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間自己的房間 · 第六章

伍爾芙《一間自己的房間》

第二天，十月的晨光灑在拉起帷簾的窗前，照出一縷縷飛揚的微塵，從川流不息的街上傳來嘈雜聲。倫敦的發條又上緊了，工廠喧騰起來，車床在轟鳴中開動。讀了這些書後，我忍不住望向窗外，看看1928年10月26日清晨的倫敦在忙碌些什麼。那麼，倫敦到底在做什麼呢？看起來，沒有人在讀《安東尼與克莉奧佩特拉》。看起來，倫敦對莎士比亞的劇作完全無動於衷。根本沒人—我不怪他們—關心小說的未來、詩歌的消亡，或是一名普通女性發展出了一套傾訴她所思所想的散文文體。哪怕用粉筆在人行道上把這些一一寫下，也不會有人肯停下來細看。用不了半小時，匆匆而過的漠然腳步就會把字跡蹭得一乾二淨。一會兒走來一個跑腿的年輕人，一會兒走來牽著狗的婦人。倫敦街巷的迷人之處就在於此，你絕對找不到兩個相似的人。每個人似乎在忙各自的私事。有幾個提小公文包的像是業務員；有幾個流浪漢手拿棍子，把庭院的柵欄敲得噹噹響；還有些殷勤的人好像把街巷當成了他們的俱樂部，對馬車裡的人高聲招呼，不待人問及就講起了八卦；也有送葬的隊伍經過，讓人不由聯想到自己的遺體有朝一日也會如此經過，便不禁脫帽致哀；後來，還有一位氣度不凡的紳士緩步走下門階，暫停片刻，以免撞上一位手忙腳亂的夫人，她不知用什麼辦法弄到了那樣光彩奪目的皮毛大衣，手裡捧著一束帕爾瑪紫羅蘭。他們看上去都互不相干，只關注自己，各忙各的事。此刻，一切往來的車輛戛然而止，喧囂驟歇，這在倫敦是常事。街上沒有動靜，沒有人經過。一片樹葉從街尾的梧桐樹上掉落，恰在這個停止的瞬間徐徐飄落。不知為何，它就像從天而降的徵兆，指向那些被我們忽視的物事所潛藏的力量。它好像指向了一條河，看不見的河，流過這裡，轉過拐角，沿街而下，順流裹挾路人，就像牛橋的河水送走了泛舟的學子、枯落的樹葉。現在，它送來了一位穿著漆皮靴的姑娘，從街那邊斜穿到這邊，而後是個身著褐紅色外套的年輕男子，接著，它還送來了一輛出租車，並將這三者匯合到一處，剛好就在我的窗下。出租車停下了，姑娘和年輕男子也停下了，他們上了車，出租車便悄然而去，就像被水流衝去了別處。這實在是司空見慣的一幕，奇特的是，我的想像力賦予它一種富有韻律的秩序。兩個人上出租車，如此普通的一幕也有一種力量，能向我們傳遞出一種事實：他們看上去是心滿意足的。看到兩個人沿街走來，在街角相遇，似乎能緩解思慮的緊張，我這樣想著，望著出租車駛過街角，不見了。或許，我這兩天所思考的—把一種性別與另一種性別區分開來—是件費心的事。這讓我心力渙散，有違心智的統一。但是，看到兩個人走到一起，上了一輛出租車，費心的感覺消弭了，心智恢復了統一。頭腦顯然是個極其神秘的器官，我將視線從窗外移回來，想到我們對它其實一無所知，卻時時刻刻依賴它。為何我會感到心有所隔絕、有所對立，就像身體明顯有病恙時，就會感覺緊張？「心智的統一」又是什麼意思？我沉思了一番，因為，心智顯然有一種巨大的力量，能隨時隨地集中心力思考問題，似乎並沒有所謂單一的狀態。心智可以把自己與街上的人群隔開，譬如，想像自己和他們保持距離，正從樓上的窗子俯瞰他們；也可以與別人一起，同時同地地思考，譬如，身在人群中等待聆聽新聞播報。心智可以藉由自己的父輩或是母輩回顧往昔，就像我之前說的，寫作的女人可以藉由母親，反思過去。身為女人，常常會因為意識突然分裂而感到吃驚，譬如，走在懷特霍爾大街注90上，明明是那種文明理所當然的繼承者，她卻突然變成了格格不入的圈外人，愛批評的人。顯然，心智的聚焦點總在變換中，將世界置於不同的角度。不過，某些心境會讓人不太舒服，哪怕那是自然而然產生的。為了讓自己保持那類心境，人們會在無意間有所克制，長此以往的壓抑，就會費心傷神。當然，或許也有某些心境是毫不費力就能保持的，因為不需要克制什麼。我從窗邊走回來時心想，這大概就是其中之一吧。因為看到兩人上了出租車後，我一度割裂渙散的心思似乎又合攏，再度自然融洽。顯而易見的原因在於：兩性之間本該和睦相助，這是極其自然的事。哪怕不太理性，內心深處的直覺也會讓我們相信，男人和女人的結合會給人完整的滿足和幸福。但看到那兩人上車，並且帶動出滿足感，卻不禁讓我想到，心智是否也有兩性，對應了身體上的男女之別？不同性別的心智是否也該結合，才會帶來完整的滿足和幸福？於是，我不揣淺陋地勾勒起靈魂的草圖，讓每個人的靈魂中都有兩股力量，一方為男性，一方為女性；在男人的心智中，男性力量壓制了女性力量，而在女人的心智中，女性力量戰勝了男性力量。這兩種力量和諧相處、精神契合時，人就會處在正常又舒服的狀態。身為男人，心智中的女人也要發揮效力；身為女人，也要和她心中的男人默契神交。柯勒律治注91說過，偉大的頭腦是雌雄同體的，應該就是這個意思。只有達成這種融洽，心智才能富饒，各種才智才能發揮得淋漓盡致。我想，純粹的男性頭腦恐怕無法創作，同樣，純粹的女性心智也一樣。最好還是稍停片刻，看一兩本書，再來檢驗何為「女性化的男人」，或是反過來，「男性化的女人」？柯勒律治所說的，偉大的頭腦是雌雄同體的，當然不是說這種頭腦對女性特別有同情心，格外為女性著想，或是為她們立言。跟單一性別的頭腦相比，雌雄同體的頭腦大概反而不太會做出這種區分。他應該是在說：雌雄同體的頭腦自有共鳴，易於滲透；因而，情感可以毫無阻礙地溝通、傳遞；它天生就富於創造力，激情閃耀，渾然一體，沒有隔閡。事實上，我們不妨回想一下，雖然我們很難說清莎士比亞如何看待女性，但莎士比亞的心智就是雌雄同體的典型，是女性化的男性頭腦。如果說，心智完全發達的特徵之一就是不用孤立的眼光特殊對待某種性別，那麼，現在比過去更難達到這種境界了。我已來到在世作家的作品前，駐足默想，莫非這就是一直以來讓我困惑的癥結所在？在我們這個時代，性別意識尤其尖銳，之前的任何時代都無法堪比，男人議論女人的著作在大英博物館裡堆積如山便是鐵證。這無疑要怪罪於女性參政運動：那勢必讓男人有了自我肯定的強烈欲望，也勢必讓他們更看重自身性別及其諸多特質，要不是受到了挑戰，他們才懶得為此費神。哪怕挑釁者不過是幾個頭戴黑色軟帽的女人，他們只要被挑釁了就會還擊；如果以前未曾迎受這等挑戰，他們甚至會反應過度，變本加厲地還以顏色。這或許可以解釋我在某本書里體會到的一些性格特徵，想到這兒，我從書架上取下A先生最新出版的小說，他年輕有為，顯然廣受評論家的好評。我翻開那本書。又讀到男作家的作品確實讓人愉快。相比女作家的書，男作家的更直白，更坦率。這一點表明了他心智的自由，人格的自主，並有堅定的自信。看到這樣的頭腦—汲取了充足營養，接受過良好教育，享有充分自由，並且從未被阻撓或反對過，從其誕生之初就自由成長—會讓人有種身心健全的舒暢感。這讓人又讚賞又羨慕。但讀了一兩章之後，我似乎看得到書頁上斜貫一道陰影。如同一道筆直的黑槓，形似大寫字母「I」。你只有左右挪移，才能看到這陰影下的景色：那到底是一棵樹，還是一個女人正在走來？我不能確定。這個「I」始終擋在你眼前。你開始厭倦這個「I」。雖然這個「I」是最受人尊敬的人物：誠實，通情達理，堅定不移，幾百年來的良好教育和素養將之打磨得光彩照人；我打心底里尊重、仰慕這個「I」；但—我又翻過了一兩頁，想找到些別的內容—最糟糕的是，一切都在這個「I」的陰影里，如墜霧中，無形無狀。那是樹嗎？不，那是個女人。