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的防衛 · 第4章 《慕尼黑協定》以來的局勢

利德爾·哈特 《英國的防衛》
如果認為捷克斯洛伐克人的命運是在慕尼黑被鎖定,那麼德國軍事專家們評論說,除了法國和英國採取的態度外,捷克斯洛伐克人的命運其實被他們自己在發展防禦工事上失去的時間決定了。他們太長時間地執著於一個想法:在與德國的戰爭中,他們最好的方式就是與法國人一起進攻。只要捷克斯洛伐克人處於這個想法的影響之下,他們就沒有動機去考慮建造防禦工事。「更重要的是要有一支強大的、裝備精良的軍隊,能夠從埃格蘭德(Egerland)朝西部推進,與穿越萊茵河、進入德國南部的法國人會師。」儘管捷克斯洛伐克在1933年計劃了一個防禦工事體系,但直到1936年他們才開始認識到加速實施這個計劃的重要性。「1938年春季,奧地利被併入德意志帝國,德國封閉了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Moravia)。捷克斯洛伐克人以最大力量繼續這項工作,但他們的努力已如同在洪水到來之際想建成一道攔水壩。」即使如此,德國仍然有這樣的軍事結論:「1938年秋季發生的事情證明了一點:突破龐大的波希米亞—摩拉維亞堡壘,需要動用幾支德國部隊,這將嚴重減少可用於其他前線決定性行動的德國兵力。」 在德國眼中,對於他們完成自己精心設計的「東進」,單是由於地理位置,捷克斯洛伐克就構成了一個直接阻礙。看來德國行動會由一種計算而引發:捷克斯洛伐克的防禦工事體系將在1939年春季、最遲秋季完成。德國預計,即使捷克斯洛伐克的盟友沒有來援助,憑藉防禦工事捷克斯洛伐克人也可能頂得住德國的威脅。所以,捷克斯洛伐克人的失去自由,或許可以追溯到前些年他們執著於用聯合進攻作為防守的想法,結果放棄了真正的防禦準備。捷克斯洛伐克的命運給了人們一個必須牢記的警告,下一章提出的問題將涉及這個警告。 討論《慕尼黑協定》造成的局勢,最好的開始就是繼續前面一章的過程,也就是用當時的眼光看待局勢,不要受對後來事件反思帶來的影響。我當時的觀點包含在寫於10月的一篇論文中: 「我們現在必須考慮慕尼黑『協定』的後果了。首先是捷克斯洛伐克的直接後果。最好是坦率地直面事實,而不是假裝那是一個『光榮的和平』。 「戈德斯伯格備忘錄(the Godesberg memorandum)或最後通牒,要求向德國割讓捷克斯洛伐克蘇台德德語區的一半,捷克在7天內撤離。英國政府表示,如果德國想實施這個要求,它已準備好開戰——『法國內閣告知我們,如果捷克斯洛伐克受到攻擊,法國將履行它的條約義務。在我們的答覆中,我們告訴他們,如果作為義務的結果,法國力量積極參與對德國的敵對行動,我們也自感有義務去支持他們。』然而,在慕尼黑達成的條款,卻要求蘇台德德語區的全部撤離馬上開始,在10天內完成。多出來的3天是微不足道的延長,並不是真正的讓步。而且,《慕尼黑協定》還強制更快地放棄邊境防禦工事——對德國人來說,那是一個已嚴重增強了的障礙。 「戈德斯伯格最後通牒要求以1918年的人口比例——而不是今天的比例,作為確定這一地區歸屬的基礎。這顯然對捷克斯洛伐克人不利。可是,《慕尼黑協定》的結果卻是拿1910年的數字作為基礎,這就更壞了。選擇的特權已經被無視。至於剩下的國家保證,我們要面對一個事實:捷克斯洛伐克已不再站得住腳了。 「這對英國自身局勢有什麼影響?有人認為,如果戰爭到來,大不列顛的地位『會因集中而加強』,因不再依賴已經證明站不住腳的東西而得到加強。從戰略觀點來看,我對這種觀點是否有道理非常懷疑。一個基本的戰略真理就是:任何集中的力量,都依賴在別的地方有牽制的存在或者是創造出來,以此針對敵方力量的集中。對敵方側翼或後方的牽制非常珍貴,這正是德國人在上次戰爭中印象最深刻的教訓,他們不得不面對兩個方向的結果。隨著捷克斯洛伐克在軍事上的失效,它原來提供的潛在牽制已經去除了。捷克斯洛伐克人現在有可能進入德國陣營,匈牙利也有可能。 