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人的特性 · 第十四章 文學

在莎士比亞身上淋漓盡致地體現了撒克遜人的細緻和東方人的豪爽的完美結合。儘管近兩個世紀的作家們也有所體現，但都望塵莫及。我發現不僅是那些不可望其項背的大師，還有那個時代的所有作品都充滿了一種雄健的力量和自由奔放的氣勢。 在英語民族裡存在著一種拯救的力量，它可以起死回生。就在這個民族裡一直存在著少數智識過人的思想家。他們能夠欣賞知識分子的出眾才華，能夠把握歷史趨勢的徵兆。儘管這種建設性的才智看似弱小或膚淺，但批評的格調比較高昂，使人聯想起無形的上帝的降臨。 一種根深蒂固、堅不可摧的常識，已嵌入英國人的骨髓里達千年之久了，正如剛剛學會看書認字的水手和士兵思考的那股狂勁。英國人沒有奇思妙想，絕不會出其不意地講出一句含沙射影的句子或連珠妙語來，雅典人和義大利人的格言警句，到了英國不久後就變成一則寓言。但他們的語調鏗鏘、言辭精準直接；貴族的語言也同樣適合平民百姓。這種樸實無華的、真實平淡的表達風格不僅出現在他們早期的作品中，也出現在最近的著作里。就像一位荷蘭畫家不惜用鍋碗瓢盆來展示居家之美一樣，它把泥土的芬芳、牛羊的氣息帶進了民歌民謠。他們在詩歌里追求上帝賦予他們的幸福，自然界裡的一草一木都逃不過他們的視線。詩人從一個個迸發的想像的事物中巧妙地找回自我。英國的詩神對農舍、對鄉間小路、對集鎮都無比的眷戀。用斯戴爾夫人的話說：「他們要逼我走上雲霄，我卻穿著木屐踩在泥潭裡。」因為英國人具有著精確的感知力，能抓住事物的要害，並且十拿九穩，屢試不爽。他們喜歡斧頭、鐵鎬、船槳、槍炮以及蒸汽管，他們製造出自己使用的工具。他們是唯物者，講究節儉又看重財物[1]，對待英國人必須真誠而實際：你得給他真的鬆餅而不是一個鬆餅的許諾；給他安全便捷的熱排骨，而不是給他印刻在花紋紙上豐盛的法國菜單。倘若他是一個有學問的詩人或哲學家，他會把堅實的真理和靈敏的機械同時揉進他的思想。他忠於事實。他不會迷惘，也不會去捕風捉影，但他的意識里存在著一個執著的、神聖不可侵犯的精神象徵。他喜歡但丁，是因為但丁用毫不動搖的執著把一種心靈的意象展示在眾人面前，就像繪製在盾牌上的紋徽。而拜倫（Byron）「喜歡用一些千奇百怪的東西來激活他的靈智」。英國人的講話風格，直截了當，感染力強，被人尊崇為《聖經》文本。它表現在《阿爾弗雷德（Alfred）編年史》上，表現在《撒克遜編年史》上，還表現在《北方英雄傳奇》里。拉蒂默爾（Latimer）的樸實無華，霍布斯（Hobbes）的「高尚粗俗語言」，以及多恩、班揚、彌爾頓、泰勒（Taylor）、伊夫林（Evelyn）、佩皮斯（Pepys）、胡克（Hooker）、科頓（Cotton）和一些翻譯家們也是用這種語言風格寫作的。斯威夫特（Swift）的語言最為逼真和實在，他筆下的人物似乎就是專門為警察虛構的。笛福（Defoe）下筆萬無一失，一字不改。休迪布拉斯（Hudibras）有著同樣敏銳的心智——在感覺和理智上都同樣逼真。 喬叟 傑弗雷·喬叟（Geoffrey Chaucer，約1343—1400），英國詩歌之父，主要作品是《坎特伯雷故事集》，是歷史上第一個用英語進行創作的人。 《坎特伯雷故事集》提要 《坎特伯雷故事集》「對坎特伯雷朝聖者們的生動描寫滿足了人們的感官需求」。 這種現象在詩歌里並不少見。喬叟（Chaucer）對坎特伯雷朝聖者們的生動描寫滿足了人們的感官需求。莎士比亞、斯賓塞和彌爾頓在他們的創作巔峰期也都充分領悟了他們民族的執著和嚴謹精神。這種精神上的唯物論展示了英國天才卓越的人生價值，並在以上這些作家以及赫伯特（Herbert）、亨利（Henry）、莫爾（More）、多恩（Donne）和托馬斯·布朗（Thomas Browne）等人身上展現得淋漓盡致。這種撒克遜式的唯物論和偏執勁，滲透到了思維領域，造就了像莎士比亞和彌爾頓這樣的天才。當它達到爐火純青的境地，騰雲駕霧也如履平地。即使在唯物論的最高境界裡，詩歌只是普通常識的感應，猶如生鐵是高熱下發出的白光。 在他們的言論里，體現了兩種品質的結合。用撒克遜的詞彙作為框架或骨骼，用羅馬詞彙來點綴以求典雅和華美，但任何一個句子都不能全用羅馬詞彙，否則軟弱無力，這是遣詞造句的一條潛規則。兒童和勞工們講的是地道的撒克遜語。在大學校園和議會裡使用的是純拉丁語。混雜是英倫三島的一大秘密。在他們的方言裡，陽剛之氣來自於撒克遜語，而陰柔之美來自於拉丁語，每句話語中都混合使用。一個沉迷於羅馬圓唇音的出色作家，必須會用英語的單音節去潤色、提煉他的文句[2]。 當哥特民族來到歐洲大陸時，他們發現這裡閃現的都是希伯萊和希臘天才的日光和月明。深藏在他們大腦深處的神經細胞，敏銳地感知到了這雙重的光芒。面對著源於基督和藝術雙重因素的景象，就像在神靈的孵化下，他們的靈智變得豐富起來。英國人天資聰穎，普通常識能使他們捕捉到驚奇和靈感。兩個世紀以來，英國一直是哲學的、宗教的和詩的國度。精神財富似乎廣袤無際，記憶能力瀚若天河，研究的熱情與堅韌，思想結構的膽識與靈巧，他們的迷戀、夢想和縱橫馳騁的想像，以及對新事物的進取與試探和一般情況下對權力的運用自如，凡此種種，就像「蓋伊·沃里克（Guy of Warwick）」的傳奇技藝一樣令人瞠目結舌。在莎士比亞身上淋漓盡致地體現了撒克遜人的細緻和東方人的豪爽的完美結合。儘管近兩個世紀的作家們也有所體現，但都望塵莫及。我發現不僅是那些不可望其項背的大師，還有那個時代的所有作品都充滿了一種雄健的力量和自由奔放的氣勢。 即便二三流的作家，也擁有簡潔、粗獷的活力，把事情描繪得惟妙惟肖。