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的防衛 · 第2章 防守的條件

政策應該堅定地控制戰略，但政策本身依賴于堅實的戰略基礎。所以，當人們討論外交政策的種種問題時，對於一個國家的未來而言，儘可能清晰地理解潛在的軍事條件，這至關重要。 今天，基本的軍事條件是什麼？第一，是與人力相對的機械力量正在增加的價值。第二，由第一點而來，是戰爭能力的衡量越來越依賴工業力量和經濟資源。第三，則是防守對進攻的優勢正在增加。 從滑鐵盧到上次大戰，人力的理論一直支配著軍事頭腦。這個怪物是拿破崙在法國大革命時期的產物，將其帶入軍事世界的助產士是普魯士戰爭哲學家克勞塞維茨。此人淵深難測。可惜的是，在他的思想仍處於孕育發展之時，他就去世了，那些論文留在密封包中，伴有一條意味深長的提示：「如果這項工作因我的死亡而中斷，那麼人們發現的東西，就只能稱為一堆不成形的概念……它們會引來無窮無盡的迷思。」事實也正是這樣。 19世紀40年代的民主浪潮，促進了這種人力理論的成長。對於民主頭腦來說，全民武裝的觀念很有吸引力。其他一些也同樣短視的頭腦，很快就來利用它。對於當時的現實而言，服役平等是一種好用的替代品。1866年和1870年普魯士人的勝利，被世界視為這種理論真理性的證明。所以，不僅俾斯麥和毛奇（Moltke）被矇騙了，而且他們的那些外國崇拜者也是如此。克勞塞維茨那些「不成形的概念」被解說為一些公式，固定於歐洲頭腦中。不僅是在被擊敗的法國，其他各個地方的軍人都把它們作為不容置疑的真理來宣揚，不懂戰爭的一代政治家也謙恭地接受了它們。於是，後果——三重的後果就是：避免戰爭更為困難，成功地進行戰爭更為困難，除耗盡之外用其他方式來結束戰爭更為困難。 拿破崙的力量在一些毀滅性的努力中耗盡，結果被數量上占優勢的兵力擊敗，克勞塞維茨的觀點，無疑受到這場戰役中他自身角色的影響。另外一個影響則是他那個時代武器和軍隊裝備缺乏任何重要的改變。在很大程度上，這種技術上的停滯可能就導致他的那個斷言——一個處在技術時代入口處發出的斷言：「兵力優勢每天都變得更具決定性。」（superiority in numbers is becoming every day more decisive）看到這個信條維持了一個世紀——這個世紀中的技術發明正是一種革命性的武器，這種固執就更令人吃驚了。這個信條的魔力是如此強大，於是軍人們以自己一廂情願期待武器發揮作用的方式來解釋武器發展的意義。如同這個信條本身的持續一樣，它不可動搖的控制，以及它的災難性後果，它就成了一個願望滿足（wish-fulfillment）(1)的最好例證。即使是在他那個武器低效的時代，克勞塞維茨也曾承認，防守是更有力的行動方式。然而，半個世紀之後，他的普魯士同行、《全民武裝》（The Nation in Arms）一書的作者馮·德·戈爾茨（Von der Goltz）卻宣稱：「認為防守具有更大力量的看法……是一種純粹的錯覺。」在接下來的一代人中，他那位著名的法國弟子福熙——此人奠定了1914年之前法國的軍事頭腦，並通過與亨利·威爾遜（Henry Wilson）的友誼而對英國人有越來越大的影響，則是預言：「武器上的任何改進，註定要強化進攻。」 然而，任何時候，武器的發展都傾向於強化防守而犧牲進攻，美國內戰是如此，德法戰爭是如此，南非戰爭也是如此。在作戰的軍人中，這已經是一種共識，而那些後來在官方學校中講授這些戰爭「教訓」的參謀人員卻忽視它。一些不循規蹈矩的團級軍官，比如德國的霍尼格上尉（Captain Hoenig）和法國的馬耶爾上尉（Captain Mayer），敢於指出這些戰爭的真相，擦掉「官方」歷史的虛飾。一些不必考慮職業利益的平民研究者，研究這些戰爭，其結果也支持他們。總參謀部忽視這些警告，他們這些人被抵制，總參謀部把自己一廂情願的進攻所向無敵的想法摻雜進來。然而，1914年至1918年，人力理論遇到了最為嚴峻的考驗，機械工業的發展將這種理論的謬誤暴露出來，拿破崙那句名言「起作用的是某個人，而不是眾人」（it is the man who counts, not men）獲得了新的意義：機關槍後的一個熟練士兵，勝過20個，有時是100個，有時甚至是1000個——想用刺刀來衝擊他的士兵。衝擊者的隊列越是密集，機關槍的收穫就越豐厚。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將人力理論的謬誤顯示得最為清晰的，竟然是克勞塞維茨過去的同事——那些俄國人在與德國軍隊相遇之時，德國的兵力要少得多，但俄國人卻是一再被擊敗。