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教與佛教 · 第十一章 種姓與傳統主義

由於種姓制度對於經濟層面的影響畢竟屬消極性質，因此只能靠推斷而非歸納以作成結論，此處我們也只能提示一些一般性的通則。我們的中心論點毋寧是：種姓秩序，就其整體本質而言，完全是傳統主義的，並且在效果上是反理性的。只是，應儘量避免錯尋其根源於謬誤之處。 馬克思指出，印度村落工匠的特殊地位——依存於固定的實物給付而非市場銷路——乃是獨特的「亞洲民族之停滯性」的根由。這是對的。但是，除了古來的村落工匠之外，尚有商人與城市手工業者存在，他們或者為市場而勞動，或者在經濟上依存於商人行會，這和西方的情形是一樣的。印度從來就是個村落國家。只不過西部，尤其是內陸地區，城市剛開始時規模並不大，而印度城市市場的地位，在許多方面也和西方近世初期的領土國家一樣，是在王侯的「重商主義式的」管制之下。因而若就社會分化的觀點言之，無論如何不應該只是村落工匠的地位一項，而應該是連同種姓秩序整體，方為停滯性的原因所在。只是我們也不能將其影響力看成是太直接性的。 有人或許會認為，必須在同一工場內採取分工合作的方式才能進行的「大型經營」之所以無法產生，禮儀上的種姓隔離無疑是決定性的因素。其實不然。種姓律法對於作坊中勞動統合的必要性所採取的寬容態度，正如其對於尊貴家庭之需求勞動統合與服務的寬容態度。如我們所知，上層種姓所需的家內僕役在禮儀上皆是純淨的。「工匠之手在其職業上總是潔淨的」[1]，此一原則同樣意味著對於勞動統合之必要的讓步，換言之，讓人可以接受即使是外來的計酬工匠或叩門職工所提供的建設、修繕等勞務或個人性的服務。作坊（Ergasterium）同樣也是潔淨的[2]，因此在同一勞動場所內使用不同的種姓員工自然不會有任何禮儀上的妨礙，就像西方中世紀的取息禁令並未阻礙企業資本的發展一樣（當時企業資本根本尚未以固定利息投資的形態出現）。阻礙的核心並不在於這類個別性的難題——這樣的難題是任何世界大宗教體系都會，或似乎會以其各自的方式加之於現代經濟的；關鍵所在毋寧是整個體系的「精神」。儘管並非易事，然而目前要雇用印度的種姓勞工於現代工廠里終究還是可能的。況且在此之前，一旦近代資本主義以其成熟的機制自歐洲輸入，在印度即有資本主義式的——一如見諸其他殖民地區的形式——利用工匠勞動力的情形。雖然如此，我們無論如何都不能認為，工業資本主義的近代組織形態可以在種姓體制的基礎上產生出來。倘若任何職業的變更、任何勞動技術的變革，都可能導致禮儀上的降格貶等時，在這樣一種禮儀規則的氛圍里，自然是不足以自內部產生出經濟與技術之革命的，甚至連最初的萌芽都不可能。 工匠本身固有強烈的傳統主義，必然也會更因此種種姓體制的禮儀規範而被推展到極致；而商業資本企圖在代工制的基礎上組織工業勞動而努力時，也勢必會遭遇到比在西方更加強烈的抵抗。商人本身在典型的東方商業階層結構里保持其禮儀上的隔離狀態，而這種商業階層結構無論在何處從未自發地創造出近代資本主義的勞動組織。情形就像彼此之間及對第三者在禮儀上採取閉鎖態度的客族，例如猶太人，會在某一經濟領域裡並肩致力於所業。有人將某些印度教的大商人種姓，特別是例如Vania之類，稱為「印度的猶太人」，若就此消極意義面而言，倒是對的。他們當中有些真是唯利是圖的高手。特別是一些早先被認為是社會地位低下的或不淨的種姓——也因此特別不受（我們所認為的）「倫理的」要求所束縛的種姓，如今在財富累積方面顯示出一種驚人的步調。在這方面與他們競爭的是家產制國家典型所見的、原先獨占書記、官吏、包稅人與類似的政治利得機會者之地位的種姓。 