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人的特性 · 第十三章 宗教

這個民族深愛著教會的完整秩序和傳統，以及祈禱書、慣例（典禮）、建築風格、高雅的風度、良朋好友、與王權的關係以及裝飾它（豐富多彩）的歷史，因為這一切也為這個民族的氣質增光添彩。 面對這些古老的城堡和教堂，如置身於八百年歷史的敦堤教堂古塔前。我時常說：「這些城堡和教堂的締造者比它們的參觀者更優秀。」這些建築表明了這個島上的人們潛藏的一種巨大的情感力量。正如玄武岩是熄滅了的千年火山的傑作一樣。英格蘭曾感受過歐洲基督教躁動的熱情，就像一團神秘的火，在野蠻與文明之間劃上了一道深深的界線。宗教熱情的力量結束了殉葬，抑制了欲望，鼓舞了十字軍，激發了對暴君的反抗，喚起了自尊，同時也限制了農奴制和奴隸制。他們建立了自由，創建了宗教建築。 現在，沒有人能清楚地解釋他們與國教之間存在的關係。他們認為自己對國教並無義務，國教也遠離他們之外而存在。他們相信真理、勤勞和節儉，但這是基於現實的物質基礎，而不是因為信奉了國教。顯而易見，英國人的生活並不是源於亞大納西信經，或國教教規或與上帝的靈交。它既關乎宗教，也繫於婚姻。這正如一位年輕人匆忙成了婚，到後來，他才領悟了人生的哲理。這時，如果有人問他：「你怎麼看待婚姻制度？真正的兩性關係是怎樣的？」他可能回答：「如果這些問題容許討論，我是有話可說的；但現在我已有了妻室兒女，這些問題毫無意義。」「崇拜」在一個民族尚未開化的野蠻時代就產生了。然後國家在建造神壇、繳納什一稅、委任牧師和教育方面投入了大量經費。從那以後，民富國強，文明進步，人才輩出，成了世界強國。如果有人鄭重地問：我們為什麼要與命運之神抗爭，行如此眾多荒謬之事呢？那麼我們最好能從虔誠時代開採和雕刻的一大堆石頭裡找到一些線索或痕跡，這總勝於那些力所不及的既荒唐又危險的嘗試。 面對這些古老的城堡和教堂，如置身於八百年歷史的敦堤教堂古塔前。我時常說：「這些城堡和教堂的締造者比它們的參觀者更優秀。」這些建築表明了這個島上的人們潛藏的一種巨大的情感力量。正如玄武岩是熄滅了的千年火山的傑作一樣。英格蘭曾感受過歐洲基督教躁動的熱情，就像一團神秘的火，在野蠻與文明之間劃上了一道深深的界線。宗教熱情的力量結束了殉葬，抑制了欲望，鼓舞了十字軍，激發了對暴君的反抗，喚起了自尊，同時也限制了農奴制和奴隸制。他們建立了自由，創建了宗教建築——約克、紐斯泰德寺、西敏寺、噴泉修道院、Ripon、貝弗萊和敦堤教堂——這些建築的建造方法和關鍵技術現已無從考證。對宗教的熱情還促使英語《聖經》、祈禱書、僧侶史、理察·戴維茲的編年史[1]的形成。牧師把拉丁文的《聖經》翻譯過來，並把古聖徒言行錄中的神聖內容譯成了本土化的英國式美德。這是白種人的某種樂觀向上或富有進取心的一面。人類經過漫長的昏睡，一醒來便精神百倍。北方野蠻民族的暴力行徑激怒了依靠愛而存在的基督教世界，並促使他們強大起來。威爾弗雷德，一個對泥土情有獨鐘的主教，解放了250個農奴。牧師使勞碌的農奴在安息日和教會節日裡得到了一點喘息。「哪個領主強迫農夫在星期六和星期天下地幹活，他的財產將被全部沒收。」牧師出生平民，因此深切同情自己的階級。在歐洲，教會就是一個調停者、督察者或一種民主原則，拉蒂默爾（Latimer）、威克利夫（Wicliffe）、阿倫德爾（Arudel）、科布漢姆（Cobham）、安東尼·帕森斯（Antony Parsons）、哈里·范內（Sir Harry Vane）、喬治·福克斯（George Fox）、佩恩（Penn）、班揚（Bunyan）等人不僅是他們那個時代的聖徒，而且還是民主人士。