大內戰中騎士黨的勢力正十分猖獗於西南部之時，他嘗在來謨里吉斯（Lyme Regis）及湯吞（Taunton）先後成立以少敵眾，以弱抵強的守衛軍。他在那兩地的戰績，誠足為清教徒之從軍者生色不少。但他並不怎樣是一個狂熱之徒，他實是一位富於責任心的公僕。國王就刑數日而後，政府即征他為艦隊的統帥，且責令為海軍恢復海上已失之自由；他固奉命惟謹，同時，在他一方則實有受寵若驚之感。但他之被任初非盲目之舉，他關於船隻船員的知識縱不甚富，亦已高出於其他軍人之上。自是而後他的天才領他走向勝利的海路上去，他無往而不獲勝利。 魯柏特固為不世出的海陸軍人，但他不幸而和克倫威爾及布來克同時，陸上有前者做對頭，而海上則有後者。布來克把他封鎖於愛爾蘭諸港，復把他追蹤至葡萄牙，把他驅出葡萄牙，最後復追至地中海。騎士黨海軍的大部卒於地中海中被布來克所殲滅。在內戰的進行中，英國居然首次侵入地中海。法蘭西，西班牙及義大利的君王雖震驚失色而亦無可如何。奧力味有鑒於此次布來克追逐魯柏特所獲的勝利，故於數年之後又遣他至內海，不但以作我國商人的保護，且為議國政治的外交政策助聲威。自是之後不列顛在地中海的海權一直成為世界史中的一重要原動力。[4] 航海法 海軍在布來克統率之下的復活，及國家之受治於一班和營商社會，尤其和倫敦有密切接觸的人物，兩俱足以促成和荷蘭人的競爭。在過去的一代內，荷蘭的航海者嘗趾高氣揚的往來於北歐及美洲諸海和非洲及印度諸洋之間而無所顧忌，且嘗盜取英國及其美洲殖民地的漁業，而壟斷它們的海運。1651年的《航海法》及1652—1654年的英荷之戰，蓋可視為英人復和荷人認真競爭的開始，雖則英人的最後勝利要到18世紀之初才獲到，到了18世紀之初荷人始不復能為海上貿易之王。英荷的競爭不是一下子的動作，而是長期的演化，而演化的發端則即在共和國時期。[5] 以限止外船通航於英吉利海港為目的之《航海法》，在理查二世時已有由國會通過者，但因英船太少，故事實上法律不能執行。就原則而論，1651年的法律實無新奇之處，而其不能嚴格執行正亦意想中事。但它可以表示英人對荷蘭海權的一種反抗精神，而且因為英船已比昔日增多，故政府對於執行至少也有不斷的努力。復辟政府把紐約自荷蘭奪來之後，荷蘭失了在美洲的航海根據地，因此《航海法》中的原則亦漸漸推及於紐英格蘭（New England）的諸港。 荷蘭之戰 共和國和荷蘭間的海戰因好些的事端而爆發的。戰爭的原因亦極多，但都可歸納於兩航海群社間的互相嫉視及競爭。布來克及凡特綸普（Van Tromp）所統率的艦隊為當時世界最大的艦隊，就船艦的建築及船員的技術而論，已並不多弱於在尼羅河及屈拉法加（Trafalgar）建功的艦隊。兩者本屬旗鼓相當，勢均力敵。荷蘭所受的損失比英為多，因為它在陸地上的物力較小，而且它自立國以來依以為生，依以致富的商艦今又首次被人阻住海峽的去路。在初次交綏之時，英吉利較大的持久力蓋已於此可見。 和荷蘭的戰爭在倫敦城中較在軍隊中為得輿情。克倫威爾很望能得全世界抗議教國的合作，故他一作護國者後，首先所做之事之一即為與荷蘭講和，而使兩國輯睦。 西班牙之戰 但奧力味的親政亦並不能使英吉利得免於外戰，雖則它十分需要和平，和平為它取到財政的穩定及民眾最後的好感的惟一機會。他的抗議教和他之贊助散處全世界的英吉利商人及殖民者，都害他和西班牙發生衝突。依利薩伯時的英人本力持他們有和西班牙殖民地通商之權，且不受西班牙人任何的宗教考查；奧力味今又舊事重提，毫不讓步。但西班牙的大使則視這種要求宛如要「他主上的兩眼」一樣無理。西印度群島中本極多英人的殖民地，但西班牙則仍視為它的屬地，故在此一帶的西班牙軍隊和英吉利商人，殖民者及燻烤海賊間的衝突鬥爭竟無時或息。