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的防衛 · 第3章 《慕尼黑協定》之前的局勢
當回顧從前發生的事情時,人們很容易用今天的眼光來看它們,而不是從當時的實際情況來看。這樣一種傾向,會誤導判斷。「今天的印象」往往不僅遮蔽過去,而且扭曲過去。所以,也不僅僅是作為對我自己印象的核對,本章就以《慕尼黑協定》之前那一年各個階段寫下的筆記構成。
首先是一篇關於「歐洲軍事局勢」的論文,我於1937年12月初提交給參謀學院。
「歐洲今天的政治局勢圍繞著所謂的柏林—羅馬軸心。軍事局勢則可以說圍繞著兩個軸心,一個是戰略性的,一個是戰術性的。要讓它們的性質較為清晰,可以將它們與一輛汽車的兩根車軸進行比照。汽車前進的方向,取決於前軸;汽車是否行走——汽車能不能開動,取決於後軸。
「前軸,或者說戰略之軸,看來與法國邊境的局勢相一致。法國本身是不是一個可能的攻擊目標?或者說任何攻擊都會轉向另外一個方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則依賴於後軸——行動、前進的力量,依賴於進攻能夠得到的打破現代防禦手段所形成之抵抗的力量。
「討論不同的國家以及它們可以做什麼,以此來瀏覽歐洲局勢,這可能是一種頗為有趣的途徑,然而,更好的卻是首先處理一個基本問題,它是任何地方任何行動之可能性的基礎。這個基本問題或許可以概括為『它們不能做什麼的問題』,或者也可以說是進攻的問題。
「和平時期,各國準備軍力主要是為了戰爭開始時可能出現的情況。所以,把我們對會出現什麼情況的假設,放在上次戰爭結束時的主導條件上,就是謬誤的。當時是德國軍隊被飢餓和彈藥短缺折磨——這兩者都因我們的封鎖而起,德國人因自己的攻勢起不到任何決定作用而沮喪,前因後果的綜合作用導致了國內的道德崩潰。即使如此,我們也要注意到,在1918年10月底,英軍總司令也承認:『德國在軍事上並沒有崩潰。最後幾周中,它的軍隊撤離了戰鬥,秩序井然。』的確,停戰把盟國從供應問題中解救出來,也把德國從抵抗問題中解救出來。盟國得到了幾周時間,能夠重新組織自己的『尾巴』,足以發動對萊茵河的『和平進軍』。
「所以,進行考察,上次戰爭結束時的條件並不支持對進攻力量的堅信,哪怕是處在最為有利的條件下,在戰略上和戰術上都是如此。它們與另一場戰爭開始時的條件沒有關係。
「德國1914年進攻開始時的成功——直至它在馬恩河的潰敗,對於另一場戰爭開始時可能出現的情況,並不是一個靠譜的指導。1914—1918年的主要阻擊武器——機關槍,開始時在戰場上的數量很少,而今天使用的其他主要武器,絕大多數當時都不存在。要從經驗中獲取可靠證據,最管用的是關注那場戰爭的『中後期』性質——到了中後期,武器的發展較為成熟了,哪怕不是在程度上,在種類上也最接近於今天的軍備狀態。
「在這一階段,最為成功的進攻——是就其直接效果而言,不是講最終效果(最終效果對攻擊一方是毀滅性的),就是1918年3月德國人的進攻。這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了大霧的意外幫助。西線每一次取得任何成功的進攻,幾乎都有霧,這一點很重要。很是奇怪,在官方的軍事研究中,這樣一個基本因素從未引起過注意。霧的最大作用,就是讓敵方的機關槍變得盲目。然而,軍事政策不能依賴這樣的偶然性。一種可能的替代物就是大量製造人工煙霧。不過,過於依賴它也不明智,要防止這個優勢被能夠驅散或穿透煙霧的新手段克服。另一種可能的替代手段就是用黑夜來掩護進攻,但防守者也會發現很容易解決這個問題,把黑夜變成白晝。即使有霧和新的進攻技術的幫助,德國人也仍然需要在力量上占很大優勢,才能讓進攻奏效——在一定程度上奏效。在他們的資源允許他們發動進攻的那60英里前線上,他們數量上的優勢幾乎達到了3∶1。順便提一句,可以補充的是:我們自己官方歷史的結論也認為,『衝突雙方在技術、決心和勇氣上為同等狀態,數量要達到3∶1,才能決定性地扭轉局面』。
「我們也要考慮上次戰爭以來的技術發展。1914—1918年,機關槍在阻止進攻上起到了最大的作用。現在,所有軍隊中,配備輕重機關槍的比例都大大提高了。坦克得到了改進,數量也增加了,但反坦克武器的發展更為迅速,而且更為便宜,可以更快地增加。機械化和摩托化加快了進軍,但這對防守的幫助更大——任何受到威脅的地點,都可以快速送去機關槍和反坦克炮。空中行動可以阻礙敵方後備部隊的到達,但只要守方在空中力量上哪怕是相等,它阻擋進攻者就較為容易,因為進攻者要想將開始時的成功持續下去,就需要更多的後備部隊,也就提供了空中打擊的更大目標。瓜達拉哈拉的『佛朗哥—義大利大進攻』的潰敗,就是近年來的一個例子。(1)
「總之,進攻的問題涉及雙方力量性質和數量的關係,涉及它們的空間密度。進攻要有足夠的把握,看來就需要接近於3比1的優勢。否則就很容易形成僵局。當然,這個優勢不再是單純人數上的,而是「火力單位」上的。如同義大利人在阿比西尼亞表現出來的那樣,也如同日本人不那麼明顯地在中國表現出來的,裝備精良的軍隊對付裝備低劣的軍隊,優勢已是前所未有之大。