「那麼,問題就是羅馬尼亞能不能保住,尤其是它的石油供應,不落入德國控制。很明顯,沒有俄國的幫助,這很難做到。羅馬尼亞的統治政權很可能害怕與俄國的緊密聯繫,因為這可能導致自己國家農民的起義。這種擔憂會使他們投入德國懷抱?或者是抑制他們?因為他們可能更擔心,如果要與德國走到一起,俄國就會入侵。土耳其的態度可能是一個關鍵因素。它可能成為俄國與羅馬尼亞之間的一個中介,成為對羅馬尼亞應對德國進軍巴爾幹半島之浪潮的一個支持。 「另一個問題就是義大利會不會繼續追隨柏林軸心。除了構成一條共同紐帶的意識形態因素,作為對付法國和英國背面的一個槓桿,義大利對德國還有巨大的戰略價值,可以牽製法英對德國在其他地方行動的關注。從義大利的觀點來看,這個軸心仍然具有當下的優勢,即使最終會是一個危險。它並無從德國這個巨大的軍事上級那裡獲得直接收益的期望,但它可能希望從地中海和南邊得到東西。這樣的收益只能靠犧牲法國和英國,或者是得到英法默許,才能獲得。軸心就是施加這種必要壓力的手段。另一方面,與英法討價還價,而不是作為德國的工具與英法打仗,獲取這些讓步會更便宜也更安全。所以,義大利的態度就可能成為一個時間問題——在它換邊之前,它與法國和英國的對抗會走多遠,有多久。如果它換邊推遲過久,或者是幫助德國削弱英法過多,它可能就會發現自己對於阻止德國向亞得里亞海挺進起不到作用了。對於法國和英國來說,這個問題或許是:它們是否可以向義大利提供領土讓步,但不能發展成為對自身的戰略危險,同時又趨於增加義大利自身承擔的義務,從而構成一種有益於雙方和平關係的戰略聯結。 「無論是法國還是英國,有一個方向是它們不能承受這種讓步風險的,這就是地中海西部。一個法西斯主義的西班牙與義大利結盟,將大大增加英法海上交通的危險性。所以,外國干預西班牙的結果,對於我們來說,就是首先要關注的。對西班牙內戰進程的軍事分析,清楚地說明了外國干預對軍事平衡的支配作用。到目前為止,它已經轉為對佛朗哥將軍有利,其原因可以追溯到義大利和德國的援助越來越多。因此,不可避免的後果就是西班牙越來越依賴於提供援助的這兩個國家。如果這導致西班牙成為這兩個國家的工具,那麼在我們成為敵對一方的任何衝突中,它的空軍基地和海軍基地就會為德意所用,我們帝國防守的整體結構就可能被破壞。 「在慕尼黑,歐洲形勢被投入熔爐之中。要估計可能出現的情況,英國的局勢怎樣受到影響,恢復平衡——這作為英國的政策維持了近3個世紀——的前景如何,現在還為時過早。無疑,這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希特勒是以有限風險推行俾斯麥式的逐利政策呢,還是為拿破崙式的支配世界之夢所驅使。 「直到慕尼黑之前,有一個結論是有道理的:面對一場不同於局部戰爭的歐洲戰爭,德國處於不利的戰略地位,因為有幾個方面的牽制可用來削減它力量的集中,同時也因為它潛在的經濟弱勢。現在,戰略平衡已經轉為對它有利了。從政治上看,可能還有辦法來阻止一場新的拿破崙式優勢的危險;從心理上看,取得這種優勢的欲望也有可能減緩;從戰術上看,如果時間允許,英國可以發展出一種空中防禦力量,讓德國的直接打擊不能獲得與其成本相稱的效果,這樣英國至少就達到了自身的安全。這些補救的方面,頂多只能作為可能性;不過,迄今為止的戰略格局,展現出來的則幾乎是肯定性——最終成功的抵抗。戰術上的可能性能否實現,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法西斯主義者在西班牙的計劃能不能完成,依賴於這一地區戰略平衡的保持。 「此時,英國面臨加強自身直接防禦的問題。一方面,海軍力量必須維持;另一方面,德國通過擴張在經濟上得到加強,我們海軍進攻性壓力的價值隨之減少。面對這樣的事態,在海軍上增加開支的價值,我們必須加以權衡。無論如何,在戰列艦上節省開支,將錢的一大部分用於海軍防禦目的——保護海上交通——所需的輕型戰艦,這是明智的。在陸軍方面,是進行擴充來緩解法國在防守它邊境上的壓力?