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和團研究 · 附錄一　許袁三疏真偽辨

一 世傳義和團事起，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太常寺卿袁昶曾會銜上奏三疏，即一「請亟圖補救之法以弭巨患疏」，二「請速謀保護使館維持大局疏」，三「嚴劾大臣崇信邪術請旨懲辦疏」。上呈日期為五月二十二（六月十八），六月十六（七月十二），六月二十七（七月二十三）。第一疏即「請圖補救之法以弭巨患疏」云： 奏為密陳目前局勢危迫，亟圖補救之法，以弭將來巨患，披瀝直陳，仰祈聖鑒事。竊見自本月十六七日，拳匪倡亂京師，連日召見王、貝勒、內外廷臣工，聖躬焦勞，為宗廟社稷深維至計，廣諮下問，臣等不能弭患事先，紓君父之憂勞，負罪無狀，內愧且憤。 伏查嘉慶十三年七月上諭，即有山東河南一帶匪徒，設立八卦教、義和拳等名目之事，此項實系白蓮教餘孽，曾奉仁宗睿皇帝嚴旨密拏懲辦。去年，吳橋縣知縣勞乃宣說帖考之最詳。前月，東撫袁世凱遵旨覆陳一折，言萬無招撫編為營伍之理，言之最為切實明白。前東撫毓賢辦理平原縣邪匪一案，稱匪首朱紅燈，自稱明裔，妖言煽亂，各處響應，幸被官兵掩捕擒獲，就地正法，絕無能避槍炮、刀斧之妖術，此其明證。上年臣詢提督程文炳，該提督乙未年駐軍近畿，有山東義和拳、又自稱金鐘罩、紅燈照名目四五十人投效，以火槍利刀、試其技倆，立時見血傷斃，是妖術全不可信，確鑿無疑。而其匪首廣樹黨羽，久蓄逆謀，妄稱明裔煽亂，其為邪教亂民，實已明白昭著。 臣於上年十月十三日，蒙恩召見，其時東省拳匪，借仇教為名滋事。臣曾面奏系邪教倡亂，應預為撲滅各情，旋經東撫袁世凱實力禁止，撲滅十餘巨股，東省晏然。始而山東士紳，誤信左道騰謗，謂該撫不應用剿，此皆不學無識之徒，以邪為正，近輿論亦漸帖服，以該撫辦理為是，臣去年冬曾以勞乃宣說帖，商之總署諸臣，奏明請旨飭下東撫辦理，旋因東撫辦有頭緒，遂寢未奏。不意東省漸次肅清，流入直隸，直隸督臣觀望遷延，養癰貽患，聽其蔓延，始謀不臧，咎實難辭。及淶水戕官，督臣裕祿見該邪匪借仇教為名，叛跡昭著，乃電奏力請剿辦。而內外議有異同，遲延未決，涿州踞城不已，延及永清、覇州各處。淶水戕官，尚未痛辦，遂致匪膽愈張，甚且焚毀蘆保鐵路，京津鐵路、電杆，又毀京津至張家口電線。此皆國家派員，出內帑、借洋款、集數十年之物力所經營，一旦焚毀，千數百萬巨資，深堪惋惜。又焚殺教民數百處，將來議償亦不貲。 伏以民教互仇，積成憤毒，地方官稟承國家律令，自有平心讞獄辦法，但憑案情曲直，不分是民是教，斷不容匪徒自行報復。乃自本月十六、七日，該匪膽敢潛入京師，盜兵輦轂之下，焚毀教堂，攻擊各使館，縱橫恣肆，放火殺人，震驚宮闕，實屬罪大惡極，萬不可赦。二十日，焚燒前門外千餘家，甚至災及正陽門城樓，拳匪喝禁水會，不准救火。北城乃財產精華所聚，焚掠一空，官民搬徙，十室九逃，商賈盡行閉歇失業，餉項亦艱於匯兌給發。京都為萬國所瞻仰，氣象蕭索，一至於此，自有亂民不治，任其焚殺叫喊，實貽鄰國之恥笑。 各洋公使因匪仇教，畏其凶鋒，情急自衛，現兵只有四百十餘人，各保性命，是其實情。十五日，臣偕許景澄晤俄、英、法、美四公使。十六日，樞臣啟秀等，傳懿旨慰問各公使館，並及公使之妻，該公使等，感戴聖慈，淪肌入體，口稱調洋兵為衛館保命起見，絕不敢幹預中國國家公事，匪平無事，即行撤回，指天誓日，其詞決非虛偽。為今之計，惟有先清城內之匪，以撫定民心，慰安洋情，乃可阻其續調之兵，必中國自剿，乃可免洋兵助剿，情勢顯然。 臣伏思兵事最忌多立統帥，意見參差，事權不一，以致互相觀望，轉誤事機。現在歷奉嚴旨，飭令步軍統領武衛中軍與神機營、虎神營，嚴拏首要各犯，刻即解散脅從，將城內外設立壇棚，盡行拆去。等因欽此。乃官兵觀望，拳匪橫行如故，步軍統領順天府五城，前遵旨所擬十條章程，實止虛文搪塞，何曾實力做到。且拳匪所到之處，先喊令人磕頭燒香，官兵竟隨同禮拜，兵氣衰疲不可用，一至如此；皆由無將統率，毫無賞罰，軍律不嚴，此事權不一之故也。 拳匪麕聚京城，現聞城外添設無數拳壇，久且煽惑愈多，致生巨變。伏乞皇太后，皇上赫然震怒，恭行天討，上安九廟，下靖兆民。宜專責成大學士榮祿，兼用且剿且撫之法，得以便宜從事，俾一事權。先肅清內城地面，遵旨立即出示，遍諭軍民人等，凡遇頭扎紅巾，身系紅帶，持刀放火殺人之匪，准其格殺勿論。