也有某些資本主義的企業家是出身於商人種姓。不過，正如我們先前所見的，唯有當他們取得資本主義企業所必需的「知識教育」時，方足以和文書種姓出身者相匹敵[3]。而他們之遂行商人教育是如此地積極強烈——就資料所允許我們如此判斷的，以至於我們絕不能說他們在商業上的「稟賦」是「天性」使然[4]。然而不管稟賦如何，沒有任何跡象顯示，他們有自力創造出近代資本主義之合理經營的可能。而此種理性的經營在徹底固守傳統主義的印度手工業里無疑地亦從未產生。話雖如此，印度教的手工業者卻是出名地勤奮，尤其比信仰伊斯蘭教的印度工匠要勤奮得多。並且，整體言之，印度教的種姓組織在古老的職業種姓內部，往往發展出一種極高度的勞動和財富累積的熱切。論及勞動的積極熱切，首推手工業者，某些古來的農業種姓亦如此，他們當中特別是（例如南印度的）Kunbi，在以前就累積了可觀的財富，如今則是以現代的形式達成。 在英國治下，由於直接且強烈的刺激，近代工業資本主義，特別是以工廠的形式被引進印度。只不過，相對而言，其規模是如此之小，而所遭遇到的困難卻是如此之大。在英國支配數百年之後，目前工廠勞工只有約98萬人，不過總人口的3.3‰[5]。此外，勞工的徵募實為不易，即使是薪資最高的工業部門[6]。直到最近的勞動保護法案成立後，工廠勞動才稍受青睞。女性勞動的參與只是零零星星的，而且多半是來自最下等的種姓，儘管在一些（紡織）工廠里，女性的勞動力是男性的兩倍。印度的工廠勞動階級也顯現出傳統主義的特徵，一如見之於歐洲資本主義早期的現象。 印度的勞工很想快點賺些錢以使自己獨立。對他們而言，提高工資並非促使他們更加勤奮工作或增進生活質量的一個誘因，而是相反的，會使他們休更長的假，因為他們負擔得起，或得以讓他們的女人穿金戴玉[7]。高興就離開工作，在他們來說是理所當然的事，並且想儘可能快點兒帶些積蓄回到家鄉去[8]。換言之，他們只不過是個「隨機」勞動者，歐洲意義下的「紀律」是不為他們所知的。因此，儘管工資只要歐洲的1/4，同樣的業績卻需要2.5倍的勞動人數以及更多的監督，所以除了紡織工業之外，其他工業不能與歐洲的工業相競爭。對企業家有利的一點是：截至目前，勞動者的種姓區隔使得任何工會組織和真正的「罷工」沒有發生的可能[9]。工廠中的勞動，誠如前述，是潔淨且共同進行的（只不過井邊的水杯是要分開來的，至少一個給印度教徒，一個給伊斯蘭教徒，並且同一個種姓的人才睡同寢室）——然而至今為止，勞工彼此之間的和睦仍是不太可能如市民之誓約共同體的[10]。 可惜的是，關於各個種姓之參與近代資本主義經營的詳細資料——至少可供外人利用的數據——相當有限[11]。 關於主要種姓的收入狀況（官職、年金、有價證券以外的財源——《所得稅法》第四部），根據普查主任官員所作的報告，蓋特（Gait）在《1911年普查一般報告書》里舉出下列令人關注的事實[12]： 在孟加拉，接受經濟部門的所得稅勘查的人數大約有2.3萬人。占總人口51.7%的伊斯蘭教徒（2400萬）當中，只有3177人扣繳所得稅，占繳稅人數的1/8。然而，光是Kayasth（書記）這一個種姓就占有這樣的比例，其收入部分得之於企業，部分來自「專業」。其次是婆羅門，接受課稅的人當中有50%是以企業收益為主，與之匹敵的是Shaha，一個Sunri的小次種姓（11.9萬），他們獨占酒類的交易，也是接受課稅人口比例最高的一支。除此之外，只有制油和油商的Teli種姓超過1000人被課稅，所有其他的種姓都在這個數目之下。普查報告讓人意外的是，古來的商人種姓Gandhabanik與Subarnabanik，按其名稱原來應是香料商與貴金屬商人，卻各只有500人被課稅；不過若就人口（大約10萬到12萬）比例來說，還是比Teli種姓要高（150萬）。