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間自己的房間 · 第二章

伍爾芙《一間自己的房間》

請繼續隨我來，現在已經換了新場景。依然是落葉時節，但已在倫敦，不再是牛橋了；我請求你們務必發揮想像力，想像出一個和千萬個房間類似的房間。屋裡有窗，掠過行人的帽子、貨車與小汽車，可以望到對面房屋的窗戶；屋裡有桌子，桌上放著一張白紙，上面寫了幾個大字：女性與小說，但沒有下文。遺憾的是，經歷過牛橋的午宴和晚餐後，似乎不可避免地要去一趟大英博物館了。只有濾除這些印象中的個人情緒和偶然幾率，才能得到純粹的真相，就像提煉精油那樣。因為，牛橋之旅連同午宴和晚餐引生出了許多疑問。為什麼男性飲酒，女性喝水？為什麼一個性別群體享盡榮華富貴，另一個群體卻如此貧窮？貧窮對於小說有何影響？從事藝術創作必需哪些條件？成百上千的問題湧現出來。但我們需要的是答案，而非問題。要想得到答案，只能去請教不帶偏見的飽學之士：他們早就不逞口舌之爭、不為肉身所擾，並將自己研究、演繹得出的論斷著述成籍，最終被收藏在大英博物館裡。倘若大英博物館的書架上也找不到真理，我不禁要問：那還能去哪兒找呢？我這樣想著，帶上了筆記本和一支鉛筆。就這樣，我準備就緒，帶著自信和好奇，踏上了探求真理的道路。天雖沒下雨，但很陰沉，博物館附近的街巷中隨處可見堆煤的地下室洞口大開，一麻袋一麻袋的煤被傾倒下去；四輪馬車駛來，停在人行道邊，卸下一隻只捆好的箱子，裡面應該是某些瑞士人或義大利人一大家子的衣裝，指望這個冬天能在布盧姆斯伯里區的寄宿公寓裡棲身，找到餬口之策，求到財運，或是覓到別的有利可圖的差事。一如往常，嗓音粗啞的賣花郎推著小車，沿街叫賣花草盆栽。有人大聲吆喝，有人唱腔十足。倫敦就像一個大工廠。倫敦就像一架織車，我們都像來來回回的梭子，在空白的底色上織出某些圖案。大英博物館就像工廠里的另一個車間。推開幾扇彈簧門，就能站在那恢宏穹頂之下；儼如一個念頭，置身於寬廣飽滿的前額，圈住這額頭的髮帶上還輝顯著諸多顯赫的姓氏。走向借閱台，拿起一張卡片，打開一冊書目，然後……這五個點分別代表了我發獃、迷茫、慌張的那五分鐘。你們知不知道，一年之中，有多少關於女性的書被寫出來？你們又知不知道，這其中有多少是出自男性的手筆？你們知道嗎，自己很可能是全宇宙被人談論最多的生物？我自備紙筆來到這裡，本以為讀個一上午，就能把真理轉錄到筆記本上了。但現在我想的是：我得有一群大象和一窩蜘蛛的本領，才能完成這件事，因為眾所周知，大象活得夠久，蜘蛛的眼目夠多。另外，我還需要鐵爪和鋼牙，才能鑿開這厚厚的堅殼。卷帙浩繁，堆積如山，我怎麼可能找到深埋其中的真理之核？在默默的自問中，我開始絕望地上下瀏覽那長長的書名列表。單單是書名，就給了我思索的動力。性別及其本質，想必會引發醫生和生物學家的興趣；但令人吃驚且無法解釋的是，性別—確切地說，就是女性—也吸引了好些討人喜歡的散文家、妙筆生花的小說家、拿到文學碩士學位的年輕人，還有一些不學無術的男人：除了不是女人外，別無過人之處。乍看之下，有幾本實在讓人覺得輕佻浮誇，故作幽默；也有一些書態度嚴謹，有先見之明，寓意深遠，有勸勉諫誡之意。