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概 · 卷二詩概

《詩緯·含神霧》曰：「詩者，天地之心。」文中子曰：「詩者，民之性情也。」此可見詩為天人之合。 「詩言志」，孟子「文、辭、志」之說所本也。「思無邪」，子夏《詩序》「發乎情，止乎禮義」之說所本也。 《關雎》取「摯而有別」，《鹿鳴》取「食則相呼」。凡詩能得此旨，皆應乎《風》《雅》者也。 《詩序》：「風，風也，風以動之。」可知風之義至微至遠矣。觀《二南》詠歌文王之化，辭意之微遠何如！ 變風始《柏舟》。《柏舟》與《離騷》同旨，讀之當兼得其人之志與遇焉。《大雅》之變，具憂世之懷；《小雅》之變，多憂生之意。 《頌》固以「美盛德之形容」，然必原其所以至之之由，以寓勸勉後人之意，則義亦通於《雅》矣。 《雅》《頌》相通。如《頌·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毖》近《雅》，《雅·生民》《篤公劉》近《頌》。「穆如清風」，「肅雍和鳴」，《雅》《頌》之懿，兩言可蔽。 《詩序·正義》云：「比與興雖同是附托外物，比顯而興隱，當先顯後隱，故比居先也。《毛傳》特言興也，為其理隱故也。」案：《文心雕龍·比興篇》云：「毛公述《傳》，獨標興體，豈不以風異而賦同，比顯而興隱哉？」《正義》蓋本於此。 「取象曰比，取義曰興」，語出皎然《詩式》。即劉彥和所謂「比顯興隱」之意。 《詩》，自樂是一種，「衡門之下」是也；自勵是一種，「坎坎代檀兮」是也；自傷是一種，「出自北門」是也；自譽自嘲是一種，「簡兮簡兮」是也；自警是一種，「抑抑威儀」是也。 「心之憂矣，其誰知之」，此詩人之憂過人也；「獨寐寤言，永矢弗告」，此詩人之樂過人也。憂世樂天，固當如是。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出乎外也；「我任我輦，我車我牛」入乎中也；「雍雍鳴雁，旭日始旦」宜其始也；「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持其終也。 真西山《文章正宗綱目》云：「《三百五篇》之詩，其正言義理者蓋無幾，而諷詠之間，悠然得其性情之正，即所謂義理也。」余謂詩或寓義於情而義愈至，或寓情於景而情愈深，此亦《三百五篇》之遺意也。 詩喻物情之微者近《風》，明人治之大者近《雅》，通天地鬼神之奧者近《頌》。 《離騷》，淮南王比之《國風》《小雅》。朱子《楚辭集注》謂其「語祀神之盛幾乎《頌》」。李太白《古風》云：「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蓋有《詩》亡《春秋》作之意，非抑《騷》也。 劉勰《辯騷》，謂《楚辭》「體慢於三代，風雅於戰國」。顧論其體不如論其志，志苟可質諸三代，雖謂易地則皆然可耳。 漢武帝《秋風辭》，《風》也；《瓠子歌》，《雅》也。《瓠子歌》憂民之思，足繼《雲漢》，文中子何但以《秋風》為悔志之萌耶？ 武帝《秋風辭》《瓠子歌》《柏梁與群臣賦詩》，後世得其一體，皆足成一大宗，而帝之為大宗不待言矣。 或問：《安世房中歌》與孝武《郊祀》諸歌孰為奇正？曰：《房中》，正之正也；《郊祀》，奇而正也。 漢《郊祀》諸樂府，以樂而象禮者也。所以典碩肅穆，視他樂府別為一格。 秦碑有韻之文質而勁，漢樂府典而厚，如商、周二《頌》，氣體攸別。 質而文，直而婉，《雅》之善也。漢詩《風》與《頌》多而《雅》少，《雅》之義，非韋傅《諷諫》，其孰存之？ 李陵贈蘇武五言，但敘別愁，無一語及於事實，而言外無窮，使人黯然不可為懷。至「徑萬里兮度沙幕」一歌，意味頗淺，而《漢書·蘇武傳》載之，以為陵作，其果然乎？ 《古詩十九首》與蘇、李同一悲慨，然《古詩》兼有豪放曠達之意，與蘇、李之一於委曲含蓄，有陽舒陰慘之不同。知人論世者，自能得諸言外，固不必如鍾嶸《詩品》謂《古詩》「出於《國風》」，李陵「出於《楚辭》」也。 《十九首》鑿空亂道，讀之自覺四顧躊躇，百端交集。詩至此，始可謂其中有物也已。 曹公詩氣雄力堅，足以籠罩一切，建安諸子，未有其匹也。子建則隱有「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之意。鍾嶸品詩，不以「古直悲涼」加於「人倫周、孔」之上，豈無見乎！曹子建《贈丁儀王粲》有云：「歡怨非貞則，中和誠可經。」此意足推風雅正宗。至骨氣情采，則鍾仲偉論之備矣。公幹氣勝，仲宣情勝，皆有陳思之一體。後世詩率不越此兩宗。 陸士衡詩粗枝大葉，有失出，無失入，平實處不妨屢見。正其無人之見存，所以獨到處亦躋卓絕，豈如沾沾戔戔者，才出一言，便欲人道好耶？ 