「然而,所有大國的力量,以及歐洲大多數較小國家的力量,在武器裝備上卻是差別不大,所以它們的火力單位是較為接近的。因此,如果它們陷入彼此爭鬥,要打破僵局的話,看來至少就需要我上面所說的那種力量對比優勢。
「如果某個國家能夠生產出新的手段,讓所有敵手都癱瘓,上述推論就要改變,不過現在尚無必要擔心會出現這種完全的技術創新。同樣,如果空間的力量密度讓進攻者有足夠的迴旋餘地,可以通過對防守者後方形成威脅並維持下去,從而改變力量的有效對比,那麼,它所需要的力量優勢就不必這麼大了。但即使這樣,機械化和空中速度也大大地縮小了空間,這樣的調動更為困難了,也更容易受挫了。
「現在,我們從軍事局勢的戰術之軸轉向它的戰略之軸。對此進行考察,最好的辦法就是從中心開始,朝外展開。
「中心就是法德邊界。對於那些擔心德國想要突破邊界的人來說,不妨回憶一下1879年時老毛奇曾經得出一個結論,認為隨著法國防禦工事的發展,想在西部嘗試進攻已經不現實了。10年之後,他的繼任者重新審視這個問題,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當德國一方的瓦德西(Waldersee)被施里芬(Schlieffen)取代後,這個結論更新了。施里芬讓政策為戰略服務,決定以打破比利時中立地位的方式來繞開軍事障礙。
「這個計劃在1914年獲得了成功——雖然只到馬恩河為止。如果不是法國人耗費自身力量,愚蠢地發動了一場突破德國邊界,然而卻忽略了向比利時增援的災難性進攻,德國人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於是,德國人得以從一個原本他們會被阻止的瓶頸里冒了出來。
「今天,德國對法國邊界的進攻會遇到萊茵河和馬其諾防線的阻擋,法國人的抵擋力量因有了機械化的快速增援而得到加強。想通過比利時再來一次側進,不僅需要克服防禦的現代優勢,而且要跨越一系列水面,對於主要依賴快速行進之機會的機械化部隊來說,這些是很大的障礙。穿越瑞士的迂迴,也要克服更多的障礙,瑞士的防守比起1914年來準備得更好,調動起來更快。
「如果我們相信德國參謀部能夠意識到現實,那麼德國在西部認真發動攻勢的可能性就更可懷疑了。就我對德國陸軍元帥馮·布隆貝爾格(von Blomberg)的了解而言,他遠比絕大多數歐洲軍事首領早得多地清醒認識到了防禦的優勢。而且,即使德國軍隊的主體可以集中於西部,但仍然遠遠達不到3比1的優勢,除非法國軍力被抽走一大部分。
「在討論這種可能性之前,不妨先來考察一下德國其他的進攻可能性。捷克斯洛伐克是一個明顯目標。如果德國人能夠集中力量對付它,靠著兵力調動的空間,就可能接近於達到所需要的優勢。然而,如通常人們想的那樣,低估捷克斯洛伐克的抵抗能力,這是不明智的。捷克斯洛伐克軍隊訓練有素,看來也有大量的新式裝備。在很大程度上這要看德國是否敢於充分利用自己的迴旋餘地,打掉位於捷克斯洛伐克腰部的奧得河防線,形成切斷這個國家、包抄波希米亞防線的威脅。形成這樣一條進攻線,德國力量就將把自己的西里亞西(Silesian)補給線暴露給了一種潛在的致命打擊,這來自波蘭。德國人是否敢於冒這個險,這值得懷疑,除非能夠確保波蘭的協助,至少是波蘭仁慈的中立。直接進攻布拉格,會是一個慢得多的過程。
「對於捷克斯洛伐克所需要的快速,從而也更有價值的空中援助,俄國可能負擔得起。然而,任何地面增援的可能性,卻依賴於捷克斯洛伐克那些鄰國的默許,尤其是那些領土交織的國家。在今天的政治局勢中,很難想像波蘭會允許俄國軍隊從它境內通過,想要強行通過的任何企圖,結果多半是俄國軍隊被阻止,而不是給捷克斯洛伐克帶去救援。羅馬尼亞的同意,以及它自身提供幫助,都是很值得懷疑的。哪怕近來這些趨勢反轉,羅馬尼亞變得願意提供幫助,或者是允許俄國派出救援,要取得實際成效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賴於匈牙利的態度。羅馬尼亞和俄國增援與補給抵達捷克斯洛伐克的那條鐵路——那條單線,大約有50英里是沿著匈牙利邊境。所以,它很容易被截斷。捷克斯洛伐克人近來採取措施以避免這種風險,在更遠的北邊建造供汽車用的公路,不像鐵路那樣暴露給匈牙利人。羅塞尼亞(Ruthenia)(2)作為一個整體,構成了一條地理和戰略上的走廊。它本身可以安全地擋住匈牙利軍隊,但如果德國軍隊可以使用匈牙利的公路和鐵路來進行這個方向的打擊,那麼就很難守住了。
「除了俄國,捷克斯洛伐克尋找幫助的主要來源是在西邊。雖然不應低估法國所作承諾以及近來重申的政治重要性,但有必要考慮到完成這些承諾過程中的那些軍事困難。不僅是地理上的分隔阻止了直接救援,而且,面對攻擊時任何地方都會遇到的戰術障礙,也會限制間接幫助的價值。如果說,對德國人而言,西部的進攻將是一場沒有希望的冒險,那麼,對於法國來講,前景也好不了多少。我設想德國人對此會最為喜歡——作為一個設下陷阱的機會,造成一場災難,這會超過法國1914年遭受過的災難。法國人通過進攻的威脅,再加上空中的騷擾行動,也可以提供同樣多的幫助,但風險較小。只要這種威脅懸在德國人頭上,他們就不得不在萊茵蘭(the Rheinland)保留大量部隊。不過,在使法國人遭受重大挫敗之後,他們可以將這些部隊釋放出去一部分。