光是看看書名，就能聯想到數不清的男性教師、男性教士，登上他們的講台或講壇，口若懸河地就此話題做長篇大論，遠遠超出為這個主題通常預設的規定時間。這種現象最為古怪，很顯然—這時候，我已在檢閱字母M那一欄下的書目—也僅限於男性。女人不寫有關男人的書—這實在讓我長舒一口氣，如果要我在動筆前先把所有男人寫女人的書讀上一遍，再通讀女人寫男人的書，那一百年開一次花的龍舌蘭恐怕都得花開二度了。所以，我隨便選了十來本書，把寫好書名的借閱卡放進了鐵絲盤裡，如同其他來此尋求純粹真理的人一樣，回到我的座位等待圖書館職員把書送來。我真覺得納悶，到底是出於什麼原因，才會有如此奇特的懸殊？我思忖著，同時在英國納稅人提供、本該用作他途的借閱卡紙上隨手畫起了圓圈。從這份書單上來看，為何男人對女人的興趣遠大於女人對男人的？這好像是個非常古怪、引人深思的事實。我開始浮想聯翩，想像那些花了不少時間著書論述女性的男人們到底過著怎樣的生活；他們是年事已高，還是年少輕狂？已婚還是未婚？有酒糟鼻還是駝背？—不管怎樣，能成為大家關注的對象，多少都會讓人飄飄然，只要關注自己的人別都是老弱病殘就好—我就這樣沉浸在可笑的胡思亂想中，直到一大摞書如雪崩般傾倒在我面前的書桌上。好了，麻煩來了。在牛橋受過訓練、習得研究方法的學生無疑懂得理順頭緒，就像把羊只全部轟進羊圈那樣，釐清問題，直奔答案。就像我身旁那位埋頭抄錄科學手冊的學生，我敢肯定，他每隔十幾分鐘就能從字海文礦中淘出真金。他不時發出滿意的咕噥聲，無疑就是明證。然而，若不幸未曾在大學裡受過這等訓練，那問題的答案恐怕就不會像羊群乖乖入圈，而如同被一群獵犬追逐，東奔西跑，四散而逃。教授、教師、社會學家、牧師、小說家、散文家、新聞記者，還有那些除了不是女人外就別無過人之處的男作者們蜂擁而上，狂追不舍，活生生把我那唯一又單純的問題—女人為何貧窮？—分散成了五十個小問題；繼而，五十個問題如羊群在驚惶中一齊狂墜激流，不知被沖向何處。筆記本上的每一頁都有我匆匆寫下的筆記。為了展現當時的所思所想，我會擇選一些讀給你們聽，這一頁的標題用寥寥幾個大寫的字寫著：女性與貧窮。但標題下的字句大致如下：中世紀女性的狀況斐濟群島的女性習俗作為女神被膜拜的女性女性的道德意識較為薄弱女性的理想主義女性更有盡責盡力的自覺意識南太平洋諸島，女性的青春期女性的魅力被當作獻祭品的女性女性的腦容量小女性的潛意識更深奧女性的體毛更少女性的心智、道德和體能遜於男性女性對兒童的愛女性更長壽女性的肌肉有欠發達女性的情感力量女性的虛榮女性的高等教育莎士比亞論女性伯肯赫德爵士注20論女性英奇教長注21論女性拉布呂耶爾注22論女性約翰遜博士注23論女性奧斯卡·勃朗寧注24先生論女性…… 當時，我寫到這兒忍不住深吸一口氣，還在空白的頁緣添了一筆：為什麼塞繆爾·巴特勒注25說「聰明的男人絕口不提對女人的看法」？但聰明的男人顯然也不談別的話題。我繼續思索，一邊向後靠在椅背上，仰望恢宏的穹頂，一個念頭已擴張為一團亂緒；可是，令人遺憾的是，在女人這一點上，聰明的男人們歷來都沒有一致的觀點。蒲柏注26這樣說：女人大都沒有個性。拉布呂耶爾卻這樣說：女人愛走極端，不是比男人好，就是比男人壞。兩個同時代的明眼人卻得出針鋒相對的結論。女人有沒有能力接受教育？拿破崙認為她們沒有；約翰遜博士正好相反注27。