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反抗者的話 · 第十一章 巴黎公社

I 1871年3月18日，巴黎的人民起義，反對大家所憎惡，所蔑視的權力，並宣告巴黎城的獨立，自由與自主。 這中央權力的推翻並沒有經過革命所常有的演變：那天既沒有槍聲，也沒有障礙物後面的流血，一般統治者在群集在街上的武裝平民之前隱遁了；軍隊撤離首都，官吏逃向凡爾賽，帶去他們所能帶走的一切東西。政府如污雪遇見春風似的融解了，19日，巴黎流了它子弟的數滴熱血之後，就掃清了腐蝕這個大城市的污物。 這樣完成的革命在人民從奴隸制走向自由的連續革命中，開了一個新的紀元。在巴黎公社的名義之下誕生了一種新的思想，這思想將成為未來許多革命的出發點。 如偉大思想所常有的情形一樣，它並不是某一個人或某一個哲學家的概念的產物；它誕生於集體的精神中，它從全體人民的心中發出，它還是從法國人民的歷史中出來[1]，它起初是模糊的當初很多把它實行並且為它犧牲性命的人還不是我們所理解的那樣想像它，他們還不明了他們所揭幕的革命，他們還沒有看清他們所想實行的新原理的肥沃。只有在實地應用的時候，人們才瞥見其人們其未來的價值；只有在那時以後的思想工作中，它才漸漸確定,漸漸顯露它的明敏，優美，公道以及它的結果的重要。 在公社以前的五六年，當社會主義獲得新的大進展時，就有一個問題特別縈繞於下次社會革命準備者的腦際，這就是要我們知道，哪種政治集團的方式是最適合於今日工業發展所強迫我們這個時代實行的經濟的大革命；換句話說，廢除了私有財產，把歷代所集聚的全部資本歸為公有之後，我們應當採取何種政治的組織。 國際勞動協會回答了這個問題。它說，集合不應限於一國：它應擴展於人為的國界之外。不久，這偉大思想就深入人心，占據一般人的精神。以後難被一切反動的同盟所迫害，而它依然繼續存在，待阻止它發展的障礙物毀於暴動人民的怒吼之後，它就比任何時期都堅強的復興起來. 但是現在我們要知道的，卻是這廣大協會的組成分子是些什麼? 於是有兩種思想的大潮流來回答這個問題：一邊是平民國家，另一邊是「安那其」。 根據德國的社會主義者的主張，國家應該占有一切積聚的財富，並且把它們分給工人的團體，應該組織生產與交換並且監督社會的生活與機能。 對於此點，大多數富於經驗的拉丁民族的社會主義者回答。他們說，這樣的國家即使能夠存在，也不過是最壞的一個暴政，他們反對這抄襲過去的舊思想而主張代以「安-那其」的新理想，換句話說，他們主張完全廢除國家而代以自簡單而複雜的組織，他們認定民眾力量，生產者與消費者的自由聯合為未來社會的組織基礎。 不久，若干不大受政府成見迷醉的「國家主義者」也承認「安那其」所代表的組織的確優於平民國家的主張；不過——他們說——安那其主義的理想離我們太遠了，我們暫時可以不必去管它。另一方面，安那其的理論，在確定它的出發點，使它的概念具體化，並且證明它的傾向已存在於民眾生活中的諸點上似乎還少缺少具體而簡單的公式。職業團體與消費者集團超越現在國際與國家的聯合，似乎還到太模糊；同時我們還很容易看出，它還不能包括人類活動的全部變化。要想人家相信，必須找到一個更明顯，更真實，在事物的現實中有其基本要素的公式。 假如只為準備理論，理論是沒有多大關係的！我們似乎會這樣說，新的思想如果沒有找到明確而確定的根源，要不是從現存的事物中出發，它不會深入一般人的精神，鼓舞他們去參加決定的鬥爭。如果沒有某種確定而明確闡述的思想為依據，為跳板或出發點，平民一定不會冒險投入渺茫的未知世界。 