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間自己的房間 · 第五章
信步閒看後,我終於來到了擺放在世作家作品的書架前。既有女作家的,也有男作家的,如今,女人寫的書幾乎與男人寫的一樣多了。
也可以這樣說:事實不僅於此,如果說在兩性之中依然是男性較為健談,那麼,事實的另一面就是:女人不再只寫小說了。
書架上,有簡·哈里森的希臘考古學著作,弗農·李注79的美學專著,格特魯德·貝爾注80的波斯遊記;林林總總,包含了上一代女性從不曾涉及的各類話題,有詩歌、戲劇和評論,歷史和傳記,遊記和各種學術研究著作,甚至還有幾本哲學、科學和經濟學的著作。
雖然小說仍是主流,卻因為與其他著作有所關聯,自身也已經發生了變化。
女性寫作史詩年代中的那種天然質樸或許已一去不復返。閱讀與批評或許已拓寬她的眼界,讓她的視角更細緻入微。或許已經宣洩了描寫自我的衝動。她或許已開始把寫作當成一門藝術,而不再是表達自我的方法。
從這些新小說中,我們應該能找到對於此類問題的一些答案。
我從中隨意地抽出一本。
這本書就在書架的最頂端,有《人生冒險》之類的書名,作者是瑪麗·卡米克爾注81。今年十月剛剛出版。
看上去是她的處女作,我自語道,但最好把它當作一套很厚的叢書的最後一本去讀,承續我剛剛瀏覽過的所有那些書—溫切爾西夫人的詩集、阿芙拉·班恩的劇作,還有那四位著名小說家的傑作。這是因為書與書之間有連續性,哪怕我們習慣於單獨評判某本書。而我也必須把她—這位不知名的女作家—視為那些女作家的後裔,我剛才領略了她們的境況,現在可以看看她繼承了多少她們的特色和局限。
因而,我坐下來,拿出筆記本和一支鉛筆,看看我能從瑪麗·卡米克爾的第一部小說《人生冒險》中了解到些什麼;可一想到小說總像鎮痛劑,讓人沉昏麻木,而非解毒劑,如同用燒熱的烙鐵把人驚醒,我不免長嘆一聲。
首先,我從上到下瀏覽了一頁。我對自己說,先要領會她的詞句,再去記誰的眼睛是藍色的、誰的是棕褐色的,還有克洛伊和羅傑可能是什麼關係。我得先搞清楚她手裡拿的是筆還是鋤頭,之後才有時間去關心細節。
於是,我念了一兩句話,很快就感覺到行文有失整飭。句子間流暢的銜接被打斷了。有什麼被撕裂了,有什麼被劃破了,時不時會迸出一個詞,在我眼中如火炬般刺眼。就像老戲中常說的,她是在試圖「放開手腳」。
我心想,她真像一個擦火柴的人,但那根火柴是點不燃的。
仿佛她就在我面前,我忍不住問道:為什麼簡·奧斯汀的句式對你來說也不稱手?就因為愛瑪和伍德豪斯先生死了,那些句法也必須統統被拋棄嗎?