正是通過武器威力的優越，德國人才能夠擊退俄國人在數量上所說的壓倒優勢。 在西線，雙方的武器差別不大，各自的精華部隊都被摧毀，形成了僵局，直至雙方的統帥部開始去讀懂戰壕中寫下的文字：面對現代火力，人數眾多拼寫出來的只是被屠殺。然而，統帥部還是認為，自己的錯誤無非是輕視了所需要的火力支持的數量，仍然堅信人力理論，只是用一種不同的公式來解說它——「炮兵去征服，步兵去占領」。按照這個公式，它們嘗試採用密集炮轟的方式，然而成果有限。這些巨量炮轟有可能讓敵方防禦工事被打斷，但卻不能突破它們。這種密集炮火的笨重，以及它所需要的複雜安排，使它成為一種令人絕望的遲鈍方式。炮火把地面深犁了一遍，又對它原本是要去協助的進攻造成了新的障礙。步兵淪為僅僅是密集炮火跟隨者的角色，但他們的損失並沒有減少。對機械力量重要性的早期認識，遲遲沒有意識到這使得人力節省有了可能。在人與武器的比率上，沒有出現大幅度的重新調整，結果就是大量步兵繼續被推向前去，待在前方，被敵方的大量炮火炸成肉泥。 後來，人們又嘗試了另外一種較有希望的方式，這首先是英國人來做的：讓沖在前面的進攻者可以防彈，一種裝甲的戰鬥車輛出現在戰場上。這些早期坦克行動緩慢，不比人的步行快多少。即使如此，在統帥部學會了避免去誤用它們之後，它們就鋪平了更深入和更迅速的進攻之路，效果超過了當時人們獲得的任何其他方式。與此同時，新的炮兵測距方式被開發出來了，這樣大炮可以直接轟擊，不再需要原來的預先炮火準備，那等於是告訴對方進攻即將開始。這種方式，與坦克的突然出動結合在一起，就取代了原來的漫長炮擊，出敵不意的可能性得到了恢復。英軍1917年11月在康布雷（Cambrai）戰鬥中使用這種方式，取得令人震驚的成功，快速摧毀了敵方陣地讓步兵去占領。缺乏坦克的德國人，使用了新的炮兵戰術，大量使用毒氣和煙霧彈，又加上新的步兵突破戰術，這種戰術推翻了原來的軍事教條，沿著阻力最小的戰線推進，而不是集中力量攻打敵方的最強之處。靠著這些手段，德國在1918年成功地從進入敵方陣地推進到突破敵方陣地，好幾次都取得了看似仗已打勝的成果。然而，讓他們狼狽的是，勝利始終望而不得。他們越是推進到縱深，打開的缺口就越少，防守一方後備力量的流入凝結，最終在他們面前將缺口堵上。每個缺口都變成了一個凸出部，它們很容易就變成一個口袋，令人不安。 雙方統帥部都慢慢看到了一些讓人驚奇的現象重新出現，然而機會消失得更快一些。西線那些所謂的戰鬥，只是一些瑣細的自我擦傷：先是這一方，然後是那一方，去攻擊對方的防禦牆，結果自己被打得粉碎。根本而言，戰爭成為一場耐力考驗，問題變成哪一方會首先因耗盡一切而潰散，而這個問題也是更多地取決於饑飽而不是由戰鬥來決定，而防守一方在這一點上直至戰爭結束也仍然力量強大。海上力量的壓力，讓德國的生命力枯萎，造成它食物和原材料短缺，這反過來導致它的潰散。這種無形的壓力，也迫使德方統帥在1918年孤注一擲，要在西線取勝，而沒有放棄局部成果來尋求和平的任何意願，或者說對獲取完全成功所面臨的困難沒有任何充分理解。完全成功，這是它軍事教科書中界定的唯一堅實的戰爭目的。 這就把我們帶到了戰爭表面之下的一些條件，一些超越教條式軍人視野的條件。由於這個理由，就值得通過軍事眼光——而且要去除任何非軍事染色的嫌疑——去研究它們，要做的是增強眼光的穿透力。要獲得對這些條件的最為清晰的認識，唯有關於上一次「大戰」的英國官方史的最新一卷方能提供——儘管它未必有意這樣來做。 1914—1918年的深層教訓 1918年，德國3月和4月在法國皮卡第（Picardy）地區和比利時和法國的佛蘭德（Flanders）地區有過兩次巨大努力，但未能取得對英軍的決定性成功。5月，它轉為進攻法國防線。德國人並不是改為要在這裡獲得決定性勝利，而是想把法國的後備力量吸引回來，為對英國人的最後致命一擊作準備。為了這個轉移注意力的目標，德國於5月、6月和7月發動了三次進攻。第一次進攻所獲多為區域性的，對大局補益不大；第二次進攻力度不夠；第三次進攻讓進攻者無法去追求這個目標。更糟糕的是：對於進攻者來說，它拼得太狠，幾近於耗盡，在道德上和身體上都是如此，這就註定了它要輸掉戰爭。如果說有過一支軍隊實施自殺，那麼這就是1918年的德國人。 對於盟國來說，德國人進攻得到的壯觀結果，被證明是眾所周知的「塞翁失馬」。