我認為這都是英國人的共同風格，這在他們引用的遺囑、信件、公文里以及諺語和各式各樣的言談中都可以發現。更誠懇、更渾厚的表達方式正可以說明斯堪的納維亞人的野蠻個性還沒完全泯滅。他們思維敏捷，講起話來猶如電光火石。我可以摘引17世紀的詞句，其鋒利程度是19世紀不能攀比的。他們的詩人憑藉簡單的精神力量就可以同我們的詩人所累積的科學知識相抗衡。鄉紳們喝著一種稱之為「十月」的奶酒或飲料，而詩人們似乎受到啟發，知道了怎樣在他們的秋詩里提煉歲月的精華。像大自然一樣，為了激發更多的詩句，有時在一些完整的阿斯帕齊碰（Aspasia）和克婁巴特拉（Cleopatra）式的美中留下一些缺陷，正如希臘藝人的花瓶或石柱，或者太長，或者太柔，或者凸起，或者凹陷，種種斑點卻使它們映得更美。同樣，在字裡行間巧妙運用一些簡陋或粗俗的字句，會使詩詞更引人入勝、更豐富多彩，也說明這些詩人敏銳而充滿活力。 人們都認為那是個良好的教養與偉大的思想鑄就的時代，像本·瓊生（Ben Jonson）的作品那樣，那個時代的假面舞會和詩歌都充滿著無畏的英雄氣概，因而深得大家青睞。人們樂意接受莎士比亞正說明了思想的偉大進步，這是文學史上絕無僅有的事實。接受他，是因為莎士比亞創造了豐富的精神財富；蔑視他，是因為莎士比亞沒有為這個時代歌功頌德。一個民族越偉大，相形之下它的偉人就顯得越渺小[3]，當時，我們尚未擁有現代化工具，沒有詞典、沒有語法書籍，也沒有索引，人們學習希臘語和拉丁文靠聆聽教授的演講、靠自己的鑽研，這種學習方式需要超強的記憶和各種能力的運用。當時的學者，坎登（Camden）、厄謝爾（Usher）、塞爾登（Selden）、米德（Mede）、加泰克（Gataker）、胡克（Hooker）、泰勒（Taylor）、伯頓（Burton）、本特利（Bentley）和布里安·沃爾頓（Brian Walton），都牢固地掌握了這種工程技術和方式方法[4]。 莎士比亞 莎士比亞（W.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文藝復興時期英國偉大的戲劇家、詩人。愛默生如是寫道：在莎士比亞身上淋漓盡致地體現了撒克遜人的細緻和東方人的豪爽的完美結合。 柏拉圖的影響也感染了英國的天才們。他們喜歡類推，喜歡認知事物間的相似之處，把握事物統一的發展路徑。差異性與同一性之爭，自古以來，爭論不休。英國也有過之而無不及。詩人自然是一派，世俗常人是另一派。但在英國有許多柏拉圖的門徒是例外的，如莫爾（More）、胡克（Hooker）、培根（Bacon）、悉德尼（Sidney）、布魯克（Lord Brooke）、赫伯特（Herbert）、布朗（Browne）、多恩（Donne）、斯賓塞（Spenser）、查普曼（Chapman）、彌爾頓（Milton）、克拉肖（Crashaw）、諾里斯（Norris）、庫德沃斯（Cudworth）、伯克萊（Berkeley）和傑里米·泰勒（Jeremy Taylor）等。 培根有著英國人的雙重性。我認為，他所掌握的幾百年來對實用科學的觀察資料和他的實驗經驗都是毫無價值的。富蘭克林（Frankin）、瓦特（Watt）、達爾頓（Dalton）、戴維（Davy），或者任何一個具有實驗天賦的人所給的一點暗示，都抵得上他一輩子搞的雕蟲小技。但他有先知的靈驗，開創了英國理想主義的先河[5]。理想主義所到之處，詩歌、健康和進步相伴而生。但人們既不知道它源於何地，也不知它流向何方。如果我們把這些事情弄清楚，它將取代我們稱之為科學的東西。它似乎就是一個種類問題或化學結構問題——關鍵在於，統一意識和尋覓相似的本能控制到了何等程度。因為無論你如何思維，它總是超越了自己熟悉的那一小類，與更大的種類趨於一致。由此產生了詩歌和一切積極的行動。 在思想結構方面，培根（Bacon）是一個類比推論者、理想主義者或柏拉圖主義者（按照我們的普遍說法，我們是用最好的範例命名的）。或詆毀類比推論，或未經嘗試就要事實明證，這些人沒有一點詩才，也創造不出新穎、美麗的東西來。像培根和柏拉圖主義者的成長一樣，洛克無疑是腐朽和單調的集大成者。柏拉圖主義是詩歌的發展趨勢，而所謂的科學是消極的、有害的。千真萬確，斯賓塞、彭斯、拜倫和華茲華斯都將成為柏拉圖主義者，而那些愚鈍之輩將成為洛克主義者。於是政治和商業將從知識階層中吸收那些富有才幹但缺乏天賦的人才，因為這些人不具反抗意識。 一生善於思考的培根，在他的思想體系里，首先強調的是普遍性，或者說是基本哲學。他所接納的並沒有局限於哲學的任何一個特殊部分範疇的有益評論和思想原理，而是範圍更廣，層次更高[6]。他堅持這一本質要素——從來不曾忘記，誰若忽視它，他決不寬恕。他堅信完美的發現是不會在平地上產生的，除非你站在更高層次的科學平台上。「有人認為哲學和普適性是無用的學問，其實他根本不知道，哲學幫助和指導著各行各業。這些基礎知識都在被孤立地進行研究，我認為這就是知識進步停滯不前的主要原因。」培根引用了各式各樣有關概要和普通法則的稀奇案例或有腳註說明的學科，來解釋自己的學說。他抱怨道：「他發現這方面的研究是很不夠的，為了各自的利益，他們在進行更深層次的理解時常搖擺不定。因為他們沒有抓住事物的根本。這是毀滅和冒犯大多數水性的干火。」對此，柏拉圖也有同感。他說：「凡是偉大的藝術都依賴於對自然法則細緻深入的研究。因為偉大的思想和對任何事物的準確把握似乎就源於此。作為一個偉大的天才，伯里克利（Pericles）具備了這種才能。阿那克薩哥拉（Anaxagoras）也是這樣一位奇才，伯里克利與他一見如故，並拜他為師，吸取了他純才智上的卓越思辨力，並儘可能地把它融入到思辨藝術之中。」