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史 · 第六章 英吉利海權的肇始

「陛下以前我國哪一個國王能飛揚他的旗幟於裏海？陛下曾和波斯皇折衝交涉？為商民取得寶貴重大的權利，前於陛下的國王又哪一個能有此偉績？在本朝以前曾有人於君士坦丁堡大王莊嚴華麗的廟堂中見過英吉利使臣沒有？更有誰能在敘利亞（Syria）的屈黎波里（Tripolis），在阿勒頗（Aleppo），在巴比倫，在巴爾薩拉（Balsara）設立英吉利的領事館或派遣特派員？而且在今以前誰曾於果阿（Goa）見過英吉利人？在今以前哪種英船曾在偉大的巴拉他河（Plate）中停過？再曾在險阻的麥哲倫（Magellan）海峽中穿過而復穿過？曾週遊到智利秘魯以及新西班牙的其他海岸？而且所到的地方又比任何耶穌教徒為周詳？——」《哈克盧特》。[1] 英吉利的機會 歷上古及中古之世不列顛總被迫於世界地圖的極邊。不列顛之外既是空空如也，島民的精力，無論見諸於私人的冒險，或民族的膨脹，自然只有向歐洲發泄。但蒼老的歐洲早已失了可以伸縮左右的質性，已不復能接受英吉利的語言風俗。百年之戰慘澹的失敗，足為血氣方盛的少年英吉利不能向歐膨脹的鐵證。到了今日大陸各王國先後成立之後，即英人再欲叩門而入，亦絕不可能；所以英人只有閉戶自守，長為島國之民。緬懷往事，彌增感慨，夫瓦沙（Froissart）所記的盛事及哈利五世（即亨利五世）時的光榮，徒能供高坐采地府中諸公的傳說嘆惜而已。 但是泰運之交往往出人意料之外。歷推鐸爾的數朝，島民日漸發現不列顛的地位已由極端的西北，進居于海洋的腹地，它且握有近代航線，貿易線及殖民線的中心，而十分遼遠的大洋彼岸，則有驚人的財貨玉帛，以及其他一切的物華天寶等著英吉利人來開採，來利用。舉凡非洲食人部族的金沙江河，多珠多玉的亞洲市廛，人口稀少可是日在開發而一新世人耳目的新大陸，皆足以推翻一切向有的宇宙觀念及商業習慣。 新的海洋線 中古和上古一樣，海權及大宗貿易俱以地中海為中心。歐洲的對外貿易在近代固由歐洲的船隻運往海外或自海外運歸歐洲，但在昔時則或由駱駝隊背負，而取道亞洲中心的陸路，或由東方船隻裝運，而往來於波斯灣及紅海之間。中國，印度，及丁香群島（Spice Islands）的貴重貨品先由駱駝背負到利凡特的海港，然後由義大利的船隻載運至威尼斯及熱那亞，再由此而分運於耶教世界的各地。 無論是威尼斯商人，或是前此的羅馬人及腓尼基人，都沒有遇到過穿越大洋的必要。船隻惟一的用處即用以渡過地中海，或繞經西班牙法蘭西的沿岸以達於英吉利，法蘭德斯，及北德意志的諸港。所謂艦隊，無論商用軍用，皆為有槳的扁船。這種情形自有史以前以至15世紀的後半葉迄無變更。但美洲及經好望角到印度航線的發現，給義大利諸城以極大的打擊，它們貿易及海事上的霸權竟被一掃而無餘。自此而後，歐洲改從大海以運回亞非美三洲的貨物，於遠航的路程上槳行扁船亦頓失其效用。在新的狀況之下，商業及海事上的角逐似乎只限於西班牙，法蘭西及英吉利三國，因為三者都面向新航路所系的大西洋，而又都在團結成一個近代國家，都有有力的君主為指導，更都具富有侵略性的民族自覺力。[2] 西班牙及它的鄰國葡萄牙為首先從事於大規模的拓殖者。它們先別國而發現非美兩洲沿岸之地。它們所移於中美南美之民縱不甚多，但已足擋英吉利人之駕而有餘，所以輪到英吉利人民想殖民時，他們只能遷就些，只能向較冷的北美一帶移殖。他們無金可獲，他們所能獲者惟勞力所能取得的收穫。 英吉利和法蘭西的比較 法蘭西似乎想步西班牙的後塵，而與之爭雄於海上及美洲。但到了哥侖布的時代，它的大歐洲的野心已蓄積太久，發展太甚，它正從事於向萊因河及越阿爾卑斯山攻取的計劃，它一時難以自拔。但英吉利則反是。百年之戰給了它極深刻的教訓，久戰的結果只是國力的疲乏及紛亂的頻仍。故自此而後，它拒絕再參加大陸的政治，或發生大陸的野心。自推鐸爾諸朝而降，英吉利玩弄歐洲政治的目的在維持安全，防止外侵，或發展海外計劃，歐洲政治的自身決不能成為一種目的。因為它能善用它的島國地位，因為它能不管閒事，它轉得到顯著的便宜。它和西班牙及法蘭西角逐於海上及殖民事業時，它亦深得那種疏遠關係之力。 法蘭西的宗教戰爭，亦為使它不能盡全力於拓殖新世界的一種原因。當依利薩伯維持英吉利於太平無事的數年，即法蘭西正為宗教戰爭所困的數年。法蘭西的呼格諾教徒和英荷的抗議教徒，同為經商及航海的人民。如果呼格諾徒能得勝利，則法蘭西或不難為大洋的主人翁。但科利尼大將（Admiral Coligny）及它的徒黨俱死於聖巴退爾米之日，而掘類克（Francis Drake）及他所率領的信抗議教的海員則能為英王所錄用，能受英人的崇拜，且能使英人全神貫注于海外事業。 法國為陸地國，陸界極長，大地亦極少破碎不全之處，故舊日的封建生活仍可維持不墜，而新興王國的活動亦大半注重陸上。但英國又反是。英吉利地形狹長而不規則，四圍儘是曲折的海岸，大小港灣不計其數，而海員及漁夫亦多。它惟一的鄰國為蘇格蘭，而蘇格蘭今亦處於和它友好的地位。所以像它這樣一個國家，實不能不深受營商及航海勢力及意見的影響，何況沿海像得文等諸郡的大戶又輒自成為一種商航社會？下列一個舊調甚可表示我們遠祖的情感： 我們不希罕你們的戰士， 他們只是輕侮國家。 