劉彥和謂「士衡矜重」，而近世論陸詩者，或以累句訾之。然有累句無輕句，便是大家品位。 士衡樂府，金石之音，風雲之氣，能令讀者驚心動魄。雖子建諸樂府，且不得專美於前，他何論焉！ 阮嗣宗《詠懷》，其旨固為淵遠，其屬辭之妙，去來無端，不可蹤跡。後來如射洪《感遇》、太白《古風》，猶瞻望弗及矣。 叔夜之詩峻烈，嗣宗之詩曠逸。夷、齊不降不辱，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趣尚乃自古別矣。 野者，詩之美也。故表聖《詩品》中有「疏野」一品。若鍾仲偉謂左太沖「野於陸機」，野乃不美之辭。然太沖是豪放，非野也，觀《詠史》可見。 張景陽詩開鮑明遠。明遠遒警絕人，然練不傷氣，必推景陽獨步。《苦雨》諸詩，尤為高作，故鍾嶸《詩品》獨稱之。《文心雕龍·明詩》云：「景陽振其麗」，「麗」何足以盡景陽哉！ 劉公幹、左太沖詩壯而不悲，王仲宣、潘安仁悲而不壯。兼悲壯者，其惟劉越石乎？ 孔北海《雜詩》：「呂望老匹夫，管仲小囚臣」，劉越石《重贈廬諶詩》：「惟彼太公望，昔在渭濱叟」，又稱「小白相射鉤」，於漢於晉，興復之志同也。北海言「人生有何常，但患年歲暮」，越石言「時哉不我與，去乎若雲浮」，其欲及時之志亦同也。鍾嶸謂越石詩出於王粲，以格言耳。 劉越石詩，定亂扶衰之志；郭景純詩，除殘去穢之情。第以「清剛」、「俊上」目之，殆猶未覘厥蘊。 嵇叔夜、郭景純皆亮節之士，雖《秋胡行》貴玄默之致，《遊仙詩》假棲遁之言，而激烈悲憤自在言外，乃知識曲宜聽其真也。 曹子建、王仲宣之詩出於《騷》，阮步兵出於《莊》，陶淵明則大要出於《論語》。 陶詩有「賢哉回也」、「吾與點也」之意，直可嗣洙、泗遺音。其貴尚節義如詠荊卿、美田子泰等作，則亦孔子賢夷、齊之志也。 陶詩「吾亦愛吾廬」，我亦具物之情也；「良苗亦懷新」，物亦具我之情也。《歸去來辭》亦云：「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 陶詩云：「願言躡清風，高舉尋吾契。」又云：「即事如已高，何必升華嵩。」可見其玩心高明，未嘗不腳踏實地，不是倜然無所歸宿也。 鍾嶸《詩品》謂「阮籍《詠懷》之作，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余謂淵明《讀山海經》言在八荒之表，而情甚親切，尤詩之深致也。 詩可數年不作，不可一作不真。陶淵明自庚子距丙辰十七年間作詩九首，其詩之真，更須問耶？彼無歲無詩，乃至無日無詩者，意欲何明？ 謝才顏學，謝奇顏法，陶則兼而有之，大而化之，故其品為尤上。 陶、謝用理語各有勝境。鍾嶸《詩品》稱「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此由乏理趣耳，夫豈尚理之過哉？ 謝客詩刻畫微眇，其造語似子處，不用力而功益奇，在詩家為獨辟之境。康樂詩較顏為放手，較陶為刻意。鍊句用字，在生熟深淺之間。 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謂「靈運興會標舉，延年體裁明密」，所以示學兩家者，當相濟有功，不必如惠休上人好分優劣。 顏延年詩體近方幅，然不失為正軌，以其字字稱量而出，無一苟下也。文中子稱之曰「其文約以則，有君子之心」，蓋有以觀其深矣。 延年詩長於廊廟之體，然如《五君詠》，抑何善言林下風也。所蘊之富，亦可見矣。左太沖《詠史》似論體，顏延年《五君詠》似傳體。 韋傅《諷諫詩》，經家之言；阮嗣宗《詠懷》，子家之言；顏延年《五君詠》，史家之言；張景陽《雜詩》，辭家之言。 「孤蓬自振，驚沙坐飛」，此鮑明遠賦句也。若移以評明遠之詩，頗復相似。 明遠長句，慷慨任氣，磊落使才，在當時不可無一，不能有二。杜少陵《簡薛華醉歌》云：「近來海內為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何、劉、沈、謝力未工，才兼鮑照愁絕倒。」此雖意重推薛，然亦見鮑之長句，何、劉、沈、謝，均莫及也。 陳孔璋《飲馬長城窟》機軸開鮑明遠。惟陳純乎質，而鮑濟以妍，所以涉其流者，忘其發源所自。 謝玄暉詩以情韻勝，雖才力不及明遠，而語皆自然流出，同時亦未有其比。 江文通詩，有淒涼日暮、不可如何之意。此詩之多情而人之不濟也。雖長於雜擬，於古人蒼壯之作亦能肖吻，究非其本色耳。 庾子山《燕歌行》開唐初七古，《烏夜啼》開唐七律，其他體為唐五絕、五律、五排所本者，尤不可勝舉。隋楊處道詩甚為雄深雅健。齊、梁文辭之弊，貴清綺不重氣質，得此可以矯之。 唐初四子，源出子山。觀少陵《戲為六絕句》專論四子，而第一首起句便雲「庾信文章老更成」，有意無意之間，驪珠已得。 