並懸重賞之格，縛獻匪首，所謂老祖師、大師兄者，賞銀二萬兩，立即超擢官階，擒斬該匪團長一名，賞銀五百兩，余匪計首一級，賞銀一百兩，均准報名候予奏獎。該大學士忠勇性成，見幾明決，為國重臣，應扼要坐鎮，不宜過勞細事，尤須差委得人襄助，乃可分理機宜。伏見武衛軍幕僚，記名道府樊增祥，素有謀略，內閣學士桂春，忠勇明決，編修王廷相，御史黃桂鋆，皆素有清操，通達事理，府丞兼署府尹陳夔龍，勇於任事，請旨交大學士榮祿差遣，專辦此事，參贊方略。遴派武衛中軍得力將弁，挑選勁兵，分為十餘隊，隊長如得力，每隊止槍手刀斧手二三百人已足。請旨暫閉前三門，嚴禁遊民，只准出不准進，分路搜捕匪徒，務令各空廟廢祠根株淨盡。官兵有退縮不前者，立即正法。命提督衙門刑部遴派明干司員多人，分駐各汛段官廳，隨將所拏匪徒略訊口供，稟明統帥即行就地正法，以儆凶頑，余者悉行解散，驅逐出外城之外，遞解回籍。事平再行將正法若干匪，造冊奏報。 或謂該匪人多勢眾，不可輕剿。不知只匪首倡亂，余多愚蠢村農，幼壯不一，隨聲附和，斬一悍匪，懦者必悔懼立散。或謂匪有邪術。臣愚以為漢末張角黃巾，元末破頭潘關先生，皆有妖術，卒歸擒斬。該匪晝伏夜動，動言請神，口出妖言，面帶陰氣，此乃假託符咒，扶鸞請仙，五鬼搬運之邪術，一遇聲光並見之物，陽氣熾烈如槍炮等物，立即破法轟斃。若雲匪術能避槍炮，何以十七八等日，該匪連攻東交民巷使館，洋兵放槍，立斃數匪。昨又擊斃帥府胡同拳匪四十餘名，拆毀其壇，毫無能避之驗。 或謂民心因旱飢驟變。臣料京師軍民數百萬，受朝廷深仁厚澤，實無一謀叛者，叛逆只拳匪首要數人耳。一經擒斬，申國法，儆人心，匪膽即寒，民志亦大定。外五城御史街道廳，督同綠營、練勇、水會，一體歸榮祿節制辦理，不使稍有掣肘；御營則專宿衛禁城，以防不虞。各辦各事，城匪既清，各公使館蒙天恩保護，感激再生之恩，則續調之洋兵，自可阻其來京。即來，亦可以城匪既清，無庸自行保護折之，令其撤回，我有詞矣。總之，周禮稱治亂國用重典，康浩稱用其義刑義殺，內匪事在必剿，無可游移。若因循不剿，招撫之亦必不受命，各國勢大怨深，並舉報復，禍敗不可勝言。與其外兵干預，代行剿辦，必至拳匪洋兵，互相鬥哄，喋血輦轂之下，轉致玉石不分，殺害無數良民，大局糜爛不可收拾。不如我自行剿辦，尚可示以形勢，杜彼族之口實，以維持大局，廟社不驚，萬民幸甚。大學士榮祿公忠體國，如特奉明旨，責成既專，收效乃速。至交涉之艱，亦可審機因應。所有密籌目前急圖補救之法，務一事權以弭巨患緣由，披瀝密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明裁斷，謹奏。 第二疏即「請速謀保護使館維持大局疏」云： 奏為密陳內訌外侮，禍亂日亟，速謀保護使館，維持大局，披瀝愚忱，仰祈聖鑒事。竊自上月二十四日，德國使臣克林德途遇槍斃之後，該匪遂攻擊各國使舘，提督董福樣所統甘軍，尤與之聲勢相倚，狼狽為虐。使館附近居民，遭池魚之殃者不可勝計，東城一帶，京官私宅，劫掠殆盡。該匪既以仇教為名，波及使館，復以攻使館之故，波及官民，輦轂之下，任令亂軍亂民，縱橫盪決，伊古伊今，實為罕見。 當匪徒初攻使館時，莫不謂旦夕間便可剷除，董福祥且屢以使館盡毀告矣。今已二十餘日，洋兵死者寥寥，而匪徒骸骼狼藉，遍於東交民巷口，平日妖言惑眾，自飄能避槍炮之術，而今安在。夫以數萬匪徒，攻四百餘洋兵所守之使館，至二十餘日之久，猶未能破，則其伎倆，亦可概見。倚得恃血氣之勇，收禦侮之效哉。若雲真義和團確能為國宣力，其尋釁焚殺皆依附其間之偽義和團所為。一類之中，既分真偽，擾亂已極，且既容附入之偽者無惡不作，則真者亦非善類可知。況歷奉嚴旨禁止，持械尋仇，焚毀劫掠，並令解散出城，該匪竟置若罔聞，橫行如故，無論真偽，總之藐視王法，均為冥頑不靈，罪在不赦，愈撫則愈眾，愈縱則愈驕。臣等前次奏講專責成大學土榮祿，用且剿且撫之法，未蒙俞允施行。今禍亂日亟，愚妄之見，尤不敢不冒死瀆陳於聖明之前。 伏以春秋之義，兩國構兵，不戮行人，泰西公法尤以公使為國之重臣，蔑視其公使，即蔑視其國。茲若任令該匪攻毀使館，盡殺使臣，各國引為大恥，聯合一氣，致死報復，在京之洋兵有限，續來之洋兵無窮，以一國而敵各國，臣愚以謂不獨勝負攸關，實存亡攸關也。我國家與泰西各國通商垂六十年，准其各省傳教，平日教民倚勢魚肉鄉里，以洋教士為護符。地方官或者希圖了事，抑制平民，亦所不免。