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的防衛 · 第5章 防禦的方式——是進攻還是防守？

軍隊近來的發展，已經顯示出運動方式的一場革命，顯示出一些方式的進化，顯示出按人們熟悉的法國陸軍棋風格進行歐陸戰爭的看法的日益反轉。這種反轉或許更多的是潛意識而非明確意識。隨著時間流逝和歷史證據的逐漸清晰，1914—1918年所犯錯誤更容易被軍人們認識到。對他們來說，當一些外界批評似乎對自己朋友或專業進行攻擊時，他們會團結起來，如同一輛炮火下行進的坦克，「關閉」自己的頭腦；然而，如今這一代軍人已經發自內心地決定，要避免上次戰爭那種站不住腳的樂觀主義和行動失誤。不過，日益意識到應該避免什麼，這部分是由於一些事情的壓力，但相伴隨的也有沿著一條路線而發展的活動，這條路線勢必導致回到上次戰爭的同樣結局。一方面是對那些想重複上次戰爭中西線之事的欲望加以拒絕，另一方面，則是一步接一步地展現一種朝向重複的趨勢。 如果戰爭在歐陸再來，戰略糾纏、無限擴張、大規模徵兵、無謂的犧牲、國力的耗盡，重現上次戰爭的這些情況，這種可能性太大了。這不僅導致了長久貧困，而且也削弱了我們當下對和平的影響力。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如果我們開啟這條路線，制止這些短暫謊言的最好機會，卻正是新的戰爭條件可能更快地導致地面戰鬥的僵局。為什麼要開啟這條路線呢？原因可能就在於：在熟悉之物上建造較為容易，思考出新的設計較為困難，尤其是急於對長期以來的忽視進行彌補時，更是如此。然而，可以預料到的後果是如此嚴峻，這就要求在這個方向上採取任何步驟都必須謹慎考慮。那些不沉浸於忙碌準備之中，也不被執行重負壓彎腰的人，最適合觀察前面的道路。 有必要指出一點：軍事世界權威的那些最高代表——至少是歐洲大陸的那些代表，看來腦袋中並不擔心重複。他們中大多數人已經公開表示，他們對進攻的新力量很有信心，對自己使用這種新力量快速征服對手的能力很有信心。大國的官方學說，仍然由不可抵擋的進攻觀念來主導，除了在戰鬥中完全摧毀敵人力量而贏得勝利外，不認可其他目標。他們的軍隊仍然建立在數量之上，在他們的新理論中，在數量上增加的驚人機動性，這是以前從未想像過的。德國軍事理論突出的是「閃電戰」（blitzkrieg）主題，義大利軍事當局在幾年前就宣告「塹壕戰已經過時」，因為「坦克和其他快速車輛的快速突擊，將突破塹壕防線，部隊進入曠野戰鬥，這些使得運動非常之快，挖掘新的塹壕毫無用處了」。它們在西班牙的經歷可能讓它們有這種醒悟，然而到現在為止，各國軍事長官仍然是解釋錯誤的能力遠強於克服具體障礙的能力。在西班牙戰爭後發布的新的《俄國陸軍野戰勤務條例》（Field Service Regulations of the Russian Army）已經執行一段時間，它宣布：「在任何強加給蘇聯的戰爭中，蘇聯的基本目的將是確保一場決定性的勝利和徹底擊敗它的敵人……必須在整個敵方縱深困住敵人、加以包圍和殲滅。對敵方整條戰線和整個縱深之敵，加以同時擊敗，現代技術手段已使這成為可能。」還是同樣的思路，只是1914年的蒸汽壓路機換成了1939年的廣泛機械化。 如果說這種流行的軍事看法近年來在進行預估時已變得較為謹慎，那麼，在修正這種軍事目的，或者說承認這種理想的難以實現上，人們就顯得猶豫了。1937年秋季，當時大英帝國總參謀部的參謀總長，在評論陸軍部年度演習的結果時，談到了現代戰爭中攻擊的前景。一方面，他認識到演習中看到的一些進攻在戰爭中不大可能成功；但另一方面仍強調他個人堅信只要有足夠的準備和火力，「進攻總會取得較好的防禦效果」，至少在一段有限的戰線上是這樣，上次戰爭的困難是打斷敵人防線後的繼續保持勢頭。但是他認為，空中力量和地面力量聯合使用，就可以解決這個困難，空中力量可以阻止防守者對缺口的填補。「我們的軍隊必須訓練去進攻。」 一個國家類似這樣來考慮另一場戰爭，將此作為軍隊準備的基礎，其結果將會生死攸關，是在用最極限的考驗來證明這是否可能。在如此根本的問題上，樂觀派的一個錯誤就會影響深遠，甚至是毀滅性的。 軍人的職責是尋找有利於進攻的新手段，因為他的責任就是探討每一種可能性。所以，軍人對進攻功效上新的希望之地表示歡迎，這很自然，這不僅是因為難以調整軍人職業對「不觸犯人的」戰爭的認識，而且還因為軍人長期以來就知道成功推進——只要這是可能的——所帶來的精神滋養。同樣，判斷一個早期僵局可帶來一個談判出來的和平，這可能有利於國家的最終利益，超過一場漫長戰爭之沉重代價掙得的勝利，這並不是軍人的責任。不過，儘管有著這些理由，我們還是應該科學地保持警惕，以免對進攻能夠成功的希望滋生出沒有根據的進攻定會成功的想法。 