建立在勤勞、虔誠的人們之上的正統教會（天主教），在1400年（15世紀）就很快形成了一個龐大的體系，並把國家和民眾、國民的生活方式和精神傳統緊密地糅合在一起。在很長的時期里，把天堂和人間的一切事物協調一致。它按照饗宴和齋戒的周期，給一年中的每一天、每個城鎮、集市、陸地和標石都命了名，並且跟曆書合為一體，沒有教會的許可，法院不能開庭，土地不能耕種，馬匹不能釘掌。所有城鎮的行為準則，或店鋪或農場都由教會來設定。因此它的勢力在農耕地區得到擴展。把土地分配給教區就是堅持教會對每一世俗特權的許可。教士的等級分離——富人當高級教士，窮人當助理教士，加上保障牧師接受一流的教育，使他們成為「那個年代連接與世隔絕的農民和智力進步的紐帶」。 坎特伯雷大教堂 坎特伯雷大教堂是英國國教的首長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正式座堂，同時也是英國最古老的教堂之一。其建築法式結合了法國與英國早期的哥德式建築法，是歐洲同類建築中罕見的。 西敏寺大教堂 又稱威斯敏斯特教堂，是英國著名的新教教堂，它是倫敦乃至英國歷史的縮影。 很多方面證明英國教會教化了它的國民，在飲食、醫療、教育等方面給予國民以撫慰和完善。它有殉道者和懺悔者的特徵，它有最神聖的典籍，最神聖的殿堂，有非宗教特性的（一種具有世俗優點的）儀式，沒有一樣是粗糙不堪或可以贖買的東西。 在教會緩慢的發展過程中發生的一些重要事件，極大地影響了民族文化的發展，也影響了民族情感和意志的形成。精雕彩繪的小教堂——它的整個外觀生機盎然，富於形象和象徵——使之成為人們眼中的一本典籍和《聖經》。 後來，當天資聰穎的撒克遜民族把自己的語言固定為本土語而使用時，教會就成了人們的導師，教堂就是大學。在約克郡大教堂里，在新的大主教登位的那一天，我聽到晚禱禮時唱詩班的朗讀和合唱，聽到了遠古時代雷蓓卡（Rebecca）和艾薩克（Isaac）談婚論嫁的優美牧歌，1848年1月13日在約克郡大教堂里給剛看過《泰晤士報》或剛參加過酒會的十分莊重的英國聽眾詳盡地朗讀這些，使他們耳目一新，一種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那是新與舊的有益結合。崇敬《聖經》是文明的一個因素，因為這使世界歷史得以承繼。在英國，人們每天要讀一章《創世紀》和一篇《泰晤士報》里的重要文論。 約克郡大教堂內景 約克郡大教堂（York Minster），又稱聖彼得大教堂，是歐洲現存最大的中世紀時期的教堂，也是世界上設計和建築藝術最精湛的教堂之一。 禮拜的另一部分也是很重要的。由卡米奇博士（Dr.Camidge）用風琴演奏的韓德爾譜寫的加冕讚歌《主佑吾王》有著非常神聖的效力。大教堂的建造和音樂的譜寫相得益彰，並暗示著教會充當著一種政治的工具。每個英國人從幼兒開始就習慣了每天對女王、王室和議會祈禱。這種伴隨他一生的祝禱詞不可能對他的思想不產生影響。 大學也是教會體系的一部分，它們的首要目標就是培養牧師。因此千百年來，牧師一直就是這個國家的學者。 基督教會學院 基督教會學院（Christ Church College），創立於1525年，是牛津大學最大的學院，最令其引以為傲的是從這裡產生了16位英國首相。愛默生寫道：「大學也是教會體系的一部分，它們的首要目標就是培養牧師。因此千百年來，牧師一直就是這個國家的學者。」 這個民族深愛著教會的完整秩序和傳統，以及祈禱書、慣例（典禮）、建築風格、高雅的風度、良朋好友、與王權的關係以及裝飾它（豐富多彩）的歷史，因為這一切也為這個民族的氣質增光添彩。當受到有理想人們青睞的時候，從它與治安、政治和金錢等各項利益的不解關係中，這個堅定的英國民族得到了教會的熱情支持。 