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史 · 第三章 大內戰 1642—1646

兩黨的分野 王黨軍隊中固不乏豪霸沉湎之徒，國會黨軍隊中固也不乏矯偽狂信之輩，而純圖私利之人固又充斥於兩方，然就大體而論，則騎士有他的忠勇，而圓頭黨有他的自制力及急公好義的熱忱；兩者盡堪和法蘭西大革命中的逃亡貴族及雅各賓黨比較而生色。我們須知英吉利內戰不是一個階級互相仇殺，或貪鄙殘忍的破舊社會之崩塌，而是數種政治及宗教理想互爭上游的一個奮鬥，因為那個在經濟上甚繁榮，在社會上甚健全的國家，其各個階級中當時都有政治及宗教之分。 戰事的原因與經濟無關，且只間接的是社會的。但大體上貴族及相連帶的部分多袒國王，而宗教改革以後始起來的新社會則易和國會表同情。新社會以倫敦為中心，而舊社會的大本營則在離都城極遠的西北兩部。 戰事初起時地主在各邑中都是領袖，不拘何方。貴族的大多數為國王作戰；但厄塞克斯伯，曼哲斯忒伯，勃魯克貴族（Lord Brooke）等一班貴族則為早期圓頭軍隊的統將，而於韋斯敏斯忒也仍有一班自稱貴族院的貴族集會不散，以維持庇姆的國會之完整。王黨的重要勢力來自世系較舊，鄉氣較重，而和商業社會接觸甚微的一班鄉紳；與營商世界接觸較密的鄉紳——有些到了新近才晉為地主階級，他們之平民出身蓋尚為世人所嘲笑——則普通總效忠於國會。在城市中，尤其是沿海或和紡織業有關係的城市中，圓頭黨占絕對的優勢，但大都的大教堂市及有幾個貿易市則從騎士黨。佃農們自己無抉擇，他們惟地主的馬首是瞻。農作手或莊傭就實際的影響說起來都是中立的，除非有人強迫他們或買通他們去加入持矛或執槍的步兵。自由農民為兩方軍隊中最優等最高興的作戰人物，尤其是在克倫威爾的東盎格利亞騎隊中。 西北兩部，除了清教徒的紡織區域及海埠以外，助國王最力。在衛斯萊（Wesley）以前，「塞爾特邊」為清教主義足跡所不到之地，故查理最精良的步軍由康華爾的義勇兵組成，而他的其他步隊中亦甚多是威爾斯山中的堅強有力之窮民。東南兩部為國會的極穩區域，一因克倫威爾在以劍橋為中心的所謂東部協會（Eastern Association）中大活動，又因倫敦的力量足以左右近畿的諸郡。但全國的城邑中個個都有兩黨，和中央軍主力戰無關的地方小戰亦在在發生。因為中立的人極多，而觀望形勢的人更多，故一個有力的領袖往往可以決定全區的向背。在這班中立觀望者的勢力之下，地方上有成立所謂「郡和約」者，其目的在停止本區境內的戰事；但這種脆弱的和平關欄不久即被方張的戰氛所一盪無餘。 羅馬公教徒都助國王，或可說是都助王后，因為她才是他們的真正黨魁。在北方諸郡及郎卡邑中他們的勢力極盛；在後者中，封建公教主義和紡織區中清教主義間的局部內戰極為兇狠。在查理獨裁的時期中，從前懲罰公教徒的法律已經停止執行，罰款也可不付，故公教舊貴族及舊紳士得以傾積聚已久之囊以解國王的倒懸。年收的租金達2.4萬鎊之多的烏斯忒伯於1642年慨然解囊助國王逃出窘急的財政難關。他的剌格蘭（Raglan）堡寨及溫徹斯忒侯的貝潯府（Basing House）在故事期中為羅馬主義及王權主義的堅壘，圓頭黨歷久始把它們攻陷。它們的陷落且值得盛大的慶祝。在隨起的戰爭中羅馬公教徒蓋註定要比其他部分受更嚴重，更永久的損失。 戰費的來源 歸根國王終因缺乏款項而失敗。忠於他的各部平均計算起來其富力不及叛他的各部。他的大本營在牛津，牛津雖以學府中心見稱，而於富力則不足道，以之當敵人所占的倫敦實有螳臂當車之感。