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概 · 卷一文概

《六經》，文之範圍也。聖人之旨，於經觀其大備，其深博無涯涘，乃《文心雕龍》所謂「百家騰躍，終入環內」者也。 有道理之家，有義理之家，有事理之家，有情理之家，「四家」說見劉劭《人物誌》。文之本領，祗此四者盡之。然孰非經所統攝者乎？ 九流皆托始於《六經》，觀《漢書·藝文志》可知其概。左氏之時，有《六經》未有各家，然其書中所取義，已不能有純無雜。揚子云謂之「品藻」，其意微矣。 《春秋》文見於此，起義在彼。左氏窺此秘，故其文虛實互藏，兩在不測。 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左氏釋經，有此五體。其實左氏敘事，亦處處皆本此意。 左氏敘事，紛者整之，孤者輔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剪裁運化之方，斯為大備。 劉知幾《史通》謂《左傳》「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余謂百世史家，類不出乎此法。《後漢書》稱荀悅《漢紀》「辭約事詳」，《新唐書》以「文省事增」為尚，其知之矣。 煩而不整，俗而不典，書不實錄，賞罰不中，文不勝質：史家謂之「五難」。評《左氏》者，借是說以反觀之，亦可知其眾美兼擅矣。 杜元凱序《左傳》曰：「其文緩。」呂東萊謂：「文章從容委曲而意獨至，惟《左氏》所載當時君臣之言為然。蓋繇聖人餘澤未遠，涵養自別，故其辭氣不迫如此。」此可為元凱下一註腳。蓋「緩」乃無矜無躁，不是弛而不嚴也。 文得元氣便厚。《左氏》雖說衰世事，卻尚有許多元氣在。 學《左氏》者，當先意法而後氣象。氣象所長在雍容爾雅，然亦有因當時文勝之習而觭重以肖之者。後人必沾沾求似，恐失之嘽侈靡矣。 蕭穎士《與韋述書》云：「於《穀梁》師其簡，於《公羊》得其核。」二語意皆明白。惟言「於《左氏》取其文」，「文」字要善認，當知孤質非文，浮艷亦非文也。 《左氏》敘戰之將勝者，必先有戒懼之意，如韓原秦穆之言，城濮晉文之言，邲楚莊之言，皆是也。不勝者反此。觀指睹歸，故文貴於所以然處著筆。 《左傳》善用密，《國策》善用疏。《國策》之章法筆法奇矣，若論字句之精嚴，則左公允推獨步。 左氏與史遷同一多愛，故於《六經》之旨均不無出入。若論不動聲色，則左於馬加一等矣。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以左氏之才之學，而文必范我馳驅，其識慮遠矣。 《國語》，周、魯多掌故，齊多制，晉、越多謀。其文有甚厚甚精處，亦有剪裁疏漏處，讀者宜別而取之。 柳柳州嘗作《非國語》，然自序其書，稱《國語》文「深閎傑異」；其《與韋中立書》，謂「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則《國語》之懿亦可見矣。 《公》、《穀》二傳，解義皆推見至隱，非好學深思不能有是。至傳聞有異，疑信並存，正其不敢過而廢之之意。 公、穀兩家善讀《春秋》本經。輕讀，重讀，緩讀，急讀，讀不同而義以別矣。《莊子·逸篇》：「仲尼讀《春秋》，老聃踞灶觚而聽。」雖屬寓言，亦可為《春秋》尚讀之證。 《左氏》尚禮，故文；《公羊》尚智，故通；《穀梁》尚義，故正。 《公羊》堂廡較大，《穀梁》指歸較正。《左氏》堂廡更大於《公羊》，而指歸往往不及《穀梁》。 《檀弓》語少意密，顯言直言所難盡者，但以句中之眼、文外之致含藏之，已使人自得其實。是何神境！ 《左氏》森嚴，文贍而義明，人之盡也。《檀弓》渾化，語疏而情密，天之全也。文之自然無若《檀弓》，刻畫無若《考工》、《公》、《穀》。《檀弓》誠愨頎至，《考工》朴屬微至。 《問喪》一篇，纏綿悽愴，與《三年問》皆為《戴記》中之至文。《三年問》大要出於《荀子》，知《問喪》之傳亦必古矣。 《家語》非劉向校定之遺，亦非王肅、孔猛所能托。大抵儒家會集記載而成書，是以有純有駁，在讀者自辨之耳。 《家語》好處，可即以《家語》中一言評之，曰：「篤雅有節。」《家語》之文，純者可幾《檀弓》，雜者甚或不及《孔叢子》。 《國策》疵弊，曾子固《戰國策目錄序》盡之矣。抑蘇老泉《諫論》曰：「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蓋嘗推此意以觀之，如魯仲連之不帝秦，正矣；然自稱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其非無術可知。然則讀書者亦顧所用何如耳，使用之不善，亦何讀而可哉！ 戰國說士之言，其用意類能先立地步，故得如善攻者使人不能守，善守者使人不能攻也。不然，專於措辭求奇，雖復可驚可喜，不免脆而易敗。 文之快者每不沈，沈者每不快，《國策》乃沈而快；文之雋者每不雄，雄者每不雋，《國策》乃雄而雋。《國策》明快無如虞卿之折樓緩，慷慨無如荊卿之辭燕丹。 《國策》文有兩種：一堅明約束，賈生得之；一沈鬱頓挫，司馬子長得之。 杜詩《義鶻行》云：「斗上捩孤影。」一「斗」字，形容鶻之奇變極矣。文家用筆得「斗」字訣，便能一落千丈，一飛沖天，《國策》其尤易見者。 韓子曰：「孟氏醇乎醇。」程子曰：「孟子盡雄辯。」韓對荀、揚言之，程對孔、顏言之也。 《孟子》之文，至簡至易，如舟師執舵，中流自在，而推移費力者不覺自屈。龜山楊氏論《孟子》「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可謂探本之言。 《孟子》之文，百變而不離其宗，然此亦諸子所同。其度越諸子處，乃在析義至精，不惟用法至密也。 集義、養氣，是孟子本領。不從事於此而學孟子之文，得無象之然乎？ 荀子明六藝之歸，其學分之足了數大儒。其尊孔子，黜異端，貴王賤霸，猶孟子志也。讀者不能擇取之，而必過疵之，亦惑矣。 孟子之時，孔道已將不著，況荀子時乎！荀子矯世之枉，雖立言之意時或過激，然非自知明而信道篤者不能。 《易傳》言「智崇禮卑」。荀卿立言不能皆粹，然大要在禮智之間。 屈子《離騷》之旨，只「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二語足以括之。「百爾」，如女嬃、靈氛、巫咸皆是。 太史公《屈原傳》贊曰：「悲其志。」又曰：「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志」也，「為人」也，論屈子辭者，其斯為觀其深哉！ 孟子曰：「《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夫忠臣之事君，孝子之事親，一也。屈子《離騷》，若經孟子論定，必深有取焉。 