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人的特性 · 第五章 才能

這裡人傑地靈。誰來到這塊充滿魔力的土地，誰都會脫胎換骨。 這樣一個民族，它的存在完全就像一件工藝品——一個原本是寒冷、貧瘠的北極小島，被建設成為了整個世界上最盛產、最奢侈、最威風的國度。 他們的思維不會自我迷失，而是專注在結果上。 英國人眼界開闊，他們能握著很多股絲線卻不會讓它們纏繞在一起。他們講究規律，井然有序；他們邏輯分明，絕對不會混淆輕重；他們目標明確，有的放矢；他們胸懷坦蕩，海納百川——這是一個「度」的科學。 撒克遜人和挪威人都屬於斯堪的納維亞人。由於沒有確切的歷史記載，我們無從知曉這兩個名稱的使用界限，但從居住在法國的這兩個民族中的部分人群以及那片偉大土地對他們血統和習性的影響中，我們可看到這麼一條規律：在英格蘭，諾曼人一般用來代表貴族，而撒克遜人則代表平民。儘管如此，但有一點，我敢肯定，那就是，不管是貴族還是平民，都是由這兩種人組成。不過我們在使用這兩個名稱時總是帶有點神秘色彩：一個是指勞動者，一個是指享受者。 這個島嶼是對卓越種族的一個獎賞，曾有許多種族在這裡輪流坐莊，對它實行統治。腓尼基人、凱爾特人和哥特人曾捷足先登，後來羅馬人在其鼎盛時期也來統治過該島。羅馬人眼瞪瞪地看著這個後來又取代了他們的新種族。羅馬軍團登陸後，在島上設營紮寨，但不久，義大利就傳來噩耗，並每況日下，最後，他們不得不把建好的公路和城牆拱手相讓，便匆匆離開了。而撒克遜人憑著日耳曼人的真誠和堅韌，在這塊土地上定居下來，他們修屋建房、開墾土地、張網捕魚，並開展貿易。後來丹麥人又來了，與他們劃界而治。最後，諾曼人，也就是法籍丹麥人，到了這裡，才算正式地征服、侵占和統治這個國家。一個世紀以後，才知道，撒克遜人在這片土地最為牢固也最長久，他們不僅僅使征服者使用這裡的語言、接受被統治者的律法和行為規範，而且還迫使貴族們向諾曼國王陳述撒克遜人的辦事規矩，並一步一步地創建和穩固了國民自由的基本保障。這一功績來自於這個種族和這片土地的聰明才智。這個島嶼是屬於自由勞動者的，其他人都不配擁有它。這個種族擁有如此非凡的智慧，致使一切封建王朝和軍事政權都隨著戰爭而灰飛煙滅。儘管撒克遜—丹麥人的力量在戰爭中受到了徹底的重創，以至於英國人的名字成了佃農的代名詞，但這裡的人民一直堅強不屈，迫使國王通過了民主憲章。一個理性和經濟的社會必須由理性和經濟來統治。銀行家以7%的利率可以把貴族趕出城堡；皇家軍隊不能鎮壓具有精明科學意識的群體；史蒂芬森和布魯內爾為那些擁有蒸汽機的紡織廠主和一群魁梧的利物浦商人設計火車機頭和圓管構橋，而血統聯姻來對付他們又有何意義呢[1]？ 大衛·勞的漫畫 英國人勤勞、堅忍、自信，但同時也有著不可一視的自大。 正在工作的工廠工人 這幅壁畫描繪的是英格蘭北部紐卡斯爾港區工人努力工作的情景。 這些撒克遜人是人類的雙手，他們對勤勞情有獨鍾，他們厭惡享樂和無所事事，即便收穫十分渺茫，也同樣感到喜悅。憑藉各自獨特智慧的打拚，他們成了財富的創造者。撒克遜人酷愛勞動，或者說是為自己而勞動，他們為了設法讓自己去從事勞動，為了在這塊貧瘠的不列顛土地上使自己驚人的價值展現出來，所有的羞辱、煩惱以及障礙都得清除乾淨，然後開始大展宏圖。 斯堪的納維亞人幻想自己的周圍都是巨人——一種神通廣大的怪物，有超強的工作能力和生產技藝，也許他們就是超凡的搬運工、木匠、收割者、鐵匠和泥瓦匠等，他們會迅速地用金錢來回報他們所獲得的每一次善行。通觀英國歷史，這一夢想在不斷地實現。一些善變而聰明的人，以阿爾弗雷德、貝德、卡克斯頓、布萊克頓、克姆敦、德雷克、塞爾頓、達格堆爾、牛頓、吉本、布林德里、瓦特和維吉伍德[2]的名義，盤踞在不列顛的巨人山上，他們把辛勞的汗水變成了榮譽和力量。 這裡人傑地靈。誰來到這塊充滿魔力的土地，誰都會脫胎換骨。荒蕪的沙灘、惡劣的天氣讓每個探險者都不由自主地變成了勞動者，來到這裡的流浪漢要麼彎下腰來為財富拼死拼活，要麼就會被這裡的環境壓得喘不過氣來。強者生存，弱者消亡。就連英格蘭的浪蕩之徒和酒鬼之流也擁有某種堅韌頑強的性格。撒克遜人和撒克遜—丹麥人由此養成了一種堅強的氣質，並影響到那些來到這片土地上的法國人和諾曼人。 在英格蘭能發現許多令人欽佩的行事方法或手段，所有這些都被看作是這個種族擴張思想的發展或是其不可避免的衍生。具有這樣頭腦的人就是這樣思維、這樣行事的，他們樂意用平和的心態和公正的行為對待他的家僕和佃戶，儘管這麼做是多麼違背他作為貴族所要表現出的一種權力意志。