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和團研究 · 附錄二 董福祥上榮中堂稟辨偽
一
董福祥致榮祿函，一向被視為研究庚子事變的重要史料，撰述中國近代史者，多引證之。甚至並認為董福祥圍攻使館，系奉榮祿之命；榮縱非禍首，亦系幫凶，其罪實不可恕。博雅如李劍農氏，於所著《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中，竟根據董函，認定榮罪「實萬倍於剛、漪諸人」，「是最不可恕的一人」。他說：
在這一幕反動活劇的當中……最不可原恕的，要算是榮祿。（剛漪諸人不足責。）李鴻章電某督撫說：「榮擁兵數萬，當無坐視群小把持慈意之理。」原來北洋的軍權，完全在他手裡。他既在軍機，又是西太后所親信的人；又知道拳匪不可利用，外釁不可妄開，假使當拳匪蔓延到直境的時候，便和袁世凱一樣的力剿，老早可以消泯。只因「依違取寵」的一個念頭，把他制住了。直到禍延肘腋，還是用依違的手段。我們看後來董福祥罵他的書便知，書中說：「祥負罪無狀，僅獲免官，手書慰問，感愧交並。然私懷無訴，能不憤極而痛哭也。祥辱隸麾旌，忝總戎行，軍事聽公指揮，固部將之分；亦敬公忠誠謀國，故竭駑力，排眾謗，以效馳驅。戊戌八月，公有非常之舉；七月二十日電命祥總所部入京師，實衛公也。拳民之變，屢奉鈞諭，囑撫李來中，命攻使館。祥以茲事體大，猶尚遲疑。以公驅策，敢不承命。疊承面諭，圍攻使館，不妨開炮；群猶以殺使臣為疑；公謂戮力攘夷，禍福同之。祥一武夫，本無知識，恃公在上。故效犬馬之奔走耳。今公巍然執政，而祥被罪，竊大惑焉。……」但是榮祿向江督劉坤一電告，卻又說：「……以一弱國而抵各數強國，危亡立見，兩國相戰，不罪使臣，自古皆然。祖宗創業艱難，一旦為邪匪所惑，輕於一擲，可乎？……」一面命董福祥向使館開炮，一面向人說「兩國相戰，不罪使臣」。這種依違取巧的罪惡，實萬倍於剛漪諸人。所以這一回的亂事，他是最不可恕的一人。(1)
李氏所引董致榮函，系錄自羅惇曧著的《拳變余聞》。《拳變余聞》所載之董函，似就署名日本橫濱吉田良太郎口譯大清吳郡詠樓主人筆述之《西巡迴鑾始末記》(2)中「董福祥上榮中堂稟」，加以潤飾而成者。除修辭文雅，將中堂一律改稱公外，尚微有出入。《西巡迴鑾始末記》所載之「董福祥上榮中堂稟」云：
中堂閣下：謹稟者，祥負罪無狀，僅獲免官，承手書慰問，感愧交並。然私懷無訴，不能不憤極仰天而痛哭也！祥辱隸麾旌，忝總戎任，一切舉動，皆仰奉中堂指揮，無一敢專擅者，此固部將之分而亦敬中堂捨身體國；故敢竭駑力，犯眾怒，冒不韙而效馳驅。戊戌八月時，中堂為非常之舉，七月二十九日電飭祥統兵入京，祥立即奉行。去年拳民之事，累奉鈞諭，囑撫李來中，囑攻使館。祥以事關重大，猶尚遲疑，承中堂驅策，故不敢不奉命。後又承鈞諭及面囑，累次圍攻使館，不妨開炮。祥始尚慮得罪各國，殺戮其使，恐兵力不敵，祥任此重咎。又承中堂諭謂：「戮力攘夷，禍福同之。」祥是武夫，無所知識，但恃中堂而為犬馬之奔走耳。今中堂巍然執政，而祥被罪，祥雖愚駑，竊不解其故。夫祥於中堂，其效力不可謂不盡矣！中堂命行非常之事，則祥冒險從之；中堂欲撫拳民，則祥薦李來中；中堂欲攻外國；則祥拚命死斗。而今獨歸罪於祥！麾下士卒解散，咸不甘心；且有議中堂之反覆者。祥以報國為心，自拼一死。將士咸怨，祥不能彈壓！惟中堂圖之。
按此稟所云各節，純系捏造，與史實相悖，殊難往信。然半世紀以來，諸近代史家，輾轉引證，以訛傳訛，積非成是，罕有辨其偽者。是以不揣譾陋，謹蒐羅佐證，以明其贗。茲分述於後，以求教於方家。
二
（一）董致榮函（下皆從略）云：「祥辱隸麾旌，忝總戎任，一切舉動，皆仰奉中堂指揮，無一敢專擅者。」按董福祥甘軍雖屬榮祿所統之武衛軍後軍。但由於董得太后倚信，及大學士徐桐等之推崇(3)，驕蹇跋扈異常。佐原篤介輯《拳事雜記》云：
五月十五日，董軍殺日本書記生杉山君於永定門外，確奉董福祥之命。次日太后召見董福祥詢之，福祥抵賴。言甘軍無之。即有此事，如殺奴才以償之則可，欲殺甘軍一人，必有他變。太后無如何，因即以禦侮任之。福樣退，傳令部下拔營，由南苑駐馬家堡，一夕而營壘成。榮相聞之大驚，召福祥不至，面斥之，則雲奉有密旨。榮相入對太后，力陳不可，太后少晤，榮因請旨至軍，福祥仍不肯行，榮怒拔令箭，將以軍法從事，乃回南苑。福祥跋扈情形，略見於斯。
葉昌熾撰《緣督廬日記鈔》亦云：
（五月）十七日……又聞董福祥召對後，即統全軍駐永定門，摩拳擦掌，預備與洋兵開仗。榮相檄令調駐南苑。董云：「從前受中堂節制，此時我面奉諭旨，只能前進，不能後退。」榮相已退值，再遞膳牌請獨對，以太后朱諭出示之，始允撤兵。
董福祥從此即驕蹇跋扈，不聽榮祿節制。袁昶《亂中日記殘稿》云：
（五月）二十日……竹篔(4)致身雲(5)函云：「今日叫大起兒，王、貝勒等，謂：須派員迎擋洋兵，商令勿入城。擋不住，則令董軍擋之。……略園相(6)私謂，明料擋不住，然令董軍出手，則結了！（用北音讀。董驕蹇已極，不受節制，素持聯拳滅洋之說，近端邸極袒右之。）弟言我等自必竭力商擋，至董軍一層，還請中堂通籌，揣略相亦有說不出的苦。」
