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的防衛 · 第19章 晉升體系

近年來，陸軍中討論得最多的問題就是晉升的擁塞和隨之而來的高層職位的高齡化。與之相連的就是如果戰爭到來，現代機械化戰爭對那些在戰場上行使指揮者的壓力問題。人們普遍認為，這種壓力要比上次戰爭大得多，當時作戰行動是靠徒步行軍，指揮部也相對遠離敵方的干擾，當時那支遠征軍的幾乎所有指揮官，甚至低至旅級指揮官，都在那場戰爭中存活下來，就證明了這一點。在如今空中打擊的日子裡，就不能期待會有這種程度的遠離了。然而，現代作戰行動壓力增加並未帶來高齡化比例的下降，1937年這個比例反而平均高於1914年，而當時遠征軍里有些關鍵崗位的指揮官在戰爭爆發的頭幾個月里就累垮了。 這種情況與陸軍為機動作戰作準備是相悖的。陸軍高層對進攻的力量很樂觀，對避免另一場戰壕僵局的前景很樂觀，結果就出現了很不合邏輯的做法：基本上不關注指揮官們的年齡老化。在半機動作戰盛行的美國內戰中，所帶來的壓力導致戰爭最後一年時軍和師指揮官的平均年齡僅30歲出頭而已，只有若干最高層指揮官超過40歲。現代武器射程和威力的擴大，更表明必須降低戰場指揮官的年齡，因為噪音和持續的危險會影響軍官的健康。今天，面對永遠存在的空中威脅，高級指揮所也不能期待以前有過的那種相對寧靜了。儘管軍事行動可能會再次變成靜止狀態，但緊張會持續不斷，如同上次戰爭中團級軍官在前線的時間那樣。 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正是海格（Haig）本人制定了一條規則：超過35歲的軍官不能擔任營指揮官。如果視此為比較接近營指揮官的實際年齡限制，那麼旅、師和軍指揮官的年齡也應降低，因為如果軍官在一個職級上停留時間很長而不能晉升，很容易變得陳腐。一定要等到戰爭到來，才去適應現代戰爭條件而實行年齡限制，這是不明智的，因為戰爭頭幾個月的考驗可能最為嚴峻，人崩潰的風險也最大。由於所有這些原因，從國際地平線上越來越大的威脅來看，1937年時就已是非常清楚，必須採取根本措施來更新陸軍領導層。 為戰爭做好準備的迫切任務，也在要求採取這樣的措施。準備戰爭，這需要發展出一種新的視野，一種充分考慮到新的武器、空中力量的影響、近年來自海外那些戰爭之經驗教訓的新視野，對英國陸軍的結構、戰略和戰術進行改造，以適應變化了的條件，而自上次戰爭以來的陸軍首腦的年齡已經變成一種阻礙。這些人已經成熟，他們的觀念已經定型於原來那個時代，今天出現的許多重要武器裝備在那個時代還不為人知或很粗糙。 應該公正地承認，過去幾年為改善那種糟糕局勢已經做了一些事情，但這種遲來的努力，不過是在強調迫切需要採取更為根本的措施。這些在根本上依賴一位國務大臣，他不僅能夠在體制內提供新的動力，而且能夠確保陸軍之外相關人員的合作，去除改革面臨的財政障礙需要這些相關人員的協助。霍爾-貝利沙先生被任命為陸軍大臣，表明了一種堅定的努力，要加快年輕有為軍官的提升，去除那種停滯不前。因為這種停滯不前，等到這些人獲得機會時往往就已經滋生出一種陳腐。要為軍事系統注入新鮮血液，讓它獲得新的生命。 1937年5月底，我就這個問題寫了一些說明，並且很快呈交國務大臣。我建議，軍官40歲時至少要成為營指揮官，44歲時應是上校了，正常情況下48歲時應是少將，頂多50歲。