還是繼續精簡陸軍作為緩解我們自己經濟壓力的唯一途徑?必須作出一個深思之後的決定。總的來說,後者仍然看來要明智一些。 「一個毋庸置疑的需要就是儘可能加強英國的空防。這個要求不僅是現實的需要,也是比例上的需要。長期以來,英國人習慣於將戰爭設想為在海外進行的戰鬥,『國土防守』一詞在他們之中頗被輕視,於是國土防守也沒有得到什麼重視。軍事方面的專業興趣和公款,大部分用在了『海外』。空軍的擴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公眾越來越認識到自身生活正面臨新的危險。然而,即使是空軍,也仍然將自己的努力主要用於建造轟炸機,以反擊的力量來進行防守,沒有相應地考慮在一個做了充分防守準備的敵國,我們空軍要接近和找到轟炸目標,很可能會遇到越來越多的困難。英國的轟炸機中隊,其數量已是保護性戰鬥機中隊的兩倍。現代條件要求明智地對此進行調整。使用炮火和其他手段的地面防守,掌握在陸軍手中,陸軍難以擺脫那個傳統觀念:陸軍就是一支在地面作戰的力量。對於陸軍來說,防空『態度』過新,不容易形成,如果再與『單純的國土防守』聯繫起來,更是格格不入。所以,滿足英國在防空炮火和其他裝備上的需要,很可能就靠將英國的防空力量與陸軍其他部分分隔開來,防空力量在目的和戰術技術上都有根本的不同。 「防禦空襲的民防部分,更是需要比例上的大改變。到目前為止,用於這個方面的錢只是用於『戰鬥力量』開支的極小部分。英國是一個人口稠密的國家,敵人空襲威脅著它那些工業中心,如同飛機和防空炮火可以儘量減少危險一樣,同樣需要防彈掩蔽所和其他民防設施。必須擴大它們的規模,對這方面費用和努力的比例進行深入調整。不過,任何足夠的重新調整,都依賴於找到相配的機構和人員,以克服軍隊的保守傾向和目前體系的內在惰性。 「就目前危機的後果而言,這種至關重要的需要面臨一種危險,這就是媒體要求以某種形式徵用國家人力。對於目前的條件來說,普遍服役是錯誤的應對。首先,所需要的是大腦和機器,而不是人的數量。即使是民防領域,在其組織能夠有效地吸收和使用之前,就投入大量人員,也是愚蠢的。其次,在反對極權主義的鬥爭中『走向極權』,這也是精神上的愚蠢。第三,引入義務兵役制,也不可能對德國有多大觸動,除非是徵兵。如果英國決定建造一支龐大陸軍,那麼很有可能刺激德國以趁早開戰作為預防——德國在1914年之前就是這樣想的,而英國自身卻難以承受在滿足其他防守需要之外還要維持一支龐大陸軍的負擔。 「英國必須認識到,只有靠經濟壓力,否則它難以贏得對德國的戰爭。然而,經濟壓力這個武器是否仍然足夠有效來獲得勝利,這也變得令人懷疑了。英國最好的拯救機會,看來就在於讓自身成為一個嚼不動之物——把自己的努力儘可能集中於保衛那些對它而言最重要的東西,同時在政治上培育外國的牽制力量,讓德國不能集中力量來對付它。 「最為重要的是,英國的抵抗力量要靠凝聚自己的民眾,而這依賴於一個正確的領導。有一種過於自滿的假設,認為民眾就是在等著被告知去做什麼:『他們不問不疑,視死如歸。』危機發生時,人民表現出服務的精神,但並不意味著這種精神會持續下去。能否給他們一個正確的領導——一個把民眾團結起來的領導,決定了這種精神能否持續下去。儘管有著危機期間出現的民眾精神高度凝聚,但忽視隨《慕尼黑協定》而來的深層分歧,則是不切實際的。一部分民眾越是表達對這個協定的滿意,與反感這個協定的人們之間的分歧,就不可避免地越是增加。這就不可避免地影響到現在不再處於直接戰爭陰影之下的英國民眾,他們對現在所採取措施的是否同意。除非民眾對政策的明智和目標的正直抱有信心,否則至關重要的合作就可能得不到。如果一部分民眾不承認另一部分民眾的疑慮有其理由,或者是不承認目前解決方案的條件所激起的真摯情感,人們的疑慮只會更為加劇。 「過去的10年里,英國政策中有太多的徵候——標誌羅馬帝國之『衰亡』的徵候。隨著事態發展的加速,這種平行比較已經含有令人不安的意味了。如果要阻止這個過程,就必須改變態度。英國民眾不能以消極的宿命論,而要以積極的信念面對今天的問題。