[7] 弗蘭西斯·培根 弗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他有著雙重人格，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人，是善與惡，真與偽、美與丑的混合體，這在整個西方哲學史上是獨一無二的。 一些推論總在世間傳播，或許開啟了一個思想王國，或許就像哥白尼學說和牛頓的物理學說那樣成為人間真理，而對於它們的創造者，我們知之甚少。在英國，這些推論通常可以追溯到莎士比亞、培根、彌爾頓或胡克（Hooker），甚至可以追溯到凡·海爾蒙特（Van Helmont）[8]和伯麥（Behmen），這些人都是柏拉圖和希臘先哲思想的嫡傳。培根的一句話表達了這一思想，他說：「人首先必須順從自然，然後才能征服自然。」他的詩論是「物慾相諧」。瑣羅亞斯德（Zoroastrian）的詩歌定義，雖然神秘，但很確切，「模糊特性的清晰畫面」。斯賓塞的信條是「靈魂是身體造就的形式」。伯克萊（Berkley）說事物的存在與否是不可知的[9]。撒彌爾·克拉克（Samuel Clarke）博士是從自然界的空間裡為一神論找到了依據。哈林頓（Harrington）卻認為權力必須建立在領地基礎上，這是一條需要加以解釋的規則。斯維登堡（Swedenbory）說——人製造了自己的天堂和地獄，同時又由自己來廣泛應用。黑格爾的人類文明史就是人類理想和人類潛意識之間此消彼長的鬥爭史。席勒（Schelling）的本體論哲學用一句話說就是「所有的差異實際上就是量的差別」。因此，萬有引力定律、克卜勒（Kepler）的三大協調法則，甚至道爾頓（Dalton）的定比定律的發現都是頭腦的機靈反應，他們成了超越經驗主義說教的極好根據。我列舉的這些推論，一些是新近才提出來的，只是為了表明有這麼一類人，他們不是個別人物，而是一個知識階層或知識圈，他們是統統稱之為伊麗莎白時代作家和讀者們的精神家園和精神食糧（根據文學史，伊麗莎白時代始於1575年，止於1625年）。然而，這一時期似乎太短，還來不及驗證本·約翰遜（Ben Jonson）對培根的評價：——「他的時代、他的觀點催生了一個民族引以為榮的或指引科學研究的所有智者。」 這種人才濟濟的時代歷史上只出現過一次。那些卓越成就後來人難以超越。這正如在我們從枯竭的土地里發現了大樹殘枝，從而領略到古人欣欣向榮的耕作影像一樣，可以推測出一個歷史上人才輩出、聞名遐邇的民族的衰竭時代。英國才子的結局也是如此。翱翔的翅膀被折斷了，隨之而來的是精神的猥瑣和理論的膚淺。對觀念的意義並不深究的洛克（Locke）成了哲學的樣板，他的「理解」成了英國所有民族知識分子的思維準則。他的同胞放棄了他們曾經閒庭信步的神聖詩壇，丟棄了他們曾經深愛過的科學研究，精神的力量逐漸湮沒。後世的英國人夢想著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才華，夢想著按一般規律把人分成自然類別的能力。這一規則是如此深邃，它能從極少的甚至是一個對象身上推斷而出，而其精確度與從芸芸眾生身上推斷出來的不差毫釐。莎士比亞在所有偉大的精神能量上，都是出類拔萃的。在這一點上也不例外。德國人總結說，英國人不可能讀懂德國人的思想[10]。但德國人的科學卻領會了英國人的科學精神。大量的事實表明英國人縮頭縮腦，能力匱乏，正如一位平庸的將軍，只會靠百萬大軍和千里防線來鼓舞士氣、指揮作戰。 英國人的概括能力也衰減了。「他們看不到事物的普遍性，或者說，他們只會從『基本哲學』的噴泉邊盛滿一桶水僅供自己使用，卻不去探究這泉水的源頭。」說這句話的培根，在他的同胞中，或至少在那些散文作家中，是唯一一個具備了這一才能的人。引導人們從莎士比亞巔峰時期走下台階的是彌爾頓，這種能力的體現，在他的詩中已是鳳毛麟角了，在他的散文中已消失得無影無蹤。在以後的很長一段時期里，沒有人能擁有它。伯克（Burke）熱衷於對一般原理的概括，但他的概括過於簡單，思想沒有深度，範圍也極為有限。休姆（Hume）的抽象既膚淺又不明智，他只是靠其敏銳的觀察力博得了聲望[11]。他認為，無論在物理上還是在思想上，任何因果都是沒有聯繫的。因和果這一術語是被我們隨意地或無根據地當作事物之間的聯繫，而根本不是把它們作為表示原因的連接詞來用。約翰遜博士文章的主要價值在於意境，除此之外，抽象毫無價值可言。 彌爾頓的《失樂園》 《霧都孤兒》插圖 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英國小說家，《霧都孤兒》是其早期作品。馬克思稱讚他為「傑出的小說家」。他憑自己對風俗語言和市井生活的超常領悟，描寫了一幅倫敦城區的生活畫面。 哈勒姆先生（Hallam）是一位才華橫溢、文質彬彬的學者，他寫出了三百多年的歐洲文學史——每本書里他都嘗試作出一個評價，這表明他的抱負不凡。然而他的視野沒有達到理想的標準：所有的評判都是從倫敦開始，這必然導致所有的新酒都裝進了舊瓶。在他的書中，文學創作的廣泛要素遭到了堅決的否定，柏拉圖及其學派遭到了抵制。哈勒姆一貫彬彬有禮，但同情心不足。他寫作時思想堅定，胸懷寬闊，然而意識不到存在於神秘主義者身上的深層價值，這種價值是力量的源泉、是革命的火種，價值遠遠超過那個時代聲名顯赫的正統作家，但對此哈勒姆不是視而不見，就是一筆帶過。他認為對於執著於觀念的人，道不同不相與謀，他們是不被人所理解的理想主義者。哈勒姆博學、誠實、嗜書如命，贏得了人們的尊重。