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西方傳教士的長征親歷記 · 第四章　行行重行行

在隊伍行軍過程中，經常要為許多大小河流所阻。渡河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從搭浮橋到跳過那令人戰戰兢兢的石磴。情況好時，我們會遇到典型的中國擺渡，船在河水衝擊下搖搖擺擺，險象環生，船上的人心驚膽戰，誠惶誠恐。這通常因我們和衛兵寸步不離而使船超載有關。一次，擺渡的小船被衛兵和我們塞得滿滿當當後，才搖搖晃晃地駛向河中，在接近對岸時，由於掌舵的同志驚慌導致失誤，船撞到石頭上，艙中湧進了河水。當時唯一的選擇是跳水逃命，但衛兵們這時仍試圖觀望；船又一次撞上石頭，隨即沉入水中，船中的人擠著向船外跳。當我落到河中拚命游到對岸時，船已漂到下游水流湍急的地方。海曼沒能爬出沉船，隨船到了下游，後來紅軍把他救了上來。當我們狼狽地爬上岸時，人人都感到一種大難不死後的興奮。一個紅軍同志開玩笑，說我在河中一氣喝了足有兩大碗水。 令人慶幸的是天已經不冷了。當等待對岸其他人渡河時，衛兵給我們解開了繩子，使我們有機會擰乾自己的濕衣服。當天，在一個繁華的小山村停下宿營。孫少校和我們三四個人被分配住在一起，其中還有一個姓李的報務員。現在已不可能獲准生火烤衣服了，我們在房中拴起繩子然後搭起濕衣服晾乾。 第二天早上，天下起暴雨來。儘管早飯已吃過多時，紅軍對是否出發仍猶豫不決。後來通知出發，當到外面的列隊已畢時，又告訴不走了；剛返回住房，再次命令出發。我們冒雨行進。當爬上村外不遠的一座山時，在山頂上看到了由政府軍精心修築的一些工事。工事很完善，由戰壕、射擊台、胸牆及毒竹籤組成。竹籤是先用短竹削成尖，用火將頭部烤硬；然後尖朝上，埋在紅軍必經的路和陣地前。當人們經過時，往往由於粗心而不幸陷入竹籤陣中。竹籤能刺透他們的草鞋；他們摔到時又能刺穿衣服，而這時，尖上塗的毒藥就在這些受騙者的傷口上令人痛苦地發作。 我們對紅軍攻下這裡感到敬佩萬分。不過，被俘的張將軍後來告訴我們，紅軍在這裡曾遭到襲擊，並且付出了很大的代價。[1] 在這裡，紅軍對走還是停再次猶豫起來。雨越下越大時，隊伍最終決定停止前進。我們和孫少校被看管的衛兵帶到路邊一所房中休息。當我們在穀倉中用草鋪好地鋪放下自己的東西時，突然又命令出發；我們又按老樣子被捆好。這時，我們驚奇地發現，衛兵竟用捆普通犯人的方式綁住我們，這或許是因為我們對這次出發命令惱火的緣故。不過，此後再也未發生過類似情況。走了約半英里後，我們與早先出發的「吳法官」和衛兵連長會合。他們押著被俘的張將軍等人，在這裡的幾間房中已等我們幾天了。會合後，我們都住在這裡。 我們住的地方旁邊有一個大操場，原是由政府軍為操練而修建的，現在紅軍又在操場的一端修起三個台子，中間的大，兩側的較小，每個台子上都裝飾著醒目的紙花和旗子。 一天，紅軍和老百姓都來到這裡，場子中人聲、軍號聲響成一片，兩側小台子上設置了「樂隊」。紅軍沒有像樣的銅管樂隊，奏樂僅僅是靠軍號和鑼鼓組成，音量小而雜亂。參加會的人都給一面小紙旗來渲染會場氣氛，以慶祝在這裡所取得的空前的勝利。 我們算計著張、孫等人免不了要上台「示眾」，可真沒想到我和海曼也會被「陪示」。當那幫政府軍俘虜被帶入會場時，一個同志對我們說也「請」我們參加。我們只得跟著去。