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西方傳教士的長征親歷記 · 第八章 強迫中的痛苦
一個紅軍士兵因前一天晚上違抗命令或吵嘴的緣故而受到懲罰。他被關進了我們的房間。雖然如此，他卻並未因受懲罰而影響呼呼大睡。他充分利用這一時間休息，一天後就「獲釋」了。我們剛要為空出的床位高興，接著又有兩個犯人擠占了那個空位。
新來的兩個犯人，一個身體很虛弱，手被捆著，他掙扎著懇求帶他來的那個紅軍給他碗水；另一個犯人即將獲釋，他扶著同來的夥伴讓他躺在地上。押送他們的紅軍官員拒絕給捆著的犯人水喝。「行行好，給我一口水喝，給我一口水喝吧！」我實在看不下去，請求衛兵用我的碗給他盛點兒水。衛兵身旁有個水桶，他答應了。當我靠近那個犯人給他水時，他急不可待，用捆住的雙手捧起碗，幾口就喝了下去，接著又乞求喝水。當再次用這種困難的方式喝水時，水灑了，他也一下子摔到地上，不知是死還是活。我翻開他的眼皮檢查其瞳孔，並用草在他眼前晃動，發現他幾乎沒有反應；就讓衛兵去請帶他來的那個紅軍。那個紅軍來後，似乎見多不怪地說，「他沒事，明天早上就會好」。過了一會兒，那人長長吐了一口氣，醒了過來。他告訴我們他因拷打而全身疼痛，即便獲釋，也會因這些傷而活不了多久。
「新夥伴」的到來令人煩惱。我分給那個被捆的犯人一些鋪草過夜，為此衛兵很生氣。我指責他沒有同情心，但衛兵提醒我注意不要對紅軍的敵人有過多情感上的曖昧，告誡我我對這個犯人的所作所為極不明智。我堅持自己的做法，衛兵也沒有阻擋。第二天早上，那個犯人被帶走了，可能是被處決了。
同屋的犯人中有一個是中年農民，紅軍對他罰款8000元。「我們明天將離開去石阡，錢不交來，你就得跟我們走。」紅軍告訴他[1]。
那個人怕得要死，紅軍讓他給能幫他的朋友寫信，以便在紅軍離開此地前交足8000元。只有兩天了，那個人沒有選擇的餘地，只能看著他怎樣湊夠這筆錢，他拚命地哀求他的朋友。
「把豬和桐油賣了。」
「家裡什麼也沒有，豬因過年（中國的春節）已宰著吃了。」他的朋友對那個可憐的人說。
幾天後，他被紅軍帶上了路，一直到後來他實在走不動時，紅軍才答應了他的哀求，放他回家了。
對這種不人道的做法，紅軍毫不在乎。他們讓這些犯人流血、受辱或喪失財產淪為乞丐。這期間幾個婦女被同樣地勒贖罰款後才釋放。當她們離開時，家產已蕩然無存。
從這裡出發的第一天，沿途風光很美。路邊可見小小的村莊，路在山谷里順著溪水而下。有時我們踏著石頭渡過小溪，一不小心，跳錯石頭，就會濕了鞋子。走了幾英里後，我們又開始爬山。一連三天都在山裡行進，每天的路都不長，大約只有二十英里左右。
走了一段路後，我得知不久將會有新的夥伴，即前面所傳聞抓獲的外國人。衛兵知道我曾在那一帶住過，向我打聽是否去過石阡。當我告訴他有關情況時，他緊接著問：「那裡房子好不好，那個地方怎麼樣？」
提到下一站石阡是非常令人興奮的，那裡有溫泉。石阡城外的斷岩處有三個溫泉：最上面的那個雖然小一點兒，但溫度高，主要供官員享用；中間的供一般人洗澡用；最下面的那個則是歸婦女專用，除了洗澡之外，婦女還在裡面洗衣服。溫泉的水很充足，泉水經過這些澡塘後流向下游。有牆圍繞著洗澡處，以便人脫衣服；同時修有通到水裡的石階。
士兵們聽我介紹後非常高興。他們都想目睹一下溫泉。在他們的想像中，溫泉的水是很熱的。
第三天，我們沿著一個山谷前進。遠遠看到了石阡的輪廓，那裡有一些建築很壯觀：一條河從城邊經過，河兩岸是繁華的集市；我們能看到城和城門的輪廓，城內雄偉的天主教堂及附屬建築聳立在平民區中，官衙則因形狀四四方方很容易識別。士兵們推測我們可能要住進官衙的側房內。與他們的希望相反，我渴望的是在這一段行軍後，在此得到休息。我渾身肌肉已達到忍耐的最大極限。很明顯這裡的地勢較低，城外的河流從這裡經過流向思南——格蕾絲·恩布倫小姐的教區。一年中大部分時間河裡都可通航。
當我們經過城門轉向沿河兩岸繁華大道時，我多麼希望能在此買點兒吃的。路經基督女子教會門口，我瞪大眼睛企圖從沿街人群中尋找一個熟人，但沒有看到一個過去熟識的女基督徒。如果她發現我，會儘其所有來幫助的。後來我們住進過去我曾工作過的小教堂附近的一所房子。我來華的四分之一時間是在那個值得回憶的地方度過的，住的房間裡的家具很乾淨。