然而他恃才傲物，他自認為能領會莎士比亞偉大之處的非他莫屬，他對彌爾頓的欣賞勝過約翰遜。但在哈勒姆身上，或在更堅定的知識巨匠麥金托什身上，人們仍然能夠發現英國知識分子的某些共性，這就是他們頭腦聰明，閱歷豐富，以創作為生，而且又是懷舊的。當一種全新的龐大的思想觀念從那舊思想的古老外套破殼而出，呈現在他們眼前時，他們怎能明辨並為之歡呼呢？ 當時的散文，小說和詩歌都有著類似的地域局限性。狄更斯憑他對風俗語言和市井生活的超常領悟，以哀婉動人、嬉笑調侃之筆，懷著愛國之情和寬大胸懷，描寫了一幅倫敦城區的生活畫面[12]。像霍加斯（Hogarth）一樣，他是一個展示英國人生活百態的畫師，其色調和風格具有趨時性和地方性，目標也極為有限。布爾沃（Bulwer）是一個非常勤奮的作家，偶爾也會露出生花之筆，他把智力當成俗物來推崇，並以此來喚起學生心中的現實理想。這使他久負盛名。他的傳奇正投合了這些低級趣味的喜好[13]。這些令當時的小說家們感到絕望。薩克雷（Thackeray）發現上帝並不允許在他的宇宙里有弱者的存在——最多也只是同情——但這並非明智之舉：我們必須放棄理想，接受倫敦的現實[14]。 才華橫溢的麥考利（Macaulay）表達了當時英國統治階級的基調，他直言不諱地認為：所謂的「好」就意味著衣食無憂和養尊處優；現代哲學的榮耀就在於它對「成果」的說明，在於經濟領域的發明創造；它的優勢在於規避理想，規避道德。他認為這是培根哲學的突出優點，它超越了舊柏拉圖主義，把智能從「萬事皆公」和「萬物皆善」的理論束縛中解脫出來，這好比為一殘疾人做了一把更好的輪椅和沖了一杯更可口的酒乳——說這話不是冷嘲熱諷，而是發自內心——而且，他稱之為「真實利益」的好處，實則是一種世俗利益，也就是獨一無二的好處。天文學的最大長處就是提高了航海技術，它能使水果運輸船把檸檬和葡萄酒運到倫敦商販的手中。英國千年的文明教化和宗教信仰以道德的淪喪和知識分子的衰減而告終，這一結果很有意思。批評家用英國崇尚實用的假話掩飾了他的懷疑主義。信服理性、喚起良知，這是浪漫主義的藉口。高雅的藝術殿堂轟然落地，除了當作一種奢侈品外，美已不再存在。順便說一句，毫無疑問，如果培根大人正是批評家所說的物慾主義者，他肯定不會贏得堪稱一代宗師的聲望。正因為他富有想像、閒情逸緻，遠離英國現代塵囂，沉思冥想，自得其樂，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成為一個不可忽視的哲學大師。大衛·布魯斯特（David Brewster）[15]只關注培根的顯赫地位，卻沒發現牛頓受益於他，所以他認為推崇培根是個錯誤。培根享此殊榮不是靠他所創立的功業，也不是靠他對牛頓等人產生的薰陶，而是憑他特有的嚴謹和善變。這種情形在後來的胡克（Hooke）[16]、波義爾（Boyle）和哈雷（Halley）身上表現得更加突出。 柯勒律治，天資聰穎，求知如饑似渴，他四處拜讀聖哲先賢，他的評論在那個時代獨樹一幟。有人曾指責英國再不可能像以前那樣養育出天才的智者，而柯勒律治是一個例外。他命運多舛，心存高遠卻實施失當，一生中竟連一部代表作都未能完成——這似乎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17]。即便在他的身上，傳統的英國人特性強於一個哲學家的性格，自然而然他也難免落入俗套。正如柏克力圖要把英國理想化一樣，柯勒律治把永恆的理念與英國國教的哥德式教規教義協調一致，結果反而使自己「變得心胸狹窄」。但對於一個沉默寡言、大多通過個人的演說偶爾發表一些評論的少數派柯勒律治，人們會這樣說：在英國，只有最傑出的思想家才在德國和美國得到了應有的尊重。當婆羅門（the Brahmins）不能再閱讀和理解婆羅門的哲學時，那就是一個民族衰落的確切徵兆。 緊跟著腐敗和窒息之後的是各種寫實主義。為卡萊爾（Carlyle）[18]所不齒的繁瑣和偽善卻迫使他為命運女神說起教來。與這種腐敗相對照，任何制約與清廉都是求之不得的，哪怕是熊熊烈火，也是美麗絕倫的。在他看來，格鬥士和他們格鬥的「理由」是沒有什麼兩樣的。惟一值得欣慰的是他們正一起迅速地走向深淵。當他在創作中找不到慰藉時，他便想像通過對神聖的死亡法則之美的讚頌來對此進行報復。精神結構的需要迫使所有的思想分成幾大範疇。在那裡，人們稍使計謀就把復仇女神們變得和藹可親，或建起祭壇來應對神靈，在這場意志與命運實力懸殊的較量中，個人的豪俠主義或者英勇行為必然妥協退讓，最終成為裝扮榮譽的祭品。 維爾金森（Wilkinson）編輯過《斯維登堡》（Swedenbory），評註過《傅立葉》（Fourier），還是哈內曼（Hahnemann）的支持者，他用普遍關係原理給玄學和生理學注入了本質的活力。而這一原理堪與古代無敵騎士武器的神聖職責相媲美。維爾金森的思維深沉，猶如大西洋海底涌動的暗流，如果沒有將它置於顯赫的中心地位，人們是不會理解它的。假如他的思維不受傳統偏見的禁錮，那麼他的思考範圍還會更廣一些。這也就是說：當一位大師對自己的信仰抱著堅定不移的信心時，他會始終把自己的研究行為置於同一重要的地位。 想要給英國人思想的局限性找到一些例外是十分容易的，為其獨特的風格舉出有力的例證則更易如反掌。如果我們跳出地域和觀念的束縛，走進一個大眾文化或知識階層的中間，那麼就會有無窮無盡的高雅、快樂、睿智、機敏和博學。一些標誌英國人特性的應景手段也時常出現在文學作品中，許多美學作品不是老生常談，就是粗製濫造。他們的文學聲譽是因那些極有說服力的人推崇而至，而這些人趨趕時尚、不斷地變換職業，步入文壇純屬偶然。因此，你就明白，如今為什麼那些雄心勃勃的年輕人要學地質學了？