這時紅軍正排成縱隊進入會場，而成千上萬的老百姓也列隊等在場中。中間大台子已坐上了一些人，兩側台子上的樂隊正起勁兒「折騰」著。我們在一片「帝國主義分子」的嘲弄聲中慢慢入場。小紙旗都綁在紅軍士兵的槍口上，會場上呈現了一幅節日景象。 在等待「示眾」時，我首次與張將軍認識。他約四十六歲，穿著講究，頭部纏著繃帶。這一行列中同樣有那些校官，其中一個姓王。我們像老相識一樣友好地交談著，後來由於賀龍將軍在台上講話而中斷了。賀龍將軍講了一會兒後轉向我和海曼，他的聲音很大，響徹全場。他說：「如果再在贖款上面拖延，我們就將砍你們的腦殼，不要自恃黃頭髮、藍眼珠別人就害怕，過去紅軍就處決過一個抗拒時間比你們還長的神父。」[2]他似乎很風趣，談吐幽默，場上的士兵和老百姓都很興奮。此後，蕭克將軍及黨的其他領導人也都分別講了話。 一個被爭取過來的「神兵」或「拳民」的首領也在其中。「神兵」是當地自稱能在特定的時候刀槍不入的民眾武裝，幻想自己的信仰無所不能；活動的方式以練拳為主，某些方面似1900年「拳亂」即義和團運動的繼續。 領導人講話時，兩側台子上的樂隊總算歇了下來。這時，一個領導走上台向大家介紹這次戰鬥經過，並說幾個月前抓獲我們以及這次抓獲「張」都是非常僥倖的。於是他命令我倆走出來讓人們看看，以面對台下那些歡呼的人群「示眾」；接著張及那些被俘軍官也被依次弄到前邊，然後我們被帶回去。這時，我才感到尿憋得厲害，好不容易找了個沒人的地方，我才「輕鬆」了一下。 犯人們都暗中認為張逃脫不了像孫等人在桑植戴高帽遊街的命運。後來，紅軍可能對他這種職位的人另有企圖，他竟受到了保護[3]。 大會後的第二天，我們又上征程，目標是龍山。途中，犯人們在路旁一個地方停留了幾天，分給我們的房子又是倉房。房主家中的一些人逃走了，幾個老弱留在家中，住在正房裡。由於我正為「劉法官」織毛衣，獲准可以坐在房門外。春日融融，在這農家小院中別有風味。正屋的地上有一個火塘，裡面生著火，幾個小竹椅擺在旁邊。房東是個婦女，有幾個孩子，很小，都很安靜可愛，他們圍著看我幹活兒。我給其中一個小女孩幾根紅色毛線扎頭髮，她高興極了。這裡，鄰居們幾乎一天到晚都圍著看我們。 被扣留以來，我們都是自己洗衣服，在這裡紅軍為我們雇了個洗衣婦。我們設法洗了個澡。到現在，我們的頭髮一直未理過，受環境所限，唯一的辦法是借房主家的剪刀來剪。一個同志給我剪短了頭髮並剃了鬍子。在他的收拾下，我們的外表顯得很滑稽，同志們評論我現在很像中國人。為了乾淨衛生，我只得「苦笑」著接受自己這副中國打扮。 禮拜天到了，按習慣我停止了工作。「劉法官」知道第二天將出發，於是掛念起他的毛衣來，他想讓我完成它。在他找我時，碰見的幾個犯人告訴他，禮拜天老薄不幹活。他由此惱了。當他看到我確實如此時，不由責怪我迷信。我告訴他，如果他堅持，我並非不能去干。他考慮了一下，決心堅持，於是我很不愉快地給他織完了。第二天出發時，他將新毛衣及其他東西交給一個犯人背著，誰料，那個犯人竟「黑心」地攜物逃了，結果「劉法官」的毛衣求之急反而失之速。 隊伍臨近龍山城時，同志們變得很興奮，因為這意味著將獲得新衣、新鞋和好吃的東西。然而，紅軍卻未能打下龍山。我們在距龍山城幾英里處住下來。像中國典型的古城一樣，龍山城地處險要，城高池深，有許多胸牆。雖然四面都被紅軍圍住，但守城的政府軍由於有飛機不斷地空投食品和彈藥而守城益堅。