唉,如果真是這樣,我實在免不了嘆息。
簡·奧斯汀的詞句就像莫扎特的協奏曲,美妙的旋律婉轉相續,相形之下,讀這本書就如同坐在敞開式的小船里渡海,一會兒顛升,一會兒墜跌。這種上氣不接下氣的急促感,或許意味著她心有所懼,或許是怕人說她「多愁善感」,又或許是她想到女性的作品曾被譏誚為「花哨」,因而故意添加了些荊棘。
我並不能肯定她是獨創一格,還是步「她人之塵」,直到我細讀了某個片段。細讀之後,我認為她並不會讓讀者乏味。但她堆砌了太多事實,以這本書的篇幅而言(只有大約《簡·愛》的一半長度),一半素材都用不了。但她就是有辦法讓所有人—羅傑、克洛伊、奧莉維亞、托尼和比格漢姆先生—全部擠進一條溯流而上的獨木舟。
等一下,我向後靠在椅背上說,在做出進一步評論前,我必須再謹慎一點,要全盤考慮。
我告訴自己,我幾乎可以肯定瑪麗·卡米克爾在跟我們耍花招。我的感覺分明像是坐過山車,就在以為車要俯衝下去時,它卻驟然飛升。瑪麗是在打亂這種預期的順序。她先打破了句法,又打亂了順序。
好吧,只要她不是為了破壞而破壞,而是為了創造,她就有權一連打破兩項傳統。但究竟是為了破壞還是為了創造,我尚不能確定,除非她讓自己面對一個特定的局面。我對自己說,我會給她一切自由,任她選擇製造局面的手法,只要她願意,用幾個鐵皮罐、舊水壺都可以,但她一定要讓我信服,她確信那就是特定的局面;一旦做出了選擇,她也必須直面那種局勢。她必須投入。只要她向我盡作者之責,我就決意向她盡讀者之責,就這樣,我翻過一頁,讀了下去……
請原諒我唐突地打斷一下。
沒有男人出場嗎?你能向我保證,那塊紅色窗簾後面沒有藏著查特萊斯·拜倫爵士的身影?你敢肯定我們都是女人?
好吧,我要告訴你們,我接下來讀到的是這樣一句話:「克洛伊喜歡奧莉維亞……」
先別表態,也別臉紅。讓我們在自己的圈子裡私下承認吧,這種事時有發生。有時,女人確實喜歡女人。
我讀到「克洛伊喜歡奧莉維亞」,然後突然意識到,這是多麼巨大的轉變。
在文學世界裡,這可能是克洛伊第一次喜歡奧莉維亞。
克莉奧佩特拉不喜歡奧克泰維婭;但如果她果真喜歡,那《安東尼與克莉奧佩特拉》將會整個兒變樣!
任由思緒暫時偏離《人生冒險》,我想到:會不會有人膽敢說出來—整齣戲被荒謬地簡化了,落入了窠臼。克莉奧佩特拉對奧克泰維婭只有一種情感,那就是妒忌。她比我高嗎?她的髮型是怎麼梳理出來的?除此之外,這齣戲大概也不需要別的情緒。
可是,如果兩個女人的關係更複雜一點,那將是多麼有趣啊。
我匆匆回顧了一下輝煌的小說長廊中的女性形象,心想,所有這些女人的關係都太簡單了。還有太多內容被忽略了,從未被觸及過。
我盡力回想自己讀過的書中,是否有過兩個女人的友誼。《十字路口的黛安娜》中有過這樣的嘗試。當然,在拉辛和古希臘悲劇中,她們是彼此的閨中密友;偶爾是母女。
但幾乎毫無例外的是,她們的形象只有在與男人的關係中才能得到展現。想來真讓人奇怪,在簡·奧斯汀的時代之前,小說中所有的重要女性都是從異性的視角來看的,而且,只有在與異性發生關聯的情況下,她們的形象才得以顯現。
然而,在一個女人的生活中,與男性的關係是何其微小的一部分啊;而男人對這種關係的了解又是何其淺薄啊,他們只會戴上「性」給予他們的黑色或粉色眼鏡去打量兩性關係。
也許就因為這樣,小說中的女性形象才有一種特質,或是志得意滿,或是不快樂;她們要麼美得驚人,要麼丑得出奇,要麼如天使般善良,要麼如魔鬼般墮落—但這些都是透過男人的眼睛看到的她,只是愛意漸濃或愛火漸熄的情人所感受到的。
注79 弗農·李,Vernon Lee(1856-1935),原名Violet Paget,英國作家,著有超自然主義小說和美學專著。
注80 格特魯德·貝爾,Gertrude Bell(1868-1926),原名Gertrude Margaret Lowthian Bell,英國作家、旅行家,對英國與中東的政治關係有極大貢獻。
