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人的特性 · 第十五章 泰晤士報

無論天涯海角，不管白天黑夜，一個深度調查就會把所有秘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將鏡頭聚焦於一切違法行為，使公眾變得比國際暗探更為可怕。因為所有的情況都預先告知給公眾，讓敵人無隙可乘。英國由此得以擺脫那些曾使政府毀於一旦的痼疾。 他們喜歡它語氣中透露的民族性和自信心。它想他們之所想，說他們之想說，並展示了他們理想的日常生活畫面。當我看見他們在讀報紙上的各種欄目時，我似乎感到他們更像英國人。《泰晤士報》有一種民族的勇氣，這種勇氣不是輕率的或任性的，而是關切的和堅定的。不論權勢或財富，它都無堅不摧。 在美國，報刊的力量是眾所周知的，它與我們的政治制度相一致。在英國，它跟封建體制相對立，是反對遮遮掩掩的君主政治的得力助手。著名的薩默斯勳爵（Lord Somers）[1]曾說：「並不知道他那時代制定和通過的法律制度，因為當時大眾報刊沒有引起他對法律的關注。」無論天涯海角，不管白天黑夜，一個深度調查就會把所有秘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將鏡頭聚焦於一切違法行為，使公眾變得比國際暗探更為可怕。因為所有的情況都預先告知給公眾，讓敵人無隙可乘。英國由此得以擺脫那些曾使政府毀於一旦的痼疾。當然，這種調查是可怕的。所有傳統的特權、一切安逸的壟斷，都會讓人看清它們的日子屈指可數。人們熟知變革的原因，並且齊心協力排除一切障礙。「閣下喜歡讀報時的安逸，」曼斯菲爾德（Lord Mansfield）對諾森伯蘭郡公爵（Duke of Northumberland）說，「你我或許都看不到，但記住我的話，這位年輕人（艾爾登）（Lord Eldon）也許看得到，或許再晚一點，這些報紙肯定會用它們的筆奪掉諾森伯蘭公爵的頭銜和財產，從國王手中奪走這個王國。」英國人對社會政治制度的關切是一種必然的趨勢，而各種報紙的監督正是其動力，正如在美國一樣。 英國不乏果敢、聰明、知書識禮之人，他們文筆辛辣，敢於針砭時弊、抨擊世人。無論評價如何，它的確是在英國報刊以外很難找到的一種技巧。通過言傳身教，英國人操起這個行當，就像寫詩、騎馬和拳擊一樣嫻熟。成千上萬聰明的普雷德（Pmed）、費里里（Frere）、弗魯德（Froude）、胡德（Hood）、胡克（Hook）、馬金（Maginn）、穆勒（Mill）和麥考利（Macaulay）等，他們為報刊雜誌作詩寫文章，如同在議會或講壇上做演講、或射箭騎馬一樣習以為常。這對於他們而言不過是小菜一碟。他們身體粗壯、思想活躍、受過牛津的教育，舉止得體，只可惜沒有天才的靈氣。結果導致全國報業興盛、政治狂熱、報刊雜誌大肆試行以及報刊從業人員的高薪。 英國泰晤士報 《泰晤士報》（The Times），英國的第一主流大報，被譽為「英國社會的忠實記錄者」。誕生於1785年元旦，它是最先將新聞視角延伸至英國之外的其他歐洲國家的媒體，在政界和金融界內享有很高的聲譽。 這種才華尤以《泰晤士報》表現得最為顯著。在英國，它是最讓人感知、畏懼和佩服的力量。早上你在報上看到的東西，晚上所有人都在議論它。它耳聽八方，報道最新、最全、最可信的消息。年復一年的努力，一次接一次的成功，才使得它獲得現在的權威。