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反抗者的話 · 第十二章 土地問題

I 歐洲現在發生一個很大的問題，這就是土地問題。關於土地的所有權與耕種，將來應該採取何種新的方式？土地將屬於什麼人？什麼人耕種它？怎樣耕種它？誰都不能否認這問題的重要性，如果注意的觀察，愛爾蘭，英國，西班牙，俄國與德國的有些部分，大家都會承認問題確已存在而且刻不容緩地要求我們去解決。一個廣大的革命已在非常貧困的鄉村與一直被輕視到今天的農民階級中間準備著爆發了。 直到如今人們反對社會主義的最有力的論據，就是說社會問題僅僅是與都市的工人有關，對於農村則無存在的理由；都市的工人或者願意接受廢除私有財產的思想與大製造家及大廠主等等產業的充公，而鄉間的農民則沒有這種願望與熱心；他們說，農民是不信任社會主義者的，假如都市的工人一旦想要實現他們的計劃，農民一定會迅速的強迫他們恢復理性。 我們承認這個反對論，若在三四十年以前，至少對於有些國家，似乎有相當的準確性。的確不錯，某一區域的小康與另一區域的儘量容忍，確使農民不大表示，甚或一點不表示他們不滿的情緒。但是今天已經不一樣了，不動產集中在少數富人的手中，農村無產階級的人數不斷地增加，國家摧殘農業的重稅，農業採用機器大生產的新法，美國與澳洲的競爭，最後，今天一直達到最偏僻的小村的思想的迅速交換——這一切原因使耕種的情況在三十年之內完全改變了；現在歐洲已經站在廣大的土地運動面前了，這個運動將普及全大陸，會給下次革命以大都市革命所不能獲得的特別重要性。 誰沒有讀過愛爾蘭的老是一樣的新聞？這區域的一半已經起來反抗他們的地主了。農民已經不向土地的所有主繳納稅金了。就是想繳納的人也不敢這樣做，恐怕觸犯「土地同盟」的禁條而立遭慘禍，土地同盟是個有力的秘密組織。它的支部分散於農村，它懲罰不遵守他那抗交租金的口號的懦夫。地主們也不敢強索他們的地租，而且1880年，英國報紙上已經公開承認，如果他們要收取農民的欠租，他們非動員十萬警察不可，這樣，他們會激起農村的反叛的。地主若想驅逐一個不交租的農民，他至少要帶100左右的警察，因為他將遇見鄰村數千農民有時武裝，有時消極的抵抗。假如他成功了，他將找不到一個佃戶冒險來住他的產業。[1]最後即使他找到一個，這個觸犯眾怒的小人不久也非逃走不可，因為他的畜生將被殺害，他的小麥將被焚毀，他自己也將被同盟或其他的秘密團體判處死刑。地主本身的情況也難以持久；在有些地區，土地的價值已降低三分之二；而在另一些地區；地主只是徒有其名的所有者；他們只有在警士駐紮在門口鐵質崗亭的保護之下，才敢逗留在他們的土地上。土地留著無人供種，1879年耕地的面積減少33,000公頃[2]；收貨物的價值。根據《財政改良報Financial reformer》減少兩億五千萬法郎。 情勢如此嚴重，故格拉斯頓先生在沒有上台之前，曾正式允許愛爾蘭的代表，將來提出改革土地的法案，根據這種法案，現在大地主的產業，將為公眾的利益而被充公，成為全民族公有土地，又將分成25年付清代價的無數小塊，轉賣給窮苦的百姓。那是很明顯的，英國議會會永遠通不過這個法案，因為它同時給英國土地所有權的原則以致命的打擊[3]，所以我們可以預料衝突不會以和平的方式解決。農民的大暴動，像1846年一樣，或者會再失敗一次，可是情形還是一樣，或者更糟，現在可以預料愛爾蘭的人民經過這麼多的痛苦與違背諾言之後，到忍無可忍的日子，一定會起來大幹一下的，這個日子而且也不會遠了。英國的政權如遇有一時瓦解的情形，給愛爾蘭農民以便利的機會，再由於秘密會社的推動，和農村小資產階級的支持，他們就會造成一個新的1793年，他們將從他們的陋室中走出來，去做一個今天一般煽動家所告訴他們的事業：他們將手持火把，焚毀地主的宅第，將地主的小麥藏入公有的倉庫，驅逐地主的走狗，破壞界限，占有他們渴望了這麼多年的土地。 