我們要敬重你們的海員， 他們卻能維持國家。 英吉利於戰勝阿馬達之後，所以不能立時充分膨脹者，良非因海軍之力不足，而因陸軍組織之未完備，軍界傳習（tradition）之未養成。因為不完備，未養成，故海軍所打來的機會還未能充分利用。 英國沒有一個地方離海遠過於70哩，所以人民的大部皆能和大海有些接觸，至少也和航海的人發生接觸。尤其有利於英國的，是倫敦的地位，倫敦本身即靠海，而巴黎則在內地，馬德里斯之離海岸則更遠而又遠，倫敦屬於抗議教，巴黎則十分的擁護公教。倫敦的富庶又甲全國，能為全英的巨擘，但呼格諾徒的海口剌·羅舍爾（La Rochelle）則絕不能和法國內地的十餘大城相比擬。因以上及其他種種理由，16世紀的法蘭西竟無由認真地和別國爭海上的霸權。它海力的最好一部分在宗教及政治上常和英吉利人及荷蘭人聯合在一起，而專和經過加的斯（Cadiz）及尼德蘭間的西班牙船隻搗亂。 英吉利和西班牙的比較 如果法蘭西比英吉利為封建，則西班牙比法蘭西為尤甚。固然，西班牙於併吞葡萄牙之後，幾同英吉利一樣的被海所圍繞，且它更有已有一種海軍傳習的海軍。不幸這海軍是由奴隸搖槳的扁船所組成，而它的傳習也不過是地中海的傳習。用薩拉米斯及亞克興（Salamis，Actium）[3]的戰術來戰勝土耳其人于勒頒多（Lepanto）的海軍，如和兩旁可放列炮的掘類克艦隊碰撞起來，便會失了作用。西班牙的海軍不能航行於大西洋中，即在比斯開灣（Bay of Biscay）及英吉利海峽中，它也不能十分中式。西班牙雖也有航行大海的商船，或則上下於美洲的太平洋沿岸，或則經過大西洋以往來於加的斯及西班牙美因之間。它們載者為移民，而帶回者則為金銀；但它們都不是戰船，所以經不起英吉利海盜的騷擾。實際上，西班牙直到了將要正式作戰以前的幾年，始行製造可以敵英的戰艦。阿馬達實不是它最後的艦隊，而是最早的艦隊。至於人口，英吉利人民的總數雖較小於西班牙或法蘭西，但航海的數世紀來向善帆行於北方海浪上的人民，則向多於西班牙或法蘭西。而且自亨利八世以來，他們更有構造及武裝俱照近代原理的王家海軍。因為有了新式海軍之故，即商船及海盜於航海及作戰之技術上亦在一日千里的猛進。腓力之和瑪利結婚，殆有依賴英吉利的海軍以自固的意思，因為他的海軍且趕不上西班牙的。[4] 西班牙的海戰術 但西班牙人即認真建造海行的戰艦時，亦不能完全超脫素向瀰漫於他們社會生活中的封建及陸軍思想，而地中海的海軍傳習亦多方牽制他們的革新。勒頒多的新勝利更足以使他們狃於積習。無論所乘者為槳行扁船帆行深船（galleon），西班牙人在海上的習慣是直航挺進以迎敵船，然後或以力衝撞，或徑登敵船。換言之，西班牙人恰如前此的希臘人，羅馬人及威尼斯人，他們把海戰直視為陸戰；雖水陸戰因原質不同之故而不能盡同，但其作戰的原則則一。他們的戰艦中滿載兵士。兵士輕視船員至於極點，動輒發號施令，一若船員仍為昔日扁船上搖槳的奴隸。有一熟知當時情況之人說道：「航海者自別人看起來不過是奴隸而已，他們的職務在胼手胝足，苦苦工作。」他們不能在艙中休息或睡覺。無怪他們的人數既不多，而質地也不甚佳。 英吉利的海戰術 英吉利人為首先能改良海戰的戰術，而超脫舊日的傳習者。他們所發明的，為自船身兩旁發出來的炮火。掘類克的炮雖少於納爾遜（Nelson）三層甲板的戰艦所載，但論大小則幾相等。在新式戰船上，海員的重要更過於兵士，因為欲炮火的成功，第一須將船隻處於相當的地位，庶可以轟擊敵船，第二須將兩船的搖擺測算準確，須可以瞄準而炮無虛發，前者固有賴于海員，而後者更非賴他們的特有才力不能成功。自掘類克法蘭西斯爵士看起來，戰艦是一個可以移動自如的炮台；但自西馬迭亞·鐸尼亞公爵（Duke of Medina Sidonia）看起來，則它只是刀槍手的擂台。固然，在英吉利的海軍史中，船面殺敵的壯舉，自掘類克及和金茲（Hawkins）他們自己起至納爾遜在聖文森特（St. Vincent）之戰及「奮勇揮刀的布洛克（Broke）[5]」止，亦代有所聞，但英吉利之所以能成海上主人翁者，初不由於船面上之勇士，而由於可畏的列炮。 西班牙人因不能一洗封建舊腦筋，及地中海舊戰術之故，即在大海之上仍使海員受制於兵士。當此之時，掘類克則能循序的改良船中軍士及海員間的關係。在他環航全球的行程中相隨的紳士時有抗命之事，他恆嚴加制止，不使肇變。為防止「紳士及海員間互相憎惡」計，他且立下下述的至理名言：——「我必須令紳士們和航士們在一起拉拉扯扯。」從此而後，「紳士們」逐漸知道他們在英吉利戰船上應處的地位，而不敢過於倨傲，經長期的演化而後，他們變成「航士們」自己。到了納爾遜誕生之時，王家海軍所有的軍官盡已能兼有紳士及航士的性質，而航行及打仗已成為不可分的職務。 16世紀時英吉利的商人或冒險好功之士駕私有的武裝船隻，並奉政府之命以搜捕西班牙敵船者大有其人，而掘類克實開其端，成功亦最偉大。此後他又為最偉大的正式海軍大將。以此，成立王家海軍及私家船隻間的諒解之責實舍他莫屬，亦惟他才能廣收兩者合作之效。西班牙人有眾多奴隸以搖扁船，並有奮勇的兵士以隨船作戰，但於航士的供給，則他們絕不能如英吉利人之隨處可以取材。英有強毅有為商人及海員階級足以自豪，而西班牙則無此階級。 