她們有沒有靈魂？有些野蠻人說她們沒有；另一些人正好相反，還認為女人的一半是神，因此膜拜她們注28。有些哲人認為她們頭腦淺薄，另一些卻認為她們的感知力更深奧。歌德稱頌她們，墨索里尼鄙視她們。但凡讀到男人談及女人之處，他們的想法都各不相同。我想明白了，要從中理出頭緒來是不可能的事，我不無妒羨地瞥一眼近旁的讀者，他的筆記摘錄井井有條，還時常以A、B、C為順序標示，而我的筆記本上呢，東一句西一句，塗鴉般凌亂記下的儘是些相互矛盾的論點。這實在讓人懊惱，讓人心煩意亂，讓人汗顏。真理從我的指縫間溜走了，一點一滴都沒剩。想來想去，我總不見得就這樣回家去，以為煞有介事地添上一筆—諸如：女人的體毛比男人的少；或是南太平洋諸島上的女性青春期始於九歲，還是九十歲？連筆跡都潦草到難以辨認了—就算為「女性與小說」這項研究添磚加瓦了。忙了整整一上午，要是拿不出什麼更有分量、讓人欽佩的成績，豈不是很丟人。如果我無法把握W（以下我將以此簡稱「女性」）的真相，那何必自找麻煩去擔憂W的未來？現在看來，向那些紳士們求教純粹是浪費時間，哪怕他們專門研究女性及女性帶給政治、兒童、工資或道德等各種方面的影響。還不如不翻開他們的書。不過，我一邊沉思，一邊在無精打采、沮喪到絕望的情緒中，下意識地畫了一張小畫，就畫在本該像我的鄰桌那樣寫下結論的地方。我畫出了一張臉，然後是一個身形。畫的是傾心傾力撰寫傳世之作《論女性心智、道德及體能之低劣》的馮·X教授的臉孔和身形。在我的畫面里，他對女性而言可以說是毫無魅力。體格壯碩，下頜寬大，反襯出一雙極小的眼睛，似乎是為了平衡大下巴；他的臉漲得很紅，從其表情來看，他顯然是在激憤的情緒中奮筆疾書，下筆有如刺刀，一筆一筆刺在紙上，儼如在刺殺害蟲，哪怕蟲子被刺死了，他仍然意猶未盡，還要繼續屠戮，即便如此，他仍有餘怒未消、氣惱不平的動機。我看著自己的畫，不禁暗自發問：是不是因為他的妻子？她是不是愛上了某位騎兵軍官？那位軍官是不是玉樹臨風，身穿俄國羊羔皮外套，風度翩翩？還是套用弗洛伊德的說法，他在搖籃里就被某個漂亮姑娘嘲笑過？因為，在我想來，恐怕在搖籃里，這位教授就算不上是討人喜歡的孩子。反正，不管出於什麼原因，在我的畫筆下，這位教授在撰寫大作，論述女性心智、道德和體能如何低劣時看起來非常憤怒、非常醜陋。隨手畫幅小畫，權當是百無聊賴的解悶方法，為一上午的徒勞無功畫上句號。然而，深藏不露的真理常常就在我們的百無聊賴、我們的白日夢中浮現出來。心理學的基礎知識—根本不必動用精神分析的堂皇名號—告訴我：只需看看自己的筆記本就能明白，怒容滿面的教授畫像正是被憤怒畫就的。就在我空想時，憤怒奪走了我的畫筆。那我的憤怒又從何而來呢？好奇、困惑、喜悅、厭煩—它們在這一上午接踵而至，我不僅辨認得出每一種情緒，還能說出其原委。憤怒，這條黑蛇，是不是一直潛藏其間？是的，由這幅畫來看，憤怒的確潛藏其間。它明白無誤地向我指出：就是那本書、那句話激起了魔鬼般的憤怒，就是那位教授說女性的心智、道德和體能低劣的那種論調。我的心劇烈跳動，面頰滾燙，怒火中燒。這倒沒什麼稀奇的，儘管是有點傻。可誰都不樂意被別人說成天生就比某個小男人還要低劣—我看了一眼身旁的男學生，他呼吸很重，繫著簡便式的領帶，看上去有兩星期沒刮鬍子了。