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端的肖像 · 恐怖大天使 ——十八世紀法國

在命運般的熱月九日政變那天，如果國民公會聽取聖茹斯特 的報告直到最後，如果聖茹斯特可以再存活一些時日，那麼拿破崙孤身一人登上舞台的時代便不會到來。這似乎是諸多歷史學者的一致意見。摧枯拉朽的大革命暴風雨停息時，時常被比較的這兩個人都已迎來壯年。1794年，聖茹斯特在斷頭台上抱憾而終，這位被稱作「恐怖時代的大天使」的年輕公安委員 只有二十七歲，比他年輕兩歲的拿破崙二十五歲，前者抵達了血腥的權力絕頂，後者卻不過是無名的地方派遣軍司令官。如果熱月政變的反動沒有取得勝利，聖茹斯特取代羅伯斯庇爾掌握了革命政府的指導權，那麼誠如馬蒂蘭·德·萊斯屈爾 所言，他才是拿破崙最危險的對手——風華正茂且富於決斷力、行動力和組織力，這兩位天才指導者之間的對決，無疑會大幅度改變此後的歷史方向，成為真正富於戲劇性的鬥爭。 不僅是萊斯屈爾，被有關拿破崙的記憶糾纏不休的十九世紀革命史家們——無論是米什萊還是奧拉爾 ，都無法戰勝將聖茹斯特與拿破崙相提並論的誘惑。但如果將二人作為個人來親近，而非作為歷史舞台上的英雄來對比，那麼二人間的性格差異昭然可見。拿破崙玩世不恭，聖茹斯特則更為嚴厲和絕望。正如阿爾貝·奧利維耶 [1] 卷帙浩繁的《聖茹斯特傳》的序文中安德烈·馬爾羅 正確的指摘，與只追求榮光、被野心引領的拿破崙相反，聖茹斯特近乎瘋狂地追尋對他而言至高無上的價值，即共和國的理念，不惜最後為之殉死。作為絕對事物的追求者，他短暫如火花的生涯常被與蘭波相提並論，一心忠誠於原理、孤高傲岸的姿態，也常引人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人物。他才是在大革命的最後階段與恐怖時代 完全合為一體的人物，借用泰納 的表述，他是「革命的一把活著的劍」。有趣的還有，歷史學者們雖厭惡雅各賓主義和羅伯斯庇爾，卻難以抑制對聖茹斯特的讚許之意。青年那純潔的斯多葛主義，使尖酸刻薄的他們也深深為之著迷。 然而，我在十數年間成為聖茹斯特的俘虜，並非單是因為傳記作者所描述的那樣，他有與冷酷的恐怖分子極不相稱的、女人般的容貌和天使般的美麗。承蒙小牧近江 厚意，數年間借我翻閱夏爾·韋萊（Charles Vellay）編輯的《聖茹斯特全集》兩卷，學生時代起它們便是我的枕邊讀物。那時我桌上的右側是薩德侯爵，左側是聖茹斯特。位於對跖點 的兩個灼熱的靈魂使我為之痴狂。那是激越和極端的存在。不久後，加繆在《反抗者》的第三章《歷史性造反》里無意間對比探討了這二人。我隱約預感到的事物被加繆運用明晰的邏輯論證了——對此我將在後文涉及，按照先後順序，首先要做的是縱覽聖茹斯特的生涯。 * 路易·安托萬·萊昂·德·聖茹斯特於1767年8月25日，生於法國中部訥韋爾省的德西茲。父親是農民晉升的輕騎兵大尉，榮獲最下級貴族的騎士（Chevalier）稱號，母親是村里富裕的公證人之女。（後來聖茹斯特在國民公會裡被政敵揶揄為「騎士聖茹斯特」。）少年最初寄宿在附近做神甫的伯父家裡，伯父過世後，他被當時遷居回故鄉皮卡第的雙親領回了家。他是長子，此後還有兩位妹妹相繼出生。 法國北部的皮卡第地區鄉村氛圍濃厚。