英人西人社會背境的比較 西班牙船隻及英吉利船隻間人員及戰術之不同，驟視之雖僅似專門問題，然實可代表西班牙及新英間社會性質的基本不同。在文藝復興及宗教改革，而又已脫封建制度的英吉利中，私人的企業，各個的自動，以及各階級間的和睦平等本日在增加，而在經商及航海的人口中為尤甚。紳士階級中的最有毅力者和中下等的階級，能共同從事于海外事業，或作戰或經商，而無上下之分。反之，西班牙社會的思想及習尚仍封建如昔，雖然在政治上國王已成了專制君主。船上之所需要者為紀律，而非封建主義或階級觀念。海上所需的權力系統絕不同於陸上所需的。 西班牙人在全盛時代為第一流的軍人及殖民者，次等的航海者，無出息的商人，不可教的政客及治理者。他們因為信仰公教太烈之故，竟把國中或足以幫助他們來發展新獲得的經商機會的諸種階級及種族，驅除殺戮淨盡。世上決沒有一個國家能專恃金銀的輸入而會永久繁榮的，所以英人即不去攔劫西班牙人的貨船，西班牙亦終會衰落。在新時代中法蘭德斯本有和英吉利爭霸的可能，但西班牙人因過於熱心宗教之故，又把法蘭德斯諸大城的繁華摧殘無存。荷蘭的航士本為承繼佛來銘商人已失的商業者，但因不能忍受西班牙人的殘暴之故，亦變為英吉利的同盟。我們敢說，如果社會及智識上的自由可以戰勝不自由社會及智識，則英荷在海商上之戰勝西班牙可為一個顯例。 英吉利新的商業 依利薩伯朝海戰及斯圖亞特時殖民的成功，俱有賴於國內商業的發達。腓力的政治及軍事勢力不可謂不盛。他的帝國不可謂不大，人口不可謂不多，然而卒因本國的商業不盛，不足為海外事業的基礎之故，西班牙的海權竟不能敵一小小島國，也不能當荷蘭沙丘泥堆中的幾個謀叛城市。西班牙人因不知如何和新發現的地方貿易而敗，英人荷人則因知如何互市而勝。 為開拓新興的紡織業[6]的市場起見，英吉利的商人冒險家自15世紀之初即極力在歐洲尋覓新的市場。當是時經商的特權非可輕易取得，取得輒賴武力；海盜又出沒於海上，而世人又不以為可恥，故新市場的開拓，無論在陸地或在海上，流血自是難免。在依利薩伯朝時，這班商人冒險家更遠在非亞美三洲尋找新的市場。 哈克盧特（Hakluyt）[7]嘗詳記每次航海歸來之人所述的故事，他蓋欲藉此以喚醒並鼓勵英吉利人基本認識他們國運之所寄在海而不在陸。從他的書，我們可知除了掘類克的著名行程及侵擾西班牙人的作戰行為外，在莫斯科伐，非洲及利凡特一帶，同時也有比校和平的貿遷往來。除了和金茲及專事販買奴隸的一班人外其他英吉利商人似都以發展幾內亞（Guinea）的貿易為比校可取。他們待當地的黑人遠優於葡萄牙人之待他們，他們併力免一切黑人和白人的衝突，他們蓋頗欲以好感為貿易的基礎。 「特許公司」 可是平和貿易者及好戰貿易者間實不易劃一顯明的界線，因為葡萄牙人仇視一切來近非洲或印度沿岸的外人。此處的葡人和美洲的西班牙人同樣的不能容物，他們都不歡迎外人，——尤其是信奉異端者——他們都不能讓外人來到教皇所指給為他們之地。[8]非洲的金岸亦常見專利壟斷的葡人及搶做生意的英人在互相交戰，到了依利薩伯的末年，連向來安靜的印度諸海及馬來半島亦時聞交戰的惡聲。無論在戰時或在平時，凡真欲經商者，總得預備和海盜或和外敵作海戰，不然便無商可經。為擔負必要的作戰費用，及減少難免的危險起見，倫敦城中因有公司的組織，女王賦予這種公司以特許狀，給它們以軍事及外交的便宜行事之權，因為經商之所在往往既無王家的使臣，復非王家海軍勢力之所能及。首次代表英國而出現於莫斯科俄帝及亞格剌（Agta）蒙古帝朝中的使臣，即為英吉利商人所充當，但他們也領有正式的全權狀。[9] 英人的冒險性 經商為戰事的動機，而亦為探險的動機；當世的豐功偉績之中我們常見三者混在一起。在當時人的心目中，浪漫的生涯和致富的活動初無雅俗之分，奮不顧身的冒險和貿遷得來的紅利也有相連的關係；謀生所必經的乾燥事實，和詩歌幻想的有趣生活，兩者間不能有區分的界線。錢市的交易及政客的計謀會發生遠征隊的組織，猶之今人之會組隊以探索挨佛勒斯特（Everest）高峰或南極的冰天雪地。雖今人的動機有純為榮譽者，而昔人的動機總離不了一個利字，然踴躍高興之態則古今初無二致。英人本天性富於實用的理想主義，半因遠征兼可謀利之故，依利薩伯時，那個主義竟得澎湃至於極點。掘類克，錫德尼（Sidney），斯賓塞（Spenser），剌里（Raleigh）及莎士比亞，他們的一生皆嘗和以經商為驚天動地的趣事之人們往來。後者視經商為—— 富有危險性及冒險的精神， 好比腳未踏實地， 而奔馳於狂風暴雨之中。 自倫敦及得文的人民看起來，大洋外未上地圖的世界正如一群仙子所居的島嶼，各有各的珍物奇蹟，而且個個在恭候著冒險的武士們來開闢發現，恭候著矢志成功，成則歸來講述勝事，不成則永遠不回的武士們來探索問津。 朝向大海的英人代表 圖為16世紀英國南部普利茅斯港的海岸地形圖，像沃爾特·雷利（Walter Raleigh，1554—1618）、德雷克都是從這裡裝船出發的。左：沃爾特·雷利，右：德雷克。 莫斯科伐及北美 自那樣一世的人看起來，從北極諸海以達葡萄牙人及土耳其人的後背，而尋獲印度的市場一直不成問題之事。愛德華六世時英人本已有以為可從北極以至印度者，喀波特·瑟罷斯輕（Sebastian Cabot）在老年時復舊話重提，所以1553年產塞勒·理查（Richard Chancellor）有取道白海以覓所謂西北路線（通印度）之行，結果則所獲者非印度，而為在莫斯科統治披毛部落之俄帝之蠻野國家。