神聖教堂的建造不容壞人沾手，也遠離那些無神論者。他們至少也是社會上的品行高尚且滿懷熱情之士。教堂里都是些最博學、最勤勞或最忠誠的人士，是許多「即使赤身裸體（坦誠相見），也不會背叛神靈的執事和主教」[2]。他們的建築將和他們的信仰永存。激情與平和是歷史的兩道軌跡，或者我們可以說：大量的聖徒給人類帶來了崇高的精神境界，正如在十一、十二、十三世紀裡，以及再後來十六和十七世紀，偉人和天才層出不窮，比比皆是。 然而威克利夫、科布漢姆、阿倫德爾、貝克特們的時代，拉蒂默爾、莫爾、克蘭姆們的時代，泰勒、勞頓、赫伯特們的時代，舍洛克和巴特勒們的時代等一去不復返了。觀念的革命潤物細無聲，這些偉人們不可能再重返於世，或者在他們過去的聖壇上找到一席之地。曾經占據教會的思想已經悄然遠去，其他活動一片生機。來到聖殿的他們發現傻瓜們和禱告者們正穿著舊外套裝腔作勢嘟嘟噥噥。 英國的宗教信仰是良好教養的一部分[3]。當你在這塊大陸上看見一個衣冠楚楚的英國人走進他們使節的小教堂，把臉藏在刷得光溜的帽子下進行禱告時，你不禁會感到他那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虔誠的紳士風度。他非但不用去理解那些禱詞的深刻含義，反而相信自己的言行舉止都近乎寬宏大量，再來向上帝禱告已經是屈尊俯就了。一個大公爵在上議院的一次慶功會上說，他認為全能的上帝還沒有被他們很好地利用，在取得如此偉大的成功之後，接受命令要表示感謝那是他們的慷慨之舉了。教堂是貴族的樂土，而不是窮人的天堂。而勞工是沒有教堂的。最近，紳士們在下議院證實說，他們一生中從未在教堂里看見過衣衫襤縷的窮人。 對宗教的遲鈍和對英語的敏捷體現了智慧與愚昧集於一身。他們的信仰只是一種引證，教堂則是一種玩偶，對他們的任何檢驗都會隨著恐怖的尖叫聲而中斷。如果你期望你的夥伴們去嘲笑平民百姓（對宗教）的狂熱，往往會失望，因為他們本身就是平民百姓[4]。 也許與19世紀的基督教徒毫無二致，英國人崇尚實幹卻不重權。他們對思想的評價也只是從經濟效益出發。威靈頓（Wellington）之所以看重一個聖徒，僅僅是因為他可以當一名隨軍牧師而已。「憑藉著令人欽佩的品行和廣博的見識，布里斯科爾先生（Briscoll）贏得了士兵和政府官員創立的衛理公會的尊重。」他們認為一個哲學家與一個手持灌腸劑或藥水的藥劑師並無天壤之別，靈感對於哲學家而言不過是某種吹管或一種更精緻的輔助機械。 我懷疑在英國人的大腦里有一道閥門，這個閥門在快樂滋長之時會自動關閉，就像工程師關掉蒸汽一樣。這個國度里最明智和最廣博的人所具備的思考能力也莫過於大教主和國家財政大臣，他們能言善辯，條分縷析，才華橫溢。但是話題一旦涉及英國教會，這些在自由貿易或地質學上興致勃勃的人，就立刻關閉他們的閥門，面無表情。隨後，你就無異於對牛彈琴了。 大學教育既要教給學生知識又要傳播民族精神。與其說是為了培養一個聖徒或一個心理學家，還不如說是培養有教養的英國人。大學教育成就了大主教，造就了哲學家。國教教會比其他教會有更多的奧秘教義，對此我不甚明了。但人們通常認為國教教會就是貴族教會。他們說，在這裡如果你和一個牧師交談，你肯定會發現他出身高貴，有教養，而且氣度不凡。他理解並讚賞你的思想或計劃。但如果有第二個牧師走進來，這種理解和讚賞就到此為止了：因為兩個牧師在一起時是不會再接受你的思想的，並且每當思想付諸行動時，牧師都會堅定不移地站在教會的那一邊。 英國國教教堂以其外表的典雅和悅目以及神職人員的雄雅風度而著稱。它布道的信條是「By taste are ye saved（大眾因情趣而獲重生）」。它把古老的建築再加修葺，在音樂和建築上，不惜重金購買奧古斯塔斯·普金（Augustus Pugin）的著作[5]和建築文獻。