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西方傳教士的長征親歷記 · 第十章 自由的允諾
春日融融，我又在陽光下脫下外衣「打獵」，在我高度注意尋找虱子的時候，沒想到蕭克將軍和警衛員由村里向這邊走過來。他看到了我，並來到我身邊。我為自己因掐虱子而染滿血的手感到慚愧。
「近來好嗎？」蕭克問我。
「咳嗽減輕了，但仍感到渾身沒勁兒。」我回答說。
接著他告訴我：「我們決定對兩個外國人做不同的處理，你是瑞士公民，瑞士不是帝國主義國家，沒有不平等地對待中國，沒有租界，我們決定明天給你自由。」將軍轉向神父坐的地方，神父正豎著耳朵聽將軍說。「在這裡，我們不會釋放神父。他是德國人，而德國法西斯與帝國主義沒有區別，希特勒像德國帝國主義者一樣，幫助我們的敵人蔣介石統治中國。」
蕭克將軍和隨從離開了。這驚人的消息，令人思緒萬千。我請求衛兵允許我到神父身旁坐下。
「聽到將軍所說的話了嗎？」我問他。
「太好了。」他一邊回答，一邊握著我的手表示祝賀。
「你很幸運。」旁邊的一些人圍著我說。一切苦難似乎都難以置信地突然煙消雲散，這好消息看上去是千真萬確的，但先前的交涉過程充滿了背叛和欺騙。我暗暗告誡自己不要得意以致再失望，但這次是將軍親口所說，並當著許多衛兵和犯人的面。
當繼續行軍時，我忐忑不安地問神父：「對此你怎麼認為？」
「紅軍確實要釋放你了，」神父說，「但你心中別幻想是明天，將軍的意思是最近。」
記得幾年前基督教會聯盟的曹牧師來鎮遠看我們時，在交談中他曾告訴我他在土匪手中幾個月的經歷。一開始時，他很樂觀，相信上帝會拯救他。幾天過去了，他想上帝用了六天創造了天地，並在第七天休息，因此第七天時，他將獲得上帝的幫助，但後來並沒有跡象。於是，他想到教堂，為了神聖的信仰，建立時曾用了十天，這使他又鼓起勇氣，但第十天什麼都沒發生。幾個禮拜過去後，他想到洪水中的方舟，曾經歷了四十個日夜的風雨，但後來他還在土匪手中。這之後，在先賢精神的感召下，他能坦然面對上帝並感到自己的新生，基督無所不在的聖火拯救了他的靈魂。
這與我現在的經歷近似。當上帝要完成對我的解放時，總會在驚人的時刻，如也許會在我來中國周年紀念日的十一月十三日實現，我對還要等待這麼長時間，並不感到意外。那之後或是聖誕節，再以後就是三月二十一日和五月九日，是死神將要降臨的日子[1]。
前一個日子是神聖禮拜中的一個中午，那天我成為了牧師；後面的日子，則是一個光榮的禮拜日，那是我基督教入教的日子。
這天我們很早就到達了一個大村子，走過大街時，看到一些同志正從井裡打水。我感到口渴，過去想喝水。但他們馬上阻止了我，告訴我水裡有毒不能喝，紅軍認為是政府軍撤退時為阻止紅軍追趕而乾的。
回到房中，一夜過去了，沒聽說有人中毒。後來知道，那是紅軍多疑，他們曾向一個女房東要水，女房東為證實水中無毒，先喝了一大碗，才使紅軍確信。
分派的房子地勢較高，當飛機來轟炸時，我們從梯子上爬上爬下兩次。