他回後盛稱俄羅斯貿易的可能性；三年而後他復作第二次的航行，但不幸中途覆沒。在依利薩伯時代英吉利的莫斯科伐公司，實為西方人民經營俄羅斯內地貿易的首次組織，雖然在下一世紀此項貿易曾一度被奪於荷人。夫洛比瑟（Frobisher）及大衛斯（Davis）嘗繼起而謀西北線的發現，但結果則到了哈特孫灣（HudsonBay）。斯圖亞特時哈特孫灣的獸毛貿易及坎拿大的殖民史因是先後興起。 利凡特及印度 西班牙和英吉利間的戰爭，也不足以使依利薩伯朝的商人視地中海為畏途，而裹足不前。利凡特公司照常和威尼斯，和威尼斯的希臘諸島，和更遠的回教各國通商。土耳其的海上敵人為威尼斯人及西班牙人，故土皇於英人之至君士坦丁堡者轉表示歡迎。但要至君士坦丁堡須不憚和直布羅陀海峽一帶的西班牙扁船及阿爾及利（Algeria）沿岸的「巴巴利（Barbary）海盜」交戰。此即英國海權及於地中海的開始。到了斯圖亞特時代，商船曾經作戰之處，王家海軍亦隨之而往，於是地中海更有正式的海軍。 當阿馬達正在攻略的數年中，這班經土耳其貿易的商人中有叫做菲赤剌爾夫（Ralph Fitch）者正在遠東旅行。他的起點為阿勒頗（Aleppo），他從印度的陸地以達東方。經八年的旅行而後，他回國詳述波斯灣，印度斯坦，及麻剌甲的種種情形。他的報告大壯東印度公司發起人之膽，而敢鼓勇前進。他們於1600年自依利薩伯處得到一個特許狀（Charter），而為印度貿易的經營。公司所用之船高深而堅實，裝貨極多，而又能抵禦葡萄牙人，故可繞道好望角而不怕有意外。國人到印度半島的動機其始實為推銷貨物，而不在征服。哈克盧特的眼光且見及更遠的地方： 我國最富饒的貨物為毛布（他書中說），我們當然要為它搜找推銷的市場。從我讀書和觀察所及，我以為最適當的地方為日本的諸島，中國的北部，及毗鄰的韃靼國。 財政上的困難 上述種種依利薩伯朝商人所開拓的貿易線路及遠方市場，卒造成斯圖亞特朝的大批貿易，尤其是毛布的輸出。女王及其臣工亦熟知商業社會的需要，且能援助他們。她和她的兄姊不同，她很接近倫敦的輿論，故能善用倫敦的勢力以成功。她和塞西爾都和王家交易所的創立者格勒善·托瑪斯爵士（Sir Thomas Gresham）私交甚駕。她常利用他來籌集內債外債；關於財政問題並採納他的意見。當時最困難的財政問題為貨幣的重鑄。亨利八世的濫造劣幣有增加人民負擔的影響，但依利薩伯初即位時居然能銷劣幣而易以良幣，而人民疾苦亦於以減除。 然而依利薩伯的財政困難並不因此而即解決。貨幣之繼續跌價使她處於異常窘迫的地位。歷推鐸爾數代物價本時在增加，而於亨利濫添劣幣之後為尤甚。依利薩伯之改良貨幣宜足以救一時之急，哪知西班牙·亞美利加的金銀礦又適於此時產量大增。金銀愈充斥，則物價亦愈增高。物價的增加於商人或無不利，然對於工人及女王則損失極大。國課中許多的項目皆為固定的數目，即在作戰的時候亦僅僅有四分之一來自國會所通過的特稅，其餘則年復一年絲毫不能隨物價而有所增益。而且國會通過的所謂「補助金」（「subsidy」）亦並不真能隨國富而估稅，國富雖已大有增加，而估計之標準往往與之無關。國會在早先殊漠視課稅的技術，直到它自己因同查理一世宣戰而需要戰費時始加以注意。 有一部分的史家，因為熱心於帝國主義及抗議教太甚之故，深責依利薩伯之過於儉約。何以她不多多的派遣細作於尼德蘭，法蘭西及愛爾蘭；何以她不早日和腓力決一雌雄，而反多方敷衍；何以於阿馬達之後，她不立即收取西班牙的屬地，而消滅西班牙的海權：凡此皆史家所視為可異之事而歸罪於女王的儉約者。要答覆這些問題只消一翻王家的簿記。阿馬達的次年，她的總收入尚不到40萬鎊，其中88362鎊為國會所給的賦稅。她末了五年中每年平均的收入仍不及50萬鎊，國會所給的「補助金」，在全數中的比例亦和以前無甚出入。負「儉約」之責者，女王及其大臣而外，國會及納稅者亦莫可躲賴。她所取於人民者本極微末，然而她並不浪用，她竭她的智力以謀他們的安全及福利。因為她拒絕魯莽地援助國外的抗議教，她才能保持著充分的實力以救護國內的宗教改革；又因為她是一個「小英吉利者」（「Little Englander」）且為窮困時候的經濟家，她才能建立大帝國的海上基礎，而使後來者得藉以繼續增張。[10] 腓力與依利薩伯 英吉利西班牙間的正式戰爭所以能展緩到阿馬達出征時而始發動者，乃因於腓力及依利薩伯兩人在性情上都為遲徊審慎，而又篤好和平之人。然而無論兩人的性情如何，他們所採取的政策，其所至終逃不了一戰。腓力堅持有禁止除任何外人走近新發現的亞非美三洲沿岸之權，因為教皇已把所有新地指給西班牙及葡萄牙兩國。他又力主有將他領地上的英吉利商人及船員發交公教查辦（inquisition）之權。他雖願靜待依利薩伯之死，待她死後再望英吉利之能復歸公教，然而他之不能坐視英吉利之永和羅馬斷絕關係則又至顯之事。在依利薩伯初即位的十餘年內，他常在討論暗殺女王或侵入英國的計劃，此後更日以執行者自居，而欲為教皇執行廢立（依利薩伯）的命令。因為他的性情緩和而又多遲疑，所以他不即和英宣戰，甚且能忍受呼金茲的，掘類克的，及女王自己發號施命的騷擾行動於一時。也許他日在希望靜默者威廉所領導的荷蘭人的反叛不久即可消滅；荷蘭人平服而後，依利薩伯或者也會降服，即不然，亦不難一舉而克英。 