進攻的理由 進攻的理由如此顯而易見，可以簡潔言之。的確，這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只有進攻，一個敵國或敵方位置才能被占領並被迫投降。所以，進攻是唯一的方式，一場戰爭或一場戰鬥只有靠進攻，才能在「贏」這個詞的確切意義上贏。而且，進攻作為達到這個目的的一種手段，具有極大的心理優勢，因為它保持了不跟隨敵方指揮的主動權，而且，只要它能取得與付出努力成比例的結果，它對自己的軍隊就有鼓舞作用。 反對進攻的理由 進攻是更為消耗的行動方式。如果進攻沒有顯示出與其代價相稱的收益，那它就是最能毀滅一支軍隊或一個國家的。歷史的沙灘上散落著王權的殘骸，它們把自己的羅盤指向一條進攻的路線。偉大的拿破崙，就是這些殘骸中最大的那具。在進攻之潮本身落潮之前，他的事業就走向了災難性結局。近年來的戰爭，提供了進攻失敗的大量例子，雖然也有若干進攻成功——在某種程度上成功——的事例。不過，很難找到任何這樣的進攻成功——進攻者不具備巨大的軍備優勢，或者是防守者沒有因其他原因而士氣低落但進攻成功了。所以，要問的問題就是：在我們軍隊可能加入的任何重大軍事行動中，能不能期待有進攻成功的這些條件，至少是早期階段有，因為和平時期的所有計劃和訓練都是以戰爭早期階段為基礎的。答案看來是否定的。 進攻在裝備和士氣狀態沒什麼劣勢的敵人，最接近於成功的方法，也是最多被引來支持進攻信念的例子，就是1918年春季德國對我們軍隊的進攻。然而，即使是這個例子，也要注意：在60英里的戰線上，德國有著幾乎是3∶1的數量優勢，它的資源允許它發動進攻。所以，必須面對一個問題：在另一場戰爭的早期，會不會有對我們有利的這種比例？答案看來還是否定的。而且，還要明智地記住：德國進攻達到某種程度的成功，靠的是新技術和大霧的幸運幫助，而且這並沒有帶來決定性的結果，相反，變成了針對進攻者自身、有著致命後果的迴旋鏢。進攻的代價，以及幻滅感的衝擊，是德國人隨後潰敗的直接原因。從歷史角度看，這一點很清楚。與法國在這場戰爭開頭進攻的災難性結局相比，德國的例子也未必更鼓勵進攻的信念。 將「打斷」敵人的防線，發展為「突破」敵人的防線，這個希望的新依據，是指望空中行動可以阻止防守者及時填補缺口，這無疑從熱河和阿比西尼亞軍事行動的經驗上得到了某種程度的證明。不過，這種程度的證明能走多遠呢？當防守者也有飛機，用飛機來阻止進攻者利用缺口時，無疑也會有同樣的效果。瓜達拉哈拉提供了一個意味深長的提示：進攻者打開了一個缺口，但當進攻者想要利用它時，受到了來自空中的壓制。 防守具有巨大而且是增長著的優勢，從經驗中得出的這個一般推論，當然並不意味進攻就永遠不會成功。如同前面提到的，它有可能成功——在一場防守者沒有有效的反制武器，不能讓飛機和坦克這類進攻工具失效的戰役中成功。對付裝備相近的敵人，如果進攻者在指揮藝術上顯示出巨大優勢，從而形成了巨大的局部火力優勢和心理威懾，也有可能成功。這方面的一些線索，可以在上次戰爭的數據中找到。熟練使用新技術的德國人，在自己對敵方的優勢幾乎達到3比1時，獲得了幾乎是突破的效果，如果是老一套方法，或者是平庸的執行，哪怕進攻者具有16比1的優勢，也不足以獲得這個效果。 所以，需要面對的下一個問題就是：將整個軍事政策建立在一種假設之上，即認為我們在指揮藝術上將擁有巨大的普遍優勢，不同於其他軍隊，在我們軍隊中，「平平常常」只是例外而不是普遍情況，這種假設是否合理？如果進行深入的軍事教育和晉升制度改革，我們可以確保面對潛在敵人時，我們在技能上有這種優勢的可能性，但認為這在進攻中就足以制勝，也不過是一種推測而已。這些改革要奏效，需要數年時間，但戰爭的危險卻已迫近。即使是上次戰爭漫長試驗中發展出來的最好的進攻技術，也要求必須具備幾乎是3比1的數量優勢，進攻才能奏效。期待我們的兵力，甚至是加上盟友的力量，在可以預見的任何歐洲戰爭舞台上，具有這樣的有利優勢，看來是做不到的。所以，這些考慮就表明，需要對我們的軍事政策重新思考，要在機率而非飄渺希望的基礎之上，對此進行重建。組織和訓練一支主要用來進攻的軍隊，這是把國家的命運押在一匹很難說的黑馬之上。作為政策，它看起來太像一個人的樂觀情緒了，此人為了百分之一的機會，押上了百分之百。 普遍的歷史經驗，還有我們自身的經驗，都強有力地表明了這個結論，遠遠超過了一般人所認識到的。儘管許多人已經認識到現代戰爭中進攻遇到了越來越大的困難，但人們還是普遍認為過去的進攻都帶來了回報。這與證據顯示出來的情況是相反的。分析表明，歷史篇幅中記載下來的戰鬥，大部分失敗者都是那支首先讓自己去進攻的軍隊。等待敵人進攻的軍隊這方所擁有的優勢，如果我們考察一下具有決定性作用的一系列戰役，就更加突出了。