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西方傳教士的長征親歷記 · 第六章　並非孤獨

再次穿上那身茄克上衣，就像利刃一樣刺透了我的心。我的遭遇未得到吳的絲毫同情，他冷冰冰地命令我回到戰壕。大部分犯人得知了我的事，當我獨自被留下時，都來安慰我說，海曼回去後會幫助再籌款來的，你很快就會自由的。這些同情和關注，促使我更加傷感。 「大家放心，雖然海曼離去，但我為有他這麼一個真正的朋友而自豪，我十分高興他能先走。」我用聖經的話表達自己的心情，「上帝不會置你而不顧，將和你永在，哪怕到世界末日……」 回到房中，我拿起《荒漠甘泉》讀了一整天，那裡面的故事和我的經歷驚人地相似。裡面有這樣一句：「不公正的判決聽著，上帝還未在你們這喧囂狂妄之夜來臨，切莫超越上帝容許的限度，我告訴你，若非你必將自食其果。」 我重新收拾自己的行李，那裡面有一塊銀圓、一個指南針和毛巾等洗臉用具，以及紅軍給的一個蛋糕。這時，我發現銀元不見了。我突然想起從外面土洞裡取回的罐頭，結果也沒有了。我懷疑是剛才我不在時被人偷走了，於是我去找連長報告。 「一定是因為你外出時未放好。」連長用一種漠不關心的口氣回答我。 「如果你這樣看待問題，我只好不找了。可要是你的東西被偷了，你會怎麼辦呢？」 我去找了「嫌疑犯」。那個被「嫌疑」的少年紅軍像受了天大冤枉一樣，強烈抗議著，似乎我玷污了他的「清白」。他爭辯說：「說不定掉在床下了。」他一邊說一邊不顧自己乾淨的衣服爬到我的床下。他突然像被咬了一口似的，大驚小怪地找出了那塊銀元。我對此真沒什麼可說的了。 吃晚飯時，我從紅軍的腳上看出又要轉移，他們發給我一雙草鞋。對於每次出發行軍發草鞋之事，沒有人解釋這是為什麼。有時在早上，紅軍會透露一些當天的行軍計劃。因此，我對於行軍時需要的物品，如挎包、鋪蓋、雨傘之類的東西每天早上就收拾起做好出發的準備。每次收拾行裝時，同屋的那個少年犯人總使我分心。後來，紅軍重新給了他自由，他離開的那天晚上，提出要幫我收拾行裝，真使我哭笑不得。 晚飯後，我再次拿起《荒漠甘泉》，看到了《祈求賜福》一段： 他堅信主的賜福將使他不受傷害， 縱然險象環生， 全能的上帝也將與他同在。 雖身陷囹圄但意志不摧， 上帝的信仰可慰生平，心愿已足。 困苦危難，主的賜福將使他衝破羅網， 面對惡魔的兇殘，我們一遍遍祈禱， 大家心心相通，暗暗相助。 噢，上帝子民，主將給你們賜福， 哪怕惡運重重，水深火熱，你也將得到主的幫助。 主將賜福於你不受傷害， 那無形的幫助，將使你看到聖靈，驅散心中的迷霧。 清晨四點左右，我們吃了早飯等待出發，並用供給的木炭生了一盆火取暖。這時，衛兵叫大家收拾東西出發，但當大家帶著行裝出來後，又有人通知返回等候命令。配給我的那匹馬被紅軍充分利用，馬身上馱了一大捆紙，但卻沒考慮馬的主人將怎樣用這匹馬。顯然，這麼多的東西已使馬無法再擔負不幸的我和我的行李了。出發後我成了馬夫，牽著馬或跟在馬後面，在這種「照顧」下，我們穿過院子離開了桑植。 中午，我的瘧疾突然發作，簡直無法跟上隊伍，但服了奎寧和嗅鹽後療效很好。上帝通過衛兵之手顯示了對我的憐憫。那個高鼻樑綽號「帝國主義」的紅軍士兵，有一臉與一般中國人不一樣的又濃又黑的大鬍子，很像歐洲男子，雖然鬍子常刮，但那鬍子長得很快。他看到我發高燒，允許我休息了一會兒，因此我們掉了隊。這引起紅軍領導的懷疑，幾個士兵被派來幫助我拿行李、雨傘，但沒考慮如何使我跟上隊伍。