奧力味舉祖國的全力來幫助西印度的英人。他所派出的遠征軍雖敗於喜斯帕諾拉（Hispaniola），卻得了乍美喀。在西印度殖民帝國的發展史中，乍美喀的取得誠為最重要的一個階段。自此而後西印度在不列顛貿易，外交及戰事中也占了很重要的地位。 外戰之勞而無功 克倫威爾的英吉利在歐洲的政治中固有舉足輕重之勢，且為各國所敬畏，但它的成績實在有限得很。服德派（the Vaudois）[6]的保護固義俠可風，值得我們的敬意，也值得一首極佳的短詩來讚揚稱頌（縱出於政府中人的手筆[7]亦不足以損盛事的毫末），更為一件手腕高明的外交勝利；但於實際上則這件事毫不重要。和西班牙的交戰實是大西洋彼岸之爭，在歐洲則無論於英吉利或於抗議主義都沒多大好處。固然，布來克之毀滅憑德內立夫（Teneriffe）諸炮壘（即日後納耳遜喪失一臂之處）為保護的西班牙艦隊為極光榮之事，而紅衣步軍之攻陷鄰近敦刻克（Dunkirk）的泥滑的沙丘為極勇敢之舉，且值得旁觀的法蘭西聯軍之傾倒，但不列顛實無需乎這種勞兵傷財的干涉政策。它永久的利益為歐洲的均勢，而當時之勢早已均衡，無須克倫威爾的費力。西班牙已就衰落，法蘭西則尚未盛到可以危害它國的地位。30年之戰已告結束，一時亦沒有什麼可以容考斯道夫·阿多發第二出現的機會。如果奧力味的海陸大軍能於1618年或1630年時或1670年以後出沒於國外戰場之上，則他或會建立殊大的功勳。但1654年的形勢則異是，英雄雖有，而時間已過，或尚未到。英雄與時勢之巧合誠可造成歷史，而巧合之無有，亦可造成一種歷史。 財政上的窮迫 荷蘭之戰所費本已不貲，西班牙之戰起後國民的負擔益重，而全國的貿易及繁榮亦受重大的打擊。奧力味的軍國主義及帝國主義不特在政治上早失民心，且也因所費太巨而民心益背。我們今日固年年將財產中的一大部分貢獻於稽徵員吏，我們且視之為常態生活中應有之事；但在當時則此種輸將尚被視為不可忍受的虐政。奧力味之收入似不可謂少；重稅而外，他尚可變賣王家及主教的田地，向「惡人」收罰款，並沒收愛爾蘭半數的土地；但他歿時仍負債纍纍。所以僅從財政方面著想，護國制度也有變更的必要。必軍隊可以遣散，然後財政方有辦法。但軍隊決不能遣散，除非基於大眾的同意的政府有恢復的可能。奧力味在臨終以前的數年內嘗致力於一種可能的方法的發現。但他前者曾坐視可能的方法逝去，他不能再得任何的方法；他只能負起了重擔東闖西走，而光明之路則終不可獲得。 你仗某種方法而取得政權， 你也得以那種方法來維持政權。 此為馬味爾·安掘魯（Andrew Marvell）的識見所及。他在政治上雖不及護國者的另一詩家大臣[8]的重要，但他的見識則並不稍有遜色。 護國政治的末年 在一方奧力味和斯屈拉福德等一班摧殘國會者不同，他始終相信國會之制是英國必需的。在又一方，他亦和創立共和者異趣，他始終為立憲君主制的信徒。然而因君主制及國會制之兩不能保存而使清教黨終歸於失敗者即是他的責任，此則誠非他之始願所及。他十分願見文人的法治政府，然而文人的法治須至他死後才得恢復。他的數運致此呢，還是也因他自己的過失呢？關於此點，最熟諳當時的情形的史家反而最不願發表肯定的意見。 長國會的殘餘國會正想永執政權時，他毅然把它解散。此舉也許是一件必要的行為。剛解散後的1月，全國頗形歡騰，而記事歌人吟唱著： 勇敢的奧力味來到眾院宛如一位神靈， 他的嚴厲的容顏把議長驚得口呆目瞪； 「你們走開」，他說，「你們在此已夠久長， 難道你們將天長地久的留此不散」？ 然而紅衣軍之直入眾院議場，及他在衛士室之挖苦議長金笏（mace），究留下了一極不好的印象。如果金笏是玩物而王冠應予踐踏，那麼除了刀劍外又有何物足道？ 他成了護國者之後，他的國會不復能和他一致，雖則這些國會當選舉時都有種種因時制宜的限制。