的確，即使是克勞塞維茨這位19世紀和20世紀的進攻學說之父，也特意指出防守是更強的行動方式，儘管他未能看到防守本身如何能夠起決定性作用。只要積極推翻敵人是實現戰爭目標的必須，那麼，防守就能夠起到決定性作用。防守的直接優勢，進攻的最終優勢，是有辦法將這兩者結合起來的。對於那些客觀探討者來說，歷史提供了壓倒性的證據，表明在敵人因進攻而過勞後，反擊成為了最具決定性的行動方式。 不過，今天這個世紀出現了一些發展，讓人們有理由去懷疑，對於戰爭中一個非侵略國家、一個只在意維護自己的利益和朋友們利益的國家，對於它的戰爭目的來說，任何形式的進攻是否仍然必不可少呢？如同過去所有時間一樣，在克勞塞維茨寫作的那個年代，即使是最強大的軍隊，與它要去保護的地域相比，也仍然是弱小的。軍隊去確保擴展後的防禦，這方面的能力受限，就使得單純的防禦態度不安全，不管在一個區域有什麼優勢，通常都會為普遍的風險所壓倒。然而，從克勞塞維茨說這番話以來，軍隊的規模有了巨大增長，武器的範圍更是擴大，這兩者結合在一起，空間與力量的關係就出現了根本性的改變。這就突出了對軍事觀念的基礎重新進行透徹審視的必要，並表明用真正意義上的防守來進行一種國家「防守」的新可能性，對此進行思考是明智的。 國民素質的因素 由此而來的另外一個問題，也需要我們考慮，這就是國民素質的問題。拿破崙·波拿巴的前輩吉貝爾（Guibert）(1)，其學說的根本原則即在於此。拿破崙在早期軍事行動中，一直隨身攜帶吉貝爾那本偉大著作《戰術概論》，從他那裡汲取了許多觀念，比如每個國家的戰爭體系都要建立在國家基本特質的基礎之上，其戰術要適應國家性格。遵循這種思路，拿破崙發展出來了一些方法，應用於自己指揮的軍隊。他的這些原則依然有效。如果一個民族的經驗證明，它的士兵因進攻而振奮，忍受不了防守，它如果捲入戰爭，就有理由接受進攻的風險——作為進攻防守這兩種風險中較小的那一種。然而，我們並沒有這樣的證明，我們自己的經驗與之相反。涉及自己的軍事記錄時，所有國家都容易陷入一種浪漫的自命不凡，這也向我們遮蓋了我們自身力量和弱點的真相——至少是在當代。所以，我們看自己，要如同其他人看我們那樣，才是明智的。 1918年前夕，對當時局勢有著深刻認識的德國最高統帥部作戰局負責人韋策爾（Wetzell），要求德國的軍事目標要考慮自己各個對手的性格來制定。他把英國人概括為一個「戰略上笨拙、戰術上死板，然而頑強的敵手」；對於我們的盟友，他是這樣說的：「法國人較擅長進攻，但防守更老練，耐性卻比不上英國人。」魯登道夫忽視這一點，忽視他的戰略顧問提出的其他制約因素，德國因此而付出的沉重代價，已經進入歷史。然而，當我們也忽視這種因素，為在未來戰爭中的進攻去訓練我們的軍隊做各種準備時，我們難道就聰明嗎？因為這不是一種新情況，也不是一種可以簡單地因為戰時大量軍隊匆忙組建而不予考慮的情況。我們很容易回看16世紀，把它作為我們民族的膽量和主動性的高峰時代，一個超越了同時期其他國家的時代。就個體表現而言，這種看法可能有道理，我們的土壤總是有利於傑出個體的成長；但就普遍水平而言，看來並不是這種情況。查爾斯·奧曼爵士（Sir Charles Oman）在他的近著《16世紀戰爭藝術史》（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中提醒我們：歐洲大陸的看法是最為欽佩瑞士人，對英國人的評價只是「一個在其位置上良好的穩定的部隊，但就其他部分而言，並不比其他人好」。兩個世紀後，吉貝爾的評判是：「英國人沒有戰術，很少有出色的將領，但有一種適宜他們氣質的戰術形式，一種不長於進攻，但難以撼動的精神。」 我們歷史的見證 我們軍事歷史中的事實，充分地證明了這些看法。14世紀是我們征服歐洲大陸的最偉大時代，所以它顯示出我們當時是一個進攻民族——軍事方面和其他方面都是如此。不過，儘管我們在戰略上是進攻，但我們的地位實際上是靠戰略進攻與戰術防守結合而得到的。14世紀的開頭，是我們在班諾克本（Bannockburn）進攻的一場災難性失敗，我們因這場嚴重教訓而受益。一代人之後，在哈利頓山（Halidon Hill），我們堅守，直至蘇格蘭人在對我們的無效進攻中精疲力竭、自身散亂，為我們的決定性還擊做好了準備，我們才扭轉了局面。在隨後的英法戰爭中，我們在克雷西（Crecy）和普瓦捷（Poitiers）獲得大勝，靠的就是重複同樣的方法。在愛德華三世統治的最後7年，我們之所以失去我們的征服之地，是因為針對我們的行動是由身經百戰、成長為一個軍事天才的貝特朗·杜·蓋克蘭（Bertrand du Guesclin）(2)指揮。蓋克蘭不僅避免進攻，還避免捲入戰鬥，並且用游擊戰的方式來破壞我們的堅守。 