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西方傳教士的長征親歷記 · 第五章　「打」

一小隊人和三副挑子經過我的門口向院內走去，令人注意的是其中一個人很像是丁，挑子裡裝的大概是藥品和贖金，我由此想入非非並感到了高興。從窗子裡我可以看到院子對面房中的丁和高。聽聲音吳也在裡面，他用一種從未聽到過的溫和語調說著什麼。我為之一陣陣地擔心，不過從斷斷續續地談話中，我聽到贖金似乎已經備妥，並隨時可以交付。後來，時間就一小時一小時地慢慢過去，沒有人來找我們，一天就是這麼令人失望地過去了。 幾天後，當我為了防空襲從小屋中出來，經過吳的房門時，看到吳正給一些士兵上課。他講得很快，我聽不清內容，士兵們注意力很集中，邊聽邊做筆記，似乎都渴望從吳講的那些大道理中得到啟發和教益。 在這期間，談判人始終和另外的衛兵待在一起。 一天，衛兵漫不經心地把我們帶到一個戰壕中防空襲，我們在此交談了一會兒。後來，指導員叫我們去翻譯一張英文報紙上刊載的新聞。當我正譯著，通訊員進來告訴說：「吳找你們兩個。」他直接帶我們到了吳的房間，吳此時很生氣，命令通訊員帶我們回房先徹底搜查。衛兵對我們像犯人一樣上下搜查了一遍，什麼也沒有發現，而吳的舉動，使我們覺得簡直如墜五里雲霧。這之後，我們被禁止回自己的房間，但由此我們得到了在戶外活動的樂趣。 一直到現在，仍未允許我們正式會見談判人。一天，我們再次被吳叫去，他命令我們給他從英文報紙上譯消息，我一邊譯一邊瀏覽著報紙的內容。突然，報上的一段內容跳入眼中，它的欄目雖然很小，但內容卻讓人激動萬分。上面寫著「神喻：在基督面前你要扔掉憂傷，他將給你無窮的力量……」這句神喻簡直就是寫給我們的。在後來翻譯報紙時，我高興得像蜜蜂一樣勤奮。此刻，我旁邊一個士兵也正忙碌著刻鋼板，已刻好的蠟紙堆了一摞。我問：「刻的什麼？」他答道：「一本翻譯的俄羅斯著作。」 他們就是這樣，將成百張的蠟紙用油墨滾子一張張地油印出來，然後裝訂成書。有時油印需要人時，海曼也去幫忙。那裡的情景使他很憂傷，一個小姑娘（即前面提到的那個十幾歲的女孩）和一個大約九歲的男孩子負責操作一個簡易的石板印刷機（用油和酸寫在石板上，經化學處理後，再用紙拓印），他們用這種機器甚至能印紅軍在所到村鎮張貼的那種大布告。繁忙時，他倆一天要印到幾千份。當我滯留那裡時，他們剛好又搞到一套油印工具，這是通過一個商人買來的。 看到那個小男孩，我想起他在塔臥參加紅軍時的情形。那時，士兵們曾帶他到我的房子中看「洋鬼子」，他很幼稚，嚇得畏畏縮縮。以後，我們漸漸成了朋友。在行軍轉移時，他和士兵們穿一樣的軍裝，背著小背包，像是一個縮小比例的紅軍。一個月前，他成了連隊衛生員的助手。一次艱難行軍中，他因累得走不動而坐在路邊哭，士兵們經過時，不斷哄著他，「堅持走，沒多遠了！」他的臉因出天花而留下麻子，士兵們由此給他起了個「小機關槍」的綽號，大概是指臉像被機關槍打爛了之意（指那種槍筒上附加散熱套的風冷機關槍，由於散熱套上有許多圓孔如人出天花後的麻斑，故戰士借喻它為小紅軍的綽號，非指臉上被機關槍打過的樣子）。我不知道他這麼小就參加紅軍的原因，也許他是個孤兒吧！ 令人盼望的禮拜天到了，我們虔誠地唱起了《但丁》（譯名）等幾首讚美歌。然而，這種安逸的精神享樂卻被一個衛兵冷冰冰的命令打斷了，「吳法官命令那個年輕一點兒的外國人去他那裡。」 跟著走時，我趁機問衛兵：「吳找我有什麼事？」衛兵沒有回答，但從他緊繃著的臉上，我預感將發生什麼事。 我走進吳的房間。他正端坐在給士兵講課時的那個位置上，那也是他處理公務的位置。