假如我們轉移目光，看看大陸另一個西班牙，我們又會見到同樣形式。例如安達盧西亞與瓦倫西亞二省，地產集中於少數人的手裡，大多是飢餓的農民，暗中聯盟，與地主做不斷而殘忍的游擊戰。趁著黑夜的便利，地主的牲畜成群的被殲滅了，數千萬公畝的樹木一次被焚毀為荒地，無數的倉庫也在黑暗中發出熊熊火光，但是膽敢通知官府的告密者與追求罪犯的法官也必死同盟的刀下。在瓦倫西亞省，小佃戸們時常為拒繳租金而罷耕。如有膽敢不遵守這種約言的請當心！一個強有力的秘密團體，以夜間貼在書上的通告，命同盟者不要違反大眾的利益，不然他們將受殘酷的懲罰，或者殺害他們的畜生，或者焚毀他們的收集物，有時甚至要犧牲他們的性命。 在田產比較分散的區域中，還是西班牙國家本身激起一般人的不滿。它以國稅，省稅，地方稅普通稅或特別稅等名目壓迫小地主，故每年總有成萬的小田產被沒收拍賣，而找不到承買的買主，不止一省的農村居民完全破產了，是飢餓促成成群的農民互相團結起來，起來抗稅。 義大利的情形也是一樣，在很多省份，農民也完全破產了。被國家逼入貧困之後，耕種的小地主納不起賦稅，政府就無情地沒收他們的小塊土地。僅僅在一年之內，有6644戶（每戶平均值99法郎）的小產業，被國家扣押去了。所以在這些省份時常發生反叛的暴動，又有什麼奇怪！有時是宣傳宗教共產主義的狂熱信徒，拖引成千成萬的農民跟著他們的後面，只有兵士的槍彈才能驅散這些熱心的門徒；有時是某鄉村全體來占領領主的荒地，為著大眾的利益，耕種他們；有時是成群結隊地挨餓村民聚集在公所面前，以反叛的威脅，要求麵包與工作。 請不要對我們說，這些事情時偶或有之，直到1789年5月，法國農民的反叛，難道比今天多了嗎？開始的時候，反叛的次數即使較少，即使沒有多大意義，它們難道不就是後來各大城市革命的根基嗎？ 最後，在歐洲東段的俄國，那裡的土地問題在很多觀點上，又使我們想起1789年以前的法國情形。農奴制已經廢除了，每個村落已有他的土地；可是大多數的土地既然那樣不好，數量又非常不足，買賣或鄉村交給領主的租金與土地的價值比較上又極不相稱，國家強迫農民繳納的稅負又一天天地加重，以至有四分之三的農民已陷入最可怕的困境。麵包已經缺乏，只要一季收成不好，饑荒就會打擊廣大區域，削減很多的人口。 但是農民已不再毫無怨言地忍受著悲慘的情形了。新的思想，傾向較善將來的願望已在靠著鐵路來往而與各大中心接觸的鄉間萌芽了。農民一天過一天地等待著某種大事來廢除賣價與租金，把法理上應屬於他們所有的全部土地歸還他們。假如有一個亞瑟·楊[4]今天遊歷俄國，他在1789年以前遊歷法國。他將聽見它記載在《旅行記》一書中同樣的願望與祈禱。在有些省份，秘密的騷動已由反抗地主的游擊戰等表現出來了。只要政治的事變促成權力的瓦解，激發一般的熱情，耕種的餓夫們就會得著鄉間發展的很快的小資產階級的協助和鼓動，開始其連續不斷的土地反叛。這些反叛之後，事先雖沒有預定的計劃，在全國各地雖然沒有強固的組織，而其暴動所及，此起彼伏的牽制軍隊的調動，削弱政府統治，如此拖延很多年的時間，終於給影響全歐洲的大革命以引導的力量。[5] 假如土地問題在我們以上所述的各國，以非常嚴重的方式，呈現於我面前，假如老大的歐洲被這些農民暴動包圍，如同被廣大的火圈包圍一樣，假如地主產業的充公在這些區域真正實施起來，歐洲的中心，自稱文明的國家，難道不受反應嗎？反應當然是很大的。