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 · 第三篇 古典文化的復興

第一章 引言 我們從歷史上對義大利文化的觀察既加上述，現在就到了要談一談古典文化的影響的時候，這個古典文化的「復興」曾經被片面地選定為總結整個時期的名詞。在此以前所描寫的那些情況，就是沒有古典文化也很足以使民族精神興起和臻於成熟；而大多數還有待於我們討論的思想傾向，即使沒有古典文化也是可以想像得出的。但是，無論是以前已經涉及到的或是我們將要繼續討論的都在許許多多方面帶有古代世界影響的色彩；沒有古典文化的復興，雖然現象的本質可能沒有什麼不同，可是它們都是伴隨和通過這種復興才向我們實際表現出來的。如果文藝復興的因素能夠如此容易地被彼此分隔開來，它也就不會象原來那樣是一個具有廣泛世界意義的歷史進程了。作為本書的主要論點之一，我們必須堅持的是：征服西方世界的不單純是古典文化的復興，而是這種復興與義大利人民的天才的結合。民族精神在這個結合中究竟保持有多少獨立性是隨著情況而不同的。在這個時期的近代拉丁文學中，它是很少的，而在造型藝術和在其他領域中，它卻是很大的，所以在同一個民族的文化上將兩個遙遠的時代結合起來，如果結合的條件相同，就被證明是正當的和有成績的。歐洲的其餘各民族是拒絕還是部分地或全部地接受這個從義大利來的巨大動力，這完全是自由的。如果是後者的情形，我們就可以同樣地不必為中世紀的信仰和文明的過早衰落而興嘆。如果這些信仰和文化有足夠的力量來維持它們的陣地，它們就一定會存在到今天。假如那些盼望看到這些信仰和文化恢復的撫今思昔的人們能夠在其中那怕是生活一小時，他們就一定會切盼回到現代的空氣中來。在這種偉大的歷史進程中，無疑的，有一些精緻美麗的花朵可能還沒有在詩歌和傳說中獲得永生就凋謝了；但是，我們不能因此就希望這個進程沒有發生。這個進程的一般結果就是，在前此把西方國家聯結在一起的教會（雖然它已不能再繼續這樣做下去）之外，產生了一種新的精神影響的力量，這種精神影響力量從義大利傳播到國外，成為歐洲一切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們所必需的東西。這個運動的最大的壞處可以說它是排斥人民大眾的，可以說通過它，歐洲第一次被鮮明地分成為有教養的階級和沒有教養的階級。當我們想到就是現在也不能改變這種事實（雖然大家認識得很清楚）時，我們就可看出這種責備是沒有理由的。這種劃分在義大利也完全不象其他地方那樣殘酷和絕對。義大利藝術性最強的詩人，塔索的作品，即使最窮苦的人也是人手一篇的。 自十四世紀以來，在義大利生活中就占有如此強有力地位的希臘和羅馬的文化，是被當作文化的源泉和基礎，生存的目的和理想，以及一部分也是公然反對以前傾向的一種反衝力，這種文化很久以來就對中世紀的歐洲發生著部分的影響，甚至超過了義大利的境界。查理大帝所代表的那個文化在七世紀和八世紀的蠻族面前基本上就是一個文藝復興，並且不可能在其他形式下出現。正象在北方的羅馬式建築上一樣，除了從古代繼承下來的一般輪廓之外，也出現了對於古代的顯著的直接模仿，同樣，經院學者不僅逐漸地從羅馬的作家那裡吸收了大量的材料，而且也吸收了古代的風格，從愛因哈德那個時期以來就看到了有意識的模仿痕跡。 但是，古典文化的復興在義大利採取了一種和北歐不同的形式。蠻族的浪潮還沒有成為過去，往昔的生活僅僅被抹去一半的義大利民族，已經意識到它的過去並且希望這個過去能夠重現。在歐洲的其他地方，人們有意地和經過考慮地來借鑑古典文化的某種成分，而在義大利則無論有學問的人或一般人民，他們的感情都自然而然地投向了整個古典文化那一方面去，他們認為這是偉大的過去的象徵。拉丁語言對於一個義大利人來說也是容易的，而在這個國家裡的大批古蹟和文獻也特別有利於他們回到過去。這種趨勢再加上其他成分——這時為時間所大大改變了的人民的性格、倫巴第人從德意志輸入的政治制度、騎士制度和其他北方的文明形式、宗教和教會的影響——合在一起產生了註定要成為整個西方世界的典範和理想的近代義大利精神。 在蠻族的洪流退落之後，古典文化怎樣立即在造型藝術方面發生影響，是可以很清楚地從十二世紀的托斯卡納的建築和十三世紀的雕刻上看出來的。在詩歌方面，在有些人看來也不乏類似的例子，這些人認為十二世紀的最偉大的拉丁詩人，表現拉丁詩歌的主要動向的作家是一個義大利人。我們所說的是所謂《布拉那詩集》中最好的作品的作者。當加圖和西庇阿享有基督教的聖徒和英雄的地位時，在那些韻調鏗鏘的詩句裡邊充滿了對於生活和人生之樂的坦然享受，而異教之神則被呼求作為這些享受的保護者。我們一口氣讀完了這些詩歌之後，不能不得出這樣的一個結論：這是一個義大利人還可能是一個倫巴第人在說話；事實上，這樣想是有正當理由的。在某種程度上，這些十二世紀的「流浪教士」的拉丁詩歌，以它們所具有的明顯的輕浮，無疑地是一種整個歐洲都分享其成果的作品；但是，說《菲立德和弗蘿拉》與《燃燒著的熱情》的詩歌的作者是北方人，同說《當傍晚月亮出現的時候》的作者，一個享樂主義的光輝的信奉者，是北方人，是同樣沒有多大可能的。實在說來，這裡是整個古代的生活觀點的再現，而用中世紀的詩歌形式把它表現出來就顯得最為鮮明。有許多這一世紀和以後各世紀的作品，其中對於古代悉心的模仿表現在主題具有古典的，並往往是神話的特點的六音步詩和五音步詩上，但它卻沒有和那種古代精神任何相似之處。在古里慕斯·阿波利安西斯和他的繼承者的六音步史詩和其他作品裡（1100年左右起），我們看到了很多向維吉爾、奧維德、盧堪、斯達提烏斯和克勞底安等人勤勉學習的痕跡；但是，這裡的這種古典形式畢竟不過是一種考古學，正象在博韋的維桑那樣的搜集家的著作里或神話和寓言作家阿拉奴斯·阿卜·英蘇里斯的著作里的古典主題一樣。文藝復興不僅是片段的模仿或零碎的搜集，而是一個新生，新生的標誌可以在十二世紀的無名「教士」的詩歌里看到。 但是義大利人在十四世紀以前並沒有表現出對於古典文化的巨大而普遍的熱情來。這需要一種市民生活的發展，而這種發展只是在當時的義大利才開始出現，前此是沒有的。這就需要貴族和市民必須首先學會在平等的條件下相處，而且必須產生這樣一個感到需要文化並有時間和力量來取得文化的社交世界。但是，文化一旦擺脫中世紀空想的桎梏，也不能立刻和在沒有幫助的情形下找到理解這個物質的和精神的世界的途徑。它需要一個嚮導，並在古代文明的身上找到了這個嚮導，因為古代文明在每一種使人感到興趣的精神事業上具有豐富的真理和知識。人們以一種讚羨和感激的心情採用了這種文明的形式和內容，它成了這個時代的文明的主要部分。這個國家的一般情況是有利於這一轉變的。那個中世紀的帝國，自霍亨斯陶棻王朝滅亡以來，不是放棄就是無力實現它對於義大利的要求。教皇們遷移到阿維尼翁去了。實際存在的政治勢力大多數起家於暴力的和非法的手段。人民的精神這時已經覺醒到認識到了自己的存在，並要尋求一個可以依以存在的新的穩固的理想。因此，一個世界範圍的義大利和羅馬帝國的夢想如此深入人心，致使柯拉·第·利恩濟能夠真的想去實現它。他對於他的事業所抱的理想，特別是當他第一次任保民官時的想法，只能以某種狂想的喜劇而告終，儘管如此，但是對古代羅馬的追懷不失為對於這種民族感情的一個有力的支持力量。以它的文化重新武裝起來的義大利人不久就感覺到他自己是世界上最先進國家的真正的公民。 我們現在的任務是對於這個精神運動做一個概述，當然不是巨細靡遺而是要指出它的最突出的特徵，尤其是它那早期開始時的面貌。 第二章 羅馬，古城遺蹟 羅馬這個古城遺蹟本身，這時已經成了和寫作《羅馬珍奇錄》與馬爾美斯伯里的威廉的著作的那個時代完全不同的一種崇拜對象了，在當代的記載中，那些熱誠的聖地朝拜者或尋求珍寶奇蹟者的幻想已經為愛國者和歷史學家的興趣所代替。我們必須在這個意義上來理解但丁的話：羅馬城牆的石頭值得我們尊敬，而建成這個古城的土地比人們所說的更有價值。紀念慶典雖然不斷地舉行，然而在真正的文學作品中幾乎沒有留下任何一篇忠誠的記載。喬萬尼·維蘭尼（見本書第95－96頁）從羅馬一千三百年紀念中帶回來的最好的東西是他想寫一部歷史的決心，而這是由於看到了羅馬古城的遺蹟而激起的。佩脫拉克表明他自己對於古典文化和基督教古代文明的興趣各居其半。他告訴我們他怎樣時常和喬萬尼·科倫納一起登臨狄奧克萊齊安大浴室的高大穹窿，在澄徹的碧空里，無邊的寂靜中，眺望羅馬周圍的全景；這時他們所談的不是日常事務或政治事件，而是在他們足下的古城遺蹟使他們聯想起來的歷史，在他們的對話中佩脫拉克讚揚古典文化，喬萬尼歌頌基督教的古代文明，然後他們進而談到哲學和藝術的創造者。從那時起，直到吉本和尼布爾的時代，這同一個遺蹟曾經有多少次在人們的心中喚起同樣的沉思和回顧啊！ 這種雙重的感情的思潮也可以在法齊奧·德利·烏貝蒂的《狄達蒙多》（約寫成於1360年）中看出來。這是一部描寫神遊的著作，書中作者由一位年老的地理學家，索利努斯陪伴著，就象但丁在《神曲》中被維吉爾引導著一樣。他們訪問了紀念聖尼古拉的巴利城和紀念天使長米凱爾的格爾加諾山峰，並提到了阿拉塞利在羅馬和聖瑪利亞在特拉斯特維爾的傳說故事。但是，古代羅馬的異教光輝顯然是更吸引他們。一位衣衫襤褸的可尊敬的主婦——指的是羅馬自己——對他們訴說了她過去的光榮史，並對他們詳盡地描敘了古代的凱旋式，然後引導客人們走遍全城並向他們指出羅馬七山和許多主要遺蹟——「你可以想見我曾經是如何地美麗。」 不幸的是這個宗派分立和教皇們被遷至阿維尼翁的時代的羅馬，在古代遺蹟保存方面已不如幾世紀以前了。一百四十所羅馬貴族的設有堡壘的住宅在1258年為元老布蘭加利昂所破壞，一定已經完全改變了當時存在的那些最重要的建築的特色；因為那些貴族們自己無疑地是安居在最巍峨的和保全得最好的遺蹟之上的。雖然如此，當時所留下的還是比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多得多，很多遺蹟可能仍然保有它們的大理石的外部裝飾，它們的飾有圓柱的大門口和其他裝飾，而在這些地方現在除了磚砌的骨架以外，我們什麼也看不見了。對於這座古城的最早的地誌學的研究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開始的。 