胡思敬撰《驢背集》云：
董福祥擁兵二十營入見，請圍攻使館，幽殺各國使臣，以報歷朝失地喪師之恥，太后不許。福祥怏怏，浸驕橫不受節制。
李希聖撰《庚子國變記》云：
方是時，董軍武衛中軍，因緣劫殺，貝子溥倫、大學士孫家鼐、徐桐、工部尚書陳學棻(7)、內閣學士貽糓、副都御史曾廣鑾、太常寺卿陳邦瑞，皆僅以身免，其家人多死者，以告榮祿，榮祿不能制。
惲毓鼎《崇陵傳信錄》云：
侍郎陳學棻朝回，馬驚而馳，甘軍槍擊之，彈穿車中過，輿夫立斃。榮相遣材官持令箭彈壓，兵以槍擬之跳而免。(8)
王彥威《西巡大事記》云：
竊維此次肇釁誤國之由，董福祥不能辭咎，平日大言欺人，自謂足以敵洋人。五月間首戕洋官，六月以後專攻使館，其軍半與拳匪勾通，拳匪焚殺，董軍劫掠，狼狽相倚，殘毒京城。既不聽大學士榮祿節制，並不遵旨調遣。(9)
董既驕蹇跋扈，不聽榮祿節制，則其函中，所謂「一切舉動，皆仰中堂指揮，無一敢專擅者」，皆系虛構，絕不足信。
（二）「戊戌八月時，中堂為非常之舉，七月二十九日，電飭祥統兵入京，祥立即奉行。」按戊戌政變前，慈禧與榮祿本計劃於九月天津閱兵時實行廢立。德宗早有所聞，至七月初突向奕劻表明誓死不去天津，廢立密謀因此不逞。懷塔布、立山等人，遂奔走於北京天津間，另謀廢立之策。至七月底，榮祿乃調聶士成軍駐天津，調董福祥率甘軍移駐長辛店。粱任公《戊戌政變記》云：
至七月初間，皇上忽語慶親王云：「膚誓死不往天津！」七月中旬，天津罷行之說，已宣傳於道路。當時適值革禮部六堂官，擢軍機四京卿之時，守舊黨側目相視。七月二十間，滿大臣懷塔布、立山等七人，同往天津謁榮祿；越數日御史楊崇伊等數人，又往天津謁榮祿，皆不知所商何事。而榮祿遂調聶士成之軍五千人駐天津，又命董福祥之軍移駐長陛店（距北京彰義門四十里）。七月二十九日，皇上召見楊銳，是日有旨命袁世凱入京，八月初一日召見袁世凱，即日超擢為侍郎。初二日復召見袁世凱，是日又召見林旭，而御史楊崇伊、張仲炘等亦於是日詣頤和園上封事於太后雲。初三日榮祿忽有電報達北京，言英俄已在海參崴開戰，現各國有兵船十數艘在塘沽，請即遣袁世凱回天津防堵。袁世凱即於初四日請訓出京，而皇上命其初五乃行，於初五日復召見袁世凱，至初六日而遂有西後垂簾，志士被捕之事。(10)
據任公先生所記，榮祿命董福祥移駐長辛店當在七月二十九日以前，至八月初六發生政變，董福祥未入京師。長辛店(11)（《戊戌政變記》誤為長陛店）屬直隸良鄉縣(12)，位北京西南方，距北京四十里。董福祥移駐該地，並未入京，所謂「七月二十九日，電傷祥統兵入京，祥立即奉行」。純系捏造，故時日不符。
（三）「去年拳民之事，累奉鈞諭，囑撫李來中，囑攻使館，祥以事關重大，猶尚遲疑，承中堂驅策，故不敢不奉命。」按董福祥圍攻使館，本非榮祿所命，實受慈禧直接指使。慈禧專恃董福祥對付洋人，《崇陵傳信錄》云：
毓鼎與光祿卿曾廣漢、大理少卿張亨嘉、侍讀學士朱祖謀見太后意仍右拳匪。今日之議未得要領，亂且未已也。乃行稍後留身復跪曰：「臣等尚有言。」亨嘉力言：拳匪之當剿，但誅數人大事即定。張閩人，語多土音，又氣急，不盡可辨。祖謀言：「皇太后信亂民敵西洋，不知欲倚何人辦此大事？」太后曰：「我恃董福祥。」祖謀率然對曰：「董福祥第一即不可恃！」太后大怒，色變厲聲曰：「汝何姓名？」對曰：「臣為翰林院侍讀學士朱祖謀。」太后怒曰：「汝言福祥不足恃，汝保人來！」祖謀碎不能對。(13)
太常寺卿袁昶《亂中日記殘稿》云：
粵督，李中堂電奏……乞勅董軍萬勿妄動，力認保護使館。若使館糜爛，鴻雖隻身赴難，毫無補益云云。豈知廷臣方一意主借拳剿洋，並專仗董軍助團仇洋，不顧巨患在後乎！
時董軍宣稱：剿滅洋人系奉太后之命，也保實事。佐原篤介輯《拳亂紀聞》云：
是日（五月十三日）董軍入都。先是董軍屯南苑，端邸、剛相以城內空虛，請調董入都。初四召見董，是日董軍入都，其先鋒差弁，持令箭入城，宣言現已奉太后命，剿滅洋人，命義和團為先鋒，我軍為接應，聞者駭然。
時外國報紙亦載有甘軍圍攻使館，系奉太后懿旨之說，佐原篤介輯《拳事雜記》云：
美人某當北京使館被圍時，遠懸白旗，出界與董福祥將官某接談。該兵官與其亦舊相識，告之云：「吾等向各使館開炮，實非出於本心，只以太后有旨，不得不遵耳！」
慈禧命董福祥圍攻使館之同時，也曾另派武衛中軍攻打使館。羅惇曧《庚子國變記》云：
太后旋命董福祥及武衛中軍攻東交民巷，炮聲日夜不絕，拳匪助之。
董福祥雖與武衛中軍同攻使館，但董不受榮祿節制，而受慈禧直接指揮。《德宗實錄》丁卯（五月二十七日）上諭：
諭軍機大臣等：董福樣現在所辦之事，著趕緊辦理，騰出兵力，前赴天津防堵。並迅飭姚旺，先往天津援助。
所謂「董福祥現在所辦之事」，即是指攻打使館而言。「著趕緊辦理」是令董福祥趕快攻破使館之謂。待使館攻破，腹心之患除，然後才能騰出兵力赴天津抵抗洋人。這一條上諭，足證董攻使館確與榮祿無關，實受慈禧直接指揮。事後慈禧亦承認董攻使館系奉朝廷之命，庚子閏八月二十四日上諭：
電奕劻、李鴻章……董福祥但聽朝廷調度，戰事非所得專，礙難加罪。一時亦未便撤其兵權，著該大學士與各使極力磋磨為要！(14)