當我們的下一節，把英，法，比，瑞等國的土地狀況加以分析的時候，當我們把美澳怎樣以大工業的方式生產小麥的時候，以及最新要素的有力影響怎樣以使英國發生恐慌的情形加以研究的時候，最後，當我們對於自稱文明要衝的各國農民怎樣受著新思想影響的種種加以注意的時候，我們就會見到土地問題，早以不同的方式，呈現在整個歐洲面前了，在英法和在俄意一樣，耕作者都已開始要求他們的土地了；我們就會見到現在的情況已無法維持，已不能繼續很久，社會必須徹底改造的日子也不遠了，改造之後必須成立新的事物狀態，在這新的狀態中，所有權與公眾的制度必須有深刻的改革，土地的耕作者不會像今天這樣只是社會的犧牲者，沒有半點可享受的權利。他們跟其他的人一樣，將參與生活的大宴會與智慧的發展，農村也不再是無知的巢穴，終必成為安逸與生命之光所發出的中心。 II 在前一節，我們已經見到土地的耕作者，農民，在愛爾蘭，西班牙，義大利，或俄羅斯是處在怎樣可悲或可怖的情況中了。這些地方的土地反叛已如箭在弦上，可說是毫無可疑的了。但在自詡文明的國家，如英法德以及瑞士等國，農民的情況也已逐漸惡化，終至不能維持了。 請以英國為例。二百年以前，耕種自己土地的英國農民，還享著某種可羨慕的安逸。今天英國也成為非常有錢的大地主與窮的可憐的無產階級的國土了。 全部可供土地的五分之四,或23976000公頃的土地只是兩千三百四十個大地主的地產;710個勳爵占有英國三分之一的地產；某侯爵旅行150公里，可以不離開自己的土地，某伯爵領有一省的面積，至於其餘的地主（包括五十萬家），每家只好以三分之一公頃的土地為滿足，換句話說，每家僅有一所住宅與一個小菜園而已！ 兩千三百四十家的地主享受驚人的收入，每年竟有十萬至一千萬法郎的進款；維斯特敏斯特侯爵。與貝德福特公爵，每日收入25,000法郎，換句話說，每小時可得一千多法郎，已超過工人一年的所得，至於數十萬的農民家庭，即使一年苦到頭，也只能賺得300至1000法郎的進益！使土地生產的農民，每日做14或16小時的工作，每星期若有12至15法郎的收入——即是不挨餓的數目——就覺得相當的幸福了！[6] 懶惰者那邊無恥的豪奢，任性的揮霍，耕作者這邊是終日的勤勞，不得一飽！這就是社會的實況。 那些製造書籍的人一定會對你們說，靠著這種集中於少數人手中的財產，英國才能成為耕作最集約最生產國家，大勳爵們自己不能耕種他們的土地，把它們分成相當大的零塊租給佃農們去耕種，而這些佃農或租戶（人們會對你們這樣說）已經把他們所租得的田地變成合理農業的模範了。 這些話在不久以前是正確的，但今天已不再是那樣的了。 首先是那些面積廣大的田地，絕對任其荒蕪，或者被改成大花園，使秋天一到，地主與其賓客們就可以到這裡來做大規模的狩獵。成千成萬的人能在這些土地上找到他們的食物！地主們並不注意這些事：他們不知道怎樣浪費他們的財產，他們願意有數十萬平方米的大花園，他們就使田畝變成了荒地。[7] 還有大片從前是耕種的土地現在改做了飼養牛羊的牧場。成千的農民被他們的地主「剝奪」與驅逐了；養活人民的田地被改成生產牛羊，或富人食肉的草地，耕種田畝的數量總是向下遞減。在1866年與1869年，英國種下1600000公頃的小麥[8]，到1800年只剩1200000公頃了[9]。十五年前，每公頃產二十六竡今天每公頃僅產二十二竡[10]了。[11] 就是供種五十至一百以上公頃的佃農，就是這些想自成為地主並靠他人工作來過舒適生活的小資產階級，今天也已破產了。受著地主們貪心的佣金的壓迫，他們再不能改良他們的耕作也不能抵抗美澳的競爭；報紙上每天總有這些田莊出賣的消息。 所以土地的情況可以歸成以下的結論：人民大眾被迫離開田間，移向大都市與製造業大中心，再與那裡的窮人們進行瘋狂的競爭。土地集中在少數地主手中，這些地主每年享受莫大的進益，並把這些進益任意揮霍在不生產與無意識的奢侈上。中間階級的佃戶想自成為小地主，終被過重的租金壓迫得逃不了破產的厄運。