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概 · 卷五書概
聖人作《易》，立象以盡意。意，先天，書之本也；象，後天，書之用也。
與天為徒，與古為徒，皆學書者所有事也。天，當觀於其章；古，當觀於其變。
周篆委備，如《石鼓》是也。秦篆簡直，如《嶧山》《琅邪台》等碑是也。其辨可譬之麻冕與純焉。
李斯作《倉頡篇》，趙高作《爰歷篇》，胡母敬作《博學篇》，皆為小篆。而高、敬之書迄無所存，然安知不即雜於世所傳之小篆中耶？衛恆《書勢》稱李斯篆，並言「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是喜固偉然足自立者。後世乃傳有喜所書之《大風歌》，書體甚非古雅，不問而知為偽物矣。
玉箸之名僅可加於小篆，舒元輿謂「秦丞相斯變倉頡籀文為玉箸篆」是也。顧論其別，則頡籀不可為玉箸；論其通，則分、真、行、草，亦未嘗無玉箸之意存焉。
玉箸在前，懸針在後。自有懸針，而波、磔、鉤、挑由是起矣。懸針作於曹喜，然籀文卻已預透其法。
孫過庭《書譜》云：「篆尚婉而通。」余謂此須婉而愈勁、通而愈節乃可，不然，恐涉於描字也。
篆書要如龍騰鳳翥，觀昌黎歌《石鼓》可知。或但取整齊而無變化，則槧人優為之矣。
篆之所尚莫過於筋，然筋患其弛，亦患其急。欲去兩病，「韌」字乃要訣也。
魏初邯鄲生傳古文，同時惟衛覬亦善之，余無聞焉。蓋古文有字學，有書法，必取相兼，是以難也。雖三代遺器款識，後世亦多有從事者，然但務識字，已矜絕學。使古人復作，其遂饜志也耶？
款識之學，始興於北宋。歐公《集古錄》稱劉原父博學好古，能讀古人銘識，考知其人事跡，每有所得，必摹其文以見遺。今觀《毛伯敦》《龔伯彝》《叔高父煮簋》《伯庶父敦》諸銘，載錄中者皆是也。時太常博士楊南仲亦能讀古文篆籀，原父釋《韓城鼎銘》，公謂與南仲所寫時有不同。蓋雖未判兩家孰是，而古文之難讀見矣。鄭漁仲《金石略》，自晉姜鼎迄軹家釜，列三代器名二百三十有七，可不謂多乎？然如未詳其辭何！
古文字少，故有無偏旁而當有偏旁者，有語本兩字而書作一字者。自大小篆興，孳乳益多，則無事此矣。然大輅之中，椎輪之質固在。
隸與八分之先後同異，辨而愈晦，其失皆坐狹隸而寬分。夫隸體有古於八分者，故秦權上字為隸；有不及八分之古者，故鍾、王正書亦為隸。蓋隸其通名，而八分統矣。稱錘可謂之鐵，鐵不可謂之稱錘。從事隸與八分者，盍先審此。
八分書「分」字有「分數」之「分」，如《書苑》所引蔡文姬論八分之言是也；有「分別」之「分」，如《說文》之解「八」字是也。自來論八分者，不能外此兩意。
《書苑》引蔡文姬言：「割程隸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於是為八分書。」此蓋以「分」字作「分數」解也。然信如割取之說，雖使八分隸二分篆，其體猶古於他隸，況篆八隸二，不儼然篆矣乎？是可知言之不出於文姬矣。
凡隸體中皆暗包篆體，欲以「分數」論「分」者，當先問程隸是幾分書。雖程隸世已無傳，然以漢隸逆推之，當必不如《閣帖》中所謂「程邈書直是正書」也。王愔云：「次仲始以古書方廣少波勢，建初中以隸草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模楷。」吾邱衍《學古編》云：「八分者，漢隸之未有挑法者也。比秦隸則易識，比漢隸則微似篆，若用篆筆作漢隸字，即得之矣。」波勢與篆筆，兩意難合。洪氏《隸釋》言：「漢字有八分，有隸，其學中絕，不可分別。」非中絕也，漢人本無成說也。
王愔所謂「字方八分」者，蓋字比於八之分也。《說文》：「八，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此雖非為八分言之，而八分之意法具矣。
《開通褒斜道石刻》，隸之古也；《祀三公山碑》，篆之變也。《延光殘碑》《夏承碑》《吳天發神讖碑》，差可附於八分篆二分隸之說，然必以此等為八分，則八分少矣。或曰鴻都《石經》乃八分體也。
以參合篆體為八分，此後人亢而上之之言也。以有波勢為八分，覺於始制八分情事差近。
由大篆而小篆，由小篆而隸，皆是浸趨簡捷，獨隸之於八分不然。蕭子良謂「王次仲飾隸為八分」，「飾」字有整飭矜嚴之意。
衛恆《書勢》言「隸書者篆之捷」，即繼之曰：「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楷法實即八分，而初未明言。直至敘梁鵠弟子毛宏，始雲「今八分皆宏法」。可知前此雖有分書，終嫌字少，非出於假借，則易窮於用，至宏乃益之，使成大備耳。
衛恆言「王次仲始作楷法」，指八分也。隸書簡省篆法，取便徒隸，其後從流下而忘反，俗陋日甚。譬之於樂，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故八分者，隸之節也。八分所重在字畫有常，勿使增減遷就，上亂古而下入俗，則楷法於是焉在，非徒以波勢一端示別矣。