這與許多議員或神職人員的造就如出一轍。 英國人對實用技能的偏愛影響了他們的民族心理。他們人人都才高八斗，在他們的歌詞里到處充溢著對五大技能的讚美[19]。他們的繆斯女神的聲音像輕微的汽笛聲，詩歌創作也只是用來粉飾他們的君主政體，決不會像清晨啼曉的小鳥，在即將到來的快樂世界裡忘記了自己的過去。他們理想主義、固守成見，剛愎自用，認為自己可以長命百歲，可以靠記憶終老——假如你對他們說出這些，他們也會視之為讚美，並欣然接受。 書店裡除了政治、旅遊、統計、製圖、工程以及結構機械呆板的所謂哲學或文學之類的書以外，什麼也沒有。好像靈感已經枯竭，希望已到終止，什麼信仰、歡歌、智慧、類推，都已不復存在。學府、學者和文壇都籠罩著這種死氣沉沉的氣氛。我像站在一塊寸草不生的大理石地板上。他們在淺層次上耗盡了種種才華，或者不妨說他們是在潛意識裡生存和行為。他們在文學、哲學和科學上的權威已喪失殆盡。一個優秀的英國人把3/4的思想封存起來，只使用其餘的1/4。他知識淵博，心智健全，勞動能力強且推理正確，但是缺乏像阿基米得（Archimedes）那樣對思維法則的忠實，缺乏像歐拉（Euler）和克卜勒（kepler）那樣遵循經驗而不是領導思維的信條，缺乏像胡克、彌爾頓和哈林頓那樣對現代英國思想界批判的政治理論的執著。 恐怕在他們的自然科學領域也存在同樣的缺陷，因為他們已經知道怎樣使它令人反感，怎樣使其喪失原有的魅力——儘管怨聲載道，但這種抱怨聲更多的是指向其他人而不是英國物理學家。博物學家的眼光必須像大自然一樣廣闊，對所見所聞不僅要反應敏捷還要有創造性思維和情感。但英國的科學把人性拒之門外，缺乏那種考驗天才的聯想。科學因缺乏詩意而成為偽科學。爬行動物或軟體動物是在某個系統和某種關聯之下存在的，英國科學卻把它們孤立開來加以研究，而詩人把它看作是造物主造物過程中的必經之路。所以在英國，大家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知其所為何。當然也有很多例外。如約翰·亨特（John Hunter），是一個很有頭腦的人；植物學家羅伯特·布朗（Robert Brown）以及理察·歐文（Richard Owen）也是。歐文把德國的共源論引進到英國，並以自己的貢獻為英國科學添磚加瓦，有時他還將先輩的預言添加到英國式思維的持續動力之中。但總的來說，英國的自然科學與他們的道德精神完全背離，就像轉讓財產的法律文書一樣，缺乏想像，保守呆板。它跟德國的天才形成鮮明的對照，德國人是半個希臘人，他們喜歡類推，高瞻遠矚，熱情奔放，胸懷全歐洲。 英國的科學界沒有希望，沒有美好的前景給學生以鼓舞，沒有絲毫把握能確保進行中的實驗達到預期的結果，而只是像加利福尼亞州雇來的礦工那樣東挖挖、西掘掘，到處碰運氣[20]。狹窄的視野規約了英國人的感知。他們滿足於陳規陋習，借哲學和宗教之名加以冷嘲熱諷；他們目光短淺，追逐政治上的蠅頭小利；他們崇尚實用，唯利是圖。種種跡象，暴露了他們生活和精神的衰退。當他們踐踏別的民族，企圖在歐洲和亞洲再造倫敦和倫敦人時，他們又懼怕別人的思想觀念、詩歌和宗教——這些是他們心中無法驅除的幽靈；他們試圖用英國的絨衣和鬆緊鞋來同化「聖靈」，但他們又擔心由此會潛伏一種將顛覆他們制度的力量而令他們坐臥不安。藝術家們說「他們被自然解僱了」；學者變成世間俗人。他們用戲謔和輕浮迴避嚴肅的話題；他們不是笑得你搭不上話，就是轉換話題。「事實是，」他們酒後斷言，「事實上，有關自由之類的東西都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實用和安逸的苛刻要求壓制著他們，使他們喪失了最後一點成為豪俠和詩人的才智。沒有詩人敢在詩的韻律里歌詠美，沒有神父敢於提及有悖於英國人尊崇的那個上帝。英倫島變成了一座咆哮的火山，一座由命運、實利、關稅、清規戒律以及充裕的市場和低廉的價格構成的火山。 我們缺乏崇高的目標，又缺乏對知識的執著和對自然的臣服，想像力受到了壓制，感官和理智都異常亢奮。我們有了人工雕琢卻丟了自然本性；有了大眾消費卻失了藝術享受；不論是誰，只要能在人類和客觀事物之間設置更多的障礙，他就可能被授予「傑出發明家」的稱號[21]。 詩歌墮落了，淪為一種裝潢。蒲柏（Pope）及其門徒寫的詩只配做霜餅。沃爾特·司各特（Walter Scott）洋洋灑灑寫了些什麼呢？不過是一則押韻的蘇格蘭旅行指南。這個伯明罕人的特點在他們印刷的詩庫里處處再現。我們到底要翻閱多少卷格律講究的詩篇，才能感到充實、受到啟迪和煥然一新！我們渴望一種神奇，渴望一種工廠和作坊創造不出的美——不可言喻的美，渴望喬叟和查普曼所洞悉的那種神秘的美。這些詩歌大抵是膚淺的、枯燥的，偶爾能讀到華茲華斯的嚴肅認真，拜倫的熱情激昂，坦尼森的矯揉造作。英國有的是指點迷津、撫慰人生的經典名句，它們如今依舊光芒四射、作用非凡。但能為這些作出重大貢獻的詩人卻屈指可數。在當代詩人中能找到我的盛餐嗎？現在英國詩歌的偉大成果又在哪裡呢？英國人忽視了這一事實，詩歌是精神的體現，不具備此，什麼生動的描寫、豐富的想像依舊從根本上落入俗套，不可能跳出散文的框架。因此，那些嚴肅的古詩人，像希臘藝術家一樣，注重的是創作的構思而不是它的完美。他們的職責就是要引出詩歌的聖泉，讓更多的詩迸發而出。如果詩歌里存在這種信條，激起我們追求目標，那麼我們也會更加沉著認真、更加堅定不移，更加需要詩歌。 華茲華斯的天才是這一時期的一個例外。他沒有盛氣凌人的派頭，他體任自然而性格孤僻。蘭多說：「他寫作毋須干戈相助。」他的詩是這個追名逐利、野心勃勃時代里的健康心聲。