鄉氣重大的紳士盡可舉所有的生命，武力，馬匹，及盤碟以供國王的使用揮霍，但他們多不知在圓頭軍隊沒有開近而田產尚沒有沒收以前，將田產變賣。且查理即得到自由的捐助，國會也得到民間的輸將。清教鄉紳及鋪主們也極富於盤碟刀叉[1]之屬，所以 杯子，粥碗，及高底酒杯， 都鑄為矛及毛瑟。 國王固時令紳士們組織私家隊伍以勤王，但國會亦何嘗不然，國會方面如罕普登的綠衣隊（Green Coats）亦極負盛名者。戰事初起時兩方俱賴私人的組織及私人的熱心，且兩方所得於私人的幫忙者亦相若。但圓頭黨的持久力較大，因為他們能為國王之所不能為，他們可以同倫敦城磋商借款，並可向英吉利的貿易及於最富饒的區域抽收正式賦稅，而國王俱不能。為應付內戰起見，長國會開始對於貨物徵收各種消費稅，而對於田地產業的賦稅的估值法亦大有改良。以和昔日隨便估值的「補助金」比較起來，新稅對於公私兩方俱較方便，在國家可得較大的稅收，在私人則可減輕彼此間的不公道。從長國會的租稅法令中我們可以找到我們近代財政制度的發源。依利薩伯只可薄薄取用而詹姆斯及查理則絕對不能享用的英國財源，國會為自身作戰時始大大取用。 大海亦在國王的敵人手中。王家的海軍向「庇姆王」倒戈。諸海港則捐贈國會以商艦。英吉利的海外貿易足以增加叛黨的富有，而查理則連軍火的運入也發生困難。國會所徵收的消費稅大半亦由西北的騎士來負擔，因為直接納稅者雖為圓頭黨勢力下的製造區及海港之人民，但騎士們購用來自東南的貨物時須付較高的代價。 如果國會一早即能利用上述財政上的優勢以獲得軍事上的勝利，則戰事或可不致延長下去，而庇姆，罕普登及厄塞克斯原先所領導的國會黨，或可不必藉助於蘇格蘭的盟約軍隊或東盎格利亞的分立派（Sectaries）軍隊，不必發生各種麻煩，而即可獲勝。若然，英吉利的歷史亦必將另采一大不相同的進程。但事實不如此。騎士黨起始時雖十分相形見絀，但進步極速；到了1643年底他們已征服西南部分，而他們在恆伯河以北的地位亦十分堅固。 魯柏特 國王的諸將能在早時獲到種種勝利，因為他們的部下極易變成優良的軍人。在那個尚文最甚的社會中，兩方起先都缺乏有過訓練的軍隊，他們的民軍很難視為受過何種的訓練。但善騎的鄉紳及扈從他們的獵人圉人，只消得軍人的稍一指導，便能成為騎兵。那個年方二十二，但曾在德意志親歷過戰事的少年王侄魯柏特亦為查理致勝之一因。他的意興高，而他的膽力亦大，當1642年國王正在無法可施之時，他替他組成了一個國會方面尚無力抵抗的一個騎隊。 軍備及戰術 魯柏特常和諸將爭辯，他首批的爭辯之一為瑞典式及荷蘭式陣列之孰優問題。他堅持王黨的騎隊應於厄其山（Edgehill）取瑞典三重橫隊的形式而以鋼器直擊，他反對漫漫排成荷蘭六重縱隊的舊形式，逢作戰時則停止前進而以手槍射擊。瑞典人的比較要兇猛的近代戰術不久即為兩軍所採擇，而克倫威爾的鐵軍用來尤見奇效。 英國內戰武器裝備 至於步兵則仍用六行或六重縱列的陣形以交戰，有時為攻取對方的陣位起見也有減至三重者。矛隊居於中間，而毛瑟槍隊則站於兩翼。槍隊已經放槍之後，他們即持槍而向對方密集，力強的官佐兵士則可擊下敵人。但兩軍肉搏相交之時，矛隊實為主要隊伍。在高下不平而又圈圍起來的地方，毛瑟槍隊，如得稱職的領導，實比矛隊有用，而步兵比騎兵有用。但在曠野之地，因槍刺此時尚未製造，故騎兵的側擊足以致毛瑟槍隊的死命，且時常足以致全軍的死命，如果全軍正和對方的步軍作正面的攻擊，而一時不及改變陣形以受展長的矛隊之保護。