究竟他應否再多冒些險而和國會成立一種當時不可或少的協議，確是一切問題的中心，但我們因限於篇幅，未便討論。如不和國會謀妥協，則另一的辦法即是諸將的政府。有槍階級的政府，不特為國人所不贊成，且和奧力味自己亦臭味不能相投。在他末了的二年內他嘗極力和主張法治及憲政者謀妥協，他希望可以不賴軍隊之力而得以維持政府於不墜。他們要求他恢復君主之制，而自為英王。他逐漸的贊同他們的意見，但他依賴最殷的幾個軍人領袖仍牢執共和之說，而不肯從同。趨向緩和且崇尚實際的人，尤其是法律家，大都以為克倫威爾應即大位——兩年後根據同樣的理由而首先贊成召查理二世回國者即為這班人物。當時之人蓋視君主制為恢復國會及法治之必需條件。 在這新變化的進行正在開始之時，護國者突以死聞。但他於死前已能清除軍隊中最激烈最發狂的部分；因此，重實行而不尚理論的門克（Monk）將軍得為軍隊中勢力最盛一派的領袖，奧力味死後18月中雖禍變不絕而他仍得握實權而不墜，也因此之故。大眾所需要的裁軍，復辟，國會及法治的恢復，皆可一一藉王室之名而實現，而無須流血。如果奧力味不死，凡此種種設施是否可假他之名而實現卻是一個疑問，但也不見得一定不可。 奧力味對於宗教之功 奧力味對於種種的復辟解決也許會處之泰然，比我們所料想到的更要泰然，因為他是一極愛國者，極投機者，而且在中心又是一熱烈的擁護國會者。他最大的失望當在新局面的宗教一方。但即以英吉利的宗教而論，他也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跡印。他嘗因第一次內戰的勝利，而使國會得為決定宗教事務的最高權力；詹姆斯二世固嘗作收回此權的嘗試，但亦徒然。他更因第二次內戰的勝利而使長老派的正宗主義無從成為國教。他多年的統治使蘇格蘭人得長育成為有力的人物，所以在諸教（指國教以外之教）叢起的未來時期中，英吉利清教主義的形式及精神，實受了蘇格蘭人的影響而沒有受長老教徒的影響。英國宗教思想及宗教形式之繁雜，極有利於思想的自由，且在國教教社之中亦不無良好的影響，而其所以繁雜之原因，縱雲由於英吉利的民族性，然克倫威爾時期實為繁雜開始的時期，故克倫威爾之功不能忽視。 護國者兼取教社以內有包容而教社以外有容忍的政策。他雖保存著什一稅及各種捐建，但他禁止有誅除之舉。長老教徒，獨立教徒及浸禮教徒俱可不分彼此享用教社的祿位，在教社以外則式樣更要新奇的會眾亦可以自由成立而不虞被禁。所以他於宗教方面得使清教各派別相安無事，雖然在政治方面他始終未能收到同樣的善果。他甚且私下容忍《祈禱書》；如果政治的環境不使盎格力干主義和放逐的斯圖亞特成為不可分離的結合，他或竟會公開的讓人家用《祈禱書》。他宗教政策中惟一的致命缺點為他之未能依照《提議諸大綱》而讓盎格力干教徒亦得參加教社的生活。至於公教徒則在保護國之下頗獲自由，他們所受的干涉，比所受於長老國會或盎格力干國會的干涉為輕；彌撒雖尚不為法律所容忍，但所謂不服國教者（指公教徒）的懲戒諸法（Recusancy Laws）則已正式取消。 夸刻教徒 上述的種種情形實有利於新宗教運動的發展，在這個偉大的宗教時期沒有衰落以前，別時的情形都及不上此時的有利。夸刻運動亦在此時突起，大部分的當局者雖不以為然，但奧力味則袒護有加。它在保護國時頗能根深蒂固起來，所以即復辟時期惡狠的誅除亦不能把它消滅。福克斯·喬治的宗教至少可為英人宗教貢獻中之最富創造力而最新奇者。他的極精誠的，大反正宗的基督教，在17世紀下半的分立清教派中有極大的隨從。在它得勢的初期，夸刻主義——基於所謂「自照」（「inner light」）的教義，實即每個男女耶教徒直接得到上帝的靈感之意——就它在平民中所采的精神及方法而論，本屬於信仰復活派（revivalists），到了後代，它始成為消極的靜止的主義。 