他們準備與平民聯手，把大地主手中土地重占回來。整個國家都受這不合理的地產情況的影響。 「土地國有」的呼聲今天成為一切不滿的人的集合口號，這又有什麼稀奇呢？「土地與工作同盟」（Ligue de la Terre et du Travail）這大組織在1869年，就已要求一切大地主的土地應被沒收為國有，這思想每天獲得更多的信徒。有十五萬以上會員的「鄉間勞動者同盟」（Ligue des travailleurs des campagnes）10年以前，只有一個目的，就是想以罷工增高他們的工資，現在也要求地主產業的充公了。 最後，愛爾蘭的「土地同盟」已開始在蘇格蘭與英格蘭擴展其支部，而且得到著人們的同情，大家都知道這同盟的作風。他開始宣告，由於同盟的決定，此後交於大地主的租金將減少四分之一。他以種種小方法，如必要時以暴力阻止地主驅逐支付四分之三租金的農人。它以恐怖手段威脅要付全款的膽怯者。以後，等到能把各個力量組織起來的時候，他將宣告，不應再交租金給地主，他將武裝農民來實行他的意志。時機一到，它將做1789年至1793年法國農民所做過的事情！它將以火與鐵，強迫地主做讓出他們的地權。 英國革命之後，將生產何種土地所有權的新方式？在今天是很難預測的，因為革命範圍的大小，要看革命時間的長短，尤其是要看革命思想在貴族與資產階級這邊所遇到的抵抗力的大小。只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就是英國已走向土地私有制組的廢除，土地占有者給這思想的反動，將組織改造完成於和平的方式中；為著他們的意志戰勝，英國人民必須藉助於暴力。 III 法國——法國鄉鎮的讀者聽見議員先生們與經濟學家在大都市所印成的精美書籍中怎樣胡說他們的情形，他們一定會捧腹大笑的。他們在這些書籍中說，法國農民幾乎全是富有的，而且完全滿意他們的命運；他們有充足土地，充足的畜生，土地給他們生產很多的金錢；他們很容易繳納本來就不重的租稅，而且土地的租金也相當輕微；他們每年有積蓄，無時不致富。 我想，農民們一定會回答，這些演說家不是有意騙人的花言巧語者，便是一無所知的大笨伯，他們要是這樣說，那倒的確是有理的。 那麼我們先來考察住在鄉間的二千三百至二千四百萬人民究竟是有什麼要素組成的，然後再來看看這數目中就有多少人是滿意他們的命運，是不願有任何土地的改革。 首先我們有8000個大地主（家屬在內，大約四萬人左右），他們尤其在涅卡地（Picardie），安茹（Anjou），諾曼底（Normandie）等處領有產業，每年給他們以一萬之二十萬法郎以上的出息。 這些人當然不會訴苦。他們夏天在自己的領地中經過幾個月舒適的生活，把傭工，小佃農或者佃戶勞動所產的價值放在自己袋中之後，他們便到城裡去消費他們的金錢。他們在城裡同女人喝滿杯的香檳，他們把容易得來的金錢，滿手送給他們的情婦，他們在高樓大廈中一天的花費，就足以供給窮人一家的半年生活。哦！是的，這些人的確沒有什麼可悲痛的；他們所要悲痛的是農人的逐漸不馴良，到今天並且不肯做無報酬的工作了。 對於這些人，我們可以不說。等到的革命的那一天，我們再找他們說話。 放高利貸者，家畜商人，產業的買賣者，這些禿鷲似的人物今天襲擊農民的鄉村，他們從城裡來的時候，只有腰間的一小袋是他們全部的財產，待由鄉間回到城裡，他們已儼然是地主與銀行家了；公證人與律師煽動訴訟；當鄉鎮公所被當那班有利可圖的人鼓舞，為著美化鄉長先生公館周圍的鄉村而負債建設的時候，工程師與各種各類的職員，即在國庫與地方金庫中，大用其公款，簡言之，這一切視鄉間為未開化之富邦，可以任自己自由剝削的寄生蟲，當然沒有不滿意的理由。如果有人說起任何事物的改革，他們就會用全力來反對。