在有幾個戰場之上，如同蘭茲丹及紐柏立（Lansdowne，Newberry）或如日後諸戰中的普勒斯吞（Preston）及烏斯忒，林地或圍籬可以助步兵的作戰，但當日東北及米德蘭大部的地形儘是未圈圍的田野或空曠的野草地。在馬斯吞荒地（Marston Moor）及在起伏甚緩的納斯卑（Naseby）一帶，則步兵又受騎兵的攻擊而毫無遮蔽，既不能如上古時之有茂林可資保護，也不能如今日之有圍籬可資躲避。 因此種種理由，戰事中舉足輕重的勝利都由騎兵獲得。凡能統領最佳的騎兵者——如同1642—1643年的魯柏特及1644—1645年的克倫威爾——便能使他一方為英吉利的主宰[2]——只消他也能如克倫威爾之對於戰事的全局有大將的眼光。 王黨在1643年不特有平均起來較佳的騎兵，且有最精的步隊。和普吞（Hopton）康華爾軍（Cornishmen）可驚的精銳在當時蓋無能出其右者。因為有了這些優勢，故王黨得以蹂躪英吉利的西南隅如入無人之境，把當時圓頭黨微小的，紀律極壞的軍隊，無論是由私人供給的或是由地方供給的，一一消滅無餘。可憐圓頭黨，除了這些破爛軍隊而外，當時又無別的軍力可一擋王黨之焰。[3] 王黨的戰略 國會黨的諸將，因到處亂開，缺乏一定目標，致為敵人所逐部擊敗。騎士黨的幹部則有一個可以早日結束戰事的大計劃；他們擬由約克邑，泰晤士河流域及西南三路同時進逼倫敦。和普吞所率自西南進攻的軍隊於開向倫敦時，中途尚擬援助肯特被壓的王黨舉事。但不幸王黨的軍隊因地方性太重之故而覆沒；康華爾及得文的士卒並非餉給甚優役期甚長的正式兵士，而為不願久離家室工作的義勇軍，普里穆斯之猶為國會所占領更足使他們因歸道斷絕，桑梓危險而寒心。布里斯托爾固然給他們打下來了，但清教徒紡織業的中心格羅斯忒及湯吞猶未陷落。他們不久即知攻倫敦以前先有取這兩城的必要。他們圍攻格羅斯忒正緊之時，倫敦的工徒軍突又遠來把它解圍，蓋師父們已准工徒們停工兩月，而從事救護國會黨在西方的勢力中心。 在這樣的一個戰爭之中，誰能先有一個長期服役，有正式餉銀，有正式紀律的軍隊，誰獲勝利；此為事之所必至而理之所必然的。但國王無此財力；國會雖有此財力，而無此見識。 同時，從約克邑進攻倫敦的軍隊亦為對方所阻止，半因赫爾海埠的抵抗，赫爾之在北方蓋略似普里穆斯之在西南，半亦因東方協會的諸郡為清教主義勢力最盛之區，而又有理想上的領袖，因之圓頭黨政治及軍事上的組織亦較堅於別地。 鐵軍 克倫威爾·奧力味（Oliver Cromwell）是清教徒派的一個鄉紳，他自耕其地，和本地市鄉的中下階級常有營業上及政治上的往來，而且關係也極密切。關於疏泄水澤地一事，他為小農夫及漁夫的公共利益之擁護者，所以在長國會開會以前，他早為鄉里中人所馨香祝拜，視如知己。他嘗參加厄其山之役，嘗注意到騎士黨精神奮發的騎兵之優於對方的「年老僕役及汲酒之人」，並嘗以此告其表兄罕普登。自該役回至東盎格利亞後，他即從事於披胸甲的騎兵之募集，他教他們以軍人應有的嚴格紀律，同時又激發他們的宗教熱忱。他本熟知自由農民及小資產階級，而他又為他們所習知，故新隊伍都由這些階級應募而成。他們「比普通的兵諒解力要大些，他們目的不在賺錢，而在謀公眾的利益」。在政治及社會上他們自始即以一種民主氣味，而在宗教上則以能不拘泥於清教的形式自顯。克倫威爾在此時嘗寫道： 一個能知為何而戰，且愛他之所知的隊長，實在不知世事的紳士之上。真正的紳士我固願尊敬有加，但與其信俗所謂「紳士」，還不如信披黃褐色大衣的隊長。