官方歷史的結論這樣寫道：「如果不是3月21日精心準備的大進攻取得了相當程度的成功，魯登道夫（Ludendorff）可能就較早認識到一場戰略突破的巨大困難，就不會將德國軍隊驅向毀滅……他就有可能通過一系列的放棄，引誘盟國攻占一個接一個的位置，讓它們損失訓練有素的士兵，這樣的士兵，即使是有美國派遣軍也難以得到足夠的補充……」 當盟國反過來展開進攻時，它們再一次地被「機關槍的巨大威力」阻擋，這威力「不僅造成沉重損失，而且迫使進攻者要小心翼翼地前進，這就讓德國人有時間來臨時建立後面的防線。於是，開始時因出敵不意而得到的優勢，就再也不能充分利用了。」那些新武器，坦克和飛機，並不足以帶來決定性的成果。不過，老式裝備的使用更是不太有效。「騎兵被調上來了，但用不上。如同一個美國人所言：『除非你繳獲了敵人的最後一挺機槍，否則你無法讓騎兵衝鋒。』」在官方歷史的評判中，德國人從馬恩凸角撤退——它標誌著這場戰爭中趨勢的轉變，與其說是因為盟國的反擊，不如說是因為德國人自己「只要蘇瓦松鐵路樞紐處於敵方有效的炮火控制之下，就無法向這個凸角補充自己的部隊」。 不過，所有教訓中最嚴重的一個，在這部敘事中是暗示而非明示的。盟國最終的推進，要靠德方統帥毀掉自己軍隊的抵抗力量才成為可能。德國抓獲了盟國軍隊的大量俘虜，它自己也是損失嚴重，雙方的人員損失大致相同，但「不同於盟國——盟國靠著美國人的注入，每天都在增加力量；德國卻沒有辦法替換那些倒下的人」。到了7月中旬，各營的戰壕戰力下降至只有200—240支步槍的程度，那些補給點幾乎都空了。更為致命的則是士氣消沉。與德國軍隊3月開始進攻之時展示出來的高昂士氣相比，5月第三次進攻時，就出現了非常明顯的士氣低落，即便是德國官方的記述也不得不得出一個結論：在一個輝煌的開始之後，戰鬥進程之所以不能令人滿意，「主要原因」是「進攻部隊履行自己的職責時很是失敗」。現代的統帥部位於遠離戰場的後方總部，意識到對自己部隊提出要求必須留有餘地，這常常是遲緩的。魯登道夫可能直到7月9日還抱有幻想，認為自己的下一次進攻，也就是第五次進攻，將會「最終地、決定性地戰勝敵人」。然而，那些執行者卻感覺這是驅羊入屠場。這體現於一些徵兆之上，比如他們不再為埋葬或轉運死者而操心，也無心再挖掘廁所。他們總是被告知，每一次進攻都是「最後一次，然後就是勝利的和平」。他們的信任被濫用了。而且，因希望落空和損失慘重導致的士氣下降，又因伙食糟糕和感冒流行而加劇。 在盟國於8月實施進攻之前，德國軍隊就已經是一支敗軍了——被自己統帥部的進攻執念擊敗了。英國官方史甚至這樣說：「即使沒有盟國的那些巨大勝利，秋季之前預示的和平沒有到來，德國最終的崩潰也是很可以期待的。」這個反思提出了一個意味深長的問題，它更事關政治家而非軍人，它召喚戰爭科學家而非純粹的軍事史學家來進行探討。對於軍事史學家來說，德國軍隊即將發生的潰敗，「顯然」是一個標誌，表明「已經到了加速解體過程的時候」，因為盟國已轉為實施它們的進攻。對於戰爭科學家來說，那個過程中的智慧是頗成問題的。 軍事科學家的研究領域，並不止步於戰爭的結束，而是延伸至戰爭之後的和平狀態。在衡量「勝利」的好處時，他會把獲得勝利所付出的額外的道德和經濟損失的最終效果（ultimate effect）考慮在內。而且，還要考慮勝利可能以何種方式播下了此後戰爭的種子。在戰爭到來之前，就要去考慮這些因素，因為在戰爭狂熱的民主國家中，要保持精力保持明智，就如同在渴望榮耀的軍事獨裁政體中一樣困難。 反對1918年11月停戰協定的聲音，在法國和英國有很多，儘管停戰協定是在高級將領們建議下批准的。不過，這個協定的條款確保了盟國在軍事上等同於完勝。很難看出，如果繼續打下去直至柏林求和，還能多得到些什麼。那只會使所有參戰國戰後更加精疲力竭，繼續加深德國的苦難怨恨，滋養復仇的欲望，再次將歐洲帶到戰爭的邊緣。更有理由來問：一旦德國取勝的力量被嚴重打殘——如同1918年7月這樣，盟國是否希望勝利結束戰爭，而不是失多於得——當下的失和最終的失，會多於得？ 就德國的目標而言，看出它軍事論點上的謬誤則更為容易。英國官方史是這樣表述的：「沒人比德國人更知道勝利只有靠進攻才能獲得。」這個「知識」過於理論上了。它使得他們不去考慮獲得勝利的實際困難。「被自己在東線攻勢的經驗誤導」，魯登道夫「沒有去考慮1918年進攻法國、美國和英國軍隊要付出的代價。」這個「知識」也過於局限了。它使得德國人未能去詢問自己，從長遠來看，勝利是否值得。無論是他們，還是他們的對手，都沒有停下來想一想：這個軍事夢想的實現——就歷史經驗而言，它的實現基本上只是願望而已，與雙方都認識到戰爭徒勞而及時達成和平相比，真的更為有利嗎？如果國家的命運單純為軍事家所控制，那麼戰爭對它們而言，就是「過於沉重的一件事情」。