不過……我總覺得，她的身體裡似乎沒有骨骼，我看著菲比—那是她的名字—走過沙灘。然後，艾倫站了起來，他的身影立刻遮住了菲比。因為艾倫有自己的見解，菲比則被淹沒在他洪水般的見解中。而且，我還覺得艾倫有激情。我匆匆翻過了一頁又一頁，預感到危機即將爆發，果然如此。危機就爆發在陽光下的沙灘上，毫無遮攔，氣勢十足，再沒有比這更不得體的了。不過……我已經說了太多「不過」，不能再這麼繼續下去了，我自責道，你怎麼都得把話說清楚。那就直說吧：「不過—我煩了！」可為何我會心生厭煩？一來是因為那個大寫的「I」無處不在，乏味至極，就像一棵參天的山毛櫸，佇於它自己投下的巨大陰影中。陰影中，什麼也無法生長。二來是有更隱晦的原因：A先生的心裡似乎有些障礙，某種羈絆，阻礙了創造力的源泉，將其限制在狹小的流域裡。我想起牛橋的那頓午餐，彈落的菸灰，無尾的曼島貓，以及丁尼生和克里斯蒂娜·羅塞蒂，一切都糾纏在一起，所謂的羈絆大概就在其中。菲比走過沙灘時，他已不再低吟「一滴璀璨的淚珠落下，自門前怒放的西番蓮」，而艾倫走近時，她也不再對以「我的心如歌唱的鳥兒，巢棲溪畔的枝頭」，那麼，他能怎麼辦？他像白晝一樣磊落，像太陽一樣合理，所以他只能做一件事了；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我邊翻動書頁邊說）地繼續做下去，為了盡顯他的正大光明。我還要補充一句，那種自白本質上就是招人厭的，而他意識到要如此自白，不知為何，就似乎很讓人乏味。莎士比亞的不雅之處讓人們忘記了無數心事，毫無乏味之感。但莎士比亞那麼做是為了取樂，而A先生這麼做是故意的，就像保姆們常說的那樣。他是為了抗議。他堅持自己更優越，以此抗議女人與他平起平坐。他就是在這裡被阻礙、被抑制的，因而爆發了自我意識；假如莎士比亞也認識克拉夫小姐和戴維斯小姐注92，恐怕也會和他一樣。毫無疑問，女權運動要是在十六世紀，而非十九世紀就興起，那麼，伊麗莎白時代的文學必將大不一樣。如果頭腦共有兩性的理論站得住腳，那麼，所謂的男子氣概，如今已變成了男人的自我意識，也就是說，他們如今寫作時只用頭腦中男性的那一面。女人去讀這樣的書，那就錯了，因為那就是緣木求魚，她所尋求的必然是找不到的。我們最欠缺的就是啟迪人心的力量，我這樣想著，捧起了評論家B先生的詩歌藝術評論集，非常謹慎而負責地讀起來。這些文章固然都很出色，言辭犀利，旁徵博引，可問題在於：他的情感並未能傳達出來，他的頭腦里好像築起了一格格的小隔間，任何聲響都無法從一間傳到另一間。因此，誰要是記下B先生的某個句子，句子便會砰然落地—死去了。但如果把柯勒律治的句子記在心上，那個句子會爆裂，生髮出各式各樣的想法，我們盡可斷言：唯有這樣的寫作，才擁有永恆活力的奧義。但不管原因何在，這必定讓人扼腕嘆息。因為這意味著在世的偉大作家—此時我走到了高爾斯華綏先生注93和吉卜林先生注94的幾排書前—部分最優秀的作品恐怕都難覓知音。評論家們信誓旦旦地說那些書中蘊藏著永生之源泉，但女性無論如何努力都無法在書中找到。這不僅是因為他們讚頌的是男性的美德，強調的是男性價值觀，描寫的是男人的世界，更因為滲透在這些書中的感情是女人不可能領會的。還遠遠沒到結局，人們就開始說：這種感情要來了，在醞釀了，呼之欲出了。這樣一幅畫面就將落到老朱利昂注95的心中：他將死於震驚，老牧師將為他念幾句哀悼之詞，泰晤士河上的所有天鵝都將齊鳴悲歌。但沒等這一切發生，我們就已逃走，躲進了醋栗樹叢，因為這種對男人來說如此深厚、如此微妙、如此富於象徵性的感情，卻頂多令女人驚訝、迷惑而已。吉卜林筆下一個個掉頭跑開的軍官也是如此，還有那些播撒種子的「播者」、獨自工作的「男人」，還有「旗幟」都是這樣—引號內的詞都是首字大寫的，讀者看了會面孔發紅，好像在偷聽只限男人參與的狂歡時被逮了個正著。事實就是，高爾斯華綏先生也好，吉卜林先生也好，他們沒有一星半點兒的女性氣質。因此，假如可以一言以蔽之的話：他們的特徵在女性眼裡似乎是粗糙的、不成熟的。他們的作品缺乏啟迪的力量。一本書若是不能給人啟迪，無論它具有多強的震撼心扉的力量，終究是無法滲透到讀者內心深處的。我把書抽出來，卻看也不看，又放了回去，就在這樣的躁動中，我開始在腦海中預見一個即將到來的、純粹彰顯驕橫男子氣概的時代，那正是教授們往來通信（比如沃爾特·羅利爵士注96的信件）中所預示、義大利統治者們業已建立的那樣。只要去到羅馬，誰都不可能不感受到那種徹徹底底的大男子氣概；不管這種徹底陽剛的男子氣概對國家來說有多少價值，對於詩歌藝術的影響卻值得我們去質疑。不管怎樣，報紙上說，義大利的小說令人擔憂。學者們還為「促進義大利小說的發展」開了一次討論會。那天，「出身顯赫，包括金融界、實業界以及法西斯團體的要人們」集聚一堂，就這個問題集思廣益，並向領袖致電，表達了他們希望「無愧於法西斯時代的詩人將不日誕生」。我們或許也都有這等榮耀可嘉的希望，但令人懷疑的是：詩歌能從孵蛋器里孵出來嗎？詩歌理應有一位父親、一位母親。法西斯的詩歌，恐怕會是個面目嚇人的早產兒，就像我們在鄉村博物館的玻璃罐中看到的那樣。據說，這樣的畸胎活不長，我們也從沒見過這樣的人在田間地頭割草。一個身體上長了兩個腦袋，並不能延長壽命。然而，假如我們心焦如焚地追究責任，那就無法歸咎於某一性別的人，男人女人都難辭其咎。所有善誘者、改良者都要為此負責：沒有對格蘭維爾勳爵說實話的貝斯伯勒夫人，把真相告訴格雷格先生的戴維斯小姐，諸如此類，但凡是喚醒了性別意識的人都難辭其咎；當我想施展才能、寫好一本書時，正是他們鞭策我去探尋幸福年代裡的性別意識，那時候，戴維斯小姐和克拉夫小姐尚未降生，作家們仍一視同仁地運用頭腦中的兩性。你只能回溯到莎士比亞，因為莎士比亞是雌雄同體的，濟慈、斯特恩、柯珀、蘭姆和柯勒律治也是如此。雪萊可能是沒有性別的。彌爾頓和本·瓊生的男性氣質就未免太多了。華茲華斯和托爾斯泰也太多了。在我們這個時代里，普魯斯特完全可堪雌雄同體，不過，女性氣質或許偏多了一點。其實，這一點點不平衡是難能可貴的，根本不該去抱怨，若沒有這種雜糅，智力似乎就會占上風，頭腦中的其他才能就會僵化，失去活力。反正，我安慰自己說，這大概只是一種過渡；如我所承諾的，我要把思路的來龍去脈講清楚，而我所說的大部分內容都只是當時的想法；在尚未成年的你們看來，在我眼裡炯然閃現的大部分內容似乎也只是曖昧不明的。即便如此，我走到書桌旁，拿起寫著標題「女性與小說」的那張紙，要寫下的第一句話就是：任何人，寫作時總想著自己的性別，都會犯下毀滅性的錯誤。純粹只做男人或女人，也是毀滅性的。必須做男性化的女人，或是女性化的男人。女人去計較哪怕一點點委屈，哪怕合情合理地去訴求公正，哪怕或多或少地刻意用女人的腔調去說話，都會帶來毀滅性的錯誤。我所謂的毀滅，並非隱喻，因為帶著這種意識的偏見寫就的文字，註定會走向消亡。這樣寫就的文字將失去養分，也許會在一兩天內光彩奪目、感人肺腑、精彩絕倫，但夜幕降臨時必將枯萎，無法根植於他人的思想中繼續升華。藝術創作大功告成前，頭腦中的男性和女性之間必須發生聯動；兩性間必須達成婚姻般的圓滿結合。作家若要我們體會到他在完整、充分地與我們分享他的經驗，就必須完全敞開心靈。心智必須自由，必須平和。不能有任何一隻車輪駛動，也不能有任何一絲光線閃動。窗簾必須拉緊。照我的想像，這位作家如此分享完他的經驗後，必須仰面躺下，讓思想在黑暗中慶祝這場聯姻。他不可以去看自己完成的作品，也不可以去質疑。