晚上，李和我同睡在一張床上，孔則睡在一張長凳上。半夜，幾個人來到房間，把我們吵醒了。我睜眼一看，發現其中一個是外國人，一身神父打扮。我馬上向他問候「晚上好」，但他未聽到，我又慌忙搖手並再次同他打招呼。這時衛兵命令醒來的孔睡到我們床上，把長凳讓給新來的神父[2]。
他的行李由一個小挎包和一塊毯子組成。當他躺下睡覺時，凳子對他的身材顯得很不合適。他沒說什麼，不過睡在上面必須挺得像死人一樣不動才行。那天晚上我不時醒來藉助燈光（晚間衛兵總要在我們房中點一盞長明燈）看我的新夥伴，暗暗嫉妒他在這長凳上熟睡的本領。早上他告訴我，實際上他一夜未合眼。我們相處很熟後，神父說，他剛來的那一夜，看到我為保暖和用毛巾包在頭上的俄國農民式的打扮，未能認出我是個外國人。
第二天，像預期的那樣休整。這時一個負責提審的紅軍拿來一頂毛線織的童帽，要我拆了給他織一雙無指手套，我於是又忙碌起來。整個早上一批批的人來看那個新抓來的神父，並在旁邊評論。一般都說我倆的外表近似，有些人的評論就無分寸了：「這個的鼻子比那個大。」「瞎，外國人主要是鼻子和眼珠。」有的評論很有見地：「這外國鼻子，恐怕頂我們的兩個。」
「你叫什麼名字？」
「凱。」神父回答。孔聽到新來的外國犯人與他的姓氏的發音近似，豎起了耳朵；的確，他的姓在中國是較少見的[3]。
「來中國幾年啦？」
「兩年。」大家很驚奇，他的漢語說得這麼好。
「多大歲數？」
凱用中國式的方法伸出三個手指變換比劃，「二十八歲，看我這鬍子顯得老吧！」
「你家離這裡多遠？」「為什麼來中國？」「你來傳教能掙多少錢？」潮水般的提問向他湧來。
大家很高興了解我倆所信仰的宗教的區別。他們問：「你是否也像老成和老薄那樣飯前祈禱？」這時，神父很不高興地說：「這些煩人的打擾什麼時候才有個完呢？」他對我嘆息道：「從我被抓以來天天不斷，有時我只好假裝睡覺，可他們為了打聽就會弄醒你，非得滿足他們後我才能安生[4]。」
神父是德國人，畢業於義大利羅馬大學語言系。除德語外，他還會荷蘭語、義大利語、法語、英語和一點兒西班牙語，當然還有拉丁語。
我把「吳法官」向我透露的關於抓獲三個外國人的傳聞告訴了他，凱說這不真實。我問他，其他神父和嬤嬤是不是都逃了，為什麼只有他一個人被抓。他告訴我，那次紅軍是突然襲擊。嬤嬤們因傳聞紅軍要來，提前走了；神父們則留下，在教堂頂樓上收藏怕被紅軍搶走的東西。他們曾從窗子裡看到軍隊從山那邊開來，不過並未意識到那是紅軍。
原計劃藏好東西後撤出，每個人也都準備了一頭騾子。但他不知道逃走時，那倆人在他前還是在他後。凱是在城門處與一小批紅軍相遇，因被認出而被扣留的。另外兩個人，估計是在他後面，看到前邊情況有變，隨即撤回城中躲藏起來，然後潛逃出去了。
第二天早上，神父被「吳法官」叫去，吳讓他寫信。回來時，神父臉色憂鬱地告訴我，雖然賀龍將罰款減少到5萬元，但吳卻堅持要10萬元。當神父解釋時，吳又發脾氣說：「我的『宗教』使我堅信，你也必須遵照共產主義原則辦。」吳告訴神父：「假設你繼續頑固地堅持自己的宗教立場，我們就槍斃你。」
溫泉使那些洗澡的紅軍官兵很愜意。他們在溫泉里洗泡後，看上去很精神、臉色紅潤。我先前的介紹漏了洗澡需花錢這一點。士兵們回來時告訴我，洗一次需300文。我打趣地問他們：「知道水是怎樣變熱的嗎？」大家都無法回答。後來在交談中他們才明白，這是由於地下水靠近火山，因受到地層斷裂阻擋才從地表上冒出來的。
神父頗有興趣地觀察我是怎樣在這種環境下消磨時光的，他也想效仿。我讓他明白現在的日子就是這麼索然無味，「除此之外，我不知道還能幹什麼，特別是在一個地方住長了時更是乏味。我強迫自己在室內不停地走動，否則晚上就會失眠。不知什麼時候才是命運的終點。」
我的話在幾個小時後被證實了。晚飯前，我們突然接到出發的命令，大家只得在挎包里裝上一點兒乾糧，向河邊走去。
當大隊人馬經過街道時，街上一些居民用冷漠的目光盯著走在我前面的神父。神父轉頭對我說：「那些人都是基督徒。」沒人表示認出我們，或許他們怕因此捲入麻煩吧。當我回頭看時，發現他們中有人流著淚。
衛兵看見了，大聲斥責那些人：「想幹什麼？快把眼淚擦了！」儘管這樣，這些人仍跟在我倆身後，一直走到河邊。在橋旁等待渡河時，遠方傳來了槍聲，紅軍因此緊張不安。顯然，我們必須在天黑前撤出這個城市[5]。