要做到這一點，除特殊情況外，上將和中將的退休年齡要從67歲降為60歲，少將的退休年齡從62歲降至55歲，指揮官和參謀人員的任期也從4年降為3年。同樣，如果可能的話，屬於時代錯誤的「半薪制」也要廢除；如果無法廢除，對於那些有可能得到進一步任命的軍官，要增加他們等待任用期間的付薪比例。退休金的比例應完全按軍銜發放，不要再去參考在這個銜級上的工作時間，這有利於軍官在不能晉升後的及時退休。在改善較低級軍官的當下前景上，我建議採取措施，確保上尉服務8年後即可晉升，少校服務14年或15年即可晉升。我發現國務大臣馬上就理解了這些改革的必要性，甚至傾向於讓任職年限比我所建議的還要縮短。不過，其他人就較難說服了。 作為把問題說清楚的一個做法，1937年9月初，我在《泰晤士報》上發表了年齡數據比較的一項研究結果，它表明我們陸軍軍官的平均年齡比起1914年來高了很多。這個研究結果可能既具有當下價值，也具有歷史價值，複製如下： 「首先來看看國內4個一級軍區指揮官現在的年齡與1914年戰爭爆發時的年齡，對比如下： 「1914年，這4個指揮官都在戰爭初期被派往法國擔任軍指揮官。開始時海格擔任第1軍指揮官，格里爾森擔任第2軍指揮官，當格里爾森在戰鬥真正開始之前就病倒並去世之後，史密斯-多爾樂接替他的職務，普盧默於1914年年底掌管第5軍。另外兩個在戰爭開始階段被任命為軍級指揮官的軍官分別是普爾特尼（Pulteney）——指揮第3軍，年齡53歲零2個月；羅林森（Rawlinson）——指揮第4軍，年齡50歲零5個月。這兩個人使得1914年軍級指揮官的年齡降至不到54歲。 「再來看看5個正規師指揮官現在的年齡與1914年時的年齡對比，差別不那麼明顯： 「除了這些，1914年還有第6師和騎兵師，分別由基爾（Keir）和艾倫比（Allenby）指揮。第6師已經不復存在，騎兵師已經變成快速師，它的指揮官尚未任命。上次戰爭開始後不久，就組建了第2和第3騎兵師，指揮官是高夫（Gough）和賓（Byng）；並用調回的海外駐防部隊組建第7和第8步兵師，分別由卡珀（Capper）和戴維斯（Davies）掌管。後面這6位師級指揮官的平均年齡為51歲零3個月，這使得當時師級指揮官的平均年齡降至52歲零8個月。 「在所有這些之中，還有一點也很重要：提升為軍級指揮官的8個人——海格、史密斯-多爾樂、普盧默、艾倫比、門羅、羅林森、高夫和賓，他們1914年8月時的平均年齡只有52歲。 「與這個普遍問題相關的另一個因素是：在機械化年代，所有行動的步伐和節奏都不同了，以往的騎兵行動算是與之最接近的，所以，就有必要注意到1914年時騎兵師指揮官的平均年齡不到50歲。 「當然，年齡的統計並非衡量一名指揮官身體狀態和智力活動的可靠標準。許多人快60歲了，但比起40多歲的人還要活躍。所以，任何晉升體系最好要有靈活性，能夠為正常規則之外的例外提供空間。一些人由於自己不能控制的因素而較晚才有機會，但能幹而精力旺盛，也應該得到職位；也有一些較之平均年齡更早成熟的人，如果把他們留在其能力不能充分施展的職位上，其前景會受到損害，這樣的人也應得到提拔。即使在這個方面，比較而言，1914年時的體制似乎比現在要好一些。不過，即使不算師級指揮官中相當年輕或年邁的極端例子，1914年師級指揮官的平均年齡仍然比現在小好幾歲。」 這項研究引發了廣泛興趣，人們吃驚於平均年齡竟然上升了這麼多。就它直接影響到的部門而言，它還引發了一些煩惱。