他倒不如摘下玫瑰花瓣，或是凝視天鵝安詳地順流而下。我又一次看到了河面上飄送著泛舟的學子、枯落的樹葉，看到了那一男一女穿過街道走到了一起，被出租車帶走了；我聽著倫敦的車流在遠處的轟鳴，心想，他們是被水流帶走，匯入洪流了。話到此處，瑪麗·伯頓不再往下說了。她已經告訴你們她是如何得出結論的—那個平庸的結論：想要寫小說或詩歌，你每年必須有五百英鎊的收入，以及一間帶鎖的房間。她已經盡力把讓她得出這一結論的千頭萬緒和盤托出。她請求你們跟隨她，迎面撞上教堂執事的雙臂，在這兒吃了午餐，去那兒用了晚餐，在大英博物館塗鴉，從書架上拿下了幾本書，望向窗外。注90 Whitehall，倫敦街名，連接議會大廈和唐寧街，這條街上多為官方機構。注91 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英國詩人、評論家。代表作：文評集《文學傳記》（Biographia Literaria），詩歌《古舟子詠》（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忽必烈汗》（Kubla Khan）。注92 Miss Clough & Miss Davies，女性教育的推動者，分別擔任劍橋紐漢姆女子學院和格頓學院的院長。注93 約翰·高爾斯華綏，John Galsworthy（1867-1933），英國小說家、劇作家，193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二十世紀初期英國現實主義文學的代表作家。代表作：《福爾賽世家》（The Forsyte Saga）三部曲、《現代喜劇》（A Modern Comedy）三部曲等。注94 約瑟夫·魯德亞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1865-1936），英國小說家、詩人，1907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代表作：詩集《營房謠》（Barrack Room Ballads）、《七海》（The Seven Seas），小說集《生命的阻力》（Life's Handicap）和動物故事《叢林之書》（The Jungle Books）等。注95 Old Jolyon，高爾思華綏所著《福爾塞世家》中的人物。注96 沃爾特·羅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1861-1922），英國時評家、隨筆作家，在幾所大學擔任英語文學教授。當她經歷這些事時，你們無疑也注意到了她的種種缺點和怪癖，也看到了這對她的見解所造成的影響。你們一直在牴觸她，隨你們喜好地斷章取義，或補上自己的見解。這是理所應當的，因為對於這類問題，只有在拋下各種謬誤之後，才能得出真相。現在，我要直抒己見，在結束前預期兩種意見—你們也不可能不得出這種顯而易見的結論。你們或許會說，關於男人和女人的相對優勢，哪怕僅就作家而言，你並沒有說出什麼結論。我是有意為之的，因為，哪怕此項評估的時機已成熟了，我也不相信那種才華，無論是心智還是性格上的才華，可以像黃油和白糖那樣憑稱量而定—事實上，就眼下而已，了解女性有多少錢、有幾間房間遠比總結她們的能力重要得多。哪怕在劍橋也不能稱斤論兩地定義才情，雖然那裡的人擅長給人分班、戴學士帽、冠上頭銜。我也不相信《惠特克名錄》中的排行榜能定論人的價值，也沒有確鑿的理由去相信，進餐廳時，擁有巴斯勛士爵位的將軍必須排在心智錯亂者監察長官注97之後。煽動一種性別的人去反對另一種性別的人，抬高一種素質去抵制另一種素質，這種自命不凡、貶低他人的行為都好比是人類社會小學階段的幼稚行為。在那裡，有派別之分，這一派總要壓倒另一派，而最重要的事莫過於走上高台，從校長手中接過一尊極具裝飾性的獎盃。等到人成熟了，就不會再盲信派別、校長，或極具裝飾性的獎盃。無論如何，論及書籍，眾所周知的難題是：很難給書貼上標識其價值，而且撕不掉的標籤。當下文學評論不就一再證明了評判之難嗎？同一本書會得到「偉大的著作」「毫無價值的書」這兩種截然相反的稱號。褒貶都無意義。評判高下以作消遣，可能確實挺有趣，但作為工作卻是最無意義的，若是對評判者一味逢迎順從，那就是奴性十足了。寫下你想要寫下的，那才是最要緊的；至於你寫的東西會流傳百世，還是過眼雲煙，無人能定論。但若是為了向手捧獎盃的校長、袖中裝著量尺的教授表示敬意，哪怕只是犧牲一絲一毫你的見解，褪去一點一滴色彩，都是最為可鄙的背叛。相比之下，人們曾認定的最悽慘的災難—失去財富或貞潔—都不過像是給跳蚤叮了一口。我想，接下來你們可能會反駁的是，我過分強調了物質的重要性。五百英鎊的年收入代表了沉思的力量，門上的鎖意味著獨立思考的能力，但即使這只是一種允許更多闡釋的象徵筆法，你們仍會說，思想應超脫於這些俗事；還有，大詩人往往窮困潦倒。那就請允許我引述你們的文學教授的話，他可比我清楚詩人是如何造就的。阿瑟·奎勒-庫奇教授注98是這樣寫的：「過去一百年來，都有哪些偉大的詩人？柯勒律治、華茲華斯、拜倫、雪萊、蘭德注99、濟慈、丁尼生、勃朗寧、阿諾德注100、莫里斯注101、羅塞蒂、斯溫伯恩—我們可以先在此打住。這些人當中，除了濟慈、勃朗寧和羅塞蒂，其他人都讀過大學；而這三人中，唯有英年早逝的濟慈生活清苦。「或許這樣說有點殘酷，但確實很可悲的是，『詩才可在任何地方滋長繁盛，貧富貴賤之處沒有差別』的說法其實是句空話。事實一目了然：這十二人中，九位上了大學，換言之，他們用各自的方法，確保自己能接受英國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教育。事實一目了然：如你們所知，那剩下的三人中，勃朗寧算得上富裕，但我敢跟你們說，要是他沒那麼富裕，他就寫不出《掃羅》和《指環與書》；拉斯金注102也如出一轍，若不是他父親生意興隆，他也寫不出《現代畫家》。羅塞蒂有一小筆私人收入，更何況，他還作畫。所以，就只剩下了濟慈，掌管夭折的女神阿特洛波斯奪去了他年輕的生命，一如她在瘋人院中奪去約翰·卡拉爾注103的生命，還逼得詹姆斯·湯姆森注104吸食鴉片酊以麻醉絕望，以至殞命。「這些事實都很可怕，但讓我們正視這一切吧。且不管這對於我們國家而言是多麼的有失榮譽，但確實因為我們的大英國協有某種失誤，窮詩人在現當代，甚至近兩百年來，一直機會渺茫。請相信我—我在這十年中，花費大量的時間觀察了三百二十餘所小學—我們盡可大談民主，但事實卻是，英國的窮孩子少有出頭之日，並不比雅典奴隸的孩子擁有更多機會來獲得心智自由，亦即偉大作品的誕生所仰仗的基礎。」沒有人能把這一點說得更明白了。「窮詩人在現當代，甚至近兩百年來，一直機會渺茫。……英國的窮孩子少有出頭之日，並不比雅典奴隸的孩子擁有更多機會來獲得心智自由，亦即偉大作品的誕生所仰仗的基礎。」正是如此。心智自由仰仗於物質基礎。詩歌仰仗於心智自由。而女性始終很窮困，遠不止近兩百年，而是有史以來便一直如此。女性所能得到的心智自由，尚且不如雅典奴隸的孩子。所以，女性寫詩的機會也很渺茫。這就是我如此強調金錢、自己的房間的根源。