先前得到的錢這時已快花完，這裡兌換一塊銀圓很難。房子的男主人拿著我給的銀圓到村里去，為我們購買一些吃的。我們想買餅乾、包子、麵條、土豆和雞蛋，他回來告訴說，這些在這裡都沒有。看到我們的困境，他主動說可賣給我臘肉並負責做熟。天黑了，但這些東西還沒有買來，為這些美味而耐心等待是值得的。後來被告知村裡的人換不開這塊銀圓，那個男人建議我們最好到別處再買。他家的鹹肉要二十文錢，神父脫下他那件值好幾塊銀圓的黑襯衫，試圖交換臘肉，可那個男人感到這東西無用而拒絕了。我們一再請求他幫忙。最後他開誠布公地告訴我們，他只喜歡以錢易貨，我們只得任他憑自己的良心用銀圓交換他家的臘肉和找回的銅圓，他至少詐騙了我們半個銀圓。
在這裡，我向連長提起蕭克將軍允諾的話，連長不置可否地說：「我還沒有接到命令，在這之前你仍是我的犯人。」
天還沒亮，我們離開這裡繼續向高處進發。紅軍希望下一站到這個地區的首府——曲靖。我默默地祈禱。我的朋友柯里斯夫婦先前在此，但這個教區幾年前已撤銷了，我估計這裡不會有外國人落入危險中。
進入雲南後，山路很難走，我們經常遇到大風。當風從山谷里迎面撲來時，騎在馬上很困難。為防止這撲面的黃風，一些士兵常用絲手帕蒙住臉。西南地區有名的氣候特徵，就像當地人所說的雲南的風，貴州的雨，四川的陽光。
爬上一座山，遠遠看見曲靖座落在花瓶狀的平原上，城邊的景色我們從未見過。前面傳，到山下還有七英里。我們開始下山，不久到達了平原。我的馬跟著士兵們小跑，而我則擔心當天可能進不了曲靖（1936年4月3日，薄所在的紅六軍團進至雲南曲靖縣白石岩地區）。
我看到遠方的城南部有一棟白色閃光的建築，它前面有一個繁華的村子，一道牆將它們分開。快到城市了，我注意到右邊的建築是羅馬式的天主教堂，神父們可能逃走了，但一大群顯然是教徒的人站在門前。騎騾子走在前邊的神父被認了出來，那些人向他點頭。他們認為我也是神父的同行。一個小女孩邊跑邊叫我神父，她跑到我的馬旁，看上去她很同情我們。
我們沒有急速地通過大街，在那裡看到街上有許多出售食品的小販。後來神父告訴我，他看到那些東西時饞得流口水，我說我也一樣。我們進了一個廟，住在廂房內，從那裡可以看到院子。房子很小，裡面有四張床，但沒法用，沒有床板。當我們要求時，紅軍告訴我床板已另作他用了。我們只好睡在土地上。
我們床腳方向，有一些先前留下的鋪草和一個銅火盆；但無法燒草，我們寧願在地上燒木柴。在這種建築里，燒木柴是比較安全的。
院子裡有木柴，得到允許後我們拿了一些。我們取出寶貴的臘肉，並借了一個瓦罐煮肉；吃一兩片後，便留下其他的待早飯時再吃。這晚上，衛兵換過幾次班，都很有興致地留著火。早上神父用碗盛肉時，除了剩兩塊很肥的外，其他的都不見了。當然，我們不用想也知道是誰吃了。毫無疑問是衛兵中的一個，他偷吃時很有心計。我的意思是算了，但神父報告了連長。連長很平靜地說：「最大的可能是老鼠吃的。」我們知道老鼠是不能爬進盆子的，也從來沒有聽說過老鼠專偷瘦肉吃。這老鼠太不尋常了，除了有衛兵在場時是個例外。
士兵們利用這一天時間來洗澡和洗衣服。早飯後，他們問我是否也想洗衣服，並拿來一個大盆和一桶水。這太及時了，我好多天連臉都未洗過。
晚飯前，一個通訊員來對我說：「蕭克將軍晚上請你們同他一起吃飯，我建議你稍微收拾一下。」
我告訴他：「我沒有可替換的衣服。」
「我們是共產黨人，並不太拘禮節，到時間我來叫你。」通訊員說完後便走了。
黃昏時，我隨他走到村中的街上，遇到了「吳法官」，他很友好地和我們走在一起。這時我發現了其他的紅軍領導。穿過幾個院子後，我們到了目的地。