在波吉奧的羅馬漫遊中，對於遺蹟本身的研究第一次與對於古代作家和碑銘——這些碑銘是他從深埋其中的茂林豐草中找到的——的研究更密切地結合起來。作者的想像力在這部著作中，受到了嚴格的限制，對於基督教羅馬的回憶也小心地加以排除。惟一的憾事是波吉奧的著作沒有寫得更詳盡和沒附插圖。在他那個時代所留下來的古蹟比八十年以後拉斐爾所看到的要多得多。他看見了塞西利亞·美泰拉的墳墓和在加比多爾山坡上一個神廟前邊的柱子，這些柱子起先還保存得完好，但到後來就大半被破壞了，原因是大理石具有那種不幸的容易被燒成石灰的性質。在米納爾娃神廟附近的一個巨大柱廊也陷於同樣的命運而崩塌破碎了。一個目擊者在1443年告訴我們，這個「石灰製造業」還在發展中；「這是一件可恥的事情，因為新建築小得可憐，而羅馬的美麗則完全被毀了。」那時羅馬的居民，穿著農民的衣服和靴子，在外國人看來象一群放牛的人；事實上，牛群也已經放收到城內班奇一帶了。惟一的社交聚會的機會就是在教堂做禮拜的時候，那時才有對美麗的女人看上一眼的可能。 在教皇尤金尼斯四世（死於1447年）的最後幾年，弗爾利的布朗德斯利用弗隆提努斯的著作和舊日的「地方志」，似乎還參照了阿納斯塔修斯的著作，寫了一部《重建羅馬》。他的目的不僅是描寫存在著的東西，而更多的是要恢復那已經失去了的東西。根據他獻給教皇的題獻，他對於羅馬的普遍荒廢因想到羅馬擁有很多寶貴的聖徒遺物而聊以自慰。 從尼古拉五世（1447－1455年）以後，教皇表現出了一種文藝復興時期所特有的紀念過去的新精神。這種美化這個城市的新的熱情一方面給遺蹟帶來了一種新的危機，另一方面也使人產生尊敬的心情，因為它們構成羅馬馳名的理由之一。教皇庇護二世好古成癖，如果說他關於羅馬的古蹟談得不多，他卻仔細地研究了義大利其他各地方的古蹟，並且是第一個了解和準確敘述京城周圍幾十里以內地方的古蹟的人。作為一個僧侶和一個宇宙誌學者，他的確對於古典的和基督教的紀念物以及自然界的珍奇抱有同樣的興趣。當他說諾拉從紀念聖包利努斯所得到的光榮超過了它從紀念古代和馬爾切路斯的英勇鬥爭上所得的光榮時，他並沒有違背了他的本意。的確，他對於遺物的信仰並不是偽裝的；但是他的天性顯然傾向於探索自然，搜奇訪古，熱心於不朽的作品和對於人類生活做敏銳而細緻的觀察。在他任教皇的最後幾年，雖然受著痛風症的折磨，但仍然很高興地坐著轎輿翻山越嶺，到塔斯庫路姆、阿爾巴、蒂布爾、奧斯蒂亞、法雷利和奧克里庫路姆等地並把他所看到的不論什麼東西都記載下來。他沿著羅馬公路和引水道的線路前進，試圖確定住房在這個城市周圍的古老部族的疆界。在他和烏爾比諾的大菲德利哥一起到蒂沃利去旅行時，他們談到古人的軍事制度，特別是特洛伊戰爭，快樂地消磨掉他們的時間。就是在他參加曼圖亞會議（1459年）的旅程中，他還去尋找了普林尼提到的克路秀姆古城的迷宮（雖然沒有成功），並訪問了在明喬河上的所謂維吉爾的別墅。象這樣的教皇要求教廷的布令官以古典的拉丁風格來寫作，自然是一件預料得到的事情。在同那不勒斯的作戰中，他赦免了阿爾比諾姆地方的人，因為他們是西塞羅和馬利烏斯的同鄉，他們有很多人都以這兩人的名字命名。布朗德斯的一部第一次企圖全面說明羅馬古代的偉大作品《勝利的羅馬》只能獻給既是鑑定者又是保護人的庇護二世。 這一時期對於義大利古典時代的熱情並不限於京城以內。薄伽丘已經把巴耶的廣大遺蹟稱為「具有現代新精神的古城」；從這時起，它們就被認為是那不勒斯附近最有趣的景物。對於各種古物的收集這時已很普遍了。曾經向西吉斯蒙多皇帝說明（1433年）羅馬紀念物的安科納的奇里亞科（死於1457年）不僅走遍了義大利而且也旅行到舊世界的其他各國、希臘、愛琴海群島中的島嶼，甚至於到亞洲和非洲的一部分，並且帶回來無數的碑文和略圖。當人們問他為什麼這樣不怕一切麻煩時，他回答說：「是要使死者復甦。」義大利各城市的歷史從最早的時候起就主張它們和羅馬有某種真正的或想像中的關係；並斷言它們是從京城起開始向各地移民或殖民的；而那些令人感激的血緣創造者似乎經常能說出許多家族是從羅馬最老的和最有名的血統傳下來的。人們如此高度重視這個顯貴身份，甚至按照十五世紀發端的批判主義觀點也還是想緊緊依附它。當庇護二世在維特爾波時，他坦白地向請求他回去的羅馬代表說：「在羅馬和在錫耶納同樣都是在故鄉，因為我的家族，皮科洛米尼，在早期是從京城來到錫耶納的，這從我的家族常常使用伊尼亞斯和希爾維優斯這兩個名字就可以證明。」如果說他是優里烏斯家族的後代大概他也是不會反對的。教皇保羅二世，威尼斯的巴爾博，儘管他有一個相反的血統（根據這個血統它是從德意志來的）但卻以從羅馬的阿亨諾巴爾布斯找到他家族的來源為光榮；阿亨諾巴爾布斯曾經率領一支移民隊到帕爾馬，而他的後人又由於黨爭被迫移居威尼斯。因此，我們對於馬西米家族說自己是法比烏斯馬克西姆斯的後代，科爾納羅家族說自己是科爾納利的後代也就不覺得驚奇了。另一方面，十六世紀有一個事實是明顯的例外，那就是小說家邦德羅試圖把他的血統和東哥特人一個顯貴的家族連在一起（見邦德羅著《故事集》第一編第23篇故事）。 還是再談羅馬吧。當時「自稱羅馬人」的那些居民貪婪地接受義大利其餘各地對他們所表示的敬意。在保羅二世、西克塔斯四世、和亞歷山大六世的時代，盛大的遊行構成狂歡節的一部分，表現出對於當時人們的想像最富於吸引力的場面——羅馬大將軍凱旋式。人民很自然地以這種形式和與它相類似的形式來表現他們的情感。在公眾的這種情感之下產生了一種傳聞，說在1485年4月15日發現了一具古典時代的羅馬少女的屍體——艷麗驚人並且保存得十分完好。據說：幾個倫巴第石匠在塞西利亞·美泰拉墓那邊的阿底安公路旁邊，聖馬麗亞諾維拉修道院的土地上掘開一個古墓，發現了一個大理石的棺材，上邊刻著「朱麗亞，克勞底烏斯的女兒」字樣。在這個基礎上就編造了下邊的故事。那幾個倫巴第人把石棺里和屍體上一起找到的珠寶和貴重物品拿走了。屍體曾塗過防腐的油質，象一個剛死不久的十五歲的少女那樣綿軟如生。據說她仍保持著活人的面色，半張著嘴和眼睛。她被移置到加比多爾山上「陳列館」的宮殿里，然後人們就開始對她的參拜。在成群的人們當中有許多人是來畫像的；「因為語言文字都不足以形容她的美麗，即使能形容出來，那些沒看見過她的人也不會相信。」由於教皇英諾森八世的命令，在一個夜間她被秘密地埋葬在平西門外；那個空的石棺卻被留在陳列館的院子裡。大概以這個屍體的面部為模型按照古典風格用臘質或某種其他材料作成了一個彩色的面具，我們所辨認出的金髮一定會和它美妙地調和起來。這個故事的動人處不在於事實的本身，而在於堅定相信當時人們認為得以親眼見到的那個古代人體，必定比現在的任何東西部美麗得多這一點。 同時，對於古代羅馬的實際知識也由於出土的古物而增加了。在亞歷山大六世時代，發現了所謂「岩窟式的壁畫」，也就是古人的牆飾，並在安佐港找到了貝爾維德爾陳列館裡的阿波羅像。在優里烏斯二世時代，接著又有拉奧孔恩群像、梵蒂岡的維納斯像、赫克里斯的軀幹像和克利奧巴特拉像等可貴的發現。貴族們和樞機主教們的宮室裡邊開始擺滿古代雕像和美術品的碎片。拉斐爾在他的有名的信（1518或1519年）中提到了替教皇列奧十世對這個整個古城做理想的恢復。他對於甚至當時都還沒有停止，而特別在優里烏斯二世時代還常見的破壞提出了激烈的控訴之後，請求教皇保護那些足以證明神聖的古代精神的力量與偉大的剩下不多的古蹟，追念這種精神對於一切能夠完成更崇高事業的人將是一種鼓舞。然後他以敏銳的鑑別力為比較美術史奠定了基礎，並在結束時給建築測繪學下了定義，這個定義一直為他以後的人所接受；對每一座留存下來的建築物他部分別地索取了它們的平面、斷面和正面圖。關於在他那個時代以後，考古學怎樣致力於研究這個古老的城市並發展成為一種專門的科學，以及維特魯維安學院怎樣終於為自己提出了偉大的目標就不能在這裡敘述了。我們還是談一談列奧十世時代的情況吧。在他那個時代，對於古代文化的享受和一切其他享受一起使得羅馬生活具有一種獨特的神聖化的特徵。梵蒂岡飄揚著歌聲和樂聲，它們的回音響徹全城，象是在喚起人們的歡欣和喜悅，雖然列奧並沒有能因此而從他自己的生活中除掉憂愁和煩惱，而他那有意識地想用愉快的心情來延年益壽的打算也由於死得較早而遭到了失敗。如保羅·喬維奧所描寫的，列奧時代的羅馬形成了一幅使人迷戀忘返的壯麗的圖景，但它那些黑暗面也明擺著——那些想要掙紮起來造反的人們的被奴役；那些雖然負債纍纍但還不得不顧全身分強撐門面來度日的教士們的內心的悲哀；那種驅使人們成為寄生蟲和冒險家的文學庇護制度；最後，還有這個教皇國在財政上臭名遠揚的腐敗管理。可是，正是這位對於這些事情知道得那麼清楚和嘲笑得那麼厲害的阿里奧斯托在第六篇諷刺文里描寫了他的渴望：他切盼和有成就的詩人們來往，由他們引導著他遍游古城遺蹟，切盼在那裡能為自己的文學上精心之作向學識淵博的人們徵詢意見，並切盼能讀到梵蒂岡圖書館的珍貴藏書。他說，當他被約請以費拉拉大使身分到羅馬去時，真正吸引他的是這些東西，而不是那早已放棄了的獲得美第奇家族保護的希望。 但是，羅馬古城內外的遺蹟不僅喚起考古的熱情和愛國的感情，同時也喚起了一種哀愁或感傷的憂鬱。在佩脫拉克和薄伽丘的作品中我們可以找到這種感傷的痕跡（見本書第183、188頁）。波吉奧常常去訪問維納斯和羅馬的神殿（相信它是加斯多爾和波魯克斯的殿堂，當日元老院常常在此開會），並且會沉緬於對那些偉大的演說家：克拉蘇、霍爾坦修斯和西塞羅的追懷中。教皇庇護二世所用的語言，特別在敘述蒂渥利時，完全是一種感傷的調子，而不久以後（1467年）就出現了附有波利菲洛注釋的對於遺蹟的最早的描繪。從他的篇頁上描繪出半隱在梧桐樹、月桂樹、柏樹和叢林中的巨大拱門和柱廊的遺蹟。我們說不出來是什麼原因，在宗教的傳說上。人們都習慣於把基督的出生處說成是一個壯麗的宮殿的遺址。人們以後布置庭園所以必須點綴上人工仿作的古蹟廢墟，不過是這種感情的實際表現而已。 第三章 古代著作 古代文化中希臘拉丁的文學遺產，這比建築方面的遺蹟更為重要，當然也遠比它傳留下來的一切藝術殘跡更為重要。它們在最絕對的意義上被認為是一切知識的源泉。那個偉大發現時代的文學情況經常有人們闡述；這裡不過試圖指出這幅圖景的少數比較不為人們所知的面貌而已。 