人人都有某種愚蠢的虛榮心。這只是人的天性吧，我一邊想著，一邊畫起了圓圈，一圈圈環繞教授的怒容，直到那張臉看似著火的灌木叢，或是一顆拖著巨焰的彗星—不管像什麼，反正已不成人樣，沒有人類特徵了。這位教授現在只是漢普特斯西斯公園注29里一把點燃的柴火了。我的怒氣很快就找到根源，發作完了也就消氣了，但好奇還在。該如何解釋那些教授的憤怒呢？他們因何而怒？只要對這些書留給人的印象稍作分析，就必然能覺察到書中涌動著一種激烈的情緒。這種激烈，假借或諷刺，或傷感，或好奇，或斥責等方式表露出來。不過，常常湧現出的還有另一種情緒，而且很難被一眼看出來。我稱其為：憤怒。但憤怒是暗中涌動的，混雜、隱沒在其他各種情緒之中。從它引發的反常效果來看，這種憤怒得到了偽裝，錯綜複雜，決非簡單外露的直白怒氣。我審視著桌上的一大堆書，心想，不管出於什麼理由，對我想要達成的目標而言，這些書全都沒有價值。雖然這些書極盡人情，不乏訓誨、趣味和無聊，甚至還附有斐濟島民的怪誕風俗，但就科學的意蘊而言，它們毫無價值。它們寫出的都是紅色的情緒，而非皓光般的真理。所以，必須把它們歸還到屋子中間的大桌上去，回到巨大蜂巢里的小隔間裡去。那一上午，我辛苦得到的唯一收穫就是有關憤怒的真相。那些教授們—我把他們統稱為教授了—很憤怒。但這是為什麼呢？我還了書，站在廊柱下，站在成群的鴿子和史前的獨木舟之間，我再次發問：為什麼？他們為什麼那麼憤怒呢？這個問題盤桓在腦海中，我信步而行，想要找個地方吃午餐。被我暫時稱之為憤怒的情緒，其本質到底是什麼呢？我問自己。這是個甩不掉的難題，需要我在大英博物館附近的小餐館落座，搭配食物繼續思考。之前用餐的客人把晚報的午間副刊落在椅子上了，等菜上桌時，我便漫不經心地瀏覽大標題。一行大字母如緞帶橫跨整版：有人在南非旗開得勝。小一號的緞帶宣稱：奧斯汀·張伯倫爵士注30在日內瓦。地下室驚現粘有人類毛髮的斬肉刀。某位大法官在離婚法庭上對婦女的傷風敗俗大發議論。其他的小新聞見縫插針地散布在報紙各個角落：某女影星被人從加利福尼亞山頂用繩索垂掛，懸於半空。天氣將起霧。我猜想，只要拾起這份報紙，哪怕是匆匆光臨本星球的外星人，哪怕只是瞄幾眼零星片段，就不可能看不出英國處於男性統治之下。任何理智健全的人都不可能感覺不到那位教授的絕對優勢。注20 伯肯赫德爵士，1st Earl of Birkenhead （1872-1930），本名Frederick Edwin Smith, 英國律師、政客、著名演說家。注21 威廉·拉爾夫·英奇，Dean Inge（1860-1954），全名William Ralph Inge，作家，英國國教牧師，劍橋大學神學教授，聖保羅大教堂教長，曾獲三次諾貝爾文學獎提名。注22 拉布呂耶爾，Jean de La Bruyère（1645-1696），法國作家、哲學家，代表作：《品格論》（Les caractères）。注23 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 （1709-1784）, 英國作家、文學評論家、詩人、辭書編纂者，編著過莎士比亞選集。代表作：長詩《倫敦》（London）、小說《阿比西尼亞王子》（Rasselas, Prince of Abyssinia）等。