鍾繇謂八分書為「章程書」。章程，大抵以其字之合於功令而言耳。漢律以六體試學童，隸書與焉。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是知一代之書必有章程。章程既明，則但有正體而無俗體。其實漢所謂正體，不必如秦；秦所謂正體，不必如周。後世之所謂正體，由古人觀之，未必非俗體也。然俗而久，則為正矣。後世欲識漢分孰合功令，亦惟取其書占三從二而已。小篆，秦篆也；八分，漢隸也。秦無小篆之名，漢無八分之名，名之者，皆後人也。後人以籀篆為大，故小秦篆；以正書為隸，故八分漢隸耳。
書之有隸，生於篆，如音之有徵，生於宮。故篆取力弇氣長，隸取勢險節短，蓋運筆與奮筆之辨也。
隸形與篆相反，隸意卻要與篆相用。以峭激蘊紆餘，以倔強寓款婉，斯征品量。不然，如撫劍疾視，適足以見其無能為耳。
蔡邕作飛白，王僧虔云：「飛白，八分之輕者。」衛恆作散隸，韋續謂「跡同飛白」。顧曰「飛」、曰「白」、曰「散」，其法不惟用之分隸。此如垂露、懸針，皆是篆法，他書亦恆用之。
分數不必用以論分，而可藉以論書。漢隸既可當小篆之八分書，是小篆亦大篆之八分書，正書亦漢隸之八分書也。然正書自顧野王本《說文》以作《玉篇》，字體間有嚴於隸者，其分數未易定之。
未有正書以前，八分但名為隸；既有正書以後，隸不得不名八分。名八分者，所以別於今隸也。歐陽《集古錄》於漢曰「隸」，於唐曰「八分」。論者不察其言外微旨，則譏其誤也亦宜。
漢《楊震碑》隸體略與後世正書相近，若吳《衡陽太守葛府君碑》則直是正書，故評者疑之。然鍾繇正書已在《葛碑》之前，繇之死在魏太和四年，其時吳猶未以長沙西部為衡陽郡也。
唐太宗御撰《王羲之傳》曰：「善隸書，為古今之冠。」或疑羲之未有分隸，其實自唐以前，皆稱楷字為隸，如東魏《大覺寺碑》題曰「隸書」是也。郭忠恕云：「八分破而隸書出。」此語可引作《羲之傳》注。
正書雖統稱今隸，而塗徑有別。波磔小而鉤角隱，近篆者也；波磔大而鉤角顯，近分者也。楷無定名，不獨正書當之。漢北海敬王睦善史書，世以為楷，是大篆可謂楷也。衛恆《書勢》云：「王次仲始作楷法」，是八分為楷也。又云：「伯英下筆必為楷」，則是草為楷也。
以篆隸為古，以正書為今，此只是據體而言。其實書之辨全在身分斤兩，體其末也。
世言漢劉德升造行書，而晉《衛恆傳》但謂「魏初有鍾、胡二家為行書法，俱學之於劉德升」，初不謂行書自德升造也。至三家之書品，庾肩吾已論次之。蓋德升中之上，胡昭上之下，鍾繇上之上雲。
行書有真行，有草行。真行近真而縱於真，草行近草而斂於草。東坡謂「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行豈可同諸立與走乎？
行書行世之廣，與真書略等，篆、隸、草，皆不如之。然從有此體以來，未有專論其法者。蓋行者，真之捷而草之詳。知真、草者之於行，如繪事欲作碧綠，只須會合青黃，無庸別設碧綠料也。
許叔重謂「漢興有草書」，衛恆《書勢》謂「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齊相杜度號善作篇」云云，是草固不始於度矣。或又以褚先生補《史記》嘗云：「謹論次其真、草詔書，編於左方」，遂謂孝武時已有草書。然解人第以裨諶草創、屈原屬草稿例之，且彼以真、草對言，豈孝武時已有真書之目耶？
章草，「章」字乃章奏之「章」，非指章帝，前人論之備矣。世誤以為章帝，由見《閣帖》有漢章帝書也。然章草雖非出於章帝，而《閣帖》所謂章帝書者，當由集章草而成。《書斷》稱張伯英善草書，尤善章草。《閣帖》張芝書末一段，字體方勻，波磔分明，與前數段不同，與所謂章帝書卻同。末段乃是章草，而前僅可謂草書。大抵章草用筆結字，取乎有制。孫過庭言「章務檢而便」，蓋非檢不足以敬章也。又如《閣帖》皇象草書，亦章草法。
章草，有史游之章草，蓋其《急就章》解散隸體，簡略書之，此猶未離平隸也；有杜度之章草，蓋章帝愛其草書，令上表亦作草書，是用則章，實則草也。至張伯英善草書，尤善章草，故張懷瓘謂伯英「章則勁骨天縱，草則變化無方」，以示別焉。
黃長睿言分波磔者為章草，非此者但謂之草。昔人亦有謂各字不連綿曰章草、相連綿曰今草者。按草與章草，體宜純一，世俗書或二者相間，乃所謂「以為龍又無角，謂之蛇又有足」者也。
漢篆《祀三公山碑》「屢」字，下半帶行草之勢；隸書《楊孟文頌》「命」字，《李孟初碑》「年」字，垂筆俱長兩字許，亦與草類。然草已起於建初時，不當強以莊周注郭象也。
蕭子良云：「稿書者，董仲舒欲言災異，稿草未上，即為稿書。」按此所謂「稿」，其字體不可得而知矣。可知者如韋續言「稿者行草之文」，近是。
周興嗣《千字文》：「杜稿鍾隸。」稿之名似乎惟草當之。然黃山谷於顏魯公《祭伯父濠州刺史文稿》，謂其真、行、草法皆備，可見稿不拘於一格矣。
書家無篆聖、隸聖，而有草聖。蓋草之道千變萬化，執持尋逐，失之愈遠，非神明自得者，孰能止於至善耶？
他書法多於意，草書意多於法。故不善言草者，意法相害；善言草者，意法相成。草之意法，於篆、隸、正書之意法，有對待，有旁通。若行，固草之屬也。