在我收到的那些評論中，有人認為更為準確的比較基礎，應該是各個時期軍官被任命為師或軍級指揮官的年齡。同樣，還要考慮到一個情況：1914年那些任命，有幾個是在戰爭爆發或即將爆發時作出的。 按照這些建議，我重新研究了年齡數據，編制了新的表格，分別將1914年年初和1937年年初的指揮官列舉出來，配以他們被任命時的年齡。然而，研究結果提供了更令人吃驚的證據，表明在一個戰爭條件已經變得更為激烈的時代，指揮官平均年齡卻有了何種程度的上升。下面就是這個進一步的分析： 「同樣，還是先來看看國內4個主要軍區的指揮官，對比如下： 「不過，還要考慮到一個情況：史密斯-多爾樂將軍獲得一個一級軍區指揮權還要更早一些，此前他於1907年已被任命為奧爾德肖特軍區指揮官，當時他年齡只有49歲零6個月。所以，真正比較的話，他在此表中的年齡應該是這個，這就將1914年的平均年齡降至52歲，比現在的年齡幾乎小了7歲。 「就師級指揮官而言，對比如下： 「已經很清楚了，1914年時普遍的任命年齡要低不少，比起前面兩個表格來，這兩個表格表明與1937年相比差距更大。 「就陸軍部的高級職位而言，只要頭腦年輕，年齡關係不大。然而，對人而言，年齡大而頭腦年輕是例外而非普遍情況，所以就不妨看一看1914年陸軍委員會中軍方成員的平均年齡，將此與今天的情況進行對比。 「有趣的一點要注意到：1914年的軍械總局局長是個特地挑選出來的上校，擔任這個職務時臨時給他少將軍銜。」 這些數字下面的主旨，《泰晤士報》用頭條強調出來： 「為了第一位的國家利益，從此之後，武裝力量中掌握戰場上關鍵職位者，必須有足夠的精力來承受現代戰爭那大得多的壓力，必須足夠開放來構思方式上的巨大變化，這是如今陸軍裝備正在發生的革命所要求的；並且要儘可能地具有機械化行動的經驗，以此來創建新的方式。今天，整個陸軍正在經歷一場極其快速的轉變而走向以機械化為基礎，以前只限於陸軍一小部分的機械化經驗，現在要傳遞給它整體了。 「今天的陸軍，必須處於一種完全準備好了的狀態，它的裝備和它的領導層都應如此。所以，比起寧靜時代來，就需要採用嚴格得多的選擇標準。如同許多代人表現出來的那樣，有一種對人性期待太多的情況，這就是把挑選完全交給了軍人自己，相信他們能夠克服對自己多年夥伴的偏愛，挑選時毫不猶豫地採用必要的標準。要採用這樣的標準，除非有一個堅定的國務大臣支持這樣做。而且，當取而代之因目前規則而常常艱難時，這樣的標準就更難以採用了。給那些不得不淘汰者以較為優容的待遇，會使這個過程較為平緩，也是對他們所作服務的公正承認，是對要求他們所作出的犧牲的公正補償。贊同支出幾億英鎊來更新陸軍裝備的公眾，也願看到並樂於支持在陸軍領導人任命上一種自由選擇的明智。以一種公正和適當的方式進行這項工作所需要的微不足道的費用，公眾不會吝惜，如果這被證明是一項強有力的管理政策整體的一部分，那就更是如此。」 兩個月後，宣布了陸軍高層指揮上的巨大改變。陸軍委員會大幅度重組，引入了較為年輕的一代軍人。就陸軍作為一個整體而言，這些意義深遠的步驟帶來了新的希望和激勵。對於公眾來說，他們代表著一種希望，新的帝國防守問題不僅要以新的頭腦來解決，而且要有身體和思考上的適應能力。快速重整軍備的壓力，戰爭到來時必定出現的更大壓力，都需要這種適應能力來應對。對於我們邊界之外的那個世界來說，這種變化顯示了一個富有活力的新目標。那些年富力強者，戰後第一次被放在軍隊的掌舵位置上，他們屬於上次戰爭中首當其衝的那代人。 