15世紀以另一場蘇格蘭人的進犯而開始，它在霍米爾登山（Homildon Hill）以原來的老方式走向災難，只是這次蘇格蘭人是下坡衝鋒，而不是像在哈利頓山那樣是上坡衝鋒。法國人也忘記了他們的教訓，亨利五世開始征服法國時，1415年在阿金庫爾（Agincourt）重複了愛德華三世的方法，也重現了他的勝利。聖女貞德（Joan of Arc）領導法國起義，1429年我們在帕泰（Patay）被擊敗，重要原因是我們還沒來得及採取我們習慣的防禦方式——英國長弓手還沒來得及建起他們的木樁防護柵欄，法國人就突襲了我們。又一代人過去了，接下來是我們入侵法國的最終崩潰，這因防守者法國人採用的一種新武器的功效而加快。1450年的福爾米尼（Formigny）之戰，因火炮第一次發揮重要作用而出名，但同樣重要的是法國人使用這種新武器的方式——以此刺激我們去進攻。三年之後，百年戰爭中我們派往法國的最後一支遠征軍在卡斯蒂隆（Castillon）戰鬥中被擊敗，也是同樣的順序：法國人擊退我們的進攻，然後是反擊。 在接下來的100年中，我們的軍事能量主要為一些內戰所用，只有對付1513年的蘇格蘭入侵是例外。這一年在弗洛頓（Flodden）戰役中，薩里（Surrey）伯爵通過穿越蘇格蘭人的後撤路線，誘導他們去進攻，將他們從堅守位置上調動出來，在田野上將他們擊敗。在17世紀結束之前，我們都沒有怎麼再次沉溺於歐陸戰爭，只是在反法同盟國陸軍針對路易十四的聯合行動中，作了相對較小的貢獻。威廉三世在斯廷卡爾克（Steenkirk）發起進攻，但所獲並不足以彌補他的嚴重損失；當法國人在蘭頓（Landen）進攻時，又是英國部隊建立的防線讓他們嚴重受損，法國人無法繼續他們的優勢了。馬爾伯勒（Marlborough）將軍執掌指揮權後，變化發生了，他能夠展示出，如果創造一個有利的機會，有足夠的技巧來利用它，進攻是可以成功的。所以，在10年的戰爭中，他獲得了三次確鑿的勝利，影響深遠，儘管這些勝利並不足以決定戰局，但它們的魅力卻容易遮蔽一個令人沮喪的結論：不停追求壯觀的決定性勝利，帶來減少的收益，最終的和平條件遠遠不如及時妥協所能獲得的。還要考慮到，英國在這些勝利中的分享從比例上看很小——除了指揮官收穫的名聲外，所以，以再造一個馬爾伯勒的機會為基礎來制定軍事政策，這不靠譜。我們的下一場歐陸冒險——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the War of the Austrian Succession），當同盟軍採取守勢時，英國部隊在德廷根（Dettingen）戰役中很幸運；在豐特努瓦（Fontenoy）戰役中，當敵人等著盟軍去進攻，英軍也分享了失敗。一代人之後的「七年戰爭」（the Seven Years War），我們小小的步兵部隊在明登（Minden）的失敗之戰中因進攻而出名，但影響深遠得多的還是我們在魁北克的勝利，沃爾夫（Wolfe）在這裡復興了攻守戰術的最清晰形式——也就是哈利頓、克雷西、普瓦捷和阿金庫爾的戰術。 在接下來與法國人的最劇烈爭鬥——半島戰爭（the Peninsular campaigns）中，在惠靈頓（Wellington）指揮之下，這種戰術成為我們一連串勝利的基石。只是當法國力量和士氣開始走下坡路時，法國才冒險去進攻，而絕大多數時候都沒有什麼成功。的確，這些進攻企圖的最後一次是在土魯斯，幾乎就是一次慘敗。對比之下，當惠靈頓在滑鐵盧面對拿破崙時，他回到了我們那種富有特點的軍事形式上，那場戰鬥終結了進攻的最高提倡者的職業生涯。除了在克里米亞犯下的錯誤——我們的指揮官在阿爾瑪（Alma）戰鬥中顯示出進攻的無能，但我們的士兵在只能靠自己時展示出他們的能力，在因克爾曼（Inkerman）擊敗了俄國人的進攻，這就是我們在1914年之前對抗一個歐洲敵手的戰爭經驗的結束。 6個世紀的這些記錄，並沒有證明我們作為一種高度成功的防守傳統的繼承人，在20世紀要拋棄它，改用異質的進攻信條。這些歷史記錄以它們的後果警告我們，也以它與我們民族特點的不相宜來警告我們。即使是充分考慮到防守有著增加的力量，但我們的進攻一再失敗——哪怕進攻時有著6比1的數量優勢，在新沙佩勒（Neuve Chapelle）則是高達16比1的優勢，而德國人1918年衝破我們防線時勉強只有3比1的優勢，這就鮮明地表示我們缺乏進攻的民族天資。1918年的情況，要考慮到德國人是在我們因進攻而過勞後進行反擊，但這也更加證明了我們進攻政策的不智。我們對土耳其人的進攻，數量優勢是9比1還多，但仍然是類似的失敗。 不僅僅是諷刺的或許是這樣一個事實：最為重要的，那個決定並維護我們要奉行進攻教義的人，正是在他先輩付出的代價之上，我們才第一次應用了我們的獨特戰術。