「不幸的是,法國的防守問題近來又因南方邊境的發展而複雜了。我不太關心義大利入侵的可能性。自然障礙極大,尤其是當大批部隊在山區狹谷擠成一團時,空中反擊會找到它最為奏效的目標。不過,義大利的這種威脅會迫使法國維持最低限度的必要軍力來預防它,由於邊境的長度,這個最低限度也會達到相當大的軍力程度。同樣的思考,也可用於佛朗哥主義的西班牙造成威脅這種新的可能性之上。即使放在這裡的最低限度的力量只需較少部隊,但必須提供兩支軍隊的這個事實卻不能改變。
「除此之外,還有法國現在在使用自己可用兵力上遇到的障礙。在地中海地區,義大利的存在,已是它潛在的敵人而非盟友。利比亞的義大利部隊,是對埃及的威脅,或者說更為可能的是威脅突尼西亞。在埃及和突尼西亞,都需要有足夠的軍力來對付這支力量——很難說它會沖向哪個國家。西屬摩洛哥,也出現了導致可用於法國本土的法國非洲力量新的分散的可能性。而且,還有新的懷疑:即使這些軍力可以抽調出來,但能不能帶到法國去呢?它們的運送,如同我們自己穿越地中海地區的海上運輸一樣,都潛在地受到義大利海上和空中力量的威脅。在目前的情況下,這些威脅可以用英國艦隊和法國艦隊的聯合,加上它們的飛機資源來遏制。然而,如果西班牙被一個與義大利結盟的政權控制,哪怕僅僅是戰術上有利於義大利,這種遏制的可能性也會變得很小了。佛朗哥曾保證西班牙不會將領土割讓給義大利或德國,以換取英法在當前戰爭中的幫助。對此,沒有必要懷疑。然而,單是西班牙的巴利阿里群島(the Balearics)或大陸上那些海軍和空軍基地讓德意得以利用,就非常危險。如果來自大陸的炮火,尤其是機動炮兵威脅到直布羅陀的錨地,局勢就會變得更為糟糕。如果我們讓自己對西班牙衝突中某一方或許會有的同情,遮蔽了我們的眼睛,看不到那些危及英帝國和法國的戰略危險,那就是愚蠢的。無疑,這就是主要危險所在,而且還可能發展。
「最後,我來談談歐洲目前軍事形勢對我們自己軍事政策的影響。到現在為止,我們的軍事政策仍然由1914年的觀念來支配,也就是把我們的地面力量派往法國。這種地面力量仍然以1914年的模式來組建:4個步兵師和1個機動師。然而,如果我們充分考慮『後軸』——也就是防守的優勢,派出這支力量渡過英吉利海峽,參與法國的進攻,就很愚蠢了。這是在不可能之事上的浪費。研究『後軸』也會發現,在維持法國邊界的完整性上,是否需要我們那點小小的貢獻,也值得懷疑。
「相比之下,在大英帝國的防禦上,我們的軍隊有著清晰得多的用武之地,也就是去加強我們在海外領地正常維持的最低限度的駐防部隊。印度可能被保障過度了,儘管情況已經有了巨大改變,部隊的機動性也已增加,但那裡的駐防部隊仍然幾乎與印度叛亂( the Indian Mutiny)之後一樣多。然而,我們的其他海外領地卻是保障不足。由於託管或其他途徑,我們海外領地增加很多,但駐防部隊卻沒有相應比例的增加。現在,一些新的風險出現了。除了我們在直布羅陀和馬耳他的海軍基地受到的威脅,我們還要考慮來自義大利從占領的利比亞向埃及進攻,來自義大利從占領的東非向蘇丹、索馬利蘭和肯尼亞進攻的可能性,還有巴勒斯坦、伊拉克和葉門出現麻煩,甚至是更為糟糕的受到攻擊的可能性。朝更遠的東方看,我們在香港和新加坡的駐防部隊也遇到了新的風險。英帝國現處在痛苦之中,承受著被雙向拉伸的痛苦。
「想要充分地保衛這些領地,我們需要大得多的力量,遠遠超過了現在陸軍所能提供的,或者說超過了在不危及我們海上和空中基本優勢的前提下可以做到的。在危險地點最多的中東,如果用規模適宜、機動性強的機械化部隊替代目前這種笨重的步兵部隊,駐兵的需要可以減少。然而,即使我們用機械化部隊與步兵的新比例,在國內重建了可以派往海外的遠征部隊,如果能從其中抽取一部分派到法國,那也是僥倖了。這樣一部分,如果用現在的模式來組織的話,不過是杯水車薪。不過,一兩個機械化師的增援卻可以大大增加法國用來機動防禦和反擊的資源,所以,就可以讓法國較為從容地對付敵方出其不意的突襲。
「總之,到現在為止,我們的軍事政策一直由1914年的印象來支配。於是,它就本能地集中於以一種不適宜的方式來準備我們軍力的主體,用於跨過英吉利海峽的可疑應急。這樣做的後果,就意味著英帝國的防守在其他地方過分弱化。面對軍力重組和重新分配的急迫需要,人們一直遲疑,人們有一個辯解:這些涉及的組織變革過於龐大,無法考慮。然而,隨著高層展望的改變,現在我們或許可以期待這種需求會得到正視和滿足了。」
提交了這篇論文後不久,我又向議會下院的一個委員會重申了我對局勢的這種理解。我的闡述如下:
「對歐洲軍事局勢的這番縱覽,展現了一幅暗淡的畫面。它足以展示出那些和平國家業已喪失的戰略優勢,因遲疑於在維持集體安全上承擔風險,從而招致了一個何等不安全的狀況。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放棄這種相互保障就會好一些,也不意味著要去恢復那個局面已經過遲。一方面,捷克斯洛伐克危險局勢的惡化非常明顯,去幫助它的困難也在增加;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看到德國現在資源的不足,以及那些有可能以一場漫長鬥爭與德國對抗的國家所具有的天然優勢。今天,在陸地作戰,哪怕是面對數量多得多的敵人,只要有足夠的手段在空中支援自己,一支軍隊也可堅守,這種技術因素也要考慮到。捷克斯洛伐克如果獲得足夠的飛機支援來滿足這個條件,它就可能很長時間地獨自抵抗德國人,『內線』作戰這個事實也有利於它。