我對那些幫我背東西的士兵很感激。我那些行李與士兵們的相比顯得微不足道了，他們的一桿槍就有十磅[1]重。 當到達預定的宿營地時，我發現沒有給我們準備住房。衛兵們很惱火，一般講，打前站的人應將名字寫在分配的住房門上。而這次，我們這一部分的名字是寫在橋邊的石頭上，但這是過橋還是順橋邊向左走，意思很不明確。後來，決定過橋，結果錯了，我們必然再返回原處。當我們最終知道去向時，天已很黑了。路雖很近，但這次紅軍讓我騎馬去，而這就是我一天的「騎馬行軍」。 連長對我的病很關心，答應第二天給我配備馬。晚上的住房，曾是以前經過這裡時住過的，我的位置靠著火塘。天亮時，我們再次出發，而我的馬仍馱著紙和別人的東西。天下起雨了，道路泥濘。我們走了大約二十五英里，而我僅被允許騎馬走了約五英里。 晚上宿營，犯人們被集中到一間當地人傳說「鬧鬼」的倉房中，一共住了十五個人；而前一天我們住的最擁擠時也不過五人，即連長、司務長，以及孔、李和我。倉房實在容不下這麼多人，我被分配到房子裡面的牆邊。人太多了，我們只好和衣躺下。連長發現後，下令調出去幾人，這樣，我們的處境才稍微得到了改善。作為特殊照顧，他讓我到他房中烤乾衣服，並給了我一杯熱茶。 政府軍的飛機又發現了我們，我們第一天行軍時大概未被發現，但第二天行軍一開始飛機就跟上來了。防空襲時，我們曾隱蔽到一片果林中，樹上柑子滿枝，因未查明是地主的還是老百姓的，紅軍命令不許摘。後來，一個婦女看見了我們，馬上趕來賣柑子。我渴極了，買了一個最大的，一氣兒吃完這個新鮮的柑子後，便躺在樹下草地上休息。飛機走了很長時間後，我們才開始行軍，但剛走出果林，空襲的號聲又響了。我們還未跑到林子邊，飛機就飛到跟前了，顯然飛行員發現了我們。飛機盤旋著俯衝下來，我與孔以及兩個衛兵慌忙跑到一棵樹下臥倒，炸彈在我們身邊爆炸。我嚇得不知所措，孔很鎮靜，他問我是否害怕，我回答說：「上帝保佑我。」一個士兵和一匹軍馬被炸死了，孔請求我教給他祈禱。 再次行軍時，我的腿有點兒跛了，而我的馬仍舊因馱著東西而無法騎。當來到宿營地，正準備上住房台階時，吳和他的妻子看見了虛弱無力的我。我和張將軍坐在台階上一邊交談一邊等待分配住房。 張問我：「最近怎麼樣？還天天祈禱嗎？對繼續這種生活有信心嗎？」 「感謝上帝的幫助使我堅持到現在，只要他愛我，我就不會倒下。」 「大家都為你和海曼的真摯友情而感動，你應為此而自豪。」 上帝使我和海曼為他們這些人做出了榜樣。吳的妻子拿著幾件要洗的髒衣服經過這裡時，聽到了我們的對話，她為我仍有這樣堅強的信念而驚訝。張告訴吳的妻子，我們正在回憶與海曼相處的那段美好時光，並說老薄認為海曼是上帝特意安排來的。吳的妻子聽著一邊嘖嘖地點頭，一邊評論：「唉！他還是這麼迷信。」 晚上，紅軍派醫生來為我看病。我告訴他我的腿可能是患了風濕，他告訴我：「明天你的馬不能再馱東西了，你應該騎馬行軍了。」 第二天，紙被轉移了。不知走了多遠，連隊的通訊員請求說：「讓我騎一會兒你的馬吧。」我很不情願地答應了他。 路越來越險。連長帶著我們又走上一條更險的山路。突然，隊伍後邊有人大叫，回頭一看，山頂上一塊大石頭滾了下來，大家都躲進旁邊的一條水溝。這時，通訊員騎的馬突然摔倒了，馬沒有受傷，但騎馬人被壓在馬身子下。看我的衛兵馬上推我去騎馬，並評論道：「真妙，看來這馬只能你來騎。」 天黑了，我們仍未到達宿營地。這時前面出現了一條河，我想大概又得按慣例進行「洗腳儀式」了。有人在橋那邊手持火把接應我們。