唐初四子，沿陳、隋之舊，故雖才力迥絕，不免致人異議。陳射洪、張曲江獨能超出一格，為李、杜開先。人文所肇，豈天運使然耶？ 曲江之《感遇》出於《騷》，射洪之《感遇》出於《莊》。纏綿超曠，各有獨至。 太白詩以《莊》《騷》為大源，而於嗣宗之淵放，景純之俊上，明遠之驅邁，玄暉之奇秀，亦各有所取，無遺美焉。 《宣和書譜》稱賀知章草隸佳處，「機會與造化爭衡，非人工可到」。余謂太白詩佳處亦如之。太白詩舉止極其高貴，不下商山采芝人語。 海上三山，方以為近，忽又是遠。太白詩言在口頭，想出天外，殆亦如是。李詩鑿空而道，歸趣難窮，由風多於雅，興多於賦也。 「有時白雲起，天際自舒捲」，「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即此四語，想見太白詩境。 太白與少陵同一志在經世，而太白詩中多出世語者，有為言之也。屈子《遠遊》曰：「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使疑太白誠欲出世，亦將疑屈子誠欲輕舉耶？ 太白雲「日為蒼生憂」，即少陵「窮年憂黎元」之志也；「天地至廣大，何惜遂物情」，即少陵「盤飧老夫食，分減及溪魚」之志也。 太白詩雖若升天乘雲，無所不之，然自不離本位。故放言實是法言，非李赤之徒所能托也。 幕天席地，友月交風，原是平常過活，非廣己造大也。太白詩當以此意讀之。 「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神仙猶古之人耳。故知太白詩好言神仙，只是將神仙當賢友，初非鄙薄當世也。 太白詩言俠、言仙、言女、言酒，特借用樂府形體耳。讀者或認作真身，豈非皮相？ 學太白詩，當學其體氣高妙，不當襲其陳意。若言仙、言酒、言俠、言女，亦要學之，此僧皎然所謂「鈍賊」者也。 學太白者，常曰「天然去雕飾」足矣。余曰：此得手處，非下手處也。必取太白句意以為祈向，盍雲「獵微窮至精」乎？ 杜詩高、大、深，俱不可及。吐棄到人所不能吐棄為高，涵茹到人所不能涵茹為大，曲折到人所不能曲折為深。 「不敢要佳句，愁來賦別離」二句，是杜詩全旨。凡其雲「念闕勞肝肺」、「弟妹悲歌里」、「窮年憂黎元」，無非離愁而已矣。 頌其詩，貴知其人。先儒謂杜子美情多，得志必能濟物，可為看詩之法。 太白早好縱橫，晚學黃、老，故詩意每托之以自娛；少陵一生卻只在儒家界內。 杜詩云「畏人嫌我真」。又雲「直取性情真」。一自詠，一贈人，皆於論詩無與，然其詩之所尚可知。 杜詩只「有」、「無」二字足以評之：有者，但見性情氣骨也；無者，不見語言文字也。 杜陵雲「篇終接混茫」。夫篇終而接混茫，則全詩亦可知矣。且有混茫之人，而後有混茫之詩，故《莊子》云：「古之人在混茫之中。」 「意欲沈著，格欲高古」，持此以等百家之詩，於杜陵乃無遺憾。 少陵云：「詩清立意新。」又云：「賦詩分氣象。」作者本取意與氣象相兼，而學者往往奉一以為宗派焉。 杜陵五、七古敘事，節次、波瀾、離合、斷續，從《史記》得來，而蒼莽雄直之氣亦逼近之。畢仲游但謂「杜甫似司馬遷」而不系一辭，正欲使人自得耳。 「細筋入骨如秋鷹」，「字外出力中藏棱」，《史記》、杜詩其有焉。近體氣格高古尤難，此少陵五排、五、七律所以品居最上。 少陵以前律詩，枝枝節節為之，氣斷意促，前後或不相管攝，實由於古體未深耳。少陵深於古體，運古於律，所以開闔變化，施無不宜。 杜詩有不可解及看不出好處之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少陵嘗自言之。作者本不求知，讀者非身當其境，亦何容強臆耶！ 昌黎煉質，少陵煉神。昌黎無疏落處，而少陵有之。然天下之至密，莫少陵若也。 少陵於鮑、庾、陰、何，樂推不厭。昌黎云：「齊、梁及陳、隋，眾作等蟬噪」，韓之論高而疏，不若杜之大而實也。 論李、杜詩者，謂太白志存復古，少陵獨開生面；少陵思精，太白韻高。然真賞之士，尤當有以觀其合焉。 王右丞詩，一種近孟襄陽，一種近李東川。清高名雋，各有宜也。王摩詰詩，好處在無世俗之病。世俗之病，如恃才騁學，做身分，好攀引，皆是。 劉文房詩以研鍊字句見長，而清贍閒雅，蹈乎大方，其篇章亦盡有法度，所以能斷截晚唐家數。 高適詩，兩《唐書》本傳並稱其「以氣質自高」。今即以七古論之，體或近似唐初，而魄力雄毅，自不可及。 高常侍、岑嘉州兩家詩，皆可亞匹杜陵。至岑超高實，則趣尚各有近焉。 元道州著書有《惡圓》《惡曲》等篇，其詩亦一肚皮不合時宜。然剛者必仁，此公足以當之。孔門如用詩，則於元道州必有取焉，可由「思狂狷」知之。 「獨挺於流俗之中，強攘於已溺之後」，元次山以此序沈千運詩，亦以自寓也。 