移易位置，增減筆畫，以草較真有之，以草較草亦有之。學草者移易易知，而增減每不盡解。蓋變其短長肥瘦，皆是增減，非止多一筆少一筆之謂也。
草書結體貴偏而得中，偏如上有偏高偏低，下有偏長偏短，兩旁有偏爭偏讓皆是。庸俗行草結字之體尤易犯者，上與左小而瘦，下與右大而肥。其橫豎波磔、用筆之輕重亦然。古人草書空白少而神遠，空白多而神密；俗書反是。
懷素自述草書所得，謂觀夏雲多奇峰，嘗師之，然則學草者徑師奇峰可乎？曰：不可。蓋奇峰有定質，不若夏雲之奇峰無定質也。
昔人言為書之體須入其形，以若坐、若行、若飛、若動、若往、若來、若臥、若起、若愁、若喜狀之，取不齊也。然不齊之中，流通照應，必有大齊者存。故辨草者，尤以書脈為要焉。
草書尤重筆力。蓋草勢尚險，凡物險者易顛，非具有大力，奚以固之！
草書之筆畫，要無一可以移入他書；而他書之筆意，草書卻要無所不悟。
地師相地，先辨龍之動不動，直者不動而曲者動，蓋猶草書之用筆也。然明師之所謂曲直，與俗師之所謂曲直異矣。
草書尤重筋節，若筆無轉換，一直溜下，則筋節亡矣。雖氣脈雅尚綿亘，然總須使前筆有結，後筆有起，明續暗斷，斯非浪作。
草書渴筆，本于飛白。用渴筆分明認真，其故不自渴筆始。必自每作一字，筆筆皆能中鋒雙鉤得之。正書居靜以治動，草書居動以治靜。草書比之正書，要使畫省而意存，可於爭讓向背間悟得。
欲作草書，必先釋智遺形，以至於超鴻濛，混希夷，然後下筆。古人言「匆匆不及草書」，有以也。
書凡兩種：篆、分、正為一種，皆詳而靜者也；行、草為一種，皆簡而動者也。
《石鼓文》，韋應物以為文王鼓，韓退之以為宣王鼓，總不離乎周鼓也。而《通志·金石略序》云：「三代而上，惟勒鼎彝，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始皇欲詳其文而用豐碑。」故《金石略》列秦篆之目，以《石鼓》居首。夫謂秦用鼓，事或有之，然未見即為「吾車既工」之鼓，不然，何以是鼓之辭醇字古，與豐碑顯異耶？《祀巫咸大湫文》，俗呼《詛楚文》，字體在大、小篆間。論小篆者，謂始於秦而不始於李斯，引此文為證，蓋以為秦惠文王時書也。然《通志·金石略》作李斯篆，其必有所考與？
《閣帖》以正書為程邈隸書，蓋因張懷瓘有「程邈造字皆真正」之言。然如漢隸《開通褒斜道石刻》，其字何嘗不「真正」哉！亦何嘗不與後世之正書異也！
漢人書隸多篆少，而篆體方扁，每駸駸欲入於隸。惟《少室》《開母》兩石闕銘雅潔有制，差覺上蔡法程於茲未遠。
《集古錄》跋尾云：「余家集古所錄三代以來鐘鼎彝器銘刻備有，至後漢以來始有碑文，欲求前漢時碑碣，卒不可得，是則冢墓碑自後漢以來始有也。」案前漢墓碑固無，即他石刻亦少，此魯孝王之片石所以倍增光價與！
漢碑蕭散如《韓敕》《孔宙》，嚴密如《衡方》《張遷》，皆隸之盛也。若《華山廟碑》，旁礴鬱積，瀏漓頓挫，意味尤不可窮極。
《華山》《郭泰》《夏承》《郙閣》《魯峻》《石經》《範式》諸碑，皆世所謂蔡邕書也。《乙瑛》《韓敕》《上尊號》《受禪》諸碑，皆世所謂鍾繇書也。邕之死，繇之始仕，皆在獻帝初。談漢碑者，遇前輒歸蔡，遇後輒歸鍾，附會猶為近似。至《乙瑛》《韓敕》二碑，時在鍾前，《範式碑》時在蔡後，則尤難解，然前人固有解之者矣。
「蔡邕洞達，鍾繇茂密」。余謂兩家之書同道，洞達正不容針，茂密正能走馬。此當於神者辨之。
稱鍾繇、梁鵠書者，必推《乙瑛》《孔羨》二碑。蓋一則神超，一則骨煉也。《乙瑛碑》時在鍾前，自非追立，難言出於鍾手，至《孔羨》則更無疑其非梁書者。《上尊號碑》及《受禪碑》，書人為鍾為梁，所傳無定。其書愈工而垢彌甚，非書之累人，乃人之累書耳。
正、行二體始見於鍾書，其書之大巧若拙，後人莫及，蓋由於分書先不及也。過庭《書譜》謂「元常不草」，殆亦如伯昏無人所云「不射之射」乎？
崔子玉《草書勢》云：「放逸生奇」，又云：「一畫不可移。」「奇」與「不可移」合而一之，故難也。今欲求子玉草書，自《閣帖》所摹之外，不少概見。然兩言津逮，足當妙跡已多矣。
張伯英草書隔行不斷，謂之「一筆書」。蓋隔行不斷，在書體均齊者猶易，惟大小疏密，短長肥瘦，倏忽萬變，而能潛氣內轉，乃稱神境耳。
評鍾書者，謂如盛德君子，容貌若愚，此易知也；評張書者，謂如班輸構堂，不可增減，此難知也。然果能於鍾究拙中之趣，亦漸可於張得放中之矩矣。
晉隸為宋、齊所難繼，而《孫夫人碑》及《呂望表》尤為晉隸之最。論者以其峻整、超逸，分比梁、鍾，非過也。
索幼安分隸，前人以韋誕、鍾繇、衛瓘比之，而尤以草書為極詣。其自作《草書狀》云：「或若俶儻而不群，或若自檢其常度。」惟俶儻而彌自檢，是其所以真能俶儻與？
索靖書如飄風忽舉，鷙鳥乍飛，其為沈著痛快極矣。論者推之為北宗，以毆陽信本書為其支派，說亦近是。然三日觀碑之事，不足引也。
右軍《樂毅論》《畫像贊》《黃庭經》《太師箴》《蘭亭序》《告誓文》，孫過庭《書譜》論之，推極情意神思之微。在右軍為因物，在過庭亦為知本也已。
右軍自言見李斯、曹喜、梁鵠等字，見蔡邕《石經》於從弟洽處，復見張昶《華岳碑》，是其書之取資博矣。或第以為王導攜《宣示表》過江，輒謂東晉書法不出此表，以隱寓微辭於逸少。蓋以見王書不出鍾繇之外，而《宣示》之在鍾書，又不及十一也。然使平情而論，當不出此。
