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的防衛 · 第10章 對空戰進行限制

進攻的困難在增加——即使空戰也是如此，如果這一點能被認識到，那麼用雙方協定來達成對它的限制，在這一點上或許就有了新的可能性。對西班牙和中國城市的轟炸，造成的平民傷亡與它們針對任何軍事目標所達到的目標，這兩者完全不成比例。如此濫殺無辜，激起了整個文明世紀的公眾輿論來抗議這樣的無差別戰爭形式。那些屠殺事例引發的恐懼，因一種普遍的危險之感而加深，如果允許對非戰鬥人員的屠殺成為當今戰爭正常伴隨物的話，那就不僅是生命的危險，而且是文明的危險。不幸的是，中國很遙遠，西班牙的這個問題則因為黨派感情的強烈而變得模糊不清，這是以犧牲人類尊嚴的基本要求為代價的。為了應對那裡的緊急情況，在戰爭進行了兩年之後，英國政府帶了一個頭，任命一個委員會去查看一些轟炸現場，提出一份獨立報告，說明它們是否具有足夠的軍事上的理由。這個行動似乎對此後數月的事態有一定抑制作用。這種努力，將來要產生更大作用和減少爭議，就必須延伸至更大範圍——致力於在戰爭的人道限制上達成一個新協議。 人們常常說，戰爭是無法加以限制的，如果無視人道考慮能形成軍事上的優勢，人道考慮就不會占上風。這個斷言並不可靠，歷史經驗已經否定了它。根除被擊敗的民族，這樣就沒有他們東山再起的風險了，這是軍事上的優勢；然而，想進行這種根除的事例極為罕見，很可能從來就沒有完成過，偶有發生也是歷史的很早期。在武裝力量的廝殺中，保存被擊敗民族的生命，這長期以來已成為正常做法，殺害戰俘都已是非常罕見的，足以引起譴責，殺俘的一方也得去找理由。除了戰爭白熱化中的一些地方事例外，拒絕憐憫的出現，通常是因為有報告說對方拒絕被憐憫。 在水井下毒，儘管有著明顯的軍事上的優勢，但在戰爭的歷史記錄中極其少見。軍事世界的約定導致了對戰爭野蠻的一種抑制，這要早於任何公約簽署的出現。而且，交戰的士兵早在考慮平民之前，就已經形成互相尊重的習慣。17世紀初期三十年戰爭的破壞，帶來了接下來一個半世紀中都同意的對戰爭的有效限制和人性化。如果說這部分是因為技術和政治條件的改變，但也受到了「理性時代」人道主義觀念的影響。在戰區，軍隊發展出來了一種自我施加的對待平民人口的克制，有時甚至把自己的行為限制到幾乎可笑的程度。 法國大革命戰爭帶來了朝向野蠻的舊病復發，文明的恢復隨後又受到了民族主義加劇的阻礙，受到了克勞塞維茨及其學派欽佩地研究拿破崙軍事時所創之詞「絕對戰爭」理論的阻礙。然而，19世紀的那些戰爭，顯示出對許多戰爭習慣越來越多的改善。即使是1914—1918年的世界大戰，如果說表現出了令人震驚的舊病復發，但在另外一些方面也出現了更進一步的人道主義進步。普遍而言，野蠻的重現其實是一些新技術發展的產物，因習慣而確立的那種人道限制還是傾向於受到保留。 也有一個共同認定，人們認為一個為自己生命而戰的國家不會遵守任何規則；於是，作為一個推論，人們常常爭辯說制定規則是無用的。這個共同認定可能為真，但也有一些保留；即便如此，也並不一定得出制定規則無用的合理推論。更值得注意的是，各類《海牙公約》和《日內瓦公約》的條款得到了多大程度的遵守。這些公約起到了約束作用，這樣的證據比違反這些公約的證據更具有意義。 的確可以看到，不同於戰爭開始時，到了戰爭後期，當速勝的希望消失，或者是失敗的擔憂增長時，這些公約就容易被違反。在上次世界大戰中，人們可以看到後期採用了無限制的潛艇戰和使用毒氣。即使是在阿比西尼亞，義大利人也是到出現了戰爭要被拖到雨季的嚴峻危險時，才使用了毒氣。而且，他們採取了一些預防措施來隱瞞自己的毒氣使用，以至於效果受限。如果能夠合法使用毒氣的話，毒氣的效果就不會那麼受限了。對這些戰爭規則的違反，違反者通常都要先去找合理性的藉口，或者是伴隨著合理性的藉口。藉口的通常形式，就是宣稱另一方首先違反了這些規則。為了給自己的違反行為以必要的可信性，這樣的指控多在違反行為之前提出，而這個掩飾過程有可能首先導致行動的拖延，其次也會對行動的範圍和效果造成一定限制。 從上述情況可以合理地推斷，侵略者在戰爭一開始，對是否使用普遍協議禁止的某種特定武器或行動方式，就會猶豫。它或許能在前面的外交衝突中為自己的開戰行動找到藉口，但在戰爭開始之前找到違反戰爭規則的藉口很困難，因為在戰鬥開始之前不可能說敵方正在使用某種違約武器。 這就是一種限制，它潛在的重要性要超越戰爭的人道化而走向阻止戰爭。