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的防衛 · 第18章 陸軍部的組織

英國陸軍的掌控——不算臨時在印度服務的部隊，它們由印度政府指揮，是由陸軍委員會作為一個主體來行使的。它的主席就是陸軍大臣，他就陸軍委員會的所有事務對國王和議會負責。委員會還有兩位大臣，一位是議會政務次官（the Parliamentary Under-Secretary of State），一位是財政司司長（the Financial Secretary）。然後是三位相應的軍隊成員：大英帝國總參謀部總長、行政總長（the Adjutant-General）和軍需總長（the Quartermaster-General）。不過，現在又增加了本土防衛軍的總幹事，還有軍需生產署署長——這是一個新的任命，取代了以前軍隊中軍械總局局長（Master-General of the Ordnance）的職位，目前由海軍工程部門一位著名的退休軍官擔任。陸軍委員會最後一位成員是常任政務次官（the Permanent Under-Secretary of State），是擔任委員會秘書的公務員。 就三位軍方成員而言，他們的功能並不因他們的頭銜而分得很清楚。帝國總參謀部總長負責軍事政策、作戰計劃、情報收集、戰爭的組織、軍官的軍事教育和通常訓練。行政總長負責和平時期軍力的徵集和組織，以及它們的管理——包括所有的紀律問題。軍需總長負責供應和運輸，軍隊的移動、住宿和伙食，還有防禦工事和通常建築。 作為一個掌控系統，這個組織就如同諺語所言「助理牧師的雞蛋」（curate's egg）——「部分好部分不好」。對一個部分的缺陷進行改進，常常導致其他部分增加複雜性，這架機器作為一個整體，其製造延誤的能力，因其必然會被充分感受到。 總參謀部是1905年在伊舍委員會的建議之下才組建的，然而，既得利益使它不能像在歐洲大陸那樣成為一個全面的機構。它的創建就如同夏娃從已有那些部門取了一條肋骨或幾條肋骨，那些部門仍然以衰減了的功能保留著。在這些部門中，諺語所說的「老亞當」（old Adam）(1)以一些常常導致麻煩的方式留存下來，尤其是在個性衝突的地方。從本質上講，總參謀部的總長只是同級中的第一人而已，歷史上有些時候，當這個職位上的人想把某個政策強加給陸軍委員會的其他軍方成員時，他們就會鮮明地想到這個事實。不過，出現這種情況時，總長可能最終會使用自己擁有的一張王牌來推行自己的想法，因為挑選軍官來擔任高級職位是國務大臣負責，而不是軍方的遴選委員會（Selection Board）——這個遴選委員會只負責少將級職位的軍官遴選，國務大臣通常聽從總長的人選建議，所以總長就可以在其他部門的持異議首長任期期滿或可以在別的地方放置他們時，推薦那些可能會服從他領導的軍官來擔任這些職務，從而克服反對意見。克服阻力的另外一個較快的權宜之計，則是說服國務大臣批准一些內部重組，將一些爭議事宜的處理職權轉給另一個部門。陸軍部組織發生變化或避免變化，人的因素往往有更大的影響，超過了科學原則。 1905年的重組，大大削弱了行政總長部門的各項權力，在那之前，是這個部門行使對陸軍事務的主要控制，並且由於很自然地更關注日常工作，它就傾向於克制而不是發展自己對於備戰的考慮。順便說一句，陸軍醫療服務總幹事（the Director-General of Army Medical Services）之職，發現自己處於行政總長之下，類似於行政總長部門下的一個半獨立的側翼，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一種感覺，1905年時必須給它一些補充，以平衡它失去的其他功能。就那些分配給總參謀部的功能而言，原則上有充足的理由，唯一的問題就是這些功能是否深入落實。要適應不斷變化的戰爭條件，和平時期行政總長這一範圍的組織，其結構要進行必要的調整，這顯然有著受阻的風險。同樣，也給軍需總長這一塊留下了機械化計劃的問題。總參謀部作為用戶代表，它的任務就是要得到最符合戰術需要和實際條件的武器與車輛。