這個出發點。是由生活本身負責來指示他的所在。 被圍困隔絕幾個月，巴黎靠著自己的方法而生活，它開始認識它所能支配的經濟，智慧與道德的無限資源：它瞥見並且了解自己的創意的力量。同時，它又見到占領權力的那一眾多嘴的政客不知道組織國防與發展內政的方法。他親眼看見法國的中央政府怎樣妨礙一個大都市的智慧所能使其展開的一切。它更明了任何政府都不能拯救大的崩潰。助成即將完成的進化，它在被圍的時期，忍受可怕的貧困，它目擊一方面是懶惰者的無恥奢侈，一方面是勞動者與首都防禦者的貧困，它眼見掃除這種惡制度的一切嘗試皆因中央權力干涉而失敗。每次人民要採取自由的突進時，政府即來加重它的鎖鏈，緊吊它的鐵球，於是自然發生一種思想，就是巴黎應該成立獨立的公社，使其能在城鄉以內實現民眾思想所指示的一切！ 於是一切人都喊出公社這個名詞來。 1871年的公社只是一次草創的嘗試。因戰爭而生，由兩個準備攜手壓服平民的軍隊包圍著，它不敢完全走上經濟革命的路線；它沒有截然宣告自己是社會主義者，它沒有進行資本的充公與勞動的組織；它甚至沒有著手城市一切資源的總調查。它也沒有與國家及代議政府的傳統絕緣，它沒有想在公社中實行它宣告公社獨立與自由聯合時所應實行的，自簡單而複雜的那種組織。假如巴黎公社能多生存幾個月，它會被時勢所迫，無可避免地走上一起走到以上這兩種革命，那是可以確信的。我們不要忘記。資產階級要以四年以上的革命時期，才從溫和的君主制達到資產階級的共和制，所以我們看見巴黎的人民沒有一下躍過安那其主義公社與匪盜政府間的距離，也是不足怪的。但是我們應該知道，下次將實行於法國與西班牙的公社主義的革命，將在凡爾賽軍屠殺所停止的地方，恢復巴黎公社的偉大事業。 公社失敗了，我們知道資產階級對於人民動搖統治者枷鎖時給他們所造成的恐懼，怎樣報復。這證明近代社會中確實有兩個階級存在；一方面是勞動人們，他們把自己所生產的一半以上的東西交給資產階級，而且太容易忘掉他們主人的罪行；另一方面是飽暖的懶惰者，他們被野獸的本能所鼓動，憎惡他們的奴隸，並且準備像射擊獵物似的殺害那些人。 把巴黎的人民包圍在城內，並且把一切出口都封鎖之後，他們派遣那些過慣了營房與酒肉生活因而喪失了人性的兵士，並且在議會中公然吩咐他們：「殺掉這些雄狼，這些母狼與這些小狼！」對人民他們又這樣說： 「不論你做什麼，你只有死！假使人捉住你，看見你手裡有武器——死!假使你放下武器——死！假使你打——死！假使你乞憐——死！不論你的的眼睛轉向什麼地方：左，右，前，後，上，下——死！你不但在法律以外，而且不在人群以內。年紀與性別都不能救你與你的親人。你只有死，但是在未死之前，你將親眼看見你妻子，你的姊妹，你的母親，你的女兒，你的兒子（就是在搖籃里的也一樣）怎樣死去的慘狀！人們將在你的面前，從戰地的病醫院中捉去傷兵，用刺刀把他刺死，用槍托把他擊斃！他若是生的，人們將捏住他的斷腿或血臂，把它活生生地拖去；像能喊叫與受苦的污物包一樣，丟在水漬中，總之： 死！死！死！ 在屍堆上做過瘋狂的慶祝，不分青紅皂白的整批屠殺之後，卑劣而殘忍的報復仍不停止，接著是皮鞭，緊縛拇指的繩索，鐐銬，抽擊獄卒的棍棒，侮辱，咒罵，飢餓以及種種殘酷的苦刑。 人們會忘掉這些劊子手的偉績嗎？ 「被擊倒可是沒有失敗，」公社今天又重生了。這不是失敗者一美妙的希望幻想自慰；不，公社今天已成為革命的確定目的，這革命你在我們身邊怒吼了。思想已深入大眾的精神，它給他們以旗幟，我們並且堅定地希望這一世代的青年來完成公社中的社會革命，肅清資產階級的醜惡剝削，使人民脫離國家的束縛，在人類的進化中，開闢自由，平等與休戚相關的新紀元。 