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西方傳教士的長征親歷記 · 第三章　朋友們的消息

第二天，我們被「法官」挨個兒叫去詢問是否了解海曼·貝克爾。「法官」告訴我們說，紅軍正在調查貝克爾的聲明，以及我妻子在浙江來信的真偽[1]。 幾天後，「法官」又把我們叫去，這時他表情複雜，疑慮重重。他以一種聽起來平和，但不無警告的口吻說：「貝克爾正派三個中間人前來談判釋放你們的事宜，那時，只要不泄露關押位置，將允許你們見面。」 次日早上，紅軍先繞道把我們秘密帶出城，然後似乎有意炫耀地讓我們穿著洗得發白的衣服，帶我們經過稻田，從前邊大街走進塔臥，這顯然打算給人造成一種我們來自很遠地方的假象。再看到「法官」時，他把我們熱切盼望很久了的妻子等人的來信交給我們。自我們被帶走後，五個多月來，沒有得到過一絲有關她們的音信，不知道我們的離開給她們造成了多大的創傷，也不知道她們目前在貴州生活得怎樣。 就在那時，我們對格蕾絲·恩布倫小姐生還與否的久久掛念才冰釋於懷。來信證實了她的獲釋，這使我們心中感到十分寬慰。 魯賓遜先生的信告訴了我們貴州同事的一些情況。貝克爾先生基於他過去與賀龍將軍的友誼，寫信向賀發出呼籲。當年，賀龍將軍曾路過他的教區，參觀過那裡的孤兒院、醫院和學校，對貝克爾先生為改善窮人生活的努力極為稱讚。貝克爾堅信，換個位置，賀龍將軍會同他一樣，致力於改善窮人生活狀況的事業，而且賀龍將軍也不會傷害任何人。貝克爾希望，或許賀龍將軍能為釋放一事安排一次商談。貝克爾先生曾救過賀龍的侄子，而艾特爾醫生也曾救過賀龍的兄弟。 「不過，」「法官」對此淡淡一笑，告訴我們，「你們切勿因這些友誼而心存妄想。因為，在新型人民政權中，友誼乃至家庭觀念都是從屬於共產主義理念的。」 信的內容試圖感動將軍們。 轉中國共產黨軍隊賀龍、蕭克將軍收 上海，西藏路1531號中華內地會 將軍閣下： 由於迄今無法從任何地方（包括國民政府方面）得到你們的消息，我們這兩個外國婦女不得已只好十分冒昧地以這種方式給您寫信。日暮途遠，恐怕也只有如此你們方可收到此信。 將軍，再沒有什麼理由比這更能向中國民眾，特別是窮人們顯示仁慈了。我們來到中國無論何時何地從未反對，也從未取悅過任何人，只是希望能竭儘自己畢生精力來傳播上帝的愛。 從蕭克將軍來黔，以軍事諜報人員之罪名抓獲我們以來，距今已三個多月了。我們衷心感謝將軍使我們當場獲得自由，同時，我們也為我們的丈夫海曼和薄復禮上次來信中談到，他們受到的人道主義待遇和正在被考慮對他們扣留日期的事而高興。 不過，我們想告訴將軍，為等待他們的釋放，幾個月來，他們的妻子憂心如焚。海曼先生那四個孩子為新年之際不能與朝思暮想的父親團聚而悲痛懊惱。面對孩子們「什麼時候釋放爸爸」的詢問，我們黯然神傷。就我們的能力，無論是贖金還是供給物品，我們真無法辦到，我們只能呼籲能得到你們的仁慈和寬宏大量。 將軍，面對那些與親人長期分離的婦女和孩子們，您同樣也是父親。我們相信讀此信後，您定會讓下屬釋放我們的親人，並使我們合家團聚。 我們祈求上帝賜福於您，為他們的釋放，為滿足我們的要求而顯示您的仁慈。 你們可信任的 羅達·海曼 羅斯·波斯哈特 中間人由「法官」陪著來看我們。現在我們才知道，為找到我們，他們過去作了好幾次嘗試，這期間吃盡了苦頭，甚至曾落入土匪的手中。他們看到我們連雙像樣的鞋也沒有，當場從自己腳上脫下來送給我們。我的腳的尺碼挺大的，突然他們中的一個人給我的那雙雨鞋的尺碼正好，非常合適，幸運嗎？是的。不過，這比起上帝在其他方面的安排簡直是微不足道的。我身體的一切，上帝無所不知。後來，這雙鞋及襪子等禮物一直伴隨我離開紅軍，想想上帝的權威吧，這竟是我回家前能找到的最結實的鞋。 我們新換房間的窗戶被木板釘死了，房子裡光線很暗。但，裡面有一張相當好的中式木床，一個粗笨的銅盒和一個大茶盤。