教育 長國會及護國者都盡力扶掖教育，學校因得政府直接的補助或教產的捐助而大興。清教運動對於教育事業的認真，和搶劫教社的推鐸爾諸王的不認真適得其反。大半藉了清教徒的勢力，學校的捐設在17世紀的上半葉中的進步遠過於過去的百年。熱心教育的動機多半是宗教的，但把教育和宗教相連，又把宗教和政治相連，卻是極不幸的一件事；因為這樣一來，大學及學校中總脫不了宗教的紛爭，首先有勞德之排斥清教徒教員，繼則有清教徒之排斥勞德派教員，終則有復辟諸國會之排斥除了盎格立干教徒以外其他任何派別的教員，兩大學本不乏蓬蓬勃勃的氣象，但受了宗教不容忍的惡影響後，竟喪失了生氣，更因而有18世紀的消沉。大學的生活蓋絕不能和政治上或宗教上之牢守正宗相容。 清教主義的流弊 清教徒執政時有排除清教徒以外之人不使與聞參加政治的傾向。此誠為他們秉國時的一大罪過。他們以熱心宗教為口號，呼這口號之人便可得勢，不問他假偽到怎樣地步。他們之擅禁戲劇以及其他以力逼人為善的輕舉妄動皆坐同樣的錯誤。所以在復辟時，人民中向不過問宗教的一部分已變成了痛恨清教徒之人，猶之20年前他們之厭惡勞德派的僧侶一樣。在當時社會中居最有力地位的鄉紳階級特別是不服清教徒的政治，因為國家舊時的文化典制曾被推翻，而政權曾入於諸將之手。無論他們自己或他們的父輩在大內戰中嘗袒助何方，他們都把他們所不願見的社會及政治變遷歸罪於清教宗教；因此之故，20年前厄力奧特及庇姆時的形勢完全轉變，而《克拉稜敦法典》中諸種反清教的立法不出於國王及朝臣之手而反出於國會及鄉紳之手。然而清教各派亦只有在國會制度之下能希望於日後取得容忍，若勞德式及斯屈拉福德式的斯圖亞特專制政治繼續不斷，則清教徒各派終亦無幸。故清教徒在大內戰時之所獲或畢竟多於所失。[9] * * * [1] 這班購進騎士們所變賣（因須完付罰金）的產業者，到了復辟之後，仍保存著他們的新產及他們的社會地位；因此查理二世頗受他自己的及他父親的徒黨之責備，他們責他為忘恩負義。這不是不應有的責備，然未必是公正的責備。但以薪俸或所得，賤價購得教社或王室田地的克倫威爾一派人物（大都是軍官）則在復辟時轉喪失了新置的田產。除了在愛爾蘭外，他們不論在何地都又返至他們原先的低下社會地位。 [2] 著Hudibras以譏刺清教徒的Butler嘗有一首可以用於克倫威爾之詩： 「根據於這新光，不論他們所說的是什麼， 他們總以為只有是而不會有錯。 這是精靈的黑暗之燈， 別人不見而只有持者自己可見。」 [3] 蘇格蘭人及騎士黨入侵英吉利時，英人不但沒有響應，英之民軍且起而驅除他們。於此可見弒君者雖不得人心，而他們的仇敵，尤其是蘇格蘭人，更不得人心。 [4] 詹姆斯一世於1623年即派過海軍到地中海以剿除阿爾及耳的海盜，但無功而返。奧力味能深切的見到地中海的重要，故嘗有過派兵占領且據守直布羅陀海峽之議。 [5] 關於荷蘭的海上霸權，見上第434頁。1651年的《航海法》「禁止亞非美三洲任何國的貨物運入共和國的領土，除非運貨之船為英人或英吉利殖民地人所有，且船員過半數以上又為有英吉利國籍之人。歐洲的貨物只准由英人所有之船，或貨物所自出產之國的國人所有之船運英」。 [6] 譯者按，服德派為12世紀服德（Valdo）所創，經宗教改革以後成為抗議教的一派，繁殖於法之Provence，在法蘭西斯一世時備受誅除。至16世紀中葉又受法政府的虐待，故克倫威爾大發義心。 [7] 譯者按，指密爾吞。 [8] 譯者按，指密爾吞。 [9] 末句譯者加上以顯著者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