次山詩，令人想見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其疾官邪，輕爵祿，意皆起於惻怛為民，不獨《舂陵行》及《賊退示官吏作》，足使杜陵感喟也。 元、韋兩家皆學陶，然蘇州猶多一「慕陶直可庶」之意，吾尤愛次山以不必似為真似也。 韋蘇州憂民之意如元道州，試觀《高陵書情》云：「兵凶久相踐，徭賦豈得閒？促戚下可哀，寬政身致患。日夕思自退，出門望故山。」此可與《舂陵行》《賊退示官吏作》並讀，但氣別婉勁耳。 錢仲文、郎君胄大率衍王、孟之緒，但王、孟之渾成，卻非錢郎所及。 王、孟及大曆十子詩皆尚清雅，惟格止於此而不能變，故猶未足籠罩一切。 詩文一源。昌黎詩有正有奇。正者即所謂「約六經之旨而成文」，奇者即所謂「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 昌黎《贈張籍》云：「此日足可惜，此酒不足嘗。」儒者之言，所由與任達者異。 太白詩多有羨於神仙者，或以喻超世之志，或以喻死而不亡，俱不可知。若昌黎云：「安能從汝巢神山？」此固鄙夷不屑之意，然亦何必非寓言耶？ 昌黎詩陳言務去，故有倚天拔地之意。《山石》一作，辭奇意幽，可為《楚辭·招隱士》對，如柳州《天對》例也。 昌黎七古出於《招隱士》，當於意思刻畫、音節遒勁處求之。使第謂出於《柏梁》，猶未之盡。 「若使乘酣騁雄怪」，此昌黎《酬盧雲夫望秋作》之句也。統觀昌黎詩，頗以雄怪自喜。 昌黎詩往往以丑為美，然此但宜施之古體，若用之近體則不受矣。是以言各有當也。 昌黎自言其行己不敢有愧於道，余謂其取友亦然。觀其《寄盧仝》云：「先生事業不可量，惟用法律自繩己。」《薦孟郊》云：「行身踐規矩，甘辱恥媚。」以盧、孟之詩名，而韓所盛推乃在人品，真千古論詩之極則也哉！ 昌黎《送孟東野序》，稱其詩以附於古之作者；《薦士詩》以「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目之。又《醉贈張秘書》云：「東野動驚俗，天葩吐奇芬。」韓之推孟也至矣！後人尊韓抑孟，恐非韓意。 昌黎、東野兩家詩，雖雄富清苦不同，而同一好難爭險。惟中有質實深固者存，故較李長吉為老成家數。 孟東野詩好處：黃山谷得之，無一軟熟句；梅聖俞得之，無一熱俗句。 陶、謝並稱，韋、柳並稱。蘇州出於淵明，柳州出於康樂，殆各得其性之所近。 韋云：「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是道人語。柳云：「迴風一蕭瑟，林影久參差」，是騷人語。 劉夢得詩稍近徑露，大抵骨勝於白而韻遜於柳。要其名雋獨得之句，柳亦不能掩也。 尊老杜者病香山，謂其「拙於紀事，寸步不移，猶恐失之」，不及杜之「注坡驀澗」，似也。至《唐書·白居易傳贊》引杜牧語，謂其詩「纖艷不逞，非莊士雅人所為。流傳人間，交口教授，入人肌骨不可去」。此文人相輕之言，未免失實。 白香山《與元微之書》曰：「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余謂詩莫貴於知道，觀香山之言，可見其或出或處，道無不在。 代匹夫匹婦語最難。蓋饑寒勞困之苦，雖告人人且不知，知之必物我無間者也。杜少陵、元次山、白香山不但如身入閭閻，目擊其事，直與疾病之在身者無異。頌其詩顧可不知其人乎？ 常語易，奇語難，此詩之初關也；奇語易，常語難，此詩之重關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 白香山樂府，與張文昌、王仲初同為自出新意。其不同者，在此平曠而彼峭窄耳。杜樊川詩雄姿英發，李樊南詩深情綿邈。其後李成宗派而杜不成，殆以杜之較無窠臼與？ 詩有借色而無真色，雖藻繢，實死灰耳。李義山卻是絢中有素，敖器之謂其「綺密環研，要非適用」，豈盡然哉？至或因其《韓碑》一篇，遂疑氣骨與退之無二，則又非其質矣。 宋王元之詩自謂樂天后進，楊大年、劉子儀學義山為西崑體，格雖不高，五代以來，未能有其安雅。 東坡謂歐陽公「論大道似韓愈，詩賦似李白」。然試以歐詩觀之，雖曰似李，其刻意形容處，實於韓為逼近耳。 歐陽永叔出於昌黎，梅聖俞出於東野。歐之推梅不遺餘力，與昌黎推東野略同。 聖俞詩深微難識。即觀歐陽公云：「知聖俞者莫如修，常問聖俞生平所最好句，聖俞所自負者，皆修所不好；聖俞所卑下者，皆修所極賞。」是其苦心孤詣，且不欲徇非常人之意，況肯徇常人意乎？ 梅、蘇並稱，梅詩幽淡極矣，然幽中有雋，淡中有旨；子美雄快，令人見便擊節。然雄快不足以盡蘇，猶幽淡不足以盡梅也。 王荊公詩學杜得其瘦硬，然杜具熱腸，公惟冷麵，殆亦如其文之學韓，同而未嘗不異也。 東坡詩打通後壁說話，其精微超曠，真足以開拓心胸，推倒豪傑。 