屬於下級首陀羅的商人種姓，例如他們的供水並不必然被婆羅門接受的Shaha，比起Teli（在孟加拉，其地位相當於Nabasakh集團）與Gandhabanik、Subarnabanik（昔日或許真的擁有吠舍階序的）這兩個種姓，在近代營利機會的追求上較不那麼躊躇，這是很可以理解的，正足以顯示出純正的古印度教的傳統主義精神。 固有的印度教種姓對於理性經營的適應性，明顯的是優於孟加拉的伊斯蘭教徒，而伊斯蘭教徒這種相對的劣勢則普遍地見於其他各省。伊斯蘭教的Scheikh種姓也有高額納稅者（特別是在旁遮普省），不過主要是大地租收入者，同樣的，拉吉普、Babhan（高級的地主與穀物大盤商種姓）、婆羅門和近似拉吉普的Khatri也是如此[13]。 在比哈爾（Bihar），繳交資本主義收入稅的種姓以Agarval（Kewat的次種姓，Kewat是個非常古老的商人種姓）排名第一，其次為Kalvan與Sumri（棕櫚汁蒸餾業者種姓）和Teli（制油者），就量方面而言，他們和高級的婆羅門及Babhan種姓旗鼓相當（這七個種姓合計占所有可課稅的「交易」所得的一半）。 在古印度教發源地的恆河上游平原與旁遮普及南印度，收入最大且比他人多得多的，大抵就數Baniya（古老的商人種姓），並且是來自商業所得，而在西北部，Khatri（自古以來即為高貴且全印知名的商人與書記種姓）則與婆羅門比肩在地租收入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不過在營業收入方面則獨占鰲頭。另一方面，（恆河上游平原的）Kayasth，從事「專業」的所得收入則是不成比例地高。 印度本地人的財富——部分而言相當巨大——長期以來相對地很少投入近代企業作為「資本」；在黃麻工業里，這種資本更是幾乎沒有。不只是企業家與董事會，連同工廠經理，在嘗過「痛苦的經驗」後，結果是：現在即使是印度最為本土的黃麻工業里，除了工頭之外，擔當起技術與商務機能的，幾乎都不是印度人（多半是蘇格蘭人）[14]。各廠家平均擁有3420個勞工的黃麻工業，是印度最高度發展的大工業[15]。 由於對金錢追求的熱度不同，特別是知識分子和在印度教的觀點看來較不受倫理束縛的商人（酒精業者）所占的有利地位，所以和伊斯蘭教徒相較之下，印度教徒的財富很明顯地更加傾向於密集的商業投資，這點和以下這個事實相對應：比起伊斯蘭教徒來，印度教的——同時也就是傳統主義的——勞工那種經常為人所樂道的工作熱度是更加強烈的。這兩種現象同樣都是受到種姓義務之遂行——對印度教而言具有特殊性意義——所制約。我們現在就要轉而討論這個重點。 * * * [1]《Baudhayana法經》，Ⅰ，5，9，1。所有公開販賣的商品也是如此。 法經的原文為：「工匠之手無不淨。」——譯註 [2]《Baudhayana法經》，Ⅰ，5，9，3。礦場及所有的作坊（除了酒類製造工場之外）都是儀式上潔淨的。 [3]關於印度教諸教派及各種救贖宗教與印度的金融和商業之間的關係，我們稍後再談。 [4]參照孟加拉普查報告（1911）中關於Baniya之商業教育的描述。以下事實恰足以駁斥職業種類的「天性」說，亦即：職業變遷強烈的古老種姓往往轉而從事一些就「天性」觀點而言在心理上與原先所事最為對反的行當，然而前後兩種職業間卻因共同使用到某些後天學得的知識與技能而相關聯。所以，例如前述提及的，古來的測量師種姓——他們的成員對於道路自然是特別熟悉——往往轉而從事司機的行業。類似的例子所在多有。 [5]這是1911年普查報告的數字。 