我曾問過一位該報的老投稿人，該報從前是否優於現在？他說：「不，現在才是它的鼎盛期。」以該報完善的印刷組織機構和全球化的通信報道網絡為後盾，《泰晤士報》展示了英國人目標堅定、智力超群、誠實守信的高貴品質。它有自己的發展歷史和輝煌成就。在1820年，《泰晤士報》支持女王卡洛琳（Queen Caroline），反對國王；它又支持貧民救濟法制度，幾乎全部靠它才得以通過；當布魯厄姆（Lord Brougham）掌權時，它決意反對，並最終將他拉下王座；它又對愛爾蘭宣戰，並戰而勝之；它支持聯盟，反對穀物法，當柯布敦（Cobden）感到絕望時，卻宣布他取得勝利；它譴責、誹謗1848年成立的法蘭西共和國，遏制了英國人給予的任何聲援，一直到最後，成立了20萬人的別動隊監視憲章運動派，並使他們在4月10日出盡洋相；它又最先宣布支持新的法蘭西帝國，加速了法蘭西同盟軍的建立和解散[2]；它以統領一切的語調討論每一地方性的、文學性的以及社會性的問題；它大膽及時地揭露各種威脅商業界的欺詐行為。與此同時，它憑藉其印刷設備的不斷完善，擊敗競爭對手並將它們趕出出版行業。《泰晤士報》發行的惟一不足，就是它的印刷速度不夠快，而每份日報只新鮮適時幾個小時。它可以將其他所有報刊置於死地，除了公然抨擊它的對手。因為總的來說，許多報刊是靠在主流位置上對其他報刊進行攻擊而生存的。 已故的瓦爾特先生（Walter）曾是《泰晤士報》的印刷商，他漸漸地把一切印刷事務處理得井井有條。據說，有一次他要求占用一點點版面而遭拒絕，他說：「好吧，先生，隨你的便，你可以把《泰晤士報》從這辦公室拿走。下周一早晨我就會出版《新泰晤士報》。」儘管業主們都抱怨他的印刷費用太高，但發覺自己已完全被他牽制，只能依了他。 有一天，我和一位朋友穿過出版廣場上的一個別致的花園，來到了《泰晤士報》辦公大樓。一路上我們小心翼翼，我們似乎走進了一間火藥坊。給我們開門的是一位和善的老太太。我們遞上名片後，她把我們帶到了莫里斯先生的會客廳。莫里斯先生溫文爾雅、彬彬有禮。他告訴我們的那些數據，現在看來已相當過時，可是我清楚地記得他說當時的日印刷量是35000份，1848年3月1日的印刷量最高為54000份。自從2月份以來，日發行量增加8000份。當時舊印刷機每小時只能印出5000份或6000份報紙，他們正在安裝一台每小時印刷12000份的新機器。主人把我們託付給一位謙恭的助理，由他帶我們去參觀訪問企業的其他情況。我估摸他們雇用了120個員工。我記得我們還參觀了他們的記者室，那是他們編寫速記小文的地方；他沒有帶我們去參觀編輯室，儘管我非常好奇。 《泰晤士報》的工作人員人人都很能幹。老瓦特（Walter）、斯特林（Sterling）、培根、巴尼斯（Barnes）、阿爾仕格（Alsiger）、霍勒斯·忒斯（Horace Twiss）、約翰·奧克森福德（John Oxenford）、摩斯利（Mosely）先生和貝利（Bailey）先生等在《泰晤士報》上開設了特別專欄，為其提高聲譽，增添光彩。但《泰晤士報》從不缺頭號筆桿來臨危受命。它的一些秘密消息令人費解，使人們回想起富歇（Fouche）警察的故事：這位警察的通天本領使人們相信，皇后約瑟芬（Josephine）一定是被他收買了。《泰晤士報》在國外城市都派有商務和政治記者駐紮，這使它的快訊比政府的新聞報道還要快。人們對自己僕人飛黃騰達的軼聞趣事，和印度議會官員的升遷一樣司空見慣。