幾乎20年了，陸軍高級職位的晉升一直受制於人們熟悉的那個過程：等待某個職位的任期屆滿，或者是在任者到了規定年齡，然後一個職級比他稍低一點者去填補。當長者延長任期，對年輕有為者的遲滯效應就明顯了。現在，令人耳目一新的對比出現了。陸軍委員會的兩位高級軍方成員——陸軍元帥西里爾·德弗雷爾爵士（Sir Cyril Deverell）和上將艾里·諾克斯（Sir Hairy Knox），兩人年齡分別達到了63歲和64歲，就讓出位置給了從少將中選拔出來的兩位軍官，一位是戈特勳爵，他51歲時就擔任了大英帝國總參謀部總長；另一位是C.G.李德，他54歲時擔任行政總長。另外，帝國總參謀部的副總長也更新了，任命參謀學院院長羅納德·亞當爵士擔任此職。此人儘管能力出眾，但只有52歲，所以只能是上校銜級，這正是陸軍過去晉升情況的一個典型例證。同樣重要的還有，與陸軍部的這種恢復活力相伴，其他地方的高級指揮職務也將由較年輕的軍官擔任，而一個好的開頭就是挑選了54歲的A.P.沃維爾（Wavell）擔任南方軍區新的指揮官。陸軍部另外一個重要措施，就是將軍械總局局長的部門置於軍需生產署署長管理之下，除現任軍械總局局長退休外，這次重組主要是管理性質的，不過，在這一領域提升一個較年輕軍官擔任高級職務的機會也就沒有了。 這些變化很自然地吸引了英國公眾的大量關注，然而沒有引起公眾或議會任何嚴重抗議，這與過去的情況形成鮮明對比。與勞埃德·喬治（Lloyd George）先生(1)在其權力高峰時敢去嘗試的事情相比，霍爾-貝利沙先生得以迅速而平穩地實現了一些大得多的改變。不僅是普遍同意，而且是全國範圍的贊同，這表明陸軍內部和陸軍之外都已覺醒，認識到了需要有新觀念來應對新情況。當年戰時的首相很可能也對1937年陸軍大臣這種相對而言沒有麻煩的改革過程作出了貢獻，他看到了一代人之前盛行的軍事蒙昧主義，他指責這種情況的用語遭人怨恨，但實質意圖卻在今天由年輕的將軍們實現了——這些人1914—1918年時只是低級參謀和團級軍官，由曾是當年「持久戰」中士兵的500萬國民實現了。 當然，陸軍最高職位上的這些變化，其直接結果就是遴選委員會的新鮮提名。人們急迫地等待著結果。對少將任命的第一批遴選整體而言讓人有理由放心。人們期待，就認識到機械化上現代經驗之價值而言，新體制要勝過舊體制，雖然在這個問題上的期待沒有實現，但遴選卻朝下深入到上校層級，並且比以前的做法更加注重年齡因素。拿兩位任命為正規師指揮官的軍官為例，一位只有46歲，另一位雖然接近54歲了，但卻不是參謀學院畢業生，這一點表明陸軍高級指揮官不再是有「參謀學院畢業」標誌者的專屬之物。一位47歲的軍官被選拔為桑德赫斯特軍事學院的院長，一位49歲的軍官被選拔為伍爾維奇軍事學院的院長，一位50歲的軍官被選拔為參謀學院的院長，還有一位也是50歲的軍官擔任了軍事行動和情報部部長的關鍵職務。與此同時，還可以看到，如同大英帝國總參謀部總長一樣，這些新的人選中有兩人也是維多利亞十字勳章（V.C.）獲得者。 接下來的選拔也繼續著同樣的思路，令人欣喜的是還注意到了應具備上次戰爭中的戰鬥經驗，而有問題的是更加忽視現代機械化經驗。同時還有一種可以感覺到的傾向，在中將和少將任命的選拔中，年齡又重新上升了。不過，有些情況是這個軍官雖有才華但機會來得較晚，晉升受阻，所以保留他的軍中服務是有價值的。 作為一個整體的晉升情況要改進，這個問題得到探討，還任命了一個由威靈頓勳爵（Lord Willingdon）擔任主席的委員會來推進這個進程。