II 巴黎人民推翻了賣國政府，把第二帝國崩潰時取得權力的投機分子打倒了，自建自由公社並且宣告自己絕對獨立的日子，距今已有10年了，然而我們的目光還是向著1871年3月18日的這一天注視，我們的最好回憶還是屬於這個偉大的日子；兩個大陸的無產階級所要莊嚴地慶祝的就是可紀念的革命周年，明天晚上就有數千萬的工人的心，越過國界與海洋，在北美合眾國，南美與歐洲，為紀念巴黎無產階級的反叛而跳動，而共鳴。 這個法國無產階級為之在巴黎街上流血。在新加來陀尼亞(Nouvelle-Caledonie)海岸受苦的思想,包含著整個革命的根芽，他的範圍是廣大的,他的旗幟之下，能夠容忍能夠容納人民解放與革命的一切傾向。 真的，假如我們只限於觀察巴黎公社所完成的實在而顯著的事實，我們似乎應該說這思想還不夠廣大。他只包含革命綱領的極小部分。反之，假如本觀察3月18日運動深入民眾心坎的精神以及想實現而沒有工夫實現（因未發生以前，就被窒息於屍堆之下了）的傾向，我們就會懂得這個運動的重要與其在兩個大陸勞動群眾中所以激起如此同情的理由。巴黎公社並不是以它所做過的事感動了我們，而是以它所預許下的一切振奮人心。 使一切被壓迫群眾的同情，傾向於1871年運動的無可抵抗的力量，究竟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巴黎公社所代表的到底是什麼思想？這思想對於世界各地不分種族國際的無產者為什麼有這樣的吸引的魔力？ 回答是很容易的。——1871年革命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民眾的運動，由人民實行，自發的產生於大眾中間，它在人民大眾中才能找到他的防禦者，他的英雄，他的殉道者，——資產階級所絕不能寬恕的也就是這個「流氓」的性質，同時這革命的基本思想雖然是模糊的或者潛意識的，而其偉大的性質卻由它的一切行為透露出來，——這就是萬人期待的社會革命，經過了這樣多世紀的鬥爭，他終於要來建立大眾的真自由與真平等。 這就是恢復其固有權利的「流氓」的革命。 不錯，人們會設法，現在還設法歪曲這個革命的真正意義，把它看作巴黎想恢復其獨立，想在法國成立一個小國的簡單嘗試。其實，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其實巴黎並不想脫離法國獨立，正如他並不想以武器征服法國一樣；他並不想下苦修士枯守著自己的修道院一樣，把自己關閉在它的城牆裡面；他並不以鐘樓的狹小精神為出發點。它所以要求他獨立，所以阻止任何中央權力干涉他的事務完全是因為他認為這獨立是準備未來組織基礎與完成社會革命的一個方法，——他認定這個偉大的革命將完全改變生產與交換制度，把它們建立在公道的基地上；將完全變更人類的關係，使他們以不分高低的平等為出發點；將完全改造今日社會的道德，使他以正義與休戚相關的原則為標準。 所以公社的獨立對於巴黎只是方法，社會革命總是它想達到的目的。 如果3月18日的革命能循著自己的意識自由進展，如果巴黎人民不被凡爾賽的劊子手們炮轟，槍擊，刀砍，劍刺，以上所說的目的或者會達到，也不一定。找到一個明顯確定而人人會了解的思想，以少數字句歸納革命所應進行一切，這就是巴黎人民重新獨立的最初幾天就已開始注意的工作。不論革命時期好思想的醞釀與傳播，如何迅速，一種偉大思想不會在很短的時期中形成。