不久，我們從橋上經過，再次爬上來時的那座山。爬了一會兒，紅軍傳令停止前進。一支從城另一方向撤出的紅軍也會合到這裡。我們等待著調整行軍序列。雖然是一月份，但天氣很好，太陽落山時仍很暖和。同往常一樣我們又受到那批新來紅軍的注意，他們和我交談著。當我告訴這些好奇者，我那新夥伴身上發現虱子時，大家都覺得難以置信。
再次前進時，太陽已落山。山路很陡，我們很艱難地爬到山頂。這時看到隊伍正快速下山。衛兵把我的馬找來，在黑乎乎的夜色中我騎著馬下了山。神父也受到照顧，紅軍將一個下級軍官的騾子撥給他使用。
在夜色中行軍，紅軍沒有點火把。我幾乎看不見路，全靠那匹「好馬」自己走。我向前傾著身子，緊抓鞍子。這時突然馬肚帶斷了，我一頭栽到地上。後來我只好跟著馬步行，等到中途休息時，才修理了鞍具。
當天宿營時我們受到優待，我與凱被帶到連長房子中，和他合睡在一張床上。李和孔則睡在地上。雖然我一再對連長的優待謙讓，但不知怎麼引起李的嫉妒，小小的磨擦在後來的日子裡出現了。
神父發現我缺少手帕，他自己有幾條，於是送給我一條，並不無歉意地說這手帕不乾淨；但我看來，它比雪還潔白。不久我把手帕弄丟了，神父為此又送了一條給我；這時，他的存貨也告罄了。
到宿營地之後，沒有什麼額外的供應，我們吃了點兒出發前給的飯，也不覺得餓和累。神父想弄支煙抽，但什麼也沒有。一個士兵送給他一些菸草和一張紙，當他捲菸時，發現上面有字。他看了紙上的內容後說：「這是帝國主義奸細A·海曼的通行證，他繳清罰款獲釋，沿途哨卡放行，只限本日。」紙上蓋有湖南、湖北、四川、貴州蘇維埃政府肅反委員會的章。
我從凱那裡要過這張通行證保存起來。當凱抽菸時，衛兵們很吃驚地說：「教會的人（他們的意思是指我與海曼）是不抽菸的，也不准喝酒，你喝酒嗎？」
我和凱一直談到天亮。他注意到我那個挎包里東西很少，我說：「包內除了聖經和牙具外，其他東西都不重要。」
他告訴我，他包中有教會編的笑話集，題目為《玫瑰和風琴》，還有兩三本別的書，但都很薄。後來他從包里拿出一張耶穌受難像，衛兵們都圍過來看，不久那個給菸草的士兵把像要走了。
我們起床等著吃早飯，穿衣時他發現圍巾很髒，圍起來也很麻煩，於是就扔了。早飯後，我們再次上路。
天氣仍然很冷，風雪撲面。紅軍中一部分同志戴上了護耳，一些人增添了衣服，有些人則很「富有」，穿上了各種不知從哪裡弄來的毛皮背心。我那匹「好馬」因為有病不能騎了。步行時我感到很累。爬山時，幸虧有神父的騾子，我倆輪流騎著上去；下山時，我們沒騎。後來我們到達了一個村莊，等在一所房子的門外，房子很小，已擠進了很多人，我們又被帶到村那邊的房子內。
那天神父的馬夫病了，跟不上隊伍，便把韁繩交給了我們。按理他應將騾子委託給衛兵照看，也許他因病難受而疏忽了。在村前邊屋外等待時，我們把騾子拴在旁邊，並放心地來到後邊的房子。一小時後，那個馬夫來了，一見面就問：「騾子在哪裡？」我們告訴他就在前面房子那裡，並請他將我們的行李——兩塊氈子取來。不久馬夫陰著臉回來說：「騾子和行李都沒了，沒人知道哪裡去了。」這天，神父為圖輕快，將他寶貴的書放在行李里了；由於這一可怕的差錯，書和過夜的鋪蓋可能都丟了。當然，我倆只好合衣而睡。
或許，我應談談孔和李的不友好舉動。他倆矛盾很大，都虛情假義地拉我支持自己，但難以理解的是這倆死對頭卻必須睡在一塊兒。
連長看到我的鞋濕了，很關心，命令我到他房中洗腳並烤乾鞋襪。當回到睡覺的地方時，我們發現孔和李已各自將自己的床鋪移到房中相對的角上，以致沒有我和凱睡覺的地方。在衛兵的干涉下，孔和李被調整和我們睡在一起。這一夜令人很不愉快，我不知新來的凱感想如何。
早先，李身上曾患皮膚病，我儘可能用我的鹽和繃帶給他治療，雖然他病好了，但我仍願意為他們幫忙。無論什麼疾病，我的上帝都會指引我在治療上獲得成功的。
這個小房由兩部分人住，我們四個住一邊，前一天晚上抓來的一個婦女住另一邊。第二天早上準備出發時，一個紅軍提審她，因回答得不好，紅軍當著我們的面，用棍子打了她。這場面真是慘不忍睹。出發時她被帶到普通犯人那裡去了。
我已回憶不起後來幾天發生的事了。但有一件事至今難忘，那時雨雪紛紛，路面泥濘，上山可以騎馬，下山則因路滑得下馬步行。我穿上自己那雙捨不得穿的雨鞋，跟著隊伍穿過一個稻田。我的腳陷入泥中，費了半天勁兒才從泥中摸出鞋來。真希望能快到宿營地，但這時紅軍正處在危險的環境之中。我們一直往山里行進，並越走越高。隊伍走得很慢，這裡幾乎沒有平地，窄窄的土路由於幾千雙腳踩過，路面很滑，有時只好藉助路邊的草和樹，但我的兩旁往往都是衛兵，這些方便之處都被他們利用了。路滑難行是當時最大的危險。