這是一座非常簡陋的橋，人和馬通過時很危險。 前面的人和馬都艱難地過了橋。輪到我時，馬夫害怕了，他將馬牽到河邊趟了過去。當我騎馬登上對岸時，衣服都濕了。晚上我靠著馬鞍，沒有生火烤衣服，醫生也沒有來，我就這樣過了夜。而馬就在旁邊吃草，這成了以後我們過夜的方式。 第二天出發時，我們走上一條通向城市——修平（音譯）的大路。紅軍情緒高漲，有一種像獵人捕捉獵物般的喜悅。中午，我騎的馬被讓給了一個紅軍領導，他病得很厲害。當我氣喘噓噓地堅持了五英里時，那個領導正牽著馬等著我換騎。快接近城市時，我又再次徒步行走。其他紅軍讓我再堅持走一會兒，我的腿痛得很厲害，掉了隊，大約兩三個小時後才到達那個城鎮。 我們在一個官衙建築中住下，這是一個四合院落，在正廳內我看見裡面有許多家具擺設。院子兩邊的側房已住上犯人。孔和李鬱鬱不樂地坐在犯人中間。晚上，他倆和一名中尉被帶到我的房中。 衛兵來時給我們拿來兩隻小木凳、一個銅火盆和一些鋪床的稻草。我們四人擠在一張床上睡。 在修平住下不久，紅軍開始緊張地到處書寫關於「共產黨」的標語，並配以宣傳畫。修平的許多商店住上了紅軍，像占領軍一樣，許多士兵隨意從裡面拿自己喜歡的東西。當然，這是在查抄浮財的名義下進行的。其中有衣服、鞋、成匹的布和綢緞，以及富人家的各種物品。這種方式，類似人類原始的掠奪，其理由就是「他們富有」。行軍中，這種現象是反覆出現的。犯人中那個十七歲的富農要求吳運用手中的權力為他找雙鞋，並要求吳做出時間保證。他太大膽或者太直率了，不過他的確覺著自己活夠了。後來他又給吳寫了張條子，表示他對這種生活已無法忍受，要求給他一顆子彈。 上次在果園防空時，因轟炸，樹上的柑橘落了一地，大家拾了一些並送給我，甚至吳也送了半打給我。在修平的停留使我感到鬆了一口氣。 不久紅軍又順利地攻占了前面的一個城市，在這裡紅軍修改了他們以前的政策，商人、地主等被勒令交納罰金。紅軍沒收了這裡的官方郵局，並從中得到一批英文報刊。他們命令我翻譯其中的重要內容，以供他們參考和油印，這占用我了很多時間。指導員接受了登記那些沒收財產的任務後，他讓孫少校、王少校、張將軍和我幫忙登記，我們大家因此能天天見面。 譯報紙時，由於了解到外面的消息使我非常高興。我得知義大利與俄塞埃比亞的關係日趨緊張；國民黨召開了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2]。他們要求知道會議情況及當選人員。我從早到晚緊張地工作。一天，張獲准買了些羊肉，他設法煮熟了，邀請我去吃晚飯。這頓美味的晚餐，使我不由得沉緬於將來獲釋的幻想之中。 幾天後，紅軍給張供應了加糖的米粥。當張知道我沒有時，送來一大碗給我。這使我深為感動而無以回報。 在這座占領的城市中，最成功和出乎意料的是紅軍發現一家麵粉廠及其產品。吳曾是湖南的一個佃農，會蒸饅頭，我暗地希望吳能亮亮他的手藝。後來吳送給我四個油卷，來自中國北方的孔看見了，眼中流露出一種「貪婪」的目光，這是北方的主食。當然，我和孔、李等共同分享了。吃的時候如果能有一點兒黃油，我真能高興地喊出「麵包加黃油」！ 紅軍在這裡還占領了一座天主教堂，他們將裡面的東西拿出來，其中有一副已破壞了的耶穌受難十字架，它有五英尺高，背帶光環。紅軍很奇怪它的造型，拿來讓我解釋，並問我的宗教是否也崇拜它。雖然我們與天主教教義有區別，但看到他們這樣褻瀆聖物，我心中十分不快。我只能簡單地告訴他們說：「我很難回答這個問題。」