「文麗用寡」，揚雄以之稱相如，然不可以之稱屈原。蓋屈之辭能使讀者興起盡忠疾邪之意，便是用不寡也。 國手置棋，觀者迷離，置者明白。《離騷》之文似之。不善讀者，疑為於此於彼，恍惚無定，不知只由自己眼低。蘇老泉謂「詩人優柔，騷人清深」，其實清深中正復有優柔意。 古人意在筆先，故得舉止閒暇；後人意在筆後，故至手腳忙亂。杜元凱稱左氏「其文緩」，曹子桓稱屈原「優遊緩節」，「緩」豈易及者乎？ 莊子文，看似胡說亂說，骨里卻盡有分數。彼固自謂「猖狂妄行而蹈乎大方」也，學者何不從「蹈大方」處求之？《莊子》寓真於誕，寓實於玄，於此見寓言之妙。 《莊子》文法斷續之妙，如《逍遙遊》忽說鵬，忽說蜩與鷽鳩、斥抃，是為斷；下乃接之曰「此大小之辨也」，則上文之斷處皆續矣，而下文宋榮子、許由、接輿、惠子諸斷處，亦無不續矣。 文有合兩篇為關鍵者。《莊子·逍遙遊》「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讀者初不覺意注何處，直至《齊物論》「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四句，始見前語正預為此處翻轉地耳。 文之神妙，莫過於能飛。《莊子》之言鵬曰「怒而飛」，今觀其文，無端而來，無端而去，殆得「飛」之機者，烏知非鵬之學為周耶！ 《莊子·齊物論》「大塊噫氣，其名為風」一段，體物入微。與之神似者，《考工記》後，柳州文中亦間有之。 「意出塵外，怪生筆端」，莊子之文，可以是評之。其根極則《天下篇》已自道矣，曰「充實不可以已」。 老年之文多平淡。莊子書中有莊子將死一段，其為晚年之作無疑，然其文一何掞詭之甚！ 《莊子》是跳過法，《離騷》是回抱法，《國策》是獨辟法，《左傳》、《史記》是兩寄法。 有路可走，卒歸於無路可走，如屈子所謂「登高吾不說，入下吾不能」是也。無路可走，卒歸於有路可走，如莊子所謂「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於江湖」、「今子有大樹，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是也。而二子之書之全旨，亦可以此概之。 柳子厚《辯列子》云：「其文辭類《莊子》，而尤為質厚，少為作，好文者可廢耶？」案：《列子》實為《莊子》所宗本，其辭之掞詭，時或甚於《莊子》，惟其氣不似莊子放縱耳。 文章蹊徑好尚，自《莊》、《列》出而一變，佛書入中國又一變，《世說新語》成書又一變。此諸書，人鮮不讀，讀鮮不嗜，往往與之俱化。惟涉而不溺，役之而不為所役，是在卓爾之大雅矣。 文家於《莊》《列》外，喜稱《楞嚴》《淨名》二經，識者知二經乃似《關尹子》，而不近《莊》《列》。蓋二經筆法有前無卻，《莊》《列》俱有曲致，而莊尤縹緲奇變，乃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也。 韓非鋒穎太銳。《莊子·天下篇》稱老子道術所戒曰：「銳則挫矣。」惜乎非能作《解老》《喻老》而不鑒之也。至其書大端之得失，太史公業已言之。 管子用法術而本源未為失正，如「上服度則六親多固，四維張則君令行」，此等語豈申、韓所能道！ 周、秦間諸子之文，雖純駁不同，皆有個自家在內。後世為文者，於彼於此，左顧右盼，以求當眾人之意，宜亦諸子所深恥與。 秦文雄奇，漢文醇厚。大抵越世高談，漢不如秦；本經立義，秦亦不能如漢也。 西京文之最不可及者，文帝之詔書也。《周書·呂刑》，論者以為哀矜惻怛，猶可以想見三代忠厚之遺意。然彼文至而實不至，孰若文帝之情至而文生耶？ 西漢文無體不備，言大道則董仲舒，該百家則《淮南子》，敘事則司馬遷，論事則賈誼，辭章則司馬相如。人知數子之文純粹、旁礴、窈眇、昭晰、雍容各有所至，尤當於其原委窮之。 賈生陳政事，大抵以禮為根極。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云：「在漢朝之儒，惟賈生而已。」一「儒」字下得極有分曉。何太史公但稱其明申、商也？ 賈生謀慮之文，非策士所能道；經制之文，非經生所能道。漢臣後起者，得其一支一節，皆足以建議朝廷，擅名當世。然孰若其籠罩群有而精之哉！ 柳子厚《與楊京兆憑書》云：「明如賈誼」，一「明」字體用俱見。若《文心雕龍》謂「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語雖較詳，然似將賈生作文士看矣。 《隋書·李德林傳》，任城王湝遺楊遵彥書曰：「經國大體，是賈生、晁錯之儔；雕蟲小技，殆相如、子云之輩。」此重美德林之兼長耳。然可見馬、揚所長在研鍊字句，其識議非賈、晁比也。 晁家令、趙營平皆深於籌策之文。趙取成其事，不必其奇也；晁取切於時，不必其高也。 董仲舒學本《公羊》，而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則其於禮也深矣。至觀其論大道，深奧宏博，又知於諸經之義無所不貫。 董仲舒《對策》言：「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其見卓矣。揚雄「非聖哲之書不好」，蓋衷此意，然未若董之自得也。 漢家制度，王霸雜用；漢家文章，周、秦並法。惟董仲舒一路無秦氣。 馬遷之史，與《左氏》一揆。《左氏》「先經以始事」，「後經以終義」，「依經以辯理」，「錯經以合異」；在馬則夾敘夾議，於諸法已不移而具。 文之道，時為大。《春秋》不同於《尚書》，無論矣。即以《左傳》《史記》言之，強《左》為《史》，則噍殺；強《史》為《左》，則緩。惟與時為消息，故不同正所以同也。 文之有左、馬，猶書之有羲、獻也。張懷瓘論書云：「若逸氣縱橫，則羲謝於獻；若簪裾禮樂，則獻不繼羲。」 「末世爭利，維彼奔義」，太史公於敘《伯夷列傳》發之。而《史記》全書重義之旨亦不異是。書中言利處，寓貶於褒。班固譏其「崇勢利而羞貧賤」，宜後人之復譏固與！ 太史公文，精神氣血，無所不具。學者不得其真際，而襲其形似，此莊子所謂「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者也。 太史公文，疏與密皆詣其極。密者，義法也。蘇子由稱其「疏盪有奇氣」，於義法猶未道及。 太史公時有河漢之言，而意理卻細入無間。評者謂「亂道卻好」，其實本非亂道也。史記敘事，文外無窮，雖一溪一壑，皆與長江、大河相若。敘事不合參入斷語。太史公寓主意於客位，允稱微妙。 太史公文，悲世之意多，憤世之意少，是以立身常在高處。至讀者或謂之悲，或謂之憤，又可以自征器量焉。 太史公文，兼括六藝百家之旨。第論其惻怛之情，抑揚之致，則得於《詩三百篇》及《離騷》居多。 學《離騷》，得其情者為太史公，得其辭者為司馬長卿。長卿雖非無得於情，要是辭一邊居多。