同樣，他的鄰居，即便很富有、位居高爵，也同樣被這種思維所纏繞，擁有同樣的想法。 在古代，這個島嶼就以飼養猛犬品種而聞名於世，這種猛犬特別兇猛，一旦它咬緊了牙關，只得砍下它的頭來才會把牙齒分開。人如其狗。英國人就有那種強健、暴躁的氣質。這一點醫護人員很清楚，若要使具有這種氣質的人屈服於他人的意願，那是無論如何做不到的。英國人舉行的比賽也是貼身肉搏，針鋒相對，在公開的地方進行公平的競賽——這是一項沒有欺騙、不可逃避的較量，直到一方或雙方都敗下陣來。當埃塞瓦爾德國王在溫波恩安頓下來時，他用他自己的語言說道：他「得二者選一，要麼在這裡生存下來，要麼就在這裡倒下去」。他們憎恨陰謀詭計，他們不會暗中下毒，不會設伏陷害，也不會冷箭傷人；就算有時互相打得鼻青臉腫，之後他們也會握手言歡，結成終生不渝的摯友。 在學校里、在農村集市上、在議員競選活動中，以及在國會上，你都可以看到這些哥德式特質的蹤跡。在這裡，沒有陰謀詭計，大家真誠相待，和平相處，甚至連無記名投票選舉也難以容忍。在議會上，反對派的策略就是無情地抨擊政府，抵制它的每一個主張；在商貿交易中，追逐利益是商家的命根子，然而他們一旦得知自己被人欺騙，那就是莫大的恥辱。 克勒爾姆·狄格比爵士是查理王朝和詹姆斯王朝的兩代朝臣，曾取得過斯堪德隆海戰的輝煌勝利，是當時英國人的英雄典範。「他相貌英俊，身材魁偉，善於雄辯，語言華美。無論他降臨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會受到尊重。他精通六國語言，文韜武略博覽貫通。」[3]克勒爾姆爵士寫過一本書，名為《論肉體與靈魂》，他在書中指出：「推理孕育了不同的人生，可以說它本身就是七彩的人生，一步步推理就是我們人生道路的一級級階梯。人，之所以為人，只不過就是在編織著人生的各個鏈條。人無論做什麼，只要背離這種工作，他做什麼都像背離人的天性一樣不完善。然而，假如他除此之外不做什麼，而是把自己解脫出來只關注各種各樣的外在行為，他卻能在簡單言論的背後發現人生的藝術、緣由、規則、界限以及原型。」 是英國的天才們證實了這一點。他們認為凡事必須合乎邏輯。即便是喜從天降，如果不合邏輯，他們也不會喜歡——因為這種喜事與他們的自我價值判斷相矛盾，使他們難以理解。他們有種出於本能的恐懼：如果他們的思想摻入各種各樣的複雜關係，就會分散他們持續的專注力，因而他們妒忌那些能自由聯想的心靈。他們對天才缺乏耐心，不能容忍那些冥思苦想的人，也無法掩飾對活躍思想的輕蔑，因為儘管這些思想有理有據，但常與他們步調不一。他們也不喜歡無休止的推理，因為他們非常看重事實根據，他們的推理就是這樣一個邏輯：湯里放鹽，錘子敲釘子，用槳划船，這是廚師、木匠、化學家遵循的自然邏輯。在這裡，能言善辯是沒有一點作用的。他們的思維不會自我迷失，而是專注在結果上。他們喜歡像大學博士塞繆爾·約翰遜這樣的人，當他的主要命題處於危急之時，他會立刻跳出他「三段論」推理，不顧一切地去拯救它。英國人眼界開闊，他們能握著很多股絲線卻不會讓它們纏繞在一起。他們講究規律，井然有序；他們邏輯分明，絕對不會混淆輕重；他們目標明確，有的放矢；他們胸懷坦蕩，海納百川——這是一個「度」的科學。在法庭上，法官的自主與起訴者的忠貞同樣精妙；在議會裡，自由是他們最妙的發明，這是一個合乎憲章的反對手段。就當法庭和議會都裝聾作啞，起訴人也不會緘默不語。他們鎮定而又有耐心，他們年復一年的答辯武器就是用累計和估價來頑強地再現他們的冤情。然而，與此同時，他們也在考慮他們的人頭和開支，當無計可施時他們就會下定決心，就會亮出底牌——採取革命這種極端行為了。他們一定要看到他們的理想得以實現，就算鬥爭延續好幾個世紀，他們也會堅持到底。 憲章運動請願書 19世紀三四十年代英國憲章運動高漲，有數百萬人在請願書上簽名，以爭取和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然而，英國人的邏輯里還注入了正義的成分，這在其他民族中並不明顯，——他們相信對立統一、公平競爭。在每個問題上，他們都要尋求各方的主張，直到事情水落石出。如果他們懷疑某一理論，就會對它不屑一顧，然而卻對事實頂禮膜拜。這是一台機器嗎？是一份特許狀嗎？是比賽場上的拳擊手嗎？是議員候選人嗎？——英國人的普遍做法就是在得到驗證之前不做出任何判斷。他們不會被花言巧語所迷惑，他們需要的是一個能奏效的工作計劃，一台有用的機器，一個可操作的憲章，他們會一直等到最後結果，並遵從其結論，摒棄所有臆測之論。