這樣，我正好面對著吳。談判人丁和高也在場，他們都坐在吳的右側，充滿著緊張和不安。 「罰款為什麼還沒送來？」吳問我。 「我不清楚，因為這方面的任何事都取決於我那些朋友的恩賜。」 「我提醒你，作為一個間諜，你本來就死有餘辜，」吳邊說邊對衛兵下著命令，「現在，我們將按香港英帝國主義對中國窮人的方式，懲罰你這個帝國主義分子。」他下令衛兵，「用鞭子抽他！」 於是，後面幾個人粗暴地抓住我，並將我的襯衣撕開，一個人用嘴往我背上噴了些冷水。房中大部分人都很吃驚，誰也沒想到會發生這樣的事。帶我來的那個衛兵和另一個人負責抓住我的胳膊，後面一個人開始用細竹條執行這種英國式的刑法，每抽五下要停一停。這時，我感到自己獻身基督考驗的關頭到了，我眼前浮現出耶穌受難的情景。在鞭打中，我更加意識到神的考驗而強忍著，沒有發出半聲痛苦的叫喊。我的行為，使得下這種不近情理的命令的吳感到迷惑和氣憤。 「使勁打，不要手下留情。」 行刑的人仍然像先前那樣繼續打著。周圍的人都不出聲，於是吳跳下講台，奪過竹條使勁打幾下做了示範，然後回到椅子上。 「什麼時候交足罰款？」 「這不是我自己能決定的！」我抗議著，「在這裡我除了按你的話寫那些信外，還能幹什麼？」 「那麼，我不在桑植時，你是不是未經檢查給了丁一封信？另外，你還偷著在信上做記號，這都是造成貝克爾拖欠的原因。」吳因為我的抗議更加生氣，命令我旁邊的衛兵，「打他的臉！」 不知過了多長時間，我被打成幾乎遍體鱗傷時，他們住了手。 「什麼時候把罰款交來？」吳再次追問。 談判人悲痛地目睹了這個場面，臉上顯示著無限同情和哀憐。他們勸我不妨先答應一個期限，而正是由於這個建議，後來使貝克爾先生幾乎走投無路。我提出十天為限，吳同意了。這樣，他才命令衛兵將我帶走並將海曼帶來，還叮囑衛兵「不要讓他倆講話」。我無法提醒海曼，不過，他可能從我臉上看出已發生的事。他就這樣忐忐不安地被帶去了。我默默地為他祈禱，希望他能得到人們的同情而免受毒打。後來他回到房中與我交談時，我發現他雖未挨打，卻遭受到違心地給貝克爾寫信的折磨。 我對自己在上帝面前的誠實而感到高興。我想起自己看過的一本關於奴隸的書，裡面說：當奴隸被鞭打後，同伴便用鹽水幫他洗傷口，這樣雖然很痛，但卻能防止感染。由於我生活在一個極不衛生的環境裡，到處是蚊蠅虱子，我擔心傷口感染。可是，從哪裡能找到鹽和開水呢？ 在湖南的這個地方，就如同貴州一樣，吃的是那種食用時需先搗碎的鹽巴。現在已很長時間沒見過搗碎的鹽巴了。於是，我從衛兵幾天前給我的鹹魚上找到了一些細鹽粒。我的房門處有一個大茶壺，每兩天裝一次開水供士兵飲用。當我提出要求後，衛兵周到地給我弄來了水。我在自己的銅盆中放上茶葉和水，燒開後將鹹魚上的鹽粒小心地溶於水中，再用這種鹽茶水輕輕地洗我的傷口。 那個帶我走並在行刑時負責抓我胳膊的衛兵來看我，帶來了些爆玉米花。他的談吐不無善意，充滿著體貼和人情味，不過他隻字不提那次的事。行刑時，這個年青人嚴肅而認真，只是在他認為適當的場合時，才讓自己流露出人類仁愛的情感。 幾天過去了，沒有人找我或海曼去翻譯回信或被訊問。因此，我們很擔心，在這麼長的時間內，我們的信肯定會送到了，但令人迷惑的是到現在還這麼沉寂。一個禮拜後，我們終於被叫去譯貝克爾的回信。信中貝克爾不客氣地表示，他簡直已不知如何與紅軍談判。他原相信紅軍會同意用六千元的代價釋放我們，目前對紅軍能否遵守協議感到疑惑。現在需要落實的問題是：下一步紅軍需要他幹什麼，例如交三千元後，是否立即會釋放我們倆中的一個，而後一個是否也會按上一個步驟執行。 