所以，需要有大戰略的寬廣視野，它關注每一場戰爭之外的和平狀態。 軍事目的——勝利？ 即使可以爭辯說，一場未來的極權主義戰爭不會給理性留下任何空間，那些加入這場戰爭的人不可能作長遠打算，但我們還是要考慮一個實際問題：「勝利」是否可能？只要我們無限努力下去，我們最終會完全摧毀敵人的力量，迫使它無條件投降，這種期待有道理嗎？或者說，我們追求這樣一個絕對目的，而不是用一個較為限制的目標來指揮戰爭，對我們自己的前景而言，其實弊大於利？ 仔細考察，有一點變得很清楚：無限制戰爭的想法只是一個理論上的概念。它完全是理論上的，現代世界永遠不會出現這樣的戰爭。即使政治家的判斷對無限犧牲不設限制，但一個民族對此的不情願，總會形成一種自然的限制。無限戰爭理論的那位倡導者、克勞塞維茨本人，也認識到了他所指明的「現實中的修正」。他對此這樣解釋：「抽象推論，人的頭腦難以停止走極端，因為它必須用極端來處理兩股勢力對立的衝突」；但他接下來還承認，從抽象進入現實，任何事物都會有所不同，所以他的抽象理想——解除敵人的武裝，「實際上很少能夠做到，所以也不是和平的必備條件」。 克勞塞維茨還看到，理論上的優勢必須與「付出和風險」相衡量。他承認，「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我們的目的越是為了摧毀敵人的力量，我們自身力量的浪費就越大。危險就潛伏在這裡——我們所尋求的功效越大，就越會反彈於我們自身，如果我們沒有成功的話，帶來的就是更為糟糕的後果。」 出自克勞塞維茨本人之口，他在這裡作出了對自己理論的一種預言性評判，但1914—1918年歐洲的戰爭領袖們，卻是沒有限制地應用了他的理論。他們很不幸地吞下了克勞塞維茨那些包裝自己抽象推理的驚人話語，卻忽視了後面的限定性條件。這些人的頭腦只能抓住極端。於是，結果就是他們把理論推到了自殺性的極端，自身力量的耗費超越了安全底線，用永遠沒有完成時的戰鬥來追求完勝的理想。一方最終崩潰，更多的是因為經濟壓力帶來的餓肚子，而不是流血——儘管德國1918年失敗的進攻流了很多血，是因為明顯不能獲勝所帶來的士氣喪失，是這些加快了崩潰。如果這些給另一方帶來了勝利的表象，那麼他們贏得「勝利」的努力也讓他們付出了這樣的代價——處在道德上和實際上的精疲力竭之中。這些看起來的勝利者，已經難以鞏固自己的地位了。 今天，20年後反思這堂課，而且前面還有更多的課會來強調它，關於「勝利」之必要的那些談論，在許多方面卻仍然可以聽到。這些談論很奇怪地忽視了現實可能性的問題。「勝利」被用來論證我們必須有一支強大的陸軍，因為人們爭辯說只有地面部隊才能占領敵人的領土，迫使敵人投降。然而，怎樣才能達到這樣的結果卻沒有解說，預測這樣的結果也沒有給出任何充分的理由。西班牙的戰爭和中國的戰爭，已經為大戰之後的軍備發展提供了測試。它們表明，要戰勝防守很是困難，哪怕面對組織很糟、物質方面劣勢明顯的軍隊，也是如此。與過去相比，更為困難。它們並沒有鼓勵一個想法：軍備條件和潛在規模差別不大的大國軍隊，在它們對峙相爭的又一場大戰中，一方的「勝利」是可以得到的。 現代戰爭中的勝利夢想，只有純粹的推測才能維持它。它面對的是久已證明的一個嚴峻事實——現代戰術防守的優勢。地面戰鬥在理論上的可行範圍，可能是戰至「最後一人」的無限戰爭；但實際上它的限制卻一直在變窄，因為面對牢不可破的防守持續送死，部隊會很自然地遲疑；因為工業能力在生產巨量軍火上會有困難——即使是嘗試進攻也需要巨量軍火。 經濟基礎 我前面引用了關於上次各國大衝突的一句話——「戰爭留給軍人是過於沉重的一件事情」，今天的歐洲局勢，讓這句話有了新的發展。因為，即使人們對軍人的判斷有著最為徹底的信任，戰爭現在也不可能只留給軍人了。不說發動戰爭，即使是維持戰爭的力量，也已經走出了軍人的範圍，進入某種業務的範圍。如同機械力量在戰場上超過單純人力，日益占據主導地位一樣，從現實角度來看，工業也把前線的軍隊推入大戰略的背景之中。除非來自工廠和油田的供應能夠不被打斷地保障供給，否則軍隊就只是呆滯無效的人群而已。威嚴行進的軍隊俯視敬畏的平民觀眾，這令人印象深刻；同樣，在現代戰爭科學家的眼中，軍隊不過是巨大的牽線木偶般的依賴者，被掛在電線上，放在輸送帶上，或者是管道中。由此來看，這也就呈現出一種潛在屬性，可使得世界免於巨大災難。 如果只是現有的軍隊和軍備來起作用，那麼這幅圖景就會黯淡得多。