民心怨忿，仇視教民，是皆臣等辦理不善，貽害至今，負罪實甚。臣等何敢謂民教相仇，其曲全在於民，特任令自相報復，殊失國體。譬如鄉里之間，兩家有隙，而子弟憧仆，肆行鬥狠，毀鄰居之室，而殺其閽人，為家主者不能禁止，而鄰居之詰問，必不向子弟憧仆，而向家主。為家主者，又安得以子弟憧仆不守約束而置身事外，以小喻大，其理相同。 且泰西各國之教，有宗天主者，有宗耶穌者，傳天主教者曰神父，傳耶穌教者曰牧師，該匪亦不辨所傳何教，統以洋教呼之。而俄國向宗希臘，日本向宗佛教，該國從無入內地傳教之事。該匪更不知何國有傳教之人，何國無傳教之人，見異服異言，統呼之為毛子，銳以獮薙為快。無論勢有所不能，理有所不直，且我出洋各使臣，非銜命而出者乎！若各國以我殺其使臣而不勝忿忿，先殺我使臣以償之，是直易刃而自殺其使臣也。朝廷方賜各使館蔬果米麥，以示懷柔，該匪乃倚驕將為護符，肆行攻擊，外人轉疑朝廷陽款陰袒，謂非縱令恣意凌轢，其誰信之。 夫使館無恙，將來與各國復歸於好，各使臣受皇太后皇上厚恩，自當激發天良，剖言禍之肇自拳匪，碎不及防，非朝廷姑息所致，釋其本國疑忌之心，事半功倍，轉圜較易。若使館盡毀，使臣盡戮，則我皇太后皇上此時懷柔之恩，外人烏從而知之，欲釋於各國，雖百喙亦無從解免。今各國紛紛調兵，以代剿匪為詞，疑之者謂乘機窺竊，信之者謂其心無他，臣愚莫測其究竟，而拳匪種種無法，早當痛剿，已不待外人諄請，更何待外人代庖。臣愚請保全使館，為將來轉圜地步。一面嚴旨切責董福祥，飭令甘軍悉行退扎城外，不許重至東交民巷，比暱匪徒，向各使館攻擊，違者即行正法。使兵匪相離，匪勢較弱，則剿除亦較易。一面仍請責成大學士榮祿，剋期將拳匪一律驅逐出城，以救燃眉之急，再圖剿洗，永杜後患。臣亦知飛蝗蔽天，言出禍隨，顧念存亡呼吸，區區螻蟻微忱，不忍言亦不忍不言，是用冒死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 第三疏即「嚴劾大臣崇信邪術請旨懲辦疏」云： 奏為密陳大臣信崇邪術，誤國殃民，請旨嚴懲禍首，以遏亂源而救危局，仰祈聖鑒事。竊自拳匪肇亂，甫經月余，神京震動，四海響應，兵連禍結，牽掣全球，為千古未有之奇事，必釀成千古未有之奇災。昔咸豐年間之髮匪、捻匪，負隅十餘年，蹂躪十數省，上溯嘉慶年間之川陝教匪，淪陷三四省，竊據三四載，考之方略，見當時興師振旅，竭中原全力，僅乃克之。至今視之，則前數者皆手足之疾，未若拳匪為腹心之疾也。蓋髮匪、捻匪、教匪之亂，上自朝廷，下至閭閻，莫不知其為匪，而今之拳匪，竟有身為大員，謬視為義民，不肯以匪目之者，亦有知其為匪，不敢以匪加之者，無識至此，不特為各國所仇，且為各國所笑。 查拳匪揭竿之始，非有槍炮之堅利，戰陣之訓練，徒以「扶清滅洋」四字號召群不逞之徒，烏合肇事。若得一牧令將弁之能者，蕩平之而有餘。前山東撫臣毓賢養癰於先，直隸總督裕祿禮迎於後，給以戰具，附虎以翼。夫「扶清滅洋」四字，試問從何解說？謂我國家二百餘年深恩厚澤，浹於人心，食毛踐土者，思效力馳驅，以答載覆之德，斯可矣。若謂際茲國家多事，時局維艱，草野之民，具有大力能扶危而為安，扶者傾之對，能扶之，即能傾之，其心不可問，其言尤可誅。 臣等雖不肖，亦知洋人窟穴內地，誠非中國之利，然必修明內政，慎重邦交，觀釁而動，擇各國中之易與者，一震威稜，用雪積憤。設當外寇入犯時，有能奮發忠義，為滅此朝食之謀，臣等無論其力量何如，要不敢不服其氣概。今朝庭方與各國講信修睦，忽創滅洋之說，是謂橫挑邊釁，以天下為兒戲。且所滅之洋，指在中國之洋人而言；抑括五洲各國之洋人而言。僅滅在中國之洋人，不能禁其續至，若盡滅五洲各國之洋人，則洋人之多於華人，奚啻十倍，其能盡滅與否，不待智者知之。不料毓賢、裕祿為封疆大吏，識不及此。裕祿且招攬拳匪頭目，待如上賓，鄉里無賴棍徒，聚千百人，持義和拳三字名帖，即可身入衙署，與該督分庭抗禮，不亦輕朝廷，而羞當世之士耶。 靜海縣之拳匪張德成、曹福田、韓以禮，文覇之王德成等，皆平日武斷鄉曲，蔑視官長，聚眾滋事之棍徒，為地方巨害，其名久著，土人莫不知之，即京師之人，亦莫不知之。該督公然入諸奏報，加以考語為錄用地步，欺罔君上，莫此為甚。 又裕祿奏稱：五月二十夜戌刻，洋人索取大沽炮台，屯兵提督羅榮光堅卻不允，相持至丑刻，洋人竟先開炮攻取，該提督竭力抵禦，擊壞洋人停泊輪船二艘。