3月時，國務大臣關於《陸軍估計》的講話，已經預告一些已在考慮之中的措施，然而，直到1938年7月底，這個體系的細節才最終定下來。穩定的保證與機會的提供，這兩個方面都讓人難以割捨，很不容易協調，最後用這樣一種方式結合起來了：既承諾在給能幹者提供機會上會有相當的改觀，同時實際上更大程度地增加了為大多數人提供的穩定保障。上將和中將正常的任職年齡降至60歲，少將為57歲，上校為55歲。指揮官和參謀人員的任職時間減至3年。半薪制被廢除了。晉升至少校，不再看有沒有空缺，而是看服役時間，服役8年晉升上尉，服役17年晉升少校。 由此而實現的年齡限制的下調，意味著那些有能力去補充高級職位者會早一點得到職位，這既對他們自己有利，也對國家有利。如果這也意味著他們要早一點退休，那他們也會較早地得到較高的退休金比例，抵消了較早退休的經濟損失，而作為進一步的補償，這類職級的退休金比例將不再依據他們的任職時間或服役時間來定。這些人中間，只有很小一部分將陸軍作為職業者，可以期待達到將軍職位的層級，所以更影響到大多數人的，是確保合理的晉升速度和報酬，以及最後的充足退休金。到目前為止，進入陸軍的人大約只有一半成功地獲得了哪怕是少校的銜級。現在，作戰部隊中的每一位軍官，只要符合要求，都可以指望抵達少校銜級，而且是比以前絕大多數人更年輕地抵達這個銜級。如果說對晉銜所要求的服役時間比希望的稍長了一點，那麼，那些晉升道路極為擁堵的團中的軍官，他們以前從中尉行列中晉升上來所要的時間比這更長。除了主要是騎兵部隊的一些幸運軍官外，服役8年晉升為上尉，這比舊體制下能夠得到的要好。就職位的穩定性而言，那些晉升銜級不超過少校的人，過去很少有人可以指望以現在這樣的報酬比例服務10年。而且，上層任職年齡限制的下調，帶來了一般軍官實際上的任職年齡的延長，他們可以任職至47歲，然後帶著每年超過400英鎊的退休金退休，哪怕他沒有被選去晉升中校，他也不用像以前那樣擔心在上尉層級上待到45歲，然後帶著每年遠不到300英鎊的退休金退休。 由於退休金比例沒有實質性的提高，人們有理由感到一些失望；但間接的增加還是可以感覺到的，而未來的管理方式是要有利於提高效率。另外一項人們盼望已久的受歡迎改革，就是廢除了一個陳舊做法——軍官晉升後等待任用期間只領半薪，為了等一個合適的空缺崗位，有時候要等兩年多。這個做法的廢除，將進一步改善高級軍官的經濟狀態。 這些改革還有一個令人吃驚的特點，這就是採取措施來幫助一些軍校生，這些人的父母無力支持他們軍校讀書時的那部分費用，或者是此後補貼一下他們的收入。未來有可能做到，凡是在伍爾維奇軍事學院或桑德赫斯特軍事學院學習合格者，如果家裡經濟條件困難，將不需要他們父母承擔任何費用，而且這種獎學金也沒有名額限制。更進一步，為了滿足他們成為軍官的需要，中尉的報酬比例也有所提高，同時還有多達100種的授銜後獎學金（post-commission scholarship）——每年20英鎊，持續3年——提供給他們。不過，每年20英鎊，只提供3年的獎學金，哪怕再加上每天的報酬增加了1先令，是否足以緩解一個父母無力補貼其費用的中尉的經濟困難值得懷疑。這一點得不到確定，那些家裡經濟困難的能幹年輕人，仍然會遲疑於進入軍人這一職業。如果要達到目的，那些授銜後獎學金的金額可能需要有所增加。不過，這個總體方案如果適當調整並恰當使用的話，將是朝向所說的陸軍「民主化」的真正一步。 