政治上，他們會毫不客氣地提出一些非答不可的問題：誰來納稅？採取什麼方法來促進貿易？怎樣提高糧食產量？要為紡織工人做些什麼？ 英國人這種獨特的正義感及其影響令法國人驚詫不已。菲利浦·德康敏[4]說：「我認為，在我所知道的主權國家中，英國是最關注大眾利益、最少對民眾使用暴力的國家。」生命能得到保障，人權也有保障；如果沒有安全感，談何自由？然而在法蘭西，「平等」、「博愛」和「團結」正是實施暗殺的口實。孟德斯鳩曾經說過：「英國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國度。在英國，哪怕一個人的敵人多如牛毛，他也不會受到任何傷害。」 英國人自尊心強，相信因果，奉行現實邏輯，把目的與手段緊密結合，這一切，使他們成為了現代世界的領頭羊。孟德斯鳩說：「除了英國人，其他民族根本就沒有什麼真正的常識。」這常識指的是對我們現實存在狀況的一種感知，對可以說明的自然法則的一種感知，對不可以說明但能通過實踐才能證實的自然法則的感知（當然，實踐會出現差異也允許差異存在）。他們對所懷疑的理論不屑一顧，也不在乎那些讓他們感到束縛手腳、枯燥乏味的權威部門；他們只注重事實，為了實現目的，他們會不擇手段；他們工作起來就像蟻群和蜂群一樣勤勞，令人欽佩。 改良羊的品種 都鐸王朝時期，人們在改良羊的品種。 這個民族的偏愛就是熱衷於實用。他們喜歡槓桿、螺絲、滑輪、佛蘭德斯[5]的役馬、瀑布、風車、水磨以及承載他們貨船的大海以及風力。比起他們皇冠上閃閃發光的印度克伊奴爾大鑽石，他們更喜歡比人聰明的天然粗水晶，它的兩極指向地球的兩極，它的軸線與世界的軸線相平行[6]。現在，英國人最熱衷的就是蒸汽和電流。他們在精美雅致的藝術上顯得笨手笨腳，但是在原生藝術方面卻獨具匠心；他們不是珠寶或是鑲嵌方面的高手，但是在整個歐洲，他們是冶煉、採煤、羊毛加工、製革等方面的能手。他們致力於農業，致力於灌溉，學會了怎麼抵制海水的侵蝕，怎麼治理狂風、流沙以及寒冷的沼澤地；學會了捕魚；學會了製造那些生活必需品，如鹽、石墨、皮革、羊毛、玻璃、陶器、磚等，學會釀蜜和養蠶，並依靠他們緊密合作，他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一個工廠主穿著一套西服坐下來吃晚餐，而這套衣服在早上太陽剛出來的時候還是羊背上長著的羊毛呢。你和一位紳士共進美餐，桌上會擺著鹿肉、雉雞、鵪鶉、鴿子、家禽肉、蘑菇、菠蘿等等，所有這些，都是出產於他的莊園。他們持家有道，所有家用或農用工具都得到妥善保管，不會缺失，也不會過多而浪費。在住和穿方面，他們注重和諧、適用。法國人發明了飾邊褶襉，而英國人創造了更為實用的襯衣；當英國人穿外套時，他們會非常規矩地把扣子一直扣到下顎，儘管布料粗糙，但經久耐用。如果是一個貴族，他還會穿得更差一些。他們對樸素結實的帽子、鞋子以及外套的嗜好，影響了整個歐洲。人們認為他們的穿著非常得體、非常合身，但又不可能去刻意記住他們穿的到底是什麼。 他們把這些精華深藏在日常飲食、藝術創作和生產製造之中。從每一件刀具的外形，我們就可以看出工匠們的想法和豐富經驗。他們把錢都花在刀刃上，比如說花錢製造蒸汽輪船，花大價錢提高其機器的穩固性和輪船的動力。他們北極船隊的裝備令人欽羨不已，似乎要把倫敦帶到了極地一樣。他們修築道路、水渠，建造暖和又通風的房子。他們直率而又務實的態度對現代文明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在生意場上，英國人相信，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你也別想。他們還堅信，如果你不能為了生意準備一切，那麼生意將使你一事無成。他們有著全局思維，注重細節，但也知道輕重緩急，不糾纏於一些細枝末節（德國人就是這樣）。這使他們在生意場上靈活多變，這也是英國商業強盛之所在。 在戰場上，英國人時刻注重自己的作戰方法。他們持著他們的德國先祖西維利斯的觀點，塔西佗是這樣陳述西維利斯的看法的：「眾神是站在強者一方的。」——這句話卻被波拿巴想當然地翻譯為：「他已注意到上帝總是偏袒最強的軍隊。」他們的軍事科學也是這樣認為的，當進攻軍隊的御重大於防守部隊的時候，後者就會被消滅。因此，當威靈頓在西班牙軍隊帶兵時，他首先把每個士兵和所帶裝備一起過磅，然後再稱他們的淨重。他相信，一個軍隊的戰鬥力取決於每個士兵的重量和能力，而不在於重槍大炮。