二十二日紫竹林洋兵分路出戰，我軍隨處截堵，義和團分起助戰，合力痛擊，焚毀租界洋房不少。臣詢由津來京避難之人，金謂擊沉洋船，焚毀洋房，實屬並無其事，而我軍及拳匪被洋兵擊斃者不下數萬人，異口同聲，決非謠傳之訛。甚有謂二十日洋人攻擊大沽炮台，系裕祿令拳匪攻紫竹林，先行挑釁等語。此說或者眾怨攸歸，未可盡信，而誑報軍情，竟與提督董福祥詐稱使館洋人焚殺淨盡，如出一轍。 黃福祥本系甘肅土匪，窮迫投誠，隨營效力，積有微勞，蒙朝廷不次之擢，得有今職，應何等來身自愛，仰答高厚鴻慈。乃比匪為奸，形同寇賊，跡其狂悖之狀，不但辜負天恩，益恐狼子野心，或生他患。裕祿屢任疆圻，非董福祥武員可此，而竟憒憒乃爾，令人不可思議。要皆希合在廷諸臣謬見，誤為我皇太后皇上聖意所在，遂各倒行逆施，肆無忌憚，是皆在廷諸臣，欺飾錮蔽有以召之也。 大學士徐桐，素性糊塗，罔識利害。軍機大臣協辦大學士剛毅，比奸阿匪，頑固性成。軍機大臣禮部尚書啟秀，謬執己見，愚而自用。軍機大臣刑部尚書趙舒翹，居心狡獪，工於逢迎。當拳匪甫入京師之時，仰蒙召見王公以下內外臣工，垂詢剿撫之策。臣等有以團民非義民，不可恃以禦敵，無故不可輕與各國開釁之說進者，徐桐、剛毅等竟敢於皇太后皇上之前，面斥為逆說。夫使十萬橫磨劍，果足制敵，臣等凡有血氣，何嘗不欲聚彼族而殲旃，否則自誤以誤國、其逆恐不在臣等也。 五月間，剛毅、趙舒翹奉旨前往涿州解散拳匪，該匪勒令跪香，語多誣罔。趙舒翹明知其妄，語其隨員人等，則太息痛恨。終以剛毅信有神術，不敢立異，僅出告示數百紙，含糊了事，以業經解散覆命。既解散矣，何以群匪如毛，不勝獮薙，似此任意妄奏，朝廷蓋一詰責之乎。 近日天津被陷，洋兵節節進逼，曾無拳匪，能以邪術阻令前進，誠恐旬日之間，勢將直撲京師，萬一九廟震驚，兆民塗炭，爾時作何景象。臣等設想及之，悲來填膺，而徐桐、剛毅等，談笑漏舟之中，晏然自得，一若仍以拳匪可作長城之恃。盈廷惘惘，如醉如痴，親而天潢貴胄，尊而師保樞密，大半尊奉拳匪，神而明之，甚至王公府第，聞亦設有拳壇。拳匪愚矣，更以愚徐桐、剛毅等。徐桐、剛毅等愚矣，更以愚王公。是徐桐、剛毅等實為釀禍之樞紐。若非皇太后、皇上，立將首先袒護拳匪之大臣，明正其罪，上伸國法，恐廷臣僉為拳匪所惑，疆臣之希合者，接踵而起，又不止毓賢、裕祿數人。國家數百年宗社，將任謬妄諸臣，輕信拳匪，為孤注之一擲，何以仰答列祖列宗在天之靈。 臣等愚謂時至今日，間不容髮，非痛剿拳匪，無詞以止洋兵。非誅袒護拳匪之大臣，不足以剿拳匪。方匪初起時，何嘗敢抗旨辱官，毀壞官物；亦何敢持械焚刦，殺戮平民。自徐桐、剛毅等稱為義民，拳匪之勢益張，愚民之惑滋甚，無賴之眾愈眾。使去歲毓賢能力剿，該匪斷不致蔓延直隸。使今春裕祿能認真防堵，該匪亦不致入京師。使徐桐、剛毅等不加以義民之稱，該匪尚不敢大肆焚掠殺戮之慘。推原禍首，罪有攸歸，應請旨將徐桐、剛毅、啟秀、趙舒翹、裕祿、毓賢、董福樣先治以重典。其餘袒護拳匪，與徐桐、剛毅等謬妄相若者，一律治以應得之罪，不得援議親議貴為之末減。庶各國恍然於從前縱匪肇釁，皆謬妄諸臣所為，並非國家本意，棄仇尋好，宗社無恙。然後誅臣等以謝徐桐、剛毅諸臣，臣等雖死，當含笑入地，無任流涕具陳，不勝痛憤惶迫之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 三疏《太常袁公行略》（袁允橚等編）、《許文肅公遺集》皆載之，學者多引證而據為信史。有謂疏雖草而實未上者，惲毓鼎《崇陵傳信錄》云：「或雲疏雖草，為儕輩所阻，實未上。」沈惟賢撰《記袁磢秋先生軼事》亦云：「許袁聯銜三疏，因倉猝俱未及上」（見《人文月刊》三卷九期）。亦有疑其偽者，程明洲氏著所謂「景善日記」者，力稱三疏之偽，如何偽法，語焉不詳。以上諸說皆與史實不符，其實三疏有真有偽，茲分辨於後。 二 細讀三疏，知其思想不同，筆調迥異，語氣懸殊，再參照袁昶《亂中日記殘稿》，及公私記載，可立辨三疏真偽。我以為第一疏為真，其證如下。 一、此疏建議責成榮祿，「兼用且剿且撫之法」，「先清城內之匪」，「慰安洋情，乃可阻其續調之兵」。《日記殘稿》也是此種思想，如： 五月十八日晨，詣篔老，同函致身雲主人（樊雲兄），速請榮相舉辦，先清城匪再圖外匪，急救之法，不識能俯采芻未否。 （五月）二十日……冒暑（偕篔兄）往西苑。申初，隨班召見，慈聖再三諭示爾等各抒所見。臣昶力言莫急於先自治亂民，示各夷使以形勢，俾折服其心，然後可以商阻夷使，添調外兵。 