同年九月十六日旨：
電奕劻、李鴻章……董福樣系統兵大員，開釁以後，戰事一切非其所得自主，礙難重議處分，一時亦未便撤其兵柄，須與各使極力磋磨為要。(15)
先說：「董福祥但聽朝廷調度，戰事非所得專。」又云：「董福祥系統兵大員，開釁以後，戰事一切非其所得自主。」可見董攻使館系奉慈禧之命甚明，所以「礙難重議處分」。經奕劻、李鴻章迭與各使交涉，各使臣對董難重辦，皆不謂然。且各國公認董為禍首，圍攻使館，尤系渠魁。王彥威《西巡大事記》云：
懲辦各節昨已照陽電奉准者，分別入告。惟董難重辦情形，已迭與各使言及，皆不謂然。各國公論，此次禍首，端一、董二、莊次。蓋日本書記生實系董兵戕殺，圍攻使館，尤系渠魁。至文電條款總目第二項內，遵奉內廷諭旨一語，請刪除，查各使圍困日久，但藉此空文泄憤……(16)
若董攻使館系奉榮祿之命，則外人經詳細調查所得，制定之元兇名簿，上自王公，下至微吏，無不應有盡有。所列無凶有正法者(17)、有斬立決者(18)、有賜令自盡者(19)、有奪官者(20)、有革爵者(21)、有監禁者(22)、有發往極邊充軍永不釋回者(23)、有革職者(24)、有革職永不錄用者(25)、有申飭者(26)。何獨榮祿能逃其罪？非但逍遙法外，尚且巍然執政，寵禮有加，而外人竟未提出異議乎？！外人又何以公認董為禍首，圍攻使館董系渠魁，並有「遵奉內廷諭旨」之言焉？再者，各國使臣一致堅持定董死罪，而清廷以播遷西安，董「久綰兵符，為陝甘兩省漢回兵民所響。辦理若稍涉操切，董福祥一人不足慮，而兩省愚民悍卒，罔顧大局，深恐一時鬨動，驟成巨禍。」(27)因此不允所請，磋商數月，未獲協意。其後各國以清廷確有礙難之處，始行讓步，允將董革職，禁錮於家。是董罪實萬倍於榮甚明。則「累奉鈞諭，囑攻使館」之說，顯系捏造，別具用心耳。
（四）「後又承鈞諭及面屬，累次圍攻使館，不妨開炮。」按董福祥圍攻使館，系奉慈禧之命，且素驕蹇，不聽榮祿節制，已如上述。彼奉懿旨之後，力攻使館。欲盡殺洋人，開炮轟擊，勢在必行；榮祿實無再囑不妨開炮之必要。征諸史實，亦無榮令董軍開炮攻打使館之記載。反之，《景善日記》(28)有董向榮屢借大炮不果(29)之說。惲毓鼎謂武衛軍攻使館，所以未克者，榮祿實左右之。隆隆者皆空炮，留作他日議和之餘地。《崇陵傳信錄》云：
使館皆在東交民巷，南迫城牆，北臨長安街，武衛軍環攻之，竟不能克。或雲榮相實左右之，隆隆者皆空炮，且陰致粟米瓜果，為他日議和地也。(30)
陳捷撰《義和團運動史》摘錄法國主教樊國梁等之日記云：
（五月）二十七日，拳攻猛烈，放炮五六百響，未傷一人，西兵斃匪甚多。(31)
以西什庫一教堂，內困中外人士三千餘人。(32)打五六百炮竟未傷一人，而西兵斃匪甚多，可證「隆隆者皆空炮」之說頗為可信。甚至竟有以圓木充炮彈者。洪壽山撰《時事志略》云：
晝夜炮打洋樓，一月有餘無功，奸臣用計不實行，可惜國帑枉用！(33)
注云：
各處洋樓教堂，俱已焚毀，惟西什庫與交民巷各處未燒。其從教者，皆隱於其內，約有數萬人也。西什庫之南，惜薪司口內，以杉木作架，設炮向北而擊之。皇城外西北角，亦以杉木作架，設炮向南而擊之。弘仁寺前，亦以杉木作架，設炮向西而擊之。西安門外、北城根，亦以杉木作架，設抬槍向內而擊之。然四面攻擊，月余而未潰。餘風聞之，乃藥力未足數耳。余復詢之，亦有用圓木而充炮丸者。可惜數萬國帑，盡皆糜費，其奸臣之心，尚可問耶！
炮轟西什庫教堂之士兵，竟以圓木充當炮彈，此舉系受命暗中保護教堂，不可力攻之故。否則僅四十外兵(34)防守之西什庫一教堂，焉有大軍與拳民圍攻兩月(35)不下之理。此暗中命令軍隊保護教堂者，時人目為奸臣，故有「奸臣用計不實行」之說。所謂奸臣，即系指榮祿而言。英人朴笛南姆威爾著《庚子使館被圍記》(36)云：
然尚有人較予境遇更壞者。城中極北有樊國梁君之教堂，住有教民千餘人(37)，所恃以為守者，只有水手四五十人。遠聞隆隆之炮聲，有時順風，亦可聞其槍聲。聞人言榮祿與法教士友誼甚好，暗中維持，命軍隊不必猛攻。實有一種延緩之政策，與其所施於使館者同。(38)
榮祿雖暗中保護使館，但因圍攻使館之甘軍董福祥不聽節制，恐使館破、盡殺外人，因此嚴令諸將，攻破使館之後，不准殺戮洋人。《西巡大事記》云：
一日旨令派武衛軍攻使館，榮召統兵官到軍機處，命之曰：「奉旨攻東交民巷，誠不敢違旨。但攻破使館之後，萬萬不可殺戮洋人，違我令者軍法從事。」蓋調護之心甚苦，各使臣亦略聞之。合肥復為之辟誣甚力，幸不在被議之列。否則武衛軍為榮相所統，各國咸知之，豈能免於禍乎？(39)
榮祿奉命攻使館，雖不敢違旨，但陽奉陰違，乃暗中極力保護，頗費苦心，故隆隆者皆空炮。又嚴令諸將攻破使館不准殺戮洋人，多方保衛之不暇，焉有諭令及面囑董福祥不妨開炮之理。則「後又承鈞諭及面囑，累次圍攻使館，不妨開炮」之說，不攻自破矣！
（五）「祥始尚慮得罪各國，殺戮其使，恐兵力不敵，祥任此重咎。又承中堂諭謂戮力攘夷，禍福同之。」按董福祥向以能殺洋人自命，羅惇曧《拳變余聞》云：
董福祥以回中梟傑，降於左宗棠，歷保至提督。召對時，孝欽後獎之。福祥對曰：「臣無他能，惟能殺洋人耳。」榮祿、剛毅等皆極重之。(40)