當時英吉利的實力本年有增加，故女王觀戰事的展緩為於她有利之事。但她熟知腓力的不願戰，故她的行為有時也不免過於冒險。有一次她竟乘西班牙船駛入英港求庇之時，將船中所預備載往尼德蘭，以發給西班牙軍隊的餉銀扣留。三年而後她復縱容「海丐」[11]攻取布理爾（Brill）；對於英吉利海員之幫助叛黨者她也置若罔聞，不加禁止。在早年時荷人有力的反抗本不在空地上，而在水面上。他們之死守兩柄的有牆城市如哈連姆及來丁（Haarlem，Leyden）等亦為他們成功的一因。 呼金茲及掘類克 依利薩伯對於呼金茲及掘類克等襲擊西班牙船隻及殖民地的海盜行為更屬鼓勵有加；藉了這種海盜式的窺擊，英吉利的戰鬥力於那貌猶和平，而私已交戰的幾年內竟大有增加。西班牙美洲為這種私鬥的主要戰場。這裡的港埠在官場看起來是沒有對外貿易的，但在私下則居民未嘗不歡迎外國人運貨來銷，因為西班牙商人極無出息，不能將居民的需要一一滿足。除了商貨的偷運外，呼金茲更把在非洲所掠得的黑人賣給他們。當時的歐洲尚沒有一人能為被犧牲者著想，而斥責販奴的無道，故歷200年之久，英吉利竟可從事於非美兩洲間黑奴業而不生內疚。它為精力最富的海國，故業此喪絕人道的營業時，亦一如日後禁止此業時之能先人一著。 掘類克對於販奴之業不甚發生興趣，但他也襲擊並劫掠美洲沿岸的西班牙船隻市鎮及滿載寶物的商隊。在國際公法沒有發達以前，在海上或沿海肆行搶劫本為歐洲船員的通習，掘類克的行為亦絕無反常之處。但依利薩伯的臣僚中也有站在道德及謹慎的立場而反對這種行為者；塞西爾[12]反對尤力，雖則他自己也嘗于海峽中劫取西班牙的財寶。 從某方面說起來英吉利實是挑釁者。但是如果它不採積極的行動，它的貿易將被限於歐洲一隅，它須放棄海洋及殖民的野心，而且於荷蘭的變叛失敗之後，臣服於西班牙及羅馬的大辱更將無可或免。在那暴力橫行，在西班牙屬地的英人可被任意監禁，任意處死的兇惡世界；在那公教危人，懲治異端的法院及聖巴退爾米的屠戮齊起，亞爾伐可以在尼德蘭行兇霸道，教皇可以廢立依利薩伯，而公教的歐洲又準備以武力執行那個命令的狂亂世界，20世紀國際行為的標準又哪有存在的餘地？ 塞西爾與窩爾星干 當西班牙方張的勢力，正如天羅地網般籠罩依利薩伯之時，女王之自存真是間不容髮。利用掘類克等的無法行為以打破西班牙的網羅實為窩爾星干·法蘭西斯爵士（Sir Francis Walsingham）的主張，而經女王採擇者。而且搶掠對於空虛的國庫也不無多少幫助，故女王尤為動容。是時窩爾星干在朝中的勢力正在增漲，但他的和勒斯忒的勢力不同，勒斯忒與塞西爾處於對敵的地位，而他則為塞西爾的協贊者。他贊助塞西爾的政策，同時，他又能見老年政治家之所不能見。他所創立的偵探制度復有大功於女王。腓力及耶穌會徒的暗殺計劃之一一失敗；良由於這個制度的存在。因為沒有這制度靜默者威廉卒被暗殺。是時公教反動瀰漫大陸之上，而窩爾星干則深為清教徒的抗抵熱忱所感動，他對於塞西爾及女王謹慎小心的政策不能長久忍耐，塞西爾為信抗議教的國家主義者，女王為「純英吉利人」，而他富於進取性質。他所要求者為作為，他不問危險，也不顧費用。如果依利薩伯事事採納他的意見，她恐非覆沒不可。但如果她一事不從他的意見，恐也非失敗不成。就大體而言，她頗能調和兩人的長處，既不偏於小心，亦不失於冒險。 塞西爾 塞西爾（William Cecil，1520—1598），伊麗莎白一世在位大部分時期的主要顧問，文藝復興著名的政治家。他辦事謹慎，竭力維護國家利益，對這一時代的建築成就也做出了積極貢獻，下圖是他所建造的伯利山莊。 北漢普郡的伯利山莊 掘類克的大海程 政府應否參加掘類克環繞世界的航行為造成緊張形勢的原因。塞西爾反對遠征甚力，但窩爾星干則勸依利薩伯秘密入股於這空前絕後的海盜式的遠征。「掘類克！」她驚嘆的說，「如此我該報西班牙王多方侮辱朕躬之仇了！」就報仇而論，她實已找到最適當的人物。 自從麥哲倫發現美洲南端的路線後，航行者總視為畏途而不敢前往，過其地者幾無其人。沿太平洋岸的西班牙船隻皆就地製造，不慣遠行，而太平洋大西洋兩岸的交通，則由巴拿馬地峽的陸道而不由何恩角的海道。所以當掘類克自南而至智利的海岸時，從久把太平洋看做外船不能來的內海之西班牙人看起來，不啻飛將軍自天而降，不啻上天故意派下塵世，以懲創無備的西班牙人者。他的艦隊能經過險阻的何恩角及麥哲倫海峽者，雖僅有他的坐船金鹿（Golden Hind），而金鹿的船員雖不及百人，然而他遠征中的工作最易者莫過於劫掠，富聞天下的南美西岸，並使他的小舟充塞了金銀貴貨。自此，他復經太平洋，過好望角，而歸國。 掘類克的舉動不久即由巴拿馬傳至歐陸，而驚醒全歐，西班牙及英吉利兩方都視為非常重要，而駐英的西班牙大使復大聲疾呼的加以指摘。英吉利當時的政策幾全繫於掘類克的成敗；如其成，則英人之膽將益壯大而所采政策將益強硬；如果不能滿載而安歸故國，則塞西爾的畏縮政策可壓倒窩爾星乾的積極政策，而世界競爭的勝利終或將歸於西班牙及羅馬。掘類克本人也嘗告訴同行者，如果此次的冒險失敗，則「國人將再無勇氣作第二次的嘗試」。所以當金鹿擱淺於無圖可稽的摩鹿加海（Molucca Sea）的淺灘上，歷24小時而無可如何之時，其危險真有難以形容者。幸而最後它又居然藉風力而得安然入水。