「而且,捷克斯洛伐克是否會成為德國的下一個目標,這至少只是一種推測。即使從『強權政治』(machtpolitik)的角度來看,德國的攫取以穿過匈牙利和羅馬尼亞而朝向黑海為目標,這對它也要有利一些。這樣的進軍,更多地具有政治—經濟特徵,而不是軍事特徵。以這種間接方式,德國可以『包抄』捷克斯洛伐克,削弱它的抵抗能力。考慮到這種可能性,隨之而來的下一個問題就是:匈牙利和羅馬尼亞是否也願意加入,成為被利用者?這從來都不是令人愉快的前景,尤其是當主導國家對那些弱小夥伴的從屬性有很強要求時,更是如此。考慮到自己面臨的最終危險,這兩個國家必然會計算代價,權衡加入一個中歐共同防禦條約,保護它們的利益和獨立的這種可能性。對於那些侵略計劃而言,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聯合起來,就會成為一個令人生畏的障礙,從而形成強有力的威懾。這將足以減緩一些大國的疑慮,它們現在仍然堅守國聯,以確保從一些更為強大的力量那裡獲得支持。對於任何人來說,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或看不到今天這種或者是團結起來求生,或者是被單獨吊死的必然選擇,已經不再可能了。
「一旦看到共同保障有了這樣的復興,整個軍事畫面就會改變。要認識到這一點,我們將今天的軍事畫面與1914年的軍事畫面進行比較即可。儘管德國的重整軍備令人印象深刻,但它的陸軍還沒有達到它在1914年時的條件下有過的那種強度,它的海軍則更弱得多。比起1914年它與奧匈帝國結盟所獲得的力量來,它靠兼併奧地利所獲得的軍事力量也要弱得多。如果義大利成為盟友,那麼義大利在地中海地區的牽制能力,或許可視為彌補了奧地利力量的減少。即使如此,這個結盟的整體力量也很難比得上1914年德奧土聯盟的軍事價值。
「另一方面,法國軍力大致可視為與1914年時相同,但如果義大利成為敵對方,為了滿足南部邊境的需要,就必須朝那邊派兵。就英國軍力而言,它的海軍比1914年時強大了;陸軍則沒有如此強大,但由於條件改變,不再那麼需要去支援法國的防守了;空軍提供了強大得多的干預手段,在戰爭早期可以影響其範圍,這些超過了英國1914年所能提供的任何東西。俄國陸軍可能比1914年時強大,但它在進入德國領土上的戰略困難卻阻礙了它。不過,俄國巨大的空軍力量不僅是一種新的手段,而且可以是一種遠為強大的威脅,超過了上次戰爭中發展起來的。捷克斯洛伐克的軍力和牽制力量,要比1914年時塞爾維亞的力量大一些,即使是它的孤立,也沒有當時的塞爾維亞那樣明顯。
「即使這樣來計算可以投入到戰略平衡上的這些力量,要對付勾勒出來的那種侵略,同當時協約國的力量相比,也不算是不利的。它們的弱處主要是戰略上的,但它們現在能夠受益於現代防守力量的大大增強。如果能夠加上匈牙利、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的力量,這個平衡將嚴重不利於侵略者的成功。如果波蘭也加入這個保障體系,那就更是如此。由於波蘭目前岌岌可危的處境,它也會因此大大受益。義大利參與另外一方——即使是今天,這也絕非必然,所以也就未必如此,它選擇道路總是在相對的機會和前景上進行精明的計算。由於這個牽制,一場歐洲戰爭就變得很不確定了。避免這場戰爭的機會,不靠理想主義,而靠現實主義,靠一種深刻的現實主義,比那些宣稱現實主義者表現得更為深刻。」
接下來這份紀要,我於1938年3月13日提交給陸軍大臣,正是德國占領奧地利後的第二天。
「歐洲越來越不是一個政治問題,越來越是一個軍事問題。不管我們說什麼,如果我們看不到我們應該致力於保衛捷克斯洛伐克,那我們就是盲目的,因為法國剛剛做了這種再次保證,表明它認識到自己的軍事形勢,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捷克斯洛伐克干擾德國在西部集中兵力的作用,我們再也不能冒與法國分離之險了。
「由於德國兼併了奧地利,柏林—羅馬軸心在軍事上得到加強的程度,很可能超過了由此引起的任何政治緊張。布倫納山口(the Brenner)(3)是一處堅固的邊界。捷克斯洛伐克的防守變得困難多了。除了我們已經作出的保證,維持奧地利的完整,這是法國、英國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確切利益。然而,從軍事上看,如果沒有義大利的合作,這些國家任何一個想要幫助奧地利都是不可能的。現在,處於不利因素大大增多的情況下,不管願意不願意,我們都必須考慮:在軍事上加強捷克斯洛伐克,我們能做什麼?