離形得似，當以史公為尚。 「學無所不窺」，「善指事類情」，太史公以是稱莊子，亦自寓也。 文如雲龍霧豹，出沒隱見，變化無方，此《莊》《騷》太史所同。 尚禮法者好《左氏》，尚天機者好《莊子》，尚性情者好《離騷》，尚智計者好《國策》，尚意氣者好《史記》，好各因人，書之本量初不以此加損焉。 太史公文與楚、漢間文相近，其傳楚、漢間人，成片引其言語，與己之精神相入無間，直令讀者莫能辨之。 子長精思逸韻俱勝孟堅。或問：逸韻非孟堅所及，固也；精思復何以異？曰：子長能從無尺寸處起尺寸，孟堅遇尺寸難施處，則差數睹矣。 太史公文，韓得其雄，歐得其逸。雄者善用直捷，故發端便見出奇；逸者善用紆徐，故引緒乃覘入妙。 《畫訣》：「石有三面，樹有四枝。」蓋筆法須兼陰陽向背也。於司馬子長文往往遇之。 太史公文，如張長史於歌舞戰鬥，悉取其意與法以為草書。其秘要則在於無我，而以萬物為我也。 《淮南子》連類喻義，本諸《易》與《莊子》，而奇偉宏富，又能自用其才，雖使與先秦諸子同時，亦足成一家之作。 賈長沙、太史公、《淮南子》三家文，皆有先秦遺意。若董江都、劉中壘，乃漢文本色也。 司馬長卿文雖乏實用，然舉止矜貴，揚搉典碩，故昌黎碑板之文亦儀象之。 用辭賦之駢麗以為文者，起於宋玉《對楚王問》，後此則鄒陽、枚乘、相如是也。惟此體施之必擇所宜，古人自主文譎諫外，鮮或取焉。 劉向文足繼董仲舒。仲舒治《公羊》，向治《穀梁》。仲舒《對策》，向上封事，引《春秋》並言「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亦可見所學之務乎其大，不似經生習氣，譊々置辯於細故之異同也。 劉向、匡衡文，皆本經術。向傾吐肝膽，誠懇悱惻，說經卻轉有大意處；衡則說經較細，然覺志不逮辭矣。 揚子云說道理，可謂能將許大見識尋求。然從來足於道者，文必自然流出，《太玄》《法言》，抑何氣盡力竭耶？ 楊子《法言》有些憨意，蓋專己創言，人雖怪且厭之，弗為少動也。 東坡《答謝民師書》謂揚雄「好為艱深之辭，以文淺易之說」。子固《答王深甫論揚雄書》云：「鞏自度學每有所進，則於雄書每有所得。」曾、蘇所見不同如此。介甫《與王深甫書》亦盛推雄，如所謂「孟子沒，能言大人而不放於老莊者，揚子而已」是也。 司馬溫公敘《揚子》，謂「孟子好《詩》《書》，文直而顯；荀子好《禮》，文富而麗；揚子好《易》，文簡而奧。」孟、荀、揚並稱無別，與昌黎之論三子異矣。 揚子云之言，其病正坐近似聖人。《朱子語類》云：「若能得聖人之心，則雖言語各別，不害其為同。」此可知學貴實有諸己也。 孫可之《與高錫望書》云：「文章如面，史才最難。到司馬子長之地，千載獨聞得揚子云。」余謂子云之史今無可見，大抵已被班氏取入《漢書》。《漢書·揚雄傳》或疑出於雄所自述，亦可見其梗概矣。 班孟堅文，宗仰在董生、匡、劉諸家，雖氣昧已是東京，然爾雅深厚，其所長也。 蘇子由稱太史公「疏盪有奇氣」，劉彥和稱班孟堅「裁密而思靡」。「疏」、「密」二字，其用不可勝窮。王充、王符、仲長統三家文，皆東京之矯矯者。分按之，大抵《論衡》奇創，略近《淮南子》；《潛夫論》醇厚，略近董廣川；《昌言》俊發，略近賈長沙。范史譏三子「好申一隅之說」，然無害為各自成家。 王充《論衡》，獨抒己見，思力絕人，雖時有激而近僻者，然不掩其卓詣。故不獨蔡中郎、劉子元深重其書，即韓退之性有三品之說，亦承藉於其《本性》篇也。 《潛夫論》皆貴德義、抑榮利之旨，雖論卜、論夢亦然。 東漢文浸入排麗，是以難企西京。繆襲稱仲長統才章足繼董、賈、劉、揚，今以《昌言》與數子之書並讀，氣格果相伯仲耶？ 仲長統深取崔寔《政論》，謂「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按《政論》所言，主權不主經，謂濟時拯世，不必體堯蹈舜。此豈為治之常法哉？而統服之若此，宜其所著之《昌言》，旨不皆粹也。 崔寔《政論》，參霸政之法術；荀悅《申鑒》，明古聖王之仁義。悅言屏四患，崇五政，允足為後世法戒；寔言孝宣優於孝文，意在矯衰漢之斃，故不覺言之過當耳。 遒文壯節，於漢季得兩人焉：孔文舉、臧子源是也。曹子建、陳孔璋文為建安之傑，然尚非其倫比。 孔北海文，雖體屬駢麗，然卓犖遒亮，令人想見其為人。唐李文饒文，氣骨之高，差可繼踵。鄭康成《戒子益恩書》，雍雍穆穆，隱然涵《詩》《禮》之氣。 漢、魏之間，文滅其質，以武侯經世之言，而當時怪其文采不艷。然彼艷者如實用何？ 曾子固《徐幹中論目錄序》謂幹「能考六藝，推仲尼、孟子之旨」。余謂幹之文非但其理不駁，其氣亦雍容靜穆，非有養不能至焉。 徐幹《中論》說道理俱正而實。《審大臣》篇極推荀卿而不取遊說之士，《考偽》篇以求名為聖人之至禁，其指概可見矣。魏文稱其「含文抱質，恬淡寡慾，有箕山之志」。蓋為得之。然偉長豈以是言增重哉？ 陳壽《三國志》，文中子謂其「依大義而削異端」，晁公武《讀書志》謂其「高簡有法」，可見「義」、「法」二字為史家之要。 晉元康中，范瑽等上表謂陳壽「文艷不及相如，而質直過之」，此言殆外矣。相如自是辭家，壽是史家，體本不同，文質豈容並論！ 文中子抑遷、固而與陳壽，所言似過。然觀壽書練核事情，每下一字一句，極有斤兩，雖遷、固亦當心折。 六代之文，麗才多而練才少。有練才焉，如陸士衡是也。蓋其思既能入微，而才復足以籠鉅，故其所作，皆傑然自樹質干。《文心雕龍》但目以「情繁辭隱」，殊未盡之。 陶淵明為文不多，且若未嘗經意，然其文不可以學而能。非文之難，有其胸次為難也。 史家學識當出文士之上。范蔚宗嘗自言「恥作文士文」，然其史筆於文士纖雜之見，往往振刷不盡。 《史通》稱孟堅「辭惟溫雅，理多愜當，其尤美者，有《典》《誥》之風」。范史自謂《循吏》以下諸序論，「筆勢縱放，往往不減《過秦》篇」。《史通》亦言蔚宗參蹤於賈誼。班、范兩家，宗派於此別矣。 酈道元敘山水，峻潔層深，奄有《楚辭·山鬼》《招隱士》勝境。柳柳州遊記，此其先導耶？ 劉勰《新論》，體出於《韓非子·說林》及《淮南子·說山訓》、《說林訓》。其中格言，如《慎獨》篇「獨立不慚影，獨寢不愧衾」二語，六朝時幾人能道及此！ 王仲淹《中說》，似其門人所記。其意理精實，氣象雍裕，可以觀其所蘊，亦可以知記者之所得矣。 荀子與文中子皆深於禮樂之意。其文則荀子較雄峻，文中子較深婉，可想其質學各有所近。後此如韓昌黎、李習之兩家文，分塗亦然。 荀子言法後王，文中子稱漢七制之主，特節取之意耳。至宋永嘉諸公，遂本此意衍為學派，而一切議論因之，未免偏據而規小矣。 「畏天憫人」四字，見《文中子·周公》篇，蓋論《易》也。今讀《中說》全書，覺其心法皆不出此意。 元次山文，狂狷之言也。其所著《出規》，意存乎有為；《處規》，意存乎有守。至《七不如》七篇，雖若憤世太深，而憂世正復甚摯，是亦足使頑廉懦立，未許以矯枉過正目之。 陸宣公文貴本親用，既非瞀儒之迂疏，亦異雜霸之功利。於此見情理之外無經濟也。