近代受薪勞工的人數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際推定大約200萬。——譯註 [6]例如在加爾各答，勞工必須由外面招募而來。在近郊的一個鄉村里，只有不到1/9的居民說的是孟加拉本地的語言。 [7]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里，對此現象有較為詳盡的說明：「提高計件工資率的結果，往往不增加同一時間內的工作量，反而使之減少，因為勞動者對於工資率的提高所表示的反應，不是一天工作量的增加，而是減少。……他並不問：『若儘量工作，一日可進益多少？』而只問：『要賺取以前所賺的2.5馬克，以濟我傳統的需要，需做多少工作？』這也就是此處所謂『傳統主義』的那種作風的一例；就是說，人們並非『天生』就希望拚命賺錢，而只希望照著習慣活下去，並且能賺到為此所需要的那些錢就行了。」（張漢裕譯，p. 18）——譯註 [8]v. Delden, 前引書, p. 96。 [9]1920年作為全國性工會的全印工會會議方才成立，1929年其中的穩健派退出另組印度聯合工會（1935年再強化擴大為國民聯合工會）與前者對立，1938年兩者再度合併，仍用全印工會會議的名稱。然而到了1941年時，親英的印度工會再次脫離，擺出相對抗的態勢。——譯註 [10]參照v. Delden, 前引書, pp. 114—125。 [11]在加爾各答，現代的「熟練」勞工主要是來自幾個種姓：Kaivartha（農民與漁民的古老部族種姓）、Kayasth（書記）與Tanti（古織工種姓）。非熟練的所謂苦力勞工則同樣是來自前面兩個種姓，以及被蔑視的Goala種姓（榨乳者，古代的賤民部族）和Chamar（孟加拉地區不淨的種姓，為數甚伙的皮革業者）。此外，被剝奪其傳統業務的最下級種姓也最常見於苦力勞動。原有的工廠勞工則多半來自以下四個種姓：Tanti（織工）、Kaivartha（農民與漁民）、Chamar（皮革工）與Kayasth（書記）。相反的，例如Chhatri（據稱是剎帝利，實則為古代的傭兵部族）有45%是農民、「差役」與家僕，幾乎沒有擔任公職和在工廠勞動的。在孟買省的紡織工業里，63%是織工種姓，11.7%是Bhatia（古老的商人客族），9.8%是Vani（紳商），3.8%是拉吉普，1%強是Prabhu（官吏）與Mahan（村落吏員），其餘為其他種姓。商人和最後提到的這幾個種姓基本上是企業家（若是拉吉普則為地主）。孟買省從事商業（食品業除外）的種姓百分比如下：婆羅門3.2%，Vania（古紳商種姓）24.8%，Bhatia（古商人客族）7%，拉吉普與摩揭陀實際是0，Prabhu（官吏）9.3%，Lohana（辛德地區的古紳商種姓）6%，織工、Koli（小農）、Kunbi（農民）與Mahar（村落吏員）則為0，Pandhari（棕櫚汁蒸餾者）2%。古來的商人種姓有相當大的比例如今從事食品業（尤其是零售商）：Vania中有40%，Bhatia有61.3%，Lohana有22.8%，而所有其他的種姓很少有從事食品業的，高級種姓則完全沒有。 [12]p. 480. [13]在孟買省，地租收入者主要是分布在下列這些種姓中：婆羅門、Prabhu（官吏）、Mahar（村落吏員）與Lohana（商人）。 [14]參照v. Delden, Die ind. Jute-Industrie 1915, S. 86。 [15]v. Delden, 前引書，S. 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