我們被引見給將軍。他正和幾個人坐在客廳里，他朝我們禮貌地點了點頭，吩咐帶我們到房裡。當在一張矮方桌那裡等著開飯時，我們坐在小凳上圍著火盆烤火。幾個客人又到了，他們之中有張將軍。
氣氛輕鬆愉快。陶盆和筷子很平常，並在桌子上分發給我們。八人一桌，我和神父坐在角上，座席不固定，自由選擇。但在場的一些人謝絕坐到桌前，其中一個是周老先生。他坐在桌子外邊，當一些人問他問題時，他只是簡單地回答「是」或「不是」。
這裡沒有按我所知道的中國傳統式宴會一道道上菜，他們仍採用普通的吃飯方法，等著全部菜都上桌。酒已擺上，但只給少數客人。
在這熱烈的氣氛中，蕭克將軍直率地問我和神父幾個問題。他試圖從神父那裡了解一些諸如法國軍隊戰術之類的情況。當神父說他沒有受過軍事訓練時，將軍有些不相信。他說至少神父曾在學校里受過訓練，但神父仍堅持說沒有。後來將軍轉向我說：「瑞士是沒有軍隊的，當然你不會接受軍事訓練。」這個解釋對我則是誤解了。談話又轉向天主教和基督教，但這個題目沒怎麼深入就又轉了。
晚飯快結束時，蕭克將軍轉過來對我說：「我們打算明天釋放你。」另一個挨著我的姓王的紅軍領導[2]，在蕭克將軍引人注目地宣布這消息後，平靜地對我解釋：「並不是指明天就釋放，我們的意思是最近幾天方便的時候。」
吃飯過程中，一些同志出來進去地忙，一些同志則站在窗外看，當看到我們坐在裡面時，他們為有外國人出席而驚訝。
當衛兵要帶我們回住地時，我們向在座的人致意，感謝主人的款待並請求允許離開。我們慢慢地走回「監獄」。我們由於這次招待而出了名，衛兵們對我們很尊重。
第二天天還未亮，我們再次上路，天亮之前向西走出了很遠。太陽在我們身後升起，背襯著朝霞，我們在陽光普照下行進。
紅軍偵察員在前邊尋找著正確的路線，當有叉路時，他們就用石頭壓上紙條標明方向，有時則用粉筆在石頭上畫箭頭，引導大部隊前進。不知怎麼這一天前邊的紅軍領導辨認錯了方向，走上了另一條路。走了幾英里後才發現不對，後來又向前走了一段仍未發現路標，終於他們斷定方向錯了。我們突然停止前進，並驚訝地看到先頭部隊轉了回來。開始，我認為前面遇到了危險，後來那個領導命令部隊排成單行前進。部隊像一個龐大的機器一樣掉頭回到原來走錯了的地方。我們看著先頭部隊的返回。他們的背包都是一樣的，但又有區別。我們像是在演啞劇，後面的山是布景。同志們急促地前進，並發出一些聲音。他們走路時千姿百態，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一一從我們面前走過。
晚上只休息了很短的時間，半夜起床號響了，等到月亮升起時，我們又繼續出發。夜行軍很可能是防備飛機襲擾，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也沒有什麼，飛機只是在白天才出現。後來我們過一個大鎮子，在一個孤立的院落里宿營。
第二天，我們再次在月光下行軍，天亮後在地主房中休息。神父和我住的房子很好，我們很快就睡著了。早上，「吳法官」的通信員很沒禮貌地把我們晃醒了，請求我們用中文和英文寫他的名字。「你就要被釋放了。」他泄露消息給我們。