這些改革的深入，是否能夠實現它們的目標？對此，還有其他三個方面讓人疑慮。首先是30歲到45歲之間的情況，人們會很自然地期待這一期間結婚生子，這也是壓力最大的時期，軍隊生活的環境讓已婚軍官也得交一部分伙食費，這就使得他必須維持高於許多其他行業中同齡人生活水平所需要的收入。住在什麼地方，他也沒得選。在職業生涯的這一時期，對他來說，生活和養家對報酬和結婚津貼的需要明顯增加，這一點長期以來已很明顯。然而，分析表明，處在新條件下，儘管服役8年晉升上尉已有保障，但報酬卻從每天19先令下降為16先令（每周按6天算），在服役11年之後——目前此類晉升所需要的平均時間，他才能得到上尉以前的報酬水平。儘管他現在服役17年可晉升少校，不再需要等到20年了，但由於少校的報酬沒有提高，這個差別也就不那麼重要。而且，軍營生活必須維持的水平，對不同級別的軍官來說必然大致相同，文職人員或其他行業則不是這樣，一個人的家與他的工作環境沒有那樣緊密的聯繫。如果要吸引那些家裡經濟條件不好的人將陸軍作為職業，這一期間有讓他們擺脫經濟焦慮的較好前景，看來至關重要。不讓他們30多歲時發現自己必須在放棄軍人職業與放棄家庭之間去選擇，這也是為了國家的根本利益。 新條件中另外兩個讓人疑慮的方面，較為直接地與今後一段時間的陸軍效率聯繫在一起。每一個軍官，只要具備所要求的任職資格，就必定可晉升少校並任職10年，軍人職業的保障因此而明確強化。然而，明智的做法或許是再補充一條，用比目前提供的條件更為優厚的刺激，讓一定比例的軍官在還年輕，還能找到其他工作時，作為上尉退休。否則，就可能出現積累了頗多平庸少校的風險。同樣，參謀軍官不再依據他們的任職等級付酬，而是依據軍銜付酬，這個改變也可能導致一個有用的能力激勵的消失。 公告中這樣說：「指揮官和參謀人員的任期從4年減至3年，不會導致任何軍官在未得到提前一年警告的情況下而被取代。」這個說法也引起了進一步的疑問。顯然，將此應用於那些已經超過了新的退休年齡的軍官，就會在某種程度上抵消下調年齡限制的作用——下調年齡限制，是為了在國際局勢危險的情況下，儘快讓較年輕的一代軍官升至指揮高層。同樣，當這些人升到高層時，這也可能對他們的價值產生影響。 兩周之後的《政府公報》（the Gazette）證實了這樣的理解。公報記載了新的年齡限制下13位將官的退休，但他們之中不包括那些超齡軍官，甚至不包括那些受人尊敬的軍官。對比之下，卻包括了幾位有能力的軍官，他們在一兩年前被提升後一直沒有找到空缺的職位，於是退休。這樣的人退休了，而一些更老的人仍被允許待在已占據了一段時間的職位上，這就很難說公平了。前者所作犧牲的價值被一件事弱化：就影響到陸軍備戰的高層職位而言，它沒有為年輕人創造空間。所以，對於那些能力出眾者，在規則之外作例外處理是明智的，而同樣明智的是，接受過去的教訓，對職位占據者因互相考慮而延長自己和別人任期的自然傾向進行抑制。就任何個人來說，年齡高低並不是其健康程度的精確指示，但普遍而言，看年齡一直被證明是較為可靠的，哪怕在將軍們身上也基本如此。「例外恰恰證明了規律的存在」（Exceptions only prove the rule）。 作為所取得進展的一個標誌，值得去看一看下面這三張「高級指揮官」表格，這是過去兩年改革的一個結果。 現在可以看出，潛在的軍級指揮官的平均年齡比1937年降低了3歲半，但比1914年時還是高了4歲半。 