東坡詩推倒扶起，無施不可，得訣只在能透過一層，及善用翻案耳。 東坡詩善於空諸所有，又善於無中生有，機括實自禪悟中來。以辯才三昧而為韻言，固宜其舌底瀾翻如是。 滔滔汩汩說去，一轉便見主意，《南華》《華嚴》最長於此。東坡古詩慣用其法。 陶詩醇厚，東坡和之以清勁。如宮商之奏，各自為宮，其美正復不相掩也。 東坡《題與可畫竹》云：「無窮出清新。」余謂此句可為坡詩評語，豈偶借與可以自寓耶？杜於李亦以「清新」相目。詩家「清新」二字均非易得，元遺山於坡詩，何乃以「新」譏之！ 東坡、放翁兩家詩，皆有豪有曠。但放翁是有意要做詩人，東坡雖為詩，而仍有夷然不屑之意，所以尤高。 退之詩豪多於曠，東坡詩曠多於豪。豪曠非中和之則，然賢者亦多出入於其中，以其與齪齪之腸胃，固遠絕也。 遇他人以為極艱極苦之境，而能外形骸以理自勝，此韓、蘇兩家詩意所同。東坡詩，意頹放而語遒警。頹放過於太白，遒警亞於昌黎。太白長於風，少陵長於骨，昌黎長於質，東坡長於趣。 詩以出於《騷》者為正，以出於《莊》者為變。少陵純乎《騷》，太白在《莊》《騷》間，東坡則出於《莊》者十之八九。 山谷詩未能若東坡之行所無事，然能於詩家因襲語漱滌務盡，以歸獨得，乃如「潦水盡而寒潭清」矣。 山谷詩取過火一路，妙能出之以深雋，所以露中有含，透中有皺，令人一見可喜，久讀愈有致也。 無一意一事不可入詩者，唐則子美，宋則蘇、黃。要其胸中具有爐錘，不是金銀銅鐵強令混合也。 唐詩以情韻氣格勝，宋蘇、黃皆以意勝。惟彼胸襟與手法俱高，故不以精能傷渾雅焉。陳言務去，杜詩與韓文同。黃山谷、陳後山諸公學杜在此。 杜詩雄健而兼虛渾，宋西江名家學杜幾於瘦硬通神，然於水深林茂之氣象則遠矣。 西崑體貴富實貴清，襞積非所尚也；西江體貴清實貴富，寒寂非所尚也。 西崑體所以未入杜陵之室者，由文滅其質也。質文不可偏勝。西江之矯西崑，浸而愈甚，宜乎復詒口實與！ 西江名家，好處在鍛煉而歸於自然。放翁本學西江者，其雲「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平昔鍛煉之功，可於言外想見。 放翁詩明白如話，然淺中有深，平中有奇，故足令人咀味。觀其《齋中弄筆詩》云：「詩雖苦思未名家」，雖自謙，實自命也。詩能於易處見工，便覺親切有味。白香山、陸放翁擅場在此。 朱子《感興詩》二十篇，高峻寥曠，不在陳射洪下。蓋惟有理趣而無理障，是以至為難得。 嬰孩始言，唯「俞」而已，漸乃由一字以至多字。字少者含蓄，字多者發揚也。是則五言、七言，消息自有別矣。五言如《三百篇》，七言如《騷》。《騷》雖出於《三百篇》而境界一新，蓋醇實環奇，分數較有多寡也。 五言質，七言文；五言親，七言尊。幾見田家詩而多作七言者乎？幾見骨肉間而多作七言者乎？ 五言與七言因乎情境，如《孺子歌》「滄浪之水清兮」，平淡天真，於五言宜；《寧戚歌》「滄浪之水白石粲」，豪盪感激，於七言宜。 五言尚安恬，七言尚揮霍。安恬者，前莫如陶靖節，後莫如韋左司；揮霍者，前莫如鮑明遠，後莫如李太白。五言要如山立時行，七言要如鼓軒舞。 五言無閒字易，有餘味難；七言有餘味易，無閒字難。 七言於五言，或較易，亦或較難；或較便，亦或較累。蓋善為者如多兩人任事，不善為者如多兩人坐食也。 或謂七言如挽強用長。余謂更當挽強如弱，用長如短，方見能事。 潘邠老謂七言詩第五字要響，如「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翻」字、「失」字；五言詩第三字要響，如「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浮」字、「落」字。余謂此例何可盡拘？但論句中自然之節奏，則七言可以上四字作一頓，五言可以上二字作一頓耳。 五言上二字下三字，足當四言兩句。如「終日不成章」之於「終日七襄，不成報章」是也。七言上四字下三字，足當五言兩句。如「明月皎皎照我床」之於「明月何皎皎，照我羅床幃」是也。是則五言乃四言之約，七言乃五言之約矣。太白嘗有「寄興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之說，此特意在尊古耳。豈可不達其意而誤增閒字以為五、七哉！ 詩有合兩句成七言者，如「君子有酒旨且多」、「夜如何其夜未央」是也；有合兩句成五言者，如「祈父亶不聰」是也。後世七言每四字作一頓，五言每兩字作一頓，而五言亦或第三字屬上，上、下間皆可以「兮」字界之。 七言講音節者，出於漢《郊祀》諸樂府；羅事實者，出於《柏梁詩》。 七言為五言之慢聲，而長短句互用者，則以長句為慢聲，以短句為急節，此固不當與句句七言者並論也。 五言第二字與第四字、第三字與第五字，七言第二字與第四字、第四字與第六字、第五字與第七字，平仄相同則音拗，異則音諧。