右軍書「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所謂「中和誠可經」也。以毗剛毗柔之意學之，總無是處。右軍書以二語評之，曰：力屈萬夫，韻高千古。
羲之之器量，見於郗公求婿時，東床坦腹，獨若不聞，宜其書之靜而多妙也。經綸見於規謝公以「虛談廢務，浮文妨要」，宜其書之實而求是也。
唐太宗著《王羲之傳論》，謂蕭子云無丈夫氣，以明逸少之盡善盡美。顧後來名為似逸少者，其無丈夫之氣甚於子云，遂致昌黎有「羲之俗書趁姿媚」之句，然逸少不任咎也。
黃山谷云：「大令草書殊迫伯英。」所以中間論書者，以右軍草入能品，而大令草入神品。余謂大令擅奇固尤在草，然論大令書，不必與右軍相較也。
大令《洛神十三行》，黃山谷謂「宋宣獻公、周膳部少加筆力，亦可及此」。此似言之太易，然正以明大令之書，不惟以妍妙勝也。其《保母磚志》，近代雖只有摹本，卻尚存勁質之意。學晉書者，固尤當以勁質先之。
清恐人不知，不如恐人知。子敬書高致逸氣，視諸右軍，其如胡威之於父質乎？
《集古錄》謂「南朝士人氣尚卑弱，字書工者率以纖勁清媚為佳」。斯言可以矯枉，而非所以持平。南書固自有高古嚴重者，如陶貞白之流便是，而右軍雄強無論矣。
《瘞鶴銘》剝蝕已甚，然存字雖少，其舉止歷落，氣體宏逸，令人味之不盡。書人本難確定主名，其以為出於貞白者，特較言逸少、顧況為近耳。
《瘞鶴銘》用筆隱通篆意，與後魏鄭道昭書若合一契，此可與究心南北書者共參之。蔡忠惠乃云：「元魏間盡習隸法，自隋平陳，多以楷隸相參，《瘞鶴文》有楷隸筆，當是隋代書。」其論北書未嘗推本於篆，故論《鶴銘》亦未盡肖也。
索征西書，世所奉為北宗者。然蕭子云臨征西書，世便判作索書，南書顧可輕量也哉？
歐陽《集古錄》跋王獻之《法帖》云：「所謂法帖者，率皆吊哀，候病，敘暌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或丑，百態橫生，使人驟見驚絕，守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至於高文大冊，何嘗用此！」案高文大冊，非碑而何？公之言雖詳於論帖，而重碑之意亦見矣。
晉氏初禁立碑，語見任彥昇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宋義熙初，裴世期表言：「碑銘之作，以明示後昆，自非殊功異德，無以允應茲典。俗敝偽興，華煩已久，不加禁裁，其敝無已。」則知當日視立碑為異數矣。此禁至齊未弛，故范表之所請，卒寢不行。北朝未有此禁，是以碑多。竇暨《述書賦》列晉、宋、齊、梁、陳至一百四十五人。向使南朝無禁，安知碑跡之盛不駕北而上之耶？
西晉索靖、衛瓘善書齊名。靖本傳言「瓘筆勝靖，然有楷法遠不及靖」，此正見論兩家者不可觭為輕重也。瓘之書學上承父覬，下開子恆，而靖未詳受授。要之，兩家皆並籠南北者也。渡江以來，王、謝、郗、庾四氏，書家最多，而王家羲、獻，世罕倫比，遂為南朝書法之祖。其後擅名，宋代莫如羊欣，實親受於子敬；齊莫如王僧虔，梁莫如蕭子云，淵源俱出二王；陳僧智永，尤得右軍之髓。惟善學王者，率皆本領是當。苟非骨力堅強，而徒摹擬形似，此北派之所由誚南宗與？
論北朝書者，上推本於漢、魏，若《經石峪大字》《雲蜂山五言》《鄭文公碑》《刁惠公志》，則以為出於《乙瑛》；若《張猛龍》《賈使君》《魏靈藏》《楊大眼》諸碑，則以為出於《孔羨》。余謂若由前而推諸後，唐褚、歐兩家書派，亦可準是辨之。
歐陽公跋東魏《魯孔子廟碑》云：「後魏、北齊時書多如此，筆畫不甚佳，然亦不俗，而往往相類。疑其一時所尚，當自有法。」跋北齊《常山義七級碑》云：「字畫佳，往往有古法。」余謂北碑固長短互見，不容相掩，然所長已不可勝學矣。
北朝書家莫盛於崔、盧兩氏。《魏書·崔元伯傳》詳元伯之善書云：「元伯祖悅，與范陽盧諶並以博藝著名。諶法鍾繇，悅法衛瓘，而俱習索靖之草，皆盡其妙。諶傳子偃，偃傳子邈；悅傳子氵朁，氵朁傳元伯；世不替業。故魏初重崔、盧之書。」觀此，則崔、盧家風豈下於南朝羲、獻哉！惟自隋以後，唐太宗表章右軍，明皇篤志大令《桓山頌》，其批答至有「桓山之頌，復在於茲」之語。及宋太宗復尚二王，其命翰林侍書王著摹《閣帖》，雖博取諸家，歸趣實以二王為主。以故藝林久而成習，與之言羲、獻，則怡然；與之言悅、諶，則惘然。況悅、諶以下者乎！
篆尚婉而通，南帖似之；隸欲精而密，北碑似之。北書以骨勝，南書以韻勝。然北自有北之韻，南自有南之骨也。
南書溫雅，北書雄健。南如袁宏之牛渚諷詠，北如斛律金之《剌勒歌》。然此只可擬一得之士，若母群物而腹眾才者，風氣固不足以限之。
蔡君謨識隋丁道護《啟法寺碑》云：「此書兼後魏遺法。隋、唐之交，善書者眾，皆出一法，道護所得最多。」歐陽公於是碑跋云：「隋之晚年，書家尤盛。吾家率更與虞世南，皆當時人也，後顯於唐，遂為絕筆。余所集錄開皇、仁壽、大業時碑頗多，其筆畫率皆精勁。」由是言可知歐、虞與道護若合一契，而魏之遺法所被廣矣。推之隋《龍藏寺碑》，歐陽公以為字畫遒勁，有歐、虞之體。後人或謂出東魏《李仲璇》《敬顯俊》二碑，蓋猶此意，惜書人不可考耳。
