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經 · 十

張愛玲 《易經》
她步入二樓一間大辦公廳,說要找莊士敦隊長。柵欄擋住的辦公桌後一個長臉淡褐金髮的警員抬起頭來,又回頭寫字去了。有個黝黑結實的人穿著卡其制服上前來。 「沈小姐麼?請這邊走。」 他領頭到一排的隔間,請她在一張桌子前坐下。 清白的人無端被召進了警察局,該如何舉動?應該是氣憤又緊張。可是她準是做得過火了。黝黑的漢子瞧了她一眼。 「沒有什麼事,問幾個問題罷了。要不要喝茶?」 「不用了,謝謝。」 「喝杯茶沒什麼,我們自己也要喝。」 「那好吧,謝謝。」 他搖鈴。有個骨瘦如柴的中國人悄沒聲的出現了,一身白襯衫,雇員的樣子。 「兩杯茶。」 他默然消失,留下一絲光腳穿球鞋的氣息。 「不抽菸吧?」 他自己點燃了一根煙。金髮警員側身快步過來,像只收起來的雨傘。 「這位是莊士敦隊長,我是馬瓦羅警探。」黝黑的警探說,仿佛是澳門人,也許是多明尼克嬤嬤的侄子,一樣的寬臉濃眉密密的睫毛。他一個人說話,做筆記。莊士敦只是坐視,面前攤開一本大筆記簿。會是什麼?她母親的「檔案」?他不斷翻看,像參考什麼。不可能全記著她的事吧?琵琶顛倒著看,只看見是活頁紙,打字稿。心裡漸漸地恐慌,又一股子想笑,仿佛已是事過境遷向某人提起,不是向母親提起,她會大發雷霆,而是向比比或珊瑚姑姑。她甩不掉這戲謔的感覺。她向來信任警察,坐在這裡心裡自在,並不比在學校口試緊張。馬瓦羅像個壞學生,筆記寫得很吃力,有一句沒一句,只有三兩行。他怎麼不索性讓她自己來寫算了? 「你父親多大年紀?」「你母親幾歲了?」又想抓她撒謊的小辮子似的。「你父親大你母親幾歲?」問不倒她的。他們兩人同年。 她報出母親上海的朋友,心上有些不安,比方說布第涅上尉,有必要說出他來麼?不過,既然事無不可對人言,有話直說豈不是最好? 「你認識羅侯爺嗎?」 「是我表大爺。」珊瑚姑姑聽到不知會怎麼說。連這都查出來了。 「他同你母親是什麼關係?」 「他是我父親的表哥。」 「你母親跟他很熟?」 「不是,她只見過幾次面。」 「她一定跟他很熟。不是她設法籌錢救他出來麼?」 「不是,那是我姑姑。」 「可是錢是你母親的?」 「我姑姑跟她借的。」 這些事他們怎麼知道的?露不會告訴他們,除非是他們先提起。她的心往下沉,曉得有場大病要來了,而且不是幾天就痊癒的。她喝了一口熱奶茶,饑荒似的。她這動作似乎使馬瓦羅震了震。難道是以為她突然口乾舌燥? 「他常到你母親家嗎?」 「羅侯爺嗎?沒來過。我們統共只見過他一次。」 「在你母親家裡?」 「不是,是在他家裡。」 「她常到他家去?」 「不是,那是他太太的家,他不住在那裡。」 她一心一意只提防說了什麼會惹她母親生氣。 「你幫你母親送過信嗎?來到香港之後?」 「沒有,上海對外的通訊並沒有斷。」 「你寄過包裹到重慶嗎?」 「沒有。」 「內地任何地方?」 「沒有。」 他起身,慢悠悠走出隔間,伸伸腿,吸口氣。莊士敦一分鐘也不浪費,立即接手,不時參閱他的大本子。 「羅侯爺是何時遭到暗殺的?」 「我不記得了。—一九三八年吧。」 