不過，多虧了默默無聞的女性—我真希望可以多了解她們一點—曾經的努力，也多虧了—說來奇怪—兩場戰爭：克里米亞戰爭讓弗洛倫絲·南丁格爾走出了客廳，六十年後的歐洲戰爭又為普通女性敞開了大門，諸多弊端正在逐漸得到改善。否則，今晚你們也不會在這裡，而你們每年掙得五百英鎊的機會恐怕也微乎其微了，事實上，我覺得即便是現在也未必能掙得到。再說，你們仍會反問：為什麼你把女性寫書立傳看得如此重要？而且，據你所說，那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沒準兒還會去謀害自己的姑媽，幾乎肯定會在午餐會上遲到，或許還免不了和某些大好人發生嚴重的爭執。請容我坦承，我的動機，在某種程度上是自私的。正如大多數未曾接受教育的英國女人一樣，我喜歡閱讀—我喜歡大量的閱讀。近來，我的精神食糧變得有點單調：歷史，講戰爭的太多了；傳記，講偉大男人的太多了；詩歌，在我看來，漸漸變得了無生氣；小說—而我已充分暴露了自己沒有能力來評論現代小說，就不再贅言了。所以，我請大家放手去寫各類書籍，不管是瑣細或宏大的內容，只管去寫，對任何主題都不必有顧慮。我希望你們能用寫書或別的方法給自己掙到足夠多的錢，去四處旅行，去無所事事，去思索世界的未來或過去，去看書、做夢或是在街頭閒逛，讓思考的釣線深深地沉到溪流中去。我也絕對不會讓你們只寫小說。如果你們想滿足我的話—像我這樣的人還有成千上萬—那就去寫寫遊記和探險、研究和學術、歷史和傳記、批評和哲學，還有科學。這樣去寫，你們就等於推進了小說藝術，因為書籍會相互影響。若能與詩歌、哲學唇齒相依，小說的面貌必定會大為改觀。此外，如果你們想一想任何一位偉大的先輩，譬如薩福、紫式部注105、艾米莉·勃朗特，你們就會發現，她們既是繼承者，也是開創者，她們之所以立足於歷史，正是因為女性自然而然就已養成寫作的習慣。所以，哪怕只是詩篇的序章之類，你們的寫作也將是彌足珍貴的。但當我回過頭來看看這些筆記，並對自己的真實思路加以評點時，我發現自己的動機並非全然自私。在這些評論和離題的漫談中，仍貫穿著一種信念—或者該說是本能？—好書令人嚮往，好作家仍不失為好人，哪怕在他們身上呈現出諸種惡習。因此，我要你們寫更多的書，是在敦促你們做一些對自己、對整個世界都有所裨益的事。但我不知道該如何證實這種本能或信仰，因為，一個沒上過大學的人很容易在運用哲學術語時犯錯。現實，指的究竟是什麼？似乎是飄忽不定、不太牢靠的東西—時而出現在揚塵的馬路上，時而出現在街頭小報的一角，時而又出現在陽光下的水仙花上。現實，能讓屋裡的一群人喜上眉梢，也能讓幾句閒談雋永長存；能讓星空下回家的路人被壓抑得無言以對，讓無聲的世界比言語的世界更為真實—隨後，又出現在皮卡迪利大街上的公共汽車裡。有時，現實似乎距離我們太遠，影影綽綽，難以捉摸它的本質。但不論它觸及什麼，都將令其確鑿，乃至永存。那是白晝消隱在籬笆後留存的余跡；那是歲月流逝，愛恨過後的餘韻。在我看來，作家比旁人更有機會活在當下。作家的職責就是發現、收集現實，充分傳達，讓我們與之共享。至少，這是我讀完《李爾王》《愛瑪》或《追憶似水年華》後所推演出的結論。讀這樣的書，就好像在為各個感官施以奇特的手術，摘去掩在其上的白內障，讓人眼前豁然開朗，世間的一切盡顯無遺，生活更顯鮮明深刻。有些人對不現實的生活懷有敵意，那是令人羨慕的；也有些人因渾渾噩噩的無心之舉而駐足不前，那是令人憐憫的。所以，我之所以要求你們去掙錢，要有自己的房間，就是要你們活在現實之中，活在富有活力的生活中，不管你能不能將之描繪出來，現實都將兀自顯現。我本想就此打住，但按照常規，每場演講都該有總結。而一場針對女性的演講，我想你們也會同意，總結部分應有振奮人心、志向崇高之處。我應當請你們記住自己的責任，努力向上，追求更崇尚的精神追求；我應當提醒你們肩負著何等重任，你們對於未來的影響又是何等重大。但我覺得，不妨把這些訓誡留給男人們去說，他們的口才遠非我所能及，他們定會諄諄善誘，也確實已經這樣做了。我絞盡腦汁，卻覺得身為同伴、追求平等、影響世界、邁向更高遠的未來並沒有什麼崇高之處。我發覺自己只想平淡、簡單地說一句：做自己，比任何事都更重要。假如我知道怎麼才能說出振奮人心的豪言壯語，那我大概會說：別總夢想去影響他人。要去思考事物的本質注106。隨手翻翻報紙、小說和傳記，我又會覺得女人對女人講話時，總有些藏藏掖掖的潛台詞。女人對女人並不客氣。女人不喜歡女人。女人—說真的，這兩個字還沒把你們煩透嗎？我可以向你們保證，我已經煩透了。那就讓我們達成一致吧：一個女人對一群女人的演講理所應當要以格外不好聽的話作結尾。可這要怎麼說呢？我能想出什麼不好聽的話呢？事實上，我往往是喜歡女人的。我喜歡她們的反常規做法。我喜歡她們的完整性。我喜歡她們的默默無聞。我喜歡—但我不能一直這樣羅列下去。你們告訴我那邊的柜子里只有乾淨的桌布，但要是阿奇博爾德·博德金爵士注107藏在裡面該怎麼辦？我還是用嚴厲的口吻來說比較好。我先前所說的話是否讓你們充分領會到男性群體的告誡和責難？我對你們講過了，奧斯卡·勃朗寧先生對你們評價甚低。我也指出了拿破崙曾經如何看待你們，還有墨索里尼如今的觀點。另一方面，考慮到你們中間可能有人有志於寫小說，我也幫你們引述了評論家關於女性應勇敢承認自身局限的建議。我還提到了X教授，特彆強調了他關於女性在智力、道德和體能上都比男人低劣的論斷。我把我能想到的，而非刻意鑽研得來的這些內容如數奉上，現在，我要講最後一條警告—來自約翰·蘭登·戴維斯先生注108。約翰·蘭登·戴維斯先生如此警告女性：「當人們不再想生兒育女，女人也就不為人所需了。」我希望你們記下這句話。我還要怎樣鼓勵你們投入生活呢？年輕的女士們，請注意，我要開始總結陳詞了：在我看來，你們是愚昧無知的，這很丟人。你們從未有過任何重大的發現。你們從未動搖過一個帝國，也從未率領士兵、上過戰場。莎士比亞的戲劇都不是出自你們的手筆，你們也從未帶領任何一個蠻夷之族領受文明的澤被。你們有什麼藉口？當然，你們盡可指向街巷、廣場和森林，處處擠滿了黑色、白色和棕色的居民，人人都忙碌於出行、經營和談情說愛，然後對我說：我們手頭還有很多事要做；沒有我們的辛勞，海面上就不會再有出海的船隻，肥沃的土地也會化為沙漠；我們生養、養育、清洗、教育了十六億兩千三百萬人—這是統計出來的現存人類的總數—至少在他們六七歲前，即使有人相助，這也費時不少。你們說的確實有道理—我不否認。但與此同時，我能否提醒你們注意：自1866年以來，英國至少開辦了兩所女子院校； 1880年後，法律允許已婚女性擁有自己的財產； 1919年—已是整整九年前了—女性獲得了選舉權。我能否再提醒你們：大多數職業允許女性就業，至今已將近十年了。假如你們好好反思自己所擁有的這些了不起的特權，想一想你們在這麼多時日裡都享有這些特權，而且，事實上，至今為止應該約有兩千名女性每年能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掙到五百英鎊，那麼，你們就該承認，所謂缺少機會、培訓、鼓勵、閒暇和金錢的藉口都不能成立。尤其要注意的是，經濟學家告訴我們，西頓夫人生了太多孩子。當然，你們仍然必須生兒育女，但據專家們說，你們最好生兩三個，而非十二三個。所以，你們手上有了些時間，腦袋裡裝了些書本—至於另一派的知識，你們已經學得足夠多了，我懷疑，你們來上大學的部分原因就是為了不再裝進那種知識—當然就應該在這條艱苦卓絕、完全不受矚目的漫漫長路上邁進一個新階段。