他要發展，要深入大眾中間，更要以行為來表現，總需要相當長久的時間，這時間是巴黎公社所缺少的。 同時他還缺少近代社會主義的正確思想，因為10年前這些思想本身還在過渡的時期。所以公社是產生於近代社會主義發展的兩個時期之間。1848年多少帶點宗教色彩的強權或政府的共產主義，到了1871年對於我們這個時代的實際精神與自由已無吸引的力量了。今天，哪一個巴黎人願意把自己關閉在傅立葉派共產村的營房中？另一方面，是把工錢制度與公有財產駕在一輛車上的集產主義，還是不大為人瞭解，不大為人所歡迎，實行時還充滿不易解決的困難。自由共產主義，安那其共產主義那是剛剛出世，人們幾乎還不敢攻擊政府主義的崇拜者。 懷疑盤踞著人們的精神，社會主義者本身也沒有膽量破壞私有財產的制度，他們面前還沒有明確的目的。於是人們只為讓自己墮入一般催眠者從很多世紀以來是不斷的重述的理論：——「我們首先爭得勝利；以後能做什麼，以後再說吧！」 首先爭得勝利，好像不動到私有財產，人們有方法成立自己自由的公社似的，人民大眾不直接參與革命的勝利，他們好像有方法克服敵人，使大眾所共享的物質精神與道德的安逸，能憑降臨似的，他們只想首先鞏固公社，把社會革命留待以後解決，而不知道唯一合理的進行方法卻是以社會革命來鞏固公社的基礎。 對於政府的問題也一樣。宣布自由的公社，巴黎人民及宣布根本是安那其主義的原理；可安那其主義的思想，當時還只是微弱地透入人們的精神，所以他們就在中途停止了，在公社以內，他們還採取強權主義的舊原理他們抄襲市參議會，還成立一個公社的參議會。 如果我們承認為調整公社間的關係，一個中央政府是絕對無用的，那為了調整公社於團體的相互關係，為什麼又承認政府的必要呢？假如我們把關於許多城市事務的協調工作，讓給公社的自由創意，為什麼又對公社所組成的各團體拒絕這同樣的創意權呢？公社以內的政府和公社之上的政府一樣，兩者都沒有存在的理由。 但是，推翻這樣多政府的巴黎人民在1871年，才第一次來反對政府制度本身，所以他們仍舊讓自己保持著政府的偶像主義給自己建立一個政府。我們都知道以後的結果。他們把熱心的革命者送到市政廳里去。那裡，他們停滯在大堆的廢紙中間，當他們的本能要他們與人民採取一致行動的時候，他們為事實所迫，不得不做統治的勾當，應該該行動的時候，他們卻不得不在會議室中空談，失掉與民眾適當接觸產生的靈感，他們看見自己陷於無能為力的境地。因遠離了革命中心——民眾，而是自己麻痹之後，他們同時也使人民的創意喪失了行動的力量。 巴黎公社誕生於社會主義與強權思想均受質變的過渡時期。他同時又是戰爭的產物。他孤立在一個大城市中，受著普魯士大炮的威脅，他必然失敗的命運好像早就註定了。 但是由於他的平民性質，他在革命的繼續中開闢了一個新紀元，由於它的思想，它是社會大革命的先驅，資產階級慶祝巴黎公社覆滅時所用的前所未聞的卑怯而殘忍的屠殺；劊子手們在九年中在對於囚犯所實施的可恥報復，這是難以用筆墨形容的「食人者」的惡行，在富有階級與平民中間，挖下了永遠不能填塞的鴻溝。下次革命的時候，平民將知道他們所應當對付的是什麼人；他們將知道他們如果不獲決定性的勝利，必有最殘酷的命運在等待他們，於是他們只好行動了。 真的，我們現在已經知道法國如果遍地有暴動的公社時，人民再不應該成立政府，期待著政府來負擔革命措施的創意，掃除了侵害他們的寄生物以後，他們將自己去占領全部的社會財富，依安那其共產主義的原則，把這些把這財富收歸公有。在他們完全廢除私有財產，政府與國家的時候，他們將以生活本身所昭示的需要而自由地組織起來。