後來，我們再次被叫去按擬好了的中文稿給貝克爾寫回信。紅軍的回信說：「我們對貝克爾這封來信的生硬和遲遲不交款非常氣憤」，並指出：薄的挨打，只是英帝國主義對香港中國人方式的仿效，而這一切完全是由貝克爾的拖延造成的。如果錢還不送來，那麼這種懲罰將不斷重複。對於罰款數，將不再讓步，而且按交三千元先釋放一個的想法太幼稚，紅軍的態度是「要麼都釋放，要麼都別走」。 信按上述內容寫好後，我們簽上名，然後交給吳審查後送出。 這之後，我們被允許會見談判人。他們對貝克爾能籌足這筆錢好像很有信心，於是獲釋的希望又重新浮上心頭。 一天，蕭克將軍很隨便地（這是吳所缺乏的）來到我們房中。我們站了起來。「不必拘禮節！」他招呼我們坐下，然而房中除了床之外沒有可坐的東西。他只好站著。他一邊隨便地在房中走著，一邊問我們幾個問題。他很溫和，臨走時說：「我相信你們會因得到足夠的罰款而被釋放。」 現在，政府軍的飛機幾乎天天都來，有時炸彈就扔在我們房子旁邊，隨之我們被轉移到防空壕旁的一座與原來住房相對的房中。一次剛從防空壕出來，警報又響了，我們只好再跳進防空壕中，一直到飛機走後才回到房中。 有跡象表明政府軍已逼近紅軍了。我們隨紅軍司令部幾次轉移後，再次回到桑植。轉移中爬山時，山間的密林和夏日的炎熱簡直讓人喘不過氣。一次，當走了一半路程時，我們因天氣炎熱，停下來休息。後來總算找到一條沿山溝的小路，但這樣走中途休息的機會就減少了。當我回頭看後面的行軍行列時，看到其中有幾個婦女，一個似乎年紀很老了，她艱難地走著，每逢休息時，甚至要靠衛兵推到樹蔭下納涼。休息後的路程依然是爬山，不久，那個老年婦女在衛兵的看護下，跌跌撞撞地落到隊伍後面。到了山頂，山下風光盡收眼底，山路蜿蜒成一條條線狀，在烈日照耀下，像一條棕黃的長帶。下山時，我嗓子渴得冒火，幾個士兵跑到山澗里大口地喝水，當地的幾個孩子看到我們很渴，便送來一桶水，這使我們再次振作起來。 休息時，後面的人說那個老年婦女試圖跳崖自殺，但被衛兵抓住了。衛兵推拉著她繼續走，當來到我們的休息地時，她一下子就躺倒在地上。路程才走了一半，很明顯，靠人們推拉著走不了多遠，只有採取「特殊處理」了。有人提出處決她的建議，衛兵一致贊同。儘管因多次目睹這種場面我已麻木，但看到這些年青人如此嗜血，我仍感到震驚。三四個人拔出刀來要去行刑，但只其中一個年齡稍大的獲得批准（不過也只有二十幾歲）。他從夥伴那裡借了一把好用的砍刀，然後將老年婦女拖走了，後面一個衛兵扛著頭，去執行類似教堂司事——掩埋的任務。一會兒，他倆說笑著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似的回來了。也許，在他們看來，處理一個「反動傢伙」就像殺只雞一樣隨便。 再行軍爬山時，他們允許我抓著馬的尾巴，這對我爬最後的那座高山起了很大作用。天很熱，這時，我的胃開始作痛。「預定的釋放地桑植就要到了。」我這樣鼓勵自己堅持著。突然，一個很熟的地方出現在眼前，果然桑植到了。我們停在一間臨街的屋外，等待分派過夜的地方。一大群士兵和老百姓圍過來看「洋鬼子」。人們一邊看一邊聚精會神地聽關於我們罪行的「傳說」，這裡面摻雜著不少我們會念妖咒的誇張。後來分給我們的房子竟是我與吳吵架的那間。在這熱得要命的夏天，屋裡的蚊子多得成了團。人在裡面必須一刻不停地運動，不然蚊子就會不要命地衝過來。這裡的蚊子不分晝夜，從清晨一直到夜裡，甚至我們逃到隔壁也不放過。這裡和先前宿營的地方一樣，我們一到，政府軍的飛機就來，我們還得天天防空。和我們住在一起的還有伙夫，看著他們做飯，我們可以解悶兒。 