陸宣公奏議，評以四字，曰：正實切事。 陸宣公奏議，妙能不同於賈生。賈生之言猶不見用，況德宗之量非文帝比。故激昂辯折有所難行，而紆餘委備可以巽入。且氣愈平婉，愈可將其意之沈切。故後世進言多學宣公一路，惟體制不必仍其排偶耳。 賈生、陸宣公之文，氣象固有辨矣。若論其實，陸象山最說得好：「賈誼是就事上說仁義，陸贄是就仁義上說事。」 獨孤至之文，抑邪與正，與韓文同。《唐實錄》稱韓愈師其為文，乃韓則未嘗自言，學於韓者復不言。《唐書》本傳亦僅言「梁肅、高參、崔元翰、陳京、唐次、齊抗師事之」，而韓不與焉。要其文之足重，固不系乎韓師之也。 昌黎接孟子「知言」、「養氣」之傳，觀《答李翊書》，學養並言可見。昌黎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蘇老泉以孟、韓為溫醇，意蓋隱合。 說理論事涉於遷就，便是本領不濟。看昌黎文老實說出緊要處，自使用巧騁奇者望之辟易。 韓文起八代之衰，實集八代之成。蓋惟善用古者能變古，以無所不包，故能無所不掃也。 八代之衰，其文內竭而外侈。昌黎易之以「萬怪惶惑，抑遏蔽掩」，在當時真為補虛消腫良劑。 昌黎論文曰：「惟其是爾。」余謂「是」字註腳有二：曰正，曰真。 昌黎以「是」、「異」二字論文，然二者仍須合一。若不異之是，則庸而已；不是之異，則妄而已。 昌黎自言「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旨」字專以本領言，不必其文之相似。故雖於《莊》《騷》、太史、子云、相如之文博取兼資，其約經旨者自在也。陸傪聞李習之論復性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亦不以文似孔子而云然。 昌黎謂柳州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觀此評非獨可知柳州，並可知昌黎所得於子長處。 論文或專尚指歸，或專尚氣格，皆未免著於一偏。《舊唐書·韓愈傳》「經、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二語，推韓之意以為言，可謂觀其備矣。 昌黎文兩種，皆於《答尉遲生書》發之：一則所謂「昭晰者無疑」、「行峻而言厲」是也；一則所謂「優遊者有餘」、「心醇而氣和」是也。 昌黎自言其文「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揚子云便不肯作此語。此正韓之胸襟坦白高出於揚，非不及也。 昌黎《送窮文》自稱其文曰：「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嬉。」東坡嘗與黃山谷言柳子厚《賀王參元失火書》曰：「此人怪怪奇奇，亦三端中得一好處也。」「亦」字言外寓推韓微旨。 「一波未平，一波已作，出入變化，不可紀極，而法度不可亂」，此姜白石《詩說》也，是境常於韓文遇之。 昌黎《與李習之書》，紆餘淡折，便與習之同一意度。歐文若導源於此。 昌黎言「作為文章，其書滿家」。書非止為作文用也。觀所為《盧殷墓誌》云：「無書不讀，然止用以資為詩。」曾是惜人者，而自蹈之乎？ 李義山《韓碑詩》云：「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其論昌黎也外矣。古人所稱俳優之文，何嘗不正如義山所謂。 昌黎尚「陳言務去」。所謂「陳言」者，非必剿襲古人之說以為己有也。只識見議論落於凡近，未能高出一頭，深入一境，自「結撰至思」者觀之，皆陳言也。 文或結實，或空靈，雖各有所長，皆不免囿於資學。試觀韓文，結實處何嘗不空靈，空靈處何嘗不結實。 昌黎曰：「學所以為道，文所以為理耳。」又曰：「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耳。」東坡稱公「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文與道，豈判然兩事乎哉！ 張籍謂昌黎「與人為無實駁雜之說」，柳子厚盛稱《毛穎傳》，兩家所見，若相徑庭。顧韓之論文曰「醇」曰「肆」，張就「醇」上推求，柳就「肆」上欣賞，皆韓志也。 呂東萊《古文關鍵》謂柳州文「出於《國語》」，王伯厚謂「子厚非《國語》，其文多以《國語》為法」。余謂柳文從《國語》入，不從《國語》出，蓋《國語》每多言舉典，柳州之所長乃尤在「廉之欲其節」也。 柳文之所得力，具於《與韋中立論師道書》。東萊謂柳州文「出於《國語》」，蓋專指其一體而言。柳州《答韋中立書》云：「參之《穀梁》以厲其氣，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報袁君陳秀才書》亦云：「《左氏》《國語》、莊周、屈原之辭，稍採取之；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潔，可以出入。」 東萊謂學柳文「當戒他雄辯」，余謂柳文兼備各體，非專尚雄辯者。且雄辯亦正有不可少處，如程明道謂「孟子盡雄辯」是也。 柳州自言「為文章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未嘗敢以矜氣作之。」余嘗以一語斷之曰：柳文無耗氣。凡昏氣、矜氣，皆耗氣也。惟昏之為耗也易知，矜之為耗也難知耳。 柳文如奇峰異嶂，層見疊出，所以致之者有四種筆法：突起、紆行、峭收、縵回也。 柳州記山水、狀人物、論文章、無不形容盡致，其自命為「牢籠百態」，固宜。 柳子厚《永州龍興寺東邱記》云：「游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奧如也，如斯而已。」《袁家渴記》云：「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愚溪詩序》云：「漱滌萬物，牢籠百態。」此等語，皆若自喻文境。 文以煉神鍊氣為上半截事，以鍊字鍊句為下半截事。此如《易》道有先天後天也。柳州天資絕高，故雖自下半截得力，而上半截未嘗偏絀焉。 柳州繫心民瘼，故所治能有惠政。讀《捕蛇者說》《送薛存義序》，頗可得其精神鬱結處。 文莫貴於精能變化。昌黎《送董邵南遊河北序》，可謂變化之至；柳州《送薛存義序》，可謂精能之至。 昌黎論文之旨，於《答尉遲生書》見之，曰「君子慎其實」。柳州論文之旨，於《報袁君陳秀才書》見之，曰「大都文以行為本，在先誠其中」。 昌黎屢稱子云，柳子厚於《法言》嘗為之注。今觀兩家文，修辭鍊字，皆有得於揚子。至意理之多所取資，固矣。 昌黎之文如水，柳州之文如山。「浩乎」、「沛然」，「曠如」、「奧如」，二公殆各有會心。 朱子曰：「韓退之議論正，規模闊大，然不如柳子厚較精密。」