當我們到山下時，隊伍停下來。從離開龍家河碼頭起，「吳法官」的妻子病得很厲害，甚至連馬都無法騎了，紅軍只好用滑竿抬著她。她病得又黃又瘦，都快認不出來了。滑竿使她免受這一夜爬山之苦。休息時，我們坐在地上烤火，神父因地面濕不肯坐下，他站了好長時間後，終於被我們烤著的火吸引過來。
天亮時，神父騎的騾子在另一部分紅軍那裡被發現了。經過一番交涉，騾子回來了，但我們的行李卻下落不明。這麼寒冷的天氣，我們因沒有鋪蓋難以睡眠。
當宣布天亮後繼續行軍時，我們很高興。紅軍說，白天的這一站路程很近。他們的確不畏艱苦，不知疲倦。我們走了一段路後，在一塊平地上等待調整行軍序列，然後一直走到黃昏。等待時，我們用柴草點了一堆火取暖。
到石阡前，我曾看到兩個中間人陪著丁一塊兒找到紅軍。他們來自沅州貝克爾先生那裡，帶來的信我收到了，但到現在我仍未與他們見面。烤火時，我們恰好在火堆旁相遇；我點頭向他們打招呼，並與其中的楊談了好長時間話[6]。
他告訴的消息令我感動。他說紅軍包圍沅州時，沅州教會曾給紅軍一個關於釋放我的條件的正式答覆，並試圖減輕我的苦難。他對我的釋放及與紅軍達成的交款協議很有信心。我在此艱苦環境內，為上帝給我帶來的信息而感動得流淚。
還在湖南境內時，我就失去了《聖經》，但上帝的指示卻無處不在，縱然只是片紙單詞，卻總能在上面看到上帝的鼓勵。一天，我們從一所中國學校旁經過，拾到一頁《聖經》，即第十五和十六頁，上面寫著：「鼓勵他們堅定信仰，一切都會逝去，我們必將進入天堂。」我把這頁紙給衛兵們看，他們嘲笑我說：「如果真有上帝，他為什麼讓你這個上帝的奴僕在此受罪？」
我指著這頁紙說：「這是他的聲音。發生的一切都超不出上帝的安排。他將安慰我，幫助我，並給我力量，一切幸福都來自於上帝的愛。」
看看上帝的奇蹟吧，在貴州一個小學校旁，我竟能從路邊拾到一頁《聖經》並從中得到上帝的信息。我同樣對楊說：「想想我們這一段經歷，光榮歸於我們，無人能與之匹敵。」「我們代表光明，暫時的苦難，只能使我感到考驗帶來的興奮和光榮。」
楊正等著紅軍讓我寫回復的條件，以便返回沅州。我感謝他在只有一線希望的情況下，仍不畏路途艱辛為解救我的痛苦而所做的一切。在後半夜烤火時，衛兵們不斷地向火里添木頭。這裡滿地都是伐倒的樹木，大都是當地人砍了準備運出的，有的衛兵怕火而離得遠，幾個衛兵則離得很近。有二三個衛兵被叫出去執行任務。他們臉上都有麻子不大好區分；一個被派去抬兩天擔架，另一個需借用我的馬。值得慶幸的是有騾子的神父仍和我在一起。
在接近牛場[7]時，不知不覺天已黑了。我們繼續前進。紅軍告訴我們路很險，騎馬不安全，並要求下馬步行。紅軍夜行軍沒有什麼特殊裝備，我們的照明工具則是燈籠；唯獨供給我的是根作手杖用的木棍。
在夜行軍里摸黑騎馬是極端危險的。我們在黑暗中戰戰兢兢地摸索著走。我的馬夫仍迷信他的馬有天才。他任憑著那匹「好馬」自己走，結果災難發生了：馬滑到路邊的山溝里，幸虧灌木擋住馬腿，才沒摔下去。他說沒辦法把馬從溝里弄上來。連長很生氣，命令他不管怎樣也得把馬救上來。
我們走了很遠之後，到了一間點著火把的房子裡休息；不久又一步一滑地向山頂爬。天氣冷極了，士兵們用稻草點起了火把。前邊傳說距宿營的村莊還有兩英里。後來我累得掉了隊，趕到住地時，發現我們與一些犯人被分派住一間很小的窩棚。沒有晚飯，我們餓壞了。
第二天早上，我的馬跟上來了，但因摔傷而不能騎了。我在衛兵的陪同下，現在有充足的時間在征途上「漫步」了。走了五英里後，我累得坐在路旁的一間房子外休息。這時一些衛兵趕上來，告訴我們，大部隊已轉向另一個方向宿營，離這兒約五英里。我的願望是休息，我們只好再掉頭走五英里。但後來命令又撤銷了，我們繼續向原來的方向前進。
到牛場後，分派我們住一家富人的房子。當我們那一大批人到後，士兵們又按自己的喜好從這房裡任意取用東西。這時已距春節沒幾天了，我們在此吃到了黏米糕；同時還吃到了糖塊，這糖有一種香味，很像楓葉糖的味道。我們睡在一張精製的木床上，屋內還有銅火盆和水壺，木炭隨意取用。衛兵們仍在房中搜東西，先找到幾封信，他們讀完後把信燒了；後來又找到這些家人的一些照片，我從照片上看，這家人是有文化的。