帕默斯頓勳爵曾對下議院說，英國軍隊比世界上其他任何軍隊都更關心士兵的健康和舒適程度，因此，「養兵千日，用兵一時」，當戰爭來臨之時，英國軍隊就能比其他任何軍隊拿出更多的兵力。就在轟炸波羅的海丹麥軍事要塞之前，尼爾遜親自上船，花了許多天的時間，不辭勞苦地測量航道。愛爾丁著名的海戰戰略家約翰·克拉克的擊破敵艦隊列戰術，只不過是把波拿巴集中兵力的作戰原則應用於海戰而已；尼爾遜前後夾擊每一艘敵艦的戰術，就是把艦隊一部分安排在敵船的外前方，一部分安插在其尾部；科林伍德公爵經常告訴其麾下，如果他們可以在5分鐘內發射3顆能直接命中敵艦側舷的炮彈，那麼，沒有任何船艦能抵禦他們的進攻，經過不斷地訓練，結果他們只用三分半鐘就做到了這一點。 但是，英國人認為世上根本就不存在能與他們勢均力敵的民族，所以他們只憑藉最簡單的手段，不喜歡採用一些困難繁瑣的戰略戰術，而喜歡短兵相接來解決爭端，因此，對他們來說，勝利就是依靠士兵的力量、勇氣和耐力[7]。儘管他們盡力改善裝備，提高性能，加強火力，但是他們心底里還是相信，海戰的法寶就是把你的戰艦靠近敵人，然後用全部火力進攻，決一勝負。這是古老的作戰方式，無論是在英國還是其他國家，這種方式都不會過時。 英國人通常不會為了所謂的榮譽、宗教情緒或一時衝動去流血犧牲，而一般是為了財產，或與財產有關的權利才去造反鬧事[8]。他們沒有印第安人跳戰斧舞的興致，也不像法國人激情浪漫——為一個徽章或是為了一個什麼宣言。英國人只是安安靜靜地幹著自己的工作，掙他每天的工資。假如你想動他的工資、動他的牛群、動他享有的公共權利或是他的店鋪，那麼他會和你沒完沒了，一直拼到法庭上去見高低。大憲章、陪審團、人身保護權、星室法、船稅、教皇制度、普利茅斯殖民地以及美國革命，所有這一切都是因為涉及到了一個自耕農基本生活的權利而產生的問題，如果不觸及到這一點，就不會激起不列顛民族的憤怒和反叛。 特拉法爾海戰 這是一場海軍史上名垂青史的戰鬥，大英帝國因為此戰的勝利而走上了海洋霸主的道路。圖為英軍與敵人短兵相接的場景。圖為蒙·坦格·佐森的畫作《特拉法爾海戰》。 循規蹈矩和精於盤算是英國人的本能，當然我們也得承認他們擁有寬廣的視野，但是放縱使他們付出代價、引起了危機，也使他們絞盡腦汁。一般來說，給馬戴上眼罩，它會把活幹得更好。英國人腦子裡所考慮的事情也只不過就是我們日常的問題：「先生，請問，你呆在家裡靠什麼生活呢？」有關自由、課稅、特權的問題，歸根到底，都是錢的問題。那些牛高馬大的傢伙，天天沉溺於吃喝玩樂，已經變得耳目遲鈍了。他們那昏沉的腦袋需要戰爭、貿易、政治甚至是迫害來刺激一下，他們只有在刀光劍影的烽火歲月中才能領悟這些真理。 塔西佗是這樣評價德國人的：「心血來潮時他們會勇猛無比，但缺乏耐心和毅力。」這樣一個受命運擺布的民族，如果頭腦中沒潛伏有一點耐心的話，他們也不可能建成倫敦城。我不知道是哪一個部落和哪一種習性影響了這個民族，致使他們形成了這種堅韌不拔的性格，但是我知道他們會把每一顆要釘的釘子釘得牢牢的。他們不會去碰撞運氣，也不會急於求成，他們會花很多時間來做好準備工作，然後耐心地等待一點一點的回報。他們生產的皮革要在大缸中鞣製七年之久。在謝菲爾德，我參觀了羅傑斯的工廠，看到了製造剃刀和小刀的整個過程。他們告訴我，在製造絕好鋼材的時候，絕不能心懷僥倖，絕不能出現任何差錯，只有這樣，製造出來的刀子才萬無一失，這也是他們在所有工作中的表現——多做少說。 神話傳說，當托爾和他的同伴們到達烏特加德[9]時，有人告訴他們：「要想能在世間存活，不僅要身懷一技，還要勝人一籌。」[10]這個問題依然擺在托爾的子孫後代面前。一個勞作的民族，每個人都要學習掌握某種技藝或具體細節，並力圖精益求精，勝人一籌。他們寧願萬事俱廢，也要堅持把這一樣事情做好、做精。我想沒有一個民族能具備這樣的徹底精神——全國上下，人人都想技藝精通。 在辯論中法國人最後會這樣說：「這是為了顯示我的能力。」英國人馬上會反駁道：「不！這是為了全力以赴，促就事業成功。」塞繆爾·羅米利爵士拒絕在公眾場合發言，他把自己限定在議會下院，在那裡可以通過演講來表達自己的提議。議會下院的事務主要由幾個人來完成，但那是很繁重的工作。羅伯特·皮爾爵士「能把英國政府藍皮書倒背如流」，而他的同事和政敵也能把《英國議會議事錄》牢記心頭。高級的行政和法律職務並不是一個個輕輕鬆鬆的崗位，而是一些需要驚人的腦力勞動的工作。許多偉大領袖，比如皮特、卡寧、卡瑟雷和羅米利，都在這個職位上心力交瘁過早而死。