任這種穿便服的人充騎兵隊長，也許會使一部人不適，但軍事既須進行，則總須有人去經營，而便服的人總比沒有人好些。 這班東盎格利亞的隊伍以「鐵軍」（「Ironsides」）見稱於世；「鐵軍」之雅號初本贈與他們的領袖個人者，但不久即為全軍所公用。他們開英國戰事及政治史上的新紀錄，而為新軍及克倫威爾一切軍隊的真正起原。他們首次的大功為敗北方騎士黨之軍隊於根茲巴洛及溫斯卑（Gainsborough，Winceby），而阻止他們繼續穿林肯邑而前進。經此而後，在恆伯以北據赫爾海港以維持圓頭黨勢力的非耳法克斯·托瑪斯爵士（Sir Thomas Fairfax）復得與本黨的主力區域維持接觸。 克倫威爾像 克倫威爾（1599—1658），在廢除君主制、上議院、主教，並於1653年最後廢除下議院後，克倫威爾成為英國共和政體的「護國公」。 國會求盟於蘇格蘭的代價 但僅僅阻斷騎士向倫敦的前進尚不足以副人民之望。國人對於戰事已生厭心，希望它能早日了結，即在都城中主和黨亦甚有力。他們主張對國王「通融」，實則他們之所謂通融，與降服並無多大分別。在這種困難情形之下，庇姆毅然的和蘇格蘭人磋商聯盟的條件。蘇格蘭人自英吉利接受他們民族的要求後，早已於1641年8月向特威德河以北撤退。他們今允復把軍隊開至英國，以助國會攻王黨，但他們要求英吉利教社依蘇格蘭式改革，為聯盟的條件。 國會諸領袖不能接受這整個的要求：他們雖雅願廢除主教制及《祈禱書》，且讓世俗人加入教社的組織，但他們究為英人，他們仍堅持國家須有權管束教社。除此而外，尚有一個難題存在。蘇格蘭人及附和他們的英人更要求誅除一切非正宗的清教諸派，即在教官派（即主教派）尚未打倒以前，亦須同時誅除清教主義中的異端。許多人也以為只有這樣做法，才可以獲得上帝的保佑而取勝。 但清教主義，當它在英吉利勃發最速的時期中，實非拘泥於正宗一派的宗教；它的派別之多殆不可以數計，既各有各的生氣及個性，又各有各的教旨及儀式。那時英吉利庶民的宗教大醞釀正是橫決有力，而年輕的福克斯·喬治及班楊·約翰（George Fox，John Bunyan）亦為所籠罩之時，故人們盛作 新的長老即是舊的教士變本加厲 之思；欲他們循從正派清教蓋誠非易事。韋斯敏斯忒的議員們固可不費思索的把一切膽敢作預言的補鍋匠及鞋匠不分皂白的打入同一的牢獄內，不管他們之中有沒有於日後會著《朝謁者的進程》（Pilgrim’s Progress）或創朋友會的教派（Society of Friends）之人，[4]然自克倫威爾以下最佳的英軍全體所持對於正派宗教而有的態度則不容同樣忽視。「尖高的建築」及「雇來的教士」輒被久戰的兵士指摘不留餘地。在半數擁護國會權力的團伍及地方委員會中，獨立派（Independents）和長老派皆互不相容，前者公然侮辱後者，而後者則要求盡把前者罷斥。獨立派所要求的是一個自由而且會眾可自治的教社，而不是隸屬於任何最高組織而須遵行正宗的意見及儀式之教社。 外敵未除而鬩牆之危已見，王黨軍隊的勝利幾同保了一層險似的。幸而在1643年的秋季國會和蘇格蘭人間的條件磋商有了結果。國會加入了蘇格蘭人和上帝的盟約，並約定「依最改良的教社〔指蘇格蘭教社〕的先例」並「依上帝的言語」來「作徹底的改革」，所謂「依上帝的言語」云云當然是一種遁辭，但這含糊其辭之約已足滿蘇格蘭人之望於一時，而得到他們的援師。此為庇姆最後的成績，他旋即死於是年12月。 馬斯吞荒地 已死政治家的政策即在次年產生善果於馬斯吞荒地的一戰。