在這裡度過青少年時期的聖茹斯特，在成年以後也保留著對田園牧歌情緒的強烈憧憬。他十歲時，已退役的父親在同一地區名為布萊朗庫爾的小村莊裡添置房產，一家人移居到這裡，而父親卻在年內離世。 成為未亡人的母親把兒子送到蘇瓦松的奧拉托利會 寄宿宿舍學習，他在紀律嚴明的教會學校里住到十八歲，教師（全都是修道士）中有進步思想者，時常與他促膝長談。他在同級生間的評價差別迥異，有人說他「親切善良」，有人說他「嗜好破壞，喜愛粗野的遊戲」，他似乎是「比起被人敬愛，更接近於被人畏懼」的存在。可以確定的是他愛好寫詩，而指導老師曾在讀過他關於宗教的論文後預言「將來，此人不是成為偉人，就是成為大惡人」的逸事則不足為信。 聖茹斯特休假時回布萊朗庫爾探親，與村莊裡公證人的女兒路易斯·熱萊（Louise-Thérèse Sigrade Gellé）相識，秘密相愛。這個姑娘比他年紀大，是臉上有雀斑的豐腴美人。二人手牽著手，在附近的原野和庫西的古城遺蹟間流連，青年給姑娘看自己的詩，訴說著自己在文學上的野心。不久後流言四起，震驚的姑娘父親在聖茹斯特不在時強迫女兒嫁給了收稅吏的兒子。這是年少的聖茹斯特遭受的第一次打擊。 此後，自暴自棄的聖茹斯特帶著家裡的銀器飛奔巴黎，於巴黎被憲兵逮捕，在母親的申請下被投入皮克皮斯的感化院，這在以往的傳記上已成定論。似乎有聖茹斯特在巴黎改名換姓寄給母親的信殘存下來。但自夏爾·韋萊的研究以來，這個過於浪漫的說法受到了質疑。事實上，自那時起他頻繁尋機逃離巴黎，在皇家宮殿附近的風月區逡巡，與無賴、女伶和娼妓來往，度過了晦暗的不良少年時代。就算不是家裡的財產，偷盜一事大抵上也犯過。總之他頹廢的青春是在巴黎、布萊朗庫爾、蘇瓦松和蘭斯的街市度過的。母親為想學法律的兒子在蘇瓦松謀得了訴訟代理人書記的職位，還送他去蘭斯的法科大學。一年以後他獲得了法學士學位。 根據米什萊的記述，在蘭斯的大學時代里，他「在寢室張滿黑布，關緊窗戶，在如墳墓般晦暗的房間裡，他幻想著自己已經在孤島死去，就這樣度過數個小時」。閱讀關於古羅馬的書籍讓多愁善感的年輕的聖茹斯特情緒高漲。被認為是他寫作於這一時期的聲名狼藉的淫靡長篇詩《奧爾岡》（ Organt ），並沒有充溢著對偉大的古代世界的憧憬，而是將醜惡的現實寓言化，徹底愚弄著王、女王和僧侶支配的既成秩序，是露骨的反抗詩。先是出現了神、惡魔與神話中的怪獸，不久美女就被淫蕩的僧侶凌辱，接著被施了魔法變身成毛驢的男人以野獸的姿態與戀人交合（也就是獸奸）。錯綜的故事情節和寓意難以輕易參破，但不難想像直面世界之荒謬的青年在異常的空想故事裡，寄託了胸中積鬱的形態不明的憤懣與焦躁，故事幾乎是不加修飾地被拋擲於紙上。（毛驢凌辱少女的主題誠如作者本身承認的那樣，借用了伏爾泰的反宗教長詩《奧爾良的處女》。） 憑藉《奧爾岡》，詩人聖茹斯特得以被視作蘭波和洛特雷阿蒙 等人的先驅者，即「被詛咒的詩人」的遙遠先驅者。最初留意到這位青年革命家的文學一面的人，是從這一角度編纂了聖茹斯特選集的讓·格拉蒂安（Jean Gratien）。誠然，他的放浪形骸、暴行、詩作、與文學過早的訣別，都引人想起《地獄一季》 [2] 的詩人。蘭波也有一位下級軍人父親，生於法國北部的沙勒維爾鄉村，時常企圖逃往巴黎，如大家所熟知的那樣，他在巴黎與詩人前輩魏爾倫過著荒唐放蕩的生活。對言語的世界輕易斷了念頭，飛身躍入行為的世界，在這一點二者也十分相似。