注81 參見第一章,是作者假想的人名之一。
當然,在十九世紀的小說家筆下並非如此,書中的女人變得更多樣化了,也更複雜了。說真的,也許正是因為產生了書寫女人的渴望,男人們才漸漸放棄了詩劇,因為詩劇過於激昂,很難施展女性形象,所以才發明了小說,作為更與之相宜的體裁。即便如此,哪怕是在普魯斯特的文字中,我們也能明顯看出男人對女人的認識仍處處受限,一知半解,恰如女人對男人的認識。
我看著這一頁,繼而又想到,除了日復一日的家務事,女人也和男人一樣對其他事物感興趣,這是越來越明顯的事實。
「克洛伊喜歡奧莉維亞。她們合用一間實驗室……」我讀下去,發現這兩位年輕女士正忙著切碎肝臟,那似乎是治療惡性貧血的良方。儘管她倆之一已結婚,並且有了兩個小孩—我想我說的沒錯—但這些都必須省略不提;因此,小說中這幅出色的女性肖像又變成了寥寥幾筆,太單調,太乏味了。
舉個例子來說,我們不妨假設文學中的男性形象也只是作為女性的戀人出現,不曾是男人的朋友、軍人、思想家或是空想家,那麼,莎士比亞在戲劇中能指派給他們的角色必定屈指可數,文學世界豈不損失慘重!奧賽羅或許大體還在,安東尼也有所保留,但我們將失去凱撒、布魯特斯、哈姆雷特、李爾王、傑奎斯—文學將會貧乏到不可想像的程度。
事實上,一直把女性摒之門外的文學世界也同樣貧乏得難以估量。
她們違心地嫁了人,被關在家宅內,只有一件正事可做,劇作家又怎能充分、生動、逼真地塑造她們的形象?只有愛情,或許能擔當她們的詮釋者。詩人也不得不滿懷激情,或滿腹辛酸,除非他有意「厭惡女人」,而這往往意味著他對女人毫無魅力可言。
好,如果克洛伊喜歡奧莉維亞,她們又合用一間實驗室,這就會讓她們的友誼多姿多彩,並且更長久,因為這種友情不會過於圍繞私人生活。
如果瑪麗·卡米克爾知道如何去寫,而我也開始喜歡她的獨特文風;又如果她擁有一間屬於自己的房間,這一點我倒不敢確定;再如果她每年能有五百英鎊的收入,雖然這也有待證明—那麼,我想,某種意義重大的事情已經發生了。
因為,如果克洛伊喜歡奧莉維亞,而瑪麗·卡米克爾又知道如何表達,她就將在這間至今無人來過的大廳里燃起一支火炬。只見幽明的微光、黝黯的陰影,宛如秉燭走入蜿蜒洞穴,你會上下打量,不知踏向何方。
我又開始讀這本書,讀到克洛伊看著奧莉維亞把一隻罐子放到架子上,並且說道,該回家看孩子去了。
我敢說,這可是創世以來從未有人見過的場景。
我也十分好奇,觀望著這一幕。因為我想看看瑪麗·卡米克爾會如何動筆,去捕捉那些未曾被記載過的手勢,那些未被說出口或只說了一半的話,那是只有女人在場、沒有被男人帶著偏見的任性光芒照亮時才會自然而然呈現的,就像天花板上飛蛾的影子那樣不易被察覺。
如果她真要這麼做,就得屏息凝神才行,我一邊讀下去,一邊對自己說;因為女人對任何動機不明的關注都有疑慮,又太習慣隱瞞和壓抑,任何向她們投來的目光都會讓她們閃躲。
我又忍不住對瑪麗·卡米克爾說道,好像她就在我眼前:唯一的辦法就是轉移話題,說點別的事,目光凝望窗外,就這樣,把發生在奧莉維亞身上的事記錄下來—不是用鉛筆記在筆記本上,而是要用最快的速記,甚至用沒寫完整的字詞去記。奧莉維亞,這個在岩石的陰影下存在百萬年的生物,感覺到光線落下來,看到眼前出現了一種陌生的食糧:知識、冒險和藝術。
我又一次把視線從書上移開,心想,她必會伸手去拿,也必會重新調配已高度發達,但用於其它目的的既有才智,將新知識容納於舊知識,而且不會因此擾亂精妙複雜、無限延展的整體平衡。
哎呀,我這不是做了自己決意不要去做的事嘛,不知不覺就在讚美女性了,未經三思;「高度發達」「精妙複雜」,這些都是無法抵賴的讚美,而稱讚自己的性別總是可疑的,也往往挺蠢的;更何況,這種事該如何評判呢?