衛兵與犯人的比例一般是1∶1（衛兵總數約100人），可現在卻以四個衛兵一組來看著我們。衛兵們照例要生火，這使我們的房子暖和起來。房子分里外間，外間光線明亮歸衛兵連長住。開始，他們不反對我們在外間活動，這使我們能在那兒看書和織毛線。 一天連長和指導員開會回來，不知因什麼事顯得很生氣。我看慣了，仍埋頭忙著織毛線。連長氣哼哼地對我吼道：「以後你必須待在自己房中。」 「我的房間太黑，但我必須織毛線。」我不客氣地回敬他。 「那你今後就什麼也別干。」連長又塞給我一句。 指導員送我回到自己房中，後來他燒了壺茶給我，似乎以這個友善的舉動表示他的同情。對這突來的限制，他本人未置一詞，但其態度卻十分曖昧。 現在我們只能靠在黑房中祈禱，默憶文章、讚美詩等來消磨時光了。我能背出大約500餘段書的章句和詩歌。默憶使我思緒萬千，過去學的許多東西紛至沓來。我按諸如羅馬教廷、犧牲、愛情、永恆的苦難等主題，分門別類地以A、B、C順序排了一個索引，每天逐步加強思索。默憶過程中許多幸福的時刻是想到一些人名和動物時產生的，《聖經》上眾多的人和地名就是運用這個方法而編目記住的。 我們沒有計時用具，但是，每天白天總有一道亮光從屋頂的小孔中透進這昏暗的房中，它在對面牆上呈圓周狀慢慢移動。後來我漸漸從圓周移動位置，判斷出早上十一點至下午三點這一段的大概鐘點。 由於隔壁是連長的房子，因此，我了解到他們是怎樣招募新兵的。這一段時期，每天有很多人到這裡報名參軍，他們大部分是農村娃子。紅軍要先問他們的姓名、年齡，有無疾病和是否抽大煙，然後問「為什麼參加紅軍」，他們回答時幾乎異口同聲——「我們沒吃沒穿」。當紅軍允諾能有吃的，甚至還會有穿的時，這對那些想參加紅軍的人來說已經足夠了。這時那些人馬上會提出一個要求：如果他們欠別人的債，參加紅軍後是否可以就此罷了（他們幾乎都存在這一問題）。答覆是肯定的。這之後，紅軍將再提問：「願參加反對地主的戰鬥或提供情報，並為天下窮人謀解放嗎？」對此，那些人表示毫無異議。 而在這時候，當地的糧食供應很快變得緊張起來。每天都有同志到5～10英里遠的地方去買糧，偶爾，他們要去更遠一點兒的地方，不過這得需要兩天時間，去一天回來一天。因為稍遠一點兒區域的山野散落有小股的土匪，買糧非得有武裝保護不可。我們能隨時知道他們與土匪發生的戰鬥，以及哪個同志在戰鬥中被打死。只要與土匪遭遇，糧食的來源馬上就斷了，每天的飯就改吃兩頓。剛開始那會兒，兩頓飯是一餐稀粥和一餐米飯，乾糧及偶爾加上肉的炒菜。但臨近撤離時，兩餐都成了稀飯。這並非杜撰，這是因為政府軍正圍剿紅軍，他們也需要糧食。雙方都從產糧地和那些富庶地方獲得物資供應，最後像蝗災一樣，把這些地方吃得一乾二淨。 接近三月底，紅軍開始為撤離這塊根據地而做準備。所有的建築上都被寫滿了標語，內容大都是號召政府軍中像他們一樣的工農窮兄弟「掉轉槍口，參加紅軍」。 一天早上，天還沒亮，衛兵提前送來早飯，飯後，收拾東西馬上出發。我們走出城幾英里後，天才開始發亮。我們發現路上全是從住了幾個月的塔臥撤出來的紅軍。為了隱蔽，禁止出聲，隊伍中沒人弄出聲響。黎明時分，看到這支軍隊無聲無息地向前疾進的景象，使人馬上聯想到逶迤滑動的長蛇，簡直令人毛骨悚然。[2] 四月初，我們到達了龍家寨，並在那裡小住幾天。這是紅軍所建根據地的一個邊緣村鎮。我和海曼又被分配去住糧倉。房子很小，地鋪只能對角設置才行。房子的一個角落裂開條縫，我把頭靠在對面角落裡稍稍動一下，正好能從縫隙中看到院子，視野的範圍恰如舞台大小。被限制在這種狀況下，我們得到了「穀倉劇場」的補償。夜晚，我們有遠見地用木板擋住了這條縫，不過仍留出足夠的間隙來更新空氣。 紅軍只要在某個地方住得稍久一些，都要設置「列寧室」。宿營的地方沒有合適房子時，他們就緊張地建造一個。這間屋子結構簡單，埋八根立柱，上面用席和草搭頂，周圍用綠竹枝圍成牆，然後在綠牆上裝飾紙花和紅旗，面對入口的牆則一定要掛上馬克思和列寧的畫像。 