「他始終沒把錢還給你母親?」 「借錢的事只有我母親和姑姑知道。」 為了取信他們,她說出了姑姑與羅侯爺的兒子的戀情。她並沒有泄露什麼秘密,換作是她母親也一定會說。馬瓦羅又回來了。兩人都沒做筆記。 「所以我姑姑就偷偷拿了她的錢。」 「可是她們還是朋友?」莊士敦問道。 「只是表面上。」 「她們還是住在一起。」 「為了省錢。」 「你母親的經濟拮据嗎?」 「對。」 「她現在有錢了?」 「不算有錢。」 「她住的是淺水灣飯店,一個多月了。」 「可能是我姑姑還她錢了。」 「你不知道確切原因?」 「我沒問。」 「你對你母親的事好像知道得很少。」 「我們很尊重彼此的私生活。」 「中國家庭很不尋常吧?」 「她們母女好幾年不見了。」馬瓦羅冷不防插話。這兩人就像她在哪兒讀過的幫會兄弟,兩個人一搭一唱,「你扮白臉,我扮紅臉。」京戲裡武人畫紅臉,文人是一張淨臉。一個兇猛脅迫,另一個知書達理,好似幫受害人撐腰,對抗他的夥伴。受害人感激涕零,輕易就招供了。而這裡的兩個,莊士敦是英國人,自然扮黑臉。馬瓦羅有中國血統,廣東話想必也很流利,雖然今天不見他說廣東話。 莊士敦倒身向後,讓馬瓦羅接手盤詰。 「你認不認識你母親的日本朋友?」 「她不認識日本人。她討厭日本人。」 「倒不討厭德國人?」 「她也不認識德國人。」 「你知道伊梅霍森醫生嗎?」 熟悉的名字又使她心中一跳。「他是我的醫生。」 「他常到你家裡嗎?」 「只有我生病那次,我得了傷寒。」 「他的全名叫什麼?」 「不知道。」 再換莊士敦上場。她的父母年齡差幾歲? 好不容易,他合上了本子,說: 「謝謝你,沈小姐,我們可能需要再請你過來談談。」 琵琶倒抽口氣,難以置信。 「數據還不充份。」他說。 馬瓦羅蹙著眉,低聲道:「非常抱歉。事關安全,媽虎不得,尤其又是戰時。」 這一提,琵琶陡然想明白了一件不太確定的事—日本已經到達九龍半島邊境。上海孤島傲然屹立,毫不隱諱深陷重圍,香港人卻一句話也不想提,只說這裡是安全的,這裡是英國的轄地。可是日本不是軸心國之一,而英國正和軸心國作戰嗎? 「當然,當然是要小心為上。」她同情地喊著。 兩人都有點受驚懷疑的表情。現在可不是讓她講理的時候。 她在警察總署待了三個鐘頭。出來後在附近雜貨鋪打電話。露還是不在,她改找張夫人。 「我們打電話找你,你出去了。」張夫人說。 「我在外面打的電話。我找不到我媽。」 「她還沒回來呢。他們叫她去問話,太不像話了。」 「我也剛從警察局回來。」 「你能不能過來?過來再說。」 她發現張夫人一個人在房間裡。 「昨天我們下樓去吃午飯,有個警察過來,說要找我們談談,張先生和我就跟著他進了酒排。問我們的旅行,十句有八句不離你媽。後來才知道吳先生吳太太也有人問他們話。我們午飯時沒看見她,只好一直打電話到她房間去,也不知道該怎麼辦。今天一大早,那人又來了。張先生差點就發脾氣了。末了才知道她昨晚沒回來。我們可真的擔心了,就打電話找你。」 「她到哪兒去了,那人沒說嗎?」 「當時我們並不知道她不在飯店裡。張先生去找領事了。放心好了,很快就沒事了。真是太豈有此理了。」 緹娜與里奧納·吳進來問有沒有消息。一看見琵琶也在,就把他們的事說了一遍。