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西方傳教士的長征親歷記 · 第九章 「獄中」
在這裡紅軍並未讓我們安於現狀，不久我們被帶到正規的衙門監獄中。監獄是磚結構，窗子裝有堅固的條柵。為安全起見四周都是磚牆，留有約五英尺的柵門。木匠被叫來繼續加固我和神父的牢門。後來這所房子修得很堅固。夜間，一個衛兵在木柵門外站崗。左邊關著我的那些犯人夥伴和新被抓起來的人。
我想起在鎮遠時，曾在一個禮拜日中午為傳播福音到監獄裡講道。後來我常對妻子感嘆說：「那些犯人怎麼能在那種環境裡生活？我想如果是我自己，一定會死在裡面的。」但現在上帝的榮耀使我成為這裡的犯人，我感到自己有能力面臨一切考驗。
神父病得很厲害，對米飯沒有食慾；我則患上咳嗽，這都是那晚在山路邊露營著涼的緣故。醫生馬上來了，他診斷神父的病不要緊，讓伙房為他特製麵食。他問：「喜歡咖啡嗎？」當看到我們反應強烈時，他答應說送給我們一些。我們興奮地等著，後來得到了約半磅。一天吳把我叫去，結果只是讓我給神父帶了一點兒他們從神父的德國姐妹那裡繳獲的藥。這裡的桌子上還有一架全新的英文打字機，沒人會用，讓我教他們。吳後來產生一個想法，他讓一個同志看著我，讓我用了大約半個小時將他們的名字打在一頁紙上。
吳的妻子在房內，看上去她的病有好轉，但仍很虛弱。她給我一些李子脯，並拿來一個煉乳罐頭讓我幫忙打開。我告訴她：「如果吃不慣這個味兒的話，可以把它調和到別的東西裡面吃。」「法官」還有一個好的留聲機，但唱片都是中文的。
一兩天後，有人給牢房裡的我送了一聽煉乳和半聽黃油，後來我在街上買了一些吃的，加上它做成「布丁」，在吃飯時慢慢享用。
一天，賀龍的警衛員帶著一捆東西來了。他把我從獄裡叫出來，把那捆東西放在外面衛兵的床上。那是一些純毛線，上方的標籤證明，這些線來自德國。顯然，這是從教堂里繳獲的。線有黑、褐、綠、紫、白等幾種顏色，警衛員要求我為賀龍的小女嬰[1]織毛衣和外套，並允許我自由搭配顏色和選擇式樣。我需要尺寸，警衛員量去了。一會兒，帶著兩件灰色的衣服回來了，一件是很小的內衣，一件是外套。他希望立刻拿回去，我馬上用紙記下了尺寸，他同時還送給我一個美觀的不鏽鋼鉤針。我於是開始編織，經常有人問我：「這是給誰織的？」當知道是為賀龍的孩子織的，士兵們為我高興。
一個士兵為賀龍孩子的性別而惋惜，「真可惜不是個男孩，不然會像她爸爸那樣有一天成為將軍的。」
「你受的教育不是主張人人平等嗎？」我問他，「為什么女人不能成為將軍？」
「為什麼！」他也感到不好回答。「當然不為什麼了，還沒有一個女人當將軍呢。」看來，他心中仍是那些老觀念。
警衛員同樣為衣服的事著急，我沒早沒晚地以最快的速度織著。這期間，我們還得不斷跑到老遠的地方躲避飛機轟炸。第一次防空時，衛兵把我帶到一個距住房不遠的防空壕內，衛兵們大都隱蔽在這裡，我為這個防空壕很近而感到高興。但後來發現這裡放滿了紅軍的彈藥，可是他們和我們一大群人仍藏在這裡。出防空壕時，飛機突然又轉回來，我們只得再跳入壕內。警報解除後，我看到此時的天難得那麼晴朗，很高興能從昏暗的牢中出來曬太陽。
我旁邊一個同志正在對面的牆上書寫標語，白色的標語非常醒目，內容是「蘇維埃是中國的希望！」
一天警衛員看著我織的時候問我：「明天這衣服能織完嗎？」這使我感到我們很快又要出發了。
晚上，我靠著油燈（碗裡面放上菜籽油和燈芯的油燈）繼續織，大約半夜時衣服還未織完。我擔心明天會有事影響進度，堅持著織完了衣服。睡了不到一個小時，起床號突然響起，我又困又累，幾乎無法上路。