住了大約五天後，一天晚上，通訊員帶著筆和墨水進來讓我們寫幾封信，而且還必須按他口授的意見寫。在信上他讓我們告訴貝克爾必須增付給持信人20元錢，原來紅軍中將有人為地主的贖金問題前去談判。後來，我們得知那個人姓丁。貝克爾先生為進一步談判，滿足了他，並為此蒙受了經濟上的損失。 通訊員在口授停止時警告說：「必須在下個月規定的期限內交清贖金，如果超過5月9日，你們將叫苦不迭。」這是我們第一次聽到官方做出要處罰的威脅。或許，這是他們能在這裡停留的極限。 第二天早上，我們準備隨軍轉移。截至那時，行軍中總安排人給我們挑行李。我們行李中有旅行氈子、法蘭絨被單、棉布單子及多餘的衣服和鞋。我們自己則背一個包，裡面放著碗、筷、牙具及行軍中始終要用的那些奇特物品。但現在紅軍卻告訴我們，從現在開始要自己背所有的物品。我們每人找了一條小毯，然後將自己的物品放進去打成背包。開始行軍的時候，我還有力量背著，但後來當我堅持把它背著爬上一座山時，累得幾乎暈了過去（後來每逢爬山，我就下意識緊張得喘不動氣）。我快暈倒時，衛兵顯示出非常關心我，我的行李不再讓我背了，可海曼如故。上山累成這樣，沒有料到下山的路更舉步維艱，我的小腿不斷地抽筋。除此，我的胃也出了毛病，行軍之始就隱隱作痛，衛兵們十分同情我。 這個地區氣候多變，溫差懸殊很大，簡直不知該怎樣著衣。如果一時穿不著，那也必須帶著。我們始終棉衣在身，早晚春寒真得感謝它。不過，天氣正日趨暖和，棉衣最終是要脫下來的。雖說「千里不拿針」，但令人為難的是，這與在家不同，我和海曼在這樣的行軍中，必須隨時扔掉用不著的東西。 從龍家寨撤退時，我們看到方圓10英里內的稻田規劃雜亂，十分荒蕪。這些土地已被紅軍分配給了窮人，土地的新主人則將自己的姓名用白顏色寫在竹節上，標在地界上，共產主義的理論便由此得到了實踐。但是，分得土地的窮人怎樣能在「臨時恩人」拔腳走後，保住得到的一切呢？同時又怎樣與正在要求恢復權利的那些先前的地主相處呢？ 走出這個區域之後，我們看到田地整齊，鬱鬱蔥蔥。兩種景象的對比非常鮮明，結論是：一個沒有獲得恩賜同樣也窮的人，能創造出比獲得恩賜的人更大的奇蹟。對這個問題的透徹理解，似乎關聯共產主義的理論，那種理論實際上就是「要窮都窮，窮了再說」。 第二天黃昏，我們與迎面而來抬傷員的擔架隊相逢。不久，前面槍聲大作，有人報告前面的隊伍和政府軍打仗，我們不能在預定地點宿營。幾小時後，我們在附近找了間小房過夜。 天亮後，我們走上另一條路，一條這些日子中最崎嶇的路。如前面說的，我現在最頭痛爬山。開始時，衛兵推我，拉我，打破了行軍隊列幫助我，這樣我好不容易才沒掉隊。我累得不斷地請求歇歇，好幾次我差一點兒昏過去。連長看到我掉隊時，常常藉故專為等我而停止前進。當我趕上後，他就假裝生氣，用一根細樹枝輕輕趕我快走。紅軍中的慣例是誰掉了隊，誰就會被弄出來示眾。後來連長好像也意識到，如果這樣下去就糟了。再行軍時，他就讓衛兵逼著我走，一直到我走不動為止。我累極了的時候曾對連長說：「你乾脆用你的左輪槍打死我好了。」這是我僅有的一次冒險，假定真的這樣做了，我們的故事就會在這荒野之中結束了。根據以往行軍中的例子，我會由此得到實實在在的一顆子彈，此後衛兵們將這樣報告：「我們只得滿足犯人的要求，當寬限犯人一個月時，他本人卻想提前結束，於是……」 現在想來，這事真令人後悔。如果我的妻子、朋友知道我是因不願吃苦而放棄堅忍的話，他們會很快忘掉我的。 衛兵們現在真得要動腦筋考慮如何能在刑期中弄著我走。上述情況後不久，我終於在半路上累昏了，衛兵把我移到路邊。他們走開時，我慢慢醒來，我聽到衛兵們邊走邊議論，「他還活著」或「他死了」。後來，他們帶著兩個人和一副擔架來抬我，但我仍得繼續步行，到了山頂，他們讓我下來，並告訴我，只要我走不動，他們就抬我。