永禪師書，東坡評以「骨氣深穩，體兼眾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則其實境超詣為何如哉！今摹本《千文》，世尚多有，然律以東坡之論，相去不知幾由旬矣。
李陽冰學《嶧山碑》，得《延陵季子墓題字》而變化。其自論書也，謂於天地山川、日月星辰、雲霞草木、文物衣冠皆有所得。雖未嘗顯以篆訣示人，然已示人畢矣。
李陽冰篆活潑飛動，全由力能舉其身。一切書皆以身輕為尚，然除卻長力，別無輕身法也。
唐碑少大篆，賴《碧落碑》以補其闕。然凡書之所以傳者，必以筆法之奇，不以托體之古也。李肇《國史補》言李陽冰見此碑，寢臥其下，數日不能去。論者以為陽冰篆筆過於此碑，不應傾服至此，則亦不然。蓋人無陽冰之學，焉知其所以傾服也？即其書不及陽冰，然右軍書師王廙，及其成也，過廙遠甚。青出於藍，事固多有。謂陽冰必蔑視此碑，夫豈所以為陽冰哉！至書者或為陳惟玉，或為李撰，前人已不能定矣。
元吾邱衍謂李陽冰即杜甫甥李潮，論者每不然之。觀《唐書·宰相世系表》，趙郡李氏雍門子，長湜，次澥字堅冰，次陽冰。潮之為名，與湜、澥正復相類，陽冰與堅冰似皆為字，或始名潮字陽冰，後以字為名，而別字少溫，未可知也。且杜詩云「況潮小篆逼秦相」，而歐陽《集古錄》未有潮篆，鄭漁仲《金石略》於唐篆家，陽冰外但列唐元度、李庚、王遹諸人，亦不及潮，何也？
李陽冰篆書，自以為「斯翁之後，直至小生」。然歐陽《集古錄》論唐篆，於陽冰之前稱王遹，於其後稱李靈省，則當代且非無人，而況於古乎？
唐八分，杜詩稱韓擇木、蔡有鄰、李潮三家，歐陽六一合之史維則，稱四家。四家書之傳世者，史多於韓，韓多於蔡，李惟《慧義寺彌勒像碑》《彭元曜墓誌》，載於趙氏《金石錄》，何寥寥也！吾邱衍疑潮與陽冰為一人，則篆既盛傳，分雖少，可無憾矣。
歐陽文忠於唐八分，尤推韓、史、李、蔡四家。夫四家固卓為書傑，而四家外若張璪、瞿令問、顧戒奢、張庭珪、胡證、梁升卿、韓秀榮、秀弼、秀實、劉升、陸堅、李著、周良弼、史鎬、盧曉，各以能鳴，亦未可謂「餘子碌碌」也。近代或專言漢分，比唐於「自鄶以下」，其亦過矣。
唐隸規模出於魏碑者十之八九，其骨力亦頗近之。大抵嚴整警策是其所長。
論唐隸者，謂唐初歐陽詢、薛純陁，殷仲容諸家，漢、魏遺意尚在，至開元間，則變而即遠。此以氣格言也。然力量在人，不因時異，更當觀之。
言隸者，多以漢為古雅幽深，以唐為平滿淺近。然蔡有鄰《尉遲迥碑》，《廣川書跋》謂當與鴻都《石經》相繼，何嘗於漢、唐過分畛域哉！至有鄰《興唐寺石經藏贊》，歐陽公謂與三代器銘何異，論雖似過，亦所謂「以我不平破汝不平」也。
後魏孝文《吊比干墓文》，體雜篆、隸，相傳為崔浩書。東魏李仲璇《修孔子廟碑》，隋《曹子建碑》，皆衍其流者也。唐《景龍觀鍾銘》蓋亦效之，然頗能節之以禮。
唐僧懷仁集《聖教序》古雅有淵致，黃長睿謂「碑中字與右軍遺帖所有者，纖微克肖」。今遺帖之是非難辨，轉以此證遺帖可矣。或言懷仁能集此序，何以他書無足表見。然更何待他書之表見哉！
學《聖教》者致成為院體，起自唐吳通微，至宋高崇望、白崇矩益貽口實。故蘇、黃論書，但盛稱顏尚書、楊少師，以見與《聖教》別異也。其實顏、楊於《聖教》，如禪之翻案，於佛之心印，取其明離暗合，院體乃由死於句下，不能下轉語耳。小禪自縛，豈佛之過哉！
唐人善集右軍書者，懷仁《聖教序》外，推僧大雅之《吳文碑》。《聖教》行世，固為尤盛，然此碑書足備一宗。蓋《聖教》之字雖間有峭勢，而此則尤以峭尚，想就右軍書之峭者集之耳。唐太宗御製《王羲之傳》曰：「勢如斜而反正。」觀此乃益有味其言。
虞永興書出於智永，故不外耀鋒芒而內涵筋骨。徐季海謂歐、虞為鷹隼。歐之為鷹隼易知，虞之為鷹隼難知也。
學永興書，第一要識其筋骨勝肉。綜昔人所以稱《廟堂碑》者，是何精神！而展轉翻刻，往往入於膚爛，在今日則轉不如學《昭仁寺碑》矣。
論唐人書者，別歐、褚為北派，虞為南派。蓋謂北派本隸，欲以此尊歐、褚也。然虞正自有篆之玉箸意，特主張北書者不肯道耳。
王紹宗書似虞伯施，觀《王徵君青石銘》可見。紹宗與人書，嘗言「鄙夫書無工者」，又言「吳中陸大夫嘗以余比虞君，以不臨寫故也」。數語乃書家真實義諦，不知者則以為好作勝解矣。
率更《化度寺碑》筆短意長，雄健彌復深雅，評者但謂是直木曲鐵法，如介冑有不可犯之色，未盡也。或移以評蘭台《道因》，則近耳。
大小歐陽書並出分隸，觀蘭台《道因碑》有批法，則顯然隸筆矣。或疑蘭台學隸，何不盡化其跡？然初唐猶參隋法，不當以此律之。
東坡評褚河南書「清遠蕭散」。張長史告顏魯公述河南之言，謂「藏鋒畫乃沈著」。兩說皆足為學褚者之資，然有看繡度針之別。
褚河南書為唐之廣大教化主，顏平原得其筋，徐季海之流得其肉。而季海不自謂學褚未盡，轉以翬翟為譏，何悖也！
褚書《伊闕佛龕碑》兼有歐、虞之勝，至慈恩《聖教》，或以王行滿《聖教》擬之。然王書雖縝密流動，終遜其逸氣也。
唐歐、虞兩家書各占一體。然上而溯之，自東魏《李仲璇》《敬顯俊》二碑，已可觀其會通，不獨歐陽六一以「有歐、虞體」評隋《龍藏寺》也。