講古詩聲調者，類多避諧而取拗。然其間蓋有天籟，不當止以能拗為古。 善古詩必屬雅材。俗意、俗字、俗調，苟犯其一，皆古之棄也。 凡詩不可以助長，五古尤甚。故詩不善於五古，他體雖工弗尚也。《書譜》云：「思慮通審，志氣和平，不激不厲，而風規自遠。」為五古者，宜亦有取於斯言。 七古可命為古、近二體。近體曰駢、曰諧、曰麗、曰綿，古體曰單、曰拗、曰瘦、曰勁。一尚風容，一尚筋骨。此齊梁、漢魏之分，即初、盛唐之所以別也。 論詩者謂唐初七古氣格雖卑，猶有樂府之意；亦思樂府非此體所能盡乎？豪傑之士，焉得不更思進取！ 唐初七古，節次多而情韻婉，詠嘆取之；盛唐七古，節次少而魄力雄，鋪陳尚之。 伏應轉接，夾敘夾議，開闔盡變，古詩之法。近體亦俱有之，惟古詩波瀾較為壯闊耳。 律與絕句，行間字里須有曖曖之致。古體較可發揮盡意，然亦須有不盡者存。律詩取律呂之義，為其和也；取律令之義，為其嚴也。 律詩要處處打得通，又要處處跳得起。草蛇灰線，生龍活虎，兩般能事，當以一手兼之。律詩主意拿得定，則開闔變化，惟我所為。少陵得力在此。 律詩主句或在起，或在結，或在中，而以在中為較難。蓋限於對偶，非高手為之，必至物而不化矣。 律詩聲諧語儷，故往往易工而難化。能求之章法，不惟於字句爭長，則體雖近而氣脈入古矣。 起有分合緩急，收有虛實順逆，對有反正平串，接有遠近曲直。欲窮律法之變，必先於是求之。律詩既患旁生枝節，又患如琴瑟之專一。融貫變化，兼之斯善。 律詩篇法有上半篇開，下半篇合；有上半篇合，下半篇開。所謂半篇者，非但上四句與下四句之謂，即二句與六句，六句與二句，亦各為半篇也。 律詩一聯中，有以上下句論開合者；一句中，有以上下半句論開合者。惟在相篇法而知所避就焉。 律詩手寫此聯，眼注彼聯，自覺減少不得，增多不得。若可增可減，則於「律」字名義失之遠矣。 律詩之妙，全在無字處。每上句與下句轉關接縫，皆機竅所在也。律有似乎無起無收者。要知無起者後必補起，無收者前必預收。 律詩中二聯必分寬緊遠近，人皆知之。惟不省其來龍去脈，則寬緊遠近為妄施矣。 律體中對句用開合、流水、倒挽三法，不如用遮表法為最多。或前遮後表，或前表後遮。表謂如此，遮謂不如彼，二字本出禪家。昔人詩中有用「是」、「非」、「有」、「無」等字作對者，「是」、「有」即表，「非」、「無」即遮。惟有其法而無其名，故為拈出。 律詩不難於凝重，亦不難於流動，難在又凝重又流動耳。 律體可喻以僧家之律：狂禪破律，所宜深戒；小禪縛律，亦無取焉。 絕句取徑貴深曲，蓋意不可盡，以不儘儘之。正面不寫寫反面，本面不寫寫對面、旁面，須如睹影知竿乃妙。絕句於六義多取風、興，故視他體尤以委曲、含蓄、自然為尚。以鳥鳴春，以蟲鳴秋，此造物之借端托寓也。絕句之小中見大似之。 絕句意法，無論先寬後緊，先緊後寬，總須首尾相銜，開闔盡變。至其妙用，惟在借端托寓而已。 詩以律、絕為近體，此就聲音言之也。其實古體與律、絕，俱有古、近體之分，此當於氣質辨之。 古體勁而質，近體婉而妍，詩之常也。論其變，則古婉近勁，古妍近質，亦多有之。 論古近體詩，參用陸機《文賦》，曰：絕「博約而溫潤」，律「頓挫而清壯」，五古「平徹而閒雅」，七古「煒煜而譎誑」。 樂之所起，雷出地，風過簫，發於天籟，無容心焉。而樂府之所尚可知。 文、辭、志合而為詩，而樂則重聲。《風》《雅》《頌》之入樂者姑不具論，即漢樂府《飲馬長城窟》之「青青河畔草」與《古詩十九首》之「青青河畔草」，其音節可微辨矣。 《九歌》，樂府之先聲也。《湘君》《湘夫人》是南音，《河伯》是北音，即設色選聲處可以辨之。 《楚辭·大招》云：「四上競氣，極聲變只。」此即古樂節之「升歌、笙入、間歌、合樂」也。屈子《九歌》全是此法，樂府家轉韻、轉意、轉調，無不以之。 樂府聲律居最要，而意境即次之。尤須意境與聲律相稱，乃為當行。 樂府之出於《頌》者，最重形容。《楚辭·九歌》狀所祀之神，幾於恍惚有物矣。後此如《漢書》所載《郊祀》諸歌，其中亦若有蠁之氣蒸蒸欲出。 樂府有陳善納誨之意者，《雅》之屬也，如《君子行》便是。 《漢書·藝文志》云：「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由是觀之，後世樂府近《風》之體多於《雅》《頌》，其由來亦已久矣。 樂府是代字訣，故須先得古人本意，然使不能自寓懷抱，又未免為無病而呻吟。 樂府易不得，難不得。深於此事者，能使豪傑起舞，愚夫愚婦解頤，其神妙不可思議。 樂府調有疾徐，韻有疏數。大抵徐疏在前，疾數在後者，常也；若變者，又當心知其意焉。古題樂府要超，新題樂府要穩。如太白可謂超，香山可謂穩。 雜言歌行，音節似乎無定，而實有不可易者存。蓋歌行皆樂府支流，樂不離乎本宮，本宮之中，又有自然先後也。