英國國教教堂因便利的設施和宜人的景色而美名遠播。它不是一座普通的執法教堂，也不是宗教法庭的教堂，更不是一座無事生非的教堂；它教養有加，對所有慣常事件視而不見。如果你不干涉它，它也不會幹涉你。但在本能上它對所有政治變革、文學發展或社交藝術進步都充滿著敵意。教會不是倫敦大學的創建者，也不是技工學院、私立學校和其他旨在傳播知識的任何學校的創辦者，牛津大學的柏拉圖主義者就像托馬斯·泰勒（Thomas Taylor）一樣，被視為異教徒而飽受其苦[6]。 聖保羅教堂 倫敦聖保羅教堂是1675—1710年建造的英國國教的中心教堂，以其壯觀的圓形屋頂而聞名，被譽為古典主義建築的紀念碑。教堂內還有撒克遜國王、威靈頓將軍等名人的墳墓和紀念碑。 英國人信仰的是《舊約》教義，《新約》不是他們的信仰。他們既不是先驗主義者也不是基督教徒。他們不朝拜蘇格拉底，更不用說為女王禱告了。他們不求有功但求無過，而且直話直說：「祝她身體健康，四季發財，長命百歲。」從理察·戴維茲（Richard of Devizes）的編年史中的理察王追溯到塞繆爾·羅密利（Samuel Romilly）爵士和畫家海多（Haydo）日記本中的某些記錄，人們會發現英國歷史上這鮮為人知的猶太式禱告。「當我第一次坐上自己的馬車攜妻外出時，」佩皮斯（Pepys）虔誠地寫道，「確實讓我內心欣喜不已。感謝上帝，祈求他保佑我，直到永遠。」猶太人入籍法案（1753）遭到了王國內四面八方的反對，他們從倫敦開始遊行請願，並以「極端玷辱了基督教，極端傷害了王國里大多數人利益和王國的商業貿易，特別是倫敦的商業貿易」為由，拒絕接受這項法案。 但是他們不可能通過議會的法案凍結人性。「天旋地轉，永不停息」，而藝術、戰爭、新的發現和新的觀念層出不窮。新時代有新的希望、新的敵人、新的貿易和新的仁愛。用新的眼光去閱讀《聖經》[7]。嘮叨不休的法國政治、轟鳴的汽笛以及磨坊里的嗡嗡聲和移民們上船時的喧鬧聲已成為古老的傳奇淡出人們的記憶。因此，當你來到現代禮拜會上朗讀祈禱書的時候，這種不合時宜的場景荒謬絕倫，讓人如置身於古老習俗的化裝舞會。 從沒有一位化學家因致力於將宗教明朗化而揚名於世。宗教是與生俱來的，就像皮膚和其他的重要身體器官一樣。宗教每天都有一次新的聲明。先知和信徒們知道這一點，新教徒則通過援引他們必須遵循的經文，來駁斥國教。先知和聖徒們只能被他們的同類所理解，這是一門宗教闡釋另一門宗教的前提要求。政治家知道，正如纖維蛋白和乳糜的供應一樣，宗教元素永遠存在。但這只是屬於宗教的自然結構，正如所想，宗教元素組建了這樣的教會。聰明的議會議員願意把錢花在寺院、學校、圖書館和大學等方面，但不會讓神職人員發財致富。只要他能放棄當選神父，他還會做得更好。就像貴格會教徒一樣，他反對將神父等級化，並儘可能創造機會，盡施才華。然而，當祭師、主教或教區長的財富逐漸增長的時候，需要有人為他們保管，這些人將為財富的出路指明方向而不是使它變成一團迷霧。當然，有錢人會自行其是，他們會使出渾身解數把那些沒有錢的人趕出宗教並開除出教會，不受偏袒的階級肯定都是信教的——無奈之中，他們會投向其他教堂。 助理牧師的薪金很低，而高級教士的報酬又過高。這種弊病涉及到教會裡的豪門子弟和其他不稱職的人們，因為這些人感興趣的是消費。因此，主教實際上是一個穿著白色法衣的商人。透過他的洋紗外衣，我能看見他那商人外衣上的亮晶晶的紐扣。只要有一筆像達勒姆那樣的財富就可成為犯罪的導火索。在下議院舉行的一次有關愛爾蘭人民選舉權的演講中，布魯漢姆（Brougham）說道：「上議院裡的可敬的主教們被召集到上帝面前並莊重地接受一年4000鎊的俸祿時，在那一瞬間他們一定是被聖靈所感動，心無旁騖地接受聖職和管理。他們怎麼會表達自己對假誓罪應有的憎惡呢？」