他們對這個受難十字架的意義茫然不知，由於我不肯告訴，他們只好拿了回去。但如同紅軍在處理其他事物講究追根問底一樣，他們不斷地問我。後來他們也為自己的行為感到內疚，告訴我：「對十字架的那種做法是不應該的，但的確是因感到好奇才從教堂里拆下來的。十字架上的那個人為什麼受此酷刑，是什麼原因使他被釘住了手？」看到他們的確對耶穌受難十字架不了解，我告訴他們：那是上帝看見人間的罪惡，看到罪惡緊緊圍著人類，這是他為了免除罪惡而暗示我們的，上帝能看到人間一切罪惡，也能赦免你的、我的、大家的罪惡，把我們從沉重災難中拯救出來。那些提問題的士兵注意聽著，似懂非懂，但這些真理引起了他們的思索。 在這期間，又有同志要求我給他們編織衣物。王的助手介紹來一個同志，他拿來一大捆深紅色毛線（當然是沒收的），請我織一件毛衣。這件活兒及翻譯報紙忙得我不可開交。每天過得很快，我的風濕也由此加重，以致每挪動一下腿都感到痛苦。 這些天裡有一件趣事。一天當我和孫少校在房中翻譯報紙時，那個十二歲的紅軍女兵跑來。她戴著一頂與她不相稱的大軍帽，在認真地看了那些英文報紙後，出乎意料地用英語對我說：「哈羅，大鬍子，這裡是不是一個你感到不舒服的外國城鎮，你的名字怎麼寫？」看著這個臉旁襯著紅領章的小女孩，我簡直驚訝得說不出話來。「你……你過去不是不能說話嗎？」她對我的提問不予回應，轉身像風一樣跑了。紅軍中的人過去老是因為她不說話而嘲笑她，我們大家都沒想到這個女孩是那麼聰慧和深藏不露。 沒有跡象表明我們在此停留多長時間。一天，負責後勤的一個年輕紅軍給我們四人（我和孔、李、中尉）送來一些老式的中國衣服及物品，其中還有一些布草鞋，可能是到了換髮衣服的季節了。衣服中有件是用山東的粗短絲綢做的，這件衣服甚至比我當傳教士時的衣服都好。我穿上這身衣服，很像中國的老夫子。 八九天後，我們曾轉移過一次，不過只是從大房間搬到一個長廊里，原因是那房子的主人回來了。我的行裝最主要的是裝著碗筷的背包，每次住下時，我總要將背包掛在一面牆上，並將那下面作為我的餐室。在這裡我們仍有床，中尉已獲釋，四人變成三人，儘管少了一個，大家睡時仍很擠。富農對晚上大家要擠在一張床上睡表示不滿，他說：「我不習慣看著別人睡覺。」結果他只好橫著睡在我們腳下。 衛兵無處可待，只好坐在房中，天冷時，他就生起火來取暖。我們要得到他的允許才能湊過去烤烤火或干點兒自己的事。這樣大約住了三四十天。一天中午，吳帶著警衛員急促地來到我的房中，一進門，他就命令大家放下飯碗準備出發。秩序一下子亂了。大家慌慌張張地連衣帽都未穿戴好就列隊出發了，不知道是執行任務還是緊急撤退。 在衛兵的催促下，我只來得及拿上掛在牆上的背包，衣服等用品都未來得及收拾。幸運的是那本《荒漠甘泉》因事先放在包中沒有丟失。我們從城後面撤出，急行軍爬上了一座很高的山。衛兵不斷催我快走，由於我那患風濕的病腿一瘸一拐的，他只好挾著我走。衛兵又是那個長得有點兒像西班牙人並了解一些外國事的大鬍子士兵。他長得又高又大，我們都戲稱他為「羅馬教皇」。這時，連他都累得不行了。 吳見此情況很擔心，可他愛莫能助。先前，他曾命令給我找匹馬，然而由於突然出發，隊伍混亂，馬夫也不知跑到隊伍的哪邊去了。 後來我們沿著一條很窄的公路來到一個城鎮，停在一個四邊不靠人家的小院內待命。這時，那條窄窄的路上擠滿了紅二、六軍團兩個系統的隊伍和牲口。不久，我們又出發了。走了一個多小時後，經過一座浮橋，大家只能排成單行過橋。