紅軍屯兵城下一月有餘，但最終未能攻下。這時，一個與龍山遙遙相對並相互爭雄的小城——來鳳被紅軍攻克了。在這一地區紅軍招了一大批新兵。我們經常聽到那些新兵激烈地爭論，焦點就是這兩個城中哪個更大。 我們仍住穀倉。一天，我們被調換到了廚房。房東一家人很和善，有時烙麵餅送給我們吃。女主人告訴我們，紅軍來前，這裡由「神兵」控制，她們的日子很難過。 戰場離我們的住所很近，經常聽到紅軍攻城的槍聲。天氣好時，政府軍的飛機還來空襲。這對紅軍是最大的威脅，我們被迫到戰壕和山洞中防空。山洞位於村邊的山腳處，周圍的環境很美；從洞中望去，洞外綠油油的稻田鱗次櫛比，猶如厚絨絨的彩色地毯，一派夏日景色。洞中涼風陣陣，快慰人意，使人恍然如夢。每到中午，紅軍就把飯送來，如同我們的野餐。 剛開始時，紅軍准許我們和張在一處防空洞躲藏。在這期間，我了解了張。他很有趣，十分健談；年青時曾遊歷過大半個中國，並去過俄國。他文質彬彬，常常對紅軍及白軍士兵的粗魯進行勸阻。一天，一個被俘軍官要求我帶領他們祈禱，這使我們大吃一驚。我是非常願意的，但畢竟要提防衛兵，因為就連我們自己祈禱紅軍尚無表態。後來，這些軍官自己幹了起來。一天，張問我：「被俘後，紅軍是否反對你祈禱？」他非常想知道這些不必活動即可寄託自己思想的祈禱是怎樣進行的，他說他渴望實現自己的願望。他不無感慨地告訴我，他的願望就是戰死在戰場上，然而命運卻打發他到這令人悵惘的處境中。一二天後，張等人和我們分開來，被帶到另一個洞中，或許紅軍怕我們將來充當這些人不屈經歷的見證。 晚上，蚊子是最令人頭痛的，我打算利用洞中的時光織蚊帳，海曼從綁我們的繩子上解決了原料問題，同志們看到後都驚讚我的勤勞。 真得感謝攻城這一個多月的休息，否則，就憑鞋不合腳一事，足令我在跋涉中吃盡苦頭。我的腳比一般中國人的都大，腳趾被狠命地擠在小鞋中，因而小腳趾就在行軍中磨破起了泡。紅軍中根本沒有什麼消炎藥膏，萬般無奈，我只好敷上一些大米飯。瘡口竟意外地好了，這條經驗後被推廣起來，實踐證明確實很有療效。 在洞中防空時，曾有一個被俘的政府軍士兵來看我，他說，過去他和一個朋友曾在當地的一個教堂干過，會祈禱。當他看到我那雙腳時，馬上送給我一雙用布條打成的草鞋。這種布草鞋在紅軍中很普遍，不過用布作草鞋這對紅軍微薄的物資供應也是一個可怕的消耗。現在那些返回教堂時發現自己的床單、衣服、門帘全都沒有了並為之納悶的教士們，可由此得到啟發，他們的那些用品竟是這般意想不到的下場。紅軍為打草鞋而撕開這些東西時，根本不注意它是絲的還是毛的，是價值昂貴的還是有其他用途的，他們的眼睛只是熟練地一瞥就能看出是不是打草鞋的好材料。那個政府軍士兵，後來又送給我一些餅乾，他表現得很友好。 「貝克爾簡直在開玩笑。」一天，「法官」叫我們去後生氣地說。 「他想3000元了事，好傢夥，即便是一個小地主交的罰款也比這個多。你們寫信告訴他，趕快再去籌款，我們只給他50天期限。」「法官」想了一下，「再經過這裡時，我們將等到這個月（八月）底。」這意味著時間很緊。「如果那時罰款還不交齊……」他賣了個關子，閃爍其詞地告訴我們，「那對你們將意味著什麼？你們將被一個個地處決，這是最後的下場。」於是我們被要求再次寫信。 當天，我們再次被叫去後，「法官」以幽默的口吻請我們坐下。我們被要求再抄一份信，但不填寫時間，並增加了「如中間人空手來，將被視為間諜」的內容（這意味著監禁和處決）。