他們是鑑別一名優秀勞動者的行家，如果他們能找到一位像克拉雷登、菲利浦·沃里克爵士、威廉·科溫特利爵士、阿什雷、伯克、瑟婁、曼斯菲爾德、皮特、艾爾頓、皮爾或是羅素那樣的人，那再好的工作、再高的職位，都不為過。 英國人在追尋公共目標上有著極大的熱情。個人在科學和文物考古上表現出來的頑強毅力就和這個國家在與歐洲結盟共同反對波拿巴帝國時的執著一樣，一次次失敗，又一次次東山再起，直到第六次最終把波拿巴拉下皇位。 約翰·赫歇爾爵士為了完成父業——他父親製作了北半球星雲圖，他一人獨自在好望角工作多年，完成了南半球的星雲圖，然後回到家，又花了8年的時間整理修繕，直到30年後其價值才顯露出來，並從那以後，創了有史以來投入最高的一項記錄。海軍部每年都要派遣北極探險隊搜尋失蹤的約翰·富蘭克林爵士[11]，最後，他們繪製出了通過極地浮冰和白令海峽的航線，解決了一個地理學難題。埃爾金勳爵在雅典看到那些即將毀壞的希臘遺址，不顧別人的諷刺，自己搭起台架，用了5年的辛苦勞動，把它們收集起來，並把這些大理石搬上船隻，途中又不幸觸礁，船沉海底，他又花巨資，僱工把所有的東西打撈上來，並運至倫敦。他當時並沒想到，就連海頓、福斯利、卡諾瓦以及世界上所有的知名學者後來都為他的壯舉而喝彩。在同樣的精神支撐下，查爾斯·法羅斯爵士和萊亞德分別對土耳其的贊西亞紀念碑和古巴比倫亞述王朝的尼尼微石刻做了研究和挖掘[12]。 這個民族就居住在他們所建造的偉大城市裡，無論這裡的人們住在凡·代曼（Van Dieman’s Land），還是住在開普敦，倫敦已經深深地紮根於他們的腦海之中。他們自己信守諾言，同時要求別人也一樣言出必行，以此來表明大家平等相處。現代世界是他們的，是他們建造起來的，他們還在一天一天地建造這個現代世界。全球商業往來都被緊緊地吸引到倫敦來，世界上的每一元貨幣都助長了英國政府的實力。假如這個世界上的所有財富都在戰爭或洪水中被毀滅，英國人依然自信他們有能力把這所有的財富再次創造出來。 英國人通過他們的遠航本領，證實了他們的撒克遜血統；通過他們世襲的鐵器技藝，證實了他們是鐵神歐丁的後代；通過他們的耕作和豐收，證實了他們的不列顛身份；通過他們卓越的本領和世界精神，證實了他們坐落在世界的中央。他們耕種土地、建造房屋、鍛造金屬、紡織布匹，他們把這個小島變成了天堂，把倫敦變成了商鋪、法庭、檔案館、科研中心，並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客人。這裡是各種政治和宗教難民的避難所，幾乎每個國家裡每一位精力充沛之士，都會在某個時候意識到自己該去英國的倫敦看一看。 瓦特發明的蒸汽機 瓦特發明的蒸汽機開啟了工業革命的先聲，也開啟了進入現代化社會的大門。 在現實生活的各個方面，他們都最為出色。任何戰爭的決勝要素，都在他們的股掌之中。瓦特的蒸汽機、史蒂芬森的火車機頭，還有羅伯茨的走碇棉紗機，皆服務於全人類。在文學、科學或實用技藝領域，他們都出版過一流的書籍。這就是英格蘭，人們翹首以待她能為人類做出新的創造發明和科學進步。在這個巨大的帝國里，商業和政治關係相當複雜，他們採取協商和行動來處理每一個緊急事件。無論是靈光閃現的一念，還是精巧的發明創造，都在這個民族裡凸現，這是他們的運氣嗎？是他們天生的智慧嗎？——總之這就是他們的商業優勢。他們是一個受命運眷顧的家族，班西[13]發誓說過，他們絕不會缺少男性後嗣。他們有大量的男性，可以從事一些重要的職位，而黨派之爭，又確保他們能夠遴選出有能力、能勝任的人選。 大不列顛民族的活力體現在整個組織的高度人為的結構。我曾說過，這裡的氣候和地貌不是天然的，而像人工安排出來的，類似的東西遍及整個王國。培根說：「羅馬是一個沒有矛盾的國家。」而在英格蘭恰恰相反，充滿著對立和矛盾。這個國家的偉大之源就是那滾滾的波濤，自始至終，它就是一個不規則事物的博物館。這個多霧多雨的國家為整個世界提供天文觀測數據；它的河流雖短，沒有多少水力資源，但是這片土地卻在水車的轟鳴聲中顫動；這裡沒有重要的金礦，但是英國的金子卻是最多的；這裡因靠近北極而無法種植葡萄，但是它的碼頭上卻運來了世界各國的葡萄酒。法國的德·勞拉涅伯爵曾說：「除了將蘋果烤熟之外，在英國找不到熟透的水果。」但是，倫敦橘子和菠蘿的價格卻像盛產水果的地中海一樣便宜。《馬克—萊恩快訊》或海關報告不折不扣地證實了蒲柏曾經所夸下的海口： 讓印度去吹噓她的棕櫚吧，我們也不要忌妒 那多彩的琥珀，或者是香料樹， 在我們的橡木舟上，滿載著這些珍貴的物品， 那美麗的領土也受我們的支配。[14] 火車機頭 英國人喬治·史蒂芬森1825年製造完成的「旅行」號。 