注24 奧斯卡·勃朗寧，Oscar Browning（1837-1923），英國作家、歷史學家，教育改革者。注25 塞繆爾·巴特勒，Samuel Butler（1835-1902），英國作家，代表作：諷刺體烏托邦小說《烏有之鄉》（Erewhon），半自傳體小說《眾生之路》（The Way of All Flesh）。注26 亞歷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1688-1744），十八世紀英國最偉大的詩人，傑出的啟蒙主義者，推動了英國新古典主義文學發展。代表作：《愚人志》（The Dunciad）、《奪發記》（The Rape of the Lock）。注27 「『男人知道女人比自己更勝一籌，所以，他們才總是選擇最弱小或最無知的女人。要是他們打心眼裡不這樣想，就決不可能害怕讓她們和他們懂的一樣多。』……對另一種性別的人應該保持公允，我覺得應該開誠布公地承認，他在隨後的談話中對我說，他那樣說，是因為真心那樣想。」—鮑斯威爾，《赫布里底群島旅行日記》（The Journal of a Tour to the Hebrides）。—原著注。注28 「古代日耳曼人相信女人身上有神聖之處，也因此將她們當作大祭司，凡事請教。」—弗雷澤，《金枝》（Golden Bough）。—原著注。注29 Hampstead Heath，位於倫敦西北部約有800公頃的自然保護區。注30 奧斯汀·張伯倫，Sir Austen Chamberlain（1863-1937），英國政治家，1925年獲諾貝爾和平獎。他的優勢，就是權力、金錢和影響力。他擁有報業，及其總編和副總編。他是外交部長，也是法官。他是板球運動員，擁有幾匹賽馬和幾艘遊艇。他是大公司的總裁，能讓股東賺足百分之二百。他給自己名下的慈善機構和大學院校留下百萬英鎊。他把女影星懸在半空。只有他才能決斷那把斬肉刀上的毛髮是不是屬於人類；只有他才能宣判兇手有罪無罪，是該施以絞刑，還是當庭釋放。除了起霧這件事，一切盡在他的掌握之中。他卻很憤怒。而且，我知道他很憤怒。閱讀他寫女性的那些高談闊論時，我思忖的並非論點，而是他本人。當論述者不動私情、冷靜地據理力爭時，只會專注於論點，讀者也會一心不二，關注論點本身。如果他談論女性時心平氣和，並且舉證出一些不爭的事實作為論據，讓人看不出他有刻意堅持某種結論，讀者也不會為此動怒。人們會欣然接受事實，就像承認豌豆是綠的、金絲雀是黃的那樣。那樣的話，我恐怕只能承認那是真的。但正是因為他有怒氣，所以我也變得惱怒。我隨手翻著晚報，想到如此大權在握的男人竟然還要動怒，未免太荒謬了。我開始思忖，也可能，在不明就裡的狀況下，怒氣就是權勢的附屬品，好比鬼怪附體？譬如說，有錢人時常動怒，因為總在擔心窮人要奪走他們的財富。但那群教授，或者更確切地說，那群男權主義者，他們之所以有怒氣，除去這個原因外，還有另一種不那麼明顯的深層原因。也許，他們根本沒有「動怒」，實際上，他們在與女性的私人生活中常常不吝美詞，充滿博愛，堪稱楷模。也許，他有點過分地強調女性之低劣時，他在意的並非她們之低劣，而是自己的優越。