不同的是前者在二十七歲那年在斷頭台上抱憾而終，而蘭波在放棄文學後約二十年間在卑賤的職業間輾轉營生。 《奧爾岡》於1789年5月在巴黎出版，時值大革命爆發的兩個月前。因為畏懼當局追究，作者隱去姓名，把出版社一處填成了梵蒂岡。這是當時出版猥褻讀物和政治宣傳小冊子的慣用手段。當局果然扣押了書籍並下令立刻逮捕作者。聖茹斯特感到身處險境，便潛入地下。不久後的7月14日，巴士底獄發生暴動，巴黎市陷入混亂，他才得以倖免於追捕。 聖茹斯特似乎在巴黎的某個地方有些淡漠地目睹了巴士底獄暴動和巴黎市中騷亂的經過。民眾的蜂起在他眼裡好像不過是「奴隸們的陶醉」。他經過了怎樣的內心世界的轉變，來清算頹廢的青春時代、在實踐活動里尋覓新的目標，我們尚未明確，但從那時起他便決意徹底放棄以往的生活態度。有幾篇文章大概是他在堅定的決意下寫成的，就從大約完成於1789年的獨幕詩劇《小丑第歐根尼》（ Arlequin Diogène ）里引用一節。 我的心是自由的 斬斷鎖鏈 從人類的蒙昧愚鈍中解放 我已堅固永遠的決意 把快樂與戀愛踩在足下 大逆之罪的華麗衣裳 訴說著你犯下的所有罪惡 戀愛不過是無聊的欲求 與偉大的心無親無緣…… 顯而易見，從戀愛的迷惘中醒來的小丑是作者自身的暗示。像是褪去了小丑的衣裳，他不得不從過去的破爛不堪的自己中蛻變。那是通過混沌之後的決意與選擇的時期。聖茹斯特會如何選擇？他曾說明《奧爾岡》的創作意圖是「風俗與瘋癲的類比（analogie）」。如今他已投身於世界的瘋癲而再無法滿足於描寫瘋癲，他體悟到必須根絕這個世界的瘋癲。無目的的反抗終於轉化為對統一的熱情。他在變革自我與變革世界緊密結合的節點上，作為革命家出發。這便是年輕的聖茹斯特最為特別之處吧。對他而言，如今作為絕對目標的對共和國的熱情，便是對統一的熱情，是對世界的哲學式熱情，是對原理的抽象式熱情。與此同時，它也是對自己的斯多葛式的熱情。 根據奧利維耶的意見，聖茹斯特在蘭斯讀大學時就已經悄悄接觸了於十八世紀開展蓬勃思想運動的神秘主義秘密結社——共濟會。關於共濟會在法國大革命過程中發揮的作用，一直眾說紛紜，毀譽褒貶不一，但事實上以奧爾良公爵和米拉波 為首，眾多貴族和第三等級 的議員都加入了這一結社。聖茹斯特在後來的演說中多次引用的「風俗之再生」這一表述，就是共濟會的革命計劃里最為典型的表述之一。它並非近代政治意義上的反動，而是語言的嚴密意義上的反動，是對黃金時代的鄉愁，對道德和絕對原理的復歸。換言之，是引領因技術和產業而墮落的民眾，去往偉大的古代道德狀態中「再生」。眾所周知，不僅是聖茹斯特，與他同時代的人大多都夢想著古代羅馬和斯巴達的共和國。秘密結社的反動理念與作為十八世紀之旗幟的進步宗教並駕齊驅，支配了革命的實踐活動家的熱情，這一點難道不引人深思嗎？ 二十三歲時，決定了自己願為之賭上生命的目標，聖茹斯特縱身躍入革命實踐活動的激流。他給前輩卡米耶·德穆蘭 及羅伯斯庇爾寄去熱烈的書信（1790年），當選為國民公會的議員（1792年），以冷峻無比的論調主張處死路易十六。經過處理國王審判一事，他的才能一舉獲得認可，成為雅各賓黨的中心勢力羅伯斯庇爾派的最為強有力的鬥士，1793年公安委員會成立，同年7月他取代沒落的山嶽黨 ，成為公安委員。——無論翻開哪一部法國革命史，都會以對當時社會狀況和政治狀況的分析為背景，詳細說明這些事情。