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史 · 第二章 新的宗教潮流 海事及海軍

國王：亨利七世，1485—1509；亨利八世，1509—1547。 15世紀的沉悶 我們如把末了的20年除外，15世紀在我們的歷史中可算自諾曼征服以後最窮於智識的發展者。牛津的思想自由固然橫被摧殘了，誅除威克里夫主義的運動隨後固然瀰漫於全國了，但代興者無物，正宗派的思想或道德並無何種的復活。15世紀中並無何種事項可以和200年前「行腳僧之來」相比擬。當可憐的皮科克（Pecock）主教，因未能擯棄常人的理智，盡本教社的立場，以駁斥羅拉特派之故，而被審理及監禁時，清一色的愚昧主義（obscurantism）可謂已達極點。在世俗人中，除了若干動人的記事短歌以外，這時期中，也沒有產生任何偉大的文學。巧塞只有讀者，翻印者，及摹仿者，而無後繼者。但印刷機已於此時設置，中等階級所需要的新的學校亦勉可敷用；學校所給的教育固質量甚劣，但受教育的人數則極多，種植小麥及飼草的一班平民亦可以有校可入。故亨利七世一朝我們可視為芒種時期。 秩序的恢復及治安的建立為知識復活的必要條件。在早期的推鐸爾社會內，在路德的爭端發動以前，我們已可窺見兩種預兆，——一為窮民間羅拉特主義及閱讀聖經的復活，又一為海外文藝復興的學問的來英。除了這兩種運動以外，我們也許還可以加上於兩者都有裨益的一種傾向，即好多人民的反僧侶思想。有人說，如果亞伯（Abel）是一個僧侶，則倫敦市民因憎惡僧侶之故，必將昧於是非，而把該隱（Cain）宣告無罪。[1]鄉紳及貴族們雖無一為羅拉特派，然對於教社亦絕不關心；只消分贓時能有他們的份，他們當可贊助掠劫教社的政策。在事事都在變更的英國，教社特權之歷數世紀而毫無損失，正足以引起一般英人的反動，且使之願於諦聽新的教旨。一言以蔽之，教社雖能牢守其固有特權，財富，及誅除異己之權，絲毫沒有損傷，然它的領袖地位，無論在道德方面或在知識方面，則反喪失淨盡。它的剷除威克里夫主義的決心，雖能成功於一時，適足為莫大之厲階，因為它只有殘酷的手段，而不能為相當的改良。 羅拉特主義的復活 在路德突然著名以前的一世前，久經取締的羅拉特主義忽又作公開的傳布。它本是英吉利的土產。最宜於英國的水土，即被嚴厲取締之後，它仍生存於農居及工屋之中，它仍為窮民所信奉。契爾忒因山地及近都諸郡其他部分的農民，倫敦，布利爾托爾及其他市鎮的貧賤人民，間有一二教士或較為富有之人，常私自集會以共讀「英文本的聖書及福音」，及威克里夫的「造孽著作」，以堅定彼此對於我人今日所應稱為「抗議」教旨的信仰。在1490年及1521年之間，不少的羅拉特徒嘗走上火刑之柱，雖則因怕死而懺悔者為數更多。此時期的誅除比以前更凶厲，但完全失了目的。 文藝復興的西漸 在同年中還有一種運動正在把各大學趕到一個新的生活途徑上去。文藝復興的中心本為義大利，但在15世紀的末了20年內新學問自意傳至牛津。[2]從義大利，格洛辛，力歷，及林那刻（Grocyn，Lily，Linacre），對於希臘文學，拉丁文法及科學醫術的新興趣傳到英國。久經淹歿的希臘世界亦逐漸的恢復原狀，潛心力學之士，漸可隱約窺見此世界的大概。當時的物質世界，本在隨哥侖布及喀波特（Cabot）每次的新航行而突破中古人所知之宇宙；新開闢的知識世界之不復為中古天堂及地獄所限制，其過程正亦相似。同時，西塞祿（Cicero）的拉丁代替了中古有用而粗劣的拉丁，古羅馬派的生活理想因亦漸漸見知於世。以上種種勢力如能由宮廷及大學傳布至於斯屈拉特福德[3]及別地方的普通文法學校，則即這些普通地方的生活，自亦不難由粗俗變為雍雍大雅。 