「不過,軍事上的關鍵並不在捷克斯洛伐克,而在西班牙。如同我18個月來一直指出的那樣,德意對西班牙的支配,對於德意在與英法的戰爭中成功會提供很大幫助。任何看不到佛朗哥現在取勝會導致這種支配的人,都是盲目的。從軍事上說,比起德國和義大利去確保佛朗哥的勝利,由我們來阻止他取勝,這事容易得多。牌仍然在我們手中——在佛朗哥及其盟友弄到西班牙的東海岸之前,牌一直在我們手中。如果那個局面出現,我們可能就輸掉了整個牌局。
「認識到一個事實——德國和義大利顯然在繼續違反不干預,允許西班牙政府以名義價格購買足夠的物質資源來恢復力量平衡,我們就應該去防止這場牌局的致命轉折。如果德國和義大利以大量增加它們早就在運送的物資來回應,在這場競爭中,比起它們來,法國和英國處在更為有利的戰略位置上,因為這樣德意就會把軍事資源鎖定在一個潛在的孤立劇場中。如果它們膽敢把自己的對手壓迫至交戰之點,我們就將以防守的所有優勢來戰鬥,在戰略地理位置更為有利的情況下戰鬥,超過了一旦西班牙被征服後我們所能期待的。基於這些理由,風險看來就小於可以預見的任何其他事件所具有的風險。」
兩天之後,我又寫了這份「進一步的說明」,並隨後在各種公共演說中作了相應闡述:
「那些談論防止另一場大戰的人,已經落伍20個月了。20世紀的第二次大戰已在1936年7月開始,它是受日本和義大利無視國聯,發展出『偽裝起來的戰爭』的新技術,分別於中國東北和阿比西尼亞斬獲之經驗的鼓勵而開始的。義大利用飛機直接幫助佛朗哥,德國用戰艦間接幫助——運送佛朗哥的軍隊從非洲穿越大海前往西班牙,這些就是現在這場戰爭的最初行動。在這個戰爭劇場中,隨後遠東發生的事情,現在中歐正發生的事情,是戰爭中人們熟悉的一個階段——主要打擊之前移動位置——的現代版本。
「從現代軍事觀點——它們經常在這些國家的戰爭論文中得到表述——來看,這些事件很自然地構成了戰略行動的組合。我們在英國之所以未能看出這場『進行之中的戰爭』,要歸咎於一個事實:我們仍然是政治性地考慮,而那些獨裁國家已經是軍事考慮了。
「這是戰爭的最便宜方式:在某個具有普遍戰略重要性的小國中,只需要用你們資源的極小部分來確保你們選擇支持的那一方獲得成功。這個方式的確是英國傳統戰略的現代發展。17世紀和18世紀,在與大陸對手的爭鬥中,英國曾那樣成功地利用過這種傳統戰略。『模仿是最真誠的奉承方式』,不過,對於我們來說,模仿傳統戰略也極嚴峻。
「這場『新大戰』中現在顯示出來的形勢,看來是敵人不需要一場戰鬥就將獲得決定性的得分。在最為關鍵的方向上,我們沒有作嚴肅的努力去阻止它。
「在這種現代戰爭中,武器裝備項目只屬於大的戰術方面,如果你在戰略上被擊敗,那些都是徒勞。我們一直在冒這種風險。」
就在這同一周,我又對我們現在在地中海西部和中歐面臨的問題作了新的研究,其結論以兩篇較長的紀要表述出來。第一篇紀要,從我們的戰略條件和西班牙政治趨勢的角度,考察西班牙的外國干預問題:
地中海西部
「外交政策依賴于堅實的戰略基礎。在這個問題上所忽略的任何裂縫,都有可能在壓力之下導致整個結構的崩潰。所以,對於一個國家來說,在關於政策的所有考慮中,至關重要的就是:對於會影響到國家事務的戰略條件,要儘可能清晰地看到。
「英國情況的關鍵條件是什麼?每個國家都依賴食物而生存,英國主要依賴來自海外的食物。所以,只要這種不幸的條件存在,由於缺乏國內資源,海上交通的保持就是優先重要的,甚至超過了保衛我們城市免受空襲。英帝國的存留——如果這可能的話,更是依賴海上交通的保持,它把大英帝國與英國聯結起來。
「這就是為什麼處在現代戰爭條件下——對海上交通的持續干擾範圍大大增加了,單是由於地理上的鄰近,我們的安全就與法國的安全相互連接起來的原因。所以,我們的政策就要與法國的政策密切相關,無論我們喜歡還是不喜歡,它的風險就是我們的風險。
「伊比利亞半島的位置及其處置,對我們也同樣重要。現代武器在速度和範圍上的增長,尤其是飛機,使得地中海在戰略上成了一條2000英里長的『運河』——從塞得港到直布羅陀的運河。上次戰爭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地中海地區雖只有潛艇作戰的小股力量——任何時候都很少超過五六艘潛艇,但這裡的商業破壞率非常之高。它們之中的一艘,就獲得了50萬噸海運貨物的總『斬獲』。德國海軍史,就驕傲於地中海行動所提供的『異乎尋常的可能性』。然而,這些行動還是潛艇從自己的國內基地出發,航行漫長距離來執行的,要穿越危險的不列顛群島通道,在地中海地區也缺乏方便的基地,這都是一些巨大的困難,但卻取得了那樣的收穫。
「今天,潛艇的數量已經成倍增加,新型高速魚雷也發展出來了,飛機的飛行範圍大大增加了。而且,我們現在還面對一種危險的可能性:如果義大利成了敵人,對海上交通的這些威脅就會從靠近海上通道的基地前來作戰。如果西班牙也站在了相反的一方,它的海軍基地和空軍基地都為敵人所用,情況就會更為糟糕。對於西班牙來說,靠著它的地理位置,就構成了這條『地中海運河』的西端閘門。