如果說英國歷史有一個區分性的特徵,那就是對自由的熱愛——最重要的是,對個體權利的堅持,對判斷自由和言論自由的熱愛。這是英國生命力的來源。自由孕育著自尊和自立,自由的堅持,為愛國主義提供了真正基礎,否則愛國主義無非動物本能或物質利益而已。這是一種值得捍衛的傳統,因為它是生活的主要動力。而且,它作為愛國主義的基礎,提供了將民眾作為一個整體來進行動員的希望。只有當和平提供了自由和正義可以生長的氛圍時,和平才是有價值的,而自由和正義本身則是人類進步的途徑。所以,所謂的『和平政策』就有著輕重被顛倒的錯誤。今天的世界,所需要的是自由觀念和自由理想激發的運動,它的自然基礎就在講英語的這個世界中。民主的現代『義勇者』,可以是一種新模式——『憑良心辦事的人們』。」 如果戰爭於9月到來,現在的力量平衡讓雙方都沒什麼軍事獲勝的前景。西邊的法國會牽扯住足夠多的德國軍力,讓它占領捷克斯洛伐克的企圖落空,而捷克斯洛伐克的力量即使只有來自俄國的空中援助,也有希望形成有效牽制,不讓德國集中力量去對付法國。只要那些敵對力量尚未鞏固它們對西班牙的掌控,有可能破壞法國抵抗力量的那個因素——它與非洲的聯繫被切斷,就不會起作用。 然而,作為《慕尼黑協定》的一個後果,這種戰略平衡大大惡化了。捷克斯洛伐克的35—40個師,它的500架一線飛機,它的斯科達軍工廠,事實上已經從力量對比表的法國一方消失,而蘇台德德語區的人力和礦產資源又增加到了德國一方。法國還失去了一種不是那麼明顯的重要資產——使用捷克斯洛伐克空軍基地的前景,這些基地距離一些德國重地很近,原本有可能讓俄國轟炸機使用的。不過,即使俄國把自身分量投入到反對德國侵略的力量中,除非能夠得到波蘭的基地,否則它的空中力量還是必須從距離那些潛在目標600英里或更遠的基地起飛。 拋棄了捷克斯洛伐克,就意味著法國早先在中歐和東歐建立的聯盟體系的崩潰。結果就是法國,再加上英國,被打回到有著明顯弱點的「西線防禦」。 對於英國公眾來說,這些弱點中最為明顯的,就是他們政府應對空襲的準備程度。眾所周知,這場危機暴露了我們空軍沒有準備的狀態,突出了與德國人相比的力量不足(參看第8章)。在重整軍備的競賽中,儘管我們的起點大大領先於德國,但現在已經遠遠落後了。到9月時,我們標稱的空中力量也不到德國所報告力量的一半。所報告的法國空中力量,更要弱得多(參看第11章)。同樣讓人沮喪的,還有我們地面防守的狀態。9月緊急情況發生時,可用的大炮總數,無論新舊,還沒有上一代人應對無關緊要的空中威脅時所擁有的多。而且,儘管標稱的大炮數量已經少得可憐,但實際數量還要遠遠少於這個數字,因為這些大炮有許多從軍火庫發出時,是處於無法使用的狀態(參看第9章)。 我們已經失去在軍備上領先於德國的機會,這一點已很明顯,但仍有可能儘量減少我們在生產飛機和大炮上的耽誤帶來的風險,這要靠在空襲預警指揮之下一些較簡單保護措施的加快實施來做到。在這方面做到充足,要容易得多,也便宜得多。然而,9月的事情已經表明我們組織的落後,以及沒有為民眾準備地下避難所。由於我們在重整軍備上的耽誤,缺少了防禦,我們的民眾已經要依靠這種掩護了。雖然沒有達到原本應該做到的程度,但危機之後的數月里做了很多事情來彌補這些弱點。海軍和空軍最先表現出步伐大大加快的跡象;進入新的一年後很久,防空部隊才顯示出火力強度和準備程度上的明顯改進;民防措施卻仍然不足。 對於地面力量平衡的改變,法國民眾很自然地比英國人更快地理解了其意味。我們可能在9月派往法國的兩個常規師——如果能做到裝備完整的話,甚至會有5個師可用,與捷克斯洛伐克人由他們資源中出動的30多個師比較而言,只是小小的彌補。所以,被奪去了捷克斯洛伐克這種間接支援的法國,就急於從我們這裡得到地面直接支援的承諾,所要求的支援規模遠遠大於迄今為止設想過的。 不過,考慮到法國陸軍的機動能力,以及它北部邊境的防禦措施,看來德國陸軍即使有了現在可以得到的力量增加,也難以得到突破屏障所必需的優勢。所以,來自我們的地面增援就並不是明顯的必要。