科勒特的講演 造成新英的又一種原質來自科勒特（Colet）。科勒特為倫敦商人之子，嘗留學於義大利。自意回至牛津時，他尚極年輕，且初經授職為教士。他宣布要講演聖保羅的書札時，牛津全體為之驚異。但他有他的天才，他有他的號召力；不特富於熱誠的年輕學子趨之若鶩，即采反對態度的僧正及神學博士們亦不能不洗耳恭聽。他把注釋家所有的大端破壞無餘，而另以實際的及人文主義的眼光解釋保羅的人生及他的遺教。他直從希臘原文解釋一切，而不拘泥於中古人的注釋。他只問聖書人的作者及受者所給予它的意義，而不問過去300年中論理學者所給予它的曲解。經此一擊，中古的學問知識竟如摧殘拉朽，一蹶不振。鄧·司各脫斯（Duns Scotus）曾一度為知識之超時代者，但此時牛津劍橋的新派人物已把忠於此「精微博士」（Subtle Doctor）的信徒嘲弄嘻笑，不久而後全國的學生亦作如此看法。 科利特像 科勒特，今譯作科利特（John Colet，1466或1467—1519），英格蘭神學家、倫敦聖保羅學校創建人。他是都鐸王朝主要人文學家之一，在英格蘭提倡文藝復興的文化。 聖保羅學校一景 牛津改革家的勢力 荷人伊拉斯莫斯（Erasmus）因得印刷機的助力亦浸浸然名聞全歐，為空前所未有，他在英國的勢力很是可觀。他和摩爾·托瑪斯爵士（Sir Thomas More）俱為科勒特的友援。他們給復興的文藝以一種新的性質。復興的文藝在義大利本為美術的，非教的，但在北歐則是道德的，宗教的；自義大利的學者及獎掖學者的君，侯，大主教們看起來，文藝復興即古代詩人，哲人，大理石雕的天女，及「赭色希臘稿本」，之研究欣賞；但自伊拉斯莫斯及科勒特，及受他們影響的英人看起來，它不僅是這些，它也包含著希臘文的《新約》，最後且及猶太文的《舊約》的熟讀。兩者間的差別是很深刻的，法蘭西一義大利文化本為英吉利幼年時之所由滋長，但英吉利之終於離那個文化而獨立，此實為主要原因之一。義大利文藝復興的諸子僅生存於美術，文學，及科學的世界，故他們很少會和宗教發生接觸；在法意繼他們的精神而起之人，至今亦復如是。他們對於宗教的事務，一任寺僧教士處理而毫不加以援助。但英國的文藝復興者，則有科勒特的成規可以追隨，他們利用希臘及拉丁之學以改良學校，以改良教社，他們並督責僧侶及世俗人共同努力於此偉大任務的進行。 這種兼涉道德及知識，古學及耶教的運動，並不如世人有時之所想像，已顛沒於英吉利宗教改革的風波之中。事實正和這想像相反。它的精神永永不死。經初期的紛亂以後，在後期推鐸爾時，英吉利改革的學校及改革的教社已粗具規模。於新學校的教育政策中，和新教社的宗教政策中，上述的精神俱有充分的表現。如果科勒特能眼見一個依利薩伯朝的文法學校，他一定可以頷首滿意。固然，我們如把亨利及愛德華二朝時所充公的舊基金和依利薩伯朝所設立新基金相比起來，可用為教育的總基金，在推鐸爾時未必能比前增加多少，甚或未必增加；但教育的質量究已比前大有進步。 這班牛津改革家——科勒特及伊拉斯莫斯即以此聞於世——又以學術，宗教，及道德的名義，痛責僧士為愚昧主義者，力詆神像及遺體的崇拜，嚴斥宗教法院的勒索，抨擊僧侶的凡心。他們雖非羅拉特派，然他們措辭的嚴厲，遠非羅拉特派之所能及。他們的勢力由牛津傳至倫敦，至宮廷，不久且及劍橋。科勒特後為聖保羅大教堂的副主教，他藉講經的機會，更不時痛詆教社的積弊。自百年以前威克里夫派的教士被禁以來，人民蓋久已不聞此調之彈，因之市民非常高興，而僧侶則莫知所措。科勒特更於大教堂附近設立聖保羅學校，以力歷為首任校長，教子弟以希臘文及西塞祿的拉丁文。這學校即為改良的文法學校的模型。 托馬斯·莫爾像 托馬斯·莫爾（Thomas More，1478—1535年），英國文藝復興時期政治思想家，代表作為《烏托邦》。