侵略得以成功，最大的可能在於它一開始就有決定性的優勢。現代戰爭條件的普遍趨勢是有利於防守，進攻者的機會越來越縮至僅僅是開始的那個階段，所以就變得依賴一些出其不意的技術手段。我們越是能夠在和平時期多多簽訂這類禁止協定，我們就越能減少最初進攻的前景，因為侵略者為避免侵略招致的憎惡要付出驚人代價。儘管分開的每一條線都脆弱如絲，但它們交織起來就可能具有鋼的強度。 任何能夠阻礙侵略早期決定的東西，都是對侵略的一種威懾，也是對阻止戰爭的一種貢獻。只有潛在的侵略者，才會對這種前景極度反感。所以，任何大國想不被貼上潛在侵略者的標籤而反對這種限制，就變得更為困難。所以，不要視此為徒勞地想使戰爭人性化，我們可以有利地引導我們的努力來強化這些戰爭規則，如同眾所周知的楔子細端是可以辟出大空間的。 最明顯的措施之一，就是確保更多地不傷害非戰鬥人員。從道德角度來講，這是很難被反對的。軍人更難於反對，因為他們的職業傳統就創造了對攻擊平民的一種本能厭惡。儘管近來民族主義的加劇，導致了以簽署國際協定來直接阻止戰爭受挫，但整體而言，就各地公眾的思想狀態來看，他們是期待在戰爭的人性規則上邁出新的一步的。如同前面談到的那樣，這將是朝向阻止戰爭的間接一步。 任何關於擴大戰爭中保護平民的建議，都必然遇到異議。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現代戰爭中，相對於人力，機械力量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因此，就有理由認為：由於戰鬥部隊越來越依賴平民來源來滿足他們的需要，所以這些平民來源就不能免於攻擊。然而，這個論斷是可以歸謬的，它的邏輯結論會是：攻擊所有醫生和護士，也有著軍事上的必要，因為這些人有助於治癒傷員，讓他們回到戰鬥序列，甚至攻擊育齡婦女和少女也是必要的，因為如果戰爭長期打下去，這些人就提供了新的兵源。對這種極端邏輯的一種實際糾正，長期以來為人們廣泛接受，它足以應對戰爭的新變化。那些對軍事力量有直接貢獻的人，比如兵工廠的工人，包括在廣義的戰鬥人員範疇中，其他的平民人口則歸為非交戰人員。 空襲的發展，最為嚴峻地損害著迄今為止給予非交戰人口的免於傷害的措施，所以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在這個方面可以實施什麼限制？廢止炸彈，廢止轟炸機，廢止轟炸，所有這些都被人們提出，作為達到這個目的手段。然而，如果認識不到阻礙著這些步驟的實際困難和邏輯困難，那就是迂腐的。炸彈只是一種利用重力而非線狀無煙火藥發射的廉價炮彈，轟炸機只是執行其他類型飛機雖然功效差點但也能輕鬆適應的功能，轟炸與炮擊很接近，除非可以接受放棄使用所有爆炸性投射物，否則難以禁止。然而，即使種類沒有什麼不同，但轟炸對文明的危險在程度上要高得多，這個事實可能最終會推翻這些考慮，出現一種雙方同意的雖不合邏輯但可起作用的限制。與此同時，比較容易達成協定的是這樣的第一步：在一個國家建立一些非軍事區，確保不受空襲。這些非軍事區，可以為人口中的非交戰人員提供一個避難所，這些非軍事區清晰地遠離任何軍事性設施，被所有軍事交通避開。到了戰時，可以由一個中立的委員會來監管它們。這些非軍事區的範圍要顯明可見，夜間也要清晰地顯示出來。如果說達成這樣的協定也有其困難，但與對所有國家都產生的普遍好處相比——讓未來戰爭中的雙方毀滅得到一些有效限制，這些困難就不重要了。 更好但或許更難以達成的是：用一個協定將轟炸限定於陸地和海上軍事行動的最鄰近地區。希特勒1935年5月就曾這樣建議。儘管很難確定「戰區」的精確範圍，而且它在實際交戰中多半會伸縮變化，但即使是伸縮變化的範圍也是一個範圍。比起現在的缺乏任何此類限制，還是要好一些。即使這個伸縮範圍伸得太遠，以至於這個範圍被突破，那些國家的處境也不會比沒有這個範圍更糟——只要它們想到可能會發生這種情況，作出防禦部署。從一位戰略家的眼光來看，被阻止去打擊敵方力量的軍火來源，這當然是顯而易見的不利。然而，從一位考慮更寬廣因素的大戰略家的眼光來看，對雙方的這種不利，或許可視為相互抵消，而由此帶來的共同好處，會在一種長期計算中被視為翻倍增長，時間越長，利息越高。戰勝國常常最受害於那些成功的，但目光短淺的戰略家，這些人除了最後一戰外，看不到更為超越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