令人遺憾的是他的性情不夠柔和、韻律不夠和諧，至於其他方面，則無人可與媲美[22]。 華茲華斯之所缺，正是坦尼森之所有。坦尼森聽力敏銳，精通音律。從他筆端流露的色彩，猶如黎明時地平線上的萬道霞光，儘管閃爍不定，但我們依然能夠把握其主要形態。憑藉所有的精妙詩篇，最終打動了民眾的心田——這是良知和general power的明證。他立志，要當英國人民的詩人，就得擁有倫敦那樣博大的胸懷，這種胸懷不是依葫蘆畫瓢，而要有自己的特色。然而他缺乏一個高瞻遠矚的主題，不能將奧秘展示在民眾面前。他滿足於按照自己的模樣來描摹英國人，事實上他可以做得更好。詩歌有三六九等，我們必須感謝每一位優秀的天才。但動聽的旋律，只是詩歌成功的第一步。他們中最優秀詩人的最佳表現也只展示了總體的風格低調和缺乏創意，只是偶爾撥響了絕妙的琴弦。 熱烈奔放的感情是詩的精髓，而他們沒有。「讓我們靠在一起，手持玫瑰，舉杯酣飲，打破這該死的天頂，建立新的窗體。」說這句話的不是牛津人而是伊斯蘭教徒Hafiz。牛津人是不會欣賞自然之歌的。他們對智力活動的顯著療效不予重視，對真理的關切卻不存二心。 根據相對論原理，我在不列顛尋找著一種不可遏制的東方文化熱。他們過著養尊處優的時髦生活，繁瑣雜碎，迷戀物質享受，憎惡思考，這種痼疾，除非用東方的博大精深來醫治，別無他法。這種境況使英國人驚惶失措，東方文化的漸入如一種所向披靡的力量，使得英國人振聾發聵，目眩神離。當發現一個像華倫·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的英國人被印度作品中宏偉的思維風格所吸引，並不理會國人的偏見，拿出《薄伽梵歌》的譯本以饗同胞，見到這種情況我並不感到驚訝。「我這個沒文化的粗人，如果我可以冒昧對批評的範圍加以界定，在評估這一作品的價值時，我就會把歐洲古代或現代文學的所有清規戒律排除在外，把在我們的模式中已成為思想和行為準則的情感和禮儀排除在外，同樣也要把我們的宗教信條和道德責任排除在外。」[23]然後他提倡縱情欣賞「與我們的情趣迥異的天馬行空的幻想和我們習慣上覺得難以達到的崇高篇章」。 與此同時，我知道在英語民族裡存在著一種拯救的力量，它可以起死回生。換句話說，就在這個民族裡一直存在著少數智識過人的思想家。他們能夠欣賞知識分子的出眾才華，能夠把握歷史趨勢的徵兆。儘管這種建設性的才智看似弱小或膚淺，但批評的格調比較高昂，使人聯想起無形的上帝的降臨。我們常說在英國有兩大民族，但並不是「平民」和「貴族」，也不是諾曼底民族和撒克遜民族，更不是凱爾特民族和哥特民族。羅伯特·歐文並沒有誇大環境的力量，這兩個民族一直在相互融合。但這兩種觀念，或兩種思維方式——理智派和實用派——總是互相平衡，彼此影響的：一方屈指可數，另一方不計其數；一方勤奮好學、善於思考並善於求證，另一方忘恩負義、過河拆橋並依才牟利。這兩個民族，一個是天才，一個是畜力，儘管前者寥寥無幾，後者成千上萬，但兩者長期的矛盾和融合造就了英國政府的權力。 * * * [1] 愛默生在回國後的一次演講中說：「當某個事情已發生且不可改變時，英國人總是怯怯地站在一邊，想辦法如何有效去處理這件事情；他不是想辦法去弄個明白，而只是覺得好玩或以此做做樣子，讓人覺得他是盡力而為就行了。他只重視辦事的能力。他仰慕才華，但缺乏思想。『英國人只滿足命運，而不追求天堂。』」 [2] 儘管愛默生崇尚古典著作，特別注重措辭以便在行文和構思中能最準確地表達他的思想，可他追求的卻是樸素的撒克遜詞語，讓他的聽眾清楚地了解他的觀點。在他早期出版的許多詩歌中，他注重的是詩的氣勢，而忽略了詩的節奏。如此寬厚的性格才會讓人天天快樂。 他到後來才有節奏感。他的風格是明顯的撒克遜風格。如果他的孩子放學回家後說「Commence」（開始），他馬上制止他們，要他們說「begin」（開始）。 [3] 在《煩擾》（Chevy—Chase）中有關珀西之死的述說，又一次使人想起了英國國王的悼詞： ——我堅信在我的王國之內， 還有五百個一樣英勇的珀西。 [4] 威廉·坎登（1551—1623），著有《伊麗莎白王朝年鑑》。詹姆士·厄謝爾（1580—1656）是愛爾蘭高級教士，也是《舊約全書和新約全書的紀年》（Annales Veteris et Novi Testamenti）的作者。約翰·塞爾登（1584—1664），「英國最偉大的學術權威」，因他的《漫談錄》（Table-Talk）而聞名。約瑟夫·米德（1586—1628）是一個神學家，他在《啟示錄的鑰匙》（Clavis Apocaliptica）一書中嘗試著詮釋《啟示錄》（Book of Revelation）。托馬斯·加泰克（1574—1654）是個神學家，他把羅馬皇帝馬可·奧里利烏斯（Marcus Aurelius）的一些手稿編撰成冊，寫了些文章，宣揚禁慾。理察·胡克（1553—1600）是《教會政體》（Ecclesiastical Polity）的作者。傑里米·泰勒（1613—1667）是查爾斯一世的教堂牧師，他寫了《預言自由》（Liberty of Prophesying）、《偉大的典範》（Great Exemplar），特別是《聖潔的生死》（Holy Living and Holy Dying）等書。愛默生在《問題》（The Problem）一文中稱他：「年輕人中的精英或典範，泰勒，聖人中的莎士比亞。」羅伯特·伯頓（1576—1640）寫了《憂鬱的剖析》（Anatomy of Melancholy），這也是惟一一本令約翰遜博士興奮不已的書，並且拜倫也認為此書中的各種引用和經典逸事最令人激動和最具啟發意義。