此疏又說「必中國自剿，乃可免洋兵助剿」，「若因循不剿」，「各國勢大怨深，並舉報復」，「必至拳匪洋兵，互相鬥哄，喋血輦轂之下」，「大局糜爛不可收拾。」《日記殘稿》也是這種思想與看法，其五月二十日（6月16日）的日記說： 臣復奏：「變者但左道惑人心之拳匪耳，以辟止辟，捕殺為首要匪數十人，亂黨烏合之眾，必可望風解散，我自辦亂民，免致夷人調兵代辦，交鬨輦轂之下，則大局糜爛不可收拾。」佛不納。 此疏與日記思想相同，主張一致，其筆調辭句也處處吻合，可證第一疏為真。 二、《日記殘稿》五月二十二日（6月18日）的日記說： 昨擬急救目前危局折，即約竹篔於今晨同上之。 可知此疏出於袁昶手筆，會同許景澄於五月二十二日同上，與世傳上呈日期吻合，則第一疏為真，當毫無可疑。 三、袁京卿請剿拳匪奏疏遺墨，為袁昶第一疏奏稿之原稿墨跡，是石印本，文辭的修潤與刪改處皆可看出。其時，袁昶諸友無疑其偽者，也可證明第一疏確係真品。 四、三疏真偽，當時士大夫已引為談話資料，如高枬在十一月初七日（12月28日）日記里說： ……夜茂來……石生知茂在，趕來。講袁二三折，皆上海好事人偽作，竊好事人之筆墨，博覽者零雜，清真者淺快，求所謂拗折縐透者，未嘗多見，至於文法更不講求，況持論通達正大乎。石生又以為徐氏言，袁一日曾在伊門求見九次，既求見之，必不刻之，今年徐生期，袁又親往。余以為一日晷刻無多，焉有一連九次之理，或去二三次，欲為講說分明耳。生期親往，禮之常儀。子謙常曰：「京城應酬，苟非大混賬之人，皆可來往。」況近數月，所聞徐氏言語多矣，他言皆不可信，獨一日九次之言，可據為典要乎？石生又謂叫大起（五月二十一起），徐皆未上，只末後一次乃上（七月二十），余記不清。以理論，有崇必有徐，且同叫之人尚多，可一一考證也。上海說京城事多影響（予見五六兩月中外日報），即以南城而說，東江（交）民巷一帶，亦斷不能清切，況董土匪誰報剷平使館，與覇昌道、口北道、察哈爾都統之言全相似何也。伊等采於莊府，凱歌即報於莊府，此豈上海能知者。 按石生（蓀）即黃曾源是漢軍正黃旗人，任職翰林院編修，僅稱二三折皆上海好事人偽作，可知當時人談論三疏，未稱第一疏之偽，亦可證其為真。 三 第二、三疏與《亂中日記殘稿》則大異其趣，其思想語氣不類一人，實系痛恨徐、剛者流，託名許袁，借茲發泄積憤，以快宿怨、並非出於許袁手筆，其證如下。 一、設第二、三疏為真，則許袁久已置生死於度外，絕不再顧忌「人言可畏」。但當榮祿命袁昶往東交民巷慰問各國公使時，袁昶竟以「人言可畏」辭謝，另派章京文瑞前往。其六月二十二日（7月18日）日記里說： （六月）二十二日，六鍾入景運門，晤榮相，命往東交民巷慰問各公使。予辭以戰乍停，初次宣慰，問答關係甚重，此如州縣初供為後來張本，非奉旨不敢獨任。且恐主戰諸公，目為受洋人賂出與議和，私貸各使一死，彈射叢至，人言可畏，恐致害事。相亦謂然，商榷久之，乃派文章京瑞往。 時使館被圍行將一月，政府政策轉變，派員前往慰問各國公使，實乃危局一大轉機，關係大局至重，處此緊要關頭，袁氏果以身許國，如此重任，當義不容辭，豈能以「人言可畏」辭謝？既有「恐主戰諸公，目為受洋人賂出與議和，私貸各使一死，彈射叢至，人言可畏」之言，必無奏請「保護使館」、「嚴辦禍首」自取殺頭之疏。由此來看，可證二、三疏之偽。 二、第二、三疏思想積極，言辭激烈，力主和議。果為許袁手筆，則二人絕不主戰主守，而主戰最力的端王載漪，也不會徵詢二人意見。但日記殘稿竟有端王問袁昶「計將安出？」及袁昶主張「守為主，戰為奇，和為輔」的記載，日記云： 見端邸，問計將安出，予力贊現公使無權，且無電郵可通，不若從各疆臣之議，以合肥為全權大臣（駐滬亦可），電商各外部，或面商各水師提督較靈活，一面厚集兵力，防守由津（已失陷）通犯京之路，張春發、陳澤霖初成軍，未必得力，侯李監老旦夕至議之。津榆節節防務吃緊，勿稍鬆懈。津軍鋒挫，宜持重堅守，所謂守為主，戰為奇，和為輔也。邸頗謂然，又與榮相夔老言之。 這段日記未註明日期，內載「俟李監老旦夕至議之」。按李監老即李秉衡（字監堂）。李於七月一日（7月26日）抵京，由此推算，可知這段日記當為六月底所記無疑，實在世傳上第三疏（六月二十七）之後，但其語氣、思想、主張與二三疏有天壤之別，可證二、三疏實系贗品。 三、許同萃輯《庚辛史料》載許、袁致張之洞一電，文曰： 卦電敬悉。