因簽字期票而破產的農人，因訴訟而致貧的佃農，讓四周吸血鬼任意吮吸的好百姓，這就是一切放高利貸者現在所需要的。讓鄉鎮長自由支配的鄉鎮，浪費公款的國家。這就是職員們所要求的。等農民破產之後，他們又會到匈牙利，土耳其，如必要時，到中國去做同樣的事情。高利貸是沒有祖國的。 這些人當然也沒有什麼可抱怨的。可是他們究竟占多少數目呢？五十萬吧？就算家屬在內，或者是一百萬把？若就破壞鄉村，於數年之內使全體農民破產這件事來說，這數目已經是太多了，但是為著抵抗農民一旦調轉鐮刀來攻擊他們的的革命，則又嫌太少了。 其次是領有五十至二百公頃地主，他們中的大多數的確不知道損傷他們的過重負擔究竟在什麼地方，假如有人對他們說起任何事物的改變，他們第一個觀念就是自問他們是否因此要損失掉他們的所有。他們中間暫時陷入困難的人也希望有一天會「成功」；一個幸運的投機，耕作之外兼任有出息的職務，或者一個有錢親戚某天早晨自殺了，就會使安逸重入他們的家門。就一般說，他們是不知道困難，也不知道勞動的，並不是他們自己耕種他們的土地：他們有250至300法郎一年的一年工錢的長工給他們擔任這辛苦的任務，他們坐享現成，他們要這些長工每年做一千法郎以上的工作。 這些人，我們不要懷疑，也是革命的敵人；他們現在已經是自由的勁敵，不平等的支柱與剝削的首腦了。真的，他們構成相當可觀的核心，大約是二十萬地主，家屬在內，共計八十萬人，今天，在鄉村中，他們的確代表一種權力。國家重視他們，他們的安樂，給他們在鄉鎮中保持他們時常可以利用的勢力。但是他們在人民舉事浪潮之前能夠做什麼呢？無疑的，能夠抵抗的一定不是他們；他們會謹慎地回到家中，等待暴風雨的結果。 家有十至五十公頃的土地比前面那個階級的人數要更多。他們數目超過二十五萬，家屬在內，共約一百二十萬人。他們占有法國可供面積的四分之一。 這個核心，由於它在鄉間的勢力與活躍，構成一個可觀的力量。前一個階級往往住在城內，這個階級則自己耕種他們的田畝；他們沒有與鄉村截斷關係，直到現在，他們也還算是農民。一般的反動分子，就依靠他們的保守精神。 真的，在19世紀上半期，這一階級的農人，的確有一個時期，曾經享過某種的安逸，從大革命產生的這個階級，自然要拚命保守他們在革命中所得到的利益，恐怕失掉他們的所得，自然要固執地拒絕任何性質的改革。但是從若干時期以來，情況已大大改變了。在法國的有些部分（例如西南部）這一類的農民還享受著某種安逸，在其他的部分，他們已開始抱怨了。他們已不能積蓄，他們已無法擴展他們的產業，他們的產業，因為分家，已繼續不斷地裂成小塊。同時，他們又租不到條件與從前同樣優裕的零星田畝！他們今天要以極大的價錢才能租到他們所要耕作的土地。 他們所有的幾小塊田畝均分在鄉村的四角，他們已不能使耕作的出息足以補償壓在他們身上的重負。小麥的進益不多，家畜的飼養亦僅有微博的利息。 國家以重賦壓迫他們，鄉鎮公所也不饒恕他們：車，馬，打麥器具，肥料，一切都須納稅；附加的生丁[12]增成法郎，稅的名目幾乎與昔時國王治下相等。農民重新變成了國家的牛馬。 放高利貸者使他們破產，期票使他們傾家；抵押損害他們，城市的製造家剝削他們，很少的農具，都要他們付出成本高三四倍的價錢。他們還臆想自己是他們土地的所有主，其實，他們只是徒有其名個假地主：他們所做的工作只為養肥債主與政府的職員，只替製造家的太太們購買輕車美服，只使城裡的一切不事生產者過著安逸的生活罷了。 你們以為他們真的不懂這種情形嗎？不要太武斷吧！他們非常明白自己的處境的呢！待到他們覺得自己有力量的時候，他們一定會抓住機會，徹底去消滅這些寄生在他們背上的先生們。 把以上的一切都計算在內，我們還只有鄉間居民的十分之一。其餘的又怎麼樣呢？ 