這種人會宣誓比海關的誓約更為有害。主教是由大教堂里的教務長和受俸牧師選舉產生。女王下發給這些紳士們一份選舉許可，但也發給他們被選舉人的名單。他們走進教堂，先唱聖歌，再進行禱告，懇請聖靈幫助他們做出選擇。當然，祈禱之後發現聖靈的指示和女王的推薦始終一致。 但是你必須為這種一致付出代價。只要你遵奉國教教會，一切都將相安無事。可是在其他方面都很誠實的你，當了解到在某地還有著和你一樣誠實的人從不跪拜偽神，當你有一天與他相遇，你會和他同道而行。並且，這種違心的屈從已經得到了懲罰。因為如果你相信一則謊言，就得接受它帶來的一切。英國人接受這種經過粉飾的國教，結果它使人目光愚鈍、體質羸弱、嗓音嘶啞、理性衰竭。 所以英國教會在德國批評家的破壞下，除了傳統，其他一切蕩然無存。於是又合乎邏輯地倒退到了羅馬天主教時代。但它卻只是狂熱之徒賴以生存的一大因素：因為在受教育階層的人看來，大致而言這並不是什麼光榮的事，並且這些人與教會完全疏遠起來[8]。 大自然肯定會補償他們的。教徒們從英國教會裡被趕了出來並分化成許多派別，這些派別很快名聲大振，並對國教產生制約。大自然也有它更精明的回報。英國人憎惡一切事物的變化，尤其是宗教事物的變化，他們抱殘守缺，虛偽不堪。英國人——我希望只局限於英國人，可是它玷污了兩大半球的盎格魯·撒克遜血統，英國人和美國人的虛假是其他民族所望塵莫及的。法國人把勤勞給予了他們。在我們的書籍和報紙上，有什麼能像斯文人對上帝的膜拜一樣令人作嘔呢？大眾報刊對偽善不折不扣的報道令人髮指。當代宗教只是一座戲劇里的西奈山，連雷聲也是假的，只是道具師的傑作而已。盲信和虛偽使諷刺油然而生。《笨拙》（Punch）周刊找到了一種取之不竭的素材。狄更斯寫了許多有關埃克塞特府第式（Exeter-Hall）人性的小說，薩克雷揭露了無情的上流社會的生活。大自然通過下層人們的異教信仰對它自己進行了及時的報復。沙夫次伯里爵士（Lord Shaftesbury）把窮小偷們召集起來並向他們念經布道，小偷卻嗤之為「扯蛋」；喬治·博羅[9]（Geroge Borrow）號召吉普賽人聽他關於希伯來人在埃及的演說，並用吉普賽語向他們宣讀使徒信經。「在我快要讀完時，」他說，「我看了看四周，發現人們神態反常。他們都用恐怖的眼神看著我。除了恐怖地斜睨外，沒有一個人向我致意。彬彬有禮的匹帕（Pepa），和善的奇卡洛娜（Chicharona），還有科斯達彌（Cosdami）一家，都眯著眼。那個吉普賽小伙子的眯眼最難看。」 牧師與妻子幽會 該圖為《十日談》的插圖。講述的是一位牧師讓丈夫去禱告，自己卻與其妻子幽會。 這時的教堂是令人同情的。她除了領地一無所有。如果一個主教遇到一個才華橫溢的紳士，並從他眼睛裡讀到了不可思議，他除了和他把酒幹完別無良策。虛假的地位導致神職人員滿口假話、背信棄義、買賣聖職、品德低賤。還有，當教階制度害怕科學和教育，害怕虔誠，畏懼傳統和神學時，神職人員除了脫離那已經是名存實亡的教會外，別無選擇。 但是英國的宗教，——是國教嗎？不。它是各異教派別嗎？也不是。這些異教派別只是一些個人不服從國教的產物。它們之於英國國教就如計程車之於四輪馬車，雖然相對便宜、方便，但實際上是一回事。宗教到底在哪裡呢？首先請告訴我，電流、情感、思想或姿態存在於何處吧。他們既不暫居也無處逗留。倫敦博物館和倫敦塔是用砂漿砌合建造而成的，因此你就知道在那裡能找到砂漿，並使它固定下來，正如英國人通常對待他們的事物一樣。但電不是這樣的，它是稍縱即逝的、一閃而過的、動態的，它是一個旅行者，一個陌生人，一個新奇或一個秘密，它使他們困惑不已，使人們心神不寧。