此原專指柳州《論鶡冠子》等篇，後人或因此謂一切之文精密概出韓上，誤矣。 學者未能深讀韓柳之文，輒有意尊韓抑柳，最為陋習。晏元獻云：「韓退之扶導聖教，剷除異端，是其所長。若其祖述《墳》《典》，憲章《騷》《雅》，上傳三古，下籠百氏，橫行闊視於綴述之場，子厚一人而已。」此論甚為偉特。 李習之文，蘇子美謂「辭不逮韓而理過於柳」。蘇老泉上《歐陽內翰書》取其「俯仰揖讓之態」。合「理」與「態」，而其全見矣。 昌黎答劉正夫問文曰：「無難易，惟其是而已。」李習之《答王載言書》曰：「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主也。」於此見兩公文一脈相通矣。 李習之文氣似不及昌黎，然傳稱其「辭致渾厚，見推當時」。由一「致」字求之，便可隱知其妙。韓文出於《孟子》，李習之文出於《中庸》。宗李多於宗韓者，宋文也。 韓昌黎不稱王仲淹《中說》，而李習之《答王載言書》稱之。今觀習之之文，俯仰揖讓，固於《中說》為近。 皇甫持正論文，嘗言「文奇理正」。然綜觀其意，究是一於好奇。如《答李生書》云：「意新則異常，異於常則怪矣；詞高則出眾，出於眾則奇矣。」此蓋學韓而第得其所謂「怪怪奇奇，只以自嬉」者。 或問持正文於揚子云何如？曰：辭近《太玄》，理猶未及《法言》。問較李元賓之尚辭何如？曰：「不沿襲前人」似之。 文得昌黎之傳者，李習之精於理，皇甫持正練於辭。習之一宗，直為北宋名家發源之始；而祖述持正者，則自孫可之後，已罕聞成家者矣。 杜牧之識見自是一時之傑。觀所作《罪言》，謂「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為浪戰」；又兩進策於李文饒，皆案切時勢，見利害於未然。以文論之，亦可謂不「浪戰」者矣。 孫可之《與友人論文書》云：「詞必高然後為奇，意必深然後為工。」如斯宗旨，其即可之得之來無擇，無擇得之持正者耶？ 廣明時，詔書謂孫樵有揚、馬之文。樵《與高錫望書》，自稱「熟司馬遷、揚子云書」。然則詔所云「馬」者，殆亦指史遷，非相如耶？ 劉蛻文，意欲自成一子。如《山書》十八篇，《古漁父》四篇，辭若僻，而寄託未嘗不遠。學《楚辭》尤有深致，《哀湘竹》《下清江》《招帝子》雖止三章，頗得《九歌》遺意。 李習之《與陸傪書》盛推昌黎文，謂「嘗書其一章曰《獲麟解》，其他可以類知」。孫可之《與王霖書》稱《進學解》「拔地倚天，句句欲活」。今觀兩家文，信乎各得所近。 《宋史·柳開傳》稱開「始慕韓愈、柳宗元為文」，《穆修傳》亦言「自五代文敝，國初柳開始為古文」。今觀伯長所為《唐柳先生文集後序》云：「天厚余嗜多矣。始而饜我以韓，既而飫我以柳。謂天不吾厚，豈不誣也哉！」可知其所學與仲塗一矣。 尹師魯為古文先於歐公，歐公稱其文「簡而有法」，且謂「在孔子《六經》中，惟《春秋》可當」。蓋師魯本深於《春秋》，範文正為撰文集序嘗言之。錢文僖起雙桂樓，建臨園驛，尹、歐皆為作記。歐記凡數千言，而尹只用五百字。歐服其簡古。是亦「簡而有法」之一證也。 範文正貶饒州，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其為國重賢如此；而於文正所為《岳陽樓記》，則曰「傳奇體耳」，其不阿所好又如此。固宜能以古學振起當時也。 歐陽公文，幾於史公之潔；而幽情雅韻，得騷人之指趣為多。 歐陽公《五代史》諸論，深得「畏天憫人」之旨。蓋其事不足言，而又不忍不言；言之怫於己，不言無以懲於世。情見乎辭，亦可悲矣。公他文亦多惻隱之意。 屈子《卜居》《史記·伯夷傳》，妙在於所不疑事，卻參以活句。歐文往往似此。 歐公稱昌黎文深厚雄博，蘇老泉稱歐公文紆餘委備。大抵歐公雖極意學韓，而性之所近，乃尤在李習之。不獨老泉於公謂「李翱有執事之態」，即公文亦云「欲生翱時，與翱上下」。其論所尚，蓋可見矣。 謝疊山云：「歐陽公文章為一代宗師，然藏鋒斂鍔，韜光沈馨，不如韓文公之奇奇怪怪，可喜可愕。」按：歐之奇不如韓固有之，然於韓之「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詎相遠乎？ 蘇老泉迂董詐晁，謂賈生有二子之才而不流。余謂老泉文，取徑異於董，而用意往往雜以晁。迂董，於董無損；詐晁，恐晁不服也。 昌黎《答劉正夫書》曰：「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曾南豐稱蘇老泉之文曰：「修能使之約，遠能使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能」之一字，足明老泉之得力，正不必與韓量長較短也。 論文鮮有極稱《穀梁》《孫》《吳》者，獨柳州曰：「參之《穀梁》以厲其氣。」老泉曰：「《孫》《吳》之簡切。」殆好必從其所類耶？ 蘇老泉云：「風行水上，渙，此天下之至文也。」余謂大蘇文一瀉千里，小蘇文一波三折，亦本此意。 東坡文，亦孟子，亦賈長沙、陸敬輿，亦莊子，亦秦、儀。心目窒隘者，可資其博達以自廣，而不必概以純詣律之。 東坡文只是拈來法，此由悟性絕人，故處處觸著耳。至其理有過於通而難守者，固不及備論。 東坡文雖打通牆壁說話，然立腳自在穩處。譬如舟行大海之中，把舵未嘗不定，視放言而不中權者異矣。 老子云：「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東坡文不乏信言可采，學者偏於美言嘆賞之，何故？ 坡文多微妙語，其論文曰「快」、曰「達」、曰「了」，正為非此不足以發微闡妙也。 「遠想出宏域，高步超常倫。」文家具此能事，則遇困皆通。且不妨故設困境，以顯通之之妙用也。大蘇文有之。 東坡讀《莊子》，嘆曰：「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後人讀東坡文，亦當有是語，蓋其過人處在能說得出，不但見得到已也。 東坡最善於沒要緊底題，說沒要緊底話；未曾有底題，說未曾有底話。抑所謂「君從何處看，得此無人態」耶？歐文優遊有餘，蘇文昭晰無疑。 介甫之文長於掃，東坡之文長於生。掃故高，生故贍。 東坡之文工而易。觀其言「秦得吾工，張得吾易」，分明自作贊語。文潛卓識偉論過少游，然固在坡函蓋中。 子由稱歐陽公文「雍容俯仰，不大聲色，而義理自勝」。東坡《答張文潛書》謂，子由文「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嘆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此豈有得於歐公者耶？ 子由曰：「子瞻之文奇，吾文但穩耳。」余謂百世之文，總可以「奇」、「穩」兩字判之。 王震《南豐集序》云：「先生自負似劉向，不知韓愈為何如爾。」序內卻又謂其「衍裕雅重，自成一家」。噫！