慕尼黑協定的安排改變了歐洲的戰略平衡，至少一段時間內是嚴重地不利於法國和英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它們軍備項目再怎麼加速，也不可能等同被德國除去的捷克斯洛伐克35個裝備精良的師的力量，以及隨之而被釋放出來的德國師團的力量——這些德國師團原本要用來對付捷克斯洛伐克軍隊。現在，可能要面對超過100個德國師來對付法國的50多個師的局面，這還沒把義大利可能會加入德國一方考慮進來。 這樣，法國和英國到3月時所取得的軍備增加，就被德國橫掃無助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收穫大大抵消，捷克斯洛伐克的軍工廠和軍事裝備被德國拿走了。讓前景變得更為糟糕的是，德國和義大利的幫助，使佛朗哥得以完成對西班牙共和國的顛覆，這就讓法國邊境又多了一個構成威脅的幽靈，對於法國和英國的海上交通也是如此。 從戰略上看，除非俄國的支持可以確定，否則在可以預見的時間內，沒有任何可能扳平這種不平衡。同樣，從戰略上看，任何時候都不可能像現在這樣有利於與西方大國結盟。然而，戰略天平的分量依賴於經濟基礎。處在戰爭的壓力之下，經濟基礎能否支撐住德國軍力的重量，這是很可疑的。 對於戰爭而言，有20種左右的基本產品最為重要。用於普遍生產的煤，用於移動力量的石油，用於炸藥的棉花、羊毛、鐵，用於運輸的橡膠，用於軍備整體和所有電力裝備的銅，用於煉鋼和彈藥的鎳，用於彈藥的鉛，用於炸藥的甘油，用於無煙火藥的纖維素，用於雷管的水銀，用於飛機的鋁和鋁土礦，用於化學裝置的白金，用於煉鋼和各種冶金的銻、錳等，用於槍炮和機械的石棉，用於機械靈活性的雲母，用於爆炸物的硝酸和硫磺。 除了煤，這些需求量巨大的產品，絕大部分英國自身都是缺乏的。然而，只要海上通道的暢通可以確保，它們中絕大部分都可以在英帝國中得到。拿鎳來說吧，世界上90%左右的供應量來自加拿大，剩下的則主要來自新喀里多尼亞的法國殖民地。缺少的主要是銻、水銀、硫磺，而石油資源對於戰爭所需也顯不足。法蘭西「帝國」無法提供這些特別的短缺品，此外它還缺少棉花、羊毛、銅、鉛、錳、橡膠和幾種需求量較小的東西。這些產品的絕大部分，俄國有豐富的供應，但俄國缺少銻、鎳和橡膠，此外銅和硫磺的供應不足。 所有這些國家中，這些產品的最豐富之地是美國，它生產世界石油總供應量的三分之二、世界棉花產量的大約一半、世界銅產量的幾乎一半，它自己只在銻、鎳、橡膠、錫、鉻鐵礦、鎢等物質上依賴外來資源，錳也部分需要。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柏林—羅馬—東京三角的情況。上述產品，義大利幾乎每一種都需要大量進口，甚至包括煤。日本儘管有近來的獲取，但仍然缺乏大部分物質，銅和煤除外。德國自身不產棉花、橡膠、錫、白金、鋁土礦、水銀和雲母，它的鐵礦、銅、銻、錳、鎳、硫磺、羊毛和石油供應，也嚴重不足。靠著對西班牙的干涉，它能夠確保以優惠條件得到進一步的鐵礦供應，還有水銀——儘管持續供應要靠海上通道的暢通。另外，靠著新的木材代替品，德國也成功地部分滿足了對羊毛的需要。同樣，以遠遠超過天然產品的代價，靠著合成橡膠，它也滿足了自己和平時期橡膠需求量的大約五分之一；靠著國產燃料，滿足了石油需求量的三分之一。 隨著軍隊越來越依賴於摩托化機動，空中力量日益成為軍事力量中的關鍵因素，軸心國發動戰爭的所有能力，最大的弱點更在於此。除了一些煤炭衍生產品外，德國在自己的油井中可獲取大約50萬噸石油，從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獲取的石油微不足道。要滿足它和平時期的石油需要，它每年必須進口將近500萬噸石油，主要來源是委內瑞拉、墨西哥、荷屬印度群島、美國、俄國和羅馬尼亞。如果戰爭爆發，它不可能從上述國家前四個中的任何一個得到進口，從後面兩個進口得靠征服它們。而且，德國戰時的石油需求量估計將超過每年1200萬噸。由此來看，難以想像德國人造燃料的任何增長可以滿足這種需求。只有獲取完好狀態的羅馬尼亞油井——它們一年出產700萬噸石油，才有希望彌補不足。義大利在石油上的需求也在增加阻力，因為戰時它每年可能需要400萬噸石油，它自己只能從阿爾巴尼亞弄到大約2%，這還要靠它的油船可以穿越亞得里亞海，而這是不太可能的。 所有那些不可靠的基礎條件中，最重要的是德國和義大利民族的過勞狀態。為了軍備，人們生活中的愉悅甚至是需要都被剝奪了。如果現在戰爭到來，這些國家將會再次開始出現上次大戰兩三年後德國人的那種普遍營養不良的狀態。飢餓是最能動搖戰鬥意志的。