我堅持走了半英里，追上了正在休息的部隊。在這裡，我們休息了一會兒並吃了些剩飯。海曼看到我時激動萬分。剛才，他正為我而擔心。艱難時刻，我有幸結識了這位真摯的朋友。 到了宿營地，有一個小小的好消息，他們將地主的一間房分給我們住。由於歇了歇，我又有力氣堅持走到那裡。他們把一間閣樓分給我們，雖然沒有草可鋪，但由於我們是那般疲乏，在木樓上馬上躺倒了。紅軍為我單獨熬了米粥，加了些白糖，讓我慢慢喝。這時，我們聽到下面屬於地主的那些豬的哀鳴，紅軍中的一個「屠夫」很快就把它們收拾下鍋了。一會兒，我們從肉香中嗅出肉差不多熟了。我們看到樓下那個殺豬的同志正在將他那套殺豬用具裝進隨身的包中。後來我們被帶到院中集合，這時「法官」激動地對大家宣布，紅軍在這附近打了一次勝仗[3]，現在可以在此休整幾天，然後向那個打勝仗的地方前進。 簡直無法形容當我聽到還要返回那段陡峻的山路時那沮喪的心情。一想到再次經過那高山陡坡，我就手腳麻木、膽戰心驚。 令人寬慰的是後來行軍時，紅軍給了一匹馬，不久，又將一匹騾子給了海曼。山路嶙峋，舉步維艱，隊伍走得很慢，到了晚上還未趕到宿營地。這時，天下起雨來，路上一片泥濘。半夜，我們停在一個窮困的小山村中。我們被分配到一間灶房中過夜，那裡衛兵給我們每人一個小板凳。這已是當時很大的照顧。連長和我們同住，他把卸下的門板平放在灶上，他是那樣疲乏，往門板上一躺馬上就睡著了。我一再要求也給我們找塊門板之類的東西睡覺，最後衛兵告訴我，這個窮地方，能有個小板凳就不錯了。我的挑夫還未趕到。我和海曼只好共披一條濕漉漉的毛毯，坐在凳子上凍得哆哆嗦嗦熬到了天亮。其實伙夫還不如我們哩！每天他都要早起做飯，而那些抬擔架的民工則是在當地臨時招的。天亮前送來了早飯，那是米飯和一大碗豬肉，不過，肉中由於加了很多紅辣椒而使人難以多吃。 飯後，再次沿那條路急行軍。這時，我不由得暗暗驚奇自己還活著。當然，這和有了一匹馬騎有關。走出一個小村約一英里後，隊伍爬上了一座山頂，並在那裡停了下來。衛兵給我找了個背風處坐下，半個小時後，盼望的太陽出來了，這時，犯人被命令到旁邊一間房子裡集中。衛兵們要重新調整，先前的那幾個衛兵再次指派與我們在一起。 真得為上次那幾天的休息慶幸。這次行軍的第二天休息時，我又病得吃不下飯，另一個原因是吃的米飯都是用繳獲政府軍發霉的米做的，更使人沒有食慾。 第三天，我們到了農車[4]。途中大部分我是騎在馬上，其間，我曾下馬試著走幾步，但幾乎馬上掉了隊。「法官」很可能注意到我們衰弱的情況，晚上，他命令衛兵給我們買只雞補養一下。衛兵從那對兒年老夫婦的房東那裡買了雞。當時老夫婦正在屋裡喝稀粥，衛兵親熱地對他們說「我們都是窮苦人」，同時還幫助他們幹活兒。那個老大爺不買賬，直愣愣回答說：「我們希望別打仗！這真好，槍一響，官軍先來，然後是你們來。」如此回答使衛兵們很難堪。 這期間，我們在院中等著劃分睡覺的地方。這時一群衛兵擁著一個緊捆著的男子從我們旁邊經過。後來知道，那個人就是剛吃了敗仗的政府軍第五十八師的孫（音譯）少校，他和一百多個部下一起被俘獲。後來，我們相互熟悉並成了好朋友。 從農車經過兩個地方後，我們下一個目的地是桑植[5]。路經洪家關時，士兵們很興奮，指著一棟半外國風格的建築說：「那是賀龍的家鄉。」不過，現在它已被燒毀了，只有殘牆頹垣，這是政府軍的「傑作」。又走了一天，我們到達桑植。它是湘西北的一座有城牆的小城市。衛兵和我們被指定住進城中大道上一間突出街心的富人家的房子。那裡有兩間倉房，其中一間分給我倆。第二天又增加了三個人，都是前來為幾個地主談判的中間人。其中一人的一隻胳膊殘廢了，像根掛在肩上的細棍。他身材矮小，但卻會用草棍占卜，預測吉凶（我現在是多麼稱頌上帝，因為對他的祈禱是那樣靈驗）。紅軍不允許我們之間交談。孫少校等大約一打（十二個）左右的政府小官被關在隔壁，另有兩間分關罪犯和地主。 在這裡，我患了重病，天天高燒不退，危在旦夕。