今天早晨他們也是又被盤問了一次。 「這下子可領教到殖民地的厲害了。」里奧納說,「我們中國人說中國是半個殖民地,到底還是兩樣。」 「英國人在上海就不敢這麼樣。」張夫人道。 「租界裡他們就夠趾高氣揚了,可還不敢這麼明目張胆。」他說。 「誰叫香港是人家的呢。」緹娜說。 「都是打仗的原故,才讓他們這麼草木皆兵的。」張夫人道。 「再怎麼說,也不能這麼對待友好的同胞啊。」里奧納說。 「我們本來早就要走了,」張夫人道,「可是你媽偏說蜥蜴皮還沒弄好。」 「你也知道你媽的脾氣,琵琶,老是那麼不慌不忙的。」緹娜說。 「噯,真是折騰人。」張夫人嘆息著說,「誰想得到……!」 「他們都問了你什麼,琵琶?」緹娜氣惱地說。 琵琶揀了一部份告訴他們。 「就跟問我們的一樣嘛,里奧納,你說是不是?」 矮小的里奧納·吳長了個娃娃臉,孩子氣似的漂亮,拘謹得很,今天說的話已比平日多上許多。 「吳醫生,你聽說過這個德國醫生嗎?」張夫人問道。 「是啊,他們怎麼會問起伊梅霍森醫生來呢?」琵琶也說。 「張先生本來要去找他看病的,可是他回德國去了。」張夫人道,「看他的年紀,在上海也住了三四十年了。上海的德國人運氣好,不用去打仗,也沒給拘禁什麼的。」 「聽說他涉嫌當間諜。」里奧納說。 「噯,那就難怪了,難怪他們會疑心露呢。」張夫人輕輕喊了一聲。 「這也太小題大做了吧?」緹娜說,「誰都能找他看病啊。」可是她的聲音漸漸輕了,心虛似的。 沉默了下來,顯然是顧忌琵琶在場。 「張先生沒打電話回來?」里奧納問道。 「沒有。」 「現在最要緊的是趕緊跟她聯絡上。」里奧納說。 「這事交給張先生就對了,他人面廣。」緹娜說。 「張先生在香港這裡不認識人。」張夫人道。 「他總是個名人,不比我們。」緹娜說。 「他當然會盡力幫忙。露那些英國朋友一個也想不起來?張先生也說我們黃面孔在這裡使不上力,一定得白面孔才行。」 「有個布雷克維少尉,可我不認識他,這事發生之後就沒見過他了。」緹娜說。 是那個英國陸軍軍官,琵琶心裡想。 「他要是以前不認識露,也幫不上忙。」張夫人說。 「漢寧斯呢?可以給他發個電報。」里奧納說。 「沒有他的地址。」緹娜說。 「送到加爾各答他的公司去。」 「他還在印度嗎?」琵琶問道。露如果是去找他,也不奇怪。也該是個像他那樣的人。 「對,他離開上海了。」緹娜說。 「還是可以幫她作保。」里奧納說。 「他要在這兒就好了。」緹娜說。 「噯,還是看領事怎麼說吧。」張夫人說。 「找領事就對了。」里奧納說。 「等張先生回來就知道了。」緹娜說。 吳先生吳太太翩然出去了。 下午十分漫長,張先生回來天色已經暗了。他舉高一手,掌心朝外搖了搖。 「別提了。」他趕在太太開口前道,「豈有此理。領事找了幾個人,個個跟他打官腔,什麼戰時保安的,還說只是找她去問話,不需要請律師。」 「他們怎麼能言語都不言語一聲就把人押起來?」張夫人喊道。 「現在是打仗。」 「跟他們打仗的人可不是重慶政府。」她指明了。 「他們知道重慶管不了。」他惱火地朝太太嘟囔,「沒有後台的中國公民算什麼!」 「張伯伯可不是默默無名啊。」琵琶道。 「我說不上話,我有好些年沒在政府任職了。」 