這事使我感到意外，不過，對於已明確時間能結束我們無希望的等待也是好事。這封信送到貝克爾先生那裡前，那個姓丁的已從紅軍回返了，貝克爾收信後，馬上又派一個名叫高彼德的中國教徒去追丁，並隨身帶了200元錢。 有一次，我按要求給我妻子寫信時，下意識地在信紙下面寫了「×」記號，這招致了紅軍的盤問。他們非常多疑，不允許我們寫超出規定的內容。還有一次，衛兵給「法官」報告，說我和那個姓李的報務員打密碼，結果李和我們被分開審問，我和海曼甚至被罰到了普通犯人房中住。 在龍山這一段長時間內，我們更換了幾次住處，不過多是穀倉，好一點兒的也只是伙房。房間還可以，都有床，但房中很髒，滿是塵灰、碎草雜物和瓦礫。不時有人用耙子在這一堆破爛里找東西。 一次，我們返回房中後，發現房子因需關新犯人而把我們的東西弄到衛兵房中，跟四個衛兵同住。這房子很大，除去衛兵的那些顯眼的大床外，空間仍不少。一張中式床上住了我和海曼。第一天晚上，我們沒在床上鋪草，結果弄得一夜難熬。這是因為睡覺時，一個衛兵教給我們說，夏天像他們那樣睡光板最衛生。我們決定試試，床上什麼也沒鋪，結果一夜下來連骨頭都痛。在這房子中衛兵們常常無休止地吵鬧。不過幾天後，他們搬了出去。這間寬敞而又涼快的大房只有我和海曼獨享，這真是難得。一兩天後，一個來自衛生學校的醫生犯人住了進來。他很友好，但被指定睡在我們的床上，這使人稍感掃興。幾天後他自由了，了解到我們缺這少那的狀況後，離開時許諾將在外面給我買牙刷牙膏什麼的。但後來，他像聖約翰的男管家忘了主人一樣，把這檔子事給忘了[4]。 這一時期，一個十六七歲的小姑娘加入了犯人的行列。她曾信仰過宗教，認識一些教過她編織的修女，儘管她本人很不幸，但她的到來，使這裡透出了生機。行軍中她像男人一樣背著自己的小背包，一身男子打扮，睡同樣的地鋪。雖然她沉默寡言，但我從未聽到她口出說粗野的話，或者看到她抽菸，就像前面提到的「吳法官」的妻子一樣，真是不為環境所動的高尚女性。 在大房子住了幾天後，「出發」命令又來了。同往常一樣，我們既不知目的地，也不知有多遠，這次只走了約十英里轉了個大彎就到了。過去每當要到宿營地時，總要淌過條河或者小溪，我和海曼戲稱它為「洗腳儀式」。紅軍的領導是騎馬或用馬匹接過去的，但大部分人和我們一樣。這次又是「洗腳儀式」。天很熱，我們在陽光下等待著分配住房。後來，我們被帶到一間很理想的房中，屋裡有床、桌子和椅子，我和海曼馬上打掃收拾，當我們收拾乾淨正要祝賀喬遷新居時，一個同志突然來通知——穀倉已為閣下「備好」。又是穀倉！ 冬天，穀倉是很吸引人的，它有地板；可現在是夏天，穀倉沒有窗，密不透風，而且簡直就是蚊窟。它單獨置於院中，烈日之下，就像火爐。孫、李等人被分到廚房，那裡條件雖差，但人們反而彼此友愛。指導員看到後，曾以完全自信的口吻，藉此宣揚共產主義理論的偉大，描繪未來國家的美好前景，開導這些屬於上流社會的敵人說「艱苦的生活，反使你們相互友愛，而這正與未來共產主義社會人與人之間的友愛關係相似；當然，原因是不存在壓迫者和被壓迫者」。這種頗惑人心的宣傳不可能感召這些人，但卻從某個側面透露了紅軍對他們的態度。在我看來，房中出現的情況只是「強制」的產物。不過，對這些政府階層的代表來說，反倒是極具諷刺意味的「報復」。 「你們的中間人到了。」一個新來的衛兵偷著告訴我。他曾到很遠的地方去接這個人。上帝顯靈了，海曼先被叫去翻譯那人帶來的那些信。