賦不歌而誦，樂府歌而不誦，詩兼歌、誦而以時出之。 詩，一種是歌，「君子作歌」是也；一種是誦，「吉甫作誦」是也。《楚辭》有《九歌》與《惜誦》，其音節可辨而知。 《九歌》，歌也；《九章》，誦也。詩如少陵近《九章》，太白近《九歌》。誦顯而歌微。故長篇誦，短篇歌；敘事誦，抒情歌。 詩以意法勝者宜誦，以聲情勝者宜歌。古人之詩，疑若千支萬派，然曾有出於歌、誦外者乎？ 文有文律。陸機《文賦》所謂「普辭條與文律」是也。杜詩云：「晚節漸於詩律細。」使將詩律「律」字解作五律、七律之「律」，則文律又何解乎？大抵只是以法為律耳。 詩之局勢非前張後歙，則前歙後張。古體、律、絕，無以異也。 詩以離合為跌宕，故莫善於用遠合近離。近離者，以離開上句之意為接也。離後復轉，而與未離之前相合，即遠合也。 篇意前後摩盪，則精神自出。如《豳風·東山》詩，種種景物，種種情思，其摩盪祗在「徂」、「歸」二字耳。 問短篇所尚，曰：「咫尺應須論萬里。」問長篇所尚，曰：「萬斛之舟行若風。」二句皆杜詩，而杜之長、短篇即如之。杜詩又云：「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余。」其意亦可相通相足。 長篇宜橫鋪，不然則力單；短篇宜紆折，不然則味薄。 大起大落，大開大合，用之長篇，此如黃河之百里一曲，千里一曲一直也。然即短至絕句，亦未嘗無尺水興波之法。 長篇以敘事，短篇以寫意，七言以浩歌，五言以穆誦。此皆題實司之，非人所能與。 伏應、提頓、轉接、藏見、倒順、綰插、淺深、離合諸法，篇中、段中、聯中、句中均有取焉。然非渾然無跡，未善也。 少陵《寄高達夫》詩云：「佳句法如何？」可見句之宜有法矣。然欲定句法，其消息未有不從章法、篇法來者。 「河水清且漣」，「間關車之牽」，皆是五言，且皆是上二字下三字句法，而意有順倒之不同。 詩無論五、七言及句法倒順，總須將上半句與下半句比權量力，使足相當。不然，頭空足弱，無一可者。 煉篇、煉章、鍊句、鍊字，總之所貴乎煉者，是往活處煉，非往死處煉也。夫活，亦在乎認取詩眼而已。 詩眼有全集之眼，有一篇之眼，有數句之眼，有一句之眼；有以數句為眼者，有以一句為眼者，有以一、二字為眼者。 冷句中有熱字，熱句中有冷字；情句中有景字，景句中有情字。詩要細筋入骨，必由善用此字得之。 詩有雙關字，有偏舉字。如陶詩「望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雲」、「鳥」、「水」、「魚」是偏舉，「高」、「游」是雙關。遍舉，舉物也；雙關，關已也。問韻之相通與不相通以何為憑？曰：憑古。古通者，吾亦通之。《毛詩》，《楚辭》，漢、魏六朝詩，杜、韓諸大家詩，以及他古書中有韻之文，皆其准驗也。 辨得平聲韻之相通與不相通，斯上聲、去聲之通不通因之而定。東、冬、江通，則董、腫、講通矣，送、宋、絳亦通矣。推之：支、微、齊、佳、灰通，則紙、尾、薺、蟹、賄通，寘、未、霽、泰、卦、隊通。魚、虞通，則語、麌通，御、遇通。真、文、元、寒、刪、先通，則軫、吻、阮、旱、紘、銑通，震、問、願、翰、諫、霰通。蕭、餚、豪通，則筿、巧、皓通，嘯、效、號通。歌、麻通，則哿、馬通，個、颭通。庚、青、蒸通，則梗、迥通，敬、徑通。侵、覃、鹽、咸通，則寢、感、儉、豏通，沁、勘、艷、陷通。陽無通，則養亦無通，漾亦無通。尤無通，則有亦無通，宥亦無通。 入聲韻之通不通，亦於平聲定之。東、冬、江通，則屋、沃、覺通。真、文、元、寒、刪、先通，則質、物、月、曷、黠、屑通。庚、青、蒸通，則陌、錫、職通。侵、覃、鹽、咸通，則緝、合、葉、洽通。陽無通，則藥亦無通。 論詩者或謂煉格不如煉意，或謂煉意不如煉格。惟姜白石《詩說》為得之，曰：「意出於格，先得格也；格出於意，先得意也。」 文所不能言之意，詩或能言之。大抵文善醒，詩善醉，醉中語亦有醒時道不到者，蓋其天機之發，不可思議也。故餘論文旨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論詩旨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詩之所貴於言志者，須是以直、溫、寬、栗為本。不然，則其為志也荒矣。如《樂記》所謂「喬志」、「溺志」是也。「詩之言持」，莫先於內持其志，而外持風化從之。 古人因志而有詩，後人先去作詩，卻推究到詩不可以徒作，因將志入里來，已是倒做了，況無與於志者乎？ 《文心雕龍》云：「嵇志清峻，阮旨遙深。」鍾嶸《詩品》云：「郭景純用俊上之才，劉越石仗清剛之氣。」余謂「志」、「旨」、「才」、「氣」，人占一字，此特就其所尤重者言之，其實此四字，詩家不可缺一也。 「思無邪」，「思」字中境界無盡，惟所歸則一耳。