藉非能自成一家，亦安得為善學劉向與？ 曾文窮盡事理，其氣味爾雅深厚，令人想見「碩人之寬」。王介甫云：「夫安驅徐行，摐中庸之廷而造乎其室，舍二賢人者而誰哉？」二賢，謂正之、子固也。然則子固之文，即肖子固之為人矣。 昌黎文意思來得硬直，歐、曾來得柔婉。硬直見本領，柔婉正復見涵養也。 韓文學不掩才，故雖「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未嘗不自我作古。至歐、曾則不敢直以作者自居，較之韓，若有「智崇禮卑」之別。 王介甫文取法孟、韓。曾子固《與介甫書》述歐公之言曰：「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則其學之所幾與學之過當，俱可見矣。 王安石《解孟子》十四卷，為崇、觀間舉子所宗，說見《郡齋讀書後志》。觀介甫《上人書》有云：「孟子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孟子之云爾，非直施於文而已，然亦可托以為作文之本意。」是則《解孟》亦豈無意於文乎？ 介甫文之得於昌黎在「陳言務去」，其譏韓有「力去陳言夸末俗」之句，實乃心嚮往之。 曾子固稱介甫文學不減揚雄，而介甫《詠揚雄》亦云：「千古雄文造聖真，眇然幽息入無倫。」慕其文者如此其深，則必效之惟恐不及矣。介甫文兼似荀、揚。荀，好為其矯；揚，好為其難。 柳州作《非國語》，而文學《國語》；半山謂「荀卿好妄」、「荀卿不知禮」，而文亦頗似荀子。文家不以訾甗為棄取，正如東坡所謂「我憎孟郊詩，復作孟郊語」也。 荊公文是能以品格勝者，看其人取我棄，自處地位盡高。 半山文善用揭過法，只下一、二語，便可掃卻他人數大段，是何簡貴！ 謝疊山評荊公文曰：「筆力簡而健。」余謂南人文字失之冗弱者十常八九，殆非如荊公者不足以矯且振之。半山文瘦硬通神，此是江西本色，可合黃山谷詩派觀之。 荊公《游褒禪山記》云：「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余謂「深」、「難」、「奇」三字，公之學與文，得失並見於此。 介甫文，於下愚及中人之所見，皆剝去不用，此其長也；至於上智之所見亦剝去不用，則病痛非小。 介甫《上邵學士書》云：「某嘗患近世之文，辭弗顧於理，理弗顧於事，以襞積故實為有學，以雕繪語句為精新。譬之擷奇花之英積而玩之，雖光華馨采鮮縟可愛，求其根柢濟用，則蔑如也。」又《上人書》云：「所謂文者，務為有補於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余謂介甫之文，洵異於尚辭巧華矣，特未思免於此斃，仍未必濟用、適用耳。 半山文其猶藥乎？治病可以致生，養生或反致病。半山說得世人之病好，只是他立處未是。 介甫文每言及骨肉之情，酸惻嗚咽，語語自腑肺中流出，他文卻未能本此意擴而充之。 李泰伯文，朱子謂其「自大處起議論，如古《潛夫論》之類」。劉壎《隱居通議》謂其所作《袁州學記》「高出歐、蘇，百世不朽」。按：泰伯之學，深於《周禮》，其所為文，率皆法度謹嚴。《宋史》本傳但載其所上《明堂定製圖序》，尚非其極也。東坡謂嘗見泰伯自述其文曰：「天將壽我與，所為固未足也；不然，斯亦足以藉手見古人矣。」觀是言，其生平之力勤詣卓具見。 劉原父文好摹古，故論者譽訾參半。然其於學無所不究，其大者如《解春秋》，多有古人所未言。朝廷每有禮樂之事，必就其家以取決，豈曰文焉已哉！即以文論，歐公為作墓誌，稱其「立馬卻坐，一揮九制，文辭典雅，各得其體」；朱子稱其「才思極多，涌將出來」；亦可見其崖略矣。李忠定奏疏，論事指畫明豁，其天資似更出陸宣公上。然觀其《書檄志》云：「一應書檄之作，皆當以陸宣公為法。」則知得於宣公者深矣。 朱子之文，表里瑩徹，故平平說出，而轉覺矜奇者之為庸；明明說出，而轉覺恃奧者之為淺。其立定主意，步步回顧，方遠而近，似斷而連，特其餘事。 朱子云：「餘年二十許時，便喜讀南豐先生之文而竊慕效之，竟以才力淺短，不能遂其所願。」又云：「某未冠而讀南豐先生之文，愛其詞嚴而理正，居常以為人之為言必當如此，乃為非苟作者。」朱子之服膺南豐如此，其得力尚須問耶！ 陳龍川喜學歐文，嘗選歐文曰《歐陽文粹》，其序極與歐文相類，然他文卻不盡似之。此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原不必字摹句擬，類於執跡以求履憲也。 陳同甫《上孝宗皇帝書》貶駁道學，至謂「今世之儒士，以為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痹不知痛癢之人」；而其自跋《中興論》，復言「一日讀《楊龜山語錄》，謂『人住得然後可以有為，才智之士非有學力卻住不得』，不覺恍然自失」。可見同甫之所駁者，乃無實之人，非龜山一流也。 陳同甫文，針砭時弊，指畫形勢，自非絀於用者之比。如四《上孝宗皇帝書》及《中興五論》之類是也。特其意思揮霍，氣象張大，若使身任其事，恐不能耐煩持久。試觀趙營平、諸葛武侯之論事，何嘗揮霍張大如此！ 陸象山文，《隱居通議》稱其《王荊公祠堂記》，又稱其《與楊守書》及《與徐子宜侍郎書》，且各系以評語。余謂陸文得《孟子》之實，不容意為去取，亦未易評，評之須如其《語錄》中所謂「從天而下，從肝肺中流出，是自家有底物事」，乃庶幾焉。 後世學子書者，不求諸本領，專尚難字棘句，此乃大誤。欲為此體，須是神明過人，窮極精奧，斯能托寓萬物，因淺見深，非光不足而強照者所可與也。唐、宋以前，蓋難備論。《郁離子》最為晚出，雖體不盡純，意理頗有實用。 儒學、史學、玄學、文學，見《宋書·雷次宗傳》。大抵儒學本《禮》，荀子是也；史學本《書》與《春秋》，馬遷是也；玄學本《易》，莊子是也；文學本《詩》，屈原是也。後世作者，取塗弗越此矣。 《孔叢子》：「宰我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為尚。』」文中子曰：「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昌黎雖嘗謂「辭不足不可以為成文」，而必曰「學所以為道，文所以為理」。陸士衡《文賦》曰：「理扶質以立干。」劉彥和《文心雕龍》曰：「精理為文。」然則舍理而論文辭者，奚取焉？ 文無論奇正，皆取明理。試觀文孰奇於《莊子》，而陳君舉謂其「憑虛而有理致」，況正於《莊子》者乎？明理之文，大要有二：曰闡前人所已發；擴前人所未發。 論事敘事，皆以窮盡事理為先。事理盡後，斯可再講筆法。不然，離有物以求有章，曾足以適用而不朽乎？ 揚子《法言》曰：「事辭稱則經。」余謂不但事當稱乎辭而已，義尤欲稱也。觀《孟子》「其事則齊桓、晉文」數語可見。 言此事必深知此事，到得事理曲盡，則其文確鑿不可磨滅，如《考工記》是也。