但我妻子的信卻使用的是法文，於是海曼告訴他們：「我不懂法文，必須讓薄來翻。」當我們來到「法官」房中時，我看到桌子上有幾封信，那是海曼夫人和我妻子寫來的。「法官」要求把它們譯成中文，他們在旁邊抄。讀信時我知道了，貝克爾先生現在打算支付6000元。我和海曼暗中祈禱紅軍能接收這筆看起來數目不算少的錢。貝希望與紅軍能就釋放我們這些「漂泊者」的贖金數目會談一次，那時，雙方可按達成的金額，在規定期限內交錢並把我們當場帶走。為了我們，教會方面正繼續徒勞地呼籲人們施捨。我和海曼知道，這次再不行的話，我倆只得準備「砍腦殼」了。 妻子的信是在我們結婚周年那天寫的。信中憶起了婚禮時的一首名為「我的心為上帝而跳」的讚美詩，於是我問：「需要翻這首詩嗎？」「當然，一字別少！」期限很緊，我備感困難。因為詩需要我搜腸刮肚地找到相應的中國詞彙。晚飯時還未翻完，他們邀請我一起吃，菜譜中有雞，這在當犯人的日子中是罕見的。當蚊子開始找麻煩時，他們就大口抽菸來熏。我真希望在我住的蚊窟中也能如此，那裡的蚊子比這多幾倍。蚊子伴隨著我讀信的快樂。信中夾有照片，兩張是海曼孩子的，一張是我妻子的，一張是我十四歲時與雙親的合影。還有一封信是我母親寫的。朋友們真了不起，竟了解到我母親識字並動員她也參加到這一行列。母親已七十高齡了，字跡仍很穩健工整。信都被「法官」收存，照片還給了我們。後來數天中，一批批同志們來看照片，並好奇地摸摸。他們看照片時，人類的天性使我們和諧起來。 「催那邊快交錢，這樣你們就能早日回家了。」一些同志善意地勸我。他們都認為海曼有福，因為他有四個男孩（雖然紅軍移風易俗，但他們中重男崇男的舊觀念仍很牢固）。 第二步是寫回信。每人寫一封給妻子及貝克爾的信。「吳法官」定了三條內容必須貫穿其中： （1）承認自己是間諜，不該來中國，紅軍扣押及罰款有理； （2）逃跑雖不成功，但卻使事情複雜化； （3）扣押長的原因只能怨自己罰款未交來。 隨信我們還被命令抄上一張藥品單，要貝克爾就近購買並確定交付地點。 對「間諜」一詞，我決定不服從，我在前面加了「as」即「當作」間諜。信寫完翻給他們聽後，有些地方他們仍不滿意，於是我們又改。這次他們勉強認為可以了，但還得送到吳那裡審查。 回去後，我們馬上祈禱，希望上帝幫助我們能使紅軍同意6000元的數目，同時希望早日獲釋。海曼再次被叫走時，我們的祈禱證明是有道理的。 我信中寫的是「錢交付時」，但紅軍卻要改為「全部付清後」，這等於又回到75萬元上。真得提醒他們，按照那樣計算就算是一天1000元，我們也得被關兩年零二十天，而照此比率6000元則只能擔負6天。 這天，我又被叫去見「吳法官」，走了很遠後，來到一間指定的房中。吳面前放著我寫的信和一本英漢字典，他平框眼鏡後的眼中冒著怒火。我一進去他就命令： 「念念你的信是怎麼寫的！」我照辦了。 「確實用『間諜』一詞了嗎？」 我答：「是的。」 他命令我拿起字典查查看，並指著「as」說：「用這個詞，什麼意思？你為什麼說是當作間諜，你本來就是。」他指責著，命令我改。 「我不能違心承認。」我告訴他。 他生氣了，大聲喊：「你就是間諜，審訊你時的證據證實了這些；如果你不是，那麼，請問你來中國幹什麼？」 「我傳教。」我的回答使他氣極了。 「那為什麼帶照相機？」 「我沒照什麼。」 「那為什麼在中國買土地？」 「我沒買。」我頑固地頂撞他。吳的臉變得陰沉起來。 「我命令你按我說的寫……」 「信是寫給我妻子的，縱然寫了她也不信。」 