克倫威爾的東盎格利亞軍，非耳法克斯的約克邑清教軍及亞歷山大和勒斯力·大衛（David Leslie）所統的蘇格蘭軍，三軍聯合而成的2.2萬人之大軍幾把總數達萬八千人的北方騎士及魯柏特之聯軍殲滅無存。此次為全戰事中絕對最大的一役。魯柏特自己及他前時無敵的精騎皆降於「鐵軍」。北英亦一舉而入圓頭黨的版圖。 但馬斯吞荒地的勝利多半為厄塞克斯的失利所消去。厄塞克斯並不努力消滅王黨軍隊，而急於深入王黨的領地，前進太急失了目標，致反為敵人所包抄，而全軍不得不於康華爾的洛斯特尉席爾（Lostwithiel）地方投降，而康華爾又成為國會的大敵。老派的，社會上地位很高的，在政治上趨向緩和的，在宗教上則守正宗的老派將士，雖於戰事初起時深為國會所依賴，經洛斯忒尉席爾一役而後則聲威大墜，始終不可恢復，而在國會當局的眼光中，在馬斯吞荒地殺敵取勝的分立派教徒及「黃褐大衣的隊長」則聲價頓高。如勝敗為上帝錫福多寡的暗示，則分立派教徒在是年所得的似乎要多些。 戰事的運命決定於1644—1645年冬眾議院所取很有政治手腕的處置。如何可使圓頭黨軍隊改進成為當代最精良的武力，及如何可以解決長老教徒及洗禮教徒關於宗教從一問題的爭端本屬兩事，但兩者在事實上卻不可分離故國會亦須同時加以處置，議員表同情於分立派教徒者居極少數，視他們為搗亂危險分子而堅決反對則頗多；但在又一方，眾院也不願見英吉利國會屈處蘇格蘭刻克之下，而英吉利鄉紳則受長老及教士的考查。兩害相權本不易分出輕重，但他們因急於求勝疆場，故不能不暫和獨立派委蛇，雖然有些議員仍懷虞詐之心，他們打算於獲勝之後，再剝奪獨立派力爭的自由，——一種不誠實而又危險四伏的策略。 模範新軍 眾院只少在目前是助克倫威爾而抑他的長老政敵曼徹斯忒伯的，因為他是較佳的軍人。他們藉了所謂《自抑令》（Self-Denying Odi-nance），令舉凡兼為兩院議員的軍官自辭，但從新被任之權則並不隨同消滅。經此整個的更動而後，國會可以自由選任相當的將佐而毫無牽制。他們任非耳法克斯為大都督；他除了軍事的絕好資格以外，兼占對於長老主義及分派主義兩不顧問之妙。他們又以克倫威爾為副，兼指揮他的騎兵；他的鐵軍蓋居模範新軍中騎兵的一半。自此而後戰事一日不止，洗禮教徒及獨立派教徒的地位亦一日無危險。 非耳法克斯及克倫威爾所將統率的「模範新軍」是一個正式陸軍；兵士皆直接替國會服役，他們的糧食比以前兩方所有軍隊的要有一定，他們的餉銀又無前時那樣的不規則，所以紀律亦可比較的從嚴。「聖徒」們之得以早日獲勝，由於他們軍紀的善良，而軍紀之所以善良，則他們的宗教熱忱而外，亦由於他們的糧餉的可靠。兩院現有的軍隊實比從前仰給於軍糧官軍需官的接濟，無所獲則須劫掠以自養的私人或地方招募的軍隊高明多多。國會畢竟有財權在手，且最後它也居然知道了如何利用。[5] 王黨軍隊的紛亂 對方王黨軍隊的劫掠生涯則在1645年尤比1642年時為甚，劫掠的頻繁適和國王的破產成正比例。紀律向非勇武的騎士所習知的美德。他們將官間的爭執，因宗教或政治問題而起者，不及因位次的上下及個人間的互爭而起者之多。舊日的武士精神本注重各個武士的獨立逞勇而不尚號令的統一；王黨軍隊自始至終即因這種精神而吃了大虧。勇於戰陣而常醉常賭的普通騎士極瞧不起叛軍營中整齊嚴肅及老唱聖歌之徒，且自慶不如此寒酸；但他們的短處亦正伏於他們之不守規則。