上千支筆樂於指點你們應該做些什麼，應該產生怎樣的影響。我承認，我的建議是有點不可思議；所以，我寧可用小說的形式來把它講出來。我在這份講稿中告訴過你們，莎士比亞有個妹妹，但請你們不要去西德尼·李爵士注109為這位詩人寫的傳記中去查證。她年紀輕輕就死了—唉，她連一個字也沒有寫過。她葬身在大象城堡酒店的對面，現在的公共汽車站那兒。而我現在相信，這位一個字都未曾寫過、葬在十字路口的詩人依然活著。她活在你我之中，也活在今晚不在現場的很多女性之間，她們不在這裡是因為她們還在刷盤子、哄孩子入睡。但她活著，因為偉大的詩人不會死，永世長存，一有機會便能活生生地走在我們當中。我認為，這個機會正在到來，因為你們有力量給予她這個機會。因為我相信，假定我們再過一個世紀—我說的不是個人所過的小日子，而是普世的生活，因為那才是真實的生活—並且，我們每人每年都有五百英鎊，還有屬於自己的房間；假定我們擁有了自由的習慣、直抒胸臆的寫作；假定我們能時不時逃出家人共用的起居室，去觀察他人，但不總是從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而是從人與現實的關係出發去觀察；也要去觀察天空、樹木或任何存在於自體的物事；假定我們的視線能穿透彌爾頓的幽靈，因為誰都不該擋住我們的視界；假定我們面對事實，因為這就是事實：沒有可以依靠的臂膀，我們都是獨自前行，我們與整個現實世界發生關係，而不只是在男人女人的世界裡；那麼，機會就將來臨，那死去的詩人—莎士比亞的妹妹—就能重煥新生，恢復她一再壓抑的本來面目。她將從那些無人知曉的前輩身上汲取生命，就像她哥哥之前所做的那樣，她將重生。但若沒有這番準備，沒有我們的努力，沒有重生後就該盡情生活和寫詩的信念，我們就無法期許她的到來，因為那將是不可能的。但我依然堅信，她會重生而來，只要我們為她努力，哪怕是在清貧、寂寞中努力，也是值得的。注97 指大英國協國家曾任命的一種法政官員：由大法官任命的監察長官，主管無法處理個人事務的心智錯亂者的法律事宜，以確保其利益和財產不受損害。注98 《寫作的藝術》（The Art of Writing），阿瑟·奎勒-庫奇爵士著。——原著注注99 沃爾特·蘭德，Walter Savage Landor （1775-1864），英國詩人、作家、社會活動家。代表作：散文《臆想對話》（Imaginary Conversations），詩集《羅絲·艾爾默》（Rose Aylmer）。注100 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 （1822-1888），英國詩人、時評家。注101 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 （1834-1896），英國詩人、小說家、翻譯家。注102 約翰·拉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英國作家、藝術家、藝術評論家，哲學家、教師和業餘的地質學家。代表作：以威廉·特納（J. M. W. Turner）繪畫創作為題的《現代畫家》（Modern Painters）。注103 約翰·卡拉爾，John Clare （1793-1864），英國詩人。注104 詹姆斯·湯姆森，James Thomson （1700-1748），英國詩人、劇作家。代表作：詩集《四季》（The Seasons）、《逍遙宮》（The Castle of Indolence）。注105 紫式部（約973-？），日本平安時代女作家，著有《源氏物語》、《紫式部日記》。西方學者認為《源氏物語》是世界上第一部長篇小說。注106 原文things in themselves，參考康德（1724-1804）提出的「物自體」論，亦即事物存在於自體之中，不涉及經驗，也不屬於現象或本體。注107 阿齊博爾德·博德金爵士，Sir Archibald Henry Bodkin （1862–1957），英國律師，1920-1930年間擔任檢察官，他特別反對他所認定的「淫穢」文學作品出版。注108 《婦女簡史》，約翰·蘭登·戴維斯著——原著注。約翰·蘭登·戴維斯，John Eric Langdon-Davies （1897-1971），英國作家，曾是戰地記者，他創建了幫助西班牙戰爭孤兒的「養父母計劃」，並因此獲得MBE勳章。《婦女簡史》（A Short History of Women）是他出版於1927年的作品。——譯者注。注109 西德尼·李爵士，Sir Sidney Lee（1859-1926），英國傳記作家。代表作：《威廉·莎士比亞傳》（A Life of William Shakespeare with portraits and facsimiles）、《維多利亞女王的一生》（Queen Victoria）等。應該怎樣讀一本書？注110 首先要強調一下，我的標題末尾有個問號。就算我能回答這個問題，那也只是我的答案，並不是你們的。實際上，在讀書這件事上，一個人能給另一個人的建議只有一條：不要聽從別人的建議，應該順從自己的直覺，發揮自己的思考，得出自己的結論。如果我們能就這一點達成共識，我才能暢所欲言地提出觀點和建議，因為你們將不會任其束縛自己的獨立性，而獨立性是讀者能夠具備的最重要的素質。畢竟，針對書籍，怎能制定出規則呢？滑鐵盧戰役是在確定的日子裡發生的，但《哈姆雷特》就是比《李爾王》更好的戲劇嗎？沒人能這麼定論。每個人必須對這個問題作出自己的判定。如果盡信權威—哪怕是裘袍加身、冠冕堂皇的權威—允許他們進入我們的書房，告訴我們怎樣閱讀、讀什麼書、對讀物作何評價，那就無異於破壞自由精神，而那正是閱讀聖殿的氛圍。在其它領域，我們或許受制於多種律法和傳統，但在閱讀的聖殿里完全沒有。但是，為了享受自由，我們當然必須自控—請原諒這種老生常談。我們決不能無助、無知地浪費自己的能力，好比，為了澆灌一叢玫瑰花，卻噴濕了半棟屋；我們必須把自己的能力訓練得精準、有力，有的放矢，箭無虛發。也許，這正是我們在圖書館裡遇到的第一個難題。有的放矢之「的」到底是什麼？圖書館看上去只是一座聚集之所，五花八門混作一堆。詩歌和小說、歷史和回憶錄、詞典和名人錄，用各種語言寫成，由不同性情、不同種族、不同年齡的男女作者創作的書，全部擠擠挨挨地擺在書架上。外面有驢子在叫，女人在公共水泵邊閒聊，馬駒在田野里奔馳。我們該從哪裡開始？怎樣才能在這紛繁混亂中釐清秩序，以便從閱讀中得到最深遠、最廣博的愉悅？當然，因為書有分門別類—小說，傳記，詩歌—我們就應該把書加以區分，從每一類別中獲得它們理應提供的內容，這樣說固然很簡潔，但很少有人反其道而行之，去問問書本，它們能夠給予我們什麼。我們往往帶著預設門類、模糊的想法去讀書，期望小說應該寫實，詩歌應該有所虛構，傳記應該不吝美詞，歷史書應該強化我們的偏見。如果我們在閱讀時能夠盡消這些先入之見，那就將有個令人讚賞的好開端。不要把你的意願強加給作者，要試著變成他，設身處地，成為他的同事和同謀。如果你一開始就畏縮在後、有所保留、吹毛求疵，那麼，你就是在阻止自己從閱讀中得到最完整的價值。但是，如果你儘可能地開放思路，那麼，從第一句話的起承轉合開始，書中蘊藏的幾乎難以察覺的跡象和暗示就將帶領你走向一個與眾不同的人物。