一陣微風及熱帶沙灘和幾塊英國橡板間的美滿關係竟為最大的運命之所寄，則豈不奇之又奇？ 德雷克像 德雷克（Francis Drake，約1540—1596），英國海軍將領，做過環球航行（1577—1580），在打敗西班牙無敵艦隊的戰役（1588）中起過重要作用，伊麗莎白時代著名航海家。 當掘類克於離歐幾近三年之後，而駛入普里穆斯港口（Plymouth Sound）之時，他首先問過路漁夫的問題為女王是否仍在人世，仍安然無恙。是的，她的仇敵雖多，而她仍健在；她尚能於次年親幸得特福德，而即於他的船上封他為爵士。這次爵士的封贈要算英史中最重要的一次，它不啻是向西班牙直接挑戰的行動，同時它也是請求英吉利人民努力于海外事業以增實力的一種表示。依利薩伯之為此舉，嘗不顧忠誠的塞西爾的反對。有此一舉，誰還能說她從不能勇敢有為？她的勇敢的果斷固是極少而可數得出來的，但她實有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之概，所以有一次的果斷必新一次的局面。 瑪利的就刑 自得特福德的授爵典禮後，形勢急轉而直下，性情慢騰騰的腓力能走前一步，即戰事日促一日。英吉利最後的挑釁行為，蘇格蘭後瑪利的就戮，為人民的公眾要求，而非依利薩伯所自動主張。女王本好久不肯順人民的要求，但於窩爾星干發現瑪利與聞倍賓吞（Babington）謀弒的陰謀後，人民要求更烈，而瑪利遂無所逃命。瑪利的殘喘苟延，不啻使英人的熱血長在發炎，瑪利不死則炎熱不退，而病態不除。如果她能比依利薩伯後死，而繼立為君，則非宗教改革的全功盡棄，必全國捲入最可怕的內戰，——富於民族思想的人民武裝起來與依西班牙為聲援的合法女王相戰。這種可怕的可能十分實在，十分逼近，故人民無暇憐惜這最不幸的婦人。國會，人民，及大臣最後居然取到了依利薩伯的允可以處決瑪利。女王因為不願負殺君之名，故把頒發處刑狀的大臣對維孫（Davison）當做替死鬼。此為依利薩伯最不大方之時的形態，猶之掘類克的封爵為她最得意時的行為。 瑪利的被戮使西班牙忍無可忍，同時，女王則收了聯合英吉利全國以抗外敵的功用。本會執戈以衛瑪利（因為她是他們的合法君主）的緩和派公教徒今亦全體站在依利薩伯方面以御西班牙的腓力，因為他於瑪利死後儼然以合法的英王自居。而且依利薩伯也沒有使緩和的公教徒失望。除了對不到教堂做禮拜的公教徒收些罰款而外，她從未因他們的意見而加以誅害。[13]如果《祈禱書》更要遍於抗議教些，或對於不服國教的教徒（「popish recusants」）壓迫更要嚴酷些，有如國會之所要求，則當西班牙進攻之際，英國的內部或竟會發生問題。但在當日的情形之下，舉國頗能一致以抵抗阿馬達的威勢。清教徒因痛恨西班牙之故，在依利薩伯的教社國家中所受的冤屈即再重大些，仍能為她作殊死戰，而無貳志。 阿馬達 從地中海半數的航海人民中徵集來的無敵艦隊（Invincible Armada）的船員中，好些從未有過於大洋中駕駛帆船的經驗，所以他們的主要職務為裝載軍隊自西班牙到英吉利，他們在軍隊之下。對方的艦隊則適得其反。在那時候，海軍大統帥（Lord High Admiral）固須由大貴族充當，愛芬格姆的·豪厄德貴族（Lord Howard of Effingham），固和諾福克公有親誼，然他問時也是個抗議教徒，是個頭等船員，如同乃父一樣，且深知一班著名船員的價值而能加以信任。他有呼金茲及夫洛比瑟的度量，他也認掘類克為舉世無雙的大航海家而絲毫無嫉妒之心，他也五體投地的崇拜，即在前年又曾以列炮之力而消滅舶加的斯港的扁船隊——當世最完整的扁船隊，——之掘類克。 就數量而論豪厄德的及西頓尼亞的艦隊倒也不相上下。但以航海技術，炮擊術，及總炮數而論，則英人——併合王家海軍及武裝商艦起來——占極大的優勢。西班牙人僅輔助艦的噸數及軍士的人數大於英人。他們的船上滿裝軍士，長矛手在後而火槍手在前，他們預備英船走近時向前衝殺。但英船竟一反古時的戰術而老不走近。英人之所長者非舊時的步兵戰，而為新式的炮火戰。交戰兩方的距離，英人因長於駕駛之故，能自由決定，但西班牙人則莫由自主。所以阿馬達通過英吉利海峽時，西班牙人已吃了不少的虧。他們到達加萊要道之先已魂膽俱失，經掘類克的一陣炮火後，更不知所措，而在尼德蘭靜待出發的帕馬（Parma）軍竟從無登船開英的機會。在格剌維林（Gravelines）復經一度的重創後，他們更狼狽不堪言狀。風向的改變，幾有使全軍覆沒於荷蘭沙堆的危險。能幸而保全者遂急向險峻的蘇格蘭及愛爾蘭海岸潛遁，狂風固不暇顧及，即缺乏糧食飲料亦只能忍受。不毀於海峽中之炮火者復毀於西北一帶的風浪岩礁，於是保全之船更少。已損的高船輒三五成群，擱淺于海灘之上，一若專供塞爾特部落的摧殘而來者。極西北的塞爾特人到此時尚不甚開化，他們絕不知有阿馬達之敗北，更絕不問開化的民族因何而戰，他們只知收穫漂來之物，而不留餘地，而當時歐洲最優良的軍隊及最驕貴的貴族遂成千整百的為他們所殺戮。總共130隻大船中，能安反祖國者幾不及半數。 這次的全勝只有海員們也許會嘗預料到，大部的英人則驚喜欲狂，深為感動，他們極感上蒼待他們之厚，因待他們厚，故風順而水利，雖則他們盡可把他們的成功歸功於他們自己航海技術的精幹。他們於感謝上蒼之餘，竟以「他（指上蒼）吹了，它們（指敵船）也散了」為格言。 