他們的領袖，因缺乏錢財之故，愈是坐視他們飢餓，則他們劫掠四鄉以自給之風亦愈盛；所以到了最後，即最忠於國王的西南一帶亦願哥靈（Goring）等一班人速速退去，亦願簞食壺漿以迎新軍之來，而以所出的農產換取新軍的錢財。 國王最優秀的賢臣亦熟知此中關係，且曾記下： 王黨諸將所統率的士兵（克拉稜敦寫道）前嘗譏叛黨之放蕩，乖張及瀆神，然他們竟躬自蹈犯，毫無顧忌；反之，叛黨的紀律，勤奮及清醒則一日千里，因之他們的勇毅，決斷力，尤其是行動及作戰時的敏捷，大有增加。所以一方好像在以紛亂為武器，而求保衛王室，而他方好像在以君主國家所有的原則及規律來破壞國王及其政府。 納西比戰役中指揮王黨軍隊的查理一世的旗幟 納西比戰役場景 長國會的責任本在證明集議式的政府可比個人的政府有力。在1645年的夏間，它果真證實了這個題旨。 奈斯卑及西部 非耳法克斯的戰略和前此厄塞克斯的不同，他的目標在聚國王的軍隊於戰場上而把它殲滅。在納斯卑地方他遇到了它，並藉了克倫威爾的騎兵之力，擊散了它。經此一役而後，騎士黨殘軍的軍心日趨渙散，而全國或則欣欣地，或則心灰地，俱歸附於能確立和平的一方。新軍中配置周全的炮兵隊可為攻城的利器，而步軍撲擊術的優良則使對方即有險亦難憑依。散處西部的許多有王黨軍隊屯駐的堡寨，采地府及有牆之城因亦於極短時期中一一攻下。納斯卑一役12月而後，牛津亦立約投降，而大內戰差不多告一結束。從地極角（Land’s End）到柏立克（Berwick）遂盡為通行國會號令的世界。 蒙屈羅斯 上述的種種的主力戰鬥並不因蒙屈羅斯的浪漫行動而受何種的影響。從國王的營中出發到蘇格蘭時，他本假裝了一個圉人，但數星期之後，他已號召了數千高地刀劍手而在低地大獲勝利。他是惟一能當克倫威爾的一員大將，但他所將的兵士太不爭氣，他們雖勇武有餘而野性未馴，他們一獲勝利後便滿載而歸故鄉，殘留的軍隊遂被勒斯力的騎軍在腓力普和（Philiphaugh）所收拾乾淨。蒙屈羅斯的奇才偉業雖當時曾一度打破了刻克在蘇格蘭所享的世俗權力，然它們除了至今尚為世人所稱道而外，已無絲毫留存。他的事跡在當時嘗為低地人所痛恨，但自斯科特·窩爾忒爵士（Sir Walter Scott）著書稱頌以來，低地人及高地人已視為民族的共同榮譽。 * * * [1] 譯者按，西人之富貴者其宴會饌食所用的盤碟刀叉（plate，silver）往往價值不貲。 [2] 戰場上大炮也有用，但除了1645年蘭坡特（Langport）的特殊戰仗外，於勝負沒有多大關係。但自國王的軍隊在空地中被擊散而後，新軍的攻城炮隊頗能為轟攻的利器，無論城，市，堡寨及采地府皆一一於短期內攻下，而戰事亦即告終。模範新軍（New Model）為國會徵稅後的結果。 [3] 騎士黨軍隊的組織分子和圓頭黨的同樣富於私家的性質，不過在戰事初起時前者的將領要比後者較勝而己。一個誠實的王黨編戲家嘗說：「誠實的鄉居紳士恆以私財成一軍隊，然後覓一低地國的軍官代他領去打仗，然後再把他的兒子從學校中召回以當持旗官」。 [4] 譯者按，《朝謁者的進程》為班楊所著；朋友會即今俗稱夸刻會徒（Quakers），為一種不重儀式，反對戰事的教派，創立者即福克斯。 [5] 新軍的餉到了1646年開始有嚴重的積欠，但在1645年間則應當沒有如何的欠。自1645年3月至1647年3月非耳法克斯的軍隊共得1185551鎊。見Firth，Cromwell’s Army，pp.183—184，202—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