有人跟我講了它的一名記者的靈巧做法：在一次活動中，這個記者發現地方法官禁止報道，於是他把雙手揣進外衣口袋裡，一隻手拿筆，另一隻手拿便箋，照舊做他的工作。 報紙印刷機 1814年，高寶公司製造了世界上第一台報紙印刷機，用於印刷《泰晤士報》。 改版後的《泰晤士報》 如今的《泰晤士報》經過改版，比英國另一家著名報紙《衛報》小了一半，此舉激起了西方傳媒業的強烈反響，評論認為，在大報與小報的版式之爭中，小報更占有優勢。 《泰晤士報》的影響力是歐洲公認的一種政治力量，當然，這一點沒有人比它的出品人更清楚了。它的文章的語氣往往是大陸法庭官方機構的評論理由，有時也是外交辭令的根據。「《泰晤士報》會怎麼說呢？」在巴黎、柏林、維也納、哥本哈根以及在尼波爾已成為一件令人頭痛的事。它的準確果敢、圓滿收場展示了英國人的綜合技巧。這份日報是許多人的勞動結晶，據說這些人主要是剛走出大學校園或可能在倫敦事務所學法律的年輕人，他們用儒雅和典故來裝幀各個專欄，他們的抨擊激情奔放。然而這種堅定目標使人相信：這把報業之火是由老一輩策劃者點燃和維護的，這正如掌握了準確信息的人，他們只提供事實的根據和應該達到的目標，利用他們年輕人的幹勁和善辯提出解決這一問題的理由。決策部門和執行部門都因這種分工而收穫頗豐。在兩個能力相當的人中，不寫東西而只關注公眾事態發展過程的那個人，應該有著更高的評判智慧。然而各部分協調一致，所有的文章看似源自一個人的意志。《泰晤士報》從不出爾反爾，從不以編輯缺席或執筆人的輕率為藉口，而拆自己的台。它說話坦率大膽、堅持己見。它的稿件采自於一大群知識淵博、技能嫻熟的投稿者，然後由更博學、更熟練的人來審稿、校對和整理。這方面的秘訣是無人知曉的。沒有哪位作者因在報紙上署名而受到傷害。一切好文章，不論出自誰手，都是以社論的形式刊登出來。就這樣，文章是誰寫的並不重要，辦好報刊就是一切。《泰晤士報》，就這樣令人稱讚也令人敬畏。 英國人喜歡《泰晤士報》，因為它信息全面。《泰晤士報》的一篇事實報告猶如從《英國會議議事錄》上的引證一樣可靠。另外，他們還喜歡《泰晤士報》的獨特性。當拿起報紙的時候，他們根本就猜不出報紙會說些什麼。但總而言之，他們喜歡它語氣中透露的民族性和自信心。它想他們之所想，說他們之想說，並展示了他們理想的日常生活畫面。當我看見他們在讀報紙上的各種欄目時，我似乎感到他們更像英國人。《泰晤士報》有一種民族的勇氣，這種勇氣不是輕率的或任性的，而是關切的和堅定的。不論權勢或財富，它都無堅不摧。它抨擊一個公爵猶如警察出警一樣神速，且態度之傲慢更讓人氣憤至極。它曾找過英國海軍部的麻煩，主教的職位更難保全。曾經有一個主教因為貪婪而倒霉，一個因為盲從而受挫，另一個因為獻媚而出洋相。有時它給女王陛下提個醒，有時它的建議也被女王採納。《泰晤士報》中有些廣告欄，也有一種坦誠的姿態，常用來向外國人宣傳英國的好處。在1847年我來到倫敦的那一天，我見到一則通告：懸賞50英鎊，捉拿一位詐騙犯，這個人原先還是一位紳士，後來又當了國會議員，有名有姓，有爵位，報上都寫得清清楚楚。 從未見過比這份《泰晤士報》更傲慢的語氣。首次撰寫社論的牛津人或劍橋人的片言隻語都以為我們在坐下來給《泰晤士報》撰寫特別報道之前得先征服世界。甚至有人認為全世界都可能在《泰晤士報》面前跪拜乞討一頓早餐。當然這種傲慢是故意作出的。假如它僅僅是「猜測猜測」或「敢於懺悔」，或者是「擅自預言」的話，那又有何關呢？事實上不，它就是這樣，將來也會是這樣。 《泰晤士報》的道德規範和愛國精神是具有代表性的，但絕非是理想化的。