有一句古老格言：「一支軍隊靠它的胃前進」（an army marches on its stomach），對武裝的現代國家而言，這句話有著更為深廣的意味。 把自身擺放在潛在對手的位置上，這可以很好地防止自己信心動搖。我們不要看不到德國和義大利在維持長期戰爭所需資源上的現存不足，或者是那些將會用來對付它們的資源及這些資源的固有優勢。在任何類似於目前將要出現的衝突中，軸心國的命運取決於戰爭能否迅速解決。相比之下，防止戰爭速戰速決的問題，解決起來就要簡單得多。想做到「致命一擊」，其困難因防守勝過進攻的現代優勢而大大增加了。防守勝過進攻的優勢，在陸地已經建立起來。近來地面戰爭的所有經驗都表明，哪怕是獲得區域性的成功，進攻者也至少需要武器上3比1的優勢才行。如今，在空中，防守看來也超越了進攻者原來具有的優勢。防空火力新技術的開發，看來對空中威脅會造成障礙，這就類似於一代人之前地面戰爭中帶刺鐵絲網和戰壕機關槍結合起來形成的局面。所以，整體來看，軍人的「閃電戰」夢想要實現，前景是越來越暗淡了。今天懸於歐洲上空的戰爭烏雲，雷聲會很大，但閃電卻會少得多。 我們在戰爭中的目標 如果戰爭到來，在考慮我們的政策時，在做好我們的準備時，我們一定要清醒於我們的國家目標，永遠不要看不到它。 如果我們要被拖入戰爭，理由只能是保衛我們利益的必要。不過，這些利益並不限於保衛我們的領土和商業這樣單純的物質利益。如果我們要確保作為一個團結的民族來戰鬥，就必須包納更多的利益，得到其他民族直接或間接的幫助，他們的支持對於我們的防守能力至關重要。面對一個侵略者，我們的大目標就是要確保自由文明的持續，也就是我們談到「英國」時所包括的那些大理想。 然而，要達到這個目標，我們這一方並不需要採取戰爭暴行。對於侵略者來說，其目的在於征服，它的成功可能需要完全瓦解敵方力量和占領敵方領土。不過，對於我們的目標而言，並不需要這樣做。如果我們能夠讓敵方相信它不可能征服，我們的目標就實現了。實現這個目標，要容易得多，尤其是在現代條件下。近年來的戰爭中，那些唯一的決定性勝利，是對裝備和工業資源大大落後之對手的勝利。任何重大戰爭中的兩方，都不能期待自己會有這樣的優勢。只要我們在真正防守上充足地武裝起來，不放棄我們的朋友，不變得孤立，侵略者會擊敗我們的想法就沒有任何東西來支持它。 不過，也沒有任何東西可保證我們能夠擊敗敵方的想法，至少在軍事範圍內。所以，為什麼要把我們的力量浪費在這個徒勞的想法上呢？將我們的軍事目標限定於可能之物——讓任何對手相信它不可能擊敗我們，這無疑要明智一些。經驗告訴我們，對於目標的實現而言，最嚴峻的風險就是追求不可能之物——通過進攻獲得決定性勝利，而使我們自己過勞。現代戰爭的條件，使我們有理由維持我們傳統戰略的政策，在我們近來外交政策讓我們所處的形勢之中，可以這樣做，至少是要維持其原則。這是實際的需要。 有限責任或保存精力？ 人們常常斷言，戰爭中的「有限責任」是不可能的；帶著保存自己精力的想法來打仗，就等於是走向失敗。第一個斷言不符合歷史事實，第二個斷言不切實際。大海如同我們的護城河，還有我們的海上力量，這些形成了對我們責任的限制——對一切耗盡之風險的限制，而一切耗盡正是在戰爭中失敗的最常見原因。我們依據受益於此的政策來打仗，直至最後一場戰爭。我們在這種政策的基礎上，進行了我們所有的重大戰爭直至最後一場，並且在這些戰爭之中和之後維持了持續的成功，其他的現代國家對此尚不知曉。我們的主要武器是通過海上力量而施加的經濟壓力，我們通過兩個補充武器的使用來加大其效果，一個是金融的，它包含對盟國的資助和軍事供應；另一個是軍事的，它包含派遣相對較小的遠征軍去打擊敵人的脆弱四肢，或者用來鞏固任何有希望的盟軍合作。一方面最大化地發展我們的海軍力量，另一方面致力於把我們的軍事努力限至最低程度。靠著這種大戰略，我們保存了我們的力量，同時又把可以使用的力量用於敵人最薄弱之處。在上一場戰爭中，我們開始了顛覆性的創新，動員一支龐大軍隊用於一場重大的地面戰爭，做一次可能是決定性的參與。是不是真的出現了充分的條件差異，以至於要偏離我們傳統的戰爭政策，這或許是可以質疑的。我們四面環海的安全，並沒有被空中武器的發展威脅到；比起以前那些考驗中顯示出來的情況，我們的海軍地位現在更好，在實質上和地理上都是如此；我們的經濟地位也更強健了，我們有了更為強大的盟友。我們很少是以如此有利的局勢進入一場戰爭的。除了我們那場前所未有的地面戰爭努力帶來的直接結果外，沒有人讓我們那樣耗竭。回顧往事，以那般後果贏得的和平，並沒有增加它的價值。一方面，任何新戰爭的未來條件都可能變化，對此要保持開放的頭腦；另一方面，拋棄過去的經驗教訓，也是愚蠢的。 