書中批判了英國現行的政治和社會制度。描繪了理想的社會制度「烏托邦」。托馬斯·莫爾曾與科利特合作並接受其影響。 伊拉斯謨像 伊拉斯謨（Erasmus，約1466—1536）荷蘭哲學家。16世紀初歐洲人文主義運動主要代表人物。曾被科利特邀請到牛津大學任校。 新朝君主的態度 新朝的君主又會采何種的態度以對付新學問呢？在當時英國的情景之下，國民如不得國王的同意固一事不能為，國王如無國民的同情亦一事無可為，兩者聯合起來則無事不可為，甚至可以變更或維持宗教的教義及教社的特權。在此情景之下，國王對於文藝復興的態度自然極關重要。 亨利七世忙於為英吉利盡警吏的職務，故不暇關心新學。從他的眼光看起來，僧侶只是有用的僚吏，而教皇不過外交棋盤上的一子。於此而外，他可算是崇奉正宗者。有一次他參加勸服一個羅拉特徒的工作；這羅拉特徒已經安放在火刑具之上，亨利勸服他，使他懺悔，但於勸服之後仍使就刑。這也可見當時所謂耶教慈悲的標準。 亨利八世少壯時的性情才藝 那麼後一代的亨利又怎樣呢？他於1509年繼承大位，並和亞拉剛的喀衰鄰（Catherine of Aragon）結婚，他的長兄亞叟爾本有君臨全國並永偶那個貴婦之權，但不幸早世。此18歲之早年君主於體力及智力上俱遠勝常人。他是一個模範人君，他對於真正的英吉利運動家，及從事新學的人一體加以獎掖。他父親所艱難締造的和平，富裕，及威權，他可以一手繼承無人與爭；人民所不喜歡的恩普孫及都德里（Empson，Dudley），他可以斬首以博人民的歡心；因此二者他自始即得人民的愛戴。他為純粹的英吉利人，他的純粹性不亞於「農夫喬治」，[4]不過規模較大而人更漂亮而已。他可以同射藝最精的林卒比弓；法蘭西的使臣頌揚他的射藝時，他可以「法人學之為宜」相對。至今猶存倫敦塔中他的一副龐大的擊劍甲冑，令見者可追想到他的勇武，他的殺敵的敏捷，及不畏強御的氣概。他也是網球名家，超等獵人。他之歸向正宗猶如乃父，他鼓勵燒死羅拉特派，他著書駁路德，教皇且稱他為信仰的保護者（Fidei Defensor）。但他也是科勒特及摩爾的朋友，他強迫後者為朝臣，而庇護科勒特為副主教。他責備愚昧主義的僧侶之攻擊科勒特，他嘗曰「人人各有他的博士，彼即我的博士」，即當此無畏的博士在痛詆他的法蘭西戰爭為不合耶教精神時，他的庇護仍不稍變。從世人傳為他自己所做的歌內，我們知道「亨利是能愛大丈夫的」且「愛和好人在一起互相玩弄」。這可敬的克萊吞[5]尚有許多它種技能。他不是一個平凡的音樂家，所有的樂器他都能玩得不差。在他的宮廷中，詩歌及音樂發達極盛，是時英吉利詩樂的天才蓋正在猛進以跨入依利薩伯朝的全盛時代。 有人說過，亨利宮中人才濟濟，遠在任何大學之上，此言誠非虛語。這班早年友人對他嘗有很大的潛移默化之力，他們使他憎惡僧士，憎惡影像及遺體遺物的崇拜，並使他知道研習《聖經》之可貴——凡此種種固和日後關於聖餐典禮的正派教旨相容。這美貌的，而且雅愛一切高尚事物的，少年運動家，經過30年的榮華富貴後，終變為一個成府甚深的人，撇開舊友新知，蔑視一切仇敵，而採用一種熟慮過的灰色宗教政策，且以王權繼代教皇之權，這種晚年行為表面上看起來似甚奇突，但仔細諦視起來，則沒有一方面不是深受早年諸種感化，及當時時代潮流的影響。亨利所處的時期固為專橫凶暴的時期，但國民的心理及時代的傾向，則他固能意會心領者；他的聰敏蓋不在依利薩伯之下。 亨利八世像 亨利八世（Henry Ⅷ，1491—1547），英格蘭國王（1509—1547），在他統治下英格蘭開始復興並進行宗教改革。 但那種成府甚深的亨利尚為日後的亨利，現時則為現時。現時仍為武爾塞大教臣（Cardinal Wolsey）主政的時候。