歐、虞並稱，其書方圓剛柔交相為用。善學虞者和而不流，善學歐者威而不猛。
歐、褚兩家並出分隸，於遒逸二字各得所近。若借古書評評之，歐其如龍威虎震，褚其如鶴游鴻戲乎？
虞永興掠磔亦近勒努，褚河南勒努亦近掠磔，其關捩隱由篆隸分之。
陸柬之之書渾勁，薛稷之書清深。陸出於虞，薛出於褚，世或稱歐、虞、褚、薛，或稱歐、虞、褚、陸。得非以宗尚之異，而漫為軒輊耶？
唐初歐、虞、褚外，王知敬、趙模兩家書皆精熟遒逸，在當時極為有名。知敬書《李靖碑》，模書《高士廉碑》，既已足征意法，而同時有書佳而不著書人之碑，潛鑒者每謂出此兩家之手。書至於此，猶不得儕歐、虞之列，此登岳者所以必凌絕頂哉！
孫過庭草書，在唐為善宗晉法。其所書《書譜》，用筆破而愈完，紛而愈治，飄逸愈沈著，婀娜愈剛健。
孫過庭《書譜》謂「古質而今妍」，而自家書卻是妍之分數居多，試以旭、素之質比之自見。
李北海書氣體高異，所難尤在一點一畫皆如拋磚落地，使人不敢以虛憍之意擬之。
李北海書以拗峭勝，而落落不涉作為。昧其解者有意低昂，走入佻巧一路，此北海所謂「似我者俗，學我者死」也。
李北海、徐季海書多得異勢，然所恃全在筆力。東坡論書謂「守駁莫如跛」，余亦謂用跛莫如駿焉。
過庭《書譜》稱右軍書「不激不厲」，杜少陵稱張長史草書「豪盪感激」，實則如止水、流水，非有二水也。
張長史真書《郎官石記》，東坡謂「作字簡遠，如晉、宋間人」，論者以為知言。然學張草者，往往未究其法，先挾狂怪之意。豈知草固出於其真，而長史之真何如哉？山谷言「京、洛間人，傳摹狂怪字，不入右軍父子繩墨者，皆非長史筆」。審此而長史之真出矣。
學草書者探本於分隸二篆，自以為不可尚矣。張長史得之古鐘鼎銘科斗篆，卻不以奇見之。此其視彼也，不猶海若之於河伯耶？
韓昌黎謂張旭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此語似奇而常。夫鬼神之道，亦不外屈信闔辟而已。
長史、懷素皆祖伯英今草。長史《千文》殘本，雄古深邃，邈焉寡儔。懷素大小字《千文》，或謂非真，顧精神雖遜長史，其機勢自然，當亦從原本脫胎而出；至《聖母帖》，又見與二王之門庭不異也。
張長史書悲喜雙用，懷素書悲喜雙道。
旭、素書可謂謹嚴之極。或以為顛狂而學之，與宋向氏學盜何異？旭、素必謂之曰：若失顛狂之道至此乎？
顏魯公書，自魏、晉及唐初諸家皆歸隱括。東坡詩有「顏公變法出新意」之句，其實變法得古意也。
顏魯公正書，或謂出於北碑《高植墓誌》及穆子容所書《太公呂望表》，又謂其行書與《張猛龍碑》後行書數行相似，此皆近之。然魯公之學古，何嘗不多連博貫哉？
歐、虞、褚三家之長，顏公以一手擅之。使歐見《郭家廟碑》，虞、褚見《宋廣平碑》，必且撫心高蹈，如師襄之發嘆於師文矣。
魯公書《宋廣平碑》，紆餘蘊藉，令人昧之無極，然亦實無他奇，只是從《梅花賦》傳神寫照耳。至前人謂其從《瘞鶴銘》出，亦為知言。
《坐位帖》，學者苟得其意，則自運而輒與之合，故評家謂之方便法門。然必胸中具旁礴之氣，腕間贍真實之力，乃可語庶乎之詣。不然，雖字摹畫擬，終不免如莊生所謂似人者矣。
顏魯公書，書之汲黯也。阿世如公孫弘，舞智如張湯，無一可與並立。
或問：顏魯公書何似？曰：似司馬遷。懷素書何似？曰：似莊子。曰：不以一沈著、一飄逸乎？曰：必若此言，是謂馬不飄逸，莊不沈著也。
蘇靈芝書，世或與李泰和、顏清臣、徐季海並稱。然靈芝書但妥帖舒暢，其於李之倜儻、顏之雄毅、徐之韻度皆遠不能逮，而所書之碑甚多。歐陽六一謂唐有寫經手。如靈芝者，亦可謂唐之寫碑手矣？
柳誠懸書，《李晟碑》出歐之《化度寺》，《玄秘塔》出顏之《郭家廟》，至如《沂州普照寺碑》，雖系後人集柳書成之，然「剛健含婀娜」，乃與褚公神似焉。
裴公美書，大段宗歐，米襄陽評之以「真率可愛」。「真率」二字最為難得，陶詩所以過人者在此。
秦碑力勁，漢碑氣厚，一代之書無有不肖乎一代之人與文者。《金石略序》云：「觀晉人字畫，可見晉人之風猷；觀唐人書蹤，可見唐人之典則。」諒哉！
五代書，蘇、黃獨推楊景度。今但觀其書之尤傑然者，如《大仙帖》，非獨勢奇力強，其骨里謹嚴，真令人無可尋閒。此不必沾沾於摹顏擬柳，而顏柳之實已備矣。
楊景度書，機括本出於顏，而加以不衫不履，遂自成家。然學楊者，尤貴筆力足與抗行，不衫不履，其外焉者也。
歐陽公謂，徐鉉與其弟鍇「皆能八分小篆，而筆法頗少力」。黃山谷謂鼎臣篆「氣質高古，與陽冰並驅爭先」。余謂二公皆據偶見之徐書而言，非其書之本無定品也。必兩言皆是，則惟取其高古可耳。
徐鼎臣之篆正而純，郭恕先、僧夢英之篆奇而雜。英固方外，郭亦畸人，論者不必強以徐相絜度也。英論書，獨推郭而不及徐。郭行素狂，當更少所許可。要之，徐之字學冠絕當時，不止逾於英、郭。或不苛字學而但論書才，則英、郭固非徐下耳。
歐陽公謂「唐世人人工書，今士大夫忽書為不足學，往往僅能執筆」。此蓋嘆宋正書之衰也。而分書之衰更甚焉。其善者，郭忠恕以篆古之筆益為分隸，獨成高致。至如嗣端、雲勝兩沙門，並以隸鳴。嗣端尚不失唐人遺矩，雲勝僅堪取給而已。金党懷英既精篆籀，亦工隸法，此人惜不與稼軒俱南耳。