榮相足疾已愈，董軍尚在都中，團就撫，不甚受約束，現奉明諭，除戰事外，被害洋人教士及損失物產，查明核辦。土匪亂民，督撫統兵大員相機剿辦等因，各使均尚存，聞現籌保護使出京，未悉辦法。赫德消息不知。澄、昶叩。 許、袁皆香濤門人，關係親密，此電系二人電覆其師，報告京中情形，無須顧忌，非普通應酬函電可此。電於六月二十八日（7月24日）發出，亦即世傳上第三疏的第二天，然語氣和平，與二、三疏之激烈恰成對比，也可證二、三疏之偽。 四、第三疏說： 今之拳匪，竟有身為大員，謬視為義民，不肯以匪目之者，亦有知其為匪不敢以匪加之者，無識至此，不特為各國所仇，且為各國所笑。 按慈禧於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上諭已稱拳民為「義民」（見「夏季檔」，實錄未載），其後「義民」二字，屢見諸上諭，是慈禧早已公布天下，稱拳民為「義民」矣！許、袁忠謹，豈敢犯上？影射辱罵太后「無識至此，不特為各國所仇，且為各國所笑」。是不可能的，僅這一點就可證明此疏之偽。 五、第三疏又說： 甚至王公府第，聞亦設有拳壇。 按端王府設團甚早，袁昶《亂中日記殘稿》說：「自去年秋開始，京師無賴子弟，傳染不少，即早晚在城內外僻靜處街衢練之，動輒數十人，到處遍是，而無巾帶形跡。端王府所統虎神營兵，有設團於端府空地練者，莊府瀾府等皆有練者，亦無巾帶形跡。自鐵路燒，而洋兵至，順屬遂無不巾帶者。」燒鐵路始於四月二十九日（5月27日），也就是說，最早在二十五年秋，最遲在二十六年四月底以前端王府已經設團。及對外宣戰，慈禧於五月二十七日（6月23日）諭令莊親王載勛、協辦大學士剛毅統率京師及天津一帶義和團，義和團大本營就設在莊王府，不但莊王府、端王府設有拳壇，就是慈禧也在「宮中立過團」（見《高枬日記》八月初八日記）。此京城士民盡人皆知者，袁昶日記中有記述，許景澄身為大臣，辦理交涉，焉有不知之理？「甚至王公府第，聞亦設有拳壇」之說，絕非出於許袁之口。僅一「聞」字，足證其偽。顯系不明京師情形者所為，高枬日記稱「袁二、三折皆上海好事人偽作」，當有所據。 六、第三疏稱徐桐「素性糊塗，罔識利害」，剛毅「比奸阿匪，頑固性成」，啟秀「謬執己見，愚而自用」，趙舒翹「居心狡猞，工於逢迎」，董福祥「本系甘肅士匪，比匪為奸，形同寇賊，跡其狂悖之狀，不但辜負天恩，益恐狼子野心，或生他患」，請誅諸人以謝各國。對諸人攻擊之烈，責罵之深，實出情理之外，是疏奏所不可能有者，與袁昶思想尤相背而馳。按袁昶日記所載凡有關諸人，多禮敬之。記徐桐、剛毅都尊稱其官銜，從無攻訐、辱罵字句，如五月二十四日（6月20日）日記說：「決戰之機，由羅糧道嘉傑上略園相書，稱夷人要挾四條，致觸宮闈之怒，端邸、徐相、剛相、啟秀等，又力主懲治外人，推抨之幾遂決。」 記啟秀除上面所引直書其名外，則稱之為啟宗伯。六月二十一日（7月17日）日記說： 西聖昨擬西巡，派懷塔布護送，先幸頤和園，乃西發，幸仗榮相三次召見，諫止挽回。剛相近亦逡巡無計，惟啟宗伯秀，尚擬延五台山僧人，運甚深法力與洋人接仗。 記趙舒翹稱之為趙尚書，日記： 自鐵路燒，而洋兵至，順屬遂無不巾帶者，上命剛相、趙尚書、何府尹往解散之。 記董福祥僅有「董驕蹇已極，不受節制，素持聯拳滅洋為說，近端邸極袒右之」的記載（見五月二十日日記），並無稱之為土匪的字眼。按日記系私藏，記事論人，皆可暢所欲言，毋庸顧忌，所載乃真情之流露，最能代表個人思想言論的真實性，與公開的奏摺文件諸多顧忌言不由衷者異撰。如高枬日記凡稱徐桐、剛毅、啟秀、趙舒翹等皆直書其名。對董福祥則稱之為「董土匪」（見十一月初七日記）。反觀袁昶日記所載，凡有關徐、剛、啟、趙諸人，皆禮敬之，尊稱其官銜而不名，從無攻訐、謾罵字句。二、三疏洋洋數千言，忠憤激發，欲以死報國，其思想的醞釀、疏稿的潤修，絕非一日一時之功，何以日記中隻字未提？且毫無線索可尋？如稱為真，其誰能信？ 七、二、三疏言辭激烈，為當道所不容，言出禍隨，皆在意中，如第二疏謂：「臣亦知飛蝗蔽天，言出禍隨，顧念存亡呼吸，區區螻蟻微忱，不忍言亦不忍不言，是用冒死具奏。」第三疏謂：「推原禍首，罪有攸歸，應請旨將徐桐、剛毅、啟秀、趙舒翹、裕祿、毓賢、董福祥先治以重典……然後誅臣等以謝徐桐、剛毅諸臣，臣等雖死，當含笑入地，無任流涕具陳，不勝痛憤惶迫之至。」疏果為真，則二人久已置生死於度外，深知隨時皆有殺頭之禍。