由於用戶要求要經過很多「氣塞」，才能到達軍需生產署的試驗部門中技術專家那裡，這個任務要完成並不容易。這些專家中很少人有任何「用戶」經驗，而軍需生產署的關鍵職位上，又總是一些既沒有技術知識，也與那些要在實際條件去使用這些技術裝備的部隊沒有聯繫的軍官。 1927年，陸軍部有一次並非完全不受個人因素影響的部分重組，機械化運輸的職責從軍需總長那裡拿走，集中到軍需生產署署長手中。作為補償，防禦工事和工程部（the Directorate of Fortifications and Works）轉給了軍需總長。一方面，如果說將武器的供應與武器裝載車輛的供應結合起來，將營房的建造交給負責軍隊駐紮的部門，這在原則上是合理的；另一方面，卻又可以批評將軍事行動的手段從一個負責「運輸」和「行動」，而且還有戰場上機動供應之長期經驗的部門那裡拿走，交給一個一直負責工廠供貨這個靜態方面的部門，這是錯誤的。 所採用的這個方案，從原則出發的論證有利有弊，但直接的實際效果就是奪走了皇家陸軍服務團（the Royal Army Service Corps）的那些機械工程師，這些人對機械化、對機械化的進一步發展空間，在試驗開發上作了顯著貢獻，現在將此交給了皇家陸軍軍械團（the Royal Army Ordnance Corps），而軍械團的工作主要是與靜態的存儲打交道，很難讓它去處理機械化方面的大量新問題。也作了努力來克服這個明顯的缺陷，就是把皇家陸軍軍械團與軍械總局的部門機械融合起來。然而，新的機械化運輸形式的生產，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完成它1927年之前的承諾。軍事機械化的歷史，滿是令人沮喪的記錄，有著很多長時間的停滯，有著老錯誤的一再重犯。過去10年中的延誤及其後果，危害了1938年9月時我們的軍事狀態，而組建一個機械工程師團，專門處理機動車輛，將技術知識與「用戶」經驗結合起來的方案又一再被否定，就更是錯上加錯了。 1935年初，啟動了重整軍備計劃，但帶來的不是機械開發的進展加快，反而是一開始那幾年的停滯比裁軍觀念占優勢的那些年更甚。這種荒謬情況的出現，可以部分用個人因素的方程式來解釋。想把事情做好，於是軍械總局部門的部分工作就轉到了新設立的軍需生產署署長手上，選了一位海軍上將工程師擔任這個職務。如果說他的個人關係有助於潤滑一台嘎吱作響機器的輪子，那麼對整部機器的作用就不足了。就組織而言，這被證明很類似於諺語所言給一輛四輪馬車加了第五個輪子。 除了部門之間的功能分配問題，還有各個部門內部的組織問題，這是導致癱瘓的另一個原因。組織原則要求，一個部門或分支的首腦應該與下面一層的幾個下級打交道。如果他只有一個或兩個下級，那麼很可能難以避免地他就會「坐在上面」，束縛這些人的主動性。而且這也意味著他所知曉的可能會狹窄，因為信息是過濾而來，而不是由實際處理某個問題的人直接告知他。 陸軍部的組織傾向於違反這些原則，尤其是軍事方面。軍人總是抱怨財務部門的妨礙和「合同」的欺騙性延誤，而且理由很多；但他們忘記了自己的問題。如同一位目光敏銳的公務員所言，總參謀部「組織得極像一架梯子，而不夠像一把扇子，結果就是太多的人一再處理同一個問題，付出重複努力而個人責任感減弱」。由於懂得本部門某項具體業務的軍官常常處於這架梯子的下端，而軍方習慣是反對任何越過中間層級到源頭找信息的做法，一些想法就不得不在一系列梯子層級中來回旅行，最後才會有陸軍委員會的決策。小心不要漏掉任何一層梯級，常常就意味著漏掉了關鍵的東西。那些只有第四手或第五手信息的部門負責人之間的討論，多半會有一些概念的混亂。 這個體系的高度集中，不僅容易遏止主動性，而且讓部門的首腦和主管忙於一大堆例行公事的細節和次要事務，他們也就不可能用足夠精力來思考政策大事。而且，儘管在所有職業中，打仗這個職業最關心未來而非現在，因為它的主要活動和主要目的，就是為未來的意外情況做好準備，但這個組織並沒有「超前思維」的機構。