這後來的幾天，衛兵看我的眼神都變了。一次，一個同志和我一起解手時問：「那一個是不是因為鼻子太小，而不是帝國主義分子的？」這真是連長式見解的新發展。最有趣的是他們對於基督教的理解，這是一個經常涉及的話題。當我問到他們為什麼參軍時，他們統稱是因為「惡霸的壓迫」。惡霸是紅軍對一般貴族的稱謂。這些人為富不仁，農民都曾受過這些人的盤剝。不過現在報應來了，我們先前停留的那家主人被抓起來，紅軍正拷問他把錢藏在什麼地方。提問時軍號響了，我們離開了此地，這太巧了。號響後，一些士兵的挎包還掛在牆上，我和神父也一樣，在沒有窗戶的黑屋裡忙成一團。
衛兵變得很急躁，讓我們馬上出來。他催我倆以最快的速度去那邊找馬騎。這時槍聲傳來，聽起來很近。[3]
離開公路，我們轉入一條狹窄的山道。指揮員命令部隊交替行進。部隊以瘋狂的速度前進。路上長滿了草，腿高的草很整齊。我們催馬前進，並以最大能力向山上爬；然後又幾乎收不住腳地飛跑下山，再衝上前面的山。
當我爬到山頂時，看到蕭克將軍正和一些戰土在那裡。他讓衛兵將他們的機槍留下。他很專心地指揮防禦，幾乎沒有看到我的經過。
路越走越陡。我們進入了山中，路開始升高。我們已無法吃飯了，因走的急，鹹肉和大米無法帶。地上丟了很多吃的東西，山路的草叢中丟了些米飯和肉。
此時，幾架政府軍的飛機飛來偵察投彈，我們冒著轟炸繼續前進。政府軍在後面追著我們，在這夾擊之中，沒有時間隱蔽。我們經過幾個紅軍陣地，那裡修有工事，後面不遠的地方槍聲陣陣。
後來我們到達一個很高的地方，然後下山，飛機仍追著掃射。我幾乎全靠步行，因為在這種山路上騎馬很難，當飛機第二次出現時，馬夫把馬牽到了樹下，我則蹲在馬的旁邊，這是自我保護的一幕。
由於飛機轟炸，隊形混亂了。我們這些人，從地上爬起來就隨著混亂的隊伍前進。一個衣著很好的犯人累得被拖著走，後來衛兵就在路邊給了他一槍。我們在山腳穿過一片農田後轉上一條較平坦的路。前進的速度仍很快，雖然一道山把我們和政府軍分開。
天黑前，我們到了一個山村。休息時，我們看著炊事員缺這少那地準備早就該吃的晚飯。為準備夜間的不測行動，我明智地早早躺在床上睡了。
大約睡到半夜，我們被叫起來在院子裡集合待命。正當默默呼吸著夜間新鮮的空氣時，傳令繼續前進。天亮前我們又走了很遠。神父和我一邊打著瞌睡，一邊騎著馬行進。
禮拜六中午，四月十一日。我們受命趕到一個叫大灣（音譯）的村子。村子遠遠在望，我們穿過一片種著豌豆和蠶豆的田野，迂迴經過一片稻田。在狹窄的田埂上行軍，很難保持平衡，那些牲口更是困難。行進中，我那匹「好馬」突然滑到水田裡，我被摔出好幾英尺。事故發生後，我打算步行，但馬夫怕我掉隊，仍堅持讓我騎馬。
靠近那個村子時，村前的一群人中，有一個人突然對我說：「我們是來接你的，「吳法官」已決定釋放你。」嚮導領著我到了一個房子中，他那一伙人已準備休息。這時，天正中午，「吳法官」和他妻子幾分鐘前剛到這裡。我累成那個樣子，使他們沒有心思再開我的玩笑。吳在離開時對嚮導說：「你們最好帶他先回房中休息，我們準備歡送他走。」於是，我們到房間裡等待。
衛兵住在旁邊的房子。後來我爬梯子到那裡，神父正坐在床上。我告訴了他之後，便各自休息了。大約中午兩點時，衛兵送來了午飯。過了一個小時，吳叫我們到他那裡。我像預期的那樣收拾自己的東西；這時，衛兵告訴我：「現在不需要帶任何東西。」