又云：
董福祥以殺洋人自任，剛毅力譽於後前，恩寵日渥。(41)
羅著《庚子國變記》云：
董福祥之攻使館也，太后問幾日可克，福祥曰：「五日必殲之」。既而言不驗。(42)
一個出身草澤「自謂足以敵洋人」(43)，驕蹇無知，「素持聯拳滅洋之說」(44)，焉有「始尚慮得罪各國，殺戮其使，恐兵力不敵」之可能。否則亦不會以殺洋人自任矣！至所云「戮力攘夷，禍福同之」，語尤無稽，因榮祿系反對利用拳民對外開戰者，使館之未能攻破，實榮祿暗中保護之故。不然，以榮祿所統北洋數萬之師(45)，攻一僅數百外兵(46)防守之區區使館，當指日可下，焉有久攻不克之理。外人亦有深知使館之所以未破，絕非中國兵力不足，實為主持和平者暗中回護之功。《庚子使館被圍記》云：
歐人皆謂觀於一千九百年之事，中國以大軍圍攻區區之使館而不能克，可見兵力之弱；眾口一辭，其意堅不可拔。不知此亦大誤，觀於此書即可知之。蓋中國人乃在能殺之時而掣其刃，非其力之不能也。當時中國之政府，意見不一，其主持和平者，當事勢決裂之後，猶暗中竭力挽回，以拖延之政策，減輕其事之結果，而使凶暴者自敗，此亦不可不知也。(47)
又云：
中國軍隊，所以來攻，不過受政府特別之命令。彼等似但欲圍困監禁予等，非定有殺戮之意。彼等以磚石建築防線，環繞於四周，有時以九尊或十尊之炮來攻，但時斷時續，未嘗接連攻擊。雖或有一炮攻擊甚猛，而全體不相連絡，似無決意攻破之志者。予等全防線之建築，固不甚堅固，而防守之人，甚為勇敢，每遇緊急之時，均隨機以應，未嘗畏餒。但此等情形，可以長久乎？若有一事，使敵人忽起決心，但以千人齊力衝來，則掃去予等之防禦，如掃落葉之易耳。(48)
所謂主持和平者，亦即指榮祿而言。(49)榮祿既暗中極力保衛使館，焉能有「戮力攘夷」之諭。榮先主剿辦拳民，慈禧不納。及五月二十一日第二次御前會議後，知慈禧已決心對外開戰，無法挽回。北京終恐難守，大禍將作。次日，急遣眷屬於大雨中出京避難。唐晏撰《庚子西行記》事云：
先是有友人為余推轂主宣化府懷安縣文昌書院講席，余以其地之可以避亂也，擬往就之。於（五月）二十二日啟行。是日大雨，冒雨出德勝門……於路遇家眷車殆五十輛，有兵隊護之，蓋榮相家屬出城也。
待慈禧下令圍攻使館，乃暗中保護洋人，留作他日議和之餘地。(50)榮在未攻使館之前，已知大禍將臨，急遣眷屬出京，變姓名避難於昌平。(51)及戰釁已己開，禍在燃眉，安能有「禍福同之」之語。准此，則「祥始尚慮得罪各國，殺戮其使，恐兵力不敵，祥任此重咎，又承中堂諭謂戮力攘夷，禍福同之」云云，殊與史實相悖。
（六）「中堂命行非常之事，則祥冒險從之。」按所云「非常之事」，乃指榮祿密謀發動政變而言。(52)在發動政變過程中，董福祥僅奉統帥(53)之命，駐兵距北京四十里的長辛店(54)，並未圍城逼宮，迫皇帝退位，奉太后垂簾。「長辛店為近畿往來衝要，舊有把總駐守」(55)，駐兵於此，本屬常事。董奉命移駐，雖系榮祿為發動政變之部署，但對董福祥而言，算不得行非常之事，何來「中堂命行非常之事」？縱令榮祿命董參與政變密謀，以身為直隸總督，掌握北洋三軍(56)的榮祿，與慈禧共同來對付一個名為皇帝，實同傀儡的德宗，不啻探囊取物，唾手可得。何險可冒之有？准此，「中堂命行非常之事，則祥冒險從之」之語，不但與情理不合，亦且與史實不符。
（七）「中堂欲撫拳民，則祥薦李來中；中堂欲攻外國，則祥拚命死斗。」按榮祿始終主剿拳民而不主撫(57)，對拳民情形早有了解。庚子四月下旬即派員秘密查訪拳民事。艾聲撰《拳匪紀略》云：
（五月）初二日，駐淶各營接京都電報云：「不准開仗」，官兵解體，拳民竄回深州，益肆行無忌，勢如瓦解。縣公云：「榮相派吳太守某赴淶、定，密查拳民事，今日查畢回京，亦無善策。」……
榮祿明知拳民邪術惑眾，雖欲主剿，其奈慈禧不准剿辦何？《德宗實錄》五月丁未（初七）上諭：
現在畿輔一帶拳匪，蔓延日廣，亟應妥速解散，以靖地方。該督等務當通飭各州縣，親歷各鄉，諄切勸導，不可操切從事。至帶兵員弁，亦當嚴行申誡，毋得輕傷民命，啟釁邀功，並著榮祿，嚴飭在事各營，一體遵照。
又諭：
電寄榮祿：近畿一帶，拳匪聚眾滋事，並有拆毀鐵路等事，迭次諭令派隊前往保護彈壓。此等拳民，雖屬良莠不齊，究系朝廷赤子，總宜設法彈壓解散；該大學士不得孟浪從事，率行派隊剿辦，激成變端，是為至要。
榮祿所統之武衛前軍聶士成，身為直隸提督，以職責有關，被迫剿辦拳民，而朝廷降旨申斥。《拳亂紀聞》云：
（五月初九）聶功亭軍門，督武衛前軍中路左營、暨後路右營步隊，全數合於親軍馬隊一營，馳赴黃村及蘆溝橋等處剿辦拳匪。清晨乘坐火車前赴蘆，發見有一隊手執軍械之人，將鐵路占住，不任前進。軍門諭令遠退，不聽。因令各兵一衝上前，一面又諭之曰：「鐵路乃國家產業，豈可作踐？」該亂民等即破口罟罵，謂爾等得有洋人賄賂，故將我等虐待，實與仇人無異。並將磚石拋擲，又復開放槍彈；甚至罵各兵為洋人，當被擊斃兵士二人。軍門以若輩無知，仍約束各兵不得鹵莽動手。一面令一哨官前去解散，不料復為匪目槍傷。軍門知不可以理喻，即令開放洋槍，斃其十餘人。該匪等四散，開放洋槍，向士兵轟擊，致又被擊斃兵士六七人。軍門乃令機器快炮兵上前攻打……斃匪四百八十人。兵士則損失十二人，並守備一人，由是始得安靜，至四十八點鐘後，上諭到來，將軍門申斥，不應擅自攻打，著飭退往蘆台。