誰也不能指著地圖說哥倫布發現了美洲大陸,而哥倫布是個女人;也不能拿起蘋果說牛頓發現了萬有引力,而牛頓是個女人;更不能仰望天空,說飛機在上空飛過,而發明飛機的是女人。
牆上沒有刻度,無法精確測量女性的高度;也沒有毫釐分明的碼尺能測量母親有多麼賢良、女兒有多麼孝順、姐妹有多麼忠實、主婦有多麼能幹。
即使是現在,在大學院校有學分的女生也極少,包括陸軍和海軍、貿易、政治和外交在內的各行各業也幾乎沒有針對女性的資格考試。
直至今日,女性都不曾被明確地記載。
但如果我想了解,譬如說,別人都知道霍利·巴茨爵士的哪些事,我只需翻開《伯克名錄》或是《德布雷特名錄》注82就能知道他拿過這樣那樣的學位,擁有一處宅邸,有一個繼承人,是一個董事會的主管,出任過英國駐加拿大總督,還榮獲了很多學位、官職、勳章和其他榮譽,以銘記其諸多不可磨滅的業績。
關於霍利·巴茨爵士,除了上帝,再沒有人知道得比這還多了。
所以,即便我說女人「高度發達」「精妙複雜」,也不能在《惠特克名錄》或《德布雷特名錄》或大學年鑑中得到證實。
身在如此困境中,我能做什麼呢?
我又把目光投向了書架。
上面還有幾本傳記:約翰遜、歌德、卡萊爾、斯特恩注83、柯珀注84、雪萊、伏爾泰、勃朗寧以及許多人的傳記。
我開始思忖,所有那些偉人都曾出於這樣或那樣的原因,仰慕過、追求過女人,與她們一同生活,向她們吐露心中的秘密,向她們求愛,寫下她們,信任她們,並且表露出—只能稱之為對某位特定異性的—需要和依賴。
我不敢斷言,這些關係都純粹是柏拉圖式的,但威廉·喬因森·希克斯爵士注85應該會否認吧。但如果我們認定這些男人從這些關係中得到的僅僅是歡愉、諂媚和肉體的愉悅,那未免冤枉了這些顯赫的大人物。
他們得到的,顯然,是他們的同性所無法提供的東西;進一步說,是一種刺激,是只有女人的天賦才能給予的創造力的更新,這樣的界定應該不算輕率,也無須徵引詩人言之鑿鑿的狂言。
我想到:他打開客廳或育嬰室的房門,就會看到她被孩子們團團圍住,膝頭或許還擱著一方刺繡—不管怎樣,這個世界和他所在的法庭或下議院的那個世界之鮮明對照,生活秩序、生活體系的核心之截然不同,都會立刻帶來嶄新的面目,令他神清氣爽;接下來,哪怕在最簡單的家常閒談中,也會出現天然不同的見解,足以滋潤他本已乾涸的腦海,思路煥然一新;他看到她用另一種方式創造了一番天地,而那與他自己的方式迥然相異,他的創造力也陡然活躍起來,不知不覺,呆滯的頭腦又開始布局謀篇,浮現出的詞句或場景都是他戴好帽子、動身去見她前百思而不得的。
每一位約翰遜都有他的斯雷爾注86,出於諸如此般的原因對她不離不棄,後來,斯雷爾嫁給了她的義大利音樂教師,約翰遜差點發了瘋,又惱又恨,那不只是因為他不能再在斯特里特漢姆度過良宵了,還因為他的生命之光「仿佛熄滅了」。
即便不是約翰遜博士,不是歌德、卡萊爾或伏爾泰這般大人物,我們依然可以感覺到女人有高度發達的創造才能,感受得到那種天然的複雜性。
必須窮盡英語的運用,新鮮詞彙也必須不合常理、打破常規地插翅飛來,女人才能說出她走進房間時發生了什麼。
房間與房間大不相同,有的安靜,有的喧囂;
有的面朝大海,或正相反,正對監牢大院;
有的掛滿洗淨的衣物,有的被貓眼石和絲緞裝點得生機勃勃;
有的像馬鬃般堅硬,有的如羽翼般輕柔。