雖然古代作家對於十四世紀和以前的義大利精神的影響很大，但這種影響與其說是由於很多新東西的發現，不如說是由於早就為人所知的那些東西的廣泛傳播。那些最為人們所熟知的拉丁詩人、歷史家、演說家和書信作家連同亞里士多德、普魯塔克和一些其他希臘作家的個別作品的拉丁文譯本一併構成了一個寶庫，有一些佩脫拉克和薄伽丘時代的幸運的人們從這個寶庫里得到了他們的靈感。如人們所熟知的，佩脫拉克擁有並以有如宗教的虔誠態度小心地保存著一部自己不能讀的希臘文荷馬詩集。《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的全部拉丁譯文，在佩脫拉克的建議和薄伽丘的幫助下，由一個卡拉布里亞的希臘人，里昂吉奧·被拉多完成了，雖然譯得並不好。但是，隨著十五世紀的到來，開始有了很多新發現，有了用抄寫方法系統地製作出的許多叢書，從希臘文翻譯過來的作品也有迅速的增加。 如果不是由於那個時代的幾個收集家不遺餘力、不怕困難地來從事搜求的熱情，我們一定只能擁有我們手中現在所有的文學作品的一小部分，特別是希臘人的文學作品。當教皇尼古拉五世還不過是一個普通教士的時候，他曾由於購買手稿或者請人抄寫手稿而身負重債。即使在那時，他也毫不掩飾他對於文藝復興時期人們最感興趣的兩件東西——書籍和建築的熱情。作為教皇他實現了他所說的話。抄書手給他抄書，調查員給他搜尋資料，範圍之廣，遍及於半個世界。佩羅托由於把波利比烏斯的作品譯成拉丁文得到五百個金幣；蓋利諾由於譯斯特拉博的作品得到一千個金幣，如果不是這個教皇死了，他必能多得五百個金幣。費萊佛本應因以韻文譯荷馬的作品得到一萬個金幣，但由於教皇的逝世，他沒能從米蘭到羅馬來。尼古拉遺留下五千冊，或者接照另外一個計算方法九千冊圖書供羅馬教廷的人員使用，這些圖書構成了梵蒂岡圖書館的基礎。它們被當作最高貴的裝飾品保存在宮廷裡邊，象亞歷山大港的托勒密·費拉德爾法斯的藏書一樣。當1450年的瘟疫把他和他的教廷人員驅趕到法布利亞諾時，因為當時從那裡，象現在一樣，可以得到最好的文獻，所以他帶著他的翻譯和編輯人員一起去以免錯過機會。 佛羅倫薩的尼科洛·尼科利，是老柯西莫·美第奇左右一群有才學的朋友當中的一員。他把他的全部財產都消耗在買書上，最後，當他一文不名時，美第奇家族答應供給他為了這個目的而需用的任何款項。我們能有阿米亞努斯·馬爾塞利努斯的全集、西塞羅的《論講演術》全集、仍然是最有根據的盧克萊修著作的原本和其他著作，不能不感謝他。他說服柯西莫從盧貝克的修道院裡買來普林尼的最好手抄本。他以崇高的信任心情把他的書借給那些請求借閱的人，允許一切來客在他自己家裡閱讀，並隨時準備和研究者討論他們所讀過的一切。他所收藏的八百冊圖書，價值六千金幣，在他死後，經過柯西莫的手交給了聖馬可修道院，條件是必須使大家都能去看，現在這項圖書成了洛倫佐圖書館的珍藏之一。 蓋利諾和波吉奧是兩個有名的書籍搜求者，後者借康斯坦斯宗教會議的機會，捎帶作為尼科利的代理人，孜孜不倦地在南德意志的大寺院中進行搜求。他在那裡發現了西塞羅的六篇講演詞和現在放在蘇黎世的聖加爾寺院的第一部昆提里安的全集。據說他用了三十二天的時間以美麗的字跡全部抄完了這部著作。他對於西里烏斯·意達利庫斯、馬尼利烏斯、盧克萊修、瓦勒利烏斯、弗拉庫斯、阿斯康紐·培底亞努斯、科隆梅拉切爾撒斯、奧路斯·吉利烏斯、斯達提烏斯等人的作品都做了重要的增補；並在列奧那多·阿雷提諾的幫助下，發掘出普勞圖斯的最後十二部喜劇，以及西塞羅的反對維蘭家族的演說，《布魯圖斯》和《論講演術》。 有名的希臘籍樞機主教貝薩利昂，既是一個愛國主義者又是一個熱誠的文學愛好者；他以很大一筆代價（三萬個金幣）收集了異教和基督教作家的六百部手稿。接著他就四處尋求一個儲藏所，以便把這些手稿安全地收藏起來，直到他的不幸的祖國一旦恢復自由時能夠收回她這業已失去的文學寶藏。威尼斯政府宣布它準備為這些手稿修造一所適當的建築；直到今天聖馬可修道院的圖書館裡還保存著這些貴重手稿的一部分。 有名的美第奇家族的藏書有它自己的一部歷史，我們在這裡不能詳述。「毫華者」洛倫佐的主要收集人是約翰·拉斯卡利斯。為人們所熟知的是：在1494年遭劫以後，它所收藏的圖書不能不由喬萬尼美第奇樞機主教，即以後的教皇列奧十世，來零零碎碎地加以恢復。 烏爾比諾的藏書，現在放在梵蒂岡，（見本書第63頁以下）完全是偉大的蒙特費爾特羅的菲德利哥的功績。他在青年時代就已經開始收集圖書，在以後的年代裡，他在各地經常雇用三、四十名「寫本人員」，在這項收集上花費了不下三萬金幣。這一藏書主要是靠維斯帕西雅諾的幫助，得到有計劃的擴充和完善的；他關於這件事的記載是文藝復興時代的一個文庫的理想的描繪。在烏爾比諾有梵蒂岡的藏書目錄、佛羅倫薩的聖馬可修道院的藏書目錄、帕維亞的維斯康提家的藏書目錄乃至牛津的藏書目錄。他自豪地指出：在圖書的豐富和完備上沒有一個地方可以和烏爾比諾相匹敵。關於神學和中世紀的著作的收集它大概是最完備的。那裡有托馬斯·阿奎那、大阿爾伯圖斯和博那文圖拉的全集。但這個收藏是多方面的，包括當時所有的每一種醫學著作。在「近代作家」方面，十四世紀的偉大作家——但丁和薄伽丘的全集——占首要地位。其次有二十五名人文主義作家的選集，一律包括他們的拉丁文和義大利文作品以及所有的翻譯作品。在希臘文的手稿中，教父手稿遠比其他人的手稿為多；但在古典作品的目錄中我們可以看到索福克利斯、平達爾和米南德爾的全部作品。米南德爾的作品一定是很快地就從烏爾比諾消失了，不然那些文學愛好者一定不久就會把它刊行的。但是，在這個收集書籍的時代里，也有人對於這種狂熱勁提出了警告。這些人並不是學術的敵人，而是它的朋友，他們擔心這種已經成為狂熱的追求會產生弊害。佩脫拉克本人就反對這種無益地堆積大批書籍的愚蠢時尚；而在同一個世紀裡，喬萬尼·曼志尼嘲笑了一個來自布雷西亞的七十多歲的老者安德列奧羅·德奧奇斯，因為他準備犧牲他的房產、土地、妻子和他自己以增加他的藏書。 此外，關於手稿和藏書的增加方式，我們也有很多這方面的見聞。買到一部古代的手稿，裡邊包括一個古代作家的稀有的或惟一完整的或惟一存在的原本自然是一種意外的幸運，關於這一點我們不需要再多說。在以抄書為職業的人們當中，那些懂希臘文的人地位最高，他們特別被加以「寫本人員」的光榮稱號。他們的人數總是有限的，而他們所得的報酬也很高。其餘的人僅僅被叫作「抄書手」，他們一部分是以這種職業為生的辦事員，一部分是學校教師和貧苦的讀書人，希望增加一些收入，一部分是修士，乃至是修女，他們認為這種工作是上帝所嘉許的。在文藝復興的早期，這種職業抄書者很少而且是不可靠的，佩脫拉克就曾經對他們工作上的無知和拖沓提出過激烈的指責。在十五世紀中，他們的人數多起來了，也獲得了更多的關於他們職業上的知識，但在工作的精確性上，他們始終沒有達到過老修士們那種謹嚴認真的程度。他們似乎是以一種不愉快的敷衍塞責的態度來從事自己的工作，他們很少在抄本下面署名，一點也看不出他們對於這樣一個有益於人類的事業有高興的心情或自豪感，而在同一時期的法文和德文的手抄本中卻具有這種精神，常常使我們感到驚奇。更奇怪的是：在尼古拉五世時代，在羅馬的抄書手大多數是德意志人或法蘭西人——義大利的人文主義者所說的「野蠻人」，大概也就是那些在教廷尋求照顧並藉此以維持生活的人。當柯西莫·美第奇急於為他心愛的團體，費埃蘇來山麓的巴底亞修道院，建立一個藏書室，他派人去請維斯帕西雅諾來，維斯帕西雅諾勸他放棄一切買書的想法，因為那些有價值的書是不容易買到的，所以不如利用抄書手。於是柯西莫和他商定一天付給他若干錢，由維斯帕西雅諾雇用四十五名抄書手，在二十二個月之內交付了二百冊圖書。要抄寫的著作的目錄由尼古拉五世親筆寫出送給柯西莫。教會傳道書籍和教堂合唱用書自然在這個目錄中占主要地位。 抄寫的字跡是前一世紀已經開始使用的美麗的近代義大利字體，它使那個時代的書籍看起來非常美觀。教皇尼古拉五世、波吉奧、吉安諾佐·曼內蒂、尼科洛·尼科利和其他有名的學者，他們自己都寫一手好字，並且希望看到好字，也不能容忍其他惡劣的字跡。那些附帶的裝飾，即使其中沒有精細畫，也是饒有風趣的；這特別可以從洛倫佐的手抄本中看到，這些抄本在字行的開始和結尾都有淺談而美麗的花體字。如果抄寫工作是由大人物或富有者的命令進行的，用來抄寫的材料總是羊皮紙，而無論是在梵蒂岡或在烏爾比諾，都一律用深紅色的天鵝絨作為封面裝訂，並帶有白銀的搭扣。因為人們十分注意用書籍外觀的美麗來表示對於它的內容的重視，所以印本書籍的突然出現最初不受歡迎就是一件可理解的事情了。當貝薩利昂樞機主教的使者們第一次在康士坦丁·拉斯卡利斯的家裡看到一本印本書時，他們曾經對於「在某一德國城市的野蠻人中間的」發現加以訕笑，而烏爾比諾的菲德利哥也「一定會以有一本印本書為恥辱。」 但是，那些疲倦的抄寫者——不是指那些以這一行業為生的人，而是指許多為了得到一本書而不得不去抄寫它的人——對於德國人的這一發明卻很歡迎，「儘管詩人們對於書法給以稱讚和鼓勵。」它不久就在義大利被用來首先增印拉丁作家的然後是希臘作家的著作。但很長一個時期，除義大利外，它沒有在其他地方傳開，而在義大利它也完全沒有以人們對於這些著作的普遍熱情所能期待的速度傳播開。過些時以後，作家和出版者的近代關係開始發展起來；而在亞歷山大六世時代，當時已不再能象柯西莫那麼容易使費萊佛答應毀掉一部書，就出現了查禁的檢查制度。 伴隨著語言和古典文化研究的進步而發展起來的對於版本的批判校勘，與本書內容和一般的學術史都同樣沒有多大關係。我們這裡所要論及的不是義大利人的學術問題，而是在文學和生活上古典文化的再生。不過關於學術研究本身再說上幾句仍然是允許的。 希臘學術主要限於佛羅倫薩，時間是在十五世紀以及十六世紀初。它始終也沒有象拉丁學術那樣普遍，部分原因是因為研究這種學問有極大的困難，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原因是羅馬人的優越感和對於希臘人的本能的憎恨，這種憎恨並沒有因為希臘文學對於義大利人具有吸引力而被完全抵消。 佩脫拉克和薄伽丘對於希臘文化的認識雖然膚淺，但他們所起的推動作用是強有力的，不過並沒有對他們的同時代人立刻發生影響。