但許景澄被捕時竟大出意料之外？濮蘭德《清室外紀》載許被捕時的情形說： 許景澄有一最親密之友，當許尚未通籍前，即相友善，曾隨許至歐洲，直至許死，未嘗一日相離。據其友言許被執之日，其先毫無風聲，是日午飯後許在書房中閒談，命下人套車，將至總理衙門，甫更衣竟，見管門者持一名片入，言有人來拜。許視其名片，並不認識，吩咐擋駕。管門者出而又入，言來者為一軍官，雲系慶王吩咐來請者，謂慶王端王皆在總理衙門坐候，有要緊事相商。許出見後，轉身謂其友曰：「予昨日在衙門，未聞有何要緊之事，何以今日二王皆在衙門，此事甚怪。」其友曰：「一定是有事，予亦欲往南城探問消息。」其友甫出，又歸，謂許曰：「來人尚在門首，其神氣甚為可疑，衙門中人予皆認識，此人從未見過，汝今日多帶數人去，如有何事，可叫一人回來送信。」許微笑，亦不以為意，徑上車而去。至胡同口，見有步軍統領衙門中數人，至車旁與前來之人打話，命車趕至步軍衙門，許問其故。答曰：「今日會議在步軍衙門。」既至，來人扶許下車，即吩咐許之下人曰：「你們先回去，此處有人招呼。」即引許至一小房內，隨手將門反鎖，聞隔室有嘆息之聲，乃袁昶也。 許景澄曾出使德、法、俄、奧、荷、比諸國多年，閱歷頗廣，對誘捕時的種種可疑情形，何以竟毫無所覺？至於袁昶，在其五月二十日（6月16日）日記里說： 或怪我言太激，仆升沉禍福，久置度外，亦不過為甲申年三月十八日之張簣齋耳。 按張簣齋即張佩綸，甲申（光緒十年）三月五日（1884年3月31日）有旨令軍機大臣勿兼總署大臣，另委總署大臣。時張佩綸方在總署任事，乃於三月十八日（4月13日）上奏「樞臣不兼總署窒礙難行」疏。此疏甚觸當局之忌，但張佩綸並未因此獲罪，後受命為海防大臣，督辦閩防，乃有馬江之敗。袁昶雖言辭太激，自認亦不過像張佩綸奏疏遭當局之忌而已。及被捕後對許景澄說：「死本不足惜，所不解者吾輩究何以致死耳？」吳永《庚子西狩叢談》卷四上記其事說： ……蓋李公（端棻）在戊戌政變，以贊成新政入獄，庚子拳亂時，尚未出獄也。公言許袁兩公入獄，即指定分系南北所，當在獄中分道時，袁忠節執文肅手曰：「人生百年，終須有一死，死本不足惜，所不解者，吾輩究何以致死耳？」文肅笑曰：「死後自當知之，爽秋何不達也。」忠節固亦負氣磊落男子，然文肅益曠達矣。 當許、袁被殺時，袁曾問監斬官徐承煜，究竟所獲何罪而受大辟？佚名《西巡迴鑾始末記》卷三「忠良受戮記」說： 袁爽秋京卿，許竹篔侍郎，於七月初三日奉旨處斬於菜市口……是日，監斬官為徐蔭軒相國桐之公子徐承煜侍郎……袁問曰：「吾二人死固無恨，況君要臣死，不死則不忠，然究竟所獲何罪而受大辟？請即見告！」徐怒叱之曰：「此豈容爾分辯之地，尚敢嘵嘵耶！爾所獲罪，爾當自知，何煩吾言。」……於是二人遂從容就刑。 由許景澄的被捕大出意外，袁昶的被殺不知何罪來看，也足以證明二、三疏之偽。 八、許袁三疏分載於庚子十月底至十一月初的《直報》及《北京新聞匯報》，清廷斥為報館捏造蜚語，聳人聽聞，光緒二十七年正月十二（1902年3月2日）上諭： 徐用儀等五員亦並無力駁攻使館之奏，何從鈔發？近來各處報館往往捏造蜚語，聳人聽聞。（清《德宗實錄》） 此上諭只說徐用儀五員無力駁攻使館之奏，未言許袁無疏請兼用剿撫以弭巨患之疏，可見清廷有則默認，無則否認，亦可證二、三疏之偽。 四 許袁被殺，一般的解釋是種因三疏痛詆執政諸臣，致犯端剛之忌，矯旨殺之，實屬大誤。按二人被殺的罪名是「語多離間，有不忍言者」。七月四日（7月29日）上諭： 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屢次被人參奏，聲名惡劣，平日辦理洋務，多存私心，每逢召對，任意妄奏，且語多離間，有不忍言者，實屬大不敬，若不從嚴懲辦，何以整飭群僚，許景澄、袁昶均著即行正法，以昭炯戒，欽此！ 所謂「語多離間」，惲毓鼎《崇陵傳信錄》說：「袁太常詆拳匪最力，致書慶親王奕劻，請其勸載漪勿為禍首，有云：『端郡王所居勢位，與醇賢親王相同，尤當善處嫌疑之地。』書為載漪所得，遽上聞，諭旨所謂離間，指此也。」此說不足信。按許、袁被殺是由於慈禧誤會二人與光緒結為一團所致。及慈禧逃抵西安，痛定思痛，對其禍國殃民之責，深為自咎，但提及許、袁二人，竟仍怒不可遏。吳永《庚子西狩叢談》卷四上述其事說： 一日入見，奏事畢，太后與皇上同坐倚窗匟上，予見太后意尚閒暇，因乘閒奏言：「徐用儀、許景澄、袁昶三臣，皆忠實為國，當時身羅法典，當然必有應得之罪，顧論其心跡，似在可原，據臣所聞外間輿論，頗皆為之痛惜，可否諒予昭雪？」