沉浸在其中，熟悉這一切，你很快就會發現，作者在給你，或試圖給你某種更確鑿的東西。假設我們首先考慮怎樣讀小說，一部小說有三十二個章節，所有章節都在試圖構建某種有所控制、有其形態的結構體，就像建築物那樣。但詞語比磚石更難把握，閱讀也是比觀看更費時、更複雜的過程。要理解小說家的創作元素，也許，最快捷的方法不是先讀，而是先寫，自己去實驗，體會遣詞造句的危險和困難。然後，去回憶某些給你留下深刻印象的事件—譬如，在街角，你走過兩個正在交談的人；一棵樹在搖曳；一道燈光在跳躍；談話的基調既是喜劇的，又是悲劇的；那一刻，似乎包含了完整的想像、完整的構思。不過，當你試圖用文字再現它時，卻發現它分解為上千種相互衝突的印象。有些必須弱化，有些必須強調，而在這個過程中，你很可能會失去對情感本身的全面掌控。這時候，你可以從塗得模糊不清的凌亂稿紙中抬起目光，轉向一些偉大小說家的開篇—笛福、簡·奧斯汀、哈代。現在，你就能更充分地認識到：他們很高明。我們不僅面對著另一個人—笛福、簡·奧斯汀或托馬斯·哈代—還與他們生活在不同的世界裡。在《魯濱遜漂流記》中，我們跋涉在一條平坦的大路上，事情一件接一件地發生，有事件及其發生的順序就足夠了。但是，如果說野外和歷險對笛福意味著一切，那它們對簡·奧斯汀就毫無意義。她的世界在客廳里，在人們的談話里，因為談話猶如多面鏡，能映照出談話者的性格。等熟悉了客廳及鏡面的映照後，假如再轉向哈代，我們又會暈頭轉向，四周只有空曠荒野，頭上只有滿天星辰。現在，呈現出的是心靈的另一個面相—浮現在孤獨時的黑暗的一面，而非在他人身邊顯露的光明的一面。我們不是與人發生關聯，而是與大自然、與命運發生關聯。不過，這些世界雖然各不相同，卻都自成一體。創造這些世界的作者們無不謹慎地基於自己的態度、遵循相應的規則，不管那會不會給我們帶來閱讀上的壓力，反正，他們決不會像那些中庸的作家那樣，常常把兩種迥然不同的現實混進一本書，因而讓讀者困惑。因此，從一位偉大的小說家轉向另一位—從簡·奧斯汀轉向哈代，從皮科克轉向特羅洛普，從司各特轉向梅雷迪思—就意味著被強力扭轉、連根拔起、從這邊拋向那邊。讀小說是一門艱難而複雜的藝術，要想獲得小說家—偉大的藝術家—給予你的一切，你必須要有極其敏銳的感受力，還要有極其大膽的想像力。然而，只消看一眼書架上那些彼此迥異、各式各樣的書籍，你就會發現只有極少數作家能被稱為「偉大的藝術家」；往往，一本書壓根兒就不會自稱為藝術品。譬如，傳記和自傳，記述了偉大人物的生平，或去世已久，甚而被遺忘的人，它們與小說和詩集緊挨著，擺在一起，難道我們應該拒絕去閱讀嗎，就因為它們不算「藝術品」？還是說，讀是應當讀的，但要用不同的方式，帶著不同的目的去讀？還是說，我們應當首先為了滿足時常攫住心扉的好奇心而去讀它們？就像在夜裡，我們徘徊在一棟燈火通明、百葉窗還沒放下的房子前，每一樓層都能讓我們看到人類生活的不同剖面；於是，我們會難以克制好奇心，想知道這些人生活的真面目—僕人們在嚼舌頭，紳士們在用餐，姑娘們為晚會梳妝打扮，老婦人在窗口織毛線—他們是誰，什麼身份，叫什麼名字，做什麼工作，有什麼想法，又有什麼樣的冒險故事？傳記與回憶錄答覆了這類問題，照亮了無數這樣的房間，向我們展示了人們的日常家居，辛苦勞作，失敗，成功，吃喝，愛恨，直到死去。有時候，我們看著看著，房屋就會隱去，鐵欄杆消失，我們已置身海上，在捕魚，在航海，在戰鬥，在野蠻人和士兵中間，參與了偉大的戰役。如果我們願意留在英格蘭，留在倫敦，那麼，場景也可以改變，街道變窄，房屋變得狹小、擁擠，玻璃窗格變成菱形的，氣味變得難聞。我們看到一位詩人，多恩，被迫離開這樣一座小屋，因為牆壁太薄，鄰家小孩的哭聲穿透過來。我們可以跟著他，穿過書頁中的大街小巷，來到特威克納姆注111，來到素以貴族和詩人聚會地點而聞名的貝德福德夫人公園；然後再移步到威爾頓，丘原下的那棟著名的豪宅，在那兒聆聽西德尼注112把《阿卡迪亞》注113讀給他姐姐聽，再去被描寫過無數次的沼澤間漫步，看看某部著名的浪漫主義詩歌曾描寫過的蒼鷺；然後，再跟另一位彭布羅克伯爵夫人，安妮·克利福德注114，一起北上，到她領地里的荒涼曠野。也可以衝進城市，看到加布里埃爾·哈維注115穿著黑天鵝絨西服跟斯賓塞注116爭辯詩歌問題時，儘量克制我們的興奮之情。在伊麗莎白時代的倫敦交替而來的黑暗與輝煌中摸索前行、蹣跚跌倒，是再迷人不過的體驗。但不能久留，好多個坦普爾注117和斯威夫特注118、哈利和聖約翰在向我們招手，要想平息他們的爭吵、解析他們的性格得耗上好幾個鐘頭；等我們厭倦了，還可以繼續徜徉，走過一位戴著鑽石首飾的黑衣女士，走向塞繆爾·約翰遜、戈爾德史密斯注119和加利克注120；只要我們願意，還能越過海峽，去見見伏爾泰、狄德羅、德方侯爵夫人注121；再回到英格蘭，回到特威克納姆—某些地方和某些名字多麼頻繁地重現！—貝德福德夫人的公園舊址，也就是蒲柏後來的住所所在，再回到草莓山的沃波爾注122故居。沃波爾又引見我們認識了那麼多的新人物，有那麼多宅邸要去拜訪，那麼多門鈴要按；我們或許會在貝里小姐注123的門前猶豫片刻，因為剛好看到薩克雷走了過來，他是沃波爾所愛女子的好友；所以，只要拜訪一個個朋友，從一座花園走向另一座花園，從一處宅邸走到另一處宅邸，我們就可以從英國文學的一端漫遊到另一端，繼而驀然發現自己又回到了現在—如果我們能這樣把此刻與過往的一切區分開來的話。簡而言之，這是閱讀生平故事與信札的一種方法，我們可以讓傳記和自傳照亮過往的許多窗口，遙望那些已故名人的日常習慣；有時，我們會幻想與他們很親密，乃至能驚訝地發現他們的秘密，有時，我們也可以抽出一本他們撰寫的戲劇或詩集，看看在作者面前閱讀，會不會感覺有所不同。不過，這又會引出其他問題。我們必須問自己，作者的人生會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到一本書？讓這位傳記作者來詮釋那位作家，有多安全、多可靠？語言是如此敏感，如此容易受到作者性格的影響，那麼，我們應當在多大程度上抵抗或屈從於由傳記作者引發的同情和反感？閱讀他人的人生故事、信札時，這些問題都會壓在我們心頭，我們必須為自己回答，因為這都是相當個人化的問題，沒什麼比盲從別人的偏好更容易使人犯下致命錯誤的了。其實，我們還可以帶著另一種目的去讀這類書籍，不是為了在文學上有所洞見，也不是為了熟知名人掌故，而是為了改善和培養我們自己的創造力。書架的右手邊不是有扇敞開的窗戶嗎？放下書卷、看看窗外是多麼令人愉快！外面，馬駒繞著田野奔跑，女人在水泵邊打水，驢子揚起脖子，發出刺耳的長嘶—這景象是如此的無意識，彼此互不相關，而且永動不息，這景象是多麼振奮精神！任何書房裡的大部分書籍，都不過是記述了這些男人、女人和驢子生命中的一些轉瞬即逝的時刻。在成熟的過程中，每一類文學都會攢下一堆棄物，那是用支吾、微弱、已然滅跡的古音講述的逝去的時光、被遺忘的生命。但是，如果你讓自己沉湎於棄物堆，享受那種閱讀的樂趣，那些被丟棄、任其腐朽的人類生活的遺蹟就會讓你驚喜，毋寧說，是被其征服。可能是一封信—但它呈現出怎樣的一幅畫面啊！可能只是幾句話—但它們帶給人何等的展望！