注82 類似年鑑手冊,記錄英國貴族或鄉紳的家族史和個人情況。
注83 勞倫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1713-1768),英國感傷主義小說家,生於愛爾蘭,後就讀於劍橋大學。曾擔任約克郡牧師。代表作:《項狄傳》(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Tristram Shandy, Gentleman)。
注84 威廉·柯珀,William Cowper(1731-1800),英國詩人,浪漫主義詩歌的先行者之一,擅長描繪日常生活和英國鄉村場景,改變了十八世紀自然詩的方向。
注85 威廉·喬因森·希克斯爵士,Sir William Joynson Hicks(1865-1932),英國保守黨政客,曾任郵政大臣和內政大臣。1925年曾為女性爭取平等投票權,1933年,他的傳記作者寫道,他承諾阿斯頓女士的這項法案提議實際上是其政敵丘吉爾所言,並無事實依據。但1928年他二度提出此項動議,將投票女性的年齡從30歲降至與男性投票資格相當的21歲。
注86 斯雷爾,Hester Lynch Thrale (1741-1821),本姓Salusbury,二婚後改姓Piozzi,英國日記體女作家,藝術贊助人。
只消走進任何一條街上的任何一間屋子,那種極其複雜的女性力量就會一股腦兒地撲面而來。
哪裡會有別的可能?千百年來,女人一直深居屋宅,時至今日,房間的四壁早已浸透了她們的創造力,其實,磚石灰泥早已不堪重負,這股力量不得不訴諸筆端,或寫或畫,或從商,或從政。
但女人的創造力和男人的完全不同。
我們必須斷言,這種創造力若因受阻、因荒廢而無法發揮,那真是太可惜了,因為那是歷經了千百年最嚴苛的管束後所贏得的、無可取代的力量。
如果女人像男人那樣寫作,像男人那樣生活,看上去也像男人,那也太可惜了,因為,既然男人女人各有不足,世界又如此遼闊豐富,一種性別何以成事?難道教育不該彰顯差異、突出個性,而非舍異求同嗎?畢竟,我們的相似之處已太多了,如果有位探險家探險歸來告訴我們,還有另一種性別的人,正從不同的枝葉間仰望另一片天空,豈不是對人類作出了更大的貢獻?如果碰巧看見某教授為了證明自己的「優越」而衝去取來他的標尺,我們豈不是樂不可支?
目光仍盤桓在書頁上方,我在想,瑪麗·卡米克爾只會作為旁觀者來處置她的作品。我真的認為她會變成自然主義小說家—我覺得這一類不太有趣—而不是偏重思考的那一類。
有這麼多新鮮事物要她觀察。她不必再把自己困在中上階級的豪宅中,盡可坦然走進那些香氣撲鼻,坐著交際花、娼妓、抱著哈巴狗的太太的小房間,而不必心懷慈悲,或覺得紆尊降貴;她們將仍然披著男作家們硬要搭在她們肩頭的粗陋成衣,但瑪麗·卡米克爾一定會拿出自己的剪刀幫她們修裁,乃至每一處起伏都熨帖合體。
等她改完,我們就將一睹這些女人的真面目,那必將是很新奇的場景,但我們還得再等一會兒,因為瑪麗·卡米克爾仍被自省所覺察到的「罪惡感」牽絆,那是野蠻的傳統性別意識遺留給我們的。
她的雙腳仍被古老、粗鄙的階級腳鐐束縛著。
不過,大多數女人既非娼妓也非交際花,也不會在每一個夏日午後枯坐如鐘,把裹在落滿塵埃的絨布里的哈巴狗緊緊抱在懷中。
那她們會做些什麼呢?