其餘的，就是四百萬左右的家長（家屬約一千八百萬人），每家有三至五公頃田地的並不很多，一或十分之一公頃的，有相當素質相當數目，一無所有的，則占最大多數。其中有800萬人，耕種兩三公頃的土地，熬盡人世間的辛苦，都不能度過青黃不接的生活，所以他們每年必須派數十萬兒女到城裡去，以苦功賺得他們日常的麵包，七百萬人只有可憐的小塊土地——一所住屋，一個小菜園，便是他們全部的財產，或者一無所有，只靠傭工解決他們極其艱苦的生活；最後，一百萬人完全由凍餓的窮人組成，他們沒日只靠硬麵包或馬鈴薯…….（如果有的話）度過他們苟活的生涯。看，這就是法國鄉間的多數居民。[13] 這廣大的群眾好像不在經濟學家計算之內。（此處缺失）來，他們就是全部。因為組成鄉村的就是他們；其他的一切只是附屬品：黏貼在橡樹老乾上的寄生菌。 可是，人民就說這些農民是富有者，是滿意他們的命運，是不願意任何改革，是掉過頭去不聽社會主義者的話語的！ 首先，我們會觀察到，每次當我們以容易了解的語言對農民們陳述我們的整個思想時，他們並沒有掉過頭去不聽我們的話語。我們當然沒有對他們說起選舉的事，我們當然沒有請他們選任我們做議員或鄉警；我們也不對他們長談所謂的「科學的」社會主義；我們更不勸告他們，把兒子送到巴黎，同議會中的律師們來往；我們尤其不誘導他們把幾塊零碎的土地交給國家，讓國家的大隊職員來任意支配。真的，假如我們對樸實的農民說起這些蠢話，他們一定會掉過頭去不聽我們，而且他們的確是對的。 可是，當我們每次同他們談起我們所了解的革命時，他們總是贊成我們，說我們的思想是很合理的；他們總回答說，我們的思想就是他們的思想。 那麼，請看我們曾經對農民說過，現在並且還繼續勸告他們的話語吧： 「從前，土地屬於公社公有，公社則由親手耕種土地的人們組成。後來投機者以種種的欺詐，暴力，高利貸與詭計，把公有的產業占為私有。今天屬於某先生或某太太的這一切土地，從前都是公社的公產。今天農民需要這些土地來耕種，養活自己與自己的家人，至於自己不耕種的富人們，則濫用地權，使其可以過著窮奢極欲的生活。所以農民必須組成公社，奪回這些土地，把它分給願意親手耕作的人們。」 「抵押是一種不公道。借錢給你們的人，沒有強占土地的權利，因為土地之所以有價值，全賴你們祖先開墾荒地，建造鄉村，修築道路，排乾沼澤時所完成的工作；它現在還是要全靠你們的勞動來生產。所以「農民國際」（Internationale des paysans）應該以燒毀抵押的書契，永遠廢除這可惡的制度為當前的義務。」 「強迫著你們繳納的田稅與其租稅都被一幫非但無益，而且絕對有害的政府職員吞沒去了。所以你們應立即取消它們。你們應宣告你們的絕對獨立，你們應嚴正表示你們比巴黎戴手套的先生們更能知道料理你們自己的事情。」 「你們要建造一條道路嗎？那麼請與鄰近鄉鎮的居民聯合起來，你們將比巴黎公用部更迅速地造好你們所需要的。你們需要一條鐵道嗎？那麼，全區域關係的地方將比建築時只知道賺數百萬金錢的企業家，更能造成受用的路線。你們需要學校嗎？你們自己創辦維持，比巴黎的先生們來的更容易有效。國家對於這一切毫無用處；學校，道路，運河等由你們自己建築，所費必較少，成效必較大。」 「你們需要防禦外國的侵略嗎？你們只要知道自衛，切不可把這自衛的任務交給遲早要出賣你們的將軍們。你們要知道，軍隊從來不會阻遏侵略者的侵入，反之，只有平民與農人，如果他們覺得有保持自己獨立的必要的時候，才能擊敗最可怕的軍隊。」 「你們需要工具機器嗎？讓你們直接與城市的工人聯合，他們將以成本的價格，交換你們的產品，而不經廠主的居間謀利，因為廠主不但剝削製造的工人而且壟斷購買的農民。」 「不要懼怕政府的力量。這些表面似乎非常可怕的政府，一遇暴動人民的打擊，立刻會崩潰下來！