那才是他急於強調、過分捍衛的東西，因為這才是他的無價之寶。我望著人行道上摩肩接踵的行人，心想，生活對於男女兩性來說都不容易，一樣是艱辛、苦難、無盡的奮鬥。那需要我們付出無比的勇氣與力量。或許，對於我們這些耽於幻想的人而言，更重要的是要有自信。沒有自信，我們就好像搖籃中的嬰兒。那麼，我們如何能儘快培養出這種無法衡量卻彌足珍貴的品質呢？認定別人不如自己。假定自己生來就比別人優越—或是富有，或是高貴，或是有挺拔的高鼻樑，或是藏有羅姆尼注31為祖父畫的一幅肖像—人類這種可悲的想像力是無窮無盡的。因此，對這個不得不去征服、去統治的男權者來說，極其重要的一點就是：自覺生來就高人一等，覺得大部分人，確切地說就是另一半人類天生就比他低劣。這必然是他的權威的主要來源之一。不過，請讓我將這種觀察所得應驗於現實生活，看看這種論點對於理解日常生活中的心理疑團是否有幫助，是否能解釋Z先生帶給我的驚愕？那天，這位一貫溫文爾雅的謙謙君子拿起麗貝卡·韋斯特注32的某本書，讀了其中一段就大呼小叫起來：「十足惡劣的女權主義者！她把男人說成了勢利小人！」這句怒吼讓我大吃一驚，因為，韋斯特小姐關於男性所說的話固然不中聽，但也可能完全屬實，何以就成了十足惡劣的女權主義者？這句怒吼不僅是因為虛榮心受到了傷害而發出的哀嚎，也是他的自信力受到侵犯時所發出的抗議。千百年來，女人都要擔當魔鏡的職責：擁有令人滿足的魔法，可以將鏡中的男人放大兩倍。如果沒有這種魔法，這個世界恐怕至今仍是洪荒泥沼、密林草莽，根本無人能得知所有爭戰帶來的榮耀。我們大概還在羊骨殘骸上刻畫鹿的形狀，還在用火石換羊皮，或是任何能滿足我們原始品味的樸素飾品。超人也好，命運的魔爪也好，都不可能存在於世。沙皇和凱撒也不可能先戴上王冠，再丟掉王冠。縱觀各大文明社會，不管怎樣使用這魔鏡，對一切暴力和英雄壯舉而言，魔鏡都必不可少。所以，拿破崙和墨索里尼都特彆強調女性低劣卑下，否則，他們就沒辦法膨脹為偉人。在一定程度上，這也能解釋男人為什麼常常需要女人，也能解釋他們受到女人批評時是何其不安。說這本書寫得多差，或那幅畫是多麼缺乏力度，諸如此類的評頭論足若出自女人之口，而非男人之口，怎麼可能不帶來更多痛苦、激起更強烈的憤恨？因為，如果她開始講實話，魔鏡映照出的形象就會開始縮小，他契合生活的程度就必然降低。假設他不能在早餐和晚餐時段，一天起碼兩次看到自己加倍膨脹的身影，那他還怎能繼續。宣布判決、教化民智、制定法律、著書立說、又怎能盛裝打扮，在宴會上高談闊論？我如此思忖著，邊把麵包捏碎，邊攪動咖啡，間或看看街上往來的行人。鏡中的映像超級重要，就因為它令男人活力充沛、神經活躍。拿走魔鏡的話，男人恐怕只有死路一條，就像被奪走古柯鹼的癮君子。望著窗外的人流，我不禁想到，竟有半數行人是被這種幻象驅使著，大步流星去工作的啊。每天清晨，他們就在魔鏡散發出的宜人光輝里穿好衣，戴好帽。他們信心十足、精神抖擻地開始每一天，堅信自己在史密斯小姐的茶會上是大受歡迎的嘉賓；踱步進屋時還不忘對自己說，我比這兒的半數人更高貴，因此說起話來洋洋自得，言之鑿鑿，給公共生活帶去深遠的影響，也在個人意念的邊緣處留下了令人費解的註腳。男性心理是個危險又有趣的話題，我希望，等你們每年都有屬於自己的五百英鎊收入後，再去深究這個話題；但因為要付賬單，我對這個問題的思索被打斷了。