將近6個世紀過去了，對索姆河（the Somme）的進攻，在帕斯尚爾（Passchendaele）戰役的進攻，都遵循了我們在哈利頓山針對對手的傳統。有一個流傳甚廣的說法：「在戰爭中，英國人只贏一次戰鬥，那就是最後那一戰。」要找到這個說法的依據不容易，如果這是因人們對滑鐵盧的記憶而來，那麼也需要記住：這個最終勝利是一個頂點——靠一種節省力量甚至平庸的方式來獲得長長一連串小勝之後的頂點。不過，我們並不總是贏得最後一戰，在最後一戰中我們的一些最終失敗，其原因可以追溯到追求進攻上的愚蠢的自我耗盡。在我們再次漂入或躲入對上次戰爭大量犧牲的重複之前，我們應該根據歷史的指南針來判斷我們的方向。 1914年的見證 或許有人會爭辯，儘管防守可能適應我們的特點，可以履行我們的政策，但我們可能會被迫採取進攻來恢復盟友失掉的領土，就像1914年的情況一樣。然而，越是深入地探究上次戰爭的實際情況，有一點就變得越清楚：上次戰爭中，正是因為法國一開始就在一次魯莽進攻中暫時削弱了自己，使比利時失去了支撐，德國人才得以在比利時和法國獲得了立足處。如果法國人將精力用於防守，向比利時人提供相對較小的增援——比利時人需要增援來守住短而堅固的安特衛普—納穆爾防線（Antwerp-Namur line），德國人的入侵很可能就被阻止，戰壕僵局將出現在邊境附近，而不是出現在法國北部的中間。在任何未來的入侵中，由於防守武器占更大比例，這樣的可能性還會更大。所以，我們的責任就是：勸阻任何盟友不要因追求進攻戰略而危及自己的防守前景。為了這個目的，首先需要的就是清楚表明：我們出借的任何力量，都不能在進攻賭博中浪費，這種賭博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沒有勝算。 有人認為，上次戰爭中我們在法國投入的巨大地面努力是無法避免的，這一觀點被用來支持傾向於一種重複的那些步驟。用更為寬廣的視野來考察這個問題，這是值得的。一些人堅持認為我們被引入——或者說漂入——的那個過程有其必要，他們傾向於強調我們部隊1917—1918年支撐法國所起作用的明顯重要性。然而，當時的危險局勢是前幾年導致的結果，因為法國人在把入侵者逐出法國的無效努力中耗盡了自己的力量。如果德國人一開始就未能在法國獲得立足處，就不會有進行這些不同攻勢的原因。如果法國的戰略一開始就顯示出對目的與手段的明智判斷，德國人很可能就得不到在法國的立足處。1914年8月，當法國人的進攻崩潰，法國部隊縮回自己的邊境防禦工事之後，儘管處於嚴重受損狀態，他們仍然顯示出在阻擊德國人打開一條通路上的強大力量。所以，如果他們一開始就克制住越過邊境進軍的魯莽衝動，他們將會發現所有一切都容易得多。德國人唯一能夠突破進入法國的道路，就是穿越比利時領土，從而避開法國那道堅固的屏障。然而，德國人之所以能夠穿越列日（Liege）瓶頸，是因為小小的比利時軍隊發現自己被盟友放棄，無人增援，於是一路朝北退回安特衛普，避開了德軍的行進路線。阿爾伯特（Albert）國王的軍事顧問加萊特（Galet）將軍，已經詳細闡述了他確信的一點——只要把那個瓶頸堵上，進入比利時和法國的入口就可以封死：「（法軍）總司令曾有很長一段時間，用足夠的力量建立起安特衛普—納穆爾的堅固防線……如果他能夠用鐵路來運送6個軍團的總兵力……然後部隊從鐵路終點行軍，他將可以支配……9個軍團的兵力（包括比利時部隊），兩翼還有堡壘支撐，另有2個英國軍團作為預備……這樣的部署絕對會阻止德國的攻擊。」對德方戰略證據的研究，尤其是對他們部署的研究，也進一步證明了這個結論。 所以，極有可能是這樣的結果：由於法國進攻計劃的愚蠢和我們給它的鼓勵，一個月後在法國北部形成的僵局，本應該在戰爭一開始就會形成，德國人沿著法國防線和比利時邊界來封鎖。由於這條防線比後來形成僵局的那條防線要短得多，更有可能形成僵局。 設想法國和比利時能用它們的全部力量，加上它們的軍隊沒有耗盡，國家資源未受損傷，來加固那條已經是最好和最短的防線，事態發展就大不一樣了。如果它們這樣做，還可以因英國的力量而進一步強化，英國訓練有素的遠征軍將可以避開不能挽回的損失——在實際發展中，英軍被捲入巴黎撤退的漩渦之中，隨後又在比利時伊普爾（Ypres）暴露給橫掃海峽港口的德軍，結果遭受了這樣的損失。如果德國人在邊界防線就被擋住，法國的戰略有著寬廣考慮，不被一種本能欲望所支配——去恢復德國人已嵌入其中的法國領土，就是不一樣的結果了。如果英國戰略不是僵硬地與法國戰略綁在一起，就不會有那種大舉興兵的衝動感，讓大兵渡過英吉利海峽，目的是挽回法國和比利時損失的土地。於是，德國人也不會獲得巨大的初始優勢和領土資產，在企圖速戰速決的努力失敗之後，得不到鼓勵去繼續掙扎，使他們在人性上就無法面對僵局將會形成的暗示。