有時，會呈現出一個完整的故事，伴隨著如此美妙的幽默、哀婉和圓滿，儼如一位偉大小說家的手筆，其實呢，那不過是老演員塔特·威爾金森注124在回憶瓊斯船長的傳奇故事；不過是阿瑟·威爾斯利注125手下的年輕副官愛上了里斯本的一位漂亮姑娘；不過是瑪麗亞·艾倫在空落落的客廳里丟下針線活，嘆息說她多麼希望當初聽了伯尼博士注126的好言相勸，別和她心愛的里希私奔。這些都沒有價值，說穿了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現在時不時在舊物堆里翻翻卻是多麼讓人著迷啊，就在窗外馬駒繞著田野奔跑、女人在水泵邊打水、驢子刺耳長嘶的時候，找出埋在海量往事下面的老戒指、老剪刀和破雕像的鼻子，努力把它們拼湊起來！但長遠來看，我們最終會厭倦閱讀棄物，厭倦必須為了把威爾金森、班伯里和瑪麗·艾倫這些傳記中的人物能夠呈現給我們的真假摻半的故事補充完整而去尋覓別的素材。他們沒有藝術家那種有所強調、有所篩減的能力；他們連自己的生活都不能完整實述，把一個本來可以很好看的故事講得支離破碎。他們只能提供一些事實，而提供事實是非常低劣的虛構形式。因此，我們會越來越渴望放下那些模稜兩可、欠缺完整的敘述，不再去搜尋人性的細微差別，而去享受經過更精純提煉、小說才有的更純粹的真實感。於是，我們滋生出一種情緒，強烈而概括，不拘於細節，而是用某種有規則的、反覆出現的韻律去加以強調，這種情緒的自然表達便是詩歌。等到我們幾乎自己都能寫詩的時候，就到了讀詩的時候…… 西風何時吹起？絲絲小雨下不停，天啊，只願愛人在懷中，我重回床榻！注127 詩歌的影響是如此強烈而直接，一時間，只能感受到詩歌本身，除此之外再沒有別的感覺。就這樣，我們進入了深邃的境界—這種沉浸是多麼突然，又是多麼徹底！這詩里沒有任何牽制，沒有什麼能阻擋我們的飛翔。虛構的幻覺是漸漸形成的，最終的效果經過了預先鋪墊，但是，在讀到這四行詩時，誰會停下來問這是誰寫的？誰還會聯想到多恩的破屋或西德尼的文書？或是把這詩句置於錯綜複雜的過去和世代更替之中？詩人，永遠是我們同時代的人。我們的存在，在這一刻被集中、被濃縮，就像處於任何一種強烈震撼的私人情感中。然後，那感覺會在我們心中一圈圈擴展，真實不虛，直至更邊緣的感覺神經也被觸動，開始發出聲音，做出評論，我們便感知到了回音和反思。詩歌的強度涵蓋了相當廣泛的情感範疇。我們只需略加比較，先看這兩句的震撼與直接：我要倒下如樹，倒向我的墳墓，只記得我悲傷難抑。注128 再看看這幾句搖曳的韻律：細沙滴落，細數分秒，如斯沙漏；漫長光陰令我們荒廢青春直至入墓，我們回首歲月一時歡愉，狂喜揮霍，終於歸家，歸於悲戚；但生命，厭倦了放縱，細數粒粒細沙，哀嘆中哀泣，直至最後一粒落下，宣告災難終止，歸於安息。注129 或是在這幾句詩中沉思：無論年輕還是年老，我們的命運，我們存在的中心與家園，無窮無盡，也只有在那兒；帶著希望，永遠不會死滅的希望，努力，期待，渴望，以及永恆之物。注130 再對照這幾句中豐饒圓滿的雅麗：月亮悠悠升上碧空，無論何處都不停留：她輕盈地向上飄升，一兩顆星子相伴左右—注131 或是這幾句的奇妙幻想：徘徊林中的幽靈不會停止遊蕩在遠處的空地里，偉大的世界燃燒之際，一股輕柔的火焰在升騰，在他敏銳的眼中，好似樹蔭下的番紅花。注132 只需比較這些詩句，我們就能領略詩人多姿多彩的藝術手法。詩人能讓我們同時成為演員和觀眾；就像把手伸進手套里一樣，詩人能摸透人性，從而搖身變為福斯塔夫或李爾王；詩人有濃縮、延展、表達的本領，一勞永逸。「只需比較」—這一語道破天機，等於承認了：閱讀真的是很複雜的事。盡最大的理解力獲取初步印象，這只是整個閱讀步驟的第一步。我們若想從書中得到全部的快樂，就必須完成另一步。我們必須對這些多種多樣的印象做出判斷；必須把這些稍縱即逝的感想固化成紮實、持久的印象。但不能馬上就完成。等待閱讀的塵埃落定，等矛盾和疑問平息；散步，聊天，摘下枯萎的玫瑰花瓣，要不就睡上一覺。然後，突然之間—大自然的潛移默化莫過於此—就在出乎意料的時候，那本書又會重現，但已是另一番模樣了。它會成為一個整體再次浮現，搶占思維的前灘。作為一個整體，它已不同於閱讀字句段落時的那本書了。現在，各種細節各就各位。我們從頭至尾看到了它的形狀，是穀倉，是豬圈或是大教堂。現在，我們可以把書與書作比較了，好像比較不同的建築物。但這種比較意味著我們的立場已改變，我們不再是作者的朋友，而是他的評審；做朋友時，再多同情和共鳴都不為過，同樣，擔任評審員時，再嚴厲也不為過。浪費我們的時間和同理心的書，不就是罪犯嗎？炮製假書、偽書，令世界烏煙瘴氣、充滿腐敗和疾病的壞書的作者們，不就是腐蝕、玷污社會的最陰險的敵人嗎？那就讓我們開始嚴厲的評判吧，把每本書與同類別中最偉大的作品去比較。經過評定，我們讀過的書就會以固定的形狀留在腦海中—《魯濱遜漂流記》《愛瑪》《還鄉》，要比，就要和這些最好的書比較，包括最新、最不起眼的小說都有權利被放在最好的作品旁邊接受評審。要比，也要與詩歌比較—當韻律帶來的迷醉感淡去、詞藻的光彩消退，一種可見的形象就會回到我們腦海中，必須與《李爾王》《菲德拉》注133《序曲》去作比較；就算不和這些傑作比較，也要與我們心目中的同類型詩歌中的最出色的作品去比較。這樣，我們或許才能確定：新詩和新小說之「新」其實只是最膚淺的特點，我們只須稍稍改進評判以往作品的標準，並不需要徹底改變。如果假設閱讀的第二步，亦即評判和比較，就像第一步那樣簡單明了—只要敞開心扉，接受快速湧入腦海的無數印象—那就太愚蠢了。第二步，需要你在眼前沒有攤放書本的情況下，繼續閱讀，把一個模糊不清的形象與另一個對照；還要有廣泛的閱讀積累，以及足夠的理解力，才能使這種比較生動活潑、具有啟示性—做到這些就很難了。更難的是，還要進一步說出：這本書不僅屬於哪種類型，而且具有什麼價值，失敗在哪裡，成功在哪裡，好在哪裡，不好在哪裡。履行讀者的這種職責需要充沛的想像力、洞察力和學識，不是隨便誰的頭腦都具備這些能力的；即便是最自信的人，頂多也只能在自己身上發現這種能力的苗子而已。所以，如果你索性放棄閱讀的這一步，放手讓批評家們，讓圖書館裡那些裘袍加身、冠冕堂皇的權威們去替我們判定那本書有沒有絕對的價值，豈不是更不明智呢？然而，那幾乎是不可能辦到的任務啊！我們或許會強調共鳴的價值，或許會在閱讀時努力忘記自己的身份，卻還是知道無法達成徹底的共鳴，無法把自己完全沉浸進去；內心總有一個小魔鬼在輕輕說，「我討厭，我喜歡」，我們無法讓他保持沉默。實際上，正是因為有這種好惡，我們與詩人、小說家的關係才如此親密，根本無法容忍別人存在。哪怕最終的意見與他人不同，哪怕我們的判斷錯誤，但自己的品味、那種撼動周身神經的感覺，仍然堪比我們的燈塔。我們通過感覺去學習，不能在減弱自己的個性的同時壓抑自己的偏好。不過，隨著時間推移，我們或許能夠培養自己的品味，令其有所服從，有所節制。在貪婪飽嘗各種書籍—詩歌、小說、歷史、傳記—之後停止閱讀，轉而去探索久遠時空里的多樣化、現世物事的互不和諧之後，我們就會發現品味會有一點改變，它不再那麼貪婪了，更喜歡反思了。從這時開始，它就不僅能給出對某本書的評判，還能告訴我們，這本書與某些書有什麼共同特點。它會說：注意這一點，我們該稱之為什麼？接著，它會給我們念一段《李爾王》，或許再念一段《阿伽門農》，以揭示那種共同特點。於是，在自己的品味的引導下，我們就能超越單本書籍，去尋找能把書歸為同類的那些特質；我們會為之起名，擬定規則，以此讓我們感知的各種觀念井井有條。