另一方面，對希臘文學的研究約在1520年就和有學問的希臘流亡者的最後一個僑居地的消失而一起停止了；特別值得慶幸的是北方人象阿格利科拉、呂契林、伊拉斯瑪斯、史蒂芬家族和博達斯等能夠及時使他們自己成為這個語言的大師。那個僑居地最初是由曼紐爾·克里索洛拉和他的親屬約翰以及特列比松的喬治開闢的。接著約在君士坦丁堡的征服和以後的時代里，是約翰·阿吉羅普洛斯、西奧多·加扎、德米特里奧斯·哈爾孔季拉斯（他曾把他兩個兒子西奧菲洛斯和巴西利奧斯培養成為卓越的希臘語學家）、安德羅尼科斯·卡利斯托斯、馬科斯·莫薩羅斯和拉斯卡利斯家族等等不必細舉。但是，在希臘完全被土耳其人征服以後，學者研究的繼承僅僅是由流亡者的子弟維持著，或者某處由某一個乾地亞或賽普勒斯的流亡者維持著。希臘文化研究的衰落約開始於教皇列奧十世逝世的時候，這一部分是由於知識界態度的普遍改變和當時已經感到古典文化影響的有些過多；但它恰好與希臘流亡者的死亡同時發生並不完全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如以1500年為準，義大利人曾以特殊的熱情學習希臘文。那時候的青年人學習說這種語言，而在半世紀以後，象教皇保羅三世和保羅四世到晚年時還能說希臘語。但學習到如此嫻熟，估計必定曾和道地的希臘人有來往。 除佛羅倫薩外，羅馬和帕多瓦幾乎一直聘請有希臘文教師，而維羅納、費拉拉、威尼斯、佩魯賈、帕維亞和其他城市則聘有臨時教師。希臘文化的研究從威尼斯的阿爾多·曼紐奇印刷所得到了極其可貴的幫助，在那裡，第一次以原文印行最重要的著有多卷著作的作家們的作品。阿爾多把他的一切都投入這項事業中；像他這樣的編輯兼出版家是世所罕見的。 隨著這種古典文化的復興，當時對於東方文化也進行了一些研究。但丁本人對於希伯來文有很高的評價，雖然我們不能假定他懂得這種文字。從十五世紀以來，學者們不再僅僅以能夠懷有敬意地說這種語言為滿足，而是要投身到它的徹底研究中。但是對於這種語言的學術興趣從一開始就由於宗教上的考慮，或受到推動或受到阻撓。當波吉奧從君士坦丁宗教會議的辛勤工作之後得到休息的時候，就在那個地方和在巴登從一個領過洗的猶太人學習希伯來文。他對於這個猶太人的描寫是「象大多數改宗了的猶太人一樣，愚蠢、暴躁而無知」；但他卻不能不為他自己學習希伯來文的行為辯護，反駁利奧那多·布魯尼，因為布魯尼試圖向他證明希伯來文是無用的乃至是有害的。偉大的佛羅倫薩政治家兼學者，吉安諾佐·曼內蒂（死於1459年）反對猶太人的論辯文章提供了當時已有人完全精通猶太語言學術的最早的例證。他的兒子阿尼約洛從童年時代起就學習拉丁文、希臘文和希伯來文。在教皇尼古拉五世的命令之下，曼內蒂翻譯了舊約中的詩篇，但不能不在一部致阿爾方索的著作中來為他的翻譯的原則進行辯護。教皇曾經為尋求發現福音作者的希伯來文原本懸賞五千金幣，在他的委任之下，曼內蒂收集了現在仍然保存在梵蒂岡的希伯來文手抄本，並開始寫一部反對猶太人的偉大的護教著作。希伯來文的學習就是這樣列入了教會事務中。加馬多萊斯僧團的修士阿姆布羅吉奧·特拉維爾薩利學習了這種語言，而教皇西克塔斯四世（他修蓋了梵蒂岡圖書館的建築，並把他自己廣泛搜購的書籍加入到圖書館的藏書之內）所雇用的「寫本人員」（圖書館員）既有懂希臘文和拉丁文的，也有懂希伯來文的。這種語言的學習當時變得更普遍了；人們收集希伯來文手抄本，而且在有些圖書館裡，象烏爾比諾圖書館，它們成為那裡所收藏的豐富而珍貴的書籍中特別有價值的一部分。在義大利，希伯來文書籍的印刷開始於1475年，因而使義大利人自己和歐洲其他國家學習這種語文都更加容易了，這些國家很多年來就靠義大利供給它們書籍。不久，凡是比較大的城鎮就都有個別的精通希伯來語言的人，而且有許多人渴望學習它；1488年在波洛尼亞設立了希伯來文講座，1514年，在羅馬設立了另一個講座。對於希伯來文的學習變得如此普及甚至比希臘文還更受歡迎。 所有那些在十五世紀裡忙於學習希伯來文的人們當中，沒有誰比皮科·德拉·米朗多拉更為重要的了。他並不以得到希伯來文文法和聖經的知識為滿足，而是要深入研究猶太神秘哲學，甚至要熟悉猶太教法典經籍。這種研究，雖然也許還沒有升堂入室，但他之所以可能做到，不能不歸功於他的猶太教師。事實上絕大部分希伯來文教學都是由猶太人擔任，他們之中有幾個人已經成了著名的大學教授和很受尊敬的作家。雖然在這之前他們一般必須先皈依基督教。 在東方語言中，阿拉伯文也和希伯來文一樣有人學習。偉大的阿拉伯醫學家著作的較舊的拉丁文譯本不再能使醫藥科學感到滿足，因而要經常求助於原本；威尼斯在東方的許多領事館提供了易於接觸這些原本的機會，因為在它們那裡經常有義大利醫生。但是，文藝復興時期的阿拉伯學術僅僅是阿拉伯文明在中世紀時對於義大利和整個文明世界所起影響的一個軟弱無力的反應——這種影響不僅發生在文藝復興的影響之前，而且在某些方面是和它相牴觸的，並且是在經過一番鬥爭之後才放棄了它長期地強有力地維持著的地位。一個威尼斯醫生希羅尼莫·拉穆西奧，從阿拉伯文翻譯了阿維森那的大部分著作並於1486年死在大馬士革。貝盧諾的安德烈·蒙加約，是阿維森那的門徒，在大馬士革居住很久，他學習了阿拉伯文並發展了他的老師的學術。威尼斯政府後來任命他為在帕多瓦大學的這一門學科的教授。其他政府也學習了威尼斯的先例。君主和富翁們競相收集阿拉伯文的手抄本。第一個阿拉伯文印刷所是於教皇優里烏斯二世時代在法諾開始的，並於1514年在列奧十世時代被確定為一個聖職事業。 在開始敘述人文主義的一般影響之前，我們必須在這裡對於皮科·德拉·米朗多拉略加論述。他是惟一大聲疾呼並強有力地保衛一切時代的真理和科學，反對片面崇拜古典文化的人。他不但知道怎樣尊重阿維洛斯和那些猶太的研究家，而且也知道怎樣按照著作的內容來尊重中世紀的煩瑣哲學作家。他似乎聽見他們在說：「我們將永生不朽，但不是在那些空喊口號的學派中而是在那些智慧的人群里，在那裡人們所談的不是安德洛瑪琪的母親或尼奧比的兒子而是天上人間事物的較深奧的原因；觀察細密的人將看到：即使野蠻人也有他們的智慧（mercurium），但不是在口頭上而是在內心裡。」他本人能寫強勁有力的優美的拉丁文，並且是一個敘事條理清晰的大家；他輕視那些空談家的舞文弄墨和當時流行的過於重視形式的模仿，特別是如常見的那樣，當它們失之於偏頗，對於事物本身的廣闊真理淡然漠然的時候。看到皮科，我們可以猜想到：如果不是反宗教改革破壞了義大利人民的更高尚的精神生活，義大利哲學必將有極高的飛躍發展。 第四章 十四世紀的人文主義 那麼，是誰使他們自己的時代和一個可尊敬的古代調和起來；並使後者在前者的文化當中成為一個主要成分呢？ 他們是一群最複雜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今天具有這樣一副面貌，明天又換了另外一副面貌；但他們清楚地感覺到，他們在社會上形成了一個全新的因素，這也是為他們的時代所完全承認的。十二世紀的「流浪教士」，他們的詩歌我們已經提到過（見本書第180頁），或者可以被認為是他們的先驅——他們有同樣的不安定的生活，同樣的對於人生的自由的和超乎自由的看法，而且無論如何在他們的詩歌中也有同樣的異教傾向的萌芽。但是這時，出現了一種在中世紀的另一面建立起它自己的基礎的新文明，它成為基本上是屬於神職人員的和為教會所哺育的中世紀的整個文化的競爭者。它的積極的代表者成了有影響的人物，因為他們知道古人所知道的，因為他們試圖象古人曾經寫作過那樣地來寫作，因為他們象古人曾經思索過或感受過那樣地開始思索並欣然感受。他們所崇奉的那個傳統在各方面都進入了真正的再生。 某些近代作家所惋惜的一個事實是：1300年左右在佛羅倫薩出現的一個遠遠具有獨立性而實質上不外是民族文化的萌芽，在以後竟完全為人文主義者所淹沒了。據說，當時在佛羅倫薩沒有不能讀書的人，就連驢夫也能吟哦但丁的詩句；我們所擁有的最好的義大利文手抄本原是出之於佛羅倫薩的工匠之手的；出版一部象布魯納托·拉蒂尼的《寶庫》那樣的通用百科全書在當時是可能的；所有這些都是由於具有一種堅強有力的性格才產生的，而這種性格是由於人們普遍地參加公眾事務、商業和旅行以及慣常譴責懶惰行為而形成的。據說，當時佛羅倫薩人到處受人尊敬，並且有世界性影響，而且在那一年不無理由地被教皇博尼法斯八世稱為「第五元素」。1400年以後人文主義的迅速發展破壞了人們的天賦本能。從那時起，人們只是靠古代文化來解決每一個問題，結果是使文學著作墮落成為僅僅是古代作品的引文。不僅如此，而且市民自由權的喪失一部分也應該歸咎於這一切，因為新學術以服從權威為基礎，為羅馬法而犧牲了城市權利，用以尋求並取得暴君們的歡心。 我們在以後的研究中將不時地談到這些指責，到那時我們將試圖分析出人文主義運動的真正價值，並衡量一下這一運動的得失。目前我們必須只限於闡明：就連生氣勃勃的十四世紀的文明也是必然地為人文主義的完全勝利鋪平道路，而在十五世紀裡敞開無限崇奉古代文化的門戶的恰恰是那些義大利民族精神最偉大的代表者本人。 還是從但丁開始吧。如果說有很多有同樣天才的人曾經支配了義大利文化，無論他們的性格中從古代吸收到什麼樣的成分，他們也仍然會保有一種富有特徵的和鮮明的民族烙印。但無論義大利或西歐都沒有產生另外一個但丁，所以他就是而且仍然是首先把古代文化推向民族文化的最前列的人。在《神曲》里，他並不是真把古代世界和基督教世界看作具有同等權威的，而是把它們看作是彼此平行的。正象中世紀早期在新舊約的歷史上人們校勘真本和偽本一樣，但丁也經常把同一個事實的基督教說明和異教的說明放在一起。必須記住：人們對於基督教所記載的歷史和傳說的始未很熟悉，而古代的記載則比較不為人所知，因此基督教的記載是受人歡迎和為人們所感到興趣的；如果沒有一個象但丁那樣的人來保持這二者之間的平衡，則基督教所記載的始末在爭取公眾的讚賞方面必然占上風。 佩脫拉克現在主要是作為一個偉大的義大利詩人而活在大多數人們記憶中，然而他在他的同時代人中所獲得的榮名其實主要是由於這樣的事實，那就是：他是古代文化的活代表，他模仿各種體裁的拉丁詩歌，力求用他卷帙浩繁的歷史和哲學著作來介紹古人的作品，而不是去代替它們。