我在此也無須贅言。在這裡需要嘗試的是從另一角度去接近作為行動家的聖茹斯特的形象。那麼就來分析一下他被頻繁援引、令加繆感嘆其為「斷頭颱風格」的那篇全文運用格言體的論文，也是他最初的政治論文——《革命的精神》（ L' Esprit de la Revolution ）。 * 夏天，在布萊朗庫爾的鄉間，聖茹斯特在庭院的樹下擺放了三張桌子，在每張桌上擺好紙和筆，一邊耽於冥想，一邊在庭院裡踱步，意興來時就在離自己最近的桌前坐下提筆。時而，他像在以看不見的聽眾為對象慷慨陳詞。1790年夏天，是革命伊始之時。在此之前，他就開始執筆政治論文了。 《革命的精神》在翌年6月出版。著者在序文里寫下不遜的句子：「雖有很多人探討這場革命，但大部分人都等同於什麼也沒有說。」果真如政敵所言，他的「妄自尊大無人能及」嗎？但原本這部書究竟要向讀者訴說些什麼呢？ 一句話來說，是讓「永遠」與歷史和解。從相對主義的虛無主義中，生出行動的絕對主義。更簡單來講，是與歷史一體化生存，「讓自己與共和國同化，如同聖者在神中消滅自己」。（馬爾羅）他的理論里沒有沾染位於十八世紀哲學出發點的孟德斯鳩風格的理性信仰，還試圖排除宗教的神聖與世俗的神聖（理性）雙方。對世界之荒謬的認識成為理論的基盤。在這個限度內，他的理論與《奧爾岡》的精神完全一致。這是他超越了自己所處的時代的革新之處。「在這個世界上，一切都是相對的，神亦如此。所有善的事物都不過是弱者的一個偏見。真理唯有賢者可以感知。」還有，「除善以外，沒有任何神聖的事物。放棄善就不再是神聖的。只有真理是絕對的」。 對於這些透著經院式形式邏輯學氣息的概念操作，加繆說：「論斷連發、公理式和格言式的風格，比生動逼真的肖像畫，更能巧妙地描繪他。」（在這種情形下，聖茹斯特對論斷的喜愛可以理解為行動的類推。）無論如何，他一邊說善的事物是偏見，一邊說善之外沒有任何神聖的事物。這不是自相矛盾嗎？但問題在於善在歷史上的相對性，為國家和民族左右的道德的相對性。對他而言，道德的相對性不是如帕斯卡斷定的那樣，來自人類的悲慘，也不似孟德斯鳩所篤信的那樣，源自理性進步的不成熟。像神之於帕斯卡、理性之於孟德斯鳩那樣的永恆不變的價值，對於聖茹斯特而言是不存在的。 「人類的心靈從自然走向暴力，又從暴力走向道德。」他說，「人類受自然法則支配，只發生在文明化在無原理中開始的時候。」與盧梭相同，他也將「自然」視作人類的理想狀態。然而從「自然」駛向「暴力」的歷史齒輪我們卻無法阻止。歷史的現狀已經一目了然地證明了人類的墮落，人類必然經歷一個暴力的階段，才能再次通過道德復歸自然。暴力既可以成為善也可以成為惡。「恐怖是雙刃劍。既侍奉鎮壓，也侍奉民眾。」「當然，現在還不是行善的時候。現在人們施行的種種善行不過是一時的權宜之計。輿論應當去等待一種壯大而總體性的惡的降臨，這種惡會令人感到給行善的行為施以適宜處置的必要。」 由此我們可以明白，對聖茹斯特而言，將道德的相對主義轉化為一種絕對主義的，通常是歷史狀況。與歷史一體化的人善用恐怖與暴力，脫離歷史的人卻只能用它作惡。為了復歸總體性的善，也即自然狀態、「原始的單純性」，在此之前需要世間的惡達到極限，靜候「廢墟的圓環」閉合之時。這便是「最後的審判」般恐怖的時刻。——在《革命的精神》中，「恐怖大天使」聖茹斯特如啟示錄的天使般吹響警告的號 。