過河後，我們邊走邊等候宿營的命令，但一直到了天黑仍沒有消息。 拘押的地主、犯人及我們排在一起走，只是他們被繩子捆著。犯人中有一個是漢口人，會講一口流利的英語，當看到我這個外國人時，他很驚奇。不知他為什麼被押，看起來他似乎是個洋行職員，後來未再見到他。 很快，這座城鎮成了突破政府軍包圍圈的最後通道。在撤離前我們曾聽到遠處的槍聲，但城內仍顯得很平靜。晚飯像平常一樣開飯，飯後開始撤退。不久我們突出了包圍，走進了山野之中。 天黑時，隊伍仍在前進。這時離開了公路改走一條田間小路，走了約二英里後，我們被帶到一間農舍中就地宿營。由於鋪蓋上次已丟失，我們只能和衣而臥，想到紅軍的現狀及未來的日子，恐怕已很難再補充那些鋪蓋了。房間分成兩部分，我很累，躺下後馬上睡著了。半夜時，我們又被叫起來出發。 幾天後，政府軍的飛機又發現了紅軍，因而每天都要防空襲。一次我們安全地藏在空磨坊中，但後來發現裡面全是水，大家只好站在水中等待飛機離去。那天晚上，我們是在一戶農房中過夜的。「王法官」拿著一塊從地主家沒收的紅氈子來問我，那塊氈子大概是中國式婚禮上用的，他問我結婚時是否也用這種東西。我一邊回答一邊想到它可以做床墊，後來王就把它送給了我。 天已很冷了，我的衣服很少，因此行軍時很願意爬山，可下山時則感到渾身很冷。連著三天我們都在山邊宿營，為了暖和，我們只好在房中多鋪了些草。在這裡每天早上都得待命出發。 這幾天中，連長很關心我。他讓我到他房中烤火聊天，問我的大部分問題都是關於「外國」的，最平常的是世界上有多少個國家。我回答前，先反問他認為有多少。 「五個。」他回答，「中國、帝國、外國、英國和日本。」日本、英國雖屬他們說的外國範疇，但他們往往認為外國也是國家名稱，紅軍所說的外國即我們所說的他國之意。 當我告訴他們前面所問及的地理常識後，他們接著問：「你的國家離中國多遠？」 「大約四萬華里。」大家接著開始計算按我們的行軍速度步行這段距離要多長時間，結果是大約要走兩年。 「那你為什麼跑這麼遠來中國呢？」這是紅軍常對我提的問題，也是個很實際的問題。後來提的問題超出了紅軍的政治範疇了。 「信奉上帝能有什麼好處嗎？」 「他將給我們以新生，這與你們共產主義大同小異。一般說親兄弟手足之情是比較牢固的，但即便是共產主義革命成功後，人們的心靈深處仍會利己和相互排斥，要達到你設想的未來，只有那些信仰上帝並通過不斷懺悔而純潔的人們才能實現。」 再次踏上行程時天已變得很冷了。一次當爬上一座很高的山頂時，那裡已有了積雪，不過已給我配備了馬。山越高、雪越厚，馬行走越困難。由於我經常落在後面，馬夫很惱火，常口出髒話。我只好下馬步行，結果前進速度更慢，馬夫又不得不讓我再次騎馬走。 「這對你應該說是好事。」我對馬夫講。因為只要我騎馬，他就可以甩手自己走。我感謝上帝給我這種照顧。當我們慢慢到達山頂時，能看到遠方紅軍的隊伍，我們必須加快速度趕上。馬跑下山的情景真是驚險萬分，可從來沒有發生意外。大多數情況下，馬的負荷很重，我一邊騎著一邊不停地祈禱上帝給這可憐的畜牲以力量。同時我還得像安慰「巴拉姆之驢」[3]一樣，不斷地對著這個可憐的傢伙說話。 一天，走了很長的路後才宿營。李和我睡一張床，這時我發現他已瘦得皮包骨頭。床雖然很硬，但很暖和。 早上醒來，衛兵給我發了一件老式的中國短上衣，不知道這件衣服的主人是男還是女，衣服已補了很多次。「冷的話，你可以穿上禦寒。」衛兵邊說邊遞給我。衣服的袖子簡直有一英尺肥，衣服主人的身材恐怕挺胖。