他寫了不少書信，這些書信作為具有考古趣味的論文，獲得了我們難於理解的聲譽，但在一個沒有參考書的時代里卻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佩脫拉克自己相信並且希望他的拉丁文作品能在他同時代人和後代人中間給他帶來聲譽，但很少想到他的義大利文詩篇；如他所常告訴我們的，他寧願毀掉這些詩篇，如果這樣做能夠把它們從人們的記憶中抹掉的話。 對於薄伽丘來說也是一樣的。有兩世紀，當《十日談》在阿爾卑斯山以北還很少為人所知的時候，他只是由於編輯了拉丁文的神話、地理書和傳記而在全歐洲出了名。這些著作中的一部，《諸神的世系》，在十四和十五卷里包括有一篇不平常的附錄，他在附錄里討論了與那個時代有關的當時還是年輕的人文主義的地位。我們必須不為他對於「詩」的專門論述所迷惑，因為進行較細緻的觀察表明他所說的「詩」是指詩人學者們的整個精神活動而言。他所向之進行猛烈戰鬥的就是這個「詩」的敵人——那些除了淫亂對於任何事情都打不起精神來的輕浮的無知者；那認為赫利康、卡斯達里安噴泉和阿波羅的墳墓都是愚蠢的詭辯神學家；那些因為詩歌不能給他們帶來錢財而認為它是一種多餘的東西的貪婪的法律家；最後還有那（他拐彎抹角地說，但卻很明顯）隨便以異教和不道德的罪名來進行攻擊的托缽僧人。下面接著是為詩作的辯護、關於古人及其近代繼承者的詩歌並不含有任何虛偽的成分的論證、對於這些詩歌的讚揚、特別是我們必須永遠注意到它的更為深刻的和寓有譬喻意義的特點，以及旨在排除愚者心靈遲鈍而有意識地採用的隱晦寫法。 作者最後，顯然是在說他自己的學術著作，他為他那個時代和異教之間所保持的新的關係作了辯解。他論證說：當早期的教會不能不在異教徒中間開闢它的道路時，情形是完全不同的。現在——讓我們讚揚耶穌基督吧！——真正的宗教已經站穩了腳步，異教已經被毀滅，而勝利了的教會已經占領了敵人的營壘。現在幾乎有可能和異教接觸並對它加以研究而沒有什麼危險了。但是，薄伽丘並沒有一貫地堅持這種開明的觀點。他背棄這種主張的原因一則在於他的性格的易變，一則在於認為研究古典對於神學家不合適的成見仍在強有力而廣泛地流傳。在這些理由之外。還必須加上喬亞奇諾·奇亞尼修道士以已死的彼埃特羅·佩特羅尼名義給他的警告，要他放棄對於異端的研究，否則就要受到早死的懲罰。他於是決定放棄這些研究，而只是由於佩脫拉克的熱誠的勸告，並由於他有力地證明了人文主義與宗教可以調和，他才從這個怯懦的決定中轉回來。 這樣，世界上就有了一個新的事業和一群新的人物來支持人文主義。要問這個事業是不是應該在它成功的道路上適可而止，是不是應該有意地限制它自己，並把首要的地位讓給純民族的文化成分都是無用的。在人民的思想中，沒有一種信念比這個再根深蒂固的了，即相信古典文化是義大利所擁有的能使它獲得光榮的一項最高貴的事業。 有一種為這一代的詩人學者所熟悉的象徵性的典禮——對詩人的桂冠加冕式，雖然它逐漸失去了當初鼓舞過人的那種崇高的感情，但卻歷十五、十六世紀而未衰。這種制度在中世紀裡的起源不明而僅節也從來沒有固定下來。那是一種公開的表示，一種文學熱情的外部有形的流露，而它的形式不消說也是變化不定的。例如但丁似乎曾經從半宗教的祝聖儀式的意義上理解它；他希望在聖喬萬尼教堂的洗禮堂接受花冠；象千萬個其他佛羅倫薩兒童一樣，他曾經在那裡領過洗。他的傳記作者說，他本來可以憑他的榮名在任何地方得到桂冠，但他不想在他的故鄉以外任何地方得到它，所以來被加冕就死去了。從同一個來源，我們知道這種風氣在那時以前還是不常見的，並且被認為是由古代羅馬人從希臘人那裡繼承過來的。這種風氣的晚近起源可以追溯到多米提安模仿希臘人所創立的每五年舉行一次的音樂家、詩人和其他藝術家的加比托爾比賽會，這種比賽會可能在羅馬帝國衰亡後還存在過一個時期。但是，因為有少數人想要為自己加冕，象但丁就曾希望加冕，所以問題就發生了，這個加冕的權限究竟屬於什麼人，阿爾伯蒂·莫莎圖是於1310年在帕多瓦由主教和大學校長加冕的。當時由一個佛羅倫薩人任校長（1341年）的巴黎大學和羅馬市政府當局競相爭奪為佩脫拉克加冕的光榮。以他的審查人自居的安茹朝國王羅伯特滿心要在那不勒斯舉行這個儀式，但佩脫拉克卻寧願在加比托爾山由羅馬的元老院議員加冕。這種光榮很久以來就是人們求名的最高目標，而亞科伯·皮津加，一個有名的西西里地方長官似乎就是這麼看的。接著有查理四世的義大利之行，查理樂於迎合那些沽名釣譽者的虛榮心理和用豪華的儀式來打動無知的群眾。他從給詩人加冕是古代羅馬皇帝的特權，因而認為這也同樣是他自己的特權，從這一假想出發，在比薩給佛羅倫薩學者，扎諾比·德拉·斯特拉達加了冕（1355年5月15日）；這件事引起了佩脫拉克的不快，他悻悻不平地說：「野人的桂冠竟敢用來裝飾奧森尼亞的繆斯所喜愛的人，」並且也引起了薄伽五的極大厭惡，他拒絕承認這頂「比薩桂冠」是合法的。的確，人們可以正當地提出質問，這個半斯拉夫種的外邦人有什麼權利來評判義大利詩人的成就呢。但是從那以後，皇帝們無論旅行到哪裡都給詩人加冕；而在十五世紀，教皇們和其他君主們也僭取了同樣的權利，發展到最後不考慮任何地點或條件地加以濫授。在羅馬，在西克塔斯四世時代，彭波尼烏斯·拉圖斯學院隨意決定贈送花冠。佛羅倫薩人懂得直到他們有名的人文主義者死後才給他們加冕的風雅。卡洛·阿雷提諾和列奧那多·阿雷提諾都是這樣被加冕的。前者由馬提奧·帕爾米利，後者由吉安諾佐·曼內蒂在市議會的議員和全體人民面前致頌詞，致詞者站在棺樞的頭部，樞上放著身著絲製禮服的遺體。卡洛·阿雷提諾更得到埋葬在聖十字教堂里的光榮，這個教堂在整個文藝復興時期是最美麗的教堂之一。 第五章 大學和學校 我們現在必須談到的古代文明對於義大利文化的影響是以新的學術已經占領了大學園地為前提的。事實固然如此，但它決沒有達到我們所料想的那種程度，也沒有產生我們所料想的那種結果。 直到十三和十四世紀，財富的增加使得更有計劃地發展教育事業成為可能時，義大利的少數幾個大學才顯得富有生氣。最初，一般只有三種講座，即民法，寺院法，和醫學；以後才逐漸增加了修辭學、哲學和天文學，這最後一種通常是與占星學合成一個科目的，雖然不總是如此。在不同的情形下薪金的差別是很大的。有時候也付出一筆大的薪金。隨著文化的發展，競爭也活躍起來，各大學都爭相羅致有名的教師；在這種情形下，據說波洛尼亞有時把它的國庫收入（二萬金幣）的一半用在辦大學上。教師的任命通常只是短期的，有時僅僅是半年，所以他們就不能不象演員一樣過著一種流浪的生活。但終身任命也並不是沒有的。有時要求教師答應不在其他地方講授已經在一個地方講授過的東西。也有義務的不領薪水的教師。 在已經提到過的那些講座中，修辭學是人文主義者特別想要擔任的；但他們能否擔任法律、醫學、哲學或天文學的講座完全以他們對於古代學術內容的是否熟悉為轉移。當時一門學科的內容和教這門學科的教師的生活情況同樣都是變化不定的。某些法學家和醫學家得到了比眾人高得多的最優厚的待遇，前者主要是充任僱傭他們的政府關於訴訟和權利的法律顧問。在帕多瓦，一個十五世紀的法律家得到了一千金幣的薪金，①並且有人提議以每年二千金幣的薪金和私人開業的權利來任用一個有名的醫生，這人以前曾在比薩得到七百金幣的薪水。當比薩的教授，法律家巴爾扎洛繆·索奇尼在帕多瓦接受了威尼斯的一項職務並將要啟程前往時，他被佛羅倫薩政府逮捕了，只是在繳納了一萬八千金幣的保釋金之後才獲得釋放。對於這些學科的高度重視使我們可以理解到，為什麼傑出的有學問之士把他們的注意力轉移到法律和醫學上，而在另一方面，專門的學者卻越來越不能不取得一些廣泛的文學修養。人文主義者在其他方面的實際活動，我們隨後即將加以討論。 雖然作為有學問之士，本身薪金很高，並且不排除其他收入來源，但大體說來他們的地位仍是靠不住的和變化無常的，所以同一個教師能夠和很多學校發生關係。很明顯，人事的更動從大學本身來說是必要的，因為從每一個新來的人那裡都可以期待得到一些新的東西；這在科學正處於發展階段，它的成就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教師的個人能力的時代里是很自然的。一個講授古典作家作品的講師未必真正屬於他講學的那個城市的大學的。交通很方便，在修道院裡和其他地方的食宿供應也很充分，因而由私人舉辦這種講學往往是實際可行的。在十五世紀的前幾十年里，當時佛羅倫薩大學正處於全盛時代，尤金尼斯四世乃至馬丁五世的廷臣擁擠在教室裡邊聽講，卡洛·阿雷提諾和費萊佛爭相吸引最多的聽眾，不僅在聖靈教堂的奧古斯丁會修士中間有一個幾乎是完整的大學，不僅在天使教堂的加馬多萊斯會修士中間有一個學者的組織，而且還有知名之士，或者單獨地或者共同地，為他們自己和其他的人而設置的哲學和文學講座。在羅馬，語言學和古典文學的研究，卻極少和大學（Sapienza）有關係，並且幾乎完全依賴教皇和主教等個人的贊助，或者依靠教廷的任命設立。一直到列奧十世時（1513年），才對大學的進行大改組，那裡有八十八名教師，其中有雖非第一流但卻很能幹的人領導著考古學系。但是，這種新的光輝時代是短暫的。義大利的希臘文和希伯來文講座我們已經在上邊簡單地談到過了（見本書第204頁以下）。 要想對當時所採取的科學的教學方法做一個準確的描繪，我們必須儘可能地使我們的目光遠遠離開我們現在的學院制度。師生之間的個人接觸、公開的辯論、經常使用拉丁文和時常使用希臘文、教師的頻繁更換和書籍的稀少：給那個時代的學術研究以一種難以想像的色彩。 在每一個最不重要的城市裡邊都有拉丁文學校，它決不是僅僅為較高的教育做準備，而是因為在讀、寫、算之次，獲得拉丁文的知識，也是必要的。拉丁文之外還有邏輯學。值得特別注意的是這些學校並不依存於教會而是靠市政當局辦理，其中也有一些僅是私人創辦的事業。 這種由少數著名的人文主義者管理的學校制度，不僅在組織上達到了非常完美的地步，而且成了在近代意義上的一種進行高級教育的手段。有的學校負責教育北義大利的兩個君主家族的子女，這可以說是它們之中的獨特的一種。 在曼圖亞的喬萬尼·弗蘭切斯科·貢查加（從1407年統治到1444年）的宮廷里出現了一個叫作維多利諾·達·費爾特雷（生於1397年，死於1446年）的名人，又名維特立·蘭巴多尼，——他寧願被稱為曼圖亞人而不願被稱為費爾特雷人——他是畢生獻身於其特別擅長的事業的一人。