一天，那個「王法官」來到這裡，看到我們的住房很差時，很生氣。在調查了所有士兵住房及犯人住房後，提出給我們調房子。於是我倆被換到一間有床、桌子、椅子和其他幾件家具的好房子裡。 從這裡，我們能看到紅軍審問犯人，說不定正是為了這個目的換的房。當然，先前我們離衛兵太遠也是一個原因。不過，幾天後，我們又被從這間好房子裡遷出去，搬進一間農民的房子中。這裡有一間堂屋和西屋。從那窗子可以看到院內，對門的牆上有一個洞，從那兒又可以看到街上。夜晚，我們躺在中式木床上，涼風從三個地方吹來。在這舒適的房中我們住了大約一個月。 這期間，有時也將別的犯人關到我們房中。其中有一個是「吳法官」的司務長，他沉默寡言，很不友善。開頭的幾天，他幾乎吃不下飯，從不講他的經歷和被關的原因。後來，我們間接地了解到，他是因為用不正常的手段私存了二百元錢而被關押的。他經常被帶出去審問，有一次提審竟嚴重到衛兵將他摔倒捆起走，後又被捆著帶回來。原因是他的供詞每次都不一樣。被關押兩個多月後，他的貪污問題仍未查實。這是紅軍對待自己人的例子。 在桑植，紅軍每天要趴在地上練習瞄準，不少人很笨，進步很慢，但每個人都要進行這種訓練。由於幾乎每天要臥倒練習，衛兵晚上要天天洗澡，我們由此得到使身體保持清潔的機會。 海曼的胃病越來越嚴重，甚至吃米飯都不行了。這裡要找其他吃的東西太困難了，特別的照顧也只有大米稀飯。對海曼來說，這也是不講衛生的教訓。他經常喝其他犯人的剩飯粥，喝時根本不管粥是否變餿。雞蛋是這裡最好的營養品，但要煮熟很困難，於是他就經常喝生雞蛋，結果弄出了麻煩。直到一天洗澡時，衛兵看到海曼消瘦的樣子後，我們的伙食才開始獲得改善。過去我們是一日三餐大米飯，中午、晚上有菜，現在則又加了一樣形式的菜——雞蛋湯，但只給海曼一人。後來，紅軍為我們規定了每天四個雞蛋或四分之一磅肉的特殊伙食標準。 一天，我們從後窗（牆上的那個洞）看到了街上發生的事情：一群人圍著看一個士兵。士兵瘋瘋癲癲地很可怕。他是先前四人一批參加紅軍的其中一個。患病前，他是新兵文化學習中成績最好的，而現在卻成了世人所稱的「瘋子」。無論人們打或罵他，他都兩眼發直沒有表情。我不知他患病的原因，但看到他就讓人心頭壓抑。在靠我們房子的地方，人們找了一塊木板給他當床。後來，人們告訴我，他是因做錯了一件小事，被連長罰幾天不准吃飯而氣瘋的。有時，他很狂躁，甚至衛生員都治不住他，他尖叫著讓人「滾開」；有時他作出怪樣嚇唬人。他家距這裡只幾里地，紅軍後來將他的母親、妻子和孩子叫來。看到他這樣，他母親泣不成聲，他的妻子、孩子悲痛地呼喚他。不知是因為與家人見面，還是我們祈禱的緣故，第二天他像從地獄回來一樣奇蹟般地好了，他能認出所有的人了。紅軍讓他自己選擇繼續留隊還是回家，他選擇了前者。 在這期間，紅軍對那些剛入伍的新兵進行了戒除鴉片惡習的偉大實驗。凡有這種惡習的新兵一律被集中到一起，免除操練和勤務，給吃最好的伙食；同時，衛生員發一種藥品來減輕他們戒菸的痛苦。衛生員即前面提到的那個九歲的小男孩，經過幾個禮拜後，就把這些人區別情況對待，每兩天分一次級，漸漸使他們戒掉惡習。這些「秘密消息」，是衛生員幾次來我這裡玩時透露的。 一天，有個同志來我這裡借禮帽，我很吃驚，不知他要幹什麼。後來才知道，他要在聯歡會上演戲用。這齣戲是描寫蔣介石和帝國主義的。紅軍從新兵中找了一個外貌很像的來扮演蔣。戲的故事很有趣：紅軍一個新兵經過教育訓練，最後在戰鬥中生擒了那個聲望很高的蔣介石。 我們虔誠的祈禱終於使貝克爾的使者到達了桑植。他帶了藥品和信，並給我們帶了一本從《主日愉快》文藝雜誌中抄出來的、考門夫人所著的《荒漠甘泉》[1]。