到這裡後不久，我們倆提心弔膽地被「吳法官」叫去。在與中間人見面時，吳關於紅軍的條件談得言簡意賅。楊再一次請求減少罰款數，吳當著我的面拒絕他說：「這不可能，我們已作出巨大的讓步，一萬元是最後的考慮。不過，如果貝克爾能痛快地答應有關條件，我們也將考慮幫助貝克爾。在這一方面，貝克爾做得好，紅軍將考慮減少數目；貝克爾做得越好，紅軍將考慮減少越多的數字。」
有關條件分為四項：
（一）貝克爾必須以中華內地會的名義寫一封表示認罪的覆信，信中要表示他們在談判及獲釋問題上不再堅持宗教立場；
（二）當中間人帶著罰款來紅軍時，必須讓張將軍的政府軍談判代表同行；
（三）紅軍的兩封信由教會轉交廣西省的兩位有影響的人物，並帶他們的回信返回；
（四）貝克爾必須用罰款購買部分紅軍在信中所列的物品，如果購買後合計用款數超過罰款，那麼紅軍將在凱勒神父的罰款內扣除。
有關上述內容的中文草稿交給我讓我翻成英文，由中間人代交貝克爾，然後我向「吳法官」和楊鞠躬後離開。路上我為貝克爾的困難處境而難過。我覺得這次會面，紅軍提的條件簡直是異想天開。
當凱從吳那裡回來時，看上去有些得意。吳讓他分別給德國駐華領事和羅馬天主教駐華使團寫信，以及給在上海的一個富商教徒寫信。凱認為獲得幫助不難，請求自己起草，但吳拒絕了。三封信的中文稿已擬好，詞句粗俗傲慢，信中所談的條件近乎瘋狂。令人慶幸的是人們都知道這並非出自我們的意願。
第二天早上，中間人攜帶這些信返回了。雖然他們這是徒勞的往返，但我們高興這三個朋友能安然從吳那裡離去。我非常同情他們的困難使命。他們中那兩個信奉上帝的教友也為我進行了不尋常的祈禱。
這一天我們又艱苦地行進了很遠，來到一個位於山腳下的貧窮的小村。村中的窮人不知道共產黨是屬於他們這種受壓迫階級的，他們逃到山裡，村中空蕩無人。
第二天，我們沒有行軍。紅軍列隊在田野上聽一個部隊領導講話。這位領導首先肯定了這一段進軍的艱難困苦，並提出在這兩天內將打到一個富裕的地方，在那裡休整補充。對於缺乏供給的紅軍，這個目標是很吸引人的，因而提高了紅軍士兵的士氣。這個領導人以紅軍特有的方式——喊口號來激勵士兵。這些口號是「打倒帝國主義！」「打土豪分田地！」「打倒國民黨反動派！」最後是歡呼「蘇維埃萬歲，萬歲，萬萬歲！」這之後紅軍官兵的精神都振作起來了。
以往行軍時，我曾看到路邊寫有上述這些口號。由於行軍艱難困苦，紅軍的宣傳人員常在山腳醒目的地方用粉筆寫一些標語和口號，鼓勵士兵們勇往直前，但其中一些標語的內容不能當真，如「到山頂了！」這意味著尚在半山腰；如「不遠了！」這意味著尚差十英里之遙；如「到了！」這意味著至少還差五英里。有一些標語是提出爬山競賽或講一些有趣故事的。
幾天後，紅軍向一個城鎮發起攻擊。但結果令人失望，我們只得從右邊繞過這個城鎮。
中國新年（春節）的第一天，我們仍在行軍。後來我們經過一個看上去很富庶的村子。村子沿山路排開，房子後面就是稻田。村內的房屋建得都很好，顯示這裡很富有。我們下山進入村中，一些房子的大門上貼著紅紙對聯，上面是中國式發財大吉的字句，以慶祝「春節」。
中午我們到達猴場[8]，這是海曼教區的一個大鎮。從前，有一次當我從鎮遠到自己原來傳教地遵義時，曾在這裡待過一個禮拜天。這次我們分住的房東是一個晚清的秀才。他看上去很有學問，待人友善。他表面上對紅軍的到來非常歡迎，但內心肯定對這些在春節時來他家的不速之客感到煩惱。
他給我指睡覺地方時，告訴我年前紅軍朱德將軍的部隊也曾經過這裡[9]。軍中也有兩個外國人，但他們是朱德的顧問。老先生認為那兩個是俄國人。他們穿得很好。
從這裡我們向甕安進發，當聽到甕安時我很高興。賽西爾·史密斯和哈理·泰勒就曾在那裡旅行，並在當地傳播了福音[10]。當我們穿過那裡的大街時，有人正在燒政府的牌匾。我當時認為還會住在衙門，可不久我們這一夥卻被帶出城，住在城外了。進房後發現裡面東西雜亂，顯然這是前面部隊乾的。
第二天繼續行進，在山谷的村莊旁我們看到了一條公路。路很寬，兩邊有溝和防護牆。走在這裡簡直像國王出巡，但我們是個例外。我們轉入另一條路，這路是貴陽至舊州的。我們似乎正向貴陽前進。我開始為省會的朋友們擔心。後來我們又轉向另一條通往扎佐的路。遠遠可以看到座落在一片美麗平原上的那個城鎮。這時紅軍的將軍們停下來討論下一步行軍路線。待命時，我看到一個政府軍尉官在衛兵的押送下被帶到這裡，紅軍圍著他了解前方的事態及被俘經過。他後來被押在我們身後。隊伍迂迴了一個大彎，然後通過一片稻田，走上一條通向那個城鎮的公路。