它所講的道理只是統治階級的道理而絕非多數人的道理。它的編輯們非常明白在抽象領域裡保護俄國，或奧地利，或英國人民的既定權利。但他們只是向正在執政的當權階級發出呼籲，並本能地找到永遠左右政局的實權所在。他們與統治階級意氣相投，為統治階級說話，掌握事態變化的第一手材料。因此，每次群眾性事件，憲章運動的每次決議，教會的每次爭端，工人的每次罷工，他們都了如指掌。年復一年，他們密切注視著每場自由運動發起者進行的艱苦卓絕的鬥爭——關注他們，是為了辱罵他們，阻礙他們——直到塵埃落定，基業已經建立，政權已被控制，一切已成定局——他們又儼然像一位君主，大喊一聲，拼殺進來，使他們曾聲援過和拋棄過的雙方都大吃一驚，從而以勝利告終。當然，追崇者們視《泰晤士報》為一筆財富，雖然不可直接獲取，但可憑以贏得事業上的飛黃騰達。 《笨拙》周刊和《倫敦時報》一樣，都是英國良知的表現，它是同一種意識的喜劇版。周報中的許多諷刺漫畫可以與最好的小冊子相媲美，人們對公共事件所持的各種態度，報上一目了然。周報的速寫通常是由能手所作，有些人確實有創作天才，筆調十足的英國味，博得社會各個階層的喜愛。它表現出英國式的機智和幽默，與幽默大師傑羅爾德（Jerrold）、狄更斯、薩克雷、胡德等一樣，展示了人性和自由的發展方向，這是19世紀的一大特徵。 讀報已成為現代人的習慣 《泰晤士報》像所有的重要機構那樣，為英國的發展指點迷津。它是英國國力強大無比的活標誌。對於那些敢於揭露事實真相，不喜歡阿諛奉承或隱瞞公眾疾苦的人來說，《泰晤士報》是一個極大的榮耀。有勇氣才有平安。我希望能再說一句，這份報紙在引導公眾的情緒朝向正義時，應該得到它相應的行使權力。據說在議會或其他地方，英國的新聞界都有很高的發言權——但這全是假的，根本就沒有。它只是具有一種帝國的腔調，一種強大的獨立王國的腔調。但由於還有其他的帝國與它並存，它的腔調變成了官方或是法定的代言。《泰晤士報》具有統治階級的一切局限性，並且它希望永遠不會成為少數派。只要它敢于堅持真理，敢於表明正義，並從人性的根本點出發而衝鋒陷陣，那麼它的撰稿人就不會有那麼多達官顯貴，而天才才是它真誠的、戰無不勝的盟友。它也許要常常承受各種可怕力量的聯合攻擊，但是沒有任何報刊會毀於明智和果敢的，它將成為英國變革的天然領袖。它曾引以為榮的職責將得到更好的發揚光大。這些職責就是充當全歐洲的代言人、成為反抗暴君的流亡者和愛國志士的辯護人。《泰晤士報》應該擁有許多有義之士夢寐以求的，如國際權威，它最少的勝利都將為英國展開全民受益的新世紀。 * * * [1] 伊夫瑟姆的約翰·拜倫·薩默斯（John Baron Somers of Evesham），著名的律師和輝格黨政治家，為威廉和瑪麗時期的英格蘭大法官。 [2] 《論英國文明》的演講片斷：……英格蘭從來不支持歐洲大陸的自由事業，她只支持她的貿易事業。她不支持什勒斯維希—霍爾斯坦州（Schleswig-Holstein）的自由，只支持丹麥國王。她不支持匈牙利人的自由，只支持奧地利人。人們一致認為，赫赫有名的自由主義者帕默斯頓大人（Lord Palmerston）所支持的應該是路易斯·拿破崙（Louis Napoleon）的奪權篡位。這個時期的英格蘭是自由的，但是英格蘭的力量只為貴族所有，這些貴族決不會為自由而戰，除非英國受到了外敵的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