北宋名家之書，學唐各有所尤近。蘇近顏，黃近柳，米近褚，惟蔡君謨之所近頗非易見，山谷蓋謂其真行簡札，能入永興之室雲。
蔡君謨書，評者以為宋之魯公。此獨其大楷則然耳，然亦不甚似也。山谷謂君謨《渴墨帖》仿佛似晉、宋間人書，頗覘微趣。
東坡詩如華嚴法界，文如萬斛泉源，惟書亦頗得此意，即行書《醉翁亭記》便可見之。其正書字間櫛比，近顏書《東方畫贊》者為多，然未嘗不自出新意也。
《端州石室記》，或以為張庭珪書，或以為李北海書。東坡正書，有其傲岸旁礴之氣。
黃山谷論書，最重一「韻」字。蓋俗氣未盡者，皆不足以言韻也。觀其書嵇叔夜詩與侄枿，稱其詩無一點塵俗氣，因言「士生於世可以百為，惟不可俗，俗便不可醫。」是則其去俗務盡也，豈惟書哉！即以書論，識者亦覺《鶴銘》之高韻，此堪追嗣矣。
米元章書，大段出於河南，而復善摹各體。當其刻意宗古，一時有「集字」之譏。迨既自成家，則惟變所適，不得以轍跡求之矣。
米元章書脫落凡近，雖時有諧氣，而諧不傷雅，故高流鮮或訾之。
宋薛紹彭道祖書得二王法，而其傳也，不如唐人高止臣、張少悌之流。蓋以其時蘇、黃方尚變法，故循循晉法者見絀也。然如所書樓觀詩，雅逸足名後世矣。
或言游定夫先生多草書，於其人似乎未稱。曰：草書之律至嚴，為之者不惟膽大，而在心小。只此是學，豈獨正書然哉！書重用筆，用之存乎其人。故善書者用筆，不善書者為筆所用。
蔡中郎《九勢》云：「令筆心常在點畫中行。」後如徐鉉小篆，畫之中心有一縷濃墨正當其中，至於屈折處，亦當中，無有偏側處，蓋得中郎之遺法者也。
每作一畫，必有中心，有外界。中心出於主鋒，外界出於副毫。鋒要始中終俱實，毫要上下左右皆齊。
起筆欲斗峻，住筆欲峭拔，行筆欲充實，轉筆則兼乎住、起、行者也。
逆入，澀行，緊收，是行筆要法。如作一橫畫，往往末大於本，中減於兩頭，其病坐不知此耳。豎、撇、捺亦然。
筆心，帥也；副毫，卒徒也。卒徒更番相代，帥則無代。論書者每曰「換筆心」，實乃換向，非換質也。
張長史書，微有點畫處，意態自足。當知微有點畫處，皆是筆心實實到了；不然，雖大有點畫，筆心卻反不到，何足之可雲！
中鋒、側鋒、藏鋒、露鋒、實鋒、虛鋒、全鋒、半鋒，似乎鋒有八矣。其實中、藏、實、全，只是一鋒；側、露、虛、半，亦只是一鋒也。中鋒畫圓，側鋒畫扁。舍鋒論畫，足外固有跡耶？
書用中鋒，如師直為壯，不然，如師曲為老。兵家不欲自老其師，書家奈何異之。
要筆鋒無處不到，須是用逆字訣。勒則鋒右管左，努則鋒下管上，皆是也。然亦只暗中機括如此，著相便非。
書以側、勒、努、、策、掠、啄、磔為八法。凡書下筆多起於一點，即所謂側也。故側之一法，足統余法。欲辨鋒之實與不實，觀其側則思過半矣。
畫有陰陽。如橫則上面為陽，下面為陰；豎則左面為陽，右面為陰。惟毫齊者能陰陽兼到，否則獨陽而已。
書能筆筆還其本分，不稍閃避取巧，便是極詣。「永」字八法，只是要人橫成橫、豎成豎耳。
蔡中郎云：「筆軟則奇怪生焉。」余按此一「軟」字有獨而無對，蓋能柔能剛之謂軟，非有柔無剛之謂軟也。
凡書要筆筆按，筆筆提。辨按尤當於起筆處，辨提尤當於止筆處。
書家於「提」、「按」兩字，有相合而無相離。故用筆重處正須飛提，用筆輕處正須實按，始能免墮、飄二病。
書有振、攝二法：索靖之筆短意長，善攝也；陸柬之之節節加勁，善振也。
行筆不論遲速，期於備法。善書者雖速而法備，不善書者雖遲而法遺。然或遂貴速而賤遲，則又誤矣。
古人論用筆，不外「疾」、「澀」二字。澀，非遲也；疾，非速也。以遲速為疾澀，而能疾澀者無之。
用筆者皆習聞澀筆之說，然每不知如何得澀。惟筆方欲行，如有物以拒之，竭力而與之爭，斯不期澀而自澀矣。澀法與戰掣同一機竅，第戰掣有形，強效轉至成病，不若澀之隱以神運耳。
筆有用完，有用破。屈玉垂金，古槎怪石，於此別矣。
書以筆為質，以墨為文。凡物之文見乎外者，無不以質有其內也。
孫子云：「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此意通之於結字，必先隱為部署，使立於不敗而後下筆也。字勢有因古，有自構。因古難新，自構難穩，總由先機未得焉耳。
欲明書勢，須識九宮。九宮尤莫重於中宮，中宮者，字之主筆是也。主筆或在字心，亦或在四維四正，書著眼在此，是謂識得活中宮。如陰陽家旋轉九宮圖位，起一白，終九紫，以五黃為中宮，五黃何嘗必在戊己哉！
畫山者，必有主峰為諸峰所拱向；作字者，必有主筆為余筆所拱向。主筆有差，則余筆皆敗，故善書者必爭此一筆。
字之為義，取孳乳浸多。言孳乳，則分形而同氣可知也。故凡書之仰承俯注，左顧右盼，皆欲無失其同焉而已。
結字疏密，須彼此互相乘除，故疏不嫌疏，密不嫌密也。然乘除不惟於疏密用之。
字形有內抱，有外抱。如上下二橫，左右兩豎，其有若弓之背向外弦向內者，內抱也；背向內弦向外者，外抱也。篆不全用內抱，而內抱為多；隸則無非外抱。辨正、行、草書者，以此定其消息，便知於篆隸孰為出身矣。
字體有整齊，有參差。整齊取正應也，參差取反應也。
書要曲而有直體，直而有曲致。若弛而不嚴，剽而不留，則其所謂曲直者誤矣。