這本書像美國文學那樣讀來引人入勝。帶來的信說：原來75萬的贖金已減少為一萬元了。紅軍曾私下允諾，我們釋放的代價，最低限度不能少於6000元。 我們好幾次被叫去翻譯我妻子的來信。一次，我們旁邊來了個年青人，他很狂傲，操著一口怪腔，讓我們用英文寫他的幾個名字。這些英文名字是那個被俘的政府軍報務員給起的。那個報務員原是個農民，後來學過幾句英語，也經常被吳找去翻譯我們的信。有一次，他告訴我他的英文名字叫「彼格諾思」，這與英文「大鼻子」諧音。他每次嘗試說英語時，總招致周圍人的嘲笑。紅軍中有一個同志的鼻子確實長得很大，鼻樑也高，於是大家都叫他「帝國」，他就是前面我們說過的那個李。 當我和那個政府軍報務員在房間裡翻譯信件時，他很有信心地告訴我：「你的朋友已募集了約一萬元錢。」當紅軍看到我們已很聽話時，允許我們會見談判人。中間人這樣安慰我們：「貝克爾先生會妥善安排好一切的，我們將以最快的速度把錢送來。」 我並不擔心是否會籌足這筆錢，問題的關鍵是如何經過土匪出沒的地區把錢送達紅軍。我覺得與其操心這些事，不如多做些諸如祈禱、唱歌之類的事。我想起了《上帝指引》這首讚美詩： 「引導他們，噢，全能的上帝，我們祈禱您引導他們一帆風順，引導他們早登聖境，我們依靠的偉大名字就是耶穌基督。」 人們不難想像我們在這裡的盼望之情是多麼焦躁不安，簡直每分鐘都是度日如年。令人難忘的是《荒漠甘泉》里關於傳教士的一段描寫，就如同我們的經歷。看看全能上帝的安排吧，這本書就是我們在這荒山野嶺饑渴交困中最好的精神食糧。這兩段詩是最好的詮釋： 奮鬥中祈禱能獲得力量， 使你走出苦海深淵擺脫迷惘； 祈禱使你昂首闊步， 縱然鐵柵銅門也不能阻擋。 堅定的信仰就是成功， 那怕厄運圍繞身旁； 堅定的信仰就是成功， 讓我們為成功而歡唱； 信仰、成功，莫再猶豫和徬徨。 我們抑揚頓挫地唱著這些讚美詩。為感謝來自紐約的這個「上帝使者」，我們還唱了她的《漁夫曲》： 我將滿足你的願望， 實現你的夢想； 如果你真信我， 就請耐心等待， 我最終將滿足你的願望。 一些跡象表明，我們作為紅軍俘虜的日子就要結束了。紅軍在院子中騰出幾間房子做為我們最後的錨地，一個不好說話像啞巴一樣的衛兵負責守衛房子和做勤務。這個衛兵不聲不響地工作，離開時就打個手勢示意。他總是閒不住，且每次來我們房間時不是捏捏鼻子就是扇扇子，似乎我們這裡有怪味兒一樣。 對面房中關著一個五十多歲的婦女。她長相普通，人很瘦，受到紅軍嚴厲對待，不給她水洗去臉上、頭髮上的血污。她很痛苦，經常尖叫和用「不要殺我」來回答紅軍的提審，紅軍對她很頭痛。另一間房中關押著二十幾個男犯，他們的隔壁還關著一個婦女。後來她在房中生了孩子，我們聽到了那個未足月嬰兒的啼哭。但不久，那個孩子死了。經過反覆考慮後，紅軍給這個母親一些雞蛋和特別餐，以便她繼續活著。嬰兒死的那天，紅軍中一個同志也死了。這兩件事使紅軍很難過，他們用沒收的地主的棺材，埋葬了死去的紅軍士兵。我們院子中有一個很深的井，為防止行人掉下去，井口加有木蓋。一天，衛兵揭開木蓋把一個年青的犯人捆著泡進井裡，讓他自己決定是招供還是淹死。他在井水裡泡了一夜，渾身顫抖不止。 女犯人們有的會帶著大約兩三歲的孩子。看著這些隨母親遭受監禁的孩子，令人非常難過。有時審問，孩子就躲在母親身後哭泣；當母親被單獨帶走時，這些可憐的孩子就戰戰兢兢地躲在牆角等著母親回來。 九月行將結束的那天晚上，天氣突然變冷。紅軍為此增發了衣服。他們的新軍裝是黑色的，但衣領是綠布做的，配有紅領章。我們也發了新衣服，是沒有領子的茄克式上裝和絨褲，儘管是這種樣式，但我們非常高興，衣服使人暖和。