我們現在要面對的主要條件變化，是對我們這個國家進行空襲的新危險；如果義大利、日本或西班牙成了我們的敵人，我們的海上交通也會出現危險。第一個危險會迫使我們大量增加國土防守力量，包括空中力量和防空力量。第二個危險要求我們大量增加海軍，尤其是巡洋艦和小型船隊。在歐洲大陸上支持盟友的必要性，不是條件的改變，這一直是我們戰爭的特徵，而且我們現在潛在盟友的強大，也是過去很少獲得過的。 在探討過去戰爭和未來戰爭問題的過程中，我首先看重的就是集體安全這個想法的實際價值。數年前，我對大英國協的戰略局勢作了一次調查，得出一個結論：大英國協持續安全的最好機會，就在於培育集體安全體系。這個結論完全是基於戰略基礎而得出的，但也考慮到了戰略的更高層面——建立在高昂士氣上的安全基礎，而這又要依賴安全的道德基礎。而且，提倡回到我們傳統的戰略政策上，我也清楚地看到，這樣做的可能性，要靠我們支持集體安全體系，處在孤立中是不可能做到的。排列起來反對侵略者的力量越多，保存精力的前景就越好，各個成員和整個體系都是如此。 與此同時，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政府轉向回到我們傳統戰略——我將此命名為「英國的戰爭方式」——的想法時，它卻在集體安全觀念上後退了，而集體安全是我們傳統戰略的必要補充。《慕尼黑協定》損害了這兩者的基礎。結果就是：我們現在被拖入建造一支強大地面力量的過程之中，同時還要盡最大努力建設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結果形成了三重壓力。在一場漫長的戰爭中，哪怕在一種和平中包含戰爭危險的漫長狀態中，這都可能使得我們很危險地朝崩潰點走去。這就是遲疑於回到集體安全帶來的後果。對於我們自己的防守來說，集體安全是迴避不了的必需品，除非出現「綏靖」政策的成功——這是不大可能的。 如果我們的轉向——快速恢復對集體安全組織的支持，能夠成功地對德國擴張主義者的進軍進行阻止，我們近來的政策可能就具有明智的戰略撤退——「以退為進」（reculer pour mieux sauter）的歷史面貌。然而，在實際中，我們這個成功是由於幻滅和怨恨情緒的壓力使得我們去反轉，我們因此將冒不必要的風險，對他人造成不必要的犧牲，我們自身也不得不承擔沉重得多的負擔，冒更大的風險。如果我們從未從當年簽署國聯盟約（the Covenant of the League）的立場上後退，情況會好得多。 遲疑於加入集體安全組織，直到危急情況迫使我們去加入，我們已經喪失了以我們自身的條件來加入它的機會，喪失了我們自己特殊戰略條件所要求的保障措施。然而，儘管這個倉促反轉會增多加在我們身上的要求——我們作為夥伴來請求的那些人會提出的那些要求，但它不會消除我們以地面力量的形式來作貢獻的天然局限。對於我們來說，在現在的情況下，向他們顯示出我們已準備好儘可能作出最大努力，這至關重要；另一方面，我們也要讓他們清楚在可能性上的實際限制，讓他們相信如果我們由於戰略上的過勞而崩潰，那對他們也沒有好處。 對於所有現代國家而言，軍火的供應控制著可以有效利用的地面力量的規模，而這個規模不可能等同於任何國家的總人力規模。就我們自己的情況而言，我們可以去做的地面力量規模上的努力，還有一些不可避免的進一步限制。一個限制久已存在：由於大海將我們與歐洲大陸分隔開來，我們在海外可以維持的軍隊人數，依賴於我們能夠用來運送它們和供給它們的海運規模，依賴於我們能夠拿出多少戰艦來護航。以損害我們基本海上力量的代價來擴大我們的地面力量，這是愚蠢的。 另一個限制是新的。由於飛機的發展，我們的海洋護城河作為抵擋敵人進攻力量的障礙，其價值已經縮小，但對我們自己而言，它仍然還是障礙。對我們來說，空中力量已經變得至關重要，要用它來保衛我們的人民和我們的工業，我們維持任何戰爭的能力都依賴這兩者。如果在地面力量上的努力奪走了維護空中力量的所需資源，那是我們所承受不起的。地面力量除了直接抽取工業和財政力量外，還要抽取部分空中力量來保護它和協助它。地面力量變得越龐大，它要求為自己服務的飛機就越多。陸軍對燃料和軍火的依賴日益增長，而且要源源不斷地供應，然而空襲範圍的擴大和力量的加大，又不幸地帶來了越來越大的被打斷風險。所以，它們就變得更容易癱瘓。必須在外國領土上維持一支陸軍，穿越大海向它供給，這種風險就更大，如果它的規模再擴大，就會超比例地增加風險。 歐洲近來的發展，要求我們在多大程度上再次放棄我們歷史上的戰爭政策，準備一支陸軍在歐洲大陸上進行大規模干預，當我們考慮這個問題時，所有這些限制條件都要銘記於心。