一旦他們在比利時大部分地區和法國北部一大片地方獲得立足處，就事情性質和他們天性而言，他們就不可能考慮盟國一方也可以接受的任何和平條款了。 這樣的反思突出了由進攻來支配的戰略的不智，也進一步提出了一個問題：我們增援的最好方向是什麼？在1914年因法國發動進攻和進攻失敗而導致的實際情況中，我們遠征軍被淹沒在法國人的撤退之後，所起的作用有多大？如果遠征軍被派往比利時，與比利時人一道，攻擊德國部隊敏感的側翼和補給線，發揮的作用會不會更大？德國人右翼穿過比利時的進軍，因一些傳言而遲疑，甚至停了下來。只要他們擔心英國遠征軍可能會出現在他們的海岸一側，他們就猶豫遲疑，直到他們發現英軍是在他們前方，與法國人在一起，他們才大膽前進，進行驅趕。同樣，有一個報道，說有新的英國軍隊正在比利時海岸登陸（實際上，只有3000人的海軍陸戰隊，被溫斯頓·丘吉爾作為詐兵派出），這也導致德國最高統帥部警告部隊指揮官「撤退正變得不可避免」——就在馬恩河戰役（the Battle of the Marne）開始之前作了這種警告。 1914年我們有限的兵力在馬恩河戰役中提供了有價值的援助，但這個事實並不能證明它在這裡比在比利時更有價值，在比利時，它可能早在德軍抵達馬恩河之前就將其阻止了。而且，在1918年的情況下，需要在法國部署一支龐大的英國軍隊，這也不能證明，無論採取何種戰略，從一開始就必須這樣做。要記住「事隨境遷」啊！ 與此同時，基於同樣的原因，認識到這個歷史推論——我們在上次戰爭中的大規模軍事行動並非不可避免，並不一定意味著現在對法國的地面增援可以避免。當一個問題的條件改變後，我們也要去修改我們的解決方案。在我的判斷中，《慕尼黑協定》出現之前，這樣的地面增援並非必要，但現在就可能變得必要了，這是因為力量平衡的改變，法國南部邊境新的危險的增長。然而，即使是這樣一個結論，也決不意味著給法國以必要的支援，最好的方式就是在法德邊界上去直接加強法方防守。有一些間接的方式，它們可能提供同樣有效的救援，同時又保持了戰略上的彈性。 一些基本條件 在我們地面力量的使用上，不管我們的政治需要和戰略需要將其導向哪個方向，我們都必須考慮一些潛在條件。現代戰爭的經驗表明，進攻要想成功，需要在火力上接近於3∶1的優勢才能做到。除非在整體資源上能夠確保這樣的優勢，否則追求一種普遍進攻的戰略就是不智。在任何一個具體的戰區，除非具備這樣的優勢，否則發動大規模的進攻也是不智。在一個特定的地段，除非是靠著出其不意的集中力量，否則發動一場局部進攻仍是不智。 認識到這些限制，任何國家都會明白，除非所需的優勢可以保證，否則就要避免進攻，這應是常識。即使是一個侵略性的國家，也可以因進攻戰略與防守戰術的結合而受益——以快速機動奪取防守薄弱之點，又引誘對手在反擊中浪費自己的力量。當然，防守更適宜於那些不得不抵抗侵略的國家，如果它們能夠向侵略者顯示出侵略難以成功，就實現了它們在戰爭中的目的。對於它們來說，處於現代條件下，除非擁有必要的整體優勢，否則依據防守而採取行動是唯一明智的做法。 有必要注意兩點，這兩點尚未得到充分的認識。首先，考察那些防守者的損失接近或超過了進攻者損失的漫長戰役，會發現之所以如此，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防守者不成功的反擊。第二，儘管占據一個位置的部隊是「處於防守」，但它的火力卻可以是進攻性的，可能比進攻者的火力更具進攻性，因為這種火力來自不必移動的武器，針對的是更為暴露的目標。 反對防守的理由 那些反對用防守來防守之觀念的軍人，普遍引用1870年戰爭的經驗，作為防守危險的證據，以此支持他們的抽象論點。依據福熙這類二手學生早期著述中的論說，他們斷言法國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它將防守作為一種深思熟慮之後的政策，認為靠著自己的優勢武器，尤其是撞針槍，防守可以讓自己獲利。即使這個說法很有依據，由此而來的反對防守的論點，對採納這種觀點的人來說，在心理適應上也不加分。因為，就武器的巨大發展來看，半個多世紀前的一次戰術性防守的失敗——就算這是真的，也完全不足以抵消現代條件下防守威力的所有證據。1870年的武器不是1914年的武器，更比不上1939年的武器。而且，說當時法國的信條是防守，這並非事實。 那些相信這個廣泛傳播之錯覺的人，可以去讀科林（Colin）將軍這位最有名、最周密的法國軍事史學家的話而受益，他是這樣說的：「在後來的歲月中，基於1870年那些事情造成的印象，人們聲稱法國的看法，尤其是1866年至1870年發布的那些官方指示，都體現了防守傾向，這實質上導致了我們的那些災難。事實並非如此……相反，那些災難看來是由最純粹的進攻精神而導致。」 