棉紡織工廠 19世紀英國的棉紡織工廠，從這裡生產出的棉紡織品被運往世界各地。 這個島上的家養牲畜絕種了，到處都是人工繁殖的品種。農學家貝克威爾為綿羊、奶牛和馬匹設置了生長規律，餵養它們除了經濟實惠，其他一概不管。奶牛貢獻乳房、公牛捐獻腰肉。牛在圈養中繁殖，牛廄變成了化學車間。河流、湖泊或水塘里的魚由於過分捕撈或因工廠污染而越來越少，但是這裡到處都是人工投放的鮭魚、大比目魚和鯡魚的卵。 查特沼地[15]和林肯郡以及劍橋郡的沼澤地對人體有害，且貧瘠荒蕪，無人願意花錢租來開墾。但是通過修建一些柱狀的排水溝並安裝杜促膠管，這方圓五百萬英畝的廢地排乾了積水，變成了良田，栽種著油菜和草皮。氣候也是一樣的，人們認為大量燃燒煤炭使氣候變得暖和且乾燥，現在聽說連霧和暴雨也沒有了。在一定的時候，整個英格蘭會再把積水排乾，讓土地露出水面。然後就用蒸汽機來協助農業生產，蒸汽機就相當於一位英國公民，但我真不知道他們會不會把它送進議會去制定法律。蒸汽機可以用來紡紗織布、鍛造金屬、驅動鋸子、進行錘打，還可以鼓風，而現在它則要為農民抽水、磨麵、鑽井、耕地了。由工業人口創立的市場把農業變成了一個巨大繁榮的消費產業。在英格蘭，房價與地價基本是一致的。各種人造產品都比天然產品更廉價。有了一英里一便士的廉價列車，誰也不願意去步行了。在城市數不清的高樓大廈里，煤氣燈比日光還要便宜。在倫敦，家家戶戶必須為使用水而付費。英國人的商業貿易不僅出口本地產品，還有自己的加工製造業，出口世界其他地方無法生產的產品。他們為墨西哥人製造雨布，為印度人生產大手帕，給中國人栽種人參，給印第安人製造水珠，給比利時的佛蘭芒人生產花邊飾帶，替天文學家製造望遠鏡，替國王鑄造火槍大炮。 商務部從希臘和義大利引進了各種精良的生產樣品，只要製造商需要，都可以得到這些樣品；他們把慕尼黑、柏林以及巴黎最好的製造工藝翻譯過來，並配上詳盡的插圖；他們搜遍義大利，尋找最新的款式，裝飾本地生產的布匹、陶器和鑄件，使之更加優雅美麗。 我們觀察得越仔細，就越會發現這個社會體系的人為痕跡。他們的法律是一個虛擬的網絡，他們的財產就是人們肉眼看不到的、能證明財產權的一張契約或證書；他們的社會階層是由法律制定的；他們的權力或是代表比率也是依據歷史傳統或法律而定；最新的改革法案剝奪了一個墳墩、一個遺址、一堵石牆的政治權力，儘管伯明罕和曼徹斯特的工廠為英國出戰歐洲戰場出資，但是他們卻沒有得到一個席位。議會選舉的純潔性是通過花錢購買席位而得以保證[16]。殖民地的武裝保證了在國外的權力，隨時待命的警察部隊則保證了國內的權力。乞丐過得比自耕農好，小偷過得比乞丐好，流放罪犯過得比在押罪犯好。罪惡也是人為的，如走私、偷獵、不信奉國教、信奉異教、叛國等等。他們說，在英國殺個人比殺一隻野兔強。國家的海上主權通過強征水兵得到維持。艾爾頓勳爵[17]說：「強征海員是我們海軍的生命線。」國家的償付能力是通過國債來維持的。他們的邏輯是：「如果你不借錢給我，我怎麼還錢給你呀？」在司法部，塞繆爾·羅米尼爵士清理大法官法庭事務欠款的權宜之計就是把大法官統統趕出法庭。他們的教育體系也是任人擺布，大學把已經消亡的語言激活，表現出一副活語言的模樣。他們的教會也充滿虛假，社會禮節和行為習慣也虛偽做作——做作的人，做作的舉止——因此，整個都伯明罕化（Birminghamized）了。這樣一個民族，它的存在完全就像一件工藝品——一個原本是寒冷、貧瘠的北極小島，被建設成為了整個世界上最盛產、最奢侈、最威風的國度。 英國人甘願成為一種政治經濟的產物。在淒涼的荒野上，先是蓋起一個工廠，然後銀行開張，人群就如泄閘之水湧進來，這樣城市就形成了。人成了伯明罕式社會的一顆紐扣。人口急劇增長始於瓦特發明蒸汽機時代。擁有大片土地的地主卻認為：土地出租不賺錢，就用它來養羊！他們拆除房屋，把農業人口海運去美洲。這個國家對於頃刻暴富，一點也不驚奇。他們經濟學家的座右銘就是：「英國現在的大多數財富是在最近12個月內靠國民的雙手創造出來的。」但與此同時，三四天的雨水，會使倫敦街頭餓殍遍地。 英國力量的另一個秘密就是他們彼此之間良好的理解力。當然聰明才智並非英國人所特有，其實所有的人都有靈智的一面。每個民族都會擁有自己的智慧，然而很多民族只擁有一種智慧。而英國的智力結構卻能使知識和思想在他們所有人之間相互交流，每一個思想火花會把所有智慧融化在一起，把各自貯藏的力量匯集到一起，並運用於實際，發揮其效力。他們國家雖小，但他們自豪而仁愛，他們能緊密團結，互相依賴，互相信任。 哈維 威廉·哈維（William Harvey，1578—1657），英國著名的醫學家。