「吳法官」一邊歡迎我，一邊笑著說：「我這盞燈出了點兒毛病，你幫我弄一下吧。」燈非常新，很漂亮，油盒上印有英、法、意三種文字的說明書，但沒有中文。我一邊譯著說明，他一邊裝配，後來把燈調好了。毛病出在燈的燃料上，由於他們用酒而不是用規定的酒精，結果燈就不亮。我們簡單地把它修好放置一邊。
「吳法官」宣布釋放我的命令之後，蕭克將軍又派人告訴了我。不久，有跡象表明紅軍正準備一頓飯，同時邀請神父、張將軍、周老先生及兩個中間人出席。
當一切準備就緒，好消息就在飯桌上和吃飯的同時宣布了。一切都準備得很完善，碗筷很好，還擺上了酒；但數量不會使在座的人超量。吳的妻子、蕭克將軍和我們坐在一起，但都沒有喝酒。
宴席上始終都在交談，但話題總圍著宗教。蕭克將軍對我說：「我不理解你們外國的教育，為什麼總讓人相信上帝，實際上你也知道我們都是從猴子進化來的，我認為人的任何聰明才智都是靠實踐而來。」
「關於這個題目的意義，科學家們沒有疑問，」我回答，「並且這也是真理。對我自己來講，則需要偉大的精神，因此我相信全能的造物主，超過相信低層次的實踐進化。」張將軍此時插話說：「他信奉上帝耶穌，相信被稱為人類靈魂的再生；當災難降臨時，所有的好人將永生。共產主義和他們的設想差不多。」
姓王的紅軍領導仍坐在我旁邊，和顏悅色地對我說：「當你向報紙介紹我們時，你應該記住我們是朋友，你曾幸運地看到我們的所作所為，其中最重要的是怎樣幫助窮人，而不像一些人誹謗的那樣是普通土匪。」
「吳法官」補充說：「如果你能來信，我們將很高興，希望能得到你的消息。」
這之後，蕭克將軍說：「我們不反對你作為一個外國人留在中國，如果你能不再對大眾傳播信奉上帝的話，我們甚至允許你辦學校，但我想你最現實的出路是回家。」
當漫談時，一個偵察員走進來，向蕭克將軍敬禮後，交給他一張紙。將軍閱後交給了「吳法官」。
「附近二十英里內沒有什麼地方比這裡更合適嗎？」將軍問。偵察員答說：「五英里處還有一個地方對部隊宿營合適。」
討論了一會兒，將軍做了結論：「大家都累了，我們最好去這個距離近的地方。」
剩餘的東西收拾起來，吳的妻子趕忙出去弄了一大罐很甜的咖啡拿到桌上。蕭將軍顯得有點兒疲倦，他向「吳法官」的妻子點頭說：「我們最好出發。」屋裡的人不拘禮節地離開了，這似乎是對其他人的一個信號。
「吳法官」叫來一個衛兵帶神父回房，沒管我和張將軍及兩個中間人。我乘機對吳說：「我可以請求你的幫助嗎？不是我，是對神父。如果你們打算留他到錢交來時，那就請照顧他，對他的標準能像你們對張將軍那樣嗎？」我繼續請求說：「讓人給他水喝和洗澡，讓他烤火和給他鋪草等。」
「這都不難做到，」吳點著頭說，「但我們對間諜，將堅持原則。他會受到適當監視的。」
「另一件事是食物。」我繼續說，「他在這種環境裡，現有食物不可能維持他的體力。請給予少量的幫助，比如給他增加咖啡什麼的，這將增進他的食慾。」
「我們有一些咖啡，」吳說，「可以給他一些，你認為他喜歡可可嗎？」
「這太好了！」我回答。吳答應再給他一些。
吳下令也給張將軍改善一下待遇。吳交給中間人一封信和一份聲明，然後對我們三人宣布釋放我。「今晚你們將住在一間平房內，但必須到天亮才可自由行動。我們在半夜後出發，你們一定不要在天亮前離開房子。」