1925年我與喬治·米爾恩（George Milne）爵士有過一次談話，是在他快要去擔任帝國總參謀部總長之前，我們討論了這樣一些超前思維職位的必要性。在考慮了日常事務的壓力之後，他說就他所了解的而言，陸軍部里只有一個職位提供了這種可能——他自己的軍事副官（Military Assistant）。於是，他挑選了當時陸軍中一位最聰明、最不教條主義、最有想法的上校J-F.C.富勒（J-F.C. Fuller）擔任這個職位，來做這項工作。然而，也就僅限於此，而且這樣做也沒有持續多長時間。1937年，當我研究陸軍重組的問題時，陸軍部這架機器的這些缺陷更讓我觸目驚心。另外一個看來有問題的方面，是總參謀部各分支之間的功能分配情況。它當時由三個部構成：「軍事行動和情報部」（Military Operations and Intelligence）、「參謀部」（Staff Duties）和「軍事訓練部」（Military Training）。第一個把作戰計劃和情報搜集包括在內，大得不成比例，總參謀部百名左右的軍官約有三分之二在這個部！作戰行動最為依賴的對戰爭進行組織的問題，卻留給了參謀部，它的職責還包括軍事教育機構和訓練手冊的準備。將這些放在軍事訓練部之外，實在看不出有什麼道理。 對這些問題的思考，使得我於這年秋季就「總參謀部有可能進行的重組」寫了一篇簡短文章。這篇文章首先用圖表展示了重組的兩種方案，並附有解釋說明；然後用較多篇幅談設立一個研究分支或超前思維分支的必要。下面是這篇文章。 陸軍部的重組 「總參謀部有可能進行的重組 方案I 總參謀部（C.I.G.S.） 軍事訓練部 （指導和監督軍事訓練與教育） —————— 國內和海外的不同指令 「或更好的： 方案II 軍事計劃部 （作戰行動和戰爭的組織） 總參謀部 （C.I.G.S.） 軍事訓練部 （指導和監督軍事訓練與教育） —————— 國內和海外的不同指令 「1．如同你們已經認識到的那樣，目前的『參謀部』是一個不合邏輯、不倫不類的分支。 「2．把行動計劃與它們所需要的組織強行分開，這很不自然。所以，行動計劃應該轉到目前的『軍事行動和情報部』，而『參謀部』的軍事教育職責也應該轉給『軍事訓練部』。 「3．與此同時，將情報與行動分開是很自然的，這兩者只是近年才合併到一起，在陸軍部之外的參謀人員中，這兩者一直是分開的。 「4．當前情報的收集和核對，要由真正意義上的研究——依據過去的經驗和技術趨勢來研究戰爭的普遍問題——加以支撐，從而預測未來的發展。目前，總參謀部沒有一個擺脫當前事務，專注於超前思維的分支。情報分支可以擴展，將此包納進來，不過最好還是作為一個單獨的分支——軍事探討（或研究）部。 「5．最好是恢復總參謀部副總長一職。如果恢復，他可以負責總參謀部各部之間的具體協調，讓總長擺脫對陸軍一般事務的監督，將精力用於所需要的地方，維持與其他軍種的聯繫。 「6．另一種方案是：恢復武裝力量總監（Inspector-General of the Forces）一職，讓他作為『局外人』，而總參謀部總長作為『局內人』。總長負責陸軍政策，負責陸軍政策與其他軍種政策的協調；武裝力量總監負責軍隊準備中這些政策的貫徹，並反饋實際經驗中的結果。這些安排將滿足目前未能滿足的需要，但較之第5條，也可能帶來更多的困難——撇開個人因素不談，第5條建議更考慮平衡。 「一個研究機構的必要 「越是反思過去那些戰爭過程，就越感覺到軍事政策和準備是多麼頻繁地走錯了方向。犯錯誤的這種不正常比例，可以追溯到一種習慣：軍事政策和準備，它們依據的是假定，沒有足夠的查證核實。戰略問題、戰術問題、組織問題，對這些問題的決策方式令人哀傷地很不科學。在軍事服從的條件下，要發展出真正批判性的思維習慣很是困難，這是部分原因；缺乏致力於研究的參謀機構，這也是部分原因。 「陸軍部有武器等方面的研究機構，但沒有未來戰爭會是什麼情況的研究機構。不同於機械研究或化學研究，軍事研究不過是忙於日常事務的軍官偶然轉移注意力的一種消遣而已。沒有什麼辦法來對過去的經驗進行全面分析，所以也就沒有充分確定的數據綜合來作為制定政策的引導。