他幾乎沒有寫過書，而最後把他青年時代所寫的、曾長久保存在他身邊的少數的詩也毀掉了。他孜孜不倦地求學；從來沒有追求過功名，他輕視一切象這樣的身外浮名；他和師生友好，相處甚歡，知道怎樣保持他們的好感。他在身體鍛煉和精神鍛煉上都是過人的，是一個卓越的騎手、舞蹈家和劍術師，無論冬夏都穿同樣的衣服，就是在嚴寒天氣也只是拖著一雙涼鞋走路，他這樣生活下去，一直到老年也沒有生過病。他很善於控制他的激情、他的性慾和憤怒的自然衝動，因而能夠一生保持童貞並且從來也沒有用惡語傷過任何人。 他指導君主家庭的子女們的教育，其中有一位姑娘在他的培養之下成了學者。當時他的聲名遠傳義大利各地，許多富豪貴紳之家的子弟都遠道而來，甚至有來自德意志的，願列門下受教，貢查加家族不僅願意接待他們，並且似乎認為曼圖亞被選定為一個貴族社會的學校是一種光榮。在這裡，體育和一切高尚的身體鍛煉，第一次和科學教育一起被看作是高等普通教育所不可缺少的內容。除了這些學生外，還有其他有天才的窮苦學生，總數往往達到七十人之多。維多利諾大概認為對於這些人進行教育是他的最高的現世目的；他在他的家裡供給這些人的生活，並「從愛上帝出發」使他們和貴族青年們一起受到教育。這些貴族青年們在這裡學會了和平民的天才子弟們同居共處。聚集到曼圖亞來的學生越多就越需要有較多的教師對他們進行教育，維多利諾只能負責指導。這種教育的目的是給每個學生以他最適合於接受的知識。貢查加每年給他二百四十個金幣的薪金，另外為他建造了一所華麗的房子，「喬科薩」，供校長和他的學生們居住，並捐助那些貧苦學生所需要的用費。此外再有所需，則由維多利諾向君主們和富有者求助，但他們當然不一定聽從他的請求，而由於他們的狠心，使得他不得不向人告貸。不過到最後，他還是得到了愉快的處境，他在城裡有一項小財產，在鄉間有一處地產，假期里，他可以和他的學生們小住；他還收藏有名貴的書籍，這些書他樂於借給人看或者送給人，雖然他對於未經許可就取走很惱火。在清晨，他讀關於宗教修養方面的著作，然後鞭打自己並進教堂祈禱；他的學生也不得不到教堂去，象他一樣每月懺悔一次，並嚴格遵守齋期。他的學生尊敬他，但見到他時又不禁懍然生畏。當他們做錯任何事情的時候，他們立刻受到懲罰。他的所有同時代人和他的學生一樣地尊重他，人們僅僅為了要看一看他就到曼圖亞去一游。 維羅納的蓋利諾（1370－1460年）對於純學術更重視。他於1429年受伊斯特家族的尼科洛之聘，到費拉拉去教育他的兒子利奧納洛，在他的學生1436年將要長成的時候，他開始在大學擔任修辭學和古代語言教授。當他還在擔任利奧納洛的導師時，他還收有許多來自全國各地的其他學生，並在他自己的家裡有一班經過選拔由他供給一部或全部生活的貧苦學生。他的晚間時間一直到深夜是用來幫助學生溫課或進行訓示的。他的家也是一個嚴格的宗教和道德的培養所。蓋利諾是一位聖經研究者，和許多虔信宗教的同時代人過從甚密，雖然他毫不遲疑地寫維護異教文學的文章來反對他們。他們那個時代的大多數人文主義者在道德或宗教方面很少值得讚揚，但他和維多利諾卻另當別論。很難設想蓋利諾於所擔任的日常工作之外怎麼還能找出時間來翻譯希臘文和寫作卷帙浩繁的作品。他沒有使維多利諾的性格顯得優美的那種聰明的目制力和溫柔親切的態度，因而很容易失為脾氣急躁，使得他時常和同時代的學者們發生爭論。 君主家庭的教育事宜若干年來，部分地掌握在人文主義者的手中，不僅在這兩個宮廷里，而在整個義大利亦無不如此。因此他們得以在貴族社會中上升一步。寫作關於君主教育的論文以前是神學家的事情，現在落到他們的職權範圍之內了。 從彼埃爾·保羅·維爾吉利奧的時候起，義大利君主們在教育方面就得到了很好的照顧，而這種風尚被伊尼亞斯·希爾維優斯帶到了德意志。他給哈布斯堡王室的兩個年青的德意志王子寫了關於他們進一步受教育問題的詳盡的勸告，儘可能地鼓勵他們兩人培育人文主義；但主要是告訴他們要使自己成為有為的君主和勇猛堅強的武士。也許伊尼亞斯認識到和這些青年人們說話，他們會置若罔聞，所以他採取了把他的文章公開發表的辦法。不過，我們對於人文主義者和統治者的關係將另行討論。 第六章 人文主義的促進者 我們在這裡不能不首先談到那些大多數是佛羅倫薩人的市民們，他們把研究古典文化當作他們畢生的主要目的之一；他們或者本身是有名的學者，或者是支持那些學者的著名文學藝術愛好者（參照本書第三篇第三章）。他們在十五世紀初的過渡時期中具有特殊的意義，因為在他們身上人文主義首先實地表明了它自己是一個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因素。只有在這以後，那些教皇們和君主們才開始認真地對待它。 我們已不止一次提到尼科洛·尼科利和吉安諾佐·曼內蒂。關於尼科利，維斯帕西雅諾曾經對我們描寫過，說他是一個不能容忍他周圍有任何東西與他自己的古典精神不諧調的人。他的修長玉立的美秀風姿，他的親切的談話，他的用古代最高貴的遺物點綴著的房子，都給人一種特別的印象。他對任何事情都要求注意清潔，尤其是在吃飯的時候桌子上鋪著純白的亞麻布，擺著古代的花瓶和水晶的酒杯。他使一個追求享樂的年青佛羅倫薩人對學問發生興趣的方法是如此地吸引人，使我們不能不在這裡加以敘述。被埃羅·德·帕齊是一個著名的商人的兒子，他自己也將註定從事幹這個行業。他生得漂亮，深深迷戀於世俗享樂，什麼都想就是不願想到文學。有一天，當他經過市政大廈時，尼科洛把他叫到面前，雖然他們以前從來沒有交談過一句話，但這個青年人服從了一個如此受到尊敬的人的召喚。尼科洛問他誰是他的父親。他回答說「安德里亞·德·帕齊先生」。又問他在從事什麼事，彼埃羅象一般青年人所常回答的那樣說：「及時行樂」。尼科洛對他說：「你是這樣一個父親的兒子，生得如此漂亮，而對拉丁語言竟毫無所知，實在是一種羞恥；如果你學會了它，它將為你大大增光。如果你不學它，你將一事無成，而青春的年華一經消逝，你就會成為一個無足輕重的人。」彼埃羅聽到這些話，立刻感到這話說得很正確，並且說他願意努力學習，如果能有一個老師的話。於是尼科利答應為他設法。他為他找到了一個精通拉丁文和希臘文的人，名叫龐達諾。彼埃羅把他當作自己家裡人一樣看待，每年酬以一百個金幣。彼埃羅放棄了前此生活中的一切享樂，日夜攻讀，成了一切有學問的人的朋友，和一個有崇高理想的政治家。他能背誦全部「艾尼伊德」和李維的許多講演詞，主要是在往返佛羅倫薩和他在特萊比奧的鄉間住宅的途中背得的。吉安諾佐·曼內蒂（1393－1459年）在另外一種和更高的意義上表現了古典文化。他幼年早熟，在商業上學徒期滿並成為一個銀行的簿記員時，還不過是個孩子。但不久他就感到他所過的生活的空虛和易逝，從而開始嚮往那惟一能夠使人名垂不朽的學問。此後，他就象很少的俗人曾經在他以前做過的那樣，勤苦攻讀，並如我們在前文說過的（見本書第217頁）成了當時最淵博的學者之一。當他被政府任命為駐佩夏和皮斯托亞的代理長官和收稅官時，他按照他的宗教感情和人文主義研究的共同啟示給他的崇高理想完成了他的使命。他成功地徵收了佛羅倫薩政府對當地人民所課的最不得人心的捐稅，但拒絕接受他自己應得的報酬。作為地方長官，他拒絕一切饋贈，痛恨一切賄賂行為，禁止賭博，充分供應當地的食糧，要求下屬絕對服從和徹底的廉潔無私。他不知疲倦地以和善態度處理訴訟案件，並能實現以德感人化憤激為平靜的奇蹟。皮斯托亞人愛戴和尊敬他如聖徒，並且從來也沒有發現他在兩大黨派之間有所偏袒。當他任職期滿時，兩派都派使者到佛羅倫薩去請求延長他的任期。他在公餘之暇寫了這個城市的歷史，好象是象徵大家的共同權利和利益。書成後，裝以紫色封面並作為一件神聖的遺物被保存在市政廳里。當他離任時，這個城市送給他一面繡有市徽的錦旗和一頂光彩奪目的銀盔。在曼內蒂出使威尼斯、羅馬和阿爾方索王廷時，他象在皮斯托亞一樣，代表著他的故鄉佛羅倫薩的利益，十分注意維護它的榮譽，但卻拒絕賜給他個人的榮顯。他因講演和談判而聲譽卓著，並以他的智慮和預見取得了預言家的稱號。 要想進一步了解這一時期內佛羅倫薩市學者們的有關情況，讀者最好必須參考維斯帕西雅諾的著作，他對他們都有親身的了解，因為他寫書的語調和氣氛，以及他與他們朝夕相處的關係和情況甚至比他所記述的事實更為重要。該書的這個主要優點即使在譯本中猶不免失掉，更何況我們在這裡不能不受到局限的簡短說明呢。他不是一個偉大的作家，但他卻完全熟悉他所寫的那個題材，並且深刻意識到它在學術上的意義。 如果我們要分析一下十五世紀的美第奇家族，特別是老柯西莫（死於1464年加「豪華者」洛倫佐（死於1492年），對於佛羅倫薩和他們的一切同時代人所具有的魅力時，我們將看到這種魅力繫於他們的政治才能者少，而繫於他們是時代的文化領袖者多。一個處於柯西莫地位的人——大商人兼黨派領袖，還有一切思想家、作家和研究家在其左右，論出身他在佛羅倫薩人中首屈一指，論文化他是義大利人的翹楚——象這樣的一個人實際上已無異於是一個君主了。認識到柏拉圖哲學是古代思想界最美麗的花朵，以同樣的信念感悟友人並從而在人文主義集團本身的內部促進了另一種更高的古典文化的復興，這種特殊的榮譽是屬於柯西莫的。我們對於這段歷史知道得很詳細。它完全依靠博學的約翰·阿吉羅普洛斯的號召和柯西莫本人晚年的個人熱情。這種熱情甚至使偉大的馬爾西利奧·費奇諾在柏拉圖主義方面能夠自稱為柯西莫精神的繼承人。在彼埃特羅·美第奇時，費奇諾已經是一個學派的領袖；著名的洛倫佐是彼埃特羅的兒子，柯西莫的孫子，被他從逍遙學派爭取了過來。在他最著名的同輩學者中有巴爾托洛繆·瓦洛利、德那多·阿奇亞佐利和比埃爾菲利波·潘多爾菲尼等人。這位滿腔熱情的教師在其著述的幾個段落里宣稱：洛倫佐已經深窺柏拉圖哲學的一切奧秘，並且說明他確信沒有柏拉圖就很難做一個好的基督徒或一個好的公民。圍繞在洛倫佐周圍的一群著名學者由於這種對於一個更高尚的唯心主義的哲學的熱情而團結在一起，並卓然超出一切其他這類集團之上。只有在這樣一個團體裡邊，一個象皮科·德拉·米朗多拉那樣的人才會感到幸福。但關於這個集團，值得大書特書的恐怕是它雖則崇古，卻不失為義大利詩歌的神聖庇護者，而一切從以洛倫佐為中心的這個集團所放射出來的光輝中沒有比這個更強烈的了。