然而，當付諸行動時，法國的進攻「在普魯士炮台的火力下潰敗」。當一方或另一方有了去準備防守陣地的意識後，這種情況下的結果就更加觸目驚心。科林本人是偏向進攻的，他認識到：「德國人直接進攻奪取陣地，這從未成功，法國人更是如此……精心選擇和妥善安排的防守陣地，哪怕守兵力量很薄弱，也難以奪取。」 1870年法國人想的是進攻，而且比德國人更有攻擊性，如果還有這樣的疑問，就有必要引用一下當時雙方各自的指示。毛奇曾作過這樣的指示：「絕對不可懷疑的是：一個不移動者的射擊，較之一邊前進一邊開槍者，前者更有優勢……在最為勇敢的衝鋒中，如果面對的是平靜穩定，那麼就是以如今已如此強大的火力效果來決定結果……我們很渴望敵人來進攻。」 相比之下，法國官方學說宣布：「直接進攻，刺刀見紅拼到底，這符合我們士兵的猛烈性格和勇氣。對此進行鼓勵，我們一定要堅持……不是靠火力，而是靠用刺刀和衝鋒向敵人逼近的堅定進攻。」當提到防守時，它只是說：「防守一個陣地的最好辦法，就是它本身去進攻。」正是這種荒謬的「防守」方式，法國人在1870年一再嘗試，帶來了災難性結果。 所以，認為法國人是因為依賴戰術防守而走向災難，這只是一個因持續重複而得到人們相信的迷思，部分也是因為在上次戰爭之前那代人中法國對「進攻到底」的提倡。這個迷思是經不起檢驗的。德國進攻成功，主要是靠戰略機動，再加上他們在人數上的巨大優勢，而法國人卻想用進攻與其爭鋒，結果被德國的炮火優勢粉碎。法國採用的實際政策，是戰術進攻與戰略防守相結合——如果普遍無能所導致的戰略癱瘓可以被稱為「戰略防守」的話。這種結合與我所建議的東西是截然對立的。只是在極少的場合，法國人適宜地採取了防守姿態，結果以驚人的成功擊退了進攻。下一代「進攻」狂熱者對這些歷史教訓的忽視，表明軍事理論是如何建立在信仰之上，而非對事實的冷靜分析之上。同樣，重複這個1870年的神話，以此作為今天的論點，也表明反對防守的理由是建立在多麼反感的情緒之上，而非科學探究之上。 防守方式的應用 儘管對於那些用克勞塞維茨學說——它只有一個世紀的時間——滋養出來的人來說，用防守來防守看起來是一種新的異端邪說，或者說在克勞塞維茨的精華中摻了雜質；然而，它的可行性卻不僅經歷了我們6個世紀實踐的考驗，而且經歷了東羅馬帝國更長時間的考驗，而東羅馬帝國是一種持續2000多年的軍事傳統的繼承人。千年時間中，東羅馬帝國的防守問題類似於我們今天的問題。它的軍事政策基本上是防禦性的，並以完美的判斷而維持著。拜占庭軍隊必須保衛古代和中世紀世界中這個最富裕、最分散、最被人嫉妒，因此也就最受到威脅的國家。儘管在所有帝國中壽命最為長久，但它最終還是崩潰了，這是因為內部腐敗和經濟衰退，而不是防禦體系中的任何內在錯誤。比起迄今為止世界上出現過的任何防禦體系來，它這個體系最為接近真正的力量節省。 今天，遵循這樣的範例應該是較為容易了，因為軍事條件對此有利多了。現代武器發展的趨勢主要是有利於防守。尤其是機關槍，確立了上次戰爭中的防守優勢。今天的機關槍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多，反坦克炮和高射炮這類自上次戰爭以來改進最大的武器，也純粹是防禦性的。芥子毒氣這種最為有效的化學武器，也偏向於防禦，因為不管它投放到哪裡，最重要的是去阻止運動。 在後期羅馬的經驗中，可能還有一個指導，可用於執行防守政策的地面部隊如何構成最適宜的問題。拜占庭軍隊基本上依賴弓箭手和重甲騎兵的結合。現代的類似組合看來就是機關槍手與坦克相結合。戰爭中採用防守方式，並不意味著只需要步兵。作為手中的一張主牌，守方進行反擊時，非裝甲的步行部隊非常低效和緩慢，遠遠比不上機械化裝甲部隊。同樣，當戰術進攻看似停滯不前時，防禦性的軍隊仍可盡其所能地嘗試戰略進攻，去奪取尚未被敵人控制的地方，這既是為了自己的安全，也含有挑動敵人在不利情況下發動攻擊的意圖（參看第20章）。對於這樣的戰略進攻來說，機械化部隊同樣比步兵更合適。 有一點很重要：這種既新又老的節省力量的帝國戰略，並不意味著純粹的被動抵抗。它的目的是讓敵人相信，進行一場戰爭，自己將一無所獲且損失多多。它的指導原則是避免自己一方用進攻來徒勞地追求一個決定性結果。它的方式並不是單純的擋住敵人，而是讓敵人因其進攻努力而付出儘可能沉重的代價。這就意味著軍事領域內一種積極和機動的防守，直接抵抗的效果因戰略和戰術上的機敏還擊而得到擴大，因持續地騷擾敵方行動而得到擴大。比起持續打擊堅固陣地的過程來，這為大膽進取提供了大得多的空間和更高的軍事質量。在這種攻—防戰略中，要有機械化地面部隊的位置，要有海軍和空軍力量的位置。經濟壓力反過來也可用於擴展軍事領域的這個耗敵過程。總之，這是戰爭的一種最新設計的超級游擊戰形式。