「這意味著什麼,我們要心中有數。首先,直布羅陀作為一個海軍基地是不可行的。由於海底急劇傾斜,那裡的錨地狹窄,如果處在敵對的西班牙海岸炮火控制之下,我們的船隻無法使用。如果有一些移動炮台被突然帶到那裡,就足以讓它不能使用。這樣,在英國與埃及亞歷山大港之間,長達3000英里的距離,我們就沒有自己安全的海軍基地了。與這個事實相比較,次一等的問題就是:我們的船隻是否能夠穿越直布羅陀海峽,進入和駛出地中海?同樣,西班牙東海岸和巴利阿里群島的空軍和海軍基地,可能會為我們的敵人所用,單是這個可能性就使得維持我們的海上交通穿越地中海,甚至維持我們在地中海的力量,都變得很困難了。對於法國與其非洲殖民地的聯繫來說,至少也是同樣的危險。
「風險還不止於這些。前往東方的另一條路要繞過好望角,如果敵方的潛艇和飛機能夠從西班牙西北和西南海岸出發來作戰,那麼連通往英國的海上通道也會陷於危險。如果敵人使用加那利群島,這種威脅還會延伸。所以,從戰略觀點看,目前爭鬥的政治結果不是、也不可能是對我們無關緊要之事。一個友好的西班牙是我們想要得到的,一個中立的西班牙對我們至關重要。
「這樣,我們對局勢的戰略綜覽就有了一個結論:以承擔歷史責任來控制政治方向,這是明智的。英國抱有一種希望:如果現在這場爭鬥以對佛朗哥將軍的力量有利而結束,勝利者會駁回那些曾幫助過它的國家的要求,它在重建上的經濟援助需要,會導致它回到我們的懷抱。這種希望有足夠的理由嗎?當我們回溯近年的西班牙歷史,就會發現,很不幸,那些支持佛朗哥將軍叛亂的階級,已經在上次戰爭中總體展現出鮮明的親德傾向。
「對《泰晤士報》上那些文件的研究,提供了這一點上的豐富證據。早在1914年9月24日,《泰晤士報》就記載,與共和派的媒體形成對照,『卡洛斯派(the Carlist)(4)和天主教徒的報紙,很自然地傾向於德國利益,這以與自由主義殊死搏鬥中的專制原則體現出來。』一年之後,《泰晤士報》注意到,許多西班牙自由派和『所有的共和派』都同情盟國,而軍方卻『顯然親德』,那些反動派別『與我們的敵人共同奮鬥』。1916年10月,它發表了一篇西班牙局勢的長篇分析,由約翰·沃爾特先生署名,他注意到媒體已經成為『德國人手中極為有效的工具』。這篇文章認為,西班牙的報紙表明『教會、卡洛斯派和各種反動力量』欣然接受了德國資助,『在暴力和資源上正在增長』,與此同時,即使是溫和的自由派—穩健派報紙,也被『拖入崇拜德國的潮流之中』。
「然而,激進派報紙則是『坦率地支持英國和法國』。他提到,總體而言,『對盟國的最強烈同情,在激進自由派、共和派和社會主義者中可以找到』。1917年秋天對於盟國至關重要,《泰晤士報》談到了小報的盛行,有一些完全由德國人掌握,其他的也得到了教會的大力資助,『它們一起行動,帶著持續的敵意誹謗英國和英國人,展現出目的和控制上明顯的一致』。
「對於一個具有歷史頭腦的旁觀者來說,如果希望目前這場戰爭中從德國接受了所有這些幫助的這些派別,戰後會忘恩負義地反轉自己的態度,那就是走到了輕信受騙的邊緣。英國政府一直小心翼翼,避免表現出對共和派政府的同情,但仍然難以防止一再出現的『為赤色分子服務』的指控。早在1937年4月,凱波·德·利亞諾(Queipo de Llano)將軍就在一次無線電廣播中公開了他的想法。他宣稱:『我們的勝利將會確立英國的倒下。』儘管他比其他人要輕率,有些人願意去想像他這種態度沒有代表性,但仍然有許多直接證據,以及更多的反面證據,讓願意這樣想像的人感覺不安。
「而且,對鞏固內戰勝利這個問題的戰略思考,鮮明揭示出:如果贏了,除了感情和感謝的紐帶,佛朗哥將軍還將繼續需要德國的武器和組織,以維持他的控制。控制一個國家的技術,一旦其統治建立起來,在今天就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發達、更為有效,而這要依賴專門的人員和材料。佛朗哥將軍看來不太能夠從西班牙資源中弄到所需要的東西。哪怕他只是借用外國顧問,但歷史也提醒我們一個德國軍事代表團所能發揮的巨大影響——1914年,在不利情況下,它也把土耳其拉入反對我們的戰爭之中。
「忽視佛朗哥將軍所採納的長槍黨(the Falangists)計劃中某些要點的意味,這也是愚蠢的。他們這樣說:『我們有帝國的意志』,『我們的武裝力量必須足以確保西班牙……成為世界領導者,這是它應該得到的。軍人的人生觀將塑造西班牙的存在』。『我們的國家將成為一部極權主義的機器。』『每個人都要接受軍事預備教育。』總之,希望一個佛朗哥主義的西班牙不變成它目前那些幫助者手中的戰略槓桿,這個希望實現的可能性是相當渺茫的,而它成為這種槓桿的嚴重危險卻是確定的。」
我3月21日的第二份紀要,想努力提出一些引導性意見,用於我們對德國威脅捷克斯洛伐克應採取何種態度,這就是從1914年的經歷中吸取教訓。
1914年和1938年的中立問題
「對於針對捷克斯洛伐克的任何侵略,我們事先應採取什麼態度,這個問題導出另外一個問題:我們明確表明自己的態度,對1914年7月戰爭的轉移可能起到了什麼作用?這個問題引發人們去重新考察關於那場戰爭起源的文檔。