教士而主持國政者武爾塞差不多是沒了一個人。當「我王哈利[6]每晨行獵」，或每晚舉行「化裝及古裝」跳舞時，武爾塞則不辭勞瘁，日理萬機，舉凡內政外交，無不綱舉目張。亨利在日後固嘗親身努力政事，但幼年人，只少如亨利那樣的幼年人，必須有人服侍效榮；此亦即大教臣當權之日。 沃爾西行進的隊伍 沃爾西（Wolsey，約1475—1530），天主教英格蘭樞機主教、政治家。他的不得人心，在他敗落之後，助長了反教權主義的發展，此為英格蘭宗教改革運動的因素之一。書中譯作武爾塞。 沃爾西深得亨利八世的寵幸，在亨利八世的推薦或任命下，擔任林肯主教（1514年2月）、約克大主教（1514年9月）、樞機主教（1515）、英格蘭大法官（1515年12月）及教皇特別代表。他利用權勢大量聚斂財富，其數額僅次於國王。 武爾塞 推鐸爾諸王后的著名大臣皆出身微賤，武爾塞也不是例外。他的父親不是東盎格力亞的一個養羊者，便是一個羊毛商。他的趾高氣揚，專好排場的一套，如出之於一個親王公子，則必非亨利之所能容受。一個外國觀察者嘗說「他是一個得未嘗有的驕傲僧官」，一般的輿論也作如是想。但外交家應有的資格他都俱備，他的惟一缺點即脾氣太壞；有一次涉及法國的一件事情時，他竟致怒擊教皇的使臣，並以送入倫敦塔上享受刑架為恐嚇。他的排場，無論在罕普登宮（HamptonCourt）中，或在巡遊時，皆闊氣異常，一方足以取悅於亨利，一方又足以炫耀國人。但結局則徒然使兩者都猜忌他，厭惡他，而為詩人添訓誡後人勿太招搖的材料。 均勢政策 歐洲均勢之為英國外交政策的目標首起於武爾塞。法蘭西及西班牙兩大君主國的興起，使英國不得不採這樣的一個策略。因為彼此稍有上下，則勝利者立會執全歐的牛耳，而小小英吉利的地位將低下而失卻保障。起首的十餘年間，武爾塞甚為成功，他之維持均勢，專用他的手腕，初不需多少英人生命金錢為代價。1513年的雙捷，既敗入侵的蘇格蘭人於夫羅登，復勝法蘭西人於接近尼德蘭邊境金加特（Guinegatte）地方的斯浦斯之戰（Battle of Spurs），於是英之地位更有增進，儼然有舉足輕重之勢。但自1521年而後武爾塞的機警及遠識俱嫌不夠。是時法國就衰，而西班牙的聲威正在日增月累之時；如欲維持均勢，英國自應助法，乃武爾塞反贊助身兼西班牙，尼德蘭，及日耳曼諸國的帝王之查理五世。巴味亞（Pavia）之戰，法蘭西斯一世（Francis Ⅰ）被擒，他的軍隊覆沒，因而更使英法一時不振，義大利則歷百八十年，受制於西班牙，哈布斯堡氏（Hapsburg）則得稱雄於歐羅巴。在腓力二世之時，哈布斯堡君主國的淫威勢力且幾促英吉利的滅亡；幸而武爾塞所反對且所鄙視的民眾，海運，及宗教勢力已堪救國家於垂危，不然英國殆早已為腓力的武力所顛覆。 新發現的航線及大地 西班牙的聲威不僅止於舊大陸。海洋發現及海洋貿易的時代是時已經來到，向由熱那亞及威尼斯所控制的舊路線，通亞洲埃及以達東方的舊路線，則降於不重要的地位，權力及財富亦由義大利諸城及陸海錯綜，滿布槳行扁船（galleys）的地中海而入於西歐各國之手。西歐可以派遣新式的艦隊和新式的海員，以航行大洋而達亞洲的市場，且在途中發現非洲美洲。 英國在初時似無捷足先登，而為新變動的主要受益者之希望。在15世紀時，在航行者亨利（Henry the Navigator）的指導之下，葡萄牙的海員曾經走過非洲海岸及繞道好望角而到印度的路線，並在非洲的沿岸地建設了一個至今猶存的殖民帝國。西班牙固嘗經過長期的分裂，但自亞拉剛的斐迪南（Ferdinand of Aragon）和卡斯提爾的伊薩伯拉（Isabella of Castile）聯婚後，它即驅除摩爾人（Moors）到直布羅陀海峽以南，一面更命哥侖布遠航東方，並委大批徵士經營新發現的大陸，結果墨西哥及秘魯的礦產以及西班牙美因的財富盡歸西班牙。 