總共五先令九便士。我給了侍者一張十先令的鈔票，他去找零錢。我的錢包里還有一張十先令的鈔票，我注意到這一點是因為這個事實讓我至今仍激動不已—我的錢包會自動生出十先令的鈔票。我打開錢包，裡面就會有鈔票。社會為我提供了雞肉和咖啡、床榻和寓所，以回報我付出去的那些鈔票。錢是一位姑姑留給我的，只因為我們同宗，而且我是用她的名字命名的。我一定要告訴你們，我的姑姑瑪麗·伯頓是在孟買騎馬兜風時墜馬而亡的。我得知獲贈遺產的那天晚上，國會剛好通過了女性選舉權法案。一封律師信落在了我的信箱裡，打開後，我發現自己從此往後有了五百英鎊的年金，那就是她留給我的遺產。兩相比較—選舉權和錢—屬於我的那筆錢似乎重要得多。在此之前，我靠給報社打零工來養活自己，報道這兒的驢戲、那兒的婚禮。我還靠幫人寫信封、為老婦人讀書誦報、扎些紙花、在幼兒園教小孩子識字賺個幾英鎊。1918年前，向女性開放的主要職業無外乎就是這些。我認為，我不需要詳細描述這些工作有多辛苦，因為你們大概也認識做過這些工作的女人；也不用告訴你們賺錢餬口有多艱辛，因為你們想必也經歷過。然而，比上述兩種辛酸更痛苦，至今仍讓我無法忘記的是那些日子所孕育的恐懼和酸楚。首先，總是要做自己不想做的工作，還只能像奴隸那樣去工作，去阿諛，去逢迎，雖說也許不必整日如此，但似乎確實有這種必要，因為冒險、任性的代價太高了；其次，會想到天賦的消亡，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小天賦，對擁有者來說也是彌足珍貴的，才華被埋沒就無異於死亡，一旦有了這樣的想法，我的自我，我的靈魂，一切的一切就仿佛鏽病蠶食樹心，從骨子裡毀了盛放的春花綠葉。當然，如我所說，姑姑去世了，每兌現一張十先令的鈔票，那銹斑和腐跡便剝去了一層，不再恐懼與酸楚。我把找回來的零錢滑進錢包，想起往日的艱苦，不禁想到：一筆固定收入竟能讓人的脾性發生這麼大的變化，這真是值得說道的事，千真萬確。世間沒有任何力量可以從我這兒搶走那五百英鎊。衣食寓所，永遠都是屬於我的。消失的不僅僅是辛苦與操勞，還有憤恨與怨怒。我不需要憎恨任何男人，男人傷害不到我。我不需要取悅任何男人，男人什麼都給不了我。於是，不知不覺間，我發現自己對另一半人類持有一種新態度了。籠統地指責任何一個階層或是一種性別都是很荒謬的。群體歷來不為其所作所為負責。驅動他們的，是他們無法自控的本能。那些男權家長們、教授們，也要應付無窮盡的難處、可怕的難關。從某些方面說，他們所受的教育有其缺陷，我所受的也一樣。這造成了他們有種種缺點。沒錯，他們有錢有權，但付出的代價是要讓鷹鷲住進他們的胸膛，永無休止地撕啄他們的心肝肺腑—占有的本性、攫取的狂熱，永遠驅動他們覬覦別人的土地與貨物，去拓寬疆土，搶占領地，建造戰艦，研發毒氣，甚至犧牲自己和子孫後代的生命。行走在海軍總部拱門（我已經走到紀念碑）之下，或任何一條陳列戰利品和大炮的林蔭道上，都會讓人記起那些被紀念過的輝煌戰績。我看著股票經紀人和大律師在春天的陽光里走進樓宇，去賺錢，賺更多、更多的錢，但其實一年五百鎊就足以讓人在陽光下享受生活了。我想，心裡裝著這樣的本能衝動，應該是很不舒服的。