「那我不管，但你必須按要求寫，否則就馬上處決你。」吳怒聲喊著，我已遭到了他的仇視。他那裡的一個人送我回去，等我改信，因為信第二天就要被送走。 那人很年輕，滿臉書生氣，有禮貌地勸我說：「你最好照『法官』說的干，他可不是好脾氣的人。」可能他自己就沒少吃「吳法官」壞脾氣的苦頭。 當他接過我改的信後，又不安地問：「你是否按他說的寫了？」一直等到我肯定的答覆後，他才返回吳那裡。 第二天中午，我被再次帶到「法官」那裡與中間人會面。海曼先前已見過那個高彼德了，這是我第一次見他，這次會見才知道他是一個卓越的教友。 我們並非自由會面。開始吳沒來，我沒來得及相互祝福就急切地問：「我只有一本中文版的《聖經》，你帶什麼來了？」看到我渴求的目光後，他馬上明白了，迅速將身上帶的《聖經》送給我。不巧，被從外邊進來的吳看到了，高馬上裝著像送禮物一樣；同時，煞有介事地告訴吳他要做什麼。 「你應先交我們審查，沒有問題的話，我會轉給他的。」吳說著收了起來。此後，我再也沒得到這本書。 那封信，吳仍不滿意。他決定自己起草，然後由我抄成英文。信沒寫完時，又開晚飯了，我再次和他們一起吃飯。紅軍的大米儲備已不多了，他們改吃包子和豆湯。與我們西方人比較，中國人主要以米麵為主，食品單調；無論米、面，最大的滿足則是中國式的「吃飽」。 這次的信，吳總算滿意了，但比計劃晚送了一天，原因就是我前天的「愚蠢」。 在這裡，紅軍籌到很多麵粉，並給了我們一點兒。孫是個北方人，他要了些豬油和調味品，包了些可口的包子。我們都高興地幫著干，認為交上6000元後紅軍會遵守諾言釋放我們。當我告訴張時，他對此充滿疑惑。 我們又照過去的樣子，在與貝克爾先生談判的路上跋涉，而我們的「護送人」就是這支押著張、孫等俘虜的紅軍。在爬上途中一座高山後，我驚奇地發現自己又恢復了體力。一條小溪在路旁蜿蜒流淌。我們向茨岩塘進發。我們從這個繁華小鎮的大街經過後，向右拐，停在一個大院前，等人們進去給我們分房子。後來，由於軍團領導要住，我們又轉移到一所學校。這裡的房子大部都已損壞。我們分住的房子地面很髒，只有一塊地方還算平整，房頂漏了個大洞。當時我想天若下雨，可就「好看」了，結果，果真下起雨來，房中一切都泡了湯。本來有一張床，但為防我們逃跑，床板被拿去堵後門了。我們只好搬到狹窄的過道里睡。好在天氣不冷了，天晴時房子很亮堂，正對著小院子，對面就是「吳法官」及其妻子的房間。 在我們到這兒之前，先到的同志們已在周圍挖起了防空壕。壕採取下挖一半，然後用土在兩邊培起一半的辦法，從我們住的地方一直通向遠方。人們繼續幹著，留下一部分衛兵看著我們。壕挖好後，用樹幹鋪頂，上面再覆蓋上5～10英寸厚的土，這樣裡面即可容納相當多的人。我們一天中大部分時間是坐在壕中防空襲，壕中十分潮濕，中午飯是在裡面吃的，每天黃昏從壕中返回住房時都有一種說不出的愉快。但這裡已是戰場，想到建造者們費力修建這一壕的目的時，我們不免心中陣陣發怵。每天到壕中都要走很長的一段，比起張將軍那些人來說，我們是幸運的。他們的小房很潮濕，並且緊靠著隱蔽的一段壕，得不到自由行走的機會。一天，紅軍將我們帶到那裡，我和張又愉快地交談起來，在聊了一會兒後，他真誠地問我：「告訴我基督再世是怎麼一回事？你又是怎樣打發在這裡的時光……」 我於是想起《詹姆斯·大衛》一書第五章中幾條恰如此境的箴言，對我們真是再適用也不過了：「來吧！