《梁書·蕭子云傳》載其「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不盡意，遂不能成」。此亦見實事求是之意。 《易·系傳》謂「易其心而後語」，揚子云謂「言為心聲」，可知言語亦心學也。況文之為物，尤言語之精者乎？ 志者，文之總持。文不同而志則一。猶鼓琴者，聲雖改而操不變也。善夫陶淵明之言曰：「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 或問淵明所謂「示己志」者，「己志」其有以別於人乎？曰：只是稱心而言耳。使必以異人為尚，豈天下之大，千古之遠，絕無同己者哉？ 「聖人之情見乎辭」，為作《易》言也。作者情生文，斯讀者文生情。《易》教之神，神以此也。使情不稱文，豈惟人之難感，在己先不誠無物矣。 《文賦》：「意司契而為匠。」文之宜尚意明矣。推而上之，聖人「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正以意無窮也。 《莊子》曰：「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施。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是知意之所以貴者，非徒然也。為文者苟不知貴意，何論意之所隨者乎？ 文以識為主。認題立意，非識之高卓精審，無以中要。才、學、識三長，識為尤重，豈獨作史然耶？ 「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此以氣論辭之始。至昌黎《與李翊書》、柳州《與韋中立書》，皆論及於氣，而韓以氣歸之於養，立言較有本原。 自《典論·論文》以及韓、柳，俱重一「氣」字。余謂文氣當如《樂記》二語，曰：「剛氣不怒，柔氣不懾。」文貴備四時之氣。然氣之純駁厚薄，尤須審辨。 韓昌黎《送陳秀才彤序》云：「文所以為理耳。」《答李翊書》云：「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周益公序《宋文鑒》曰：「臣聞文之盛衰主乎氣，辭之工拙存乎理。昔者帝王之世，人有所養，而教無異習。故其氣之盛也，如水載物，小大無不浮；其理之明也，如燭照物，幽隱無不通。」意蓋悉本昌黎。文要與元氣相合，戒與盡氣相尋。翕聚、僨張，其大較矣。 《孔叢子》曰：「平原君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辯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揚子曰：「事辭稱則經。」韓昌黎則曰：「辭不足不可以為成文。」此「辭」字，大抵已包理事於其中。不然，得無如荀子所謂「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者乎？ 辭之患不外過與不及。《易·系傳》曰：「其辭文」，無不及也。《曲禮》曰：「不辭費」，無太過也。文中用字，在當不在奇。如宋子京好用奇字，亦一癖也。 文，辭也；質，亦辭也。博，辭也；約，亦辭也。質，其如《易》所謂「正言斷辭」乎？約，其如《書》所謂「辭尚體要」乎？ 言辭者必兼及音節，音節不外諧與拗。淺者但知諧之是取，不知當拗而拗，拗亦諧也；不當諧而諧，諧亦拗也。 「書法」二字見《左傳》，為文家言法之始；《莊子·寓言》篇曰：「言而當法」；晁公武稱陳壽《三國志》「高簡有法」；韓昌黎謂「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辭者，悉有法度可觀」；歐陽永叔稱尹師魯為文章「簡而有法」；具見法之宜講。 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一闔一辟謂之變。然則文法之變，可知已矣。 兵形象水，文脈亦然。水之發源、波瀾、歸宿，所以示文之始、中、終，不已備乎？ 揭全文之指，或在篇首，或在篇中，或在篇末。在篇首，則後必顧之；在篇末，則前必注之；在篇中，則前注之，後顧之。「顧」、「注」，抑所謂「文眼」者也。 作短篇之法，不外「婉而成章」；作長篇之法，不外「盡而不污」。 《文心雕龍》謂「貫一為拯亂之藥」，余謂貫一尤以泯形跡為尚。唐僧皎然論詩所謂「拋針擲線也」。 章法不難於續而難於斷。先秦文善斷，所以高不易攀。然「拋針擲線」，全靠眼光不走；「注坡驀澗」，全仗韁轡在手。明斷，正取暗續也。 文章之道，斡旋驅遣，全仗乎筆。筆為性情，墨為形質。使墨之從筆，如雲濤之從風，斯無施不可矣。 一語為千萬語所託命，是為筆頭上擔得千鈞。然此一語正不在大聲以色，蓋往往有以輕運重者。 客筆主意，主筆客意。如《史記·魏世家贊》，昌黎《送董邵南遊河北序》，皆是此訣。 義法居文之大要。《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稱孔子次《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此言「義法」之始也。 長於理則言有物，長於法則言有序。治文者矜言「物」、「序」，何不實於「理」、「法」求之？ 文之尚理法者，不大勝亦不大敗；尚才氣者，非大勝則大敗。觀漢程不識、李廣，唐李勣、薛萬徹之為將可見。 東坡《進呈陸宣公奏議札子》云：「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上神宗皇帝書》云：「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蓋法高於意則用法，意高於法則用意。用意，正其神明於法也。文章一道，何獨不然！ 敘事之學，須貫《六經》、九流之旨；敘事之筆，須備五行、四時之氣。「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弗可易矣。大書特書，牽連得書，敘事本此二法，便可推擴不窮。 敘事有寓理，有寓情，有寓氣，有寓識，無寓則如偶人矣。 敘事有主意，如傳之有經也。主意定，則先此者為先經，後此者為後經，依此者為依經，錯此者為錯經。 敘事有特敘，有類敘，有正敘，有帶敘，有實敘，有借敘，有詳敘，有約敘，有順敘，有倒敘，有連敘，有截敘，有預敘，有補敘，有跨敘，有插敘，有原敘，有推敘，種種不同。惟能線索在手，則錯綜變化，惟吾所施。 敘事要有尺寸，有斤兩，有剪裁，有位置，有精神。 論事調諧，敘事調澀，左氏每成片引人言，是以論入敘，故覺諧多澀少也。史莫要於表微，無論紀事纂言，其中皆須有表微意在。 為人作傳，必人己之間，同弗是，異弗非，方能持理之平，而施之不枉其實。 