有足夠力量來對付海上或空中的威脅，這對於我們是絕對必要的。嚴格地講，除了保衛我們海外領土所需的最低限度的地面部隊外，其他地面力量都不能說是絕對必要。在陸地上努力，抽走了維持海上力量或空中力量所必需的資源，從而削弱了它們，這將是愚蠢的。如果我們要避免在最起作用的這兩個領域陷入力量短缺的那種風險，我們就必須認真估量我們的責任和資源，否則就會在陸海空三重壓力下崩潰。 需要考慮的也並不止這一個問題。將我們自己投入戰爭，以追求我們的政策目標，我們永遠也不要忘記保存戰後維持這些政策目標所需之物的需要。這不僅要求保存物質上、工業上和財政上的力量，而且要保存精神力量。如果在奪取勝利的過程中，我們民族的獨特精神熄滅了，唯有外殼留了下來，這樣的勝利是不值得的。討論我們在又一場戰爭中必須去做什麼，如果以上一場戰爭來類比爭辯，這裡面有嚴重危險，由於新技術的複雜性，以及努力的範圍可以擴大了，情況就更為嚴峻。在以前那些世紀中，我們之所以能贏那些對手，是因為我們避免了讓我們自己過勞。然而，也有一些時候——比如面對路易十四和拿破崙，當威脅更大，形勢顯然比1914—1918年期間更為危險時，我們第一次放棄了對節約力量原則的關注，將我們的最大力量投入海外的地面戰爭。我們不能從我們自己的歷史中學到一些東西嗎？ 歷史教訓的利用 在利用歷史教訓時，由於戰爭條件的改變，我們有了一項巨大的新資產：正在增長的防守優勢。認識到這個基本的軍事因素，可以為外交政策提供一個更為堅實的基礎。外交政策的基礎長期以來一直被削弱，因為擔心加入抵抗一個侵略者的集體行動，哪怕是幫助受害者，都可能讓我們捲入戰爭。與之相伴的，則是一個幾乎是普遍性的假設：這樣一場戰爭，就意味著無限的承諾——我們將不得不「竭盡全力」戰鬥，就像在上一場戰爭中那樣。這反過來又催生了進一步的擔心：一旦我們承諾的力量和資源全被這個方向吸走了，那麼我們就暴露在其他潛在侵略者的威脅面前，他們就可能利用這個機會。所以，推導出來的結論就是我們承擔不起被侵略的風險，哪怕是參與到任何形式的抵制之中，侵略者也可能視為對它目的的敵意。由於其他的和平國家也是同樣的擔憂和同樣的假設，很自然的結果就是：侵略者一再得到鼓勵來持續它們的侵略，直至所有國家都越來越不安全。 然而，戰爭不可避免地意味著戰鬥到最後，這個假設的基礎卻是虛假的。用武力戰勝一個同樣的對手，以此來確定任何決定性之事，這是不大可能的；面對哪怕是弱小得多的對手，要維持這種決定性優勢，也相當困難。由於沒有認識到這一點，所以就認為戰爭必定意味著戰鬥到最後。今天，防守的力量是那般強大，一些小小的增援可能就足以形成僵局。對近年來那些侵略獲勝的事例進行分析表明，失敗一方是如何愚蠢地放縱敵方進攻而造成自己的毀滅。分析還表明，在諸如飛機、高射炮和機關槍這類現代軍火上，哪怕是有著並不充分的準備，也足以讓臨時的僵局和區域的僵局變成永久僵局和普遍僵局，讓侵略者反覆受窘。對於支持集體安全原則的大國來說，這種小小的增援只抽走自己資源中的很小部分，所以就不必擔心這會明顯削弱應對其他意外情況的能力。集體貢獻的累加努力，會極大地強化作為侵略目標國家的地位，於是就減少了侵略者轉而泄憤於援助國家的擔心。一個手頭很忙的打仗國家，不大可能又去尋找新對手。如果它真的去尋找新對手，也用不著那麼擔心。如果我們及早看到了現代戰爭中防守的力量，看到了打一場防守戰的潛在優勢，看到了對所投入努力進行限制的實用性，我們本可以比任何理想都更接近於使集體安全成為現實。 這樣的反思，就導致了對戰爭未來的推測。普遍認識到戰爭的非決定性趨勢，加上交戰雙方都害怕空中報復，這樣，就導致戰爭的全面展開只針對那些缺乏陸上抵抗或空中報復手段的國家。那麼，如果大國捲入，會不會受到自我施加的限制？換言之，即使這些國家因某些利害衝突而被拖入相互戰爭，它們或許會為了自我保護而限定自己用兵於對方領土的偏遠部分，而不會冒自己大城市被毀和徒勞使用自己軍隊的風險。如果是這樣，戰爭的暴行就會消失，被返回至18世紀的「計分」遊戲替代。對戰爭這種心照不宣的限制，就可能大大優先於戰爭所渴望的消滅，這不依賴於渴望權力的統治者轉向較為崇高的理想，而完全依賴鐵一般事實的強制。對道德主義者、和平主義者和軍國主義者的原則而言，這種有限的解決方案，其前景並不令人滿意，但它提供了保存文明的最為可行的可能性。 * * * (1)　願望被想像地呈現為猶如已經達到。——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