由於聶士成攻打拳民，致招慈禧之痛恨，其後竟將聶革職留任。及聯軍攻津，聶拒敵於八里台，血戰多日，為國捐軀。慈禧還說：「乃竟不堪一試，言之殊堪痛恨。」《德宗實錄》乙酉（六月十五）上諭：
統帶武衛前軍，直隸提督聶士成，從前著有戰功，訓練士卒，亦尚有方。乃此次辦理防剿，種種失宜，屢被參劾，實屬有負委任。昨降諭旨，將該提督革職留任，以觀後效。朝廷曲予矜全，望其力圖振作，借贖前愆。詎意竟於本月十三日，督戰陣亡。多年講求洋操，原期殺敵致果，乃竟不堪一試，言之殊堪痛恨！
榮祿雖深知慈禧袒護拳民，但在樞臣中，還是立意主剿者。《拳事雜記》載京友來函云：
現在樞臣中，惟榮中堂尚立意主剿。
榮雖立意主剿，但慈禧胸有成竹，而諸王大臣等正擬利用拳民抵禦洋人，榮祿勢力不及彼等，故不能為力。《拳亂紀聞》載庚子五月十一日北京訪事來電云：
皇太后昨晚在宮內召集各大臣，密議團匪亂事為時極久。旋即議定，決計不將義和團匪剿除。因該團實皆忠心於國之人。如與上等軍械，好為操演，即可成為有用勁旅；以之抵禦洋人，頗為有用。當定議時，只榮相、禮王不以為然。又因勢力不及他人，故不能為功。余如慶王、端王、剛相、啟、趙二尚書等，俱同聲附和，謂斷不可剿辦團匪，王中堂默然無語。皇太后胸中業已早有成竹，故即照其本意辦事。……故目前事勢，已極危迫。如皇太后再不依照榮相所言，將團匪立行剿辦，則國中將無太平之時矣。
當拳民入京之後，榮祿曾奏請調武衛中軍入城彈壓。王彥威《西巡大事記》云：
五月……十八日予與甘郎中大璋值班，上堂為榮相國力陳之。謂：「此時拳勢未盛，如調大兵入城，誅其渠魁，散其黨羽，禍或可不至燎原。」榮相韙其說，奏請調武衛中軍入城彈壓，旨意一下，都人歡然，拳民咸閉戶，瑟縮不敢逞。翌日載瀾上封事謂：「朝廷受洋人欺侮，送命四十餘人。今拳民肯為國家報仇雪恥，不宜摧抑之，以長敵焰。」於是事機遂中變矣。(58)
榮見拳勢日大，深憂之，曾主召袁世凱剿團。《拳事雜記》載山東友函匯錄云：
團匪初起時，榮相頗深憂之。五月十九日，建議召李傳相以議和，召袁慰帥以剿團，擘畫周詳，頗足欽佩。
《崇陵傳信錄》云：
太后怒曰：「汝言董福祥不足恃，汝保人來。」祖謀猝不能對，毓鼎應聲曰：「山東巡撫袁世凱忠勇有膽識，可調入京鎮壓亂民。」曾廣漢曰：「兩江總督劉坤一亦可。」軍機大臣榮祿在旁，應曰：「劉坤一太遠，袁世凱將往調矣。」……(59)
榮祿除主張召袁世凱剿團外，並曾派軍保護教堂。鹿完天撰《庚子北京事變紀略》云：
（五月）二十一日八點鐘，望樓報到，東角樓、泡子河一帶，駐兵數千，旗幟鮮明，不知何故。總辦傳令，命本院派人打探。即派中哨哨長王誠培前往；臨行囑以小心謹慎。誠培忠勇性成，遇事果敢。至則旗牌官引見統領孫大人，據云：「本統領系武衛中軍，奉榮中堂札飭，特來駐紮此地，保護貴堂者。」即時回報，人心稍安。
榮祿雖主剿辦拳民，但因與慈禧意見相左，不能做主。袁昶《亂中日記殘稿》云：
（五月）二十日……臣昶力言莫急於先自治亂民，示各夷使以形勢，俾折服其心，然後可以商阻夷使添調外兵。辦法須有次第。佛諭：「現在民心已變，總以順民心為最要，汝所奏不合。」臣復奏：「變者但左道惑人心之拳匪耳，以辟止辟，捕殺為首要匪數十人，亂黨烏合之眾，必可望風解散。我自辦亂民，免致夷人調兵代辦，交鬨輦轂之下，則大局糜爛不可收拾！」佛不納。退復言於兩邸、榮相，若招撫拳會，與董軍合勢，即使洗剿東交民巷，戰勝外兵，然開釁十一國，眾怒難犯，恐壞全局。慶神色沮喪，無所言，榮韙之云：「非我所能做主」，端甚怒。或怪我言太激，仆升沉禍福，久置度外。……
榮復屢次「極陳舉匪不足信，幾冒不測」。《西巡大事記》云：
拳事之烈，不惟兵戎機密大事，不由樞密制，並不由中制。榮相調護其間，亦不見用。屢次入對，極陳拳匪之不足信，幾冒不測。(60)
由於上列諸記裁證之，足見榮祿自始至終，均力主剿辦拳民。唯力單勢弱，而慈禧胸有成竹，不予採納，故不能弭禍於事先。然則「中堂欲撫拳民，欲攻外國」之說，純屬子虛矣！
三
拳亂起，廷臣分主戰主和兩派。主戰者以端郡王載漪、協辦大學士剛毅、大學士徐桐、貝勒載濂等為最力。主和者則兵部尚書徐用儀、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太常寺卿袁昶、戶部尚書立山、內閣學士聯元等。主戰者皆昏庸顢頇之徒，對董福祥讚佩備至，協力推舉，倚若長城。「端王毫無知識，類於瘋狂」(61)，謂「夷兵所恃者火器，神拳復能制之，此天贊我也」。（《驢背集》卷一）「既倚拳匪及董福祥，尤驕橫。」(62)對董讚佩備至。《西巡迴鑾始末》云：「董至端王府，端撫其背，並伸拇指而讚美之曰：『汝真好漢！各大帥能盡如爾膽量，洋人不足平矣！』董大喜，益自誇不已。」廷議和戰，漪云：「董福祥善戰，剿回大著勞績，夷虜不足僇也。」(63)剛毅「賦性粗鹵，不學無術，極信妖法。