現在可以看出，師級指揮官的平均年齡比1937年降低了整整2歲，但比1914年派往法國的那些師級指揮官還是高了1歲半。 單是年齡的下降，並不足以為陸軍高級職位帶來更大的活力和新的視野。有一些老習慣需要改革，尤其是在現在陸軍發展為一種新構成之時。與社會各行業的通常做法相比，陸軍對待專業化的態度最為不同。陸軍習慣於軍官——尤其是高級職位上的軍官——是「雜家而非專家」（jack of all trades），如果是為了防止軍事生活培養出狹窄部門主義的趨勢，這樣做很明智；如果它導致對一個事實的忽視，那則是愚蠢：每個人，如果有才華，一定有一個自然的傾向。陸軍一直硬要把太多的方釘塞進圓孔中，堅持認為任何適宜提升者都能勝任新職位上的任何工作。 與這種「雜家而非專家」的標準相連，就是對那些精於某個專業者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軍隊一直顯示出來的對新觀念和新設備的厭惡，根子就在這裡。即使一些新東西不再被排斥時，它們未來的發展也十有八九會交到一些不可能充分發展它們的人手中。上次戰爭中坦克的發展歷史，就是這種牴觸做法的極壞例證。如今人們已經普遍承認，坦克開創者當年遇到的反對，是有史以來最惡劣的官方阻塞事例之一。然而，更為可恥的是，當坦克贏得了人們的接受後，那些讓它得以完成的人卻被擱置起來，為的是給那些對坦克發展毫無貢獻甚至屬於反對者的人騰出地方。這種新機器交給他們來管了，而他們的無知又導致了進一步的延遲，在這種新武器實現其威力之前，有大量浪費性的不當處理。 到了戰後年代，這種盲目保守的阻撓仍在繼續，使得陸軍的機械化延誤了幾乎20年，導致了現在想要追趕時間的匆忙和麻煩。當認可進行試驗時，試驗的執行被委託給那些此前沒有任何經驗，甚至公開反對的軍官。所以，他們常常就成為老錯誤的新嘗試者，常常導致再次推遲進行擴展的決策。每一個新觀念的表達，都會遇到一種本能的緊張反應，所以困難就加劇了。這不僅阻礙了新觀念的傳播，而且阻礙了那些敢於為它們說話的軍人的前途。從皇家坦克兵團首先機械化之後——這是第一個真正現代化的分支，很自然地，那些有想法的人就被吸引到那裡去了。然而這種趨勢對他們自身也造成了損害。當戰術試驗被批准，或者是新構成開始創建，優先權總是給予那些老裝備的軍官，這些人沒有「危險想法」的嫌疑。這種做法，除影響到公眾對於陸軍的態度外，就陸軍所需要的那些熱心的年輕人而言，也很肯定地讓他們相信，對於有思想的人來說，軍隊仍然是一種沒有前途的職業。而且，對於那些已經在陸軍服役的較年輕者來說，這樣做也很可能讓他們想到，如果自己去做一些新的工作，或者是以思想開放而出名，那都是「危險的」。 皇家陸軍服務團的機械工程師們取得了顯著進展，生產出了六輪戰車；回報卻是進一步的機會被從他們那裡拿走，轉給了皇家軍械兵團。1930年，那位作為機械化戰爭的先驅而聞名遐邇的軍人，終於被提拔進入了少將行列，然而此後3年他待崗領取半薪，最後以沒有擔任過任何少將級職務而退休。到了1934年，陸軍的機械化已經成為官方政策。就是在這一年，戰後坦克兵團終於有了第一位被晉升為少將的軍官，他被派去指揮印度的一個二等戰區，而那裡只有一些老式部隊。1937年初，又有兩個人得到晉升，但仍然是被類似的恐懼包圍，擔心如果他們被放置在可能對陸軍普遍發展有重要影響的崗位上，他們會做什麼。兩人之中的一人，最終被弄去負責一個防空師，另一人給了一個主要與營房打交道的純行政職務。