如馬爾羅恰如其分地指出：「對他而言，共和國不單是政治制度，它首先是一個啟示錄，是通向未知世界的希望。」 就這樣，聖茹斯特使恐怖主義正當化。他主張斷頭台是在為美德工作，為全體意志工作。「我們發起的革命不是判決，而是落在惡人頭頂上的雷擊」，並且「我們的目的是如同確立向善的一般性傾向那樣，去建立事物的普遍秩序」。——利用恐怖去建立事物的秩序，那麼嚴苛的法律也就理所當然成為必要。「全體意志=斷頭台=法律」這一等式由此產生。儘管出於美麗的烏托邦式夢想，聖茹斯特的共和國卻最終成為羅馬風格的、形式的、法律至上的共和國。 聖茹斯特在法律和斷頭台之下，夢想著抽象的美德共和國時，還有另外一個抱有「法律支配劣於無政府狀態」這般奇矯思想的男人。這個男人原本是貴族，在大革命爆發前的十三年間都被幽禁在萬塞訥和巴士底的牢獄中。 「法律支配劣於無政府狀態。最為明了的證據是，無論何種政府在修改憲法時，都會陷入無政府狀態。廢止舊的法律，便不得不確立無法律的革命制度。這個制度到最後會孕育新的法律，但第二狀態派生自最初的狀態，無論如何也不及最初的狀態純粹。」（《朱麗埃特》 [3] ） 薩德侯爵深知法律使民眾受苦，其結果難以預料，因而無法相信社會契約的思想，「全體意志」的理論於他而言想來也不過是純粹由語言構築的空虛理論。與聖茹斯特截然相反，薩德的思想里存在的是「個人意志=暴力=無政府狀態」這一等式。 加繆做出如下明快的陳述：「聖茹斯特這位薩德的同代人，從不同的原理出發，最終卻同樣走向為罪行辯護。聖茹斯特顯然是反薩德的。如果說侯爵的信條是『要麼打開監獄，要麼請證明您的美德』，國民公會議員聖茹斯特的信條則是『要麼證明您的美德，要麼請您進監獄』。然而兩人都將恐怖主義正當化了。就自由思想家而言，是個體恐怖主義，就美德的祭司而言，則是國家恐怖主義。絕對的善或絕對的惡，如果必須按邏輯推斷，兩者需要相同的狂熱。」 相同的狂熱！聖茹斯特的悲劇是邏輯本身要求的矛盾所必然引發的悲劇。他的絕望源於他已再無法辨認自己與薩德侯爵的面容。 * 成為革命家以後，聖茹斯特在私生活上的極端禁欲主義廣為人知。娛樂活動只有每天清晨在布洛涅森林騎馬和在塞納河畔的浴場游泳。一個清晨，早早來到公安委員會的聖茹斯特差人去買香腸、麵包和瓶裝葡萄酒作為早餐。早餐送到後，他一邊吃一邊在事務所徘徊，看起來若有所思。突然他像是無法抑制感情一樣忍不住說：「法國國民議會議長每天早餐吃香腸，這樣的事皮特 看到後會說什麼？」——這不正是葉隱武士般的紈絝主義和自戀嗎。他無限度的自尊心的秘密也在於此。聖茹斯特的行動主義、能量崇拜、對單純的信仰、烏托邦期望、道德相對主義、對論斷的熱愛、格言式的風格，都與日本的《葉隱》 思想十分相近。 他十分注重儀表儀容也是引人矚目的事實。根據卡米耶·德穆蘭的證言，他「把頭安置在肩上，如同虔誠地供奉聖體」。無論注視他的哪一幅肖像，他的頸部都被高高豎起的絹布領子嚴實地包裹著，頭髮濃密，耳邊墜著碩大的耳環。嘴唇性感而豐厚，面色蒼白，眼中有輕蔑的神色。 他年少時的初戀經歷已經在前文涉及，他的女性關係也表明了他的潔癖。曾有傳說講他頻繁造訪皇家宮殿附近的娼家聖阿瑪朗特，被拒絕後為泄憤而把娼家的女主人送上了斷頭台。但最近這個傳說被徹底否定。在他的生命里留下姓名的女性只有兩位。 其中一位是前文所述的初戀對象路易斯·熱萊。有證據表明，1793年7月，她離家出走前往巴黎。