開早飯時，約早上四點，警衛員來取衣服和毛線，這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他。雖然為了衣服我沒有睡好覺，但仍得作為犯人上路。
早飯後，天仍很黑，我和其他犯人到院子裡列隊準備啟程，後來又傳令待命。天亮後，我們通過大街走上公路，畢節落在身後了。[2]走到一片開闊地時，飛機又來了，但未發現我們，後來隊伍集中起來等候命令。
沒走多遠，我發現隊伍中有一個穿著很得體、鬍子老長的中國紳士。神父指給我看，他以為是個外國人。的確，遠遠看上去他那副打扮如不是個天主教士則真會讓人驚奇。行進中從他那裡經過，我注意到他的滑竿下面還鋪著軟褥子。紅軍抬著他前進，簡直像是出遊。紅軍帶他走，但他的確不像是犯人，紅軍對他很尊重，稱他周先生[3]。周有四個女兒都信奉基督教，並在畢節教堂接受洗禮。這些女孩和瑪麗特·韋爾小姐關係密切。一直到我釋放，我不知道紅軍是否考慮過周的這些有信仰的女兒。周看到我倆時，沒有表露出他認識我們；或許友情現在很可怕，會加深紅軍的懷疑而把自己卷進去。他出現在紅軍里顯然是自願的，抑或是不同意則會遭到麻煩的緣故。
周自己不信奉基督教，不過，紅軍了解他與外國教士有聯繫。紅軍像對待德國貴婦人那樣，仔細地向他詢問前進路線。紅軍現準備向鎮雄（屬雲南省）開進，但周卻建議往威寧走，紅軍於是改變了原來的方向轉向威寧。結果周這位外國教士的朋友，無意之中使自己置身於「敵人」的行列，雖然他追隨紅軍，但心中對此恐怕也不乏惶惑。那個城市的人們對紅軍的到來擔驚受怕，我們的上帝將保佑他們。
我們沿大定方向的公路走了約十英里，然後向南沿著通往威寧的公路前進。紅軍中有許多民夫挑著物資，其中有縫紉機。看起來我們的路程不會很遠，我希望很快到下一個休息地。
出發後的第二天，我的病加重了：發燒，肺葉隱隱作痛，我估計是胸膜炎。胸痛越來越重，有時痛得讓人難忍。夜間，我擔心呻吟聲影響房中其他犯人；有時痛得我感到氣短，必須坐起來才行。結果，我在房中走動弄出響聲，神父非常同情我，但他沒法減輕我的痛苦。
我正擔心自己會病倒在行軍途中時，偉大的上帝為我承擔了痛苦。禮拜日準備啟程時，我幻想上帝能讓紅軍停止一天前進。天亮後，我們被要求返回房中，果然這一天沒有出發。
到現在，我的釋放一事仍杳茫無望。紅軍規定我可騎馬跟著行軍，可事實上我一騎馬，衛兵和馬夫就警告我當心累死這高貴的牲口。上帝給這個看上去的確已不能走多遠的牲口以最大的力量。
現在最大的困難是面臨一座很高的山，因夜裡爬山困難，我們便在山下宿營。同屋的一個犯人因身上疼痛一頭栽倒在床上。伙夫們忙著做飯，房東賣給紅軍一些米，並為我們幾個準備了一點兒麥片粥。
第二天夜晚我們繼續進軍，我希望能在半山腰處的一個小村莊宿營，可是當我們經過小村時仍繼續前進。一個同志站在路邊告誡士兵們，這裡有土匪出沒，不要掉隊。我們自然不能在此停留了。
後來我們在一塊潮濕的田裡休息。天很冷。吳聽說我的病很厲害後，馬上叫醫生來看我，醫生診斷後給我一些藥。這時蕭克將軍就在附近，他命令把孫少校和王少校帶到另一支部隊里，只留下張將軍在這裡。
那天夜裡，我們來到一個小村子，被分配在外廊下睡覺。被俘的政府軍尉官和士兵被命令去為紅軍做事，以前不幸運時，我也曾被如此。到這裡時，我想馬上休息，可紅軍卻命令我去找醫生看病。醫生距此地一英里遠，騎馬去那裡時，我那頭牲口肯定為妨礙了它的休息而怨恨我。
到「醫院」時，醫生正吃飯，我們在外面等了一會兒。醫生給我檢查後，很友好地給我開藥並讓衛生員去配藥。一些藥要搭配著吃，拿藥後我返回了住地。