我們已有不少次看見他們在幾小時內就瓦解了，現在又可以預料數年之後，革命將在歐洲爆發，因而動搖一切罪惡的強權。你們將趁著這難得的時機去推翻政府——尤其是去完成你們的革命，換句話說，驅逐大地主，把他們的產業沒收為公有，打到放高利貸者，廢除抵押，宣告你們的完全獨立，至於製造的工人也在他們的城市中做著同樣的事情。於是你們自由聯合地組織起來了，使各區域各省市，自下而上地構成一個自由的整體。但是，你們要當心，切不可讓各類自稱農民恩人的欺詐者來破壞你們的革命；你們自己做事，千萬不可期待他人。」 這就是我們要對農民說的話。他們反駁我們的唯一證據並不涉及我們思想的根基，它只是懷疑實行的可能性罷了。 「很好，只要農民們彼此能同意，能聯合，一切都是很美妙的。」我們的反對論者又這樣回答我們。 好吧，我們努力使他們彼此能同意，能聯合吧！請儘量宣傳我們的思想，請滿手撒播陳述我們思想的書報，請努力建立鄉村間的聯絡線，革命的日子一到，請同他們一起奮鬥，並且為著他們奮鬥！ 這日子其實已經很逼近，他降臨之速，將出乎一般人的意料之外！ [1] 在愛爾蘭和英國的土地常常分為二十至二百「結夏吉納」（舊俄地積單位=2.70英畝）光景的田莊，每個田莊都有小住屋和農舍。愛爾蘭的田莊大都是較小的一種，田地上也只有很小的住屋，常常是用粗石或草泥蓋的。地租到處都很高，農人也很窮。八十年代愛爾蘭農民運動非常熱烈，農村暗殺事件非常之多，格拉斯頓內閣因此立了一條法律，使英國內閣關於財產的法律起了一個大革命。即是，遇著農民訴冤的時候，便由治安判事決定地租的數目 [2] 公頃，法國面積名，一公頃等於一萬平方公尺； [3] 格拉斯頓事實上並未提出這個法案。他僅僅提出了這樣一條法律，即遇著農人伸冤的時候，治安判事只能照自己意思減地租。1903年保守黨通過了一條法律強迫地主將農民售賣於農民，可是卻定了這樣一個價格（每年地租的二十五倍至三十倍），這使得愛爾蘭的農民不要多長的時間就破產了——1919年作者(俄文本注) [4] Arthur Young(1741-1820)英國農業經濟學家。他最有名的著作是《法國旅行記Travelstar in France during 1787-88,88-89》共兩卷，描寫大革命前和當時法國人民的生活及社會狀態 [5] 這是在十九世紀百十年代寫的，這以後有1905年的農民暴動（關於它的性質以及普遍的影響之有價值的材料，可參見自由經濟社的刊物）和最近的1917-1919年的革命。他們證實了我的話 [6] 現在他們的收入也並未增加多少；八十年代一個田地上的工人每周的工錢通常只有九先令（即四盧布五十戈貝克）。很少有人得到十二先令（即六盧布）的；而現在他們最高的周薪也很少有超過二十先令的（即十盧布） [7] 近時這一類的大花園又讓富豪的資產階級買去了，他們「就跟貴族完全一樣」也請了他們的親友來狩獵。 [8] 1600000公頃俄文本作1160000結戛吉納，1200000公頃俄文本作1100000結戛吉納 [9] 這是在1880年寫的，這以後英國土地的耕種面積在1907年減為601010結戛吉納（1911年705200結戛吉納可是還得減去春季作物。）1874年全部種麥的田地已降至925000結戛吉納，差不多減去六分之一了。關於這個問題的詳情，讀者可悉看1918版（即俄文版）的《田園，工廠，手工廠》 [10] 一竡（法國容量單位）等於一百「脫爾」或百竔（即升），一竡等於中國九斗六升又五七四六一升 [11] 參看1890年10月15日倫敦泰晤士報（Times）上發表的數字 [12] 法國的輔幣，一百生丁兌一法郎 [13] 關於法國田產的數目，人們所觀察到的，既有很大的差別，我們不妨把西門先生（M.Eugene Slmon）在1885年《激進共和報》（Republique radicale）宣傳專號上所發表的一篇文章，轉錄一部分在這裡以供讀者參考： 「把建築物與菜園所占的面積，即一百萬公頃，八百萬地主的地產除外，法國農業的地區，不論一般的意見如何，是屬於通常想像不到的極少數人。