那時聖茹斯特是如何應對她的呢。一種說法是他冷漠地回絕了會面，但近來聖茹斯特在生前片刻不離身的筆記本中被發現有小說的片段，幾乎可以證明兩個人似乎曾在巴黎的某地幽會。它是自傳性質的，即所謂的私小說，詳盡勾勒了床笫之間的情事。同一本筆記本里還有名為《討女人喜愛》的短文。「為了與女人一同幸福，需不讓女人察覺地令她幸福。」「過度討好女人，讓女人全然滿足是危險的。想讓女人情慾燃燒，漠不關心是必要的。女人會很快習慣激情的愛撫，最終厭倦。需要時刻讓女人留存欲望。」 與路易斯·熱萊最終分別後，聖茹斯特身邊不乏新的女性。如與聖茹斯特是雅各賓黨同僚、一同作為全權委員被派遣去萊茵戰線的勒巴斯 的妹妹亨麗埃特。在萊茵戰線上，聖茹斯特活躍得令人目眩而精力絕倫，引人想起俄國革命中的軍事人民委員托洛茨基 ，在艱辛兇險的馬車旅途中，勒巴斯的妻子和妹妹與他相伴同行。當時十七歲的亨麗埃特與二十六歲的聖茹斯特訂下了婚約。通往前線的馬車裡坐著兩對青年男女。其後，勒巴斯的妻子寫下對這場旅行的回憶：「旅途中，聖茹斯特對我如親切的兄長般關懷備至。到達驛站時，他飛身躍下馬車，處處留意我的狀態。（註：當時她在妊娠期。）他對我十分體貼，使我忘記旅途的漫長。為紓解煩悶，兩位男性又是為我們誦讀莫里哀和拉伯雷的著作，又是唱義大利民謠。」 聖茹斯特為何最終沒有與亨麗埃特結婚，理由尚未明確。一說她有與青春年少不相稱的濃厚政治熱情，為羅伯斯庇爾傾倒，對與羅伯斯庇爾意見相左的聖茹斯特日漸冷淡。一說不喜奢侈的聖茹斯特看到她沾染了吸食菸草的惡習，怒不可遏。 人生末期（也不過二十七歲）的聖茹斯特與羅伯斯庇爾間的鴻溝日益加深，他自身亦被恐怖政治的現實背叛，深陷絕望的身影也是悲劇性的。由斷頭台支配的美德變得不再可能。「革命被凍結了。所有原理都被削弱了。現在只剩下陰謀家戴上紅帽子 了。如烈酒麻痹味覺，恐怖政治的施行麻醉了犯罪的感覺。」 只從原理出發的男人清清楚楚地看到原理的敗北，沒有什麼比這更為痛苦。在這樣的情形下，拯救原理和自己的信念的唯一方法，就是親自接納原理並為原理殉死，此外別無他法。即便現實是原理的敗北，但歷史判斷定能拯救原理和自己。「自羅馬人那時起，世界便已是空虛。他們的回憶充溢了世界。」他這樣寫道，或許在思索自己也是羅馬人的同伴，欲留得身後之名。聖茹斯特似乎早已在遙遠的從前就預感到了自己的死亡。對國民、黨派和權力絕望的他，在人生末期寫下的論文裡時常蘊含著死亡這一觀念。如今他所期待的只剩下死亡。「墳墓，我殷切渴求你如同渴求上天的恩惠。那些對祖國和人類的犯罪仍沒有受到任何懲罰，我已目不忍視。誠然，如果不得不成為共犯或犯罪的無助的目擊者而繼續徒勞地生活下去，那捨棄這個世界也算不得什麼。」 熱月九日政變時最後的演說，他一開始就說出了那個著名的句子，擲地有聲：「我不屬於任何黨派，我要打倒所有黨派。」這可以詮釋為因鍾愛原理而反抗全部現實，最終慷慨赴死的語言。被塔利安 妨礙，演講無法繼續下去時，他倚靠著講壇，雙臂交叉，一言不發地凝視著會議場上的混亂。不隸屬於任何黨派的他不想為羅伯斯庇爾效力，也不想輔佐比約－瓦雷納 。他想成為仲裁者，卻不允許自己成為任何黨派的辯護人與共犯。自他在國民議會收到死刑宣判以來，直到他把頭伸到斷頭台的刀刃之下，聖茹斯特神秘而深遠的沉默的意義，似乎就如同上文中講述的那樣。