我的腦海中浮現出某條長街,鱗次櫛比的房屋裡住滿了人,河邊南岸有很多這樣的街巷。在想像中,我仿佛看見一位年邁的老婦人緩緩走來,挽著身旁的中年女子,那或許是她的女兒,兩人的靴子、毛皮大衣都很講究,午後如此盛裝一定是她們生活中的某種固定儀式,這些衣物在夏季必定被收納在衣櫥里,疊放整齊,夾了樟腦,年復一年。
她們穿過街道時,路旁的燈一盞一盞點亮了(因為她們最喜歡的正是薄暮時分),想必她們年復一年都是如此。
年長的老婦快八十歲了,要是有人問她,一生對她而言意味著什麼,她會告訴你,她記得那些街巷曾為巴拉克拉瓦一戰而燈火輝煌,或者,說她曾聽到海德公園裡為愛德華七世慶生時鳴響的禮炮聲。
但是,要是有人希望搞清楚究竟是在什麼季節、什麼日子、什麼時分,再問她在1868年的4月5日或1875年的11月2日做了什麼,她肯定會茫然地回答,她什麼都不記得了。
因為一餐又一餐的飯菜都煮好了,鍋碗瓢盆都洗刷乾淨了,孩子們都送去了學堂,長大成人就離開家,踏上社會。
所有這些事,什麼都沒留下,一切消失殆盡。傳記或歷史對此不著一言。至於小說,都不可避免地撒了謊,哪怕不是故意的。
所有這些默默無聞的生命,仍有待記載,我對瑪麗·卡米克爾說,好像她就在這兒。
我的思緒繼續穿行在倫敦的大街小巷,在想像中,感受沉默的壓力,未曾記載的生活無聲堆積,或許來自街角叉腰而立的女人,戒指嵌在她們腫脹的手指上,說起話來比手畫腳,好像在用莎士比亞劇中的台詞;或許來自賣紫羅蘭的姑娘、賣火柴的女孩和坐在門洞下的老太婆;又或許來自逛來逛去的姑娘們,她們的臉色如陽光或烏雲下的海浪,暗示著男人或女人的靠近,映照出商店櫥窗里閃爍的燈光。
所有這一切,你都要去探究,我對瑪麗·卡米克爾說,要握緊你手中的火炬。
首先,你必須照亮自己靈魂的深刻與淺薄、虛榮與寬宏,說出你的美貌或平庸對你意味著什麼,以及你與這個變動不休的世界—這個充斥了搖來晃去的鞋襪手套等各色物品,浸淫在藥劑瓶中散發出的淡淡香氛中,鋪著人造大理石地板、頭頂穹頂長廊的布料市場—有何關係。
在想像中,我走進了一家商店,地面鋪成了黑白兩色,四處掛滿了美得令人驚嘆的五彩緞帶。我想,瑪麗·卡米克爾若是走過,也該進來瞧瞧,因為這幅場景太適合用筆墨描繪了,儼如白雪皚皚的山峰或岩石林立的山谷最匹配安第斯山脈的景致。而且,櫃檯後還站著一個女孩—我會樂於寫出她的真實故事,就當作是拿破崙的第一百五十本傳記,或是第七十部研究濟慈,以及老教授Z之流正在撰文論述的濟慈筆下的彌爾頓式倒裝句法的著作。
然後,我會非常小心地踮起腳尖走路(膽怯如我,實在害怕曾差點兒打到我肩頭的那一鞭子),小聲地說出:她也應該學會對異性的虛榮一笑了之—也不妨說是他們的「特性」,這個詞大概不太容易得罪他們—千萬別帶著苦澀。
兩種性別間的互惠互助之一,便是為彼此描述這後腦勺上一先令大小的部位。
想想吧,女人從尤維納利斯注87的言論、斯特林堡注88的批評中得到怎樣的裨益。想想自古至今的男人是多麼仁慈、多麼明智地指出了女人腦後的隱秘部位!