第二天仍是爬山，地勢越來越高，有些地方可看到冰雪。我估計差不多到頂了，但後來發現路仍艱難地通向高處。隊伍行進得很慢，我們在冷風中邊走邊停。吳看到馬爬山很吃力，命令我下馬步行，並允許我自由掌握休息時間。在這只容一人一騎的小路上，想找個坐下來的地方歇歇都很難。因我走得慢，老影響後面的人。我們爬到山頂，發現已掉隊很遠，衛兵催我快下山。陽光斜照著這條路，路上的冰雪開始融化，路的前面是一片沼澤地。到谷底時，我累極了，但衛兵不允許我休息。路旁的坑裡，有一些清澈見底的冰水。我感到口渴，衛兵用他的碗給我盛了一大碗，水喝下去人全身透涼。我們又繼續前進，一次次地跳過小河。當追上吳時，他正騎在馬上。他看到我已累壞了，讓衛兵扶我上馬前進。
這一天上午，我們到達一個座落在山裡的小鎮子。它位於雲南境內，我注意到這裡的房子大都是由土坯蓋的，與貴州有明顯差別。雖然這是個鎮，但它的房子卻大都是茅草頂，瓦頂的很少。
我們沿著小梯子爬上住房。這是一個倉房，沒有窗戶，看不到外邊。牆上的裂縫透進了一些光亮，地上堆滿了土豆。我的床只好鋪在這些爛土豆上。
房子的女主人讓我們隨意吃她的土豆，這真是充足的供應。我們這幾個人，像餓瘋了的窮人一樣吃起來沒夠。紅軍給我們點燃了火併拿來木柴，我們就烤土豆吃。喬舒亞給我拿來一個壺，於是我們又改換不同的吃法，用它來煮土豆。
神父性格內向從不外露。從我們相識以來，我叫他漢斯，他叫我阿道夫。我的願望是能有個精神上的夥伴，但沒有成功。我曾徒勞地試圖以我們（與海曼）基督信徒的犧牲精神，面對一切信任和鼓勵以贖我們的罪過，從而在幾年中面對死神時，我仍能堅持信仰。但他對此卻不以為然，他說我們可以用更好的方式，而不應做基督那樣無謂的犧牲。看上去他失去了信心，或許因為憂傷的緣故吧。有時，神父抱著頭一坐就是好幾個小時，衛兵們也指出他不如我以前的夥伴海曼。有時，衛兵要求神父像海曼一樣和我唱歌，但神父聲明，凡是我會唱的歌他都不會。
再次出發，經過一片未開化的原野，周圍的景色很可怕，我從來沒有見過。有時爬半天山後，突然發現已到山頂，而山石像鋸齒一樣直聳天空。雲南這裡山路崎嶇。貧瘠山地上的荒涼景象，讓人難以描述。
神父的騾子被馬鞍磨得起了個包，馬夫擔心騾背化膿，拒絕凱過多地騎用它。另外，李已病了好幾天，紅軍讓他與神父合用這匹騾子，神父大部分路只得步行。不久他就累壞了，他很不習慣這種「自由」的行軍。
到了一個小村子後，我和其他犯人被分住一間很小的房子。凱和我被允許睡在床上，地上擠著大約十二個人，他們只好坐著睡。我被叫出去看醫生時，在這群犯人中簡直無法插腳，好不容易才擠了出來。衛兵和連隊衛生員不知道醫生住在哪裡，我們在一英里多的路中問了幾次，才知道還得走一英里。我累得不想去了，衛兵試圖安慰我讓我高興，而我最大的願望是回去睡覺。找到醫生後，他又像先前那樣給我檢查治療，但拿藥卻得到山的那邊去。我真走不動了，衛生員只好自己去，後來我和他倆返回到自己的房子。
神父累得吃不下那些簡陋的飯，我也有同感。我倆加上李、孔和一個孩子（那個俘虜的小傳令兵）決定合買兩隻雞吃，但做這一切很困難。為此我托衛兵轉告喬舒亞幫忙。不久，他就把雞買好並收拾乾淨。缺一個煮雞的鍋，衛兵連長看到後找來一個瓦罐，由喬帶回自己房子煮，我們則等著喬送來，一直到上床睡覺，喬也沒出現。我們那個小地方又擠進了李。
天沒亮，一大罐雞湯送來了。神父不願吃肉，喝了兩大碗有營養的雞湯。在那些犯人飢饞的目光下，我慷慨地將雞分給了幾個過去曾在一起的犯人。其他人則乞求「嘗嘗」。當答應這個「嘗」的請求後，馬上證明這是一個災難，他們叫喊著爭搶盛湯的碗，後來我們倆只好退到門外。