到了秋季，當機械化快速師組建後，把它的指揮交給幾位具有機械化經驗、現在已上升到足夠高位置者中的一個，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了。然而，一位負責訓練騎術教練的騎兵少將，卻因為資歷的關係，很想任命他去擔任此職。最後採取了折中的辦法，任命了一名炮兵少將，此人對射擊訓練的改進貢獻很大，但在機械化部隊的快速行動上卻沒有經驗。儘管他有能力，但不可避免的是他必須先花時間去學，然後才談得上教。隨著1937年12月陸軍委員會的變化，以及新體制的行使權力，人們很自然地期待這種浪費專業知識的習慣會有改變。然而，卻不能說這種期待已經實現。儘管陸軍已經轉向機械化或摩托化的基礎，但尚無在這方面有著專家知識的軍官被任命進入陸軍委員會，或者是去擔任任何師級或更高級的指揮——儘管已經宣布了那麼多新的任命。 而且，如同第9章提到的那樣，已經出現了一些老習慣蔓延到新領域的跡象。1937年夏季，作出了遲來的決定，擴展英國的防空力量，將現有的2個師重組為5個師，同時還很明智地決定在陸軍部內設立相關的指揮職務，陸軍部外則設立一個總指揮。為這兩個新職位選人，很自然的做法就是利用現有的兩個防空師師長，他們已經有了這方面的經驗。這兩人擁有的資源不多，但做了很好的工作，從這一點看，選擇他們也是公平的。結果，選了兩個新的軍官，此前沒有經驗，現在成為這兩個師長的上級。同樣奇怪的還有，3個新師的師長都是新從外面派來的，為擔任師長而提升他們，卻沒有提升任何現有防空部隊的指揮官來擔任此職。不管新來者多麼能幹，他們必然需要幾個月的時間，才能足夠了解自己新領域的那些情況。大不列顛的防空守衛，是一個頗不同於陸軍其他功能的領域，所以，不利用已經獲得的知識，就國家利益而言是不幸的，何況已經浪費了那麼多的時間，現在的需要又是那麼迫切。 對於那些被任命的軍官，這也並不公平。一個被任命為防空首長的軍官，就是9個月前被任命為快速師師長的那個人。所以，一年之內，他被期待去精通兩個自己都是新手的新領域。即使是最為能幹的人，這個要求也太高了。而且，接替他去指揮快速師的人，也同樣是沒有機械化行動方面的經驗而接手這個任務，所以，在訓練季節最緊張的時候，他的新職務卻最需要專家的指導，他自己去當了學徒。同時，他的前任轉到防空領域也遭遇著同樣的窘迫，而英國的局勢讓這個領域的準備時間更顯緊迫。只要國際局勢能讓英國有足夠的時間，這些任命最終都會顯得很合理，但學習新領域所需要的時間，已經帶來明顯和不必要的風險。回過頭看，這種風險更顯得嚇人，因為剛剛作出這些任命，馬上就發生了9月危機。 如果未來的陸軍要避免重複以前的錯誤，在其首腦的選擇上要注意兩條原則。首先，一個領域需要首腦，要從那些已有這一領域知識而合格的人中選擇——無論如何，當局勢不讓新手有時間來學習這一領域時，就必須這麼做。其次，對於那些致力於任何有著潛在重要性新領域的軍人，每一次都要鼓勵，不能是打壓。在阻礙軍事進步和危及效率方面，最可怕的就是導致產生這樣一種感覺：去做先驅者，會帶來一種懲罰——當更大發展的需要得到承認時，自己卻被取代。 * * * (1)　英國自由黨領袖，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任軍需大臣、陸軍大臣等職，1916年12月出任首相。——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