蓋自幼習聞神怪之語，皆信以為真，故深信拳匪不疑。」(64)對董福祥譽之尤力，《拳變余聞》云：「董福祥以殺洋人自任，，剛毅力譽於後前，恩寵日渥。」徐桐「平日持論，嫉洋人如仇，然不知為國家安內攘外之策，與夫民教相安之計。自團民起事，首先贊為忠義，目為良民，王公貝勒咸奉其言為圭臬。」(65)及義和團入都，桐謂「中國當自此強矣！」(66)袁昶、許景澄之死，舉國稱冤，而桐則曰：「是死且有餘辜！」(67)桐極重董福祥，《拳變余聞》云：「徐桐逢人譽福祥，謂他日強中國者必福祥也。」漪兄載濂，昏庸糊塗不亞乃弟，朝廷命其嚴拿拳民，反薦飭董福祥招撫資敵。其奏摺云：「竊查拳民能避火器，雖無確據，其勇猛之氣，不顧生死，實為敵人所憚。……儻飭統兵大員忠信素孚如董福祥者，妥為招撫，練為前隊，可以資敵愾而壯軍聲。就大勢言之，拳民總宜善撫，不宜遽剿。洋人總宜力拒，不可姑容。剿拳民則失眾心，拒洋人則堅眾志。」疆臣中主戰最力者為山西巡撫毓賢，毓賢極推崇董福祥。其光緒廿六年五月廿八日奏片云：「現在將才難得，其最足恃者惟董福祥一軍。查董福祥有謀有勇，忠義過人，曉暢戎機，威望素著。如與義和團民聯絡聲勢，相機辦理，必能克建大功，如留衛京都，緩急尤為可恃。」「素持聯拳滅洋為說」(68)的董福祥，既與漪、剛諸人沉瀣一氣，狼狽相倚，非但屬主戰派，且為主戰派及慈禧所依恃，視為剿滅洋人唯一之柱石。董福祥性既愚，又和主戰派相與，慨然以滅洋自任，而其致榮函所云，恰與平素言行相反，則此函之真偽，衡以當時情勢，不問可知。
反觀榮祿，則與主和派極為親近，主和者皆通達時務的英明之士。「各國兵艦至津沽，詔廷臣議和戰，用儀、景澄、昶及尚書立山、內閣學士聯元，並言奸民不可縱，外釁不可啟。」(69)許景澄於召見時「歷陳兵釁不可啟。春秋之義，不殺行人，圍攻使館實背公法。」(70)又云：「中國與外國結約數十年，民教相仇之事，無歲無之，然不過賠償而止。惟攻殺外國使臣，必召各國之兵；合而謀我，何以御之？主攻使館者，將置宗社生靈於何地？」(71)袁昶力言「拳匪不可恃，外釁不可開，殺使臣，悖公法。」(72)聯元謂：「甲午之役，一日本且不能勝，況八強國乎？儻戰而敗，如宗廟何？」(73)又云：「倘使臣不保，他日洋兵入城，雞犬皆盡矣。」(74)徐用儀、許景澄、袁昶、立山、聯元因主和，先後棄市，袁許等被殺時，榮祿極諫，慈禧不許，復力爭之，終不能得。《西巡大事記》云：
袁許之被逮也，朝旨召刑部滿漢尚書入，受命即日正法，趙舒翹出而軍機大臣適入，遇於門，告之故。榮相與同事約，請力爭之。比入對，助榮極諫者，惟王協揆一人，余皆默默不發。太后不許，令退班。榮請獨對，復力爭之。太后曰：「榮祿！汝敢違詔旨乎？」榮乃不敢復言。退曰：「吾負兩公矣！」徐尚書之被逮，榮相欲往約徐桐請入諫。徐曰：「此等背國向外之人，殺一人少一漢奸，吾不惟不能偕同入諫，並勸公不必為請命也。」榮與王協揆力爭之，亦不能得。
榮祿與主和派親近，意亦主和。《庚子義和團運動始末》云：「端王等守舊派到總理衙門以後，穩健派的勢力，並沒有完全消失。老臣慶親王，和袁昶、聯元、許景澄三人，此時仍然主和。就是榮祿、立山，也主張維持和平。」《清室外紀》云：「趙舒翹本已答應榮祿，助其主持和議，後窺知太后之意，乃以游移之辭對……」當大沽陷落，朝廷震動，慈禧召見榮祿，榮答曰：「若繼續開戰，恐有覆亡之禍……」(75)開戰後，榮祿暗中保護使館，不遺餘力，主戰派忌之。殺五大臣後，又欲殺「奕劻、榮祿、王文昭……會城破而免」(76)。由是言之，榮祿主和，當無疑義。董主戰，榮主和，參商若是。則董致榮函，非好事者故意為董福祥洗刷而作，即是阿董惡榮者之所為，自可無疑。
四
綜上所述，可知董上榮稟與史實相悖，顯系贗品，當為好事者流所偽造，藉以嫁罪榮祿而為董洗刷者。榮祿雖奸險，然聰敏機智，識力過人。拳亂中，始終主剿，反對與外人開釁。而慈禧胸有成竹，不納其諫，對榮氏言，實屬不幸。蓋自戊戌以還，朝野仇外日烈，尤以慈禧為最；清廷亦似早有遷都對外作戰之意願。《同文滬報》綜論當日之時勢云：「自義和團之事起，咎政府之失策者萬喙齊聲，而不知政府固籌之久矣。何以知之？戊戌以來，詔修山西陝西行宮，詔河南巡撫，查洛陽漢唐設都之舊址，此非深知燕京之近海口，易為列國所攻，故以此為退步耶？燕京東北接俄，東南濱海，俄得旅順，英得威海，於燕京皆可朝發夕至，故必不可都。若忽然遷徙，叉恐違眾意而招外侮，而適有義和團起，故不妨姑試一戰。戰而捷，則威海、旅順復為我有，而燕京有磐石之安。戰而不捷，則委而去之，如棄敝屣，而暫住太原，建都長安，唐堯周漢之故鄉，形勢巍然可恃也。此政府所規劃，亦自以為謀定後動，而非猝然舉大事也。」所論雖不免小人之見，然亦不無理由。
光緒二十五年十月癸巳上諭：
……現在時勢日艱，各國虎視耽耽，爭先入我堂奧。以中國目下財力兵力而論，斷無釁自我開之理。惟是事變之來，實逼處此，萬一強敵憑陵，脅我以萬不能允之事，亦惟有理直氣壯，敵愾同讎，勝敗情形，非所逆計也。近來各省督撫，每遇中外交涉重大事件，往往豫梗一和字於胸中，遂至臨時毫無準備。此等錮習，實為辜恩負國之尤。茲特嚴行申諭，嗣後儻遇萬不得已之事，非戰不能結局者，如業經宣戰，萬無即行議和之理。各省督撫，必須同心協力，不分畛域，督飭將士，克敵致果。和之一字，不但不可出諸口，並且不可存諸心。以中國地大物博，幅員數萬里，人丁數萬萬，苟能矢忠君愛國之誠，又何強敵之可懼，正不必化干戈為玉帛，專恃折衝尊俎也。……