如加繆所言，他為對原理的「不可能的愛」而保持沉默，最終為它而死。 聖茹斯特死後，有一位女性想要他生前居住在加永街上的合眾國酒店時的粉彩肖像畫。這位女性是與他共同死去的摯友勒巴斯的妻子。為悼念亡夫，她無論如何也想得到它。這幅肖像畫現在保留在卡納瓦萊美術館。繪製肖像畫的作者是與聖茹斯特居住在同一家酒店的一位女性。 法國現代的激進詩人們思想傾向雖各不相同，但為聖茹斯特傾倒的詩人卻為數眾多。布勒東 過世後，繼承他的浪漫主義及對神話的熱衷的戰後超現實主義者朱利安·格拉克 [4] 或許是最為狂熱的聖茹斯特的讚美者。我想全文引用他動人的散文詩，作為這篇文章的結尾—— 恐怖時代年輕的政治家們，如聖茹斯特、雅克·魯 、羅伯斯庇爾的弟弟——在沒有激情便無法編纂的書籍里，在滿布塵埃的紙頁間——不可否認，我情不自禁地欣賞著他們天使般的美麗——優雅的首級上的花環周圍，幾個世紀如埃及的香油般流淌而過。在這期間，為了後世的我們，「清廉之士」的異名在他們身上停留，那般瑰麗。像施洗約翰的被斷頭台削切的脖子，那般純白。那蕾絲的褶皺，那白色的手套和黃色的短褲。那穗狀花序的花束。那頌歌。先於革命豪奢的最後晚餐的，那易逝的午餐。那金黃色的髮絲如熟透的麥穗。被死亡的夢想憑依的嘴唇，那柔軟的弧線。如同斷頭台的刀刃上滴落的鮮血從未存在，閃爍的綠色如五月里七葉樹的新葉，在晦暗繁茂的樹蔭里迴響著讓·雅克 甘美的呢喃。手執一束蔓長春花，那夢遊者般的花花公子（布魯梅爾 ）們的死之牧歌。在舒展的裙擺上如花般凋謝，那貴族的處女們的失神。——想像中懸掛在槍尖的美杜莎的頭顱那充滿磁力的容貌里，無疑充溢著人類的夜晚裡種種富有魅力的美。——那超人的純潔。那苦行。讓所有女人面色蒼白的、被斬斷的花的，那野性美。——六月的一夜，如在田野間燃燒的林蔭道的幕布，如響徹街角的電閃雷鳴，在影子飛快掠過時，不可思議地為我落下的，燃燒的言語。這是命定成為斷頭台犧牲者的人們那難忘的面容，在混雜著恐怖的恍惚當中，在我的眼底顯現。 [1] 阿爾貝·奧利維耶（Albert Ollivier，1915—1964），法國歷史學家、記者。下文《聖茹斯特傳》指1954年出版的 Saint-Just et la force des choses 。 [2] 《地獄一季》（ Une Saison en Enfer ），蘭波詩作，出版於1873年。 [3] 《朱麗埃特》，全名為《朱麗埃特，或惡德的繁榮》（ L'Histoire de Juliette, ou les Prospérités du vice ），是薩德侯爵於1797—1801年出版的小說，與《朱斯蒂娜，或美德的不幸》（ Justine ou les Malheurs de la Vertu ，中譯名為《貞潔的厄運》）是姊妹篇。澀澤龍彥與現代思潮社社長石井恭二因翻譯和出版猥褻書籍《惡德的繁榮》而在1961年被起訴，1969年被判有罪。 [4] 朱利安·格拉克（Julien Gracq，1910—2007），法國小說家、詩人、劇作家、評論家，受到德國浪漫主義以及法國超現實主義影響。主要作品有《沙岸風雲》《林中陽台》等。下文出自其詩集《巨大的自由》（ Liberté grande ），根據澀澤龍彥的譯文並參考法語原文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