「從早已確定的德國戰爭計劃的性質,以及它故意侵犯比利時的中立來看,有一點很明顯,這就是德軍總參謀部對英國進行干預的可能性已有預料,但它只考慮迫在眉睫的軍事風險,不因這種可能性而止步。很明顯,最初構思了這個計劃的施里芬伯爵,想到了一支10萬人的英國遠征軍『與法國並肩作戰』;另一方面,在這個計劃就要去執行的那些日子裡,施里芬的繼任者毛奇卻相信英國會保持中立。這個想法與德國皇帝、首相和外交大臣都相信的想法是一致的。他們相信英國會袖手旁觀的傾向,因英國報界,尤其是支持政府的那些機構的調子,以及在倫敦的德國人的報道而加固。巴林(Ballin)就依據自己7月23日與格雷(Grey)和霍爾丹(Haldane)一起吃飯時的印象寫了這樣一篇報道。德國駐英大使利希洛斯基(Lichnowsky)也依據自己7月24日與格雷的談話得出了類似的結論,儘管他第二天就以一個警告——拒絕格雷的調停提議會有危險——而對此作了限制。7月26日,普魯士的亨利親王(Prince Henry of Prussia)報告說,在他與英國國王的交談中,後者說『我們將盡全力置身事外,我們將保持中立』。亨利親王補充說,他本人『相信英國會保持中立』——至少在一段時間內。這份報告,儘管只表明了亨利親王的印象,但看來對德國皇帝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27日,奧地利政府得到自己駐德大使的一份電報,這份電報傳達了德國政府想保持英國『在電線上』左右搖擺的願望,但沒有任何真想抑制奧地利對塞爾維亞採取行動的暗示。第二天上午,奧地利皇帝簽署了對塞爾維亞的開戰宣言。德國政府的第一份警示信息也在這一天發往維也納,但已經太遲了。
「7月29日,德國駐英大使利希洛斯基報告了自己與格雷的會談,格雷在會談中說,如果德國和法國不捲入,英國也不會幹預,但又補充警告說:『如果事態發展到我們認為英國的利益要求我們進行干預,我們會馬上干預……』如果說這個警告仍然有些含糊,但它足以引發對英國中立的第一波懷疑了。德國皇帝怒斥格雷為『卑鄙的騙子』,斥責英國國王做了『最惡劣的欺騙』。然而,實際效果卻是德國首相給維也納發了一系列電報,勸誡奧地利人緩和對格雷調停提議的反對態度,以免奧地利人把德國拉入戰爭,處於不利地位。這一天晚些時候,他見了英國大使,討價還價,想達到英國在德國與法國交戰時保證中立的結果。格雷斷然拒絕作出任何這樣的保證,但也沒有任何英國將支持法國的明確表示。——英國內閣的意見分歧很大。東部的事態當時發展太快,已經來不及拯救和平了,但英國可能進行干預的遏制效應,體現於德國皇帝在簽署8月1日的總動員令時的遲疑,他還下令延遲了德國軍隊跨越盧森堡和法國邊界的進軍。對此,毛奇是這樣記載的:『這對我是巨大打擊,就像什麼東西打在我心臟上。』
「雖然沒有一個結論是百分之百確定的,但這些證據的總體傾向卻顯示了一種強烈的可能性:英國意圖的清晰表達——如果它可以做到的話,會以推動德國政府及時約束奧地利的方式而阻止那場戰爭。馮·提爾皮茨(von Tirpitz)海軍元帥的回憶錄中表達了這個觀點:『格雷原本可以維持住和平,如果他讓德國首相貝特曼(Bethmann)及時明白在奧地利與塞爾維亞衝突蔓延時英國會是什麼態度的話。格雷的沉默強化了柏林主戰派的態度。』奧地利大使7月27日給維也納寫了一封信,由於信中的話是事件發生之前而非之後所寫,就更富有意味。這封信傳達了德國政府的觀點:『最為重要的就是:目前時刻,英國不能與俄國和法國聯合起來。』
「由這些證據而來的普遍印象就是:德國人顯然關注於防止我們馬上加入到反對他們的戰爭中,同時又準備看到我們在後面的階段被拉入。他們指望,到了那個時候,自己已經在比利時和法國北部占領如此深入的地盤,不僅對法國人有了決定性的優勢,而且處於一個能夠使我們有效干預的能力失效的位置。
「這個結論對今天的問題有明確的影響。在戰爭的頭幾天,由於行動的加速,這個問題可能變得更加重要。我們必須面對一個事實:不管我們喜歡還是不喜歡,法國已經承諾援助捷克斯洛伐克——它覺得在東部有捷克斯洛伐克對德國力量的牽制,不讓德國力量集中到西部,這對法國至關重要。從實際層面看,我們的安全與法國的安全息息相關。就空中力量至關重要的平衡而言,空中戰鬥的頭幾天可能非常關鍵。基於這一點,我們能承受這樣一種風險嗎?在法國的空中力量可能被打癱,它的軍事工業被粉碎之時,綁住我們的手——或者說我們的空中力量?」
儘管有許多討論,5月的德—捷危機也給出了明確無誤的警告,但就英國在德國試圖用武力達到要求的這個事件中的態度而言,英國還是沒有得出應有的結論。占主導地位的還是等待事情的發展,希望出現最好的結果。如同那些沒有澄清自己對這個問題之態度的人一樣,也沒有明確表達的英國態度傳遞給德國,或者是傳遞給那些在抵制武力解決上可能合作的國家。所以,幾個月的時間被浪費了,而德國與捷克斯洛伐克之間的緊張在加劇。即使是在朗西曼(Runciman)使團被派往布拉格,到那裡去扮演拔河比賽中間那塊手帕的角色之前,德國外交官們就已經對倫敦的有影響部門清楚表明:任何解決方案,如果不能讓捷克斯洛伐克的軍事力量癱瘓,從而掃清通往巴爾幹半島的道路,德國就不會滿意。
9月初,局勢到了緊要關頭,幾個方面的人士問我在軍事上對局勢怎樣看,於是我寫了下面這篇文章。
我對現正在威脅人們的這場戰爭的看法