截斷了自己的鎖鏈，推翻了種種偶像以後，人類將向著較善的將來前進，他們不再承認主人與奴隸只對那些以自己生命與苦痛助成解放運動的偉大犧牲者保持著最高的崇敬，因為他們在我們走向自由的過程中，曾經給了我們與光明的指針。 III 3月18日，在各城市——有社會主義團體存在的各城市——所組織的紀念會與公眾集會，確實值得我們的注意，這不但是無產大眾的示威運動，而是激勵量世界社會主義者的情感的表現。這樣「計算」，比用任何可想像的選票計算，來的有效，人們完全自由的表達他們的願望而不受選舉策略作用的影響。 真的，那天集合在大會中的無產者不再限於讚揚巴黎無產階級的英勇與喊著要向5月屠殺復仇了。雖然全心沉浸於巴黎慘烈鬥爭的回憶中，他們的精神還翱翔於更遠的所在。他們為著下次的革命討論著1871年公社所應有的教訓，他們自問公社的錯誤是什麼，這不是為了批判當時的人物，而是為了指出當時在無產階級組織中占得優勢的財產與強權的成見，怎樣阻止革命思想的萌芽，發展與照耀世界。 1871年的教學有利於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待與古舊的成見絕緣後之後，無產者將簡單明了地說明他們怎樣了解他們的革命。 下次公社的舉事中不單是公社主義的運動，那是可以確定的。有些人還想應該成立獨立的公社，在這公社中在做經濟改革嘗試，而民眾精神的發展已把他們的主張淹沒了。下次革命的公社，只有籍社會主義革命的行動，廢除個人私有財產，才能確定與組成他們的獨立。 由於革命形勢的發展，政府被民眾掃除，依賴國家保護的資產階級無法維持其存在且已開始瓦解的那一天——大概已不很遠了——暴動的人民不再等待任何政府以其前所未聞的賢智來發動經濟的改革了。他們將以暴烈的充公廢除個人私有的財產，他們將以全體人民的名義，把前代勞動所積累下的全部社會財富收歸公有，他們將不再以一紙具文的法令，沒收社會資本占有者的財產；他們將立即占有他們，將立即使用他們並且成立使用的權利[2]，他們將在工廠中組織起來，他們自己管理工廠，使工廠照常工作，他們將以自己的陋室調換資產階級大廈中的衛生住宅[3]。他們將立即使用堆積在城市中的一切財富；他們將占有它，好像這財富從來沒有被資產階級盜取似的。工業界的巨頭們在工人身上抽取財物，這些寄生的害蟲一旦被消滅之後，社會的生產繼續進行，並將擺脫主義它的障礙，廢除殺害它的投資，掃清瓦解它的混亂，在自由工作的推動之下，依著常識的需要，它將努力走向改善的大道。米席勒說：「法國人民從來沒有像1793年，土地從封建領主中奪回之後，那樣的公眾他們的田地。」待工作獲得自由，勞動者的每一進步都為全公社安樂的泉源的那一天，人們也將以從來沒有的身份努力於自己的工作呢！ 關於社會財富的問題，人們曾設法劃分區別，為了此種區別，甚至使社會主義者分成兩派，今天自稱集產主義的一派，代替國際勞動協會原來的集產主義（其實即反強權的共產主義）換言之，理論集權主義的學派，曾設法在生產資本與滿足生活需要的財富之間，強立區別。一邊是機器，工廠，原料，交通線與土地；另一邊是住房，製造品，衣服與糧食。前者成為集體的產業，後者，依照這一派的代表的學者的主張，則將留作個人所有。 人們硬要劃分這個區別，可是民眾的常識就很快地見出了這個區別的不合理。他們知道一個區別是幻想的，不能成立的。就理論來說，只有缺點，它必須在生活經驗的面前崩潰。