然而,這個看似如此的結論,受到兩個重要因素的影響。 第一個因素是心理上的。法國人是一個具體思維的民族,難以理解他們不能看見之物的價值,從遙遠的海上力量和空中力量行動上獲得安心,這對他們有困難。而且,由於我們上次戰爭中放棄了自己的傳統戰略,我們就讓法國人期待,如果另一場戰爭到來我們還會再一次給予巨大的地面力量支援,我們自己對此已經承諾了。我們想回到較為明智的做法上,受到了我們當時所創造先例的束縛。現在——自《慕尼黑協定》簽訂以來,出現的風險可能會對法國士氣造成極大壓力,超過了它可以安全承受的限度。所以,我們以有遠見的節省力量來執行我們的防禦政策,這樣的可能性因我們政策在過去年代中的短視而受到了損害。 第二個因素在於一種新的可能性:法國力量因南邊一些地方的重大牽制而削弱。它的義大利前沿和西班牙前沿雖然因自然條件而堅固,然而卻很長;更長的則是它的非洲前沿,而且由於出現了海上交通被打斷的新風險,它原有的調動兵力的範圍也受到了影響。 「西線防守」的基礎,因德國和義大利對西班牙的干預而受損。1939年年初時,佛朗哥將軍帶著壓倒性的空軍和炮火支援,壓制那些彈盡糧絕的部隊,一路走向勝利。最終,對於英國和法國的政治家和民眾來說,不去管東部而在西部組織任何安全體系的前景正在消失,已是顯而易見的。2月,與西班牙國家主義者保持著聯繫、關係頗好的直布羅陀總督哈靈頓(Harrington)將軍披露說,在9月危機中,他得到的信息是,「佛朗哥將軍曾希望保持中立,但希特勒先生告訴他,德國的轟炸機將要使用西班牙的航空站」。想來,在潛艇使用西班牙港口上,德國也提出了類似的條件。當佛朗哥對西班牙的征服完成之後,德國就不再需要麻煩地隱藏它已將西班牙視為自己計劃的一個戰略槓桿這個事實了。所以,在2月23日的《泰晤士報》上,它的柏林記者引用了非常權威的《漢堡新聞》(Hamburger Fremdenblatt)的言論,其結語是這樣:「對於德國來說,英國重整軍備的努力增加了西班牙的重要性,如今西班牙被視為歐洲政治未來發展的關鍵。人們認為,佛朗哥將軍的外交政策可能足以改變力量平衡,抵消英國較為強大的武裝力量。」 3月,德國進入布拉格,占領了捷克斯洛伐克。這給德國帶來了那麼多的新資產,它獲得了捷克斯洛伐克的那些軍工廠、礦山和軍事裝備。人們認為,這立即就讓德國的重炮力量翻了一番,而重炮是摧毀現代防禦的主要手段。更為重要的是德國的間接收穫,它打掉了自己控制東南歐之路上的一個主要障礙。這場變局之後,是波蘭和羅馬尼亞面臨迫在眉睫之威脅的明確跡象。領悟到「綏靖」的失敗,這加快了人們對德國暴力擴張計劃帶來最終危險的認識。這一次,人們的反應是同樣迅速了。現在是英國政府作為領導,在法國體系的廢墟上重建一個集體安全的新計劃。 現在正是考慮當前局勢的軍事因素的適當時刻,這種局勢導致了政策的突然逆轉。軍事因素中,首要的就是德國陸軍力量的增加,它現在達到了這樣一個規模,如果與軸心國合起來,可以推翻任何地區性的相互保障體系。 自從納粹政權出現後,德國陸軍開始了巨大擴展,以及奢華規模的現代武器的重新裝備。按照《凡爾賽和約》,德國陸軍被限制為自願入伍、長期服役的10萬兵力,禁止使用飛機、坦克和重炮。德國人退出國聯之前,曾在日內瓦宣稱有權利將陸軍擴展至30萬人,編為7個師。在政治家對此爭論時,這個擴展過程已經展開。德國人的目標是建立21個師。它的坦克、大炮、機關槍的製造在快速發展。通過實行六個月的勞動制度,也為徵兵鋪平了道路。勞動隊(Labour Corps)的訓練是如此直接,以至於它很快就有了鮮明的軍事價值——事實上,比「褐衫隊」(the Brown Shirts)更有軍事價值。(1)接下來,1935年3月,宣布陸軍徵兵,隨著徵兵,陸軍擴展至36個師。對於德國邊界之外的世界來說,這個新聞令人震驚。專家們測算,這意味著一支45萬人的軍隊——然而還是低估了,因為這個計算忽略了36個師之外的大量兵力和軍事部隊。1936年8月,服役時間從1年延長至2年。