可知慈禧當時已儲對外開戰之決心，並強調宣戰後萬無即行議和之理，力斥「豫梗一和字於胸中」之非。光緒廿六年六月初七上諭「……現在中外業經開戰，斷無即行議和之勢。各直省將軍督撫平日受恩深重，際此時艱，惟當戮力同心，共扶大局。謹守封圻，惟爾之功；坐失事機，惟爾之罪。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各將軍督撫等，務將和之一字先行掃除於胸中，膽氣自為之一壯。所有一切戰守事宜，即著一面妥為布置，一面迅即奏報。務各聯絡一氣，以懾彼族之驕橫，以示人心之固結。朕於爾將軍督撫不得不嚴其責成，加以厚望也。……」（見夏季檔，實錄未載。）再次強調「務將和之一字先行掃除於胸中」；此兩道上諭，雖相距八月，實一脈相承，一貫相生。可證慈禧之對外開戰，深思熟慮，籌之已久。「謀定後動，而非碎然舉事。」慈禧既決心仇殺洋人，以雪積恨，「勝敗情形，非所逆計」(77)。庚子五月十四日，俄使格爾思呈云：
……本使臣所以敢瀝陳者，深知義和團不但在外省，即在畿輔重地，猖獗作亂，中國必遭不料大患。竊維此亂害及洋人者，不能不使歐洲各邦想貴國政府或偏庇義和團，抑或無力彈壓。其歐洲各國能容無約束匪黨，肆虐各國屬民，況在各國欽差一節。諒此皇太后、大皇帝自然片刻不能存此意也。歐洲各邦必當設以絕計，以救其民。此計僅能虧及中國國家，而其後患極為可憂。然本使臣深知皇太后、大皇帝如肯降一果決之諭，在下認真遵奉，足可一氣淨絕義和團之亂，而預杜以上所陳極危大患。本使臣固信皇太后、大皇帝聖明，且專以睦誼為念，故敢具此煩瀆聖聽，瀝陳於皇太后、大皇帝。為救中國，必須片刻不緩，極切極嚴，諭令淨絕義和團毫無意圖之不法所為……
俄使此呈曾嚴重警告慈禧，如不剿平義和團，中國必遭不料大患。為救中國，剿團已刻不容緩。慈禧非但不納，翌日竟有慘殺日本書記生之事。是慈禧對外開釁之心早決，永難動搖矣。榮祿雖屬慈禧親信，並無轉移慈禧意向之力。親暱如立山，不免駢誅；榮祿何人，焉能回天。其致劉坤一、張之洞等電云：「……以一弱國而抵十數強國，危亡立見；兩國相戰，不罪使臣，自古皆然，祖宗創業艱難，一旦為邪匪所惑，輕於一擲，可乎？此均不待智者而後知也。上至九重，下至臣庶，均以受外欺凌至於極處，今既出此義和團，皆以天之所使為詞，區區力陳利害，竟不能挽回一二……」實坦誠肺腑之言，不能視作虛妄飾詞。然則使館之所以未破，清廷之所以未覆，榮有力焉。慈禧迴鑾後，痛定思痛，始深感之，畀以重寄，「寵禮有加，賞黃馬褂，賜雙眼花翎、紫韁，隨扈還京，加太子太保，轉文華殿大學士」(78)等等，良有以也。故董福祥致榮中堂稟之異偽，關係中國近代史者甚巨，實不可不辨。
（原載《大陸雜誌》第十九卷第十二期，195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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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上冊，頁二〇七一二〇八。
(2) 《西巡迴鑾始末記》，於光緒二十八年出版，系輯錄當時的邸報及各種文件而成者。
(3) 羅惇曧：《拳變余聞》云：「徐桐逢人譽福祥，謂他日強中國必福祥也。福祥益自負，遂浸驕。」（見左舜生輯《中國近百年史資料初編》，以下皆簡稱「左輯初編」，頁五五三）
(4) 許景澄字竹篔。
(5) 身雲即樊增祥，字雲門，號樊山，為榮祿幕僚。
(6) 略園相即榮祿。略園或為榮祿居處（待考），當時以園名人者，不一而足。如沈濤園即沈瑜慶，葉泊園即葉德輝。
(7) 誤，陳學棻於庚子時任吏部右侍郎。
(8) 左輯初編，頁四七二。
(9) 王彥威：《西巡大事記》，卷二，頁二六。
(10) 梁啓超：《戊戌政變記》，卷二，「戊戌廢立詳記」。
(11) 長辛店在京兆宛平縣西南，接房山縣界，為近畿往來衝要，舊有把總駐守。一作長新店（見《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
(12) 柯劭忞纂修：《清史稿·地理志一》。
(13) 左輯初編，頁四六八一四六九。
(14) 王彥威：《西巡大事記》，卷二，頁四七。
(15) 同上，卷三，頁十四。
(16) 王彥威：《西巡大事記》，卷四，頁十四——十五。
(17) 山西巡撫毓賢奉令正法。（見《德宗實錄》光緒二十七年正月癸酉上諭。）
(18) 禮部尚書啟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山西歸綏道鄭文欽、浙江衢州府守營都司周之德、山西前陽曲縣知縣白昶等均著斬立決。（見《德宗實錄》光緒廿七年三月丁丑上諭）。