西班牙及葡萄牙之稱雄 教皇亦能乘時而起，以伸張他的威力。他以亞速爾群島（Azores）以西數百海里的某地為中心點而將全球一分為二，自南極以至北極適成一線，線之西所可發現之地悉歸西班牙，以東悉歸葡萄牙。自有這個平分而後，偉大的航海家益競投伊比利亞兩大君主國而樂為之用；麥哲倫（Magellan）因有繞道何恩角（Horn）以直入太平洋之行，而味斯浦奇·亞美利哥（Amerigo Vespucci）則溯航日後以他得名的大陸的沿岸。當此之時教皇的分法尚無人敢公然有所置議，而西班牙及葡萄牙亦尚無第三者足與相持於大洋，或爭奪海外之地。義大利的瀕海諸國為頭等航海家——哥侖布，味斯浦奇，及喀波特——的生產者，但威尼斯及熱那亞俱無自行經營海外的雅量。當時義大利的情形，正如一個落魄的英雄，它所馳騁稱雄的昔時亞洲諸大路線，今已降為次要的貿易線。且不論威尼斯或熱那亞，都不是具有建造新式海船或訓練新式海員的能力之群社：它們正在衰退的實力，恰夠繼續擔任殘餘的利凡特貿易，且和土耳其的戰船相抗衡之任。 亨利七世的政策 當此之時，英法對於西班牙及葡萄牙之包辦非亞美三洲的商業及殖民事業，都尚未敢置一辭。在亨利七世時喀波特約翰，他的兒子瑟罷斯輕（Sebastian），及十八布理斯托爾的勇士嘗坐一海扇船[7]而至今日所謂拉勃剌鐸爾，紐芬蘭或諾伐斯科細亞（Labrador，NewFoundland，Nova Scotia）之某處。他們本打算西航以達盛聞當時的契丹（Cathay）及東方七大名城，以尋覓香料金寶，哪知他們的路程被北美多霧多鰵的海岸，及森森下墜的松林所遮斷。但英吉利此時尚不敢作染指於北美的念頭，它尚不敢冒西班牙的虎威，它的時候尚未到臨。亨利七世固嘗鼓勵航海事業，但武爾塞的見解則深以此為不智，故輒澆冷水。兩喀波特及諸布利斯托爾人在北美的航行，雖給了英國以日後要索北美之權，但英人把此權束諸高閣者歷數世之久；在此數世內英人並未繼以內地的發現或臣民的移殖，雖則在16世紀中葉以前，紐芬蘭的漁業已成為我國海員的重要養成地。 亨利八世之建海軍 亨利八世繼承王位時英吉利的地位即如上述。他的政策兼有剛毅及機智之長。鑒於西班牙的優勢，他不即鼓勵英人和之爭長於海外，但他卻又能為英國預留自振的餘地。當時英國所能辦到的為建立一新式的海軍，而亨利所辦的即為此海軍的建立。在百年之戰時英人曾執有「狹海」[8]的海權，——如果那時的海已經可以被任何人所控制的話。但當時稱雄海上者，非王家的海軍而為商船上百折不撓的舟子，他們有時自動的掠劫敵船敵人，有時則聽從國王的指揮而聯合作戰，有如在斯類斯（Sluys）時。亨利五世嘗為創興王家海軍的嘗試，但他沒有進行多遠，且後人又沒有繼續下去。亨利七世很能鼓勵商艦的勃興，但也沒有籌建專務打仗的艦隊。亨利八世始營建王家戰艦，蔚為有力艦隊。他並在和爾威池及得特福德（Woolwich，Deptford）創設王家船塢，更設立有名的屈鱗尼替公司（Corporation of Trinity House）以振興航海事業。[9] 亨利的海事政策有雙層的重要意義。他不但創建專為國家打仗用的船隻，他不但設立專事打仗的船員，他的王家戰艦更採用簇新的式樣。它們是使帆的，在大洋中它們要比地中海各國的槳行扁船為敏捷，以作戰的行動而論，它們也要比英吉利商人用以航海，西班牙勇士用以渡大西洋的中古式的「圓」船為便利。新式的英國戰船長比闊輒逾三倍，而通常的「圓」船則其長鮮過闊之兩倍。在此以前海戰不外互撞，放箭，及跳船，極似古希臘古羅馬時的海戰，但今後則驟變舊觀。