勞動者了解我們住的房屋，我們所燒得煤與煤氣，人體為了維持生命所消耗的食物，我們為著保持溫暖所穿的衣服，為著求知識所閱讀的書籍，為著散心所準備的娛樂，都是自身生存的組成分子，對於生產的成功與人類進步的發展，與機器，製造廠原料，以及其它的生產因素，是同樣必要的。他們曉得對於這些財富，維持個人的私有，即無異於維持不平等，壓迫，剝削，並且預先取消局部充公的結果。 越過了理論家的集產主義所放在他們的路上的障礙，他們直向較簡單較實際的反強權共產主義的方向前進。 真的，在他們的集會中，革命的無產者都明白地肯定他們享用全部社會財富的權利，並且無論是對消費有價值的東西或者對再生產有價值的東西都有廢止私人占有的必要。「革命的那一天，我們將占領全部財富，沒收儲蓄在城市中的一切價值，並把他們收歸公有」工人大會的代言者這樣說，而聽眾也以一致的同意讚許他們。 「每個人都可以在公眾的堆積物中取用他所需要的東西，我們確信，在我們城市的穀倉中，還有充分的食物，足以使大家活到自由生產開始新的進步的日子。雖然在我們城市中一般人都很貧窮，可是倉庫里卻有著充分的衣服，堆在一般的貧困旁邊，沒有銷路，足以使一切人的身上都有禦寒穿戴。甚至還有充分的奢侈品，足以使大家依著自己的趣味任意使用。」 看，根據各地大會中所說的判斷，這就是無產大眾怎樣在觀察他們的革命，他們所得的結論是：立刻採用安那其共產主義與再生產的自由組織。這是已經確定的兩要點，因此隆隆響於我們面前的革命的公社將不重蹈先人的覆轍。我們的先人已經過他們的責任了，他們已將他們所留的慷慨的熱血給我們開闢了未來的大道。 關於另一個同樣重要的論點，即政府的問題，也沒有成立協議，而將無成立的可能。 我們都知道當前的兩派對於這個問題，是完全不同意的。強權的社會主義者說：「革命的日子一到，必須成立一個占領權力的政府。這強有力的，堅決果斷的政府將頒發種種法令，完成他的革命，並強迫人民服從他的法令。」 反強權的安那其者則說：「可憐的幻想！任何負責統治人民的中央機關，由於政府的本質，必然由複雜與保守的分子組成，必然是革命的絆腳石。它在準備向前的革命中妨礙革命，它又不能給落伍的公社以革命的靈感。即在暴動的公社中，它也是退步的因素。或者公社的政府只批准既成的事實，那麼，他只是無用與危險的機構罷了，或者他做公社的首腦：它將干涉人民為本身生存而自由準備的事物；它將在應該由全社會草擬共同生活新方式的所在，實施他的學理，那時候它還要使用著社會有機體破除鎖鏈時所產生的創造力量，在這力量的面前，會展有新而廣大的地平線。掌握權力的人們總是妨礙改革的趨勢，他們若留在平民中間與平民一起準備新的組織，而不是自閉在部院中，專做徒耗精力的討論，他們或者還能做些有利於人類的事業，他們一上政治舞台之後，他們即從事於權力之爭，無暇給予公眾的福利。政府是障礙與危險；他為善無力，作惡有餘，所以他是沒有存在的理由。 不論這理論如何自然，如何正確，然而累世所積的成見還隨處抑制他的發展，一般保守者為著自己的利益還在私有財產與神的宗教之旁，維持政府的崇拜。 這成見是上帝，財產與政府這鎖鏈的最後一環，它存在著，它是妨礙下次革命的一個危險物。可是我們已經見到它在動搖了。「我們將不等待政府的命令，我們自己來做自己的事情；我們將不理睬用教士，所有主或統治者方式來壓迫我們的人到干涉，」無產階級已經這樣說了。所以我們應該希望。安那其共產主義者，如果繼續嚴格地打擊政府主義的宗教，如果本身不離開自己道路，不被拖入政權的鬥爭。在革命與我們相距的若干年之內，政府的成見必充分地被動搖，終於不再能誘惑無產大眾落入它的錯誤的深淵。 然而民眾集會中還有一種可惋惜的缺陷，是我們應該指出的。就是對於農村幾乎完全沒有提及。