阿馬達的結果 西班牙征服英國的首次認真嘗試，也就是末次的認真嘗試。阿馬達的營造匪易，所費既巨，而所耗的時間精力更巨，西班牙人滿以為可以藉此而征服英吉利，而橫行天下，哪知結果竟如此相反。此後更如何敢輕為卷土從來的嘗試？為第二阿馬達的經營？西班牙自後固嘗在大西洋中加厚實力，它日後的艦隊也要比掘類克初航西班牙美因時的要強壯多多，然戰爭的結果早已因阿馬達的失敗而大明；歐洲全體亦視此為歷史上一大轉機。那個似乎快要稱霸於白人全體世界的大國已經把它全副的精神拿了出來，但是已經完全失敗了。大教臣阿倫（Cardinal Allen）嘗因擁護羅馬公教之故，不惜犧牲了愛國的初衷，而主張西班牙來降服英國。但他也是一個知機觀變之人，所以他也承認阿馬達失事而後，狂瀾已無可再挽。當數年而後旅行家莫利遜淮因斯（Fynes Moryson）化裝入羅馬以瞻覽該地的古物時，他見大教臣已大改其前此仇視信抗議教的英國遊客之，度，他已不復排除他們，因為「英人於1588年戰勝西班牙海軍而後，重把英國隸於教皇之下的希望十分薄弱」，故亦不必再逆天而行。 格拉沃利訥戰役 1588年格拉沃利訥戰役，西班牙「無敵艦隊」慘敗。西班牙征服英國的首次認真嘗試，成為末次的認真嘗試。 伊麗莎白一世的半身像 這枚16世紀的金質紀念章上飾有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一世的半身像，它是為紀念1588年英國戰勝西班牙無敵艦隊而鑄造的。 阿馬達的失敗直接保全了荷蘭共和國的生存，並幫助了法王亨利四世以自拔於西班牙的勢力及政策；間接更救了信抗議教的德意志。當反宗教改革的諸種有組織的，而且興高采烈的，勢力正在齊向德意志進攻之時，德意志諸位路德派的君侯只管誅除喀爾文派的臣民，而並不能同聲抵禦大敵，如果沒有阿馬達，反改革的勢力或竟會得最後的勝利。 阿馬達的惡運昭告全世，統治海洋的權已由地中海民族的手中移到北方人民的掌握。這不僅含有宗教改革得永存於北歐的意義，且也含有北方人民在新的海洋時代中得執世界牛耳的意義。 戰事的繼續 但西班牙和英吉利間正式交戰仍一直繼續下去，到1603依利薩伯歿世時始止。她的戰費雖至有限，然她視法荷的獨立不附腓力為首要的政策，而不容有所吝惜。法荷獨立的維持半由於英人直接的助力及間接之控制海上，而半由於法國內部喀爾文派及反西班牙的「政治[14]派」的聯盟，因此之故，法荷兩國居然得發展了一種當日歐洲所稀有的自由精神及容忍主義；依利薩伯於政治及宗教本富折中的精神，兩國國內的新趨向自然亦深投她之所好。 「能戰的味勒氏」（「the fighting Veres」）所指揮的投身荷蘭軍中的英兵亦勇銳異常，且於圖恩毫特及紐坡特（Turnhout，Nieuport）的兩役亦嘗助土著以建戰功。在此以前西班牙的步軍在空地上尚未打過敗仗。在拿騷親王毛里士（Prince Maurice of Nassau）靜默者威廉之子的統率之下，荷蘭陸軍浸浸然有成全歐科學戰術的訓練所之勢，因此之故，在那個外國軍中的英人對於英國近代的陸軍傳習之養成亦不為無功。[15] 戰勝的限制 依利薩伯時的國庫本不豐裕，她所勉能養成的軍隊又大部消磨於成就毫無的愛爾蘭戰役中，故英國雖能稱雄海上，而半因缺乏陸軍之故，總不克瓜分西班牙帝國。不僅如此，它甚且不克拔葡萄牙於腓力之手。英人固不缺乏雄偉的經過；復仇近亞速爾群島的最後一戰極富英武的精神，詩人的形容一些沒有過火；西班牙海軍根據地加的斯之被劫亦極足表現英人的勇敢。然英人並不能有永久的征服，有如馬爾巴羅，察坦姆（Malborough，Chatham）及拿破崙的諸戰中[16]海陸軍合作得來的征服。掘類克所領導的主戰派固然救了英國，且還保全了許多別的，但表面上得勝之日，即實際上暗晦之時。他們久主正式作戰，等候已久，而所望者更多，但正式作戰只能給他們以重大的失望，使他們向所希望者盡成泡影。 要充分維持它新成的海軍，英吉利尚須有一相當的財政及軍事制度。在依利薩伯的末年它的人口（僅五百萬）及財富也沒有資格去爭奪西班牙領地或植立它自己的殖民帝國，即剌里（Raleigh）之於1587年設墾殖地於維基尼阿（Virginia）亦稍嫌過早。到了斯圖亞特時代，積余財富及過剩人口足以使它從事殖民之時，則清教徒及其他移民又專往無西班牙人的北美走去，而不和西班牙人相爭奪。然盎格魯·薩克森的殖民事業，卒賴此北指的方向而得有偉大的將來。如果依利薩伯於戰勝之餘即能併吞西班牙及葡萄牙的熱帶殖民地，則英人之移居者勢必向這種喪人志氣的地帶前進，而日後的建樹反將極為有限。所以依利薩伯的「小英吉利主義」在此處亦未嘗不是福事。然則此次戰後的種種缺憾，雖剌里及掘類克輩引為十分不幸，後世的英人實可視為他們歷史上最僥倖最神奇的一頁，而為日後種種偉大之所伏。 附註 依利薩伯的收入及支出 自1588年聖米伽勒節到1589年聖米伽勒節的一年內女王的經常總收入為294819鎊。此數包括罰款及舊時的人口稅，此外另有國會所通過的「補助金」88362鎊，捐助金（benevolences）4410鎊，及俘獲金4878鎊。女王末五年，也即戰事末五年的平均收入如下： 經常賦稅 360519鎊。 補助金及什一稅 125000鎊 共485519鎊 參閱W，R. Scott.