亨利八世的戰艦上皆裝大炮，炮眼則一一凸出於船身的兩旁，命令一發，則同列的大炮便一齊開火，其勢猛不可當。亨利嘗堅決地嚴令建築家務將大炮置於船身之中，而他們歸根竟想出開洞置炮，庶幾炮火即可於洞中出發的新辦法。[10]英國海權及殖民勢力的飛長，其得力於此新戰術者蓋比任何別的緣由為大。 在1545年，在亨利八世將終的一年，一個法蘭西的艦隊想入侵英吉利，但為王家海軍所擊退，英吉利亦得免於被侵。同年一個叫做掘類克法蘭西斯（Francis Drake）的小孩誕生於鄰近塔維斯托克（Tavistock）的農莊。 亨利、武爾塞及國會 王家海軍本為亨利所創造的，當亨利及他的女兒採用島國政策，而抵抗大陸上的天主教諸國時。王家海軍卒也搭救了他們一手，使他們得以勿墜。武爾塞對於海權的重要始終無絲毫了解。他是一個中古的大教士，一個舊派的官吏，一個文藝復興派的外交家，但關於英吉利在國內及海外的未來發展，則他殊無遠見之可言。他的主上所見較遠。推鐸爾之所以能成功，即在能窺見民族的傾向，不知不覺間能以民族的利益為政策的基礎，亨利實深有與民一致的天性。當他尚在幼年，猶未熟知國事之時，他固嘗充分利用武爾塞的行政識力，但到了相當時期，則他有他的主張，而決非大教臣之所能望其項背者。 武爾塞不失為一人傑，但建立近代英吉利之大功他不得而與。他對於海軍無興趣，他對於國會也無好感。他不但缺乏好感，他對於國會實甚厭惡，因為1515的國會曾代表國中方興的反僧侶潮流，而對於僧侶的特惠，對於教民死後贈予牧師之費，對於教皇命令之流通於英國，嘗一一加以斥責。法院中此時適亦發生將處分召集及參加教侶大會者以「助長教權者」之罪之奇異謠言。法院及國會在當時本被視為王權的擁護者，被視為袒護民眾而抑制僧侶者。武爾塞及其主上皆非不知這些情況者，不過在初時則大教臣為治理者，而亨利僅為注視者，故國會自1515年而後，停不召集竟歷八年之久。但亨利如一旦厭棄大教臣，而欲搶去教社之權，或改良教社，或抵抗教皇，則他自然知道何種機關可以利用，可獲贊助。 * * * [1] 譯者按，照《舊約·創世記》該隱及亞伯同為亞當及夏娃之子，該隱業耕而亞伯牧羊。上帝收受亞伯的小羊而拒受該隱的蔬果。該隱因殺亞伯以泄不平之氣。 [2] 在亨利六世的早年，格羅斯忒公爵漢符里（Humphrey）已在保護義大利學者去從新研究舊學。他為王室的宗親，且為大臣。他捐給牛津的「漢符里公的藏書」實為波德利安（Bodleian）藏書的起點，但牛津並不即時採用漢符里及其他義大利人的精神，以研究古人著作。 [3] 譯者按，即莎士比亞的誕生地。 [4] 譯者按，「Farmer George」即喬治三世。 [5] 譯者按，James Orichton為16世紀之蘇格蘭人，以多才多藝，博聞強記名於世。世稱為Admirable Crichton. [6] 譯者按，Henry的親密稱謂作Harry，故得哈利。 [7] 譯者按，海扇船以形如海扇（Cockle）而得名，行動甚敏捷。 [8] 譯者按，關於英法間及英吉利愛爾蘭間的海峽海灣，英法曾爭過三海里以外的領海權。這些地方即史所稱為「狹海」（「Narrow Seas」）者。 [9] 譯者按，Trinity House為一個公司，專以經營並獎勵航海事業為務，職權甚大，可以徵稅，可以設置燈塔等等。特許狀頒於1514年。 [10] 關於亨利八世時戰艦建築的技術問題，可閱Callender，Naval Side of British History，第五章，及Corbett，Drake and the Tudor Navy，緒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