1628年發表的《動物心血運動解剖論》在人類歷史上首次詳細描述了血液循環和心臟的功能，被稱為全部生理學史上最重要的著作。 英國人的智慧就像是羊毛織品，染色之後更持久。他們懷著堅韌的毅力擁抱他們的事業，甚至超過了他們的生命。選舉投票可以把一個平民百姓造就成一個軍人。這些沉默寡言、保守而顧家的人，為了公共利益會拿出自己的全部熱情，這種友愛之力成就了他們許多英雄事跡。人雖層次有別，但這並不會撕裂整個民族的情感。丹麥詩人俄萊希拉格曾抱怨：用丹麥語寫作，只有兩百位讀者。在德國，文化人說一種語言，普通大眾說另一種語言，這樣相差萬里，據說德國大作家的作品中表達的情感或語句，下層階級的人從未耳聞；但是在英國，貴族和窮人說的是同一種語言，在議會，在教堂，在戲劇院，演講者要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激情的時候，那語言就會非常地道。普通大眾都能理解的語言就是最好的語言。他們的語言好像來自於《聖經》，來自於習慣法，或者是來自於莎士比亞、培根、彌爾頓、蒲柏、楊（Young）、庫柏（Cowper）、彭斯（Burns）和司各特（Scott）等人的作品。這個島上出過兩三位名垂青史的偉大人物，但他們生前並不是孤芳自賞。在格林威治天文台，在現實的航海領域中，人們很快就運用了牛頓的發現。哈頓[18]的地殼研究，道爾頓的原子理論，哈維的人體血管脈絡知識，孩子們都略知一二。這些研究，以前都是很危險的，而現在卻成了一種時尚。有關農業、貿易、戰爭、文學、藝術以及文物方面的發明或知識都是這樣。一種偉大的智慧，不是聚積在某個巨人身上，而是要傾注在全民的內心深處，因而在必要時每一個都可以來接替巨人的位置，他們是因為性格而分類，而不是因為能力或等級而分類。勞動者就是潛在的貴族，貴族也可能是一個編籃夫。每個人腦子裡都裝著英國的制度，他們都知道自己的責任所在，並盡其所能地去努力完成。國務大臣把國家置於他的權杖之上，海軍學校學生把國家置於他們的劍刃之上，鐵匠把國家置於鐵錘之上，廚師把國家置於鍋碗瓢盆之中，趕車人為國家揚起馬鞭，水手一次次搖起船槳只為「主佑吾王！」就是重罪犯人也為他們忠於國家而感到自豪。在政治上和戰爭中，他們團結一致，共同進退。尼爾遜一生的魅力就在於其無私的偉大，他極力支持的人肯定會極力支持他。在生活藝術方面，英國人領先世界其他地方若干時代；在某些方面，他們並不代表現代精神，而是在構成現代精神——但他們冷靜地看待自己作為世界文明和力量的先鋒，正編成方陣，一排一隊，成千上萬，步伐穩健，浩浩蕩蕩地勇往直前。 道爾頓 道爾頓（John Dalton，1766—1844），英國化學家。他在繼承古希臘樸素原子論和牛頓微粒說的基礎上，提出原子學說，開創了化學中的新時代。 * * * [1] 喬治·史蒂芬森（George Stephenson）是把火車機車應用於鐵路的第一人，同時也是利物浦和曼徹斯特鐵路的總工程師，愛默生在他的日記中寫道：「在徹斯特菲爾德我有幸與史蒂芬森這位設計了第一台火車機車的老工程師一起進餐。他是我在英格蘭見到的最偉大的人。我不知道會是哪一天但我應該接受他屢次重複的邀請，『到他家呆上幾天，看看查茲沃斯（Chatsworth），再看看其他的東西』。」 史蒂芬森的兒子羅伯特·史蒂芬森剛好和愛默生先生同年。橫跨米奈海峽的管構橋正是他偉大的工程項目之一。 [2] 13世紀亨利·德·布萊頓（Henry de Bratton），或布萊克頓（Bracton）是一位牧師、法學家和國家政部長，他著有De Legibus et Consuetudinibus Angliae一書，據說此書是第一次以系統觀、實踐觀對英國法律進行了闡釋。 威廉·克姆敦（William Camden，1557—1623），歷史學家，古玩收藏家，著有《大英帝國》和《伊麗莎白統治年鑑》。卡姆登協會就根據他的名字命名，主要出版有一定價值的文學作品和古籍。 威廉·達格堆爾（Sir William Dugdale，1605—1686），古文物收藏家和治學嚴謹的歷史學家。他的功績在於他保存了大量價值匪淺的東西，並對法律、傳教、宗譜、藝術和文章進行了有趣的記錄。 約翰·塞爾頓（John Selden，1584—1654），法學家、古玩收藏家、東方學專家和作家。 詹姆士·布林德里（James Brindley，1716—1772），著名工程師，他修築運河，開鑿哈爾喀索山，把英格蘭的五大河流——墨塞河（Mersey）、特倫特河（Trent）、漢巴河（Humber）、泰晤士河（Thames）和塞汶河連接起來。 