而這之前我們的財產只有一條毯子和一床打滿補丁的破床單。鎮上的一個理髮師來為紅軍理髮。自上次紅軍士兵給我理髮以來，我的頭髮已長得很長了。這次我也得到了理髮的照顧。 「理平頭還是長發？」理髮師問。 「平頭。」於是理髮師用中國方式給我理了發。 當穿著茄克留著平頭的我走出來時，簡直變了個樣。一個士兵驚訝地說：「你現在真像我們了。」後來，他甚至大膽地叫我「外國同志」。 因為新兵大批參軍，紅軍的住房變得緊張，於是我們被再次更換了住處。令人遺憾的是，我們被調到後面一個非常小的房屋下住，地面都是土，非常髒，但這裡可以舉目望到院內的一切。住了幾天後，海曼病得連拿筷子都困難，一個士兵關心地送給他一把匙子。軍醫用紅軍典型的治病方式——針灸給海曼治療。他用細繩子捆住海曼的手指，然後用一根細針紮上面的穴位，並將血擠出來。這種治療方法很痛。我告訴連長，海曼的病是因為潮濕的緣故。於是連長很人道地把我倆調到在桑植曾住過的那間房中。那裡很乾燥，但房子一半關著政府軍的俘虜。其中兩位是前面提到的孔和報務員李。房中的一個茶盤和一張床，歸我和海曼。 衛兵拿來一個銅火盆供我們取暖。我和其他人都享受到了溫暖；不過，每天是否生火要取決於衛兵的情緒。當點燃火盆之後，我們大家就用壺來煮東西吃，我們甚至還燒出了一種咖啡代用品。房東很和善，經常給我們一些大米和豬肉。我們從他那裡借了一口平底鍋，將大米放上烤焦，然後衝著喝，味道類似咖啡。房東自始至終都在幫我們的忙。我們從他那裡還學了不少生活知識。孔來自中國北方，會做一手好吃的北方食品。 孔和李都渴望了解一些基督教的知識，並能用蹩腳的英語背頌《天主耶穌》的讚美詩，以及一首譯成中文的詩《歸宿》，他們還請我將祈禱詞譯成漢語供他們背誦。禮拜天，他們就請我講《聖經》故事，這使後來的幾個禮拜天簡直變成了彌撒。他倆為我們的教義所征服，其最大的願望是能憑藉上帝的教導認清自己的未來。孔過去一直為悲觀和失望的情緒所支配，像一隻被關押在囚籠的獅子一樣焦躁不安。也許正是萬能的上帝看到了他子民的這一現狀，因而使他們皈依上帝的願望得到滿足。 房中的另外一個犯人是大約十四歲的紅軍士兵，他的罪名是「偷竊」。當我們為防空襲躲進戰壕時，往往粗心忘記將自己的東西收好。一天當我們從戰壕歸來時，我突然發現自己捨不得吃的煉乳罐頭不見了。我當時認為就是留在房中做勤務的這個小紅軍拿走了，但考慮到他的名譽，我沒有說。一次，大家都到外躲避空襲時，我和海曼悄悄返回房中，將我們的東西藏到屋外的一個小土洞裡，海曼望風，我負責藏。這樣小紅軍再想偷吃我們的東西就必須到處找，然而他現在是跛子，腳腫得很厲害。 談判人再次來了，給我們帶來了幾個煉乳罐頭以及藥品和錢，帶來的信被紅軍留下了。貝克爾在信中希望能以藥品和錢作價共支付一萬元，並希望紅軍給予明確答覆，不要玩弄外交辭令。他還提了些其他問題。貝克爾已抵達永順，這裡是政府軍占領的地盤，距紅軍這裡僅兩站路。 我們與中間人見了面，希望他轉告貝克爾先生，於十一月十六日在指定的地點，一手交錢，一手將我們從紅軍這裡贖回，確保雙方同時進行。 我們再次按紅軍擬好的內容寫了回信。我期望紅軍的答覆能使貝克爾先生滿意，並暗示這一交易正在順利進行。獲釋在望，也許這個禮拜我們就能重獲自由。我們獲釋的談判終於有了結果。 幾天後，有跡象表明，紅軍將再次轉移。士兵們在整理行裝並補充衣服和草鞋，每人的乾糧袋裡也裝滿了米；同時開始每天剔除犯人。我們一遍遍祈禱上帝保佑成功，獲得自由的念頭再次湧上心頭。對於這時的海曼，也真是到了最後關頭的祈禱，他已無法步行，紅軍只好為他配備了馬。