他拿起一份文件說：「我讀給你們聽，這是關於釋放你的聲明。」他讀的那份聲明的要點是：我因為傳播宗教而有罪，紅軍釋放的唯一原因是我已認罪，更進一步的理由是瑞士不是帝國主義國家，因此給我自由。我沒有請求要他們拿出這些指控的證據，但也沒有口頭表示同意。
緊跟著來的是關於我的路費問題。「你認為到昆明或得到你朋友的幫助前，需要多少錢？」「吳法官」問我。
「我不知現在是在哪裡，也不清楚到省會多遠。」我回答。
「吳法官」告訴我：「此地距前面縣城只有十五英里，而從縣城到省會昆明最多走兩三天[4]。」
「我沒有能力步行了。」我提醒吳說，「我需要的錢不多，我想兩天的路，一天兩塊銀圓的話，也得需要四塊。」
「吳法官」叫來分管財務的同志，告訴他：「給這個外國人十塊銀圓。」我沒說四塊足夠了，這只是最保守的計算，我還需要買東西吃。不過四和十的發音在「吳法官」的方言裡很近似。
管錢的那個同志，為核實錢數，先伸出四個指頭，然後握拳問：「是四還是十？」
張將軍按他的理解說：「當然是十。」我並未想多要，但也不清楚這十塊銀圓是否超出需要。那個同志數出錢交給了我。
「吳法官」把那張釋放證明交給我，另外給我幾張宣傳共產黨人主張的傳單，並說：「有空時你仔細看看。」我請求一張通行證，他回答說：「這沒有必要了，一會兒我們就要離開了；當然，這裡也就不再是紅軍的地區。當你到政府軍那裡時，它對你就沒有用處了。」
這時天已很晚，大約晚上十點鐘。吳讓一個衛兵去檢查我自己的東西，衛兵跟我回到住房中。從此，我可以自由選擇地方睡覺了。我爬上梯子進入房子，神父已睡在大床上，睡得很熟。我弄醒了他，告訴他：「已換了地方。衛兵到這裡檢查，我必須把一切東西擺出來。他們給我的十塊銀圓，我先放在你床上。這錢可能超出我的需要，這兩塊銀圓送給你用吧。」衛兵泛泛地看了我的東西。出乎我的意料，他沒有搜我的身上。
我拿起了那八塊銀圓，對神父說了幾句話，並答應為他祈禱。他沒從床上起來，但他說：「你明天等我出發嗎？」
「太遺憾了，」我解釋說，「我要在房中等到天亮，我睡的地方在另一個村子中。」按西方的風俗，我們吻別，神父請求我原諒他的任性。我感到這次獲釋沒有和他同時離開，是多麼的不完美，我又是多麼的軟弱。我們共同答應忘記相互的缺點，我答應將在今後為他的釋放貢獻一切。我從自己床上拿起了《荒漠甘泉》和《新約》走到外邊，我沒有勇氣對神父和衛兵們說再見，我想他們被打擾睡覺會不愉快的，於是我默默地離開了。
到了街上，我發現中間人和衛兵還等著和我一道去「吳法官」所指定的那個房間。「天亮前不要出來。」衛兵再次警告我們，「再見，你不久將再過上以前的富日子了。」衛兵這樣和我告別了。
* * *
[1] 據後文貝克爾的記述，紅軍曾分別在1935年3月和5月限定過贖期。
[2] 為王震，時任紅六軍團政治委員。
[3] 1936年4月，蔣介石飛臨昆明，親自坐鎮指揮圍堵紅二、紅六軍團。4月8日紅軍被敵阻於普渡河；9日紅軍在轉移到普渡河上游時，又與敵在六甲遭遇，激戰一日使其不敢緊逼；10日凌晨，紅二、紅六軍團放棄原擬過河北上的計劃，兵鋒南指，直逼敵兵力空虛的老巢——昆明；當敵收縮兵力退保昆明時，紅軍又回師西進，順利搶渡了普渡河。薄復禮所言即這段史實。
[4] 今雲南富民縣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