你雖富有，但眼淚和呻吟卻纏繞你終生……」張被深深地感動了。我每次來這裡後，我們都繼續談這些教義。張變得開朗起來，對一切逐漸超然，這都是我們交談的結果。 「如果我們沒有這些交談，你能變得這樣開朗嗎？」 「不錯，是《聖經》給了我一切，它展示了無所不能的創造，他愛我，派他的兒子來鼓勵我。」 我們堅信上帝使我們在與人的交往中能把人從迷惘中解救出來。 我們也經常在一起祈禱，我堅持從基本教義去啟發他。張讀過大量的共產主義書籍，其知識水平不亞於紅軍。他也認為共產主義是社會發展的最高形式，但紅軍卻是其從反面衍生的壞現象。張領悟到了基督千年王國的前景，消除了他的鄙見，增強了辨別是非的能力。 「你來這裡很好，」一天我們到張房中，連長碰見我後說，「這裡條件不錯，不過你來之前最好把個人問題都弄完。」他說完便又去挖戰壕了。 張的房間很大，很涼快，只是土地面，一角上是用木板搭的鋪。張、孫被關在這裡，房子隔壁關的是那些士兵俘虜，趁衛兵不注意時，常有一兩個溜過來和我們閒聊。他們很友好，交談中我們了解到，像他們這樣階層的俘虜，選擇完全在自己，如果不願參加紅軍，即能有機會遣返回家，而且離開時還會發三塊錢路費等的好事。張和孫曾被叫去給士兵講話，動員他們參加紅軍。紅軍這些辦法的確很吸引人，很多士兵由此加入了他們的隊伍。 一天夜晚，四五個新犯人被帶到我房中住。第二天早上交談時，我才知道其中一個是基督徒。我問他：「你有《聖經》嗎？」 「我被俘時還有，後被他們搜去了。」我想和他交談一會兒，可是他不久被換到另一個地方，以後不知他的命運如何。 一天晚上，一個同志來通知：「吳想找你們。」我們很快從床上起來跟著他走，心中感到不安。那個同志告訴我們說：「想請你們去唱歌。」這話頓時使我輕鬆下來。海曼突然想起忘記帶假牙了，但這太晚了，我們已邁入大門來到院中。這時紅軍領導人在院子裡正坐成一圈，張也被「請坐」在其中。他們指定兩把椅子給我們坐，然後大家善意地就我們傳教被關押的事和拖延不交罰款等，開了一大堆玩笑，如對誤期交款，我們將和被殺掉的那位神父一樣，別誤認為他們軟心腸，他們不在乎殺人，等等。 有人提議江西來的劉主席來一個節目[5]，他講話時的表情似乎很嚴厲，樣子很兇。不過他的一個評論卻荒謬得可笑，而且解釋得很糟，人們開懷大笑，緊張的氣氛消失了，我們大家都感到很輕鬆。 對面的一個同志輕輕告訴我們：「這些男女同志想聽你們唱歌，但提前預告，不得與宗教宣傳有關。」 「可我學的全是宗教歌曲。」我為難地回答。一個小個子的婦女及時插了一句：「你們隨便唱吧。」因為那個同志早已知道，我和海曼在路上就商定好了唱法，決定唱《我們得到上帝的愛，一直到永生》。我們先合唱第一節然後分唱各節，唱到高潮時，許多衛兵都出來站在那裡聽，大家專心致志。曲終時，劉主席評論說：「真不錯！」人們開玩笑說，唯一可惜的是這首歌是宗教內容。後來我們就回去了。雖然，那時我們的身體仍未康復，但我們為有這樣的機會讚頌上帝而高興。 劉是「吳法官」及其妻子的常客，這好像是他黨務的一部分。在晚上，能聽到他們房中那些歡快熱鬧的笑聲。 幾個月後，當有一段時間未看到劉時，我問衛兵：「劉發生什麼事了嗎？」 「你不知道？」他答道，「他被處決了！」 「為什麼？」 「發現他是一個反革命。」 唱歌后沒幾天，又來了新犯人。我搬進一間蚊子成群的房子，於是打蚊子成了我們的消遣。我們習慣用網球規則去比賽，每場十五個，三局兩勝。