海曼天天給我推拿，以致胸部十分疼痛。衛兵們顯得非常關心我，問我想吃什麼。先前我曾在桑植街上看到賣柑桔的，但沒有錢買，我說想吃那個。於是他們很快為我買了些大柑桔。當時這東西的價格十分昂貴，後來他們又拿來一大碗蘋果布丁之類的東西。在這裡，這些東西都是相當罕見的。吃的仍是那發霉米做的米飯，我對此最頭痛。 這期間，海曼曾被「法官」找去，與貝克爾先生派來的一個中間人會面，那人說他將再次前來找我們。會見時，海曼僅被允許念「法官」擬寫好的一個聲明。回來後，海曼給我回憶了信的內容。衛兵將貝克爾先生送來的兩件襯衣和殺蟲劑交給我們，其他如食品、期刊等全部被扣下。再次寫回信時，我們在口授下，將過去總計75萬元贖金改為我們每人10萬元或5萬元，但只限在這個月中。基於中間人還得再一次來，「法官」威脅說，對信如有半點兒更改，就小心「腦殼」。 這地區國民黨政府方面的行政長官劉疇（音譯）的助手也為釋放我們的問題來到這裡。他看到我們行動不自由，住的條件很差，就婉轉地給紅軍指出了這些，因此我們被換了地方。一個中國醫生也前來為我看病，他戴著度數很高的眼鏡，看上去富有才學。他用三個手指搭住我的左手腕，然後是右手的，以此來窺測我的身體狀況。他認為我的病不太危險，容易治療。他要來紙和筆，給我開了藥方。一個同志拿著方子到城中的藥房抓來了藥，那是12個用繩捆得有稜有角的紙包。開的藥中有干桔皮、野植物葉子和根、甘草和中國的紅棗。一個衛兵擔負熬藥的職責，他將藥罐加滿水熬成濃汁，即稱之為「湯」，讓我服用。我認為雖然中藥治病的效果可能不大好，但也絕不會有害。 沒跡象顯示我們還要在這裡待多久。圍繞著我們獲釋的談判，如預期的一樣，由於我們所處的位置太偏僻，以及紅軍強硬的態度而毫無結果。在這裡住了數天後，一天清晨，周圍的紅軍突然頻繁活動，一些人邊吃邊打背包，我認為可能又要行軍了，後來問衛兵，他未置可否，只告訴我們可以繼續睡覺。以後才知道是連長帶了半個連的士兵出發到附近去了，剩下的人仍負責看守犯人。他們由那個二十多歲的青年指導員帶領，「法官」的妻子也隨隊出發。通常習慣帶領衛兵連尖兵班的「黃法官」（音譯），這次卻被留下負責日常事務。久病後的我得知不走時，心中無限欣慰，我為上帝的憐憫而默默祈禱。 又換了一個有一長房檐和土地面的房間。在正房大門後，雨天中，房裡的地面簡直成了泥塘。慶幸的是幾件竹製家具的狀況多少改善了一點兒，有床、茶桌和椅子。每天吃飯都是在上桌，與先前比，這已是巨大的改變。過去我們完全是蹲或跪在地上的，這也算是用人的規格對待了我們。我就像首次發現椅子對印第安人一樣，或許這是紅軍對我們時過境遷的一個跡象。 在這裡，我的身體慢慢康復，食慾也逐漸恢復。我請求「法官」給我點兒錢，以便買點兒想吃的東西。他很和善地滿足了我。我買了雞蛋、炸魚和五香豆，這樣我每頓飯能多吃一點兒。 這期間，可能某處的學校「倒了霉」，一些同志從外地帶回一些舊報紙和課本。這些東西對他們無用，大部分人都為其他目的而撕了它們。我要了幾本，津津有味地讀起來，並以此探討這課本對教育孩子方法的利弊。衛兵因弄不懂裡面的內容而似乎厭煩，經常前來詢問這裡面的內容說的是什麼。許多人還要求我們在上面簽名，並指明要用我們的文字。對此，我用三種字母寫，即大寫、小印刷體和手寫體。有些人還要求學外文，「A、B、『師』（C）……」同志們這樣念著，第四個學生還是個指揮官。開始他非常認真，但虎頭蛇尾，後來甚至連「G」都未學到。 同志們的精神是令人讚嘆的。在這裡他們的生活相當緊張和忙碌，每天除了出操和練射擊外，還堅持上課和讀書識字。每個集體經常要召開互助會，會的主題大都與我們基督徒那種如何虔誠服務上帝類似，而其他題目同志們則視需要隨時而定。 任何會議都要圍繞會議內容和政治路線進行思考和發言，當然這都要從屬於共產主義範疇，如「為什麼我們反對國民黨」等，一些發言和答案相當謬誤和可笑。