「如果德國通過它現在擁有的奧地利而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它就有了一個從維也納方向朝北打擊捷克斯洛伐克腹部的機會,也就是布拉迪斯拉發(Bratislava)與布爾諾(Brno)之間的摩拉維亞人地區。這是它進軍最有威脅的方向。在這一區域,戰爭頭幾天獲得的進展,有可能對整個局勢產生深遠影響。
「如果在這個打擊取得決定性的深入突破之前阻止它,軍力就能夠在其他地方建立起持久的抵抗,只要它沒有完全喪失天空就可以,而這個條件非常依賴於俄國空中支援的速度和範圍。
「似乎有一個有道理的可能性:在戰爭第一周左右的時間內,德國的進軍在占領邊界地帶大片區域上會成功,蘇台德德語區就在這裡,然而,當它最初的勢頭耗盡之後,它後面的進展就會慢了。
「有一個觀點是內含謬誤的:由於蘇台德德語區本有叛意,它就是軍事上的一個不利因素,如果放棄了它,捷克斯洛伐克會變得較強一些。這不僅將意味著捷克斯洛伐克放棄自己天然的戰略前沿,而且損失了一個寶貴的緩衝之地。
「在邊界地區完成了它作為緩衝區的作用之後,捷克阻擋德國進軍的能力將受制于波蘭和匈牙利能否保持中立這個條件。在部分程度上,這兩個國家的態度由小協約國(the Little Entente)中另外兩方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的態度來決定(5),但更多地由英國的態度來決定。
「除非德國人能夠集中自己的主要軍力,否則,能否征服作為一個整體的捷克斯洛伐克是值得懷疑的。然而,除非法國『中立』了,不然德國人集中軍力就很難實現。
「不過,由於現代戰爭中防守的力量,要用任何直接行動把德國人從戰爭早期階段占領的邊界地區趕出去,這也幾乎是不可能的。只有他們總體被打敗,這些地區才可能被放棄。
「通過在西部牽制大量德國兵力,法國軍隊可以幫到捷克斯洛伐克,它們可以用具有進攻『證明』性質的有限行動,來強調這種進攻的威脅。不過,法國要讓德國力量有任何真正的失敗,這是不大可能的。
「法國空軍力量弱於德國,所以法國人用空襲德國內陸的辦法來施加壓力,在軍事上是不明智的——基於人性的愚蠢而為是另一回事。即使有英國空軍的援助,也難以提供足夠大的平衡,難以在軍事上證明這種行動方式的可行。我們自己在防空火力上的缺陷,以及我們許多組織在空防和平民防空預防措施上的低效,也是不能去這樣做的又一個原因。
「俄國空軍及早和足夠的干預、從捷克斯洛伐克的基地來作戰,對於能夠進行長期抵抗的機會而言,看來是一個根本因素。然而,俄國軍隊介入的價值,更令人懷疑。由羅馬尼亞直接增援軍隊,這會很慢,效果也有限。最有效的幫助方式,或許是進攻東普魯士的間接方式——假設允許通過拉脫維亞和立陶宛的話。
「至於最終的問題,除非德國人在軍事上被根本擊敗,否則,將他們從捷克斯洛伐克邊境地帶占領的任何地方驅逐出去就不太可能。即使法國、英國和俄國的整個軍事力量加在一起來對付它,這種根本擊敗也不大可能,因為沒有任何跡象表明有地面進攻成功的解決方案。戰爭可能要持續數年,付出了努力卻沒有展現出適當的結果。
「迫使德國放棄它占領的地方,最大的希望在於它普遍經濟壓力的增長,在道德上對它進行孤立,也會起到增強壓力的作用。
「由於美國強烈的反納粹態度,那麼多鄰國對德國感到擔憂,以及與1914年相比德國自身的經濟劣勢,比起上次戰爭來,經濟壓力就更容易利用,效果也會更大。
「一場持久戰——無論如何,戰爭的持久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它帶來的普遍損害可以做到最小化。將對德國的軍事行動限定於挫敗它的進攻——至少是在那些早期階段,就可以達到這個效果。這種戰略,除了節省力量的明智外,對於造成德國部隊和德國民眾的士氣低落也最起作用,因為進攻接二連三的失敗最能削弱戰鬥意志。道德壓力,也能極大增加經濟壓力的效果,如果我們能做到不去轟炸平民或不進行有計劃的入侵,就更是這樣。」
面對一場歐洲戰爭的可能性,英國因在戰爭開始階段對付空中進攻的準備不足而受限,但德國由於維持長期作戰的資源較少,更有著根本上的弱點。
* * *
(1) 1937年3月8日,馬德里東北方向爆發瓜達拉哈拉戰役。支持佛朗哥的義大利集中了一支機械化部隊與人民軍和國際縱隊交戰。國際縱隊開到前線時,突然出現了暴風雪,義大利軍隊在泥濘公路上寸步難行。人民軍空軍冒死出擊,德意飛機不願冒險起飛,於是義大利人的優勢變成了劣勢。3月12日,國際縱隊在70輛蘇聯坦克的支援下發動反攻,義大利部隊撤退。——譯者注
(2) 歐洲東部一地區,位於喀爾巴阡山脈南麓。——譯者注
(3) 奧地利與義大利交界的主要關隘。——譯者注
(4) 擁護卡洛斯爭取西班牙王位者。——譯者注
(5) 小協約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南斯拉夫三國在法國支持下建立的軍事政治聯盟,用以在中歐制約德國。——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