這天早上，神父病得厲害，甚至都騎不上騾子了。衛兵扶著他再做嘗試，結果沒有衛兵抓著他就會栽下來。後來給他找了副擔架，但困難的是沒有苦力來抬。紅軍從犯人中選了六個強壯的犯人，每兩個人一班負責輪換抬。路很難走，行進速度很快，他們常常落在隊伍後邊。抬了三天後，犯人們都累得不行了。如果能在此停留一下或走得慢一點兒，他們還是能跟上隊伍的。一次，我超過他們時，看到前面抬的人滑倒了，神父頭朝前摔了出去，雖沒受傷，但他受到了驚嚇。
第三天晚上，宿營地設在幾乎與天相連的山頂。吳他們已到達宿營地，馬夫也牽馬走了，我只得步行上去。抬擔架的犯人幾乎無法抬著神父爬山，為節省時間，衛兵讓神父自己走。但他虛弱得無法邁步，衛兵只得繼續堅持讓犯人抬著他走。當我們到達住處時，小小的房子裡面已被犯人們住滿，根本無法擠進去。衛兵堅持說：「必須遵守命令，也不可能再找到其他地方了。」我只好坐在門外，連長經過這裡時看到我很苦惱，他讓衛兵把我們三個帶到普通犯那裡。普通犯住的是個廚房，除了一個大灶之外，空地很小，但比起前面的房子，已是謝天謝地了。
醫生來給神父看病，他用中醫手法檢查了神父的身體，後來用消毒的器械給神父打了一針。醫生還詢問了我的病情，除為我們開了一些藥外，還命令衛生員給我們增加稀粥。
這裡沒有蔬菜。紅軍曾試圖向村裡的一個挺友好的老婆婆購買。她帶我們進到家裡，紅軍提出買一些鹹肉，她說她是穆斯林，紅軍對此不理解；紅軍又想從她那裡買酒，她再次說她是穆斯林，後來士兵們才知道穆斯林是戒酒和不吃豬肉的。這之後，我提醒紅軍要注意她房中崇拜的宗教信物。
第二天，神父的病有了好轉，能夠騎騾子了。一個禮拜以來我們都是在這荒涼的山區行進，到處是冰雪。這個禮拜結束時，我們到達了一個鎮子。我們住在一個廟裡，同志們則又開始搜尋需要的東西。
我以前曾教給我的那些犯人夥伴唱《十誡》，並教過一首中文歌《天堂是我的家》。李經常唱，衛兵也很熟。這《十誡》和共產黨的原則較近似，但實際上他們每個人都違背了上帝的旨意：他們不孝敬父老、嗜殺、搶、騙和貪婪，所以他們都需要這《十誡》皈依。當我在共產黨人中間時，我的行為感召著他們的心靈，啟迪他們對上帝的認識。
儘管我非常希望在這裡休息幾天，但第二天又得繼續行軍。進入雲南西南部後，由於白天政府軍飛機經常出現阻礙了行軍速度，因此白天我們大都停止前進，宿營睡覺。
在這些天裡，我們大都只吃一頓飯，主要食物是穀物。紅軍宣揚人人平等，但許多紅軍和軍官都能購買一些好吃的東西。一天在接近宣威時，聽到了緊密的槍聲，後來報告說紅軍勝利攻克了那個城市。接著我們沿公路進入城裡。
三月二十一日，春季的這一天天氣很好，這天是我母親的生日。這天到來之前，我們還在一片冬天景象的山裡輾轉。此地的主食是玉米，大米很少，但難以置信的是紅軍告訴我，七英里外的宿營村子裡有大米。我們下山後發現前面是一個平原，田野里的油菜花盛開，地里還種著豆子和其他莊稼。我們經過的房子環繞著果樹，那些桃樹、梨樹和李子樹上開滿了花，一片美麗的春天景色。這獻給母親生日的美麗景色令人心曠神怡，我不由放聲歡唱：
蔚蘭的天空，綠色的大地，
一派生命氣息。
鳥兒飛翔，花兒怒放，
現在我才深感：
我屬於上帝，
上帝就在我的心裡。
還在山上時，已感到氣候變暖，有時我們就宿營在長滿了樹的山上。雲南每年這一季節，滿山遍野都盛開著杜鵑花，血紅色的花朵非常美麗。由於滿山的杜鵑，這山顯得非常華麗。行軍中我曾對我那個夥伴——神父說「看這些花兒多美」，但他連眼皮也不抬地說：「你怎麼還有這份閒情雅致！」