城裡的主要建築是我很熟悉的天主教堂。過去我從遵義來往於省會時都要經過這裡。這時神父指著建築的外牆令人驚奇地說：那也是一個教堂。我們漸漸靠近，看得也越來越清楚了。我對兩個教堂如此靠近而驚奇。神父說：「那個位於牆外的可能是屬於天使姐妹會的。」當經過時，神父讓我注意看大門上的灰色天使塑像（做工極差）。這是一個新教派，它的教堂建設尚未完成。
我們住在一個小旅館裡，裡面的一些房間以前我經過這裡時曾住過。女老闆待我像客人一樣，並同意賣給我們一些麵條、豬肉和雞蛋。她後來認出了我，說：「你以前在這裡住過吧！」我點頭證實了她的記憶。
被俘的政府軍尉官被分在了我們的房子中，他滿臉憂愁地說：「我活不過這一年了（春節）。」我試圖讓他高興，後來發現他最大的問題是愛情。他的未婚妻在貴陽，他們正打算結婚。他倆是新式的一對兒，女方受過教育，過去他們經常通信。他現在缺少衣服和鋪蓋，只得靠別人行善了。我送給他一件上衣，並讓他時常使用我的毯子。
這裡距省會只有一站路，我們都希望第二天能向那裡進發，但早飯後我們轉向西南，走上另一條公路。我發現隊伍正向修文那個小城進發。有人說這是因躲避飛機而向貴陽迂迴前進。在上午這段好時光里，我們大約走了十英里的路。公路直通山上修文城的城門，遠遠看上去莊嚴的修文城幾乎與天相連。
剛要進城，突然命令防空，大家都疏散隱蔽；但等了大半個小時，沒有看到飛機，我們才開始進入城中。這時防空號又急促地響了。一架飛機盤旋在城的上空，並扔了一顆炸彈。不久當我們重新列隊時，防空號再次吹響。衛兵把我推到一個廟裡隱蔽，我在那裡度過了一個中午。後來飯好了，我們才到外面街上吃飯。天黃昏時，我們再次出發，繼續向西。我們離開了公路轉向一條貴陽至黔西的土路。經過兩天的行軍，我們到達了貴州的主河——鴨池河邊，但沒過河。隊伍離開公路沿河行進。最大的困難是河邊缺少容納這支大軍宿營的地點，許多人只好露宿。我們被安排到一個灶房的地上睡。在公路上時，紅軍曾繳獲了一輛長途汽車。大多數士兵都沒見過汽車，有一些人以為這動不了的汽車像一個活動房。由於車不能開，大家很失望。
紅軍搭了浮橋渡過了河[11]，馬由馬夫趕著從水裡遊了過去。後來我們沿著一條路向山上爬時，馬夫又採取讓馬和我分離的老辦法。我只得步行。到山頂時，我累極了。衛兵們很關心我，直接了當地說：「下山時你可以騎馬走。」我們在山頂等著馬夫，直到我騎在馬上才鬆了一口氣。衛兵擔心我掉隊，竟在後面惡作劇式地用皮帶打馬快走。馬對下山要快跑的抽打很不情願，在原地轉圈；衛兵繼續抽打。這時「吳法官」看見了，警告那個衛兵：如果因抽馬發生了什麼事，就要他的命。晚上我們到達了一個大鎮——威信。這天是禮拜日。當在街上等待分「臥室」時，一個邊吃邊賣葵花籽的小孩跑來，他父母是天主教徒，他以為我也是神父。
第二天，我們到了黔西，被帶到衙門裡待了幾天。開始住的房子很好，但沒有家具。地上散落了一地文件，我那些同伴都好奇地拾起來讀，並從中得到趣味。房中有長條形的窗子，外面是主要的過道。人們從窗外的過道出出進進。有時那些窮人會在此受到招待，諸如分發衣服什麼的，場面很嘈雜，許多人擠在那裡以便得到東西。有人不知道我們是犯人，有時竟向我們討要食物和衣服。過去這裡教堂的教士克羅夫特對這些窮人很關心，克羅夫特的名字在城內外幾乎家喻戶曉。有人告訴我，他剛剛離開此地，撤到大定去了[12]。得知他從紅軍的突襲中脫險，我感到寬慰，我希望他能在大定和他的德國姐妹那裡暫避一時。
在這裡住下後，紅軍建立了一個共產主義政府。住在衙門裡的吳恰如其分地成了這個政府的首席法官。中國的衙門通常就是審訓犯人的地方。這一天殺了豬，我們停留在這裡第一次吃肉。城裡的攝影師被叫來為紅軍衛兵們照相[13]，他們中的一個借了我的鋼筆，這成了大家照相時不可缺少的裝飾，而攝影師為自己的生意忙著幹活；這表現了人的天性。
大定[14]距黔西兩站路，已證明也歸於這個紅軍政府管轄之下了。後來我們沿著公路向大定進發，被紅軍押著走的還有包括婦女在內的幾個需交納罰款的新犯人。第二天行軍時紅軍與政府軍發生了遭遇戰。靠近城市時，我們離開公路迂迴到另一條山路上。爬到山頂，大定遠遠在望。下山的路很難走。上帝指派那個像西班牙人的衛兵與我同行，縱然我自己能走，但他出於關心怕我摔倒，扶著我走下山來。