這樣做,部分是為了彌補上次戰爭那些低出生率年份的影響——1915年至1919年的德國學校班級體現了這一點,但服役年限的延長增加了服役總人數。 據報告,德國陸軍現在大約有39個普通步兵師,另有3個專門組建、配備特有裝備的山地作戰師。而且,它的裝甲兵已經轉型為現代「輕型師」,其機動作戰能力又因創建了以坦克作為主力的「裝甲師」而增強。人們相信,這兩種新類型的師,德國大約各有5個。所以,加在一起,德國師的總數超過了50個。這幾乎是法國數量的兩倍。法國國內所知的是28個步兵師、5個騎兵裝甲師——既騎馬,也有機械化。 目前德國陸軍和平時期的兵力估計為100萬人左右。戰時兵力規模要看所儲備的裝備數量——這些儲備裝備現正在生產和儲存,此外還要看受過訓練的後備兵力的人數。德國人正竭力抓住戰後時期的餘量,對那些年避過了服役的階層進行強化訓練。儘管與法國相比,就與總人口的比例而言,德國受過訓練的後備力量還是缺乏規模,但其實際數量很有可能與法國差不多。一些專家觀察員認為,如果戰時動員,它可以實地部署大約120個師。 德國陸軍擴展的這種速度和程度,自然也有弊端。戰後重建陸軍的馮·澤克特(von Seeckt)將軍,教給德國陸軍以突襲和機動的理念,他依據的是這樣一個觀點:現代條件下,由精銳力量組成的快速機動、快速打擊的小型部隊,可以戰勝具備人數優勢的老式大規模部隊。然而,「質量型」專業化部隊的觀念,並沒有真正牢固紮根,希特勒上台又給了德國陸軍一個機會,重返原來的「看重數量」。納粹運動本身的性質,使得這種重返幾乎不可避免。毫無疑問,許多正規軍軍官都擔心,那些毫無紀律的褐衫狂熱分子,對自己精心訓練的部隊會有稀釋效應,更憂慮於褐衫領袖要求在新的國家軍隊中分享指揮權。新政權對陸軍增長和軍事觀念的所有支持,這些正規軍軍官都會歡迎,但不接受控制權上的分享。他們的方針有段時間占了上風,希特勒需要陸軍來維持他創建出來或釋放出來的東西,這也起了作用。然而,後來出現了軍官中由下而上的納粹傾向的滲透,以及頂層更強力的控制。高級軍官一直抱怨,處理實際問題時,那些新軍官總是依賴意識形態的聳人聽聞的詞語,而不是嚴密的邏輯思考。不過,部隊的訓練還是詳盡周密的,而裝備也比大部分法國部隊更現代化——以此彌補了《凡爾賽和約》(the Versailles Treaty)的限制性規定。德國陸軍新的野戰榴彈炮,他們的高射炮,都是高效武器。不過,這些師的一般構成及其行動,表明並未從上次戰爭的觀念上前進多少。德國陸軍的規模增加了,但看來卻丟掉了對精銳和突襲的需要——澤克特在戰後歲月曾經堅持過這些。 和平時期法國陸軍的國內力量,是德國兵力的一半稍多。這由28個步兵師組成,其中8個是駐紮在法國的「北非師」或「殖民地師」,另有5個騎兵裝甲師,其中2個是機械化師。還有1個重裝甲師正在組建,這是為了阻止敵人對馬其諾防線的突破,加強那裡的反擊力量。如果戰時動員,法國人可以在戰場上部署一個由20個預備役師組成的第二梯隊;然而,能否形成裝備良好的第三梯隊,就不一定了。總之,這意味著法國陸軍的數量是50到70個師之間,相比之下,德國則有超過100個師,有可能高達120個師。 如果現在法國如同德國一樣,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將力量集中於法德邊界,德國的優勢就不足以將法國置於危險狀態。法國有防守上的優勢,而德國仍然不具備3∶1的力量優勢。然而,也要考慮到一個情況:法國的防守因近來南部邊界的事態發展而複雜化了。 首先是義大利的態度。義大利陸軍由34個普通步兵師和5個山地師構成。另外,據說它還有1個裝甲師、3個機動師和2個摩托化師,總計45個師。如果戰時動員,這個數字很可能會翻倍。這個數字加上德國人的,德意兵力總數可能達到210個師。 除此之外,無論對佛朗哥的中立抱什麼希望,忽略考慮他軍隊的潛在力量都是不明智的。任何堅實的戰略思考,都必須依據事實,而不是依據希望。另一方面,長槍黨計劃將西班牙發展成一個軍事大國,推行積極的帝國主義政策,這需要時間來完成,尤其是考慮到內戰造成的國力耗盡後果,就更是如此。