就舉一個例子吧，來看看現有體制下那些最基本的制約因素如何被遺漏了。從上次戰爭以來，軍隊的戰術手冊已經撰寫完成，並且改寫了好幾次。幾乎是一代人的時間過去了，然後才注意到，上次戰爭中，不管是哪方，西線幾乎任何一次成功的進攻，能見度都為大霧所阻。而且，即使如此之晚才注意到這個因素，天氣條件的分析也還是外邊的人所做，引起了總參謀部的注意。同樣，在那場戰爭的14年之後，才有一系列的官方步驟來研究那場戰爭的經驗教訓，而且也只是由一個斷斷續續召集的委員會來做。 「目前，對這些問題的研究交給了那些忙於當下軍務的軍官。然而，這個任務應該交給專門的一群軍官，他們可以用全部時間來研究記錄下來的數據，從外部收集數據，在一種自由探討的氣氛中得出結論。這樣的一個機構應由軍隊中最聰明並具有豐富實踐經驗的人組成，在挑選這些人時還要特別注意他們的創新思維和批判能力如何。另外，最好還要有一個由一流大學科研人員構成的持久核心，對這些人可以用本土防衛軍一些委員會的形式來容納，從而讓他們熟悉軍事實踐。 「還有一點要提到：帝國防務委員會歷史部（the Historical Section of the Committee of Imperial Defence）原打算用來完成這個目的，至少是部分做到，但結果轉向了戰爭官方歷史的編纂。」 12月初，陸軍委員會有了重大變化，大英帝國總參謀部的副總長職位設立了，挑選了陸軍上校（臨時為少將）羅納德·亞當爵士（Sir Ronald Adam）擔任此職，來協助新的總長戈特勳爵（Lord Gort）。與此同時，軍械總局的部門和軍需生產署又合在一起了，由後者領導，軍械總局局長退休。在總參謀部，軍事教育的指導和訓練手冊的編纂職責，也剛剛被轉到它理所應當的地方——軍事訓練部。原來那個參謀部，剩下的功能看來也可能重新分配。那些與改革最有關係的人中，看來有一些人贊成所建議的改革計劃。 然而，在新體制建立之後，除了各分支職責的一些重新分配，以及部門首長副職人數的增加，總參謀部的重組並沒有深入下去。另外一個修改則是總長與副總長之間功能的分配。原來設想的是副總長掌管總參謀部各部的具體協調，讓總長超脫出來，更關注政策大事，與其他軍隊的參謀總長進行磋商，讓他能夠更多地看到陸軍之外。然而，事實上變成了總長與副總長分別監管那三個部，副總長監管參謀部和訓練部，總長一方面與副總長打交道，另一方面監管軍事行動和情報部。就偏離原則的問題而言，這個安排有一定的實際好處，可以有所抵消；但它束縛了參謀部和軍事訓練部的空間，使這兩個部處於低於其他部的層面，這是其實際上的不利之處。 而且，創建一個軍事研究，進行超前思維的部門，這個項目被削減成只是決定啟動一個小小的研究處。當這個處最終成形時，變成了只有三兩個挑選出來的低級軍官，在他們時間和資源允許的情況下，為副總長找出某些方面的數據。 後來所作的這些改變，傾向於延長垂直的通訊鏈，而不是擴大組織系統。所以，當任命一個中將級別的軍官來掌管防空和海岸防衛時，他就作為又一位副總長被納入總參謀部部門，反過來他也不得不與單獨一個主管打交道，在這個主管之下只有一個總參謀部軍官。而且，陸軍部首腦只有一個指揮官與外界打交道，而他必須與分布英國各地的7個師打交道。在行政總長的部門，新設立了一個動員部長（Director of Mobilization），還算不錯，他有一個助手，助手下面還有一個助理。軍需部門的組織也值得商榷。軍械總局局長對軍需生產署署長負責，管理三個局長，其中之一是機械化局長（the Director of Mechanization），他手下有兩個副局長，兩個副局長又僅僅各有兩個助理局長。 在過去兩年中，局長和副局長人數的增加，已經與陸軍部人員整體的人數增加不成比例了。這就暗示著一種趨勢：在這架「梯子」的上層堆積分量。儘管就當下的必需而言，這可能有道理；但一定要明智地記住如此超載的梯子會發生什麼，也要好好想一想怎樣讓陸軍部組織在較寬的基礎上重新安排。 * * * (1)　此語指本性的惡。——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