進入大定，我和其他幾個犯人被帶到天主教堂管事的房中。晚上，我、神父、孔、李被從各自的房中叫出來，集中到旁邊的一間有家具的房中過夜。房中有兩張中式大木床和一個茶几、一張桌子和幾個凳子，這些家具都塗有明亮的大漆；地上有一個爐子，裡面燒著煤。安頓下不久，房子主人的孩子來了。他很友好地給我看一些明信片。在這裡住下後，大家很喜歡和孩子玩。一天，一個很小的女孩子拿來一本內地會印刷品《主的偉大》，讓我讀給她聽，上面有圖和文字，介紹教會的歷史發展和慈善事業。我的那些夥伴們也都用心聽著，我回答關於上帝的信仰、祈禱等問題，這使他們感到興奮和鼓舞。到現在雖然沒有《聖經》，但這份宣傳品卻使我感到極大的滿足。這裡面引用的章句，後來我又一遍遍地背誦。
第二天晚上，兩個犯人加入到我們中。他們是政府軍的官兵，一個三十歲左右，另一個是十五歲的孩子，他是政府軍連長的勤務兵。沒等到天亮，我們就成了熟人。他告訴我，他的連長因害怕落在紅軍手中不會有好結果，而在被紅軍抓獲前自殺了。
一個衛兵來到我們房中，遞給我一個從貴陽送來的包裹。包里有一雙羊毛襪子，一件毛衣，一些巧克力、牛肉乾、方糖和咖啡，以及一聽煉乳；我愉快地與神父共享這些朋友的贈品。
能在這裡等待一段時間令我感到快慰。後來我們調整了住房，搬進一座廟中。我住在左邊的配房，從這裡能看到院子中士兵們的活動。房子很長，有床、條幾等幾件家具，以及做工很講究的窗；但上面貼的窗紙都破了。從破窗孔中能看到其他房子裡犯人被帶進帶出院子的情形。我們大多時間在房中烤火。
紅軍告訴我們，這裡烤火的燃料只有煤，煤燃燒的時間長，但不易生著。其他犯人不會點，我先前曾燒過煤爐子，用一些木柴和紙就引燃了煤。
紅軍在此繼續招募新兵，一些新參軍的人是苗族。一天晚上，這些苗族新兵唱起他們民族的歌；與我們宗教歌曲比，苗歌也相當淳樸。大定周圍有一些苗族部落。
住下後的第一天，我就聽說中間人回來了。中間人在吳部下的陪伴下來到我的房間。我興奮地發現來人竟是我過去在貴陽認識的喬舒亞。我們在一塊兒親密交談。喬是阿昌族[15]，家距大定三十英里。他是個虔誠的基督教徒，為貴陽的教會所雇用。他告訴我到這裡的困難經歷。我感謝他給我帶來的包裹。這時我才明白，原來帶的東西很多，但被沒收了一大部分。從他那裡我得知貴州的朋友一切都好。我們會面的時間很短，後來喬到街上買了些餅乾和糖送給了我。在這中國的春節期間，我正處於缺這少那的困境中，這些東西真是一份厚禮。
一天，一個衛兵將一本書扔給我說：「這是你們福音堂里的書。」接過一看，是本中文的《新約》[16]，書後附有讚美詩。謝謝上帝，我得到了日夜渴望的東西。這是一個多月來我心靈不斷祈禱的回音。孔、李也湊過來看。神父出於他們信仰，對此不屑一顧。
在這裡待了不長時間後，我們再次奔上征程，沿著公路向畢節進發。我們行進的速度很快，中午就走完了一半的路。早上出發時，經過喬那裡身邊時，他正在綑紮笨重的行李，我們又談了幾句。交談中我得知了世界上諸如荷蘭發生的一些事。喬還將他的兩塊銀元送給我，告訴我他回去的路費夠用的。這些事他都明明白白地告訴衛兵，因為他受到衛兵們的嚴密監視。後來衛兵看到我們已破壞了隊列，於是將他帶開了。在行軍中，天空陰雲密布，雷聲隆隆。我非常擔憂地祈禱，不要在我們行進時下雨，後來果然雲開霧散。不過災難又來了，路上我們有一兩次隱蔽在溝內躲飛機，看著飛機在天上盤旋真是又新奇又害怕。第一次，炸彈呈拋物線狀被扔到了前面很遠的地方，後來飛機又扔了兩三顆炸彈。飛機數量少，速度快，無法按預定計劃阻止紅軍前進。飛機飛走後，有幾個人被炸死了，但我們安然無恙。到達宿營地後，我們停在街上等待分配住房。通常，這時我們身邊會圍上一群人，與我們進行有趣的對話。有些當地人很好，給我們端來水並拿來椅子；一個賣大個兒甜梨的小販，還減半價賣給了我一些梨。
我們被分派進一間可能是新婚夫婦住的房間，裡面的東西全都是新的，刷了明亮的油漆；床很精緻；烏黑髮亮的條幾帶有雕花嵌板，上面放著一些裝飾品；椅子和小茶几都非常新。大約一小時後，幾個人又被帶進房間裡。床劃給我們兩個外國人，另外的犯人睡在地上，頭枕著條凳。過去住的地方都是小凳子，現在房中有椅子，我在上面坐了一會兒，並像紳士一樣輕鬆地吃了一頓飯。紅軍仍按習慣圍成圈蹲著吃，菜則放在一個小凳子上。條几上的抽屜，在我們來這裡前已被搶空了，但這不妨礙衛兵和犯人繼續找東西。在一個抽屜里，他們發現一雙仿象牙筷子；後來大家又爭奪房中的瓷碗。一些刺繡用的紙樣子，被一個紅軍犯人鋪在自己的草床上了。