分區地形學會（societe de topogtaphie pareellaire）會長桑該先生（M.Sanguet）很願意替我們研究法國的田產，可惜他的工作至今還沒有完成，根據他的意見，在法國一共八百五十四萬七千二百八十五個地主中間有四百三十九萬二千五百人每年只納五法郎以下的稅款（而且往往是無法徵收的），他們全體只享受法國土地全部進益的百分之五又一。所以他們所占的地位是微乎其微，幾乎不值一提。」 「其次是二百九十九萬三千四百五十個地主每年納五至三十法郎，或平均十三法郎的稅額，分得土地進益的百分之二十二又五；這所代表的田產如此之小，故有的人可以被加上無產者的名稱。第三類地主共有一百另九萬五千八百五十人，每年納三十至三百法郎的稅額，享全進益的百分之四十七。每人每年平均可得一千七百三十法郎。」 「第四與最後的階級包括六萬五千五百二十五個地主，每年納三百至幾千法郎的稅額，他們卻享受土地進益的百分之二十五又四，或每人每年平均可得一萬五千七百法郎。這就是大產業。再則，構成大產業的土地，是森林，曠野與牧場等，所生產的出息既少於其他的田地，故人們可以說，這六萬五千五百二十五個地主雖然只享全進益的四分之一，其實他們領有一半以上的土地。都波先生（M.Toubeau）研究1873年國際統計的一篇最有趣味的文章，也有同樣的意見，這文章發表於1882年7,8月份的《實證雜誌》（Revue positive）上。根據這位政論家的觀察，約有四千萬公頃的土地是在不諳農務的大地主與中地主的手裡。其餘的一千萬公頃中有二百萬公頃平均二百公頃一塊的大田莊直接由領有者自種，有四百萬公頃分攤給二百萬左右的農民……」 「但那是土地分成五公頃，尤其是兩公頃，甚至一公頃的，最占多數，而且不斷增加，幾乎達到可怕的程度，這些零塊簡直可說2是零頭布料，很難耕種，甚或不能耕種，它們不但不能使它們的所有主致富，反而使他們更窮。這些零塊中每年總有一萬五千至七千公頃被人拍賣，其所得的價值還不足以補償一年的費用」 「就事實說，在我們的五千萬公頃中，即二百公頃一塊的一萬大田莊與我們以上所說的布頭零塊都包括在內，只有七百萬公頃屬於直接使它們生產的農民。其餘的一切，可以說。只有一個主人，就是懶惰者，收租金者與不懂農事的門外漢。」 「這種情況不但危害農業，而且損傷居民：把一千一百萬兒童與衰老殘疾者除外，住在我們鄉下的七八百萬勞動者，只有一百七十五萬四千九百四十四人自己耕種自己的產業，換言之，他們有足夠的產業可以生活，毋須求於他人的田地。其他的一切人，是租戶，佃農或短工，甚或若干零塊的地主，我們可以說，他們的總名是無產者；因為他們的生存方式都由地主的私意或貪心來決定，他們或者選擇遷徙或者服從地主的意志，再沒有其他的出路。」 「要想像一個比這更可惡更不幸的事物狀態，簡直是不可能的」 「我們不厭重述地說，有四千萬公頃以上的土地握在不諳農務者的手中。都波先生說「所以這面積的大部分都有系統的被判定聽其全部或部分地荒蕪不毛。」至於那些除了自己的土地之外，尚有其他財富的大地主們，既沒有使其土地生產的必要，就利用其權力，讓他們的產業留著不耕種」——法文本編者 這個極有價值的註腳是愛利賽·邵可侶加添的，他正是法國土地問題的專家，他編印本書的第一版時，我尚且在獄中——著者（俄文本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