把洛倫佐當作一個政治家來看待，每一個人都可以按自己的意思來對他做出評價。關於佛羅倫薩的命運究竟哪些是由於人的罪過，哪些是由於形勢所然，一個外國人也很難驟下斷語。但沒有比下面這個譴責再不公平的了，那就是：在文化領域裡，洛倫佐是「平庸之才」的保護者，列奧那多·達·芬奇和數學家盧卡·巴喬洛修士的僑居國外是由於他的過錯，托斯卡內拉、維斯普奇等人至少是一直沒得到他的支持。的確，他不是一個有世界眼光的人；但在所有那些努力於保護和獎勵精神事業的偉大人物中，肯定地說很少有幾個人能象他這樣有多方面興趣，大概也沒有一個人能象他一樣地是出於內心深處的要求這麼做的。 我們所生活的這個時代已經高聲地宣布了文化的價值，特別是古代文化的價值。但對古代文化如此熱誠崇奉，承認它是一切需要中的第一個和最大的需要，則除了十五世紀和十六世紀初期的佛羅倫薩人而外，是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找不到的。在這一點上我們有排除一切懷疑的間接證據。美第奇家族如果不是認為這些學習是世俗研究中最高貴的一項，就不會經常地讓它的女兒們參加同樣的學習，人們也不會象帕拉·斯特羅齊那樣，把放逐看成為一種可喜的隱退；沉湎於各種可以設想的過度放縱中的人們也不會象菲利波·斯特羅齊那樣，保留了力量和精神來寫關於普林尼的《博物學》的評論文章。我們的任務並非要褒貶誰，而是要在這個時代的一切精力充沛的人物身上來了解時代精神。 除佛羅倫薩外，有很多義大利城市，在那裡，不論個人和社會團體都全力以赴地支持人文主義，並保護生活在他們中間的學者。當時的通信中充滿了關於這類私人關係的敘述。受過教育的階級的感情強烈地並且幾乎是專一地傾向於這一方面。 現在可以談一談在義大利宮廷中的人文主義了。唯個人才能是賴的暴君與學者之間的自然結合前已言及（見本書第一篇第一章）；後者公然認為君主的宮廷比自由城邦更可取，只是由於他們可以期待從那裡得到較高的報酬。有一次，當阿拉貢王朝大阿爾方索似乎將要成為全義大利的主人時，伊尼亞斯·希爾維優斯寫信給另一個錫耶納的市民說：「我寧願義大利在他的統治下而不是在自由城邦的統治下獲得和平，因為君主的慷慨能夠給每一種卓越的成就以報酬。」這種關係的不足取的一面和它所引起的以金錢為目的的阿諛，近來被強調得有些過分，正象以前人文主義者的歌頌引起了一種對於他們的保護人的過高的評價一樣。總之，君主們感到必須站在時代文化和地方文化的前面，認為這對於他們是很大的光榮，雖然這個文化是片面的。某些教皇對於新的學術研究可能導致什麼後果的大無畏精神使我們不能不為之感動，而認為它是真正的（但卻是不自覺的）偉大。尼古拉五世對於教會的前途是抱有信心的，因為千千萬萬有學問的人支持它。庇護二世對於人文主義遠沒有象尼古拉那樣做出光輝的貢獻，而時常訪問他的宮廷的詩人也為數不多；但和他的前任比起來，他卻更是文壇的親身領導者而他也心安理得地來享有這種地位。保羅二世是對其屬下的文化表示疑懼的第一人，而他的三個後繼者，西克塔斯、英諾森和亞歷山大卻接受了詩人們的奉獻，並容許他們自己被詩人們盡情地歌頌——其中甚至有大多以六音步詩寫成的《波幾亞詩》——但他們在其他方面太忙了，太汲汲於為他們的權力尋求另外的基礎，因而無暇對詩人學者們多所關注。優里烏斯二世發現詩人們在讚頌他，因為他本人就是一個很好的詩歌主題（見本書第一篇第十章），但他似乎並沒有對他們多加關注。繼任他的是列奧十世，「象努瑪繼任羅慕路斯一樣」，換句話說，在前任教皇的戰爭動亂之後，人們希望有一個獻身於文化事業的新教皇。列奧用他生活中的一部分時間來欣賞優美的拉丁散文和音調鏗鏘的詩歌，而無疑地由於他的獎勵，拉丁詩人們才給我們留下了一幅列奧時代的歡快的、精神煥發的生動圖景。喬維優斯所寫的傳記中的無數諷刺詩、輓歌、頌歌和講演詞里就充滿了這種精神。列奧十世如果和他一生的少數動人事跡比較起來，他所受到的崇敬歌頌之多大概是歐洲歷史上任何一個君主都難以望其項背的。那些詩人接近他主要是在午間，當樂師們已經停止奏樂的時候，但一個最好的詩人曾經告訴我們他們怎樣當他在花園裡散步或者退居到他的私室時也去追逐他，如果在那裡找不到他，他們就試圖以一篇乞求的頌歌或哀歌來贏得他的獎勵，這種作品裡邊照例要敘述到奧林帕斯山峰上的全部諸神。因為列奧在用錢上是揮霍的，並且不喜歡看到他周圍的人愁眉苦臉，所以他在饋贈上顯出慷慨大方；在以後經濟困難的日子裡這種情形被過分地誇大了。我們已經提到過他對於大學的改組（見本書第220頁）。為了不低估列奧對於人文主義的影響，我們必須嚴防被混雜在其中的滑稽文章引入迷途，同時也不要為他有時用來對待這些事情的表面的嘲調所欺騙（見本書第165頁）。我們的判斷必須以「激勵」這個字義所包括的無數的精神事業的可能性為依據，這雖然不能作為整體來加以衡量，但在仔細研究之下，仍然可以在特殊的情形下實地覺察出來。自1520年以來，無論義大利人文主義者在歐洲有什麼影響，它多多少少地都是依靠列奧所給的鼓勵。只有這位教皇能夠在批准印行新發現的塔西佗的著作時，有資格說：偉大的作家是生活的尺度和在不幸中的慰藉，幫助有學問的人和獲得最好的書籍是他的最高目的之一；他現在感謝上帝使他能夠促成這部書的出版以造福人類。 1527年羅馬遭劫掠，使學者和藝術家們同樣地流離四方，並把已故的偉大的梅森那斯的榮譽傳播到義大利的最遠的邊境。 在十五世紀的世俗君主當中，沒有一個人象那不勒斯的國王，阿拉貢王朝大阿爾方索那樣對古代文化表現了如此的熱情（參閱本書第51頁）。看來他的熱情完全不是偽裝的，從他來到義大利的時候起，古代世界的紀念物和著作就給了他一個深刻有力的印象，足以改變其生活。可能他是受了他的先人羅伯特（佩脫拉克的偉大保護人）的榜樣的影響，希望和羅伯特相匹敵或者超過他。他異常爽快地把難以統治的阿拉貢讓給了他的兄弟，而自己專心致志於他的新領地。先後或者同時為他服務的有特列比松的喬治、小克里索洛拉、洛倫佐·瓦拉、巴爾托洛纓·法奇奧和安托尼奧·帕諾爾密達，其中最後兩人是他的史官；帕諾爾密達每天對這個國王和他的廷臣講授李維的著作，甚至在戎馬倥傯中也沒有停止過。這些人每年要耗費他二萬個金幣。他為了帕諾爾密達的著作給了他一千金幣。法奇奧寫一部《阿爾方索傳》，除每年收入五百個金幣外，在完成時還得到了一筆一千五百個金幣的獎金；同時還對他說：「這不是給你的報酬，即使我把我的最美麗的城市給你也不足以作為你的作品的報酬；但我希望有一天能使你滿意。」當他以最優越的條件任命吉安諾佐·曼內蒂為他的秘書時，他對他說：「我將和你分享我的最後一塊麵包皮。」當吉安諾佐最初帶來佛羅倫薩政府對於費蘭特王子結婚的祝賀時，給人的印象非常之深，以至於這位國王坐在寶座上「象一尊銅像般地一動不動，甚而忘記趕走在致詞開始時就落在他鼻頭上的一隻蒼蠅」。在重建他的宮廷時，他是以維特魯維烏斯的著作為指南的；無論走到哪裡，他都隨身帶著古代經典著作；如果有一天沒有讀書他就認為這一天是虛度了；當他讀書時，他不容許有任何打攪，甚至音樂亦然；他輕視當時一切既非學者也非學術的保護人的那些君主。他喜歡常去的地方似乎是那不勒斯宮城裡邊的圖書館，如果圖書館員不在，他就自己開館，坐在那兒的一扇窗前眺望下邊的海灣並聽取關於三位一體的學術辯論。因為他是篤信宗教的，所以他命人象讀李維和塞尼加的作品一樣為他讀聖經，一直到讀了十四遍他幾乎能背誦下來時為止。對於那些願意做修女的人，他資助她們使他們能夠入修道院；他是一個信教虔誠常去教堂的人，並且十分注意傾聽神父們的講道。誰能完全了解他用來尊敬在帕多瓦的假的李維遺體的那種感情呢？當時，他靠著懇切的請求從威尼斯人那裡得到那付骨架的一塊臂骨，並以隆重的儀式在那不勒斯接受它，那時在他的心裡，基督教和異教的感情會是怎樣奇怪地揉合到一起啊！在一次出征阿布魯齊期間，當人們把遠處的蘇爾莫納即奧維德的出生地，指給他看時，他對向蘇爾莫納致敬禮並對其守護神致謝。他為了能實現這個偉大詩人關於他將獲得榮譽的預言而感到高興。在他乘勝進入那不勒斯的有名的入城式上（1443年），他自己確曾一度選擇以古代的方式出現在世界的面前。離市場不遠，在城牆上開了一個四十埃爾寬的豁口，他象一個羅馬的勝利者一樣地坐在鍍金的戰車上通過這個豁口駛入城內。為了紀念這個場面，在新城堡建立了一個壯麗的大理石凱旋門。他的那不勒斯的繼承者（見本書第52頁）對於這種嚮往古代文化的熱情的繼承就象繼承他的其他優秀品質一樣地少。 阿爾方索在學術上被烏爾比諾的菲德利哥——那個偉大教師維多利諾·達·費爾特雷的高足——遠遠地超過了。他的周圍只有少數廷臣，在任何事情上都不鋪張浪費，而在運用古代文化上也象在其他一切事情上一樣是慎重從事的。大多數從希臘文翻譯過來的作品和一些最好的注釋本以及其他這一類的著作，都是為他和尼古拉五世而作的。他在侍從他左右的文學之士身上花了不少的錢，但卻花得很有意義。在烏爾比諾找不出公認的詩人來，在整個宮廷中，大公本身就是一個最有學問的人。實在說來，古典文化只是構成了他的教養的一部分。作為一個有才學的君主、統帥和紳士，他已經掌握了當時的大部分學問並且是以實際應用為目的的。作為一個神學家，他能夠把斯科塔斯和阿奎那作比較，並熟悉東方教會和西方教會的教父著作，前者是通過拉丁文的譯本熟悉的。在哲學上。他似乎是把柏拉圖完全留給了他的同時代的柯西莫，但他不僅完全懂得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和《政治學》，而且也懂得他的《物理學》和其他一些著作。其餘他所讀的書主要是他擁有的一切古代歷史家的著作；這些是「他經常自己讀和讓別人念給他聽」的那些書，而不是那些詩人的作品。 斯福查家族也或多或少地是有學問的人和文學的保護者；我們已經順便地提到過他們（本書第54再以下）。即使僅僅是為了政治上的理由，弗蘭切斯科大公大概也會把人文主義的文化看作是他的子女教育中的一件當然的事情。如果這位君主能夠在平等的地位上和當時最有學問的人交遊，那普遍認為是一個有利的條件。魯德維科·摩爾本人就是一個卓越的拉丁學者，他在學術問題上所表現的興趣遠遠地超過了古典文化的範圍（見本書第58頁以下）。 