在這裡好壞參半。夜幕降臨前，我們宿營在一個塔里，裡面一片黑暗。我要求睡在門口，以便在夕陽下找虱子。我開始計算那些吸血者的數字，粗算了一下竟有五百多個。
這一段的行軍中，政府軍在後面緊緊追趕我們，每天行程都很長。晚上沿著山路行進時，有兩次經過了看上去像教會建築的地方。第一次看到那個建築在遠處，為棕色，當我們走到山邊時被山遮擋了。後來知道那天我們宿營在一個小河旁的鎮子叫羊場。
當時，同樣的現實擺在我們兩個外國人面前：神父為仍沒有收到有關他那方面的任何消息而感到憂慮，我也有同感。神父要求我聯名給吳寫信，以求紅軍的資助。我用英文寫了一封簡訊交衛兵傳達。結果第二天一大早，指導員在我們爬山時，每人發了一塊銀圓。
第二天，我們行軍通過山裡的村子，但沒有看到那座建築。我對那座建築是基督教堂還是其他性質的教堂沒有把握，因此也就沒存有什麼奢望。
第二次，我看到一座白色整潔的建築，像是一所教會學校。這建築距城市和村莊都很遠，衛兵曾說要在此宿營。我考慮恐怕沒有哪個基督教教會會花費如此代價建在這裡，結果後來知道，這是方會的幾個建在苗寨的教堂之一[4]。
後來我們停在一個村子裡，那裡的郵局證明，此地是方會的教區。我被紅軍叫去翻譯一些英文的《方會時報》。報是最近的，很有趣。當我想要幾張消遣時，被拒絕了。同時神父想要法文天主教印刷品也被拒絕了。
飛機越來越頻繁地襲擾我們，以致我每天得上下馬十幾次。而每次上馬時，馬夫都顯得不高興。不過，我如果不騎馬就得累死，從而會連累衛兵因失職而掉「腦殼」。在馬夫和衛兵這種對立的局面下，我只得步行一段，讓馬夫高興；然後再騎一段，讓衛兵滿意。有時他倆意見一致時，我就無法騎馬了，一般我每次只能騎一個小時左右。
一次，我被帶到衛生員那裡，即前邊提到的那個男孩，他給我一些藥。當時，他和幾個人在一起，我幾乎沒認出他。他問：「還認識我嗎？」他很高興，與我聊了會兒家常話，提了些問題，諸如「為什麼離家這麼遠來中國」「哪種宗教最好」「哪個國家有什麼」等。
我告訴他：「我不遠萬里而來是受上帝指派，是為了使人們脫離罪過。我是為神聖的信仰到有罪過的地方去恢復人類的道德，我的希望和幸福就是：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都免除人們的罪惡。」
他沒有察覺自己是上帝的罪人，好像也沒有感到心靈的壓抑。他問：「對於傳道，你的國家給你多少錢？」
我解釋說：「教會傳播福音，在我們那裡已有幾百年的歷史了。我們的經費來自教會本身，主要用於施捨窮人和病人、教育大眾、改善婦女地位，這就是我們的福音的巨大財富。」
軍號響了，談話就此結束。經過一天的艱險行軍後，我們到了一個大村子。紅軍分給我們一所好房子，屋裡正中的地上有個坑，裡面生著火。房主很好，給我們拿來一些煤取暖的同時，還搬來一個小凳子。一個男孩在窗外端著盤子賣米粉餅，我們買了一些來吃。
這一天，輪到那個像外國人的衛兵看我們。出於他的照顧，我們得到了一些鋪草。他拿鋪草來時，聽到李和孔為爭床鋪的位置而吵嘴。他沒等我說什麼，就劃分了我們各自的位置。那兩個犯人抗議劃給我們的面積太大，要求平均，但衛兵沒搭理他們。
後來李和孔被連長叫了出去，回來時他倆很激動，說他們被分到士兵們的房中。孔吃了衛兵的這記悶棍，住在衛兵那裡，就別想在房中自由行動了。李則被「請」到吳那邊的房中，以後行軍要走在我們前邊。這兩個人變得如此不團結，動不動就爭吵，因而紅軍的這種安排是令人歡迎的。那個政府軍的傳令兵，現在和普通犯關在一起。對他的安排令人遺憾，但這也有助於使他變得老練一些。