「可是有張伯伯在這兒。」其實她想說的是「有您作保還不夠嗎?」 「我也只能據實以答,」他用講道理的聲氣說,「雖然有親戚的情份,卻很少跟你媽見面,這次搭夥一道走還是因為去的是同一個地方。」 「老實說,他們問我們的事情我們一件也不知道。」張夫人道。 「我也一樣。」琵琶道。 「這事純粹是誤會,都是因為不體恤中國人。」張先生道。 「她人呢?」張夫人問道。 「領事也在打聽,明天他會去找總督。」 「絞把熱毛巾擦臉吧?」 他點頭。張夫人進浴室去,放熱水。張先生趁這時候問琵琶她到警察局的情況。 「我看還是你回去問他們,堅持要知道你媽的下落。你是在這兒上大學,不是玩幾天就走的,總該有點份量。」 「是麼?」 「是啊,島上這所大學頗有點地位,究竟是公家的機構。」 「那我即刻就去,免得他們下班了。」 警察局裡仍有燈光,也沒人攔住她不讓她上樓。不見人影的走道散發出光腳穿球鞋的氣味,比白日更濃。辦公室的門鎖上了。母親就在這棟屋子裡嗎?幽暗的黃色燈泡使得這棟又大又舊的辦公樓欺人地溫暖。還是別讓人逮著在這裡遊蕩的好。可她還是愣愣站在辦公室門前,轉動門把,影子映在灰濛濛的、沒有光亮的毛玻璃上。有警員從過道走來,腳步落在亞麻油亮皮暗褐地板上,響亮得很。他說莊士敦與馬瓦羅都下班了。琵琶只好走了。 到這時候她已經習慣了晚上走這段斜坡路回宿舍,覺得路程短了很多。今晚這份熟悉的感覺尤其窩心。心底里她深信又是她母親旅行中的災難,像那次船起航前她父親扣下了行李,像紐約登岸後簽證又出了問題。她聽得見事過境遷母親與姑姑談講,又是氣又是笑。珊瑚在就好了,她最拿手的事就是救人。連表大爺有罪的人都救得出來。表大爺扶乩得了一首詩,說什麼「飛龍摶風上九天」。旁人都恭賀他,聽說了他即將出任傀儡政府的總統。過沒兩天,他從扶乩處出來,就遭射殺了。明跟珊瑚說過有這個流言。琵琶把表大爺拋諸腦後。他惹的禍還不夠多麼? 她覺得張先生等她走後還有許多話要對張夫人說。中國人有些事總不讓老太太和兒童與聞,當他們毫無用處。她能體會表大媽為什麼惱恨明與珊瑚在營救表大爺時始終瞞著她,可是她不能怪張先生跟她母親一樣都拿她當小孩子看。他們對她的判斷也許是對的。 爬坡爬到一半,她經過了教授們的屋子,空洞洞黑魆魆的。這個夏天戰火方興未艾,不曉得他們能到哪裡去度假?布雷斯代先生留在香港,可是她不會去向他求援。心裡有什麼扯了下來,百葉窗一樣阻斷了讓他與她母親發生一點點關聯的想法。張先生說大學在香港是有地位的。那麼院長呢?他也住在這些小屋子裡。這時候必然也不在。教務長呢?甚至是除了講演日不曾露面的校長?她四處告幫,要人幫一個素未謀面的女人作保,她母親會不會生氣?這時候她就能明白前清的官員遇上急事為什麼通常都不作為。做錯了事反倒比不想到該做什麼容易招禍。交給張先生處理吧,母親信任他。可是明天她還要再到警察局去,張先生是這麼建議的。 多明尼克嬤嬤幫她開門,什麼也沒說。可是琵琶感覺警察也來調查過她。多明尼克嬤嬤說不定打電話向院長姆姆請示過,決定不聞不問。教會不能蹚這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