傳中敘事，或敘其有致此之由而果若此，或敘其無致此之由而竟若此，大要合其人之志行與時位，而稱量以出之。 劉彥和謂「群論立名，始於《論語》」，不引《周官》「論道經邦」一語，後世誚之，其實過矣。《周官》雖有論道之文，然其所論者未詳；《論語》之言，則原委具在。然則論非《論語》奚法乎？ 論不可使辭勝於理，辭勝理則以反人為實，以勝人為名，弊且不可勝言也。《文心雕龍·論說》篇解「論」字有「倫理有無」及「彌綸群言，研精一理」之說，得之矣。 有俊傑之論，有儒生、俗士之論。利弊明而是非審，其斯為俊傑也與！論之失，或在失出，或在失入。失出視失入，其猶愈乎？法以去弊，亦易生弊。立論之當慎，與立法同。 論是非，所以定從違也。從違不可苟，是非可少紊乎？人多事多難遍論，借一論之。一索引千鈞，是何關係！ 《文賦》云：「論精微而朗暢。」「精微」以意言，「朗暢」以辭言。「精微」者，不惟其難，惟其是；「朗暢」者，不惟其易，惟其達。 論不貴強下斷語。蓋有置此舉彼，從容敘述，而本事之理已曲到無遺者。 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余謂有不論，不議，不辯。論議辯斯當矣。敘事要有法，然無識則法亦虛；論事要有識，然無法則識亦晦。 文有「辭命」一體，「命」與「辭」非出於一人也。古行人奉使，受命不受辭。觀展喜犒師，公使受命於展禽，可見矣。若出於一人而亦曰「辭命」，則以主意為「命」，以達其意者為「辭」，義亦可通。 辭命之旨在忠告，其用卻全在善道。奉使受命不受辭，蓋因時適變，自有許多衡量在也。辭命亦只敘事、議論二者而已。觀《左傳》中辭命可見。 辭命體，推之即可為一切應用之文。應用文有上行，有平行，有下行。重其辭乃所以重其實也。 陳壽上《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曰：「皋陶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皋陶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群下矢誓故也。」《晉書·李密傳》中語略與之同。辭命各有所宜，可由是意推之。 文之要，本領氣象而已。本領欲其大而深，氣象欲其純而懿。 老子曰：「言有宗。」墨子曰：「立辭而不明於其類，則必困矣。」「宗」、「類」二字，於文之體用包括殆盡。 文固要句句字字受命於主腦，而主腦有純、駁、平、陂、高、下之不同。若非慎辨而去取之，則差若毫釐，繆以千里矣。 文之所尚，不外當無者盡無，當有者盡有。故昌黎《答李翊書》云：「惟陳言之務去。」《樊紹述墓志銘》云：「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柳州《愚溪詩序》云：「漱滌萬物，牢籠百態。」 文有以不言言者。《春秋》有書有不書，書之事顯，不書之意微矣。 文有寫處，有做處。人皆云云者，謂之寫；我獨云云者，謂之做。《左傳》《史記》兼用之。 乍見道理之人，言多理障；乍見故典之人，言多事障。故艱深正是淺陋，繁博正是寒儉。文家方以此自足而夸世，何耶？「白賁」占於《賁》之上爻，乃知品居極上之文，只是本色。 君子之文無欲，小人之文多欲。多欲者，美勝信；無欲者，信勝美。文尚華者日落，尚實者日茂，其類在色老而衰，智老而多矣。 文有古近之分。大抵古樸而近華，古拙而近巧，古信己心而近取世譽，不是作散體便可名「古文」也。 文有三古：作古之言近於《易》，則古之言近於《禮》，治古之言近於《春秋》。 文貴法古，然患先有一古字橫在胸中。蓋文惟其是，惟其真，舍「是」與「真」而於形模求古，所貴於古者果如是乎？ 文有七戒，曰：旨戒雜，氣戒破，局戒亂，語戒習，字戒僻，詳略戒失宜，是非戒失實。 《文心雕龍》以「隱秀」二字論文，推闡甚精。其雲晦塞非隱，雕削非秀，更為善防流弊。 言外無窮者，茂也；言內畢足者，密也。漢文茂，如西京；密，如東京。 多用事與不用事，各有其弊。善文者滿紙用事，未嘗不空諸所有；滿紙不用事，未嘗不包諸所有。 善書者，點畫微而意態自足，點畫大而氣體不累。文之沈著、飄逸，當準是觀之。 治勝亂，至治勝治。至治之氣象，皞皞而已。文或秩然有條而轍跡未泯，更當躋而上之。誦述古義，針砭末俗，文之正變，即二者可以別之。 文有四時：《莊子》，「獨寐寤言」時也；《孟子》，「向明而治」時也；《離騷》，「風雨如晦」時也；《國策》，「飲食有訟」時也。 文有仰視，有俯視，有平視。仰視者，其言恭；俯視者，其言慈；平視者，其言直。 文有本位。孟子於本位毅然不避，至昌黎則漸避本位矣，永叔則避之更甚矣。凡避本位易窈眇，亦易選懦。文至永叔以後，方以避本位為獨得之傳，蓋亦頗矣。 文之道，可約舉經語以明之，曰：「辭達而已矣」，「修辭立其誠」，「言近而指遠」，「辭尚體要」，「乃言底可績」，「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易其心而後語」。 文家得力處人不能識，如東坡《表忠觀碑》，王荊公問坐客畢竟似子長何語，坐客悚然是也。用力處人不能解，如歐陽公欲作文，先誦《史記·日者傳》是也。 《易·系傳》：「物相雜故曰文。」《國語》：「物一無文。」徐鍇《說文通論》：「強弱相成，剛柔相形。故於文，『人乂』為文。」《朱子語錄》：「兩物相對待故有文，若相離去，便不成文矣。」為文者，盍思文之所由生乎？ 《左傳》：「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後人每不解何以謂之無文，不若仍用《外傳》作注，曰：「物一無文。」 《國語》言「物一無文」，後人更當知物無一則無文。蓋一乃文之真宰，必有一在其中，斯能用夫不一者也。 古人或名文曰筆。《梁書·庾肩吾傳》太子與湘東王書曰：「謝眺、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筆對詩言者，蓋言志之謂詩，述事之謂筆也。其實筆本對口談而言，《晉書·樂廣傳》：「廣善清言，而不長於筆，將讓尹，請潘岳為表，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二百句語述己之志。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旨，無以成斯美也。』」昌黎亦云：「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觀此而筆之所以命名者見矣。然昌黎於筆多稱文，如謂「漢朝人莫不能為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為之最」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