原指望這一天能好好歇歇，但實際上只休息了很短的時間。不久軍號響了，我們急促地收拾東西，隱蔽到一片竹林里。一架飛機飛進山谷，它很難發現我們在這裡。這時一個同志驚慌地跑著找隱蔽處，當他跑到一片開闊的田地里，被飛機發現，於是遭到飛機機槍的掃射。
再碰到李和孔時，他倆已被「教育」得很和氣了。李的位置是跟在喬舒亞的後面，他對喬很服貼，試圖得到喬對我的那種幫助。
四月十四日中午，我們經過一個村莊，那裡有兩三處房子賣熱大米粥。我很餓，被粥所吸引，停下時，我買了一碗。這時突然命令前進，我沒法喝下這滾燙的熱粥便把它倒在自己的搪瓷碗裡，打算帶著走。這時我已掉隊，馬夫接過盛著熱粥的碗讓我上馬，我上馬後趕忙喝下熱粥，結果燙得我幾乎窒息。但剛出村，隊伍又停了。後來我才知道，前方沒有更適合住宿的村子。當我們返回原地休息時，飛機飛過上空。飛行員錯誤地認為我們已離開，就飛向別處尋找。我們繼續向前找隱蔽處，後來看我的衛兵在路邊找了相當安全的地方，但神父卻被帶到了更遠一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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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賀龍的長女賀捷生，後來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將軍。
[2] 1936年2月，國民黨軍隊逐漸縮小了對川黔滇根據地的包圍，同月26日晚，紅二、紅六軍團及根據地群眾在畢節召開了向烏蒙山區進軍的誓師大會，翌日軍團沿畢節、威寧公路西向安順進行戰略轉移。
[3] 為在畢節自願參加紅軍的貴州著名人士周培藝，字素園，貴州畢節縣人。生於光緒五年（1870）。周氏原為殷實之家，後來逐漸衰落。少年時周在家自學，曾經考取過秀才、貢生。辛亥革命時，任「大漢貴州軍政府」行政總理兼樞密院樞密員和立法院議員，是革命派的核心人物之一。辛亥後，周曾被迫在外流亡十年。北洋政府期間曾出任奉軍總司令部秘書，黔軍總司令部秘書長兼政務廳長等職。1925年辭職回家，從此脫離政界，在家讀書，閱讀了大量的革命書籍，著有《貴州民黨痛史》等書。1936年1月，作為民主人士參加紅軍川黔滇川黔根據地建設，任組成「貴州抗日救國軍」司令。同年隨紅軍由畢節出發，參加了舉世聞名的兩萬五千里長征。途經雲南時，曾寫信給舊交故友龍雲、孫元渡、魯道元等，爭取滇軍中立，以使紅軍能順利進入四川。抗戰爆發後，任八路軍高級參議。由於年事已高，體弱多病，不適宜在陝北生活，經中共中央批准，以八路軍高參身份，帶著毛澤東主席的親筆信返貴州工作。貴州解放後，周素園任畢節縣和畢節專區支前委員會主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貴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貴州省副省長等職。1958年2月1日因病逝世。
[4] 又稱耶穌會，天主教教派之一。1534年由西班牙貴族羅耀拉·依爵為抵制16世紀歐洲興起的宗教改革而建立，曾一度因遭取締而轉入地下，並轉入亞、非、美等洲活動。方會的會士在西方聲名狼藉，是陰險、偽善者的同義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