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七日，我們沒有像往常那樣過禮拜，而是去幫炊事員做飯。炊事員是江西人，與賀龍同名。這天，我被行將自由的快樂情緒所感染，一點兒也沒有想到，與我後來真正獲釋的日子還有一段漫長的時間。這天，我總在想，如無意外，談判人定會到達這裡，而紅軍也已做好接收錢和藥品的準備。天漸漸黑了，談判人仍未到達。但我沒有失望，堅信他們將會在第二天早上趕到。 十八日早上，我坐在山腳傍戰壕的地方看著大路，腦子裡不斷設想著各種情況，渴望早日結束這種生活，儘快回到親人身旁。我總擔心吳忙於點收錢物而忘了派衛兵通知我們。 中午，吳派一個衛兵來找我們，衛兵臉上的表情很興奮，一看就知道錢和藥品已送到了。衛兵邊走邊談交接過程。他是個新兵，看來對這種事很不老練。他悄悄告訴我：「就要放你們了！」我們經過吳的門口來到衛生員房中，恰好吳從裡面出來。他讓我跟著他去核對藥品。就在核對藥品時，一個可能是醫生妻子的女同志高興地告訴我說：你們即將獲得釋放。這時高也來了，我們交談了幾句。他告訴我，錢已送到另一個地方，在那裡有兩架滑竿等著我們，而貝克爾正在兩站路外的永順等候。藥品清點後，我回去告訴了海曼，他高興地流下了眼淚。 我們都沉默著，仿佛一切都結束了。然而我們門外仍站著衛兵，我想這簡直是多此一舉。我們倆正做著離去的準備，這時吳派一個衛兵來叫我們。我邊走邊想像吳一邊點錢一邊宣布撤銷對我們指控的樣子。吳派來的那個衛兵羨慕地對我說：「你們回去又要過富人的生活了，真有福！」 吳布置了一個類似歡送會的場地，紅軍的領導都到了。我們一進去，吳卻命令衛兵：「先帶他們到隔壁等著。」 我們坐在旁邊房中的床上等，裡面幾個紅軍正清點著送來的贖品——綢緞。我們天真而毫無疑心地祈禱著。 這之後，我們被吳叫去，他臉上的表情很平靜，稍有快意。他先說了一些諸如貝克爾給我們帶來毛巾、服裝、糕點等詞不達意的話，然後，不敢正視地對我們說：「貝克爾只送來了一半的錢。」他似乎也不相信自己的話，「因此我們只好先放一個走。現在決定，誰年齡大就先放誰。」 這簡直是晴空霹靂。海曼先反應過來，他激動地請求紅軍更改決定，讓我先走。吳回答說：「這都一樣，你現在病得很厲害，需要我們照顧。你必須明早離開，有滑竿在等你，你的問題都結束了；你隨時可以走，如果願意，天黑前就走，你還可以趕幾英里。」 我默默地轉過身來準備回房，吳在身後說：「你不要擔心，剩下的錢會很快送來。再過一兩個月，你也會得到釋放的。」 我腦子裡一片混亂，想不出錢的問題是怎麼回事。剛才高什麼也沒講，只說滑竿在等我們。我漸漸明白這可能是吳的騙局。 我對吳抗議說：「貝克爾不會像你說的那樣辦事，我的那些朋友已經盡全力了。如果再讓他們重新籌一萬元，這是幻想，他們絕不會再那樣幹了！」 「你不必擔心，你的那些朋友會送錢來的。他們可以向蔣介石要，那一萬元準會送來的。我們抓住你這個間諜不容易。我們的衛兵看著你就和蔣介石看著自己的錢一樣，你休想逃跑。如果敢，我們就要你的命。你總是這樣固執得令人討厭，現在可以回去好好想一想了。」吳的話打破了我的一切幻想。 這是一個巨大的打擊，感情的損傷是無法彌補的，然而他的話卻滿足了我，使我明白了一切，是上帝重新使我堅定信心。 海曼的離去，使我感到從此孤獨一人置身於苦難之中，不由心裡非常難過。當經過院子時，我把這一消息告訴碰見的衛兵，他們都非常吃驚，並非常同情我。 只有很短的時間來告別了。我們沒有那些戲劇性的握手、擁抱和揮淚惜別，只是緊張地做分別的準備。後來我們一起祈禱，共同表達了對上帝的崇敬。