因衣服上有許多補丁，使得這件衣服變得很厚，穿上很暖和。 在行軍的背包上，我的枕頭是一把紙雨傘。宿營休息時，孔告訴我，從後面看我不像外國人，樣子挺有趣，有點兒像打魚的老漁翁。 走了好多天後，我們經過一條河，河上搭的是用繩子拉成的浮橋。當時，軍情緊急，困難很大，但紅軍以驚人的速度建成了這座浮橋。橋是用繩子拴住浮在水面的桌子茶几等東西搭起來的。等候渡河時，一個身穿綢緞長上衣的紅軍領導現場講話。我希望能聽到一些新聞和實際情況，但他講的又是「打倒日本，反對蔣介石」等大道理。這個演講是為啟發士兵覺悟，鼓勵他們在困難中堅持奮鬥的。 過橋時，遇到吳和他的妻子，他倆看著我的模樣哈哈大笑。人們排成單行過橋，馬則從河中趕過去。橋很不穩，走過去很不容易。到了對岸，我的情況複雜了，馬夫沒等我就牽馬走了，追了大約半英里後我才趕上。看上去，我很像馬夫的下級。 這之後的行軍沒有再爬山，我沒有掉隊。晚上宿營在一個很大的村子，我們在一處約有四十間房的地主院子裡候命。一個衛兵給我送來一條褲腿還完整的褲子，可能褲子太長了沒有人能穿。等進了住房後，士兵們又送給我一些布頭，這是一些睡衣的殘片和衣領，很長也很結實，但這卻增加了我行軍的負擔。很可能是吳看到我的破衣後，下命令讓人給我的。我適當地剔除了些破衣服，這些被扔掉的衣服第二天就「自由」了。 行軍過程中，紅軍偶然也通報一下前面政府軍的番號或兵力。紅軍中有軍事教官，但不是正式委任的，而是根據需要臨時安排的。有兩個教官最出色，一個是張將軍，另一個則是紅軍的一個尉官，可不久他被指控為「奸細」。我第一次看見他時，他穿一件很厚的藍上衣，像犯人一樣被捆著。很多衛兵押著他，但卻優待他沒有抽打，似乎他被押著走也是一種教學嘗試。在那組犯人中，他的行軍位置總發生變化；或是提前一個小時走，或者落後一個小時到。 幾天後，我們到達一個大的村鎮，我真希望能在此休息幾天。當住下後，紅軍中似乎也有人提出了這個建議。我住的是一間很像樣的正房，從後窗可以一覽外邊的稻田，房內有桌椅、床等一些擺設，還能看到村邊的一些豬和家畜。經驗告訴我，它們即將在「沒收」的名義下成為我們的盤中餐。 住下後，吳的秘書來了，他讓我給貝克爾和妻子各寫一封信。這次內容要寫的很簡單，讓我告訴他們，我已患嚴重的風濕病，除按期交足一萬元外別無辦法。交錢地點可以選在修平一帶，那裡將是我們下一步的目的地。獲釋的希望又開始充滿我的心。 後來我的妻子收到了這封信，但她疑慮重重。信是寫在一張從祈禱書上撕下的小紙片上的，而且文筆很像共產黨的文學作品，根本不像出自我的手跡。 信寫完的當天中午，秘書對我治病的要求很快做了答覆。一個醫生被派來看我的風濕，他醫術高明，為人和善，穿一件藏藍色西裝。他原是上海某醫院的畢業生，後來受聘於政府軍，現作為紅軍的俘虜來貢獻他的技能。他懂一點兒英文，稱我密斯特薄。他給我打了一針，並給了幾種以前吃過的確有療效的藥。在他的治療下我感到病症減輕了。 第二天早上，沒接到出發命令，我很高興，虔城地祈禱上帝：希望後天也不要出發。這天唯一的「行軍」是我被遷到衛兵住的農民的房中。搬家時，我們曾路過一家商店，裡面關著一個政府軍尉官。商店的房裡光線很暗。我被命令靠著那個坐在櫃檯邊上的尉官，這很適合我們交談。 「我姓陳，是長沙人。你是傳教士嗎？是不是內地會的，我奶奶是內地會的教友。那個教堂就在我老家鎮子上。我懂得一點兒德文和宗教術語，教義不錯，是不是要求人們互愛？」他這樣問我。後來，他教給我一些如何辨別風向和天氣的常識，也不管我是否討厭他的談吐。