理察·本特利（1662—1742）是劍橋大學的校長，他以古典著作的研究和評論而聞名。布里安·沃爾頓（1600—1661）用9種語言編寫了《多語聖經》（Polyglot Bible），是一位東方學學者。 [5] 在1838—1839年間的記事中，愛默生寫道：「培根探求真理的慣用方法是，物質世界不存在的東西在精神世界也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說，發生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事並不像真理那樣長存於我們的思想之中，但什麼也不能取代它們。」 [6] 愛默生認為，現代玄學派作家在徒勞地等待有人來解決物質世界與精神世界的關係，為此他難以容忍。即使自己是那麼的微不足道，他仍希望能為這一偉大的哲學主題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早在1835年，針對這一結局，他在記事中這樣寫道：「第一，哲學意味著思想的原始法則，它是科學本身，但又區別於他的外表。哲學是這些法則的一把標尺，哲學的闡釋喚起了人們高尚的道德情感，而『偉人』就是相信這些道德情感的人。他們很像天文學中的圓圈，不管怎麼畫，都包含了整個宇宙。」多年以來，愛默生一直在為完成他的作品而努力，期望有一天能被邀到哈佛大學講學，但當機會終於來到，可以讓他最終完滿完成這部作品時，他卻因體力不支而不能前往。著作中的許多內容已經體現在其他的講座中，卡伯特先生把這些零碎的講稿收集起來裝訂成冊，並在首頁取名為《知識的自然歷史》。——參閱卡伯特的《愛默生回憶錄》 [7] 摘自《菲德洛斯》（Phaedrus）。 [8] 簡·巴普提斯塔·凡·海爾蒙特（Jan Baptista Van Helmont，1577—1644）是著名的佛蘭芒人（Flemish），內科醫師、實驗員和作家。他的作品有《歐特斯》（Ortus）、《發展中的內科學》（Progressus Medicine）、《外傷的催眠療法》（The Magnetic Cue of Wounds）、《人類心中的上帝》（The Image of God in Man）等。 [9] 1841年在寫給富勒（Fuller）女士的信中，愛默生先生提及了「在童年裡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貝克萊的哲學暗示後的喜悅，從那以後再也沒失去……每一截殘根和每一塊泥土後面我都能夠看見其存在的理由，我的一些奇思妙想能使每一輛破舊馬車、每一木柴以及一塊石頭搖擺並跳起舞來；是的，如果給我一個恰當的位置，康科德的管理成員和高高在上者自己看上去也會開始站立不穩、縹緲不定」。——摘自卡博特（Cabot）的《愛默生回憶錄》 [10] 斯特林（Sterling）在1841年寫給愛默生的一封信上說道，早在20年前的英國人來說，「華茲華斯和柯勒律治還讓人神秘莫測，捉摸不定的時候，德國文學卻為之火熱，比我們現在對中國文學的熱情並不差多少」。愛默生在給他這次和後一次的來信回信時說：「看到你對英國文學現狀的描述，我感到非常欣慰，也加深了我對英國文學的印象……但是我認為在英國，知識界看重的是德國的近代文化而不是英國文化。在我看來，文學大師柯勒律治在德國的影響遠遠勝於英國。」 [11] 卡伯特的《愛默生的回憶錄》說明，愛默生20歲時讀過休謨（Hume）——他稱之為「蘇格蘭的哥利亞」的作品。他曾對休謨的精神物質說產生過極大的懷疑並極力反對。 [12] 愛默生曾與狄更斯和卡萊爾在約翰·福斯特先生的家裡用餐。他對狄更斯的作品沒有興趣，他曾讀過他前期的一兩部作品。1837年他在記事中寫道：—— 「對於一個天才作家來說，也許只需兩三件事情，或兩三個對象，不論是大是小，已是綽綽有餘。繁冗的作品裡人也多事也雜。匹克威克（Pickwick）這個貨色（我已看透了這個傢伙，而且再也不想讀下去）讓我們明白：對於一個普通的作家來說，一篇散文就如同一個客廳，一家商店，城裡人喝的香檳，或是商販吃的一頓美餐；而對於一個有興致的大手筆藝術家來說，這些都是構建他們富麗堂皇的藝術殿堂的上好的材料和領導藝術革命的鼎力之作。」 兩年後，他在記事本上如此寫道：「由於學士們對《霧都孤兒》有口皆碑地稱讚，我也拜讀了這部大作。作者對人物的著裝有著敏銳的觀察力。從衣著的描寫、形象的刻畫、人物的步態，到身體的缺陷，從家具的擺設，到屋裡屋外的所有設施，無不細緻入微。但是他的注意力只停留在事物的表象，對於人物的性格，卻缺乏深入的了解。作者不惜濫用訴苦、肉刑、謀殺或是人們喜聞樂見的懺悔行為等舞台技巧，以期產生道德的震撼力量，這根本就於事無補。書中令人恐懼而難忘的只不過是警察局和瘋人的狂舞等一些一閃而過的片斷。他和庫柏、霍桑一樣毫無戲劇天賦可言。當人物的對話開始時，生命僵化得如一根木頭，或一塊磐石。文章的開頭和結尾沒有一點詩意，其他的章節哪怕有這麼一點點，那也是一邊讀一邊就消失殆盡了。」 [13] 在1842年的記事中看到他提起布爾沃（Bulwer）時是這麼說的：「我們看《詹諾尼》（Zanoni）這本書時是不能動怒的。在所有的牧師中要數這些寫小說的傢伙們最奢華了。該書有的只是花招和騙局。日常生活中不足掛齒的小事胡亂地湊在一起就成了豐功偉績，真讓我們哭笑不得。沒有新意，缺乏活力，沒有吸引力。它只不過是像糖果店的簡單加工而已，而不是給新的麥子精心催芽。如此這樣，一發不可收拾。……但是，《詹諾尼》讓我們真的很討厭。