如果瑪麗夠勇敢,也夠誠實,她就該繞到男人的身後去,告訴我們她發現了什麼。除非有女人描述出這一先令大小的部位,否則,永遠不可能得到一幅真實、完整的男人形象。伍德豪斯先生和卡蘇朋先生注89就代表了這種部位的大小及本質。
當然,沒有任何頭腦正常的人會慫恿她故意去譏諷和嘲弄—文學始終能證明,懷著這種心機寫下的文字是一無是處的。
常言道,人要誠實,結果就必定格外有趣。喜劇必定會越來越豐富。新鮮事物必定會被揭示。
不過,也該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到這本書上了。與其去揣測瑪麗·卡米克爾會怎樣寫、該怎樣寫,更應該看看她到底寫了些什麼。
因此,我繼續讀下去。
我想起自己曾對她有些許怨言。她打破了簡·奧斯汀的句式,讓我無法炫耀自己無可挑剔的鑑賞力、難以取悅的耳朵;也無法徒勞地說「是的是的,這很不錯,但簡·奧斯汀寫得比你好得多」,因為我不得不承認,她們兩人毫無相似之處。
她又更進一步,打亂了敘述的順序—我們期望看到的順序。也許她是無心為之,只是像女人會做的那樣,並且像女人那樣去寫,讓敘述順其自然。但結果多少讓人困惑,我們看不到波濤湧起,危機將至。因此,我也無法炫耀自己洞察世情之深刻,知人心性之深邃。
每當我即將在合乎常理之處感受到合乎常理的物事,諸如愛情或死亡,那個惱人的東西就會把我拽住,好像至關重要的節點還在前方。這樣一來,她又害我無法高談闊論,堂而皇之地說出「基本的感情」「人性共通之處」「人心深不可測」之類的詞句,以及所有那些支撐我們相信自己在心底里—哪怕表面看來或許挺機靈的—是極其嚴肅、極其深刻、極其慈悲的說辭。
她卻讓我覺得我們根本不嚴肅、不深刻、不慈悲,恰好相反,人人都可能思想怠惰,因循守舊—這個想法實在不太吸引人。
但我讀下去,注意到了另一樣事實。
她並非「天才」—這太明顯了。她沒有對大自然的熱愛,沒有熾烈的想像力,沒有不羈的詩情,沒有絕妙的機智,沒有像溫切爾西夫人、夏洛蒂·勃朗特、艾米莉·勃朗特、簡·奧斯汀、喬治·艾略特那些偉大前輩們的深邃智慧;她無法像多蘿西·奧斯本那樣帶著樂律和尊嚴去寫作。
說真的—她不過是個聰明的姑娘,不出十年,她的書就會被出版商化為紙漿。
儘管如此,跟半個世紀前那些比她更有天賦的女作家們相比,她還是有優勢的。
在她這裡,男人不再是「強烈阻撓的那一派」,她無須耗費時間去責怨他們,她不必因為憧憬遠方、歷練,因為渴望了解將她拒之門外的世界和眾生,而在爬上屋頂後失去平和的心境。恐懼和仇恨也幾乎都消弭了,或許,殘餘的痕跡只會流露在她面對自由時稍顯誇張的喜悅,或是在她刻畫男人時更傾向於用刻薄的諷刺口吻,而非浪漫的筆觸。
所以,作為一個小說家,她無疑是有得天獨厚的優勢。
她的感知力非常寬廣、熱切、自由,纖毫之微都會觸動她的心弦;就像一株剛剛破土而出的植物,立在半空,盡情接納撲面而來的每一個景象和聲音。她的感知力會非常好奇、非常精妙地遊走在幾乎不為人知、也不曾被記載的事物之間;偶然發現了細微之物,就會向我們證明:那或許根本不是微不足道的。她的感知力讓塵封已久的東西重見天日,引發人們去質問:埋藏它們究竟有何必要。