像在其他場合那樣，會上同志們有時會恰如其分地開個玩笑，或者提出這個或那個問題來漫談。視會議的性質，這些玩笑和漫談或多或少。開會時，那些新兵最羞怯靦腆，大都熱衷於為端茶倒水等事，這使他們很愉快，而安排的發言則都是他們的「苦難歷程」。一般要求他們當眾談談自己在地主壓迫下的遭遇，然後大家圍繞著這些發言。其間，主持會的領導要隨時引導大家，指出要點，並在最後作總結。當他們開始這些長篇大論時（是一種幾乎每會都說的單調而重複的報告），我發現很多人心不在焉。最後，領導們會發出「準備，唱」的口令，然後大家齊唱一首歌結束會議。 他們有一兩首歌的旋律與我們讚美詩中的《讚美愛》和《安琪兒》相似，但歌詞卻換成「殺、殺、殺，殺出一個紅彤彤的新世界」之類的口號。一首歌的歌名是《勇敢的戰士》；一首歌涉及蔣介石，譴責他賣國；還有一首歌是謳歌紅旗的；其他的則是強調講衛生，劃清階級陣線，打土豪分田地，繁榮經濟，反帝、反對軍國主義等。不過，所有的這些歌的第一節均採用首調唱法，然後第二節開唱歌詞。這時，人人都看著自己抄有歌詞的筆記本，不過這只是形式而已。 紅軍上課所學的一切，都會被要求寫作業或心得，並要為一個用明快色調裝飾的小報投稿。行軍之中，一有機會，他們就寫個不停。當然是否人人都能這樣做，就值得考慮了。我親眼看到一個同志採取「賄賂」的方法，哀求另一個同志代他寫。紅軍經常發愁的是紙用光了，這時，讀、寫的用品就很簡陋了。不過，他們小報的編排及有關共產主義內容的圖畫的設計，是值得驕傲的。一個同志擅長畫畫，於是我們便稱他為「藝術家」。 我了解到，紅軍中很多同志都是共產黨員。黨的會議單獨開，我們可以看到，但聽不到其內容。一群黨員要產生一個委員會，並積極發展黨員，同時要求黨員為「解放全人類」而鬥爭。偶爾，我們會看到支部找來一個同志，或是圍著他談話，或是選個地方開會，讓這個同志入黨。被找的人要回答正確是不容易的，一般會說「我不懂」。通常這是會被原諒的，因為此後支部將派人找他闡述入黨的意義。 關於唱歌，我想起在大庸時的一件事。當時，指導員教大家唱一首歌，名叫《國際歌》，這是新參軍的士兵先要學的一首歌。歌也是按首調唱法來唱，歌中有「英特耐雄奈爾」六個字，對這幾個漢字組成的句子的來歷他們弄不清楚，讓我解釋一下，我想了半天仍不得其解。後來我從共產主義聯想到英文「國際的」這個詞，這使我豁然開朗，這首歌此後教起來便詞曲協調了。後來這個詞泛濫成災，如此糟踏這個詞，令我追悔莫及[6]。 一位婦女因曾說過距那句話的目標還遠的言論而淪為了犯人。這之前曾有一場特別的爭論。那個婦女在爭論中說：「的確，那是我們奮鬥的方向，但必須適當地修正。」這很有遠見，不過這使她的人身安全成了問題。我想起伊思·麥克拉思（音譯）書中關於蘇格蘭的一段記述：「一個英格蘭人到蘇格蘭後，為看到的傍晚景象而讚嘆，『啊，多麼美麗的黃昏』。蘇格蘭人由此而議論：『那麼，你的強壯一詞，也就等於儲存了』。如此語同而意殊，兩人不由罵起那些用詞不當的祖宗們了。」 像在塔臥那友好相處的日子一樣，這裡我們又恢復了編織活兒的毛線供應。除此，我們每天還在房中捕殺害蟲，我們成了這方面的專家。我的編織術，在衛兵推廣下，形成了一場「編織霍亂」，以至於累得我犯了胃病。不過流行的一切正是上帝的光榮。 當同志們對自己舊毛織物的式樣厭煩時，他們就拿來讓我給換個樣兒。有時那些東西破爛不堪，得費我們老大的勁兒，而他們有時還不提供毛線及原料，我們得搭上自己的。一個同志曾拿來一大捆線要我織毛襪，不過因故未織成，後來他把毛線送給了我。在織和拆的「霍亂」中，我主管織，海曼負責拆。他經常開玩笑說，他是我特殊時刻的學徒。雖然人們得「從師三年」，但他只能在一年內白干。那些衛兵也總是以中國式的幽默來感謝我們。 在塔臥當我們房內黑得無法工作時，我們大都在防空壕中織毛衣，那壕是因為政府軍飛機曾幾次空襲而修建的。 