嚴滄浪《詩話》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似有得於此意。 雅人有深致，風人、騷人亦各有深致。後人能有其致，則《風》《雅》《騷》不必在古矣。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雅人深致，正在借景言情。若舍景不言，不過曰「春往冬來」耳，有何意味？然「黍稷方華，雨雪載塗」，與此又似同而異，須索解人。 夏侯湛作《周詩》成，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溫雅，乃別見孝弟之性。」余謂孝弟之性，乃其所以溫雅也；二而言之，安仁於是為不知詩矣。 謝靈運詩：「事為名教用，道以神理超。」下句意須離不得上句，不然，是名教外別有所謂神理矣。 不發乎情，即非禮義，故詩要有樂有哀；發乎情，未必即禮義，故詩要哀樂中節。 天之福人也，莫過於予以性情之正；人之自福也，莫過於正其性情。從事於詩而有得，則樂而不荒，憂而不困，何福如之？ 景有大小，情有久暫。詩中言景，既患大小相混，又患大小相隔。言情亦如之。興與比有闊狹之分。蓋比有正而無反，興兼反正故也。 昔人謂激昂之言出於興，此「興」字與他處言興不同。激昂大抵只是情過於事，如太白詩「欲上青天覽日月」是也。 山之精神寫不出，以煙霞寫之；春之精神寫不出，以草樹寫之。故詩無氣象，則精神亦無所寓矣。 詩格，一為品格之格，如人之有智愚賢不肖也；一為格式之格，如人之有貧富貴賤也。 詩品出於人品。人品悃款朴忠者最上，超然高舉、誅茅力耕者次之，送往勞來、從俗富貴者無譏焉。 言詩格者必及氣。或疑太煉傷氣，非也。傷氣者，蓋煉辭不鍊氣耳。氣有清濁厚薄，格有高低雅俗。詩家泛言氣格，未是。 林艾軒謂「蘇、黃之別，猶丈夫女子之應接：丈夫見賓客信步出將去，如女子則非塗澤不可」。余謂此論未免誣黃而易蘇。然推以論一切之詩，非獨女態當無，雖丈夫之貴賤賢愚，亦大有辨矣。 詩以悅人為心與以誇人為心，品格何在？而猶譊々於品格，其何異溺人必笑耶？ 或問：詩偏於敘則掩意，偏於議則病格，此說亦辨意格者所不遺否？曰：遺則不是，執則淺矣。 「其詩孔碩，其風肆好」，後世為詩者，於「碩」、「好」二字須善認。使非真碩，必且迂；非真好，必且靡也。詩不清則蕪，不穆則露。「穆如清風」，宜吉甫合而言之。 凡詩迷離者要不間，切實者要不盡，廣大者要不廓，精微者要不僻。詩要避俗，更要避熟。剝去數層方下筆，庶不墮「熟」字界裡。 詩要超乎「空」、「欲」二界。空則入禪，欲則入俗。超之之道無他，曰「發乎情，止乎禮義」而已。 或問：詩何為富貴氣象？曰：大抵富如昔人所謂「函蓋乾坤」，貴如所謂「截斷眾流」便是。詩質要如銅牆鐵壁，氣要如天風海濤。 詩不可有我而無古，更不可有古而無我。典雅、精神，兼之斯善。 鍾嶸謂阮步兵詩「可以陶寫性靈」，此為以性靈論詩者所本。杜詩亦云：「陶冶性靈存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 元微之作《杜工部墓誌》，深薄宋、齊間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其實性靈、光景，自風雅肇興便不能離，在辨其歸趣之正不正耳。 詩涉修飾，便可憎鄙，而修飾多起於貌為有學而不養本體。晉東海王越與阮瞻書曰：「學之所入淺，體之所安深。」善夫！ 詩一往作遺世自樂語，以為仙意，不知卻是仙障。仙意須如陰長生古詩「遊戲仙都，顧愍群愚」二語，庶為得之。抑《度人經》所謂「悲歌朗太空」也。 詩一戒滯累塵腐，一戒輕浮放浪。凡出辭氣，當遠鄙倍，詩可知矣。 詩中固須得微妙語，然語語微妙，便不微妙。須是一路坦易中，忽然觸著，乃足令人神遠。花鳥纏綿，雲雷奮發，弦泉幽咽，雪月空明：詩不出此四境。 《詩》「喓々草蟲」，聞而知也；「趯阜蟲」見而知也；「有車鄰鄰」知而聞也；「有馬白顛」知而見也。詩有外於知與聞見者耶？ 「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上四字共知也，下五字獨得也。凡佳章中必有獨得之句，佳句中必有獨得之字，惟在首、在腰、在足，則不必同。 「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六一賞之。「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東坡賞之。此等處古人自會心有在，後人或強解之，或故疑之，皆過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