它的作者也不可能得到我們的尊重，因為他老是匆匆地表達自己偏袒的觀點，他努力為之注入活力的主人公也只是一個玩偶而已，而這種活力也不是源自於他符合邏輯的思想源泉。它只不過是代表倫敦的一種政治力量，一種表現為強盜拿著手槍進行搶劫和謀殺的神聖權力。」 [14] 愛默生在英格蘭第一次見到了薩克雷，後來可能又在波士頓與他重逢。他只讀過薩克雷的一部作品，然而留給愛默生的印象是內心的陣陣痛苦。1850年他在記事中如此寫道：「薩克雷《名利場》的名字就很哀婉，而且書中人物的名字也是如此。一個生活在1850年的時髦倫敦人承認，窮困潦倒的老清教徒班揚（Bunyan）對1650年的倫敦的認識竟如此準確。人們認為現在的薩克雷是個懷疑主義者，即使千真萬確，現實中他一定生活在對那些幻想的臣服和忠順之中。書中也表達了作者似乎別具一格的文學思想，類似於弗勞德（Froude）《復仇的女神》中的表白：『經濟的衰退隨之而來的就是道德的敗壞。』道富（State Street）認為一個人生活富足的時候做一些體面的事情是不難的，但在貧困潦倒的時候，誰也不敢指望他不會做壞事的。」 [15] 大衛·布魯斯特，艾薩克·牛頓的傳記作家。布魯斯特本身是一名非常成功的光學研究者，也是一名有名的作家。 [16] 羅伯特·胡克（1635—1763），是一位有名的數學家和物理學家，他曾與牛頓在發現萬有引力定律這一問題上發生過爭執。羅伯特·波義爾（1626—1691），物理研究員，一名博學的作家，人們有時稱他為「基督教哲學家」。艾德蒙德·哈雷（1656—1742），著名的天文學家、數學家，牛頓的朋友，他曾出資出版了牛頓的《原理》（Principia）一書。 [17] 柯勒律治死於愛默生拜訪他後的第二年。卡萊爾在寫信告訴他的朋友柯勒律治的死訊時說：「才華如此橫溢，而生命卻如此短暫！」 [18] 愛默生對卡萊爾的愛戴之情與他自己對時代的絕望態度和那一代人的無望前途有一定關係的。卡萊爾在當年寫給愛默生的信中，一方面對愛默生寄給他的每一本不同尋常的作品大加讚賞，另一方面不斷地給他灌輸他自己的思想理念——沉默：平靜地坐下來，然後少說話，多做事。幸好愛默生不僅把他當成朋友，更是把他當成天才而聽從了他的金玉良言。他在英國記事中寫道：「一個健談者也會詆毀健談者；一個作家竟然反對寫作；成果纍纍，而糟粕全無，責罵之聲不絕於耳，充耳不聞自怡然。此事豈不怪哉！」 《英國人的特性》出版不久愛默生就給卡萊爾寫信說：「我常常對自己說，20多年以前，心事重重、沉默寡言的我結交了這位高瞻遠矚、樸實無華、嚴肅認真、為世人尊敬和愛戴的朋友。歲月流逝，但我依然如故。我依舊為他的天才般的智慧而自豪；依舊理解和熱愛他天才的思想及其局限性，儘管我從未提及任何人。他簡直就是一個神，對我們這個時代多麼重要啊，就有如喧鬧的樂隊總是需要一個高音女歌手來映襯才完美一樣。獨唱者表達的是歌曲的主題，而整個樂隊主要起到襯托和附和的作用。謝天謝地，我還沒有把他列入『英國人的精神傾向』這一章，儘管這一章仍然還在醞釀之中。」 [19] 在一篇叫「盎格魯—撒克遜」演講的片斷中，愛默生說英國人缺乏原創的美感：英國人一定可以與羅馬人、土耳其人相提並論。他們為權力而生，但缺乏藝術的魅力。他們連一個簡單的水壺都不會設計，不善建築、繪畫、雕塑或舞蹈。英國也沒有音樂，從來還沒有誕生過一個一流的作曲家，只是一味地接受義大利或德國的那些已經成名的樂曲，並樂此不疲。他們從不嘗試創作原曲並加以欣賞，認為那只不過是小把戲而已；只要開心，他們願意破費。但是他們深信他們已經得到了某種教訓，——一幅繪畫的別致，或一種建築風格的獨特，對他們來說，都是戰場上不可逾越的防線；所有的英國人都會一致認為義大利的名師大家就像權威版的《聖經》一樣名副其實……「英格蘭從來沒有人創造過或能夠認識藝術；在他們的眼裡，藝術只不過是一件能夠買來的商品罷了。」幽默、樸實無華、誠實可靠的霍加斯、威爾基（Wilkie）、蘭西爾（Landseer）才是英國真正的民族藝術家。在雕塑方面還從未出現過一個有獨創能力的天才大師。弗拉克斯曼（Flaxman）的雕塑就是英國雕塑藝術的最高成就。總體來說，藝術家們都表現了對藝術創作的不懈追求，具有高超的創作能力和創作技巧。雖然作品在創作手法上極其完美，但還是缺乏宏大的氣勢。 [20] 愛默生在記事中寫道：「人們有寬廣的知識面，但在他們的思維中沒有上升的領域。像德國人一樣，一個美國人有許多思考的平台。但是如果是一個英國人，只有在悉心照料下才能登上這些平台。」 [21] 這件事發生在威廉·莫里斯時代以前。威廉·莫里斯不僅讓人們認識到他們那些高檔家具對他們的危害之處，而且給他們展示了一些漂亮實用的家具。他還說，如果一家人要想把他們的房子打扮得漂亮點，惟一的、最可行的方法是搬到房子前的大街上去做，讓2/3的過往行人感到滿意。 [22] 愛默生在1868年記事中如此寫道：「華茲華斯是一條漢子，算得上那個時代最有男子氣概的詩人。他的詩是他思想和情感的真實記錄，是他真情實感的再現。他有很嫻熟的技巧，能將這些真情實感巧妙地轉化為簡單的有時是最歡快的詩句。在各種形式的詩歌創作中，丁尼生的天賦是舉世無雙的。他是一個勇敢且有思想的英國人，在詩歌的韻律和詩體的變化上遠遠勝過華茲華斯，但要是論男子漢氣概，他卻遠遠不如華茲華斯。丁尼生創作的目的在於轉化，而華茲華斯的創作目的在於對思想的崇高性的尊重。」 [23] 參看查爾斯·威爾金斯（Sir Charles Wilkins）翻譯的《巴哥維德吉它》（Bhagavad Gt）（1785）的前言。——作者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