一切都限於城市。農村對於城市的勞動者，好像不存在似的。甚至輪到下次革命性質的演說家，也避免提及農村與土地。他們不認識農民，也不知道農民的願望，他們不敢代表農民講話。[4]我們可以不仔細注意這種情形是會引發的危險嗎？只要革命的運動不把農村包括在內，無產階級的解放，簡直是不可能的。待到田賦，抵押，租金與規定此類抽取的制度被廢除之後，農村一定會了解這個革命的好處。但是若不預先準備思想，而冒昧地信賴城市革命思想散播於鄉間的事實，那一定是很疏忽的。今後，我們應該知道農民的願望，鄉村的人們怎樣了解革命，他們想怎樣去解決土地所有權的困難問題。我們必須把城市無產階級與其聯盟者所要進行的事情預先告訴農民，並且讓農民明白城市的革命者，絕不以有害於耕者的措施強迫他們接受。城市工人這一邊也應該習慣於尊敬農民，並且與他們採取完全一致的行動 為著這個緣故，勞動者應該以幫助農村間的宣傳為義務。每一個都市對於農民的宣傳，應該有一個小的特別組織：土地同盟（Ligue Agraire）支部。這一類的宣傳如工業中心的一樣，應該被視為大家的義務 開始或者是困難的；可是我們要牢牢記住；這是革命成功與否的問題。只有在工廠的勞動者與田野的耕種者手挽著手地一起去爭取眾人的平等，使鄉間的茅舍與工業中心的住宅中都有幸福的那一天，革命才能夠獲得完全的勝利。 [1] 對於一般想得到一點法國人民（指全體人民，並非人民的「公僕」）歷史的普通智識的勞動階級者，我們可以特別推薦席米勒的《歷史》和尤敬·西的小說（這推薦一定會使教授們大吃一驚）：《人民之秘密：一個無產階級家庭在幾個世紀中的歷史》一部社會主義的，人民立場的，公社派的著作。這部大著並沒有俄文譯本：沙皇不准這小說的譯本出版。不過夏席科夫曾翻譯了這本書的開頭幾章，在從前的俄語雜誌上發表，並且換了一個題目，作《奴隸制度史雜紀》在這卓越的故事裡面有著從前的巴黎公社的歷史和十九世紀四五十年代法國工人對於公社的思想與看法——著者俄文本注 米席勒JulesMichelet 1798-1874，法國歷史學家，著有《大革命史》 尤敬·西Eugene Sue 1804-1857，法國小說家，《人民之秘密》共十五卷 [2] 至於一個暴動的大都市怎樣能夠按照這種意識組織一切，可參看我的《麵包與自由》在那本書裡面我會儘可能的從實際方面考察暴動的公社實際組織的問題，我注重的不是現在，是將來 [3] 這句話是1883年本書初版中就有了的。我現在要添加說，根據那以後尤其在英，比二國所得到的經驗，我覺得雖然可以將那些豪宅改修作為工人的住屋，可是問題的解決並不在這個方向。我們必須立即建造一些共有四，五，六個房間的並不很大的住房，並且有一切的舒適便利，和近代設備：即光線充足，並且有簡單的暖氣裝置，洗澡房，小花園，電氣設備等等，及一切適合於完全衛生的生活的條件。我還要添加，像現在這樣在大戰以後，在英國還需要建築這樣的住屋二百萬所得光景，並且已經計劃如何降低他們的建築費了（不過並不主張建築單調的樣式）同時還在設計一些新的改善辦法。可是究竟建築一些較大的建築還是建築數目更多的較小的房屋——這問題該有當地居民來決定，建築新屋是一切社會革命的第一件大事 [4] 本文寫於1883年——以後在俄國也做了一點事情，可是在俄國，就在這一農民數目占人口十分之九的國家裡，多數社會主義者的意識形態還是都市的。並且在西部差不多一點事也沒有做過——19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