「Joint Stock Companies to 1720」（Cam，Press，1911） 本朝歷年的戰費，據1603年的官場計算，如下： Leith（在蘇格蘭），1559—1560 178820鎊 Newhaven（Havre），1562 246380鎊 北方的變亂，1569 92932鎊 Shane O』 Neill的變亂，1573 230440鎊 Desmond的變亂，1579 254961鎊 Tyrone的變亂，及其他 1924000鎊 尼德蘭，1585—1603 1419596鎊 補助法蘭西王，1591及以後 297480鎊 阿馬達，Tilbury的屯駐 161185鎊 去加的斯及各島的航行 172260鎊 除了上述諸項外，常需的軍費，如艦隊的維持等，皆來自王家永有的歲入，而不須經過國會的通過，（如補助金等）。本朝四十餘年間國會所通過的補助金及十五之一稅總數約達350萬鎊，此即以應付上表所列的臨時戰費。 * * * [1] 見前第384頁。 [2] 參閱上第331—332頁。世人動以為葡萄牙人及西班牙人的發現乃由於蠻野的土耳其人把中古的貿易線阻塞而起，但此語未必可靠。關於這個問題可參看A. H. Lybyer在1915年《英國歷史雜誌》（第480頁）上的一文。15世紀的土耳人縱無馬哥博羅時控制中亞細亞貿易線的韃靼人那樣的寬大放任，他們亦決無所謂「少年土耳其人」妨害今日（1925）貿易之甚。經由埃及一路的貿易亦甚發達，直到好望角路線發現後始衰。走好望角路線的海船容納粗重的貨物，其總容量亦比任何中古路線之所能擔負者為大。中古的歐洲因不能以笨重貨物（為駱駝所不能勝）換東方的香料等等之故，金銀之出超大增，浸浸有缺乏金銀的危險。直到美洲的金銀礦出產充分的金屬以後，歐洲始獲多年亟需的救濟。同時海洋線及海船亦使西方得和東方以貨易貨。 [3] 譯者按，薩拉米斯為古希臘和波斯間的海戰，亞克興為凱撒死後Octarian克服Antony的海戰。 [4] 關於亨利八世的海軍，見上第332—333頁。 Sir William Monson為依利薩伯時關於海軍問題的權威。他說：「從事實說起來，西班牙王要到和我們作戰時，始知海戰的為物。在此以前，他不知何謂海戰，除非在海峽（指達達納耳）中和土耳其人，在退衰拉斯（Terceras，即亞速爾群島Azores）和法蘭西人的扁船戰可稱為海戰。即此扁船的艦隊亦尚自新併吞的葡萄牙王國得來。1591年西班牙人之擒獲復仇（the Revenge）實為他們表現他們海軍力的首次。」腓力於1580年併吞葡萄牙及其海軍及海外領地。自此以後葡萄牙一直為西班牙王的屬國。到了1640年始重獲獨立，且常賴英吉利聯盟之助。 [5] 譯者按，為有帆巡艦Shannon的艦長，於1813年嘗上美艦Chesapeake而俘之。 [6] 見上第314—317頁。 [7] 譯者按，Richard Hakluyt為英吉利地理學家，著The Principal Navigations Voyages，Traffiques and Discourses of the English Nation. [8] 見上第331頁。 [9] 19世紀下半葉所用以發展非洲內地而成立的「特許公司」（「Chartered Companies」）和依利薩伯朝的莫斯科伐公司，利凡特公司及東印度公司等性質頗相同。 [10] 關於依利薩伯的收入及戰費，見第397—398頁。 [11] 譯者按，「海丐」（Sea Beggars）為當時出沒無定的荷蘭巡船的船員。他們專和西班牙為難。建立荷蘭共和國之功大半屬於他們。 [12] 塞西爾威廉自1571年起成為柏立貴族（Lord Burleigh），為明了起見著者仍繼續稱他為塞西爾。 [13] 關於不服國教的公教教徒（Catholic「Recusants」）的待遇，參閱1908年4月份《美國歷史雜誌》中R. P. Merriman所著「Some Notes on the Treatment of English Catholics in the Reign of Elizabeth」一文，及W. P. M. Kennedy的「Elizabethan Episcopal Administration」，1924年。1559年所定不到教堂的12先令罰金固常常征取，但1581年所定不到教堂者每月須納20鎊罰金之法則始終沒有實行。關於耶穌會徒的誅除，見後第405頁。 [14] 譯者按，「政治派」（「Politiques」）中的人大都為緩和的公教徒，他們主張停止宗教互殺，而導政治於和平相安的軋道上者。 [15] 從Percy的Reliques中，所載的三個記事歌——「Brave Lord Willoughby，The Winning of Cales」（即加的斯）及「The spanish lady’s Love」——中，我們可稍窺此次戰爭中的民族精神，及英兵行動的理想。從味勒的「Commentaries」中我們亦可見荷蘭軍中英兵的精神。東肯特團（The「Buffs」）的團風團員自以為遠紹紐坡特及味勒的諸戰的遺風。 [16] 見下第四卷第九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