海曼沒有為獲釋而高興流淚，然而我在祈禱時，卻為他即將與家人團聚而高興。我告訴他自己此時所想：這是上帝給我的考驗。 中午，衛兵要帶我到戰壕里去。海曼的滑竿在村外等著他，他就要隨另一個衛兵走了。我們緊握雙手相互祝福平安，我激動得再講不出其他的話。我請海曼轉告貝克爾：「如有可能就請他中斷談判，代我致謝那些朋友。我感到自己現在與基督心心相印，這些日子裡那偉大的友情使我永生難以報答。」我們不由自主地相互擁抱起來。 海曼在衛兵的護送下慢慢走出我的視野。後來他從山腳那邊的房子處又返回來，高喊著「再見。」衛兵拉著他走了。在村子那頭的小路旁，停放著的滑竿正等著抬他離去。[2] * * * [1]　又名《心靈福音書》，是1920年美國一位虔誠的基督教徒考門夫人所著。該書問世八十多年來，已被譯成十多種語言出版；上世紀20年代初，考門夫人曾到過中國上海。 [2]　海曼於1935年11月18日被紅軍湘鄂川黔省肅反委員會釋放，紅軍釋放文件上他的名字為成邦慶，估計是他自己所起陳國榮中文名的諧音。根據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劉家峰教授最新考證，海曼（Arnolis Hayman）於1890年生於錫蘭（今斯里蘭卡）。父親是英國救世軍傳教士，他幾個月大時母親早逝，1892年其父再婚，全家遷到紐西蘭的基督城（Christchurch），1902年再遷奧克蘭。海曼少年時曾在商店打工，20歲時去了安嘉斯傳教士學院（Angas Missionary College）讀書。1913年9月25日，他作為英內地會傳教士被派到中國，先在鎮江內地會語言學校學中文，後被派到重慶、江津、遵義、鎮遠等地傳教。1933年初，海曼到了原屬鎮遠教區的舊州工作。舊州是漢苗雜居地區，海曼因此掌握了苗族語言給苗民傳教。 1935年11月18日，海曼在被扣押413天後被釋放。回到上海短暫休整之後就開始撰寫這段時期的經歷，其中有一部分內容早於薄復禮被紅軍釋放前，就在1936年4月號的內地會刊物《中國億兆》上發表。該文雖僅5頁篇幅，但卻把他們被扣押、逃跑、審判、談判以及長征途中的生活等過程做了簡要的概述，成為以後他撰寫回憶錄的基礎。不過由於薄復禮的回憶錄在他人幫助下於1936年8月完稿，並且當年即因在英國出版後的轟動，一個月內兩次印刷和第二年法文版的續出等，海曼先於薄復禮的紅軍長征見聞錄反而慢了下來。 海曼此後去了蕪湖，抗戰爆發後再遷上海，成為內地會總部的商務經理。珍珠港事件後，他和妻子被日軍拘禁，1945年返回澳大利亞，在雪梨擔任聖公會牧師，一直到1971年中風去世。與其共同見證紅軍偉大長征的「難友」薄復禮相比，海曼的一生反而顯得默默無聞。直到2003年紐西蘭坎特伯雷大學的安琳（Anne-Marie Brady），在澳大利亞發現了海曼的一部1936年11月成書時間稍晚於薄復禮的回憶錄原稿，書名為Who Shall Separate？直譯為《誰將分離》。該原稿於2010年經安琳整理後在美國出版，書名為《長征路上的外國傳教士——中華內地會傳教士海曼回憶錄》，至此兩位外國人共同見證紅二方面軍長征的史料全部問世。與薄復禮一書相比，海曼回憶通常都是不加修飾，直抒胸臆，頗具個人化色彩。除與薄復禮所記述紅軍激烈的戰鬥、行軍的驚險等見聞相近外，更多是其對紅軍長征途中日常生活細節的記述。海曼的回憶與薄復禮一書互為補充，兩者的親歷傳記問世，進一步豐富了「第三隻眼」中紅軍長征的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