通過這種辨析，我們將獲得一種更深入、更罕見的愉悅。不過，只有與書籍本身密切關聯，並因此不斷地破而再立，規則才能真正擁有生命力。在宛如真空的狀態中，制定脫離實際的規則是再容易，也再愚蠢不過的了。好了！為了在這種艱難的努力中穩步前進，我們現在終於可以求助於那些不可多得的傑出作家了，他們能夠提升我們對於文學藝術的領悟。在柯勒律治、德萊頓注134和約翰遜那些深思熟慮的評論中，在詩人和小說家們那些常被忽視的言辭中，往往會出現特別切題的看法，其相關性令人驚訝，足以照亮我們腦海深處模糊不清的念頭，並加以鞏固定形。但只有當我們老老實實帶著自己閱讀中產生的問題和想法去請教時，他們才能真的幫到我們。如果我們把自己完全交託給他們，棲身在他們的權威之下，儼如綿羊躺在樹蔭里，他們就幫不到我們了。如果我們與他們意見相左，繼而被他們征服，我們才會真正理解他們的判斷。如果真是這樣—讀書需要極其稀罕的想像力、洞察力和判斷力—想必你會下這樣的定論：文學是一種非常複雜的藝術，就算我們苦讀一輩子書，好像也不太可能對文學評論做出什麼有價值的貢獻。我們必須繼續當讀者，而不應覬覦屬於那些極少數佼佼者的高級榮譽，他們既是讀者，又是評論家。但作為讀者，我們仍然有自己的責任，甚至也有一定的重要性。我們設立的標準、做出的評判都會滲入空氣，融入作家寫作時呼吸的氛圍。由此，締造出對作者們的影響力，哪怕我們的感想不會被刊印出來。只要是教導有方的、獨立、真誠又有活力的影響，現在就可能擁有重要的價值，因為，在評論尚未定論時，書籍就像射擊場上的動物靶子一樣快速流動，評論家只有一秒鐘的工夫去裝彈、瞄準和射擊，而且很可能失手，把兔子當成了老虎、把老鷹當成家禽，或者完全打飛，把子彈浪費在遠處安詳吃草的奶牛身上。如果，除了媒體發表的某些盡失水準的評論，作家還能感受到另一種評價—來自只因熱愛讀書而慢慢地、非專業地讀書的讀者們，他們的評價帶有強烈的共鳴，又極其嚴厲—這難道不會有助於提高作家的寫作質量嗎？如果，以我們讀者的方式使書籍更茁壯有力、更豐饒多樣，那就是一個值得去圓滿的結果。話說回來，又有誰讀書是為了求個結果呢—哪怕是令人渴望的？有沒有什麼事，是我們僅僅因為它本身很美妙、因為有終極的幸福而去做的？難道讀書不算嗎？至少，我會時常夢想，末日審判來臨時，偉大的征服者們、大律師們和政治家們都領受了獎賞—王冠、桂冠、刻在大理石上的永不磨滅的姓名，這時候，上帝看到我們胳膊下夾著書走過來，就轉向彼得，不無嫉妒地說：「看，這些人不需要獎賞。我們沒什麼可以給他們的。他們曾熱愛讀書。」注110 本文是在某所學校演講的文稿。——原著注。注111 Twickenham，倫敦西區地名。注112 西德尼·赫伯特男爵，Sidney Herbert（1810-1861）是彭布羅克伯爵十一世最小的兒子，赫伯特家族的豪宅就位於威爾頓。他是弗洛倫絲·南丁格爾的密友。注113 Arcadia，義大利詩人雅各布·桑納扎羅（Jacopo Sannazaro）1480年創作、1504年在那不勒斯出版的田園散文詩。注114 安妮·克利福德，Anne Clifford（1590-1676），出生於英國西北部威斯特摩蘭，是克利福德男爵的唯一繼承人，在第二次婚姻中嫁給菲利普·赫伯特，亦即彭布羅克伯爵四世。她是著名的文學贊助人，留下了很多文采洋溢的書信和日記，晚年一路向北，搬回了出生地。注115 加布里埃爾·哈維，Gabriel Harvey（1552-1631），英國作家、學者，曾致力於推動六音步詩歌的發展。注116 艾德蒙·斯賓塞，Edmund Spencer（1552-1599），英國文藝復興時期的偉大詩人。代表作：長篇史詩《仙后》（The Faerie Queene）等。注117 威廉·坦普爾，William Temple（1628-1699），英國散文作家，代表作：《雜談集》（Miscellanea）。注118 喬納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愛爾蘭作家，他有多重身份。包括神職人員、政治小冊作者、諷刺作家、作家、詩人和激進分子。代表作：《格列佛遊記》（Gulliver 's Travels）、《一隻桶的故事》（A Tale of a Tub）等。注119 奧利弗·戈爾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1728-1774），英國作家、劇作家、小說家，代表作：《世界公民》（The Citizen of the World）、《關於歐洲純文學現狀的探討》（The Vicar Of Wakefield）等。注120 大衛·加利克，David Garrick（1717-1779），英國演員、劇作家，在十八世紀英國戲劇節影響頗大，創辦了最初的幾屆莎士比亞戲劇節，是塞繆爾·約翰遜的學生和密友。注121 德方侯爵夫人，Madame du Deffand（1697-1780），法國貴族、藝術贊助人。注122 霍勒斯·沃波爾，Horatio Walpole （1717-1797），即奧福德伯爵四世，英國第一屆首相的輝格黨政客羅伯特·沃波爾的幼子，英國作家，藝術史學家。沃波爾家族的豪宅位於草莓山：特威克納姆的泰晤士河畔的富裕地區。注123 瑪麗·貝里，Mary Berry （1763-1852），英國書信日記體女作家。注124 塔特·威爾金森，Tate Wilkinson（1739-1803），英國演員，戲院經理。注125 阿瑟·威爾斯利，Arthur Wellesley（1769-1852），威靈頓公爵，軍事家、政治家，第二十一屆英國首相，曾參與過打敗拿破崙的滑鐵盧戰役，是世界歷史上唯一獲得八國元帥軍銜的軍人。注126 查爾斯·伯尼，Charles Burney （1726-1814），范妮·伯尼之父，英國音樂史學家，作曲家，1769年榮獲牛津大學音樂博士榮譽學位。伯尼家族有許多文藝界的好友。這個場景出自范妮·伯尼所著的回憶錄。注127 英國民謠，可見於《牛津版英國詩歌錄1250-1900》，詩名：The Lover in Winter Plaineth for the Spring。注128 Francis Beaumont（1584-1616）和John Fletcher（1579-1625）所作的Confession of Evadne to Amintor。注129 John Ford（1586-1639）所作《細沙滴落，細數分秒》（Minutes are numbered by the fall of sands）。注130 華茲華斯所作《序曲》中的一段。注131 柯勒律治所作《古舟子詠》中的一段。注132 Ebenezer Jones（1820-1860）所作的When The World Is Burning中的一段。注133 法國戲劇大師拉辛（Jean Racine，1639-1699）的五幕悲劇劇本。注134 約翰·德萊頓，John Dryden（1631-1700），英國詩人、劇作家、文學評論家、翻譯家。代表作：《一切為了愛情》（All for Love）、《論戲劇詩》（Essay of Dramatick Poesie）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