它也是我們國家歷史戰略的進化，適應戰爭的新條件，應用了現在可以得到的新手段。 當我們從一般談論進入具體對策——針對我們如今在西部面臨的局勢，這種適應的必要就更為明顯了。處在目前的條件下，英國和法國如果試圖在西部實行進攻戰略——至少在又一場戰爭的早期階段實行進攻戰略，那就是愚蠢的。最為簡單的計算清晰地顯示了這一點：在兵力動員上，英法只能在戰場投入60—70個師，而德國大約是120個師，德意加起來是210個師。面對這樣的基本差距，沒有什麼指揮藝術可以做到在局部集中起足夠的兵力優勢。只有在某個軍人的夢想中，1比3的實際劣勢可以轉變為3比1的想像優勢。據此而作任何嘗試，都會被證明是一場國家噩夢。即使蘇聯、波蘭和羅馬尼亞的力量也加入我們一方，它們也不可能在東部吸引足夠比例的德國力量，從而為西部進攻的勝算提供靠得住的前景。 而且，我們還必須考慮，如果德國進軍東部，英法能夠採取什麼行動來緩解東部那些盟友的壓力？不可避免地，會有巨大的政治壓力和情感壓力促使英法在西部前線發動普遍攻勢。不幸的是：我們一點一點恢復集體安全的那種方式——以向東部那些最為孤立、位置最尷尬的國家提供孤立的單邊保障來開始，就難以測量地增加了我們維持一種明智戰略的困難。我們已經喪失了對自身終極安全的保障——以前我們有力量按自己的條件加入集體安全體系時擁有這個保障，由於沒有及時使用這種力量，我們已經失去這種力量。如果說，我們已經失去規定理性條款的自由，那麼我們就更有責任向我們的盟國說明，我們的地理位置和戰爭條件對我們的軍事努力有著內在的限制。讓它們認識到這些限制，也是一個去影響它們自己的戰略政策改持現實態度的最好機會。在東部，由於邊境的長度，可能會有一些進攻的機會，但蒸汽壓路機畢竟過時了。在西部，空間與力量的關係沒有提供足夠的餘地，用進攻戰略來對付至少在裝備上不相上下的敵人，攻城槌也過時了。面對這樣的條件，就英國和法國的能力而言，沉迷於普遍進攻——它會付出高昂代價而被擊退，沒有比這樣做更危險的了。就戰術而言，上次戰爭代價最為昂貴的那些慘敗，就是想實施「牽制性進攻」的老概念——比起一場決定性進攻來，它可使用的資源要少得多。1918年時，所有軍隊都因慘痛教訓而懂得了這種作戰的毫無用處。在戰略範圍內，以更大的規模來複製它，這是瘋了。 另一方面，普遍防守的優勢可以加強，它的風險降低了，把它與騷擾性進攻結合起來，它的普遍價值也增加了。這可以通過以下方式來做到：（a）實施區域的進攻或有限的進攻，精心策劃，出敵不意，使用最大限度的火力，針對敵方主陣地的薄弱點；（b）使用炮火和空中轟炸來騷擾敵人的補給線和休息營地；（c）使用海上力量來隔絕、然後是集中地面力量的決定性優勢，對付敵方孤立的、難以進行增援的基地和領土。不過，就這一點而言，必須認識到：除非敵方的空中力量能夠被控制，否則在敵方海岸登陸會變得幾乎不可能；（d）使用海上力量和空中力量的結合，造成敵人補給體系和國內生活的普遍混亂。在雙方差不多勢均力敵的現代戰爭中，如果說有任何進攻的餘地，看來就在於發展這種戰爭的超級游擊戰形式。 最為重要的是要認識到：防守是一種心理進攻——對於敵方民族的想法和士氣的心理進攻。現在，職業軍隊已被全民皆兵所取代，這些人被灌輸得相信自己政府和上級指揮官的戰爭目的是正當的。這種內部不一致因素多見於職業軍隊，其國家就內在地更容易發生內部騷亂。讓一個國家進入一場侵略戰爭，這比較容易；在一場拖長的戰爭中把國內各種成分攏在一起，維持他們為那些看得出來的侵略性目的而繼續戰鬥的意願，這就困難了。如果這樣的進攻用進攻來對付，侵略者政府就能夠去團結它的人民，說自己代表著他們為保衛家園而戰。 如果以防守來對付侵略者的進攻，這樣的歪曲要維持下來就會變得非常困難。他們的統治者是侵略者，要為本國成年男子正被消耗的這口煮鍋的持續燃燒而負責，把這樣的真相清晰展示出來，這就會削弱敵方民族的意志，在他們中間形成動盪不安。這種心態和精神不振，如果再加上它的攻勢付出了代價但沒有取得成果，就會發展得更快。對於軍隊來說，沒有什麼比看到戰友屍身堆積在一條堅不可摧的防線之前更令人泄氣了，這個印象會很快滲透到國內人民之中。 就局部而言，當條件變得有利時，「進攻即是最好之防守」一說可能是對的。不過，整體而言，在一場各民族的現代戰爭中，一個新的真理正在變得鮮明：防守是最好的進攻。 * * * (1)　此人是18世紀中後期法國軍事思想家，代表作《戰術概論》。——譯者注 (2)　蓋克蘭是百年戰爭初期傑出的法軍領袖，他的「費邊戰略」旨在拖垮英軍，在法國沒有足夠力量打敗英國之前避免重大戰役，法國人由此得以奪回在戰爭初期失去的多數領地。——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