它們是某種生活狀況、文明的匱乏所孕育出的產物。我這樣想著，同時望著劍橋公爵的雕像，確切地說，是在凝視插在他那頂三角帽上的幾根羽毛，它們大概從未被人這樣目不轉睛地看過。當我意識到這些缺憾後，心中的恐懼與酸楚也一點一點淡化為了憐憫和寬容；不出一兩年，憐憫與寬容也會化為烏有；再然後就是全然釋懷，超脫一切，見山是山，能就事物的本質去思考了。就說那棟樓吧，我喜歡嗎？那幅畫，好看嗎？那本書，我覺得寫得好嗎？說真的，是姑姑的遺產助我撥雲見日，我看到的，不再是彌爾頓要我永世瞻仰的那位威風的大人物，而是一方廣闊的天空。左思右想間，我順著河邊走回家去。萬家燈火漸漸點亮，和晨曦時分相比，倫敦的景色已發生了難以言喻的變化。仿佛一台巨大的織機，在整日運行之後，在我們的協助下，織出了幾碼令人驚嘆的美麗布匹—火紅的緞面上閃現著無數紅彤彤的眼睛，黃褐色的怪物咆哮著，噴吐熾熱的氣息。就連晚風也像一面獵獵作響的旗幟，拂過房屋，振動籬牆。不過，我居住的那條小街是充滿居家氛圍的。粉刷匠正從梯子上下來；保姆小心地推著嬰兒車進進出出，回來準備茶點了；運煤的工人把空麻袋一個疊一個碼放整齊；戴著紅手套的菜店老闆娘正在清點當日賬目。但我依然全神貫注於你們交託給我的這個難題，以至於眼前的尋常光景也被我納入了思考。我想，和一個世紀前相比，如今更難說清楚這些工作究竟哪個高人一等，哪個更有必要。是做運煤工好，還是做保姆好？跟賺了上萬英鎊的高級律師相比，把八個孩子拉扯大的清潔女工對這個世界而言就更沒有價值嗎？注31 喬治·羅姆尼，George Romney（1734-1802），英國肖像畫家，為諸多社政名流繪製肖像。注32 麗貝卡·韋斯特，Rebecca West（1892-1983），英國小說家、評論家、散文作家，以其女權主義著稱。代表作：《黑羊與灰鷹》（Black Lamb and Grey Falcon）、《火藥列車》（A Train of Powder）。這樣發問是沒有意義的，因為沒人能夠回答。清潔女工和律師的價值高低，在不同年代裡各有起落，即使是現在，我們也沒有尺度去衡量他們。要那位教授拿出「無可辯駁的證據」，以證實他對女性的論斷，反倒像是我在犯傻。就算現在有人可以說出某一種天賦才華的價值，價值本身也會變化，很可能在一個世紀之後就徹底變樣了。走到自家門階時，我心想，更何況，再過一百年，女性就將不再是被保護的性別了。她們理應可以參與本來將她們拒之門外的一切活動和勞動。保姆會去送煤。老闆娘會去開車。當女性不再被認為是被保護的性別群體，在此前提下所體察到的事實—諸如（這時，一隊士兵從這條街上列隊走過），女性、教士和園丁要比其他人長壽—所建立的一切假設都將不攻而破。不再保護她們之後，讓她們和男性一樣面對同樣的勞動與活動，讓她們當兵、當水手，讓她們去開車，做碼頭工，難道女人們不會死得更早，比男人們死得更快嗎？那時候，他們會說「今天我看到了一個女人」，儼如以前人們說「我看到了一架飛機」那樣稀罕。一旦女性不再是被保護的一方，任何事都有可能發生啊，我這麼想著，打開了房門。可這些與我的主題—女性與小說—有何相關呢？進屋的時候，我這樣問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