儘管她有些笨拙,也不像薩克雷或蘭姆那樣無需刻意就能與悠久的傳統一脈相承,筆尖輕轉就能寫出悅耳的文字,她只是—我思考起來—掌握了重要的第一課:身為女人而寫作,但是一個已然忘懷自己是女人的女人;因此,她的字裡行間充滿了新奇的女性特質,那是沒有意識到自身性別的存在時才能盡顯無遺的本質特徵。
所有這些都是朝好的方向發展的。但,除非她能抓住倏忽而去的瞬間和個人體驗,以此建起屹立不倒的大廈,否則,再豐富的情感、再敏銳的洞察力都無濟於事。
我說過,我要等她面對某種「特定的局面」,意思就是要等她開動思慮、調度憶想,證明她不只是個浮光掠影的看客,而能夠透過表象,窺見事物的深奧之處。
她會在某個時刻對自己說,就是現在,我無需聲色俱厲就能揭示出這一切的意義。然後,她就會開始開動思慮、調度憶想—腦際的活躍是多麼確鑿!—那些快被忘記、可能在別的章節中被疏忽的、非常瑣碎的小事就會浮現在記憶中。
她會讓那些事在某個人物縫縫補補或抽上一袋煙的時候儘可能自然地鮮活起來,並且繼續寫下去,讀者就會覺得自己仿佛登上山巔,俯瞰整個世界徐徐鋪展,蔚為壯觀。
無論如何,她在做這樣的嘗試。
我看到她在施展手腳,迎接挑戰,我也注意到了—但願她別看到—那群主教、教務、博士、教授、一家之長和老學究們都在對她大喊大叫,發出警告,提出建議:
你不能這樣,你不該那樣!
只有研究員和學者才能踏入草坪!
沒有介紹信女士不得入內!
有抱負、有風度的女小說家們請走這邊!
他們就像在圍欄外看賽馬的聒噪看客,對她指手畫腳,她必須經受考驗,罔顧左右,心無旁騖地越過障礙。
我對她說,只要你停下腳步去咒罵,你就輸定了;停下腳步去笑他們,你也一樣輸定了。猶豫不決,笨手笨腳,你都會輸。
全神貫注地策馬騰躍吧,我懇求她,好像我把全部家當都押在她身上了。
她像鳥兒一樣,飛越了障礙。
可前面還有一道障礙,再往前還有一道。
我不能肯定她有足夠的耐力能堅持到底,因為掌聲和吶喊讓人心煩意亂。
但她盡力了。
想想吧,瑪麗·卡米克爾並非天才,不過是個默默無聞的姑娘,在臥室兼起居室的房間裡寫她的第一部小說,也沒有充足的時間、金錢和閒暇等等優越條件,我想,她已經做得很不錯了。
我讀到了最後一章,有人拉開了客廳的窗簾,人們的鼻子和赤裸的雙肩在星空下一覽無餘;我也在心裡得出了結論:再給她一百年,給她一間自己的房間,每年給她五百英鎊,讓她暢所欲言,把她現在寫進書里的東西省去一半,她就會寫出一本更好的書。
再過一百年,她會成為詩人。這樣說著,我把瑪麗·卡米克爾的《人生冒險》放回了書架的頂端。
注87 尤維納利斯,Juvenal(60?-140?),亦即Decimus Iunius Iuvenalis,古羅馬諷刺詩人。
注88 奧古斯特·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1849-1912),瑞典作家。瑞典現代文學的奠基人,世界現代戲劇之父。代表作:劇本《父親》(The Father)、《朱麗小姐》(Miss Julie),長篇小說《紅房間》(The Red Room)等。
注89 這兩位先生分別是喬治·艾略特的小說《米德爾馬契》、簡·奧斯汀的小說《愛瑪》中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