在桑植就不行了，飛機經常來，甚至同志們晾衣服也得小心隱蔽，遠離營房，防止暴露。一來飛機，大家急忙撤到壕中防空。挖壕的同時，在平地上也挖了些相當堅固的防空洞，洞用門板、桌子當頂，上面覆蓋著泥土。這在當時狀況下是一個傑作。對飛機轟炸，一些同志相當恐懼。有次在壕中防空，一個士兵的手靠著我。飛機臨近盤旋時，馬達聲震耳欲聾，我感到那個同志像打擺子一樣哆嗦。第一顆炸彈扔到「法官」的房子旁；第二顆就在我們身邊爆炸，塵土落在房上和我們身上。飛機走了，那個同志像個孩子似的那樣頑皮，馬上跳出壕去搶炸彈皮。 這地方紅軍行政王長官的助手，一個先天不足、極端虛偽但有些名望和權力的傢伙，經常來看我們，為顯示仁慈常好許諾。一天早上，他將隨身帶的衣服收拾成包袱放在床上，以便隨時拔腿就走。這次，一塊彈片擊中了他的包袱，並從中撕裂了六道口子，還燒壞了他的厚毛衣。他讓我給他重織一件，這很難，但我最終還是把它拆散織了起來。他因此允諾要送我一些毛線，可後來他又要求我再給他織點兒什麼，但我並沒有收到他許諾的毛線，他應該找上帝幫助。我告訴他，如果他還需要什麼的話，我所能幫助的只是縫縫而已。 這裡，我們的看守在對待人及動物方面充分表現出了缺乏教養的一面。這期間，院裡養了一隻小猴子，衛兵們經常折磨它，有時則一腳把它踢出門外。一天，我們附近的一個季節性教會小學的孩子來了，他因自己養的猴子被人搶到這裡而痛苦。但衛兵們卻堅持說，這猴子原是一個政府軍士兵的（可能已被打死了）。我們祈禱上帝能將我們樸素的真理，如甘霖一樣灑給這些靈魂空虛的人們。 孫少校他們這些官員被特製了一些高帽子，然後被押著戴上高帽子遊街示眾，並向老百姓宣稱，他們是帝國主義的走卒。我們能看到其他犯人的房間，房子裡稍高出地表的土地上只有薄薄的一層草，雨天中潮濕泥濘，他們真像圈養在那裡的動物，常聽到他們劇烈的乾咳聲。最後，甚至連衛兵都看不下去了，他們取來了門板，以使這些人能躺下睡覺。 五月五日的月亮在不知不覺中升起來了。這時，我發現了一些可能要撤離此地的跡象。 每天都有一些外地的犯人被押到這裡。按以往觀察，紅軍每次轉移前都要處置這些犯人，或放或殺，剩下帶走的就重新編組。我告訴海曼：「我們又要回到以前那倒霉的環境中去了。」新犯人關在隔壁。我從窗口觀察紅軍舉動時，沒有發現要走的跡象。晚上我們安心地上床睡覺，不過天黑下來時，我們突然被喚醒，命令我們準備上路。這簡直令人驚呆了，我大病初癒，根本沒有氣力走路。 犯人們在院中排成一隊，左邊是一批新換的衛兵。那個指導員面對包括外國人的這批犯人，緊張得有點兒神經質，他命令把犯人都捆起來。我們是被用繩在左右臂上纏兩圈並打結連在身後捆綁的，下一段繩子再依此綁海曼。儘管我們厭惡捆綁，可這種方法仍可以活動手臂，也不妨礙行走。而那些犯人是被手腕交叉在身後捆住的，這使行走很不方便，往往使人踉踉蹌蹌。衛兵們為了加快行進速度，有時要冒險偷著解開。後來我們將每天行軍之始的捆綁，苦笑著稱為「特別服務」。 我們按來的方向撤出了城門，在那裡原地待命一段時間。這時衛兵帶著四個要處決的犯人來到河邊，隊伍前後都停止了前進。衛兵聲明，處決的唯一原因是他們太弱，根本無法行軍。四個人中有一個老年男子和一個老太婆，那個婦女又高又瘦，滿頭白髮。處決的地方就在我們眼前，其中一個人被處決時，把臉轉過去不看要砍他頭的那個衛兵，接著身子倒在了河裡。同我們一起圍觀的那些人面無表情。上帝的箴言湧上心頭，在看其他幾個人被處死時安慰我「即使一千個落在你身邊，上萬個還在他的左手，但他也難把你侵犯」。 現在，我真是竭盡全力地堅持著走。半夜，當走過一個陡峻地段時，我還能跟得上。天亮後，我發現只走出五英里，我們再次經過了賀龍的家鄉。 半路發現了一棟房子在那裡，我們停下住了幾天。我們分住在樓上，上邊有一個長陽台。五個政府軍俘虜被關在隔壁，其中就有孫少校和一個五十多歲的湖北（音譯）的地方小官；另一個是政府軍隊的參謀，他仇視共產主義，認為「玩」從某方面講就是人類幸福，並對基督教很了解。