書一於方者，以圓為模稜；一於圓者，以方為徑露。盍思地矩天規，不容偏有取捨。
書宜平正，不宜欹側。古人或偏以欹側勝者，暗中必有撥轉機關者也。《畫訣》有「樹木正，山石倒；山石正，樹木倒」，豈可執一石一木論之？
論書者謂晉人尚意，唐人尚法，此以觚稜間架之有無別之耳。實則晉無觚稜間架，而有無觚稜之觚稜，無間架之間架，是亦未嘗非法也；唐有觚稜間架，而諸名家各自成體，不相因襲，是亦未嘗非意也。
書之章法有大小。小如一字及數字，大如一行及數行、一幅及數幅，皆須有相避相形、相呼相應之妙。凡書，筆畫要堅而渾，體勢要奇而穩，章法要變而貫。
書之要，統於「骨氣」二字。骨氣而曰洞達者，中透為洞，邊透為達。洞達則字之疏密肥瘦皆善，否則皆病。
字有果敢之力，骨也；有含忍之力，筋也。用骨得骨，故取指實；用筋得筋，故取腕懸。
衛瓘善草書，時人謂瓘得伯英之筋，猶未言骨，衛夫人《筆陣圖》乃始以「多骨豐筋」並言之。至範文正《祭石曼卿文》有「顏筋柳骨」之語，而筋骨之辨愈明矣。
書少骨則致誚墨豬。然骨之所尚，又在不枯不露。不然，如髑髏固非少骨者也。
骨力形勢，書家所宜並講。必欲識所尤重，則唐太宗已言之，曰：「求其骨力，而形勢自生。」書要兼備陰陽二氣。大凡沈著屈郁，陰也；奇拔豪達，陽也。
高韻深情，堅質浩氣，缺一不可以為書。
凡論書氣，以士氣為上。若婦氣、兵氣、村氣、市氣、匠氣、腐氣、傖氣、俳氣、江湖氣、門客氣、酒肉氣、蔬筍氣，皆士之棄也。書要力實而氣空。然求空必於其實，未有不透紙而能離紙者也。
書要心思微，魄力大。微者條理於字中，大者旁礴乎字外。
筆畫少處，力量要足以當多；瘦處，力量要足以當肥。信得「多少」、「肥瘦」形異而實同，則書進矣。
司空表聖之《二十四詩品》，其有益於書也，過於庾子慎之《書品》。蓋庾《品》只為古人標次第，司空《品》足為一己陶胸次也。此惟深於書而不狃於書者知之。
書與畫異形而同品。畫之意象變化，不可勝窮，約之，不出神、能、逸、妙四品而已。
論書者曰「蒼」，曰「雄」，曰「秀」，余謂更當益一「深」字。凡蒼而涉於老禿，雄而失於粗疏，秀而入於輕靡者，不深故也。
靈和殿前之柳，令人生愛；孔明廟前之柏，令人起敬。以此論書，取姿致何如尚氣格耶？
學書者始由不工求工，繼由工求不工。不工者，工之極也。《莊子·山木篇》曰：「既雕既琢，復歸於朴。」善夫！
怪石以丑為美，丑到極處，便是美到極處。一「丑」字中，邱壑未易盡言。俗書非務為妍美，則故托丑拙。美醜不同，其為為人之見一也。
書家同一尚熟，而熟有精粗深淺之別，惟能用生為熟，熟乃可貴。自世以輕俗滑易當之，而真熟亡矣。
書非使人愛之為難，而不求人愛之為難。蓋有欲無欲，書之所以別人天也。
學書者務益不如務損，其實損即是益。如去寒去俗之類，去得盡，非益而何？書要有為，又要無為，脫略、安排俱不是。
《洛書》為書所託始。《洛書》之用，五行而已；五行之性，五常而已。故書雖學於古人，實取諸性而自足者也。書，陰陽剛柔不可偏陂。大抵以合於《虞書》「九德」為尚。
揚子以書為心畫，故書也者，心學也。心不若人，而欲書之過人，其勤而無所也宜矣。
寫字者，寫志也。故張長史授顏魯公曰：「非志士高人，詎可與言要妙！」
宋畫史解衣槃礴，張旭脫帽露頂，不知者以為肆志，知者服其用志不紛。筆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為本。是則理性情者，書之首務也。
鍾繇筆法曰：「筆跡者，界也；流美者，人也。」右軍《蘭亭序》言「因寄所託」，「取諸懷抱」，似亦隱寓書旨。
張融云：「非恨臣無二王法，恨二王無臣法。」余謂但觀此言，便知其善學二王。儻所謂見過於師，僅堪傳授者耶？
唐太宗論書曰：「吾之所為，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虞世南作《筆髓》，其一為《辨意》。蓋書雖重法，然意乃法之所受命也。
東坡論吳道子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推之於書，但尚法度與豪放，而無新意妙理，末矣。學書通於學仙，煉神最上，鍊氣次之，鍊形又次之。
書貴入神，而神有我神、他神之別。入他神者，我化為古也；入我神者，古化為我也。
觀人於書，莫如觀其行草。東坡論傳神，謂「具衣冠坐，斂容自持，則不復見其天」。《莊子·列禦寇》篇云：「醉之以酒而觀其則」，皆此意也。
書，如也，如其學，如其才，如其志。總之，曰如其人而已。賢哲之書溫醇，俊雄之書沈毅，畸士之書歷落，才子之書秀穎。書可觀識。筆法字體，彼此取捨各殊，識之高下存焉矣。
揖讓騎射，兩人各善其一，不如並於一人。故書以才度相兼為上。
書尚清而厚，清厚要必本於心行。不然，書雖倖免薄濁，亦但為他人寫照而已。
書當造乎自然。蔡中郎但謂書肇於自然，此立天定人，尚未及乎由人復天也。
學書者有二觀：曰觀物，曰觀我。觀物以類情，觀我以通德。如是則書之前後莫非書也，而書之時可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