方言至此處，意尚未盡，突見太后臉色一沉，目光直注，兩腮進突，額間筋脈悉僨起，露齒作噤斷狀，厲聲曰：「吳永，連你也這樣說耶？」予從來未見太后發怒，猝見此態，惶悚萬狀，當即叩頭謝曰：「臣冒昧不知輕重。」太后神色略定，忽將怒容盡斂，仍從容霽顏曰：「想你是不知道此中情節，皇帝在此，你但問皇帝，當日叫大起，王公大臣，都在廷上，尚未說著話，他數人叨叨切切，不知說些什麼？哄著皇帝，至賺得皇帝下位，牽著許景澄衣袖，叫許景澄你救我，彼此居然結著一團，放聲縱哭，你想還有一毫體統麼？你且問皇帝，是否實在？」皇上默無一語，予只得叩頭，謂：「臣實不明白當日情形。」太后復霽語曰：「這難怪你，咱們宮廷里的事，外間那裡知道？你當日尚是外官，自然益發不明白了。」予見太后意解，始逡巡起立。 至於「語多離間」，吳永解釋得最真切，同前書說： 後有耆舊某公，為述當時真狀，謂此番叫起情形，實誤於上下隔膜。先是有浙人羅某，常奔走榮文忠門下，一日不知從何處捕得風影，急投榮處密報，謂：「各國已分頭調兵來華，決定攻打北京，與中國宣戰云云。」榮素持重，此次竟為所惑，逕自繕密折，入宮呈奏，太后得奏，當然著慌，既懼且憤，端莊正喜師出有名，益乘間極力蠱煽，且哄且激，太后遂亦主張開戰，因此乃宣叫大起。故太后一到場蒞坐時，開首即言：「現在洋人已決計與我宣戰，明知眾寡不敵，但戰亦亡，不戰亦亡，同一滅亡，若不戰而亡，未免太對不起列祖列宗，故無論如何，不得不為背城借一之圖。今當宣告大眾，諸臣有何意見，不妨陳奏云云。」當時似有數人發言，不甚清晰……皇上望見許文肅，即下坐執其手曰：「許景澄，你是出過外洋的，又在總理衙門辦事多年，外間情勢，你通知道，這能戰與否，你須明白告我。」許奏言：「鬧教堂傷害教士的交涉，向來都有辦過的，如若傷害使臣，毀滅使館，則情節異常重大，即國際交涉上，亦罕有此種成案，不能不格外審慎。」等語。皇上固知萬不能戰，而劫於端莊，不敢逕宣己意，以文肅久習洋務，特欲倚以為重，聞徐言，深中其意，因持其手而泣，文肅亦泣，袁忠節班次與文肅相近，亦從旁矢口陳奏，一時忠義奮發，不免同有激昂悲戚之態度，許奏語本極平正，太后似亦未甚注聽，第見皇上與之相持，三人團聚共泣，疑二公必有何等密語，刺激皇上，不覺大觸其怒，即注目厲聲曰：「這算什麼體統？」德宗乃始釋手，故上諭中有「語多離間」之詞，當時頗疑此諭，出於端剛矯旨，其實二公之死，即由於此云云。證以太后所言，謂皇帝當日曾叫許景澄救我，則其致怒之由，可以揣想，殆以疑心而生誤聽也。究其癥結，蓋太后已入榮言，以為各國業經決定宣戰，故開此會議以謀應戰之方略，是戰與不戰，已無復擬議之餘地，而廷臣中多半不知就裡，或以為尚是片面商議和戰問題，或則以為政府已得有宣戰實據，因之彼此陳奏，針鋒均不相對，以至愈激愈偏……蓋榮相上此密折，外間固決無人知道也。若當時明白內容，只須將洋人並無宣戰事實，委曲開釋，未嘗不可消解，乃彼此均走入岔道中，夫洋人已決戰而尚主張不戰，則惟有降之一法，宜其不能相入也。 自戊戌政變，康梁亡命海外，六君子被殺，新黨充軍、監禁、削職者累累，帝黨剪除淨盡，慈禧對光緒猶嚴加監視，處處防閒，惟恐新黨秘密活動，死灰復燃。拳變起，新派思想主張與光緒一致，已使慈禧大為不悅，及見許袁與帝攜手痛哭，疑忌二人與光緒結做一團，此乃慈禧所最不能容忍者，必殺之而後快。適李秉衡抵京，有「不誅一二統兵大臣，不足震中國之勢，而外人決不能除」（見《高枬日記》九月初九日記）的奏言。時值天津失陷，猛攻區區使館月余不下，威嚴掃地，慈禧惱羞成怒，無處發泄，惑於李秉衡之讒言，於是乃選定其素所痛恨的許、袁二人開刀，借泄私憤，以快宿怨，並儆外臣。故李於七月一日抵京，次日許、袁被捕，三日棄市。及事過境遷，偶一提及二人，慈禧還咬牙切齒，怒不可遏，可見慈禧對二人印象之劣，痛恨之深。是二公之死，種因於廷爭，慈禧疑二人與皇帝相結，觸殺機於李秉衡的讒言。《西巡迴鑾始末記》載李秉衡語：「許與袁違背廷意，擅改電諭，致南北異局，非斬之不足以震惕疆臣，盡其罪戾。」雖不足信，但二人之死與李秉衡確有密切關係，並非由於二三疏痛詆執政諸臣所致。「端剛矯旨」之說，也不攻自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