我想他過去可能接觸過教義。 在這裡又處決了一批人。孫少校臉色陰沉沉地目睹著他的一些部下赴難。紅軍曾讓我們去看，不過這是一種古怪興趣的邀請。 禮拜天晚上，軍隊傳令收拾東西併到院中列隊，後來又告訴暫時不走，明天再休息一天。那一天是我結婚周年紀念日，是仁慈的上帝在我艱難時刻送給我的禮物。這雖然很間接，但正是他愛的緣故。貝克爾先生一封支付3000元並要求改善我們伙食的信，這時也送到這裡。這使我們了解到朋友們的努力，為了我們，許多人正想盡辦法，並蒙受了損失；僅主要朋友的姓名即可列一個長長的名單。當我讀到長沙一個女孩在教堂寫的信時，我眼睛濕了。她說，她能感受到我的困苦，她將買糖果的錢寄給紅軍，以求釋放我。錢都讓紅軍拿去，但我們吃的依然如故。不過，海曼獲准可以看被紅軍扣留的《月報》，從字裡行間，海曼捕獲了一些消息。例如，格蕾絲·恩布倫現在很好，已回國度假；約翰和貝蒂·期坦坶成了殉難者等。 禮拜二，我們又踏上旅途，走了一二英里後停住。一些衛兵被命令到路旁樹叢中折樹枝，紅軍將採回的樹枝做成圈放在包括犯人在內的每個人頭上，馬也用同樣辦法偽裝起來，遠遠望去我們就像樹叢，這樣政府軍飛行員的眼睛就不容易看見我們，開始我們覺得這樣很新鮮，久了也就無所謂了。行軍中我們再次體會到紅軍奮發緊張的生活以及犯人們的頑強耐力。行軍時，發布命令是採取前後口傳的辦法，能很快傳遍全隊。一次，命令經我們下傳時，那個湖北的小官掉了隊。中間休息時，衛兵送來了冷米飯和豆腐，雖然不可口，但卻補充了氣力。每次當犯人隊伍因累得精疲力盡而慢慢拉長距離卻接到「休息」的命令時，真使人喜出望外。那個小官已經不行了，他呼吸短促，奄奄一息。他的朋友孫少校曾前去看他，但他甚至連人都不認識了，我們暗自悲傷他可能活不成了。後來紅軍讓人抬他走了約十英里左右。當到達了那個我曾在小凳子上過夜的小村時，我們都希望能在這兒住一夜，可是卻被命令繼續前進。當在這個村休息一個多小時後繼續向上爬時，我們的腿簡直像灌鉛一樣重。這時犯人的隊伍又成了長龍，紅軍看到那個小官仍然昏迷不醒（可能是勞累加中暑的原因）就開槍打死了他；然後像以前那樣，草草把他埋了。 紅軍認為我們尚有餘力，因此行軍中海曼要背自己的背包，這樣紅軍就可以幫其他人。這一天因情況變化，我們多走了五英里。由於未能在前面那個小村過夜，大家的精神都垮了。海曼幾乎無法支持，我只好替他背背包，一直到停止前進。我們是趕到一個大村子後才宿營的。一到分配的房中，海曼就昏沉沉地躺下了。我為他不斷扇風排熱，很長時間後他才清醒過來。 第二天出發，我們趕到一個叫忠堡（湖北邊緣）的地方。在那裡，紅軍又取得了一個巨大的勝利，打敗了政府軍第四十一師，並使這個師的張將軍及二千餘名部下，得到了與孫少校相同的命運[7]。 * * * [1]　海曼·貝克爾（Hermann Becker），英基督教會和中華內地會湘西教區牧師，因與賀龍相識，故教會方面委託他為與紅軍談判的代表。貝克爾多次派遣中間人與紅軍接洽，但其本人始終未與紅軍見面。 [2]　一九三五年四月十二日，紅軍撤出塔臥，由此開始戰略轉移。 [3]　1935年4月15日，紅軍回師塔臥，於桃子溪地區殲滅國民黨軍第五十八師師部及第一七四旅大部；翌日，收復桑植。 [4]　位於今湘西龍山永順之間。 [5]　1935年4月16日桃子溪戰鬥後，紅軍乘勝收復桑植，迫使進攻之敵轉為防守。 [6]　英文「國際的」一詞為International，即英特耐雄奈爾。 [7]　1935年6月24日紅二、六軍團在湖南咸豐縣忠堡地區採取圍城打援戰術，一舉殲滅自來鳳馳援宣恩的國民黨軍第四十一師師部及一個旅又一個營，俘其縱隊司令兼師長張振漢以下二千餘人。史稱忠堡大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