所以,當下的危險更在於它那種不友好的中立態度,這可能會秘密地允許和幫助軸心國,讓它們在攻擊同盟國海上通道時使用西班牙的海軍和空軍基地。 不過,法國的陸地防守,因阿爾卑斯山和庇里牛斯山地勢形成的某些戰略因素而得到幫助,風險降低了。由於高山阻擋,義大利入侵的可能性很小。當大量軍隊試圖通過山間狹路時,會是空中打擊最為有效的目標。在西班牙邊界也是如此,庇里牛斯山形成了同樣的保護。然而,法國將不得不分出超過上次戰爭的大比例軍力,以保護它的南部邊界,這個事實仍然存在。 隨著英國對波蘭的保證的明確,東部和西部之間的聯結恢復了,但這對法國的安全卻有著雙刃劍效應。一方面,這重新形成了不利於德國在西部集中力量的牽制,無論如何,在最近的將來,法國都不會面對足以危及它保衛邊界不受侵犯的優勢地面力量。另一方面,這又恢復了一種風險,想讓法國陸軍幫助盟友,去進攻自齊格菲防線(the Siegfried Line)建立以來就更為堅固的德國邊界,就必須承受這種風險。 就人力計算而言,波蘭的資產是超過捷克斯洛伐克的。的確,波蘭每年達到服兵役年齡的人口,比法國本身的適齡人口都多——波蘭超過了30萬,法國為25萬。不過,波蘭目前的財政拮据,使得它只能利用這個總數的一半左右。它的裝備也大大低於捷克斯洛伐克的水平,它的地理位置在戰略上也較為尷尬。與此同時,波蘭的軍事觀念一方面不同凡俗,對機動的強調超過了西歐的主流觀念,另一方面又表現出一種樂觀,這種樂觀有著特殊地形條件的支持,但也引發了一種懷疑:它的領導人是否如同捷克斯洛伐克總參謀部那樣「腳踏實地」?——比起歐洲的大部分軍事高層來,捷克斯洛伐克總參謀部的求實冷靜讓人印象深刻。 和平時期的波蘭陸軍,在數量上與法國人相當,有30個步兵師、2個山地師、另有相當於5個騎兵師的力量。如果戰時動員,師的數量可能會翻倍,但波蘭有限的工業能力限制了它人力資源的利用。它軍事結構和軍事理念的一個特點,就是騎兵占的比重很大,它由1個師和12個獨立旅組成。比起大多數人來,波蘭軍人更快地認識到較小的旅更具機動性,超過了由來已久的師。維持如此之大的騎兵力量,部分原因是因為波蘭的汽車工業弱小,但馬匹充裕,有將近400萬匹馬適合軍用。另外一個原因,則是這個國家的自然環境,密布森林、湖泊和沼澤地,好的道路相對較少。然而,讓事情變得對自己有利,這種傾向也讓波蘭人對自己騎兵的作用估計過高,超過了合理的程度——面對現代機關槍,騎兵是非常脆弱的。騎兵衝鋒的畫面,甚至以英勇的騎兵突擊而獲得戰略決勝,這在波蘭人的軍事頭腦中相當突出,其進攻精神遠較其物質依託強大。 波蘭的邊界很長,綿延近3500英里,相比之下,防守兵力的比例就低,這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建構一個安全防禦體系的困難,所以它就很想以進攻的方式來尋求安全。然而,面對自己鄰國擁有現代武器這個嚴峻事實,這樣做是難以奏效的,那些英勇的騎兵很容易被引入災難。如果波蘭人不搞騎兵衝鋒,謹慎行動,使用他們的自行車,在受到威脅的區域快速散開,形成一個輕機槍網絡,構成火力陷阱,效果會好得多,而地形也有助於阻礙甚至於縛住敵人的進攻。波蘭的公路系統和橋樑,也幸運地不適宜於承載入侵敵方軍隊重裝備的重量。不過,波蘭自己的進攻前景,看來依賴於自己與一個強力鄰國聯合行動的可能性,但即使有這種聯合行動,也不要期待會有十分驚人的戰果,除非是在空中行動的範圍。波蘭空軍打擊的實際效果,能不能超過600挺機關槍的效果,這值得懷疑,他們飛機裝載炸彈的數量並不大,而炸彈的儲備也必然有限。然而,作為俄國的一個共同行動者,作為俄國龐大的轟炸機力量的作戰基地,波蘭將是一個具有重大戰略作用的因素。德國的許多重地都在波蘭近距離打擊的範圍內,柏林自身距離波蘭邊界就只有100英里。 儘管俄國軍隊的龐大規模眾所周知,但遮蓋它的神秘面紗卻讓人們難以獲得必要的數據,也就無法勾勒出基本細節的清晰圖畫或俄軍能力的準確判斷。關於和平時期的紅軍力量,最新官方數字是130萬人,也有估計數字認為實際總數超過了150萬人。