兩天後，到防空壕的短程旅行取消了，但我們仍有事，繼續織蚊帳，這次是因為一個同志給了一大團棉線。 * * * [1]　即張振漢。詳見下頁注。 [2]　此事件疑指1934年12月9日美國基督教會牧師師達能（John Cornelius Stam又譯史坦）與史文明（ELizabeth Alden Scott "Betty" Stam，又譯史施蓓蒂）夫婦在華事件。1934年10月，方誌敏率領的由紅七軍和紅十軍合併組成的紅十軍，為牽制敵軍，掩護第五次反圍剿軍事失利後中央領導機關和紅軍主力的長征，以「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名義向敵東北方向挺進。12月6日，由師長尋淮洲帶領的紅十九師一舉攻克安徽旌德縣城，扣押了在此傳教的美國人師達能夫婦。按照薄復禮書中不斷提到的「吳法官」妻子即長征中老紅軍戚元德的回憶：當時紅軍對待國內的外國教會政策是，因教會「大多支持反動政府和土豪劣紳，以宗教迷信欺騙麻痹教友，進行反動宣傳，指責我們是『洪水猛獸』『土匪流寇』，是『紅禍』。我們每到一處，他們都號召教友『堅壁清野』，與反動政府一起撤退，視我們為敵。因此，我們抓到教會骨幹成員，都要甄別審訊，沒問題的放，有問題的都以帝國主義間諜罪處以徒刑和罰款。只要他們認罪，不與共產黨、紅軍為敵；只要交納罰金，支持紅軍革命、抗日救國，就立即放人，並保證護送他們到達安全地帶。」當紅十軍要求師達能傳信上海教會總部交罰款贖人時，遭師達能強硬抗拒。12月9日紅軍轉移途中遂因戰況緊急只得將拒絕與紅軍合作的師達能夫婦處決。紅二六軍團中堡大捷發生在1935年6月14日。 [3]　1935年6月，紅二、六軍團採取圍城打援戰術，一舉殲滅自來鳳馳援宣恩的敵四十一師大部。曾深得蔣介石賞識並吹噓要「活捉賀龍」的敵四十一師長張振漢受傷被俘。紅軍以最好的藥給張治傷，並給其應有的待遇。紅軍的所作所為，感化了這個國民黨中將縱隊司令、師長。此後張振漢參加了紅軍，任紅軍學校高級班教員，參加長徵到陝北。建國後，張振漢任全國和湖南政協委員，成為唯一一個在紅軍長征中參加過紅軍的國民黨高級將領。 [4]　《聖經》故事中的警喻，是西方流行的成語，類似我國「食言而肥」之意。 [5]　江西的劉主席，疑似為1933年任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的劉啟耀。1935年1月，中央紅軍長征後，劉啟耀在堅持蘇區的游擊戰中負重傷脫離部隊。據有關史料載：他憑自己堅強的毅力在山林中養傷康復；1935年下半年起至1936年底，劉啟耀化名劉茂財以小商販身份四處奔波尋找組織；1937年1月劉啟耀聯絡部分失散的黨員重建中共江西臨時省委，任書記；抗戰爆發後，任中共吉安、泰和等地的縣委書記。1941年遭日軍逮捕，被釋放後與黨失去聯繫，至1946年在家鄉因病去世。這裡劉啟耀是否在1935年至1936年以小商販身份四處奔波時到達過湘鄂川黔邊革命根據地，雖未見正式記載，但可由此存疑。另外「吳法官」即吳德峰，進入根據地前一直在周恩來領導下從事地下工作，至於書中後來衛兵所說的劉已被「發現是反革命被處決」一事，未見有關史料記載，估計是劉受黨的委託自紅軍秘密返回白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