談到祈禱時，他竟說他的祈禱能像念咒吹口氣一樣將衛兵吹走。當我提醒他現在正和其他犯人一樣是紅軍俘虜時，他似乎清醒了。 對於他談的教義，我認為在這個世界上讓這類人來宣揚我們的上帝，簡直是一件可怕的事。當然，他的奶奶可能就是導致他現在這種古怪祈禱的錯誤原因。 第三天早上，令人高興地再次聽到衛兵通知我繼續原地休息。於是我開始設想一天的活動安排。但早飯後，突然命令出發，大家又不得不慌忙上路。 走了兩三天後，在行軍中我發現會「祈禱」的尉官和那個「奸細」教官氣色不好。當我經過他們時，尉官已累得躺在地上。晚上我們到宿營地很長時間後，他才被衛兵拖著趕了進來。 第二天行軍時，我突然看到一個衛兵身著尉官的那件衣服，忙問：「尉官呢？」 「他和他的同夥被處決了。」不必再打聽了，我斷定孔和李也一定同時遇難。 我們越走越向高海拔的地區接近，周圍隨時可以看見陸地冰川。這時已近冬季，我永遠不會忘記這段行軍。每當夜幕降臨，我總是在累得半死的狀況下宿營，等很長時間後才吃上晚飯。飯後，我們隨地而臥，一覺醒來又是行軍。行軍時我累得每時每刻都盼望著休息和宿營，每接近一間竹編房子，每爬一座山，甚至每走一步，我總在幻想到了目的地；然而，隊伍仍在行進。每天我們都要走很長的路。 我們是在山區行進，天老下雨，我的下半身衣服總是濕的。雖然，衛兵讓我上馬，而馬夫卻老怕我騎馬；我既得看馬夫的臉色，又得看那可憐牲口的力氣行事。 每當爬上山頂，我心中總有種到了目的地的感覺；但紅軍前面的將軍們，似乎不知疲倦，總不下休息的命令。我一直未掉隊。有一次中途休息後，我的腿痛得打不過彎來，而馬夫又把馬提前牽到前面了。這時後面的政府軍步步緊追，槍聲和火光可見可聞。我們離開小路從山頂往下滑，草和雪擋住了我們的視線，當滑下山後才發現隊伍和路離我們已很遠。前面隊伍的火把很高，甚至可以聞到煙味，但要趕上大隊非常困難。衛兵們拿出被單搖晃著喊，但無濟於事；馬夫也跑了，現在唯獨能做的就是打著哆嗦等到天亮。我們等了約半個小時，後來衛兵帶我到稻田旁邊的一間房中過夜。 在這段艱苦的行軍中，我最同情的是那些犯人，與我相比，他們衣著單薄。真弄不明白，他們是怎樣忍受而一天天活過來的。一次行軍中，一個犯人趁天黑跑了，負責看他的衛兵倒了霉，像別的犯人一樣被綁了起來。 一天早上醒來，我發現衣服結滿了霜，我幾乎凍僵了，馬的身上也是一層白霜；然而，我們晚上的鋪蓋仍然只是寒酸的稻草。我這時甚至盼望著早一點兒行軍，可是必須等待吃完早飯再走。 我們開始向山區外進發，真希望在經過的每個村子裡住下來，但這裡的村子都有民團把守。一天在一個山腳下的拐彎處，前面一片零散的農房突然跳入眼中，遠遠地還看到一些紅軍士兵正在吃早飯；這時命令傳來，我們的宿營地就設在村頭的房子裡。 * * * [1]　1磅等於0.45千克。 [2]　中國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於1935年11月12日至23日在南京召開，這個月的19日，正值紅二、六軍團主力由桑植以北的劉家坪及桑植東北的水獺鋪（今瑞塔鋪）地區出發，開始長征，因此紅軍對此極為關注。 [3]　「巴拉姆之驢」是西方一個諺語，指一頭驢置於距兩堆完全相同的乾草垛之間，因不捨得放棄難下決心而選擇最後餓死。類似中國首鼠兩端的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