受過訓練的後備役人員估計為1100萬。在和平時期的架構中,看來有100個左右的步兵師,34個騎兵裝甲師,還有10個摩托化師作為前沿覆蓋力量。坦克的規模多半是所有軍隊中最大的,據稱有8000輛。它們組成了20個以上的坦克旅,另外還有配屬給步兵的坦克營,據說一個步兵師配一個坦克營。至少是在最近之前,俄國坦克類型在整體上優於歐洲其他國家。就步兵裝備而言,俄國步兵擁有一種輕機槍,其性能優於西班牙戰爭中雙方使用過的許多國家的不同型號輕機槍。不過,俄軍的重機槍過於沉重,他們的步槍以及部分火炮,也都即將過時——如果不是已經過時的話。 俄國空軍的一線力量,估計為4200架飛機左右,包括1200架戰鬥機,800架攻擊地面部隊的俯衝戰鬥機,700架轟炸機,其中許多有很大的飛行半徑。俄國的飛機生產,估計是接近每個月500架,這比除德國之外任何國家去年的產量都要高,但據說只有現在英國飛機工廠所達生產水平的一半。正在服役的各型飛機,大部分的飛行速度,尤其是巨大的四引擎轟炸機,比起西歐各國空軍現在開始使用的飛機來,要慢不少。不過,俄國人已經在過去顯示出能力,能夠生產出一個發展時期內歐洲同類飛機和坦克中最好的產品,他們現在多半還能做到。到目前為止,各國空中力量的質量優勢總是暫時的成就,各個國家都達到一個高峰,然後看著其他國家的新設計投入生產,在一段時間內超過它。 關於蘇聯軍力的「每個人都會問的問題」,是它的效率受到1937年清洗的多大影響?這個問題很難有確切的回答,即使是那些最可能作出判斷的人也是如此。在任何軍隊中,紀律往往會掩蓋裂痕,直到戰爭的考驗來臨。一個處於極權懲戒下的國家,其軍隊的真相就更難發現了。不過,至少可以說,1936年有許多證據表明,比起沙皇軍隊曾有過的水平來,紅軍更具效率,裝備更好。儘管有理由假定大清洗在一段時間內損害了紅軍的效率,但紅軍的體制卻有一種效果:對一支西歐軍隊是致命的東西,對紅軍卻未必比麻疹感染更嚴重。有跡象表明,它現在至少是處在恢復之中。 儘管蘇聯通常是防守比進攻要可怕得多,而且它近來的政策也明顯是非進攻性的,但它目前的軍事理論卻飽浸著進攻精神。紅軍的官方學說,有許多讀來如同蘇沃洛夫(Suvorov)被譯成了現代術語。(2)如果不是因為俄國軍備的明顯進步已被戰爭條件的變化超越,那麼這種進攻學說將比過去半個世紀中任何時候都有更好的實際理由。儘管考慮到與西部相比,東部有大得多的施展餘地,但紅軍的學說中看來仍存在一個大的假設:「降低防禦力量的現代技術手段(尤其是大規模使用的坦克、火炮、飛機和機械化作戰單位),使得有可能組織起對敵方防禦陣地整個長度的同時進攻,隔絕它,完全包圍它,最終摧毀它。」然而,面對德國這樣的敵人——它也有這些現代武器且數量巨大,這種戰略觀念可能就會發現包含了太多一廂情願的想像。 這樣一些觀念,希望可以與一種認識相伴隨,這就是克勞塞維茨所言「現實中的修正」。如果不這樣,在發生戰爭時,這些觀念就可能如同1914年的那些觀念一樣,對攻擊者的危險超過了對其對手的危險。這類觀念對法國陸軍也形成了嚴重的風險,任何信奉它們的英國軍隊也是一樣。受此影響,它們可能衝動地讓法國人在西線發動一場同時的進攻,然而,面對更為強大、長度也更短的防禦陣地,這樣的進攻有可能遭遇到災難性的被擊退。由於這個原因,對於政治家來說,儘管參謀人員談論的進攻傾向為人渴望,但對之要抱有警惕,這才是明智的。在集體安全的組織上,我們必須謹慎,確保戰爭中維持集體安全的方式不出現集體性一廂情願的想像。 * * * (1) 「褐衫隊」即縮寫為SA的衝鋒隊,納粹黨的武裝組織,1921年8月3日成立。隊員穿褐色制服,佩戴卐字袖標。——譯者注 (2) 蘇沃洛夫1799年被沙皇授予俄國大元帥軍銜。他認為:「軍事學術的真諦,是從敵人最要害的部位直接進攻敵人,而不是採取間接的迂迴的方式接敵……只有直接的勇敢的進攻,才能制勝。」——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