然而，如果宗教是揚善懲惡的工具，並且一視同仁，那麼這種神聖的秘密已經從阿爾弗雷德（Alfred）時代一直流傳到羅密利（Romilly）時代，從克拉克森（Clarkson）時代，流傳到弗洛倫斯·南丁格爾（Florence Nightingale）時代，而且存在於千百萬默默無聞的大眾心中。 * * * [1] 修道士理察·戴維茲（Richard of Devizes），專門為巴勒斯坦的獅心王理查（Richard Caeur de Lion）作生平記錄的當代修道僧編年史家。博恩（Bohn）的《十字軍編年史》（Chronicles of the Crusades）中有所提及。 [2] 摘自福勒的《英國傑出人物》。 [3] 愛默生寫道：「對一些教條，他們非常反感，比如說，變態或心靈的遷移。英國人討厭它，因為它往往使我們迷失了自我。」也許出於這種恐懼感，一個人也許會變成法國人或西班牙人。愛默生提到的那個瑞典科學家斯維登堡就覺得英國人讓人感覺到遙不可及。 [4] 根據英國記事：「他們相信四件事，那就是：莎士比亞的天才，商業貿易，煤礦和蒸汽機。」「現在的英國國教仿佛成了一個巨大無比的玩具娃娃，在那裡做禮拜的老太太好像在給這個娃娃穿上衣服，然後逗著玩一樣。」 [5] 奧古斯塔斯·普金（Augustus Pugin），法裔英國人，是一個出色的建築設計師。1821年他發表了《英國歌德式古建築的典範》（Specimens of Gothic Architecture selected from various ancient Edifices in England），後來又出版了一些重要的建築類注本。 [6] 托馬斯·泰勒（1758—1835），一名卓越的學者，柏拉圖的追隨者，也是新柏拉圖主義的倡導者。德國的歷史學家尼布爾（Niebuhr）在《信箋》（Letters）中提起過他：「僅僅受到柏拉圖的哲學神秘主義的影響，他就變成了正統的多神論者和古希臘神秘的大眾宗教的闡釋者。」在他翻譯的《克拉泰魯斯》（Cratylus）里，泰勒把基督教稱作是「一種最荒謬無理的不敬行為」。 [7] 愛默生把19世紀英國人的進步思想對民族保守主義的勝利列舉如下： 1780年 匹特先生在議會上說：「沒有議會的改革，任何有名望的人也別奢望當上英國大臣。」 1826年 天主教的解放 1832年 改革法案 1834年 西印度的解放 不信國教者法案 議會中的一位論派教徒與貴格會教徒 免除糖稅 宣告共和國的建立 1846年 廢除穀物法 廢除航海法 [8] 約翰·斯特林才華橫溢，品行高尚，在他的青年時期，他曾經擔任過助理神父，但是不久發現，國教的清規戒律成了他上進心的嚴重障礙。他與愛默生有過類似的經歷，因此在書信往來之間，他們成了無話不說的知心朋友。1841年，斯特林在寫給朋友的信中說：「一百多年前，眼光敏銳的英國作家就指出了《聖經》中的關鍵性和歷史性問題真是了不起。從那以後，整個歐洲大陸的人們開始更多地了解伏爾泰。然而在英國，除少許的隱士以外，有關他們的許多事實和書籍卻全然不為人所知！但是我們頭腦中那些垂死的聖經教條思想也亟待摒棄，不讓它們靠近或出現在我們身邊。最可恨的是牛津和劍橋僧侶學院裡那些可憐的、無可救藥的書呆子。」——摘自《愛默生與斯特林書信集》 [9] 喬治·博羅，英國人，為了研究吉普賽人而和他們一起生活，一起遊歷。著有《辛卡利——西班牙吉普賽人紀實》（The Zincali），《萊文格羅》（Lavengro）（一部分為自傳）和《羅曼·羅依》（The Romany Rye）。他曾被聘為「大英聖經公會」（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的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