兩個失職的士兵現在淪為犯人，關在我們這裡。當我們坐下圍著銅火盆烤火時，我拿出《新約》來看。這時孔講起了在家鄉一次廟會上聽外國人講的故事。大意是一個老人有兩個兒子，年輕的那個兒子拿著老人的錢去上海，但將錢全揮霍了，回家後仍得到了父母的寬恕。這個故事我知道，就是「敗家子」的故事。孔很有興致地複述這個故事，但令人遺憾的是在那種環境裡沒人感到有趣。
住房又一次調整。衛兵們為調到一個好住房而忙碌。我問一個換班的衛兵：「我們下一站將去哪裡？」他告訴我：「進城後將住在畢節三個衙門中的一個。」
我收拾好鋪蓋走出房間。神父的腳痛，走起來有些跛，為了不失去作為神職人員的尊嚴，神父找了根竹棍拄著。一所房子遠處看去令人印象深刻，走近了卻發現房子很舊。窗下和門邊讓兩個犯人占了，對面還住了幾個。我們的位置正是風口。房頂沒有天花板。第二天，衛兵用紙糊了窗，屋裡稍微暖和了一點兒。
在房中，一個衛兵拿給我一本英文書，問我能不能看懂裡面的內容。書的封面被撕去做了草鞋帶，同時他還從上面撕下了幾頁紙。我告訴他我能看，並認出這是一本英文的《新約》。他覺著沒用就送給了我。當我翻開看時，發現裡面竟也附有讚美詩。
* * *
[1] 這個人以及下文提到的婦女等，結合文中內容判斷，這些人顯然不是薄復禮所說的純粹的「農民」和「婦女」。根據當時紅軍的政策，他們應屬於惡霸地主、富農和反動壞分子等。
[2] 進來的外國神父為漢斯·凱勒，亦譯作克爾納，中文名字耿友華，時為天主教貴州東路教區石阡教堂司鐸，1936年1月21日紅軍攻克石阡時被俘，薄復禮獲釋後，於同年在紅軍西進準備自麗江強渡金沙江的轉戰中，漢斯·凱勒病死在雲南姚安縣，紅軍以漆木棺材裝斂埋葬於該縣城郊。
[3] 英文「孔」和「凱」發音近似，均拼寫為Keng。
[4] 指海曼，紅軍扣押時認定他的中文名字為成邦慶。
[5] 1936年1月20日紅二、紅六軍團撤離石阡。
[6] 為找到中國教徒楊某和吳某，他們於1935年底自湖南出發，1936年1月在貴州找到紅軍。
[7] 位於今貴州甕安縣境內。
[8] 位於今貴州甕安縣境內。1936年1月23日紅二軍團部隊占領猴場，翌日占領甕安縣城。
[9] 朱德等所率領的中央紅軍經過此地的時間是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曾在猴場召開重要會議。毛澤東等大多數委員抵制了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博古、李德要求回頭東返的錯誤要求，由此地出發突破烏江天險，扭轉了中央紅軍長征以來的被動局面。
[10] 兩人的具體情況不詳，似乎應為中華內地會早期到貴州傳教的牧師。
[11] 便水戰鬥後，紅二、紅六軍團進抵石阡、江口。由於國民黨軍以十五個師的兵力圍截，加之該地人煙稀少，糧秣匱乏，軍團決定放棄原擬在湘黔邊建立根據地的計劃，繼續西進，力爭向黔西、大定、畢節方向發展。2月1日，紅二、紅六軍團連克扎佐、修文重鎮；2日以繳獲的電線絞成鐵繩搭建浮橋，強渡烏江上游的天險鴨池河，將敵人徹底阻隔於鴨池河畔；3日紅軍攻克黔西，至9日實現了向黔、大、畢戰略轉移的目的，在大定建立了中華蘇維埃川黔滇根據地。薄復禮所說的「浮橋渡河」，即指這一事件。
[12] 今貴州大方縣。
[13] 此地應在黔縣縣城，據悉：紅二、紅六軍團長征留下的若干珍貴照片即拍攝於此。在大定（今大方）縣城，紅二、紅六軍團部分幹部也攝有傳世照片。
[14] 大定和畢節的兄弟會、女子會同屬內地會。
[15] 阿昌族為古代氐羌部落的一部分成員南遷後形成的一個跨境民族，中國境內的阿昌族人大多居住在雲南省德宏州。
[16] 《聖經·新約》與《聖經·舊約》等均為基督教聖典，但後來天主教崇尚《聖經·舊約》。漢斯·凱勒為天主教徒，故對《聖經·新約》避而遠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