喬西哈·維吉伍德（Josiah Wedgwood，1730—1795），從事古玩研究，主張「把英國的制陶業發揚成為一門崇高的藝術」。 [3] 安東尼·伍德（Antony á Wood）的Athenae Oxoniensis，1848年卡萊爾把這冊精美的對開本送給了愛默生。 [4] 菲利浦·德康敏（Philip de Comines，1445—1509），家住勃艮第附近，具有非凡的處事能力，被深深地捲入到他曾先後侍奉過的法國國王與公爵的政治鬥爭之漩渦。他的《回憶錄》就是這個時期的一個權威性佐證，這大多得益於對路易斯十一性格特徵的深入了解。 [5] 佛蘭德斯（Flanders），中世紀歐洲一伯爵領地，包括現比利時的東佛蘭德省和西佛蘭德省以及法國北部部分地區。——譯者注 [6] 愛默生的朋友查爾斯·艾略特·諾頓教授講述了1873年他們從英格蘭一道返航回家時的一件趣事。當他們航行到大西洋的中央時，他們談起了哥倫布的勇敢壯舉，說哥倫布一直向西航行，日復一日，數周之後也見不到陸地的蹤影。愛默生說：「但是哥倫布有羅盤在手啊，對他那樣的人來說，有了那個東西就足夠了。」然後，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個小羅盤，說：「我總是把它帶在身邊，因為我喜歡把上帝捧在手心。」 [7] 耐皮爾（Napier）在他的《半島戰爭史》中說：「在每場戰爭開始以前，英格蘭都要不惜血本搜尋一些必要的信息以確保戰爭的勝利，就像惡魔進軍伊甸園一樣，他的征服過程就是從騷亂走向死亡的過程。」 [8] 在內戰的頭幾年中，愛默生很憤懣英格蘭官員和貴族的冷嘲熱諷。他如此寫道：「英格蘭所崇拜的只不過是命運的擺布……沒有絲毫高尚的情操，沒有對文明的任何責任，沒有慷慨，也沒有道德的自律。一看到商品，他們的信仰，道德就消失殆盡了。為什麼我們要篤信宗教？我在家裡準時地做著禮拜，難道說因為沒有主教和神父在場就是假裝虔誠嗎？難道他們去年都是白乾的？」 當然，這樣說的話，愛默生就完全認同了1849年他寫在日記裡面的話了：「這裡有兩三個英格蘭人，很難弄清孰真孰假，總之，只有一個是真的，其餘都是假的。」 [9] 托爾（Thor），北歐神話中的雷神。烏特加德（Utgard）是北歐神話中的外部混沌世界。——譯者注 [10] 摘自古斯堪的納維亞神話的《埃達》。 [11] 約翰·富蘭克林爵士，（Sir John Franklin，1768—1847），英國北極探險家，他於1845年進行了他的最後一次探險航行，從此沒有回來，儘管組織過無數次尋找他。利奧波德麥克林托克爵士最後解決了問題，並證明了富蘭克林實際上已經發現了從大西洋沿美洲大陸北海岸進入太平洋的「西北航道」。——譯者注 [12] 1838年查爾斯·費羅斯（Charles Fellowes）在旅途中發現了古利西亞的首都冉索斯（Xanthos）。他描繪了那兒輝煌的建築與雕刻，這誘使英國政府批准挖掘存留的遺物寶藏，並上交大英博物館。在查爾斯·費羅斯的帶領下愛默生參觀了這些寶藏，特別是凱旋廟，那裡雕刻著12個城邦的外貌，以此感謝他們曾幫助哈帕古斯（Harpagus）擊退愛奧尼亞（Ionian）城邦聯軍。愛默生稱博物館裡那尊希臘雕像是「荷馬和西羅多德（Herodotus）的幻想」。還說：「英格蘭為人類保存了這些東西，而且完好無損。她恪守傳統，她是傳統的保護神。」 [13] 班西（Banshee），愛爾蘭、蘇格蘭民俗中預報死亡的女妖精。傳聞她的叫聲能預報人們的禍福。——譯者注 [14] 蒲柏（Pope，1688—1744），英國詩人。該詩摘自蒲柏的《溫薩森林》，這是愛默生憑記憶引用的，與原詩稍有出入。——譯者注 [15] 查特沼地（Chat Moss），英國蘭卡什爾地區一個很大的泥炭沼澤地。——譯者注 [16] 愛默生在這兒解釋說：「英國百分之百的愛國者撒彌爾·羅密利認為進入議院的惟一途徑就是購買議會席位，於是他買了藿薩姆郡席位。」 [17] 約翰·司各特，即艾爾頓勳爵（Earl of Eldon，1751—1838），是著名的法學家，任期大法官達28年之久。他是一個固執的托利黨人，堅決反對天主教的解放、議會改革和一切民主政策。 [18] 詹姆士·哈頓（James Hutton），從事地質學研究，著有《論地球》一書，認為熱能是促使地球運轉變化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