(19) 莊親王載勛、刑部尚書趙舒祥翹，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等賜令自盡。（見《德宗實錄》光緒二十七年正月癸酉上諭。）
(20) 已故直隸總督裕祿、駐藏辦事大臣慶善等多人，均著追奪官職。（見《德宗實錄》光緒廿七年三月丁丑上諭。）
(21) 塔拉善王革爵查辦。（同上。）
(22) 端郡王載漪、輔國公載瀾發往新疆極邊永遠監禁。（見《德宗實錄》光緒廿七年正月癸酉上諭。）
(23) 盛京副都統晉昌、巴彥穌穌統領鄂英、湖南衡水郴桂道隆文等數十人發往極邊充軍，永不釋回。（見《德宗實錄》光緒廿七年八月丙申上諭。）
(24) 河南河北道岑春榮、武安縣知縣陳世煒、江西吉南贛寧道塗椿年、山西臨縣知縣孔繁昌、四川名山縣知縣盧鼎智等，多人均著革職。（見《德宗實錄》光緒廿七年三月丁丑上諭。）
(25) 浙江巡撫劉樹堂、倉場侍郎長萃、呼蘭城副都統倭克津恭、直隸大名鎮總兵王連三等數十人均著革職，永不敘用。（見《德宗實錄》光緒廿七年八月丙申上諭。）
(26) 阿拉善王、中喀爾王均著傳旨申飭。（見《德宗實錄》光緒廿七年三月丁丑上諭。）
(27) 見《德宗實錄》光緒廿六年十一月乙巳上諭。
(28) 《景善日記》系贗品（請參看《燕京學報》第廿七期，程明洲著《所謂景善日記者》）。
(29) 《景善日記》云：「六月初四日，戍刻，剛相來談，雲以董軍門今早至榮相府等請謁，因欲借大炮也。……榮不應，隱几而臥。董不悅，乃榮相哂笑之。雲以如君必用我炮，請君向老佛懇求鄙人之頭。」又云：「七月初四，榮中堂為大帥，不給董軍大炮地雷。」
(30) 左輯初編，頁四七二。
(31) 陳捷：《義和團運動史》，頁六一。
(32) 同上第二篇第二章第二節圍攻西什庫教堂云：「時堂中有西人七十，男教友一千，婦孺二千二百。」
(33) 洪壽山：《時事志略》，第七段炮打西什庫。
(34) 防守西什庫教堂之外兵，計法國水兵三十人，意兵十人，共四十人工。（見陳捷撰《義和團運動史》，頁五七。）
(35) 圍攻西什庫教堂起於五月二十三日，至七月二十二日解圍，為時兩月。
(36) 朴笛南姆威爾 (B. L. Putnam Weale) 英人，庚子時任職英使館，於圍困時，曾親身參與防守之事。所著《庚子使館被圍記》頗詳實可信。
(37) 陳捷撰《義和團運動史》作三千餘人。
(38) 朴笛南姆威爾：《庚子使館被圍記》，中卷第十四章。
(39) 王彥威：《西巡大事記》，卷首，頁八。
(40) 左輯初編，頁五五三。
(41) 同上，頁五五一。
(42) 同上，頁五二八。
(43) 王彥威：《西巡大事記》，卷二，頁二六。
(44) 袁昶：《亂中日記殘稿》。
(45) 當時北洋四大軍（宋慶之豫軍、聶士戰之淮軍、董福祥之甘軍、袁世凱之新建軍。）俱歸榮祿節制。榮又自領武衛中軍。
(46) 防守使館之外兵計英，俄各七十人，法、美各七十二人，德五十人，奧義各四十人，日本二十六人，共四百四十人。（見《陳捷撰義和團運動史》，頁四七。）
(47) 朴笛南姆威爾：《庚子使館被圍記》，原序。
(48) 同上，中卷，第十一章。
(49) 朴笛南姆威爾：《庚子使館被圍記》，中卷，第十四章。
(50) 惲毓鼎：《崇陵傳信錄》。
(51) 葉昌熾：《緣督廬日記鈔》云：「（五月）二十八日……聞榮相眷屬亦變姓名北來昌平。」
(52) 見董上榮稟「戊戌八月時，中堂為非常之舉」。
(53) 戊戌時董福祥之甘軍，歸榮祿節制。
(54) 梁啓超：《戊戌政變記》卷「二戊戌廢立詳記」。
(55) 見《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
(56) 董福祥之甘軍、聶士成之武毅軍、袁世凱之新建軍。
(57) 王彥威：《西巡大事記》。亦見佐原篤介：《拳事雜記》及《拳紀亂聞》。
(58) 王彥威：《西巡大事記》，卷首，頁四。
(59) 左輯初編，頁四六九。
(60) 王彥威：《西巡大事記》，卷首，頁八。
(61) 濮蘭德、白克好司：《清室外紀》，頁一四五。
(62) 羅惇曧：《拳變余聞》。
(63) 同上。
(64) 濮蘭德、白克好司：《清室外紀》，頁一四七。
(65) 王彥威：《西巡大事記》，卷首，頁八一九。
(66) 柯劭忞等纂修：《清史稿》列傳二百五十二徐桐傳。
(67) 同上。
(68) 袁昶：《亂中日記殘稿》。
(69) 柯劭態等纂修：《清史稿》列傳二百五十三「徐用儀傳」。
(70) 同上，「許景澄傳」。
(71) 左輯初編，頁五二〇。
(72) 同上。
(73) 柯劭忞等纂修：《清史稿》列傳二百五十三「聯元傳」。
(74) 左輯初編，頁五二一。
(75) 濮蘭德、白克好司：《清室外紀》，頁一四五。
(76) 左輯初編，頁五二〇。
(77) 見《德宗實錄》，光緒二十五年十月十九日上諭。
(78) 柯劭態等纂修：《清史稿》，列傳二百廿四「榮祿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