就是那些小暴君們也在追求同樣的榮譽，如果我們認為他們在宮廷里維持一批學者只是為了傳播他們自己的聲譽，那是不公平的。一個象費拉拉的博爾索那樣的君主（見本書第70頁），儘管好虛榮，似乎也決不是想從詩人們身上得到他的不朽，雖然他們都那樣急切地想用《博爾索德》等類著作來取悅於他。他很明白他自己作為一個君主的高貴地位，而不屑於接受這些。但是和有學問的人交遊，對於古代研究感到興趣和熱愛優美的拉丁文書信對於那個時代的君主是必要的。在一切實際問題上非常能幹的阿爾方索大公，曾經因為他的青年時期的身體軟弱，而不得不只從體力活動中尋求消遣，他為此該有多麼大的遺憾哪！或者這純粹是他和人文主義保持一定距離的藉口，象他那樣的性格，即使他的同時代人也是難以理解的。 即使最不足道的羅馬尼阿的暴君們也認為沒有一兩個文學之士在他們旁邊就不好辦事。教師和秘書往往是同一個人，他有時也實際兼任宮廷執事。我們往往把這些宮廷的規模之小當作一個理由，而以一種斷然的輕蔑態度草草提到一下，忘記了最高尚的精神事業並不恰好是一個規模大小的問題。 在豪放不羈的異教傭兵隊長，西吉斯蒙多·馬拉泰斯達的統治之下，里米尼宮廷的生活和作風必然是另有一番景象的。他周圍有很多學者，其中有幾個受到他的優厚待遇，甚至贈給他們以莊園，而另外一些人起碼和他的軍隊里的將校們過著同樣的生活。在他的城堡——「西斯蒙底亞城寨」裡邊，他們經常在這位他們稱之為「國王」的人面前舉行往往是惡毒的辯論。他們用他們的拉丁文詩篇歌頌他，並讚揚他和美麗的伊索妲的桃色事件，為了尊敬和紀念她而在里米尼進行了聖弗蘭切斯科教堂的著名的重建——稱之為「聖婦伊索妲教堂」。人文主義者自己死了的時候，他們就被放在用來裝飾教堂外牆的壁龕的石棺裡邊或下邊，上邊刻上字跡表明他們是在潘多福的兒子西吉斯蒙多的統治時期被安葬在這裡的。今天我們很難相信，象這樣一個殘忍的君主竟然能夠感到學術和同有教養的人們交往是生活中的必需；可是把他開除出教，同他作戰，並焚燒他的模擬像的那個教皇庇護二世卻說：「西吉斯蒙多懂得歷史，還有不少的哲學知識；他好象是生而能有所作為似的。」 第七章 古典文化的仿效。拉丁文的書信和講演詞 不管怎樣，一個人文主義者不論對於共和國或是對於君主或教皇之所以成為不可或缺的，是因為他有兩項用途：即為國家草擬公函和在公開而莊嚴的場合擔任講演。 不僅做秘書官的必須是有才學的拉丁語學家，而且反過來說，也只有人文主義者才被認為具有秘書官職位所需要的那種知識和能力。因此，十五世紀時，知識界的最偉大人物大多數都把他們一生的相當一部分時間用在以這種身分為國家服務上。而一個人的家庭或出身如何是無關重要的。1427到1465年間，四位充任佛羅倫薩有名的秘書官中，有三個人是屬於阿利佐這個附庸城市的；他們的名字是利奧那多（布魯尼）、卡洛（馬爾蘇比尼）和本尼德多·阿科爾蒂；波吉奧是泰拉·努瓦人，也在佛羅倫薩的領土以內。的確，有很長一個時期國家的許多最高級官員在原則上是由外國人擔任的。利奧那多、波吉奧和吉安諾佐、曼內蒂曾經先後擔任過教皇的私人秘書，而卡洛·阿雷提諾也會擔任過這個職務。弗爾利的布朗德斯，乃至洛倫佐·瓦拉（雖經種種曲折）最後也擔任了同樣的職務。從尼古拉五世和庇護二世的時代以來，教皇的秘書廳越來越多地不斷吸引一些最能幹的人物，即使在十五世紀最後幾個教皇的任期內也仍是這種情況，雖然他們並不大重視文學。在普拉提那的《教皇史》中，保羅二世的傳記是一個人文主義者所作的一篇引人入勝的對教皇有所報復的文章，因為這位教皇不懂得怎樣對待他的秘書廳——那個「給與教廷的光榮並不亞於得自教廷的光榮的詩人和演說家的集團」。當某些席次之爭發生時，例如，當「御前會議的辯護人」要求和秘書官們具有平等或高於他們的地位時，看看這些高傲而富有的縉紳先生們（他們和教皇本人同樣地知道怎樣利用他們的地位來掠奪外國人）的憤怒是有趣的事情。得到過「天上秘密」啟示的使徒約翰、曾經被穆修斯·塞伏拉誤認為國王的波爾森那的秘書、給奧古斯都做過私人秘書的瑪森那斯、在德意志被稱為秘書官的大主教們都依次地被提到，來證明他們的地位。「教廷的秘書們掌握著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因為除了他們，誰能決定天主教的信仰問題呢？誰能夠和異端邪說作戰，重建和平並在強大的君主國家之間進行調停呢？除了他們，誰能對基督教界的事情做統計學的記載呢？他們用教皇的名義來使那些國王、王公和國家感到震驚。他們草擬給教皇使節們的訓令和指示；他們朝夕侍從教皇左右，只服從他一個人的命令。」不過，達到這種光榮的最高峰的只有列奧十世的兩個著名秘書兼文章大家：彼埃特羅·本波和亞科波·薩多萊托。 並不是所有的秘書廳都能寫出同樣優美的文章來。用最不純正的拉丁文寫出來的拙劣的官樣文章是常見的事。在柯利奧所保存的米蘭的文獻中，可以看到這種文章和少數君主家族的成員所寫出來的信件之間有顯著的不同，這些信件一定也是在最緊要的時刻寫出來的。它們是純潔的拉丁文法的典範。在任何情形下都保持一種完美無缺的文體是良好教育的一個準則和修養有素的結果。除了這些官員，各種私人學者自然也有他們自己的書信。寫信的目的很少象今天這樣，報告一些寫信人的情況或者其他人的消息；它毋寧被看作是一種文學著作，用來證明自己的學問和取得收信人的重視。這些書信最初是用來進行學術探討的；採用這種書信形式的佩脫拉克恢復了舊日尺牘體的形式，用古典的「汝」來代替中世紀拉丁文中的「你」。在以後一個時期，書信成了優美洗鍊的成語的總匯，用來鼓勵或屈辱部下，恭維或侮辱同儕，歌頌保護人或者向他乞求。 在這一時期，西塞羅、普林尼等人的書信被人當作典範來加以勤勉地學習著。早在十五世紀，關於拉丁文書信的形式和說明的大量著作就已經作為巨大的文法書和辭書的附錄而出現了；即使我們今天在圖書館裡看到這批著作的數量之巨也會感到驚訝。但是，正象這些參考書的存在引誘了許多人從事於不適合他們的工作那樣，它們也鼓勵了真正有能力的人寫出更完美的優秀作品來，直到最後出現了波利齊亞諾的和十六世紀初的彼埃特羅·本波的書信。這些書信不僅在一般拉丁文體上、而且也在更特殊的書信寫作藝術上取得了無與倫比的傑作的地位。 和這些書信一起，在十六世紀中出現了義大利文書信的古典文體，它的首屈一指的人物仍是本波。它的形式完全是近代的，並且有意識地不受拉丁文的影響，而它的精神則完全滲透和瀰漫著古代的理想。這些書信，雖然一部分是屬於機密性質的，但大多數都在寫作時抱著將來可能發表的想法，並且始終認為由於它們的優美的文體是會有發表價值的。在1530年以後，開始出現了印本的書信集，它們或者是各種各樣的人斷斷續續的通信，或者是單人作家的作品；以寫拉丁文通信聲譽卓著的本波，在用本國語言寫作的書信上也獲得了同樣高的地位。 但是，在一個人民以「傾聽」為生活中主要享受之一，而每一個想像力都充滿了對於古羅馬元老院和它的偉大演說家的回憶的時代，演講家比書信作家占有更光輝得多的地位。雄辯術擺脫了它在中世紀期間向之取得庇護的教會的影響，而在這個時候成了一切高尚生活不可缺少的因素和裝飾品。現時用來聽音樂的許多社交時間，在那時都用於聽拉丁語或義大利語的講演；而巴爾托洛繆·法奇奧還抱怨說，他那個時代的演說家和古代的比起來是處於不利地位的；古代演說家可以做三種講演，而他那個時代卻只剩下一種，因為法庭上的講演已經讓給了法律家，而在政府會議上的演說又必須使用義大利語言。 演講者的社會地位完全是無關重要的；所要求的只是造詣深湛的人文主義的才能。在費拉拉的博爾索宮廷上，大公的醫生，耶羅莫·達·卡斯特洛被選在弗里德利希三世和教皇庇護二世訪問的時候致祝詞。已婚俗人在任何慶祝或追悼的儀式上，甚至在聖徒的節日上都可以登上教壇。米蘭大主教競召來當時還沒有被授聖職的伊尼亞斯·希爾維優斯在聖阿姆布洛吉烏斯的節日上做公開說教，這件事使巴塞爾宗教會議的非義大利成員認為是怪事而感到驚訝，但是，他們還是不顧那些神學家們的嘖有煩言而容忍了它，並以最大的好奇心聽了他的講話。 我們可以暫且看一下那些最常見的和最重要的公開講演的場合。 首先，那些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去的使節們並不是平白地就得到了演講家的稱號的。無論他通過秘密交涉完成什麼事情，那個使節從來也不會錯過在極其隆重儀式和典禮上公開出現，並發表公開講演。雖然使節很多，照例總是由一個人代表全體講話；但對於庇護二世，因為他是一個鑑賞家，人人都願意在他面前發言，所以他就被迫坐在那裡聽整個代表團，一個挨著一個地發表演說。有演講天才的學問淵博的君主們自己喜歡用拉丁或義大利語言講演。斯福查家族的子女們都受過這種訓練。加利佐·馬利亞還是個孩子時，於1455年在威尼斯的大議會上發表了一篇流利的講演，他的妹妹伊波麗塔在曼圖亞的宗教會議上用一篇優美的演辭向教皇庇護二世致敬。庇護本人在他的一生中利用講演為他最後登上教皇寶座做了不少準備工作。儘管他是偉大的學者兼外交家，但如果沒有他那辯才的榮名和魅力，他或者會永遠當不上教皇。「因為沒有比他的講演更顯得高雅威儀的。」無疑地，這就是為什麼許多人甚至在他當選之前，就認為他最適合於擔任教皇職位的理由。 人們通常也在公開的慶典上用講演來歡迎君主們，這些講演有時長達數小時。自然，這只能在這個君主被認為是或者希望被認為是一個辯才的愛好者，而且有一個有辯才的演說家在場的時候才能舉行，不管這個演說家是一個大學教授、官員、教士、醫生或宮廷學者。 人們以同樣的熱情抓住每一個政治機會來做講演，而文化人群集來聽講的人數多少則以講演者的名望大小為定。在國家官吏的每年更動，甚至在新主教的聖職授任典禮上，也必有一個人文主義者出場並且有時以他的六音步詩和莎弗式的詩句來向他的聽眾講話。一個新任命的政府官員本人也往往必須做一篇多少與他的本部門有關，例如論司法的講演；如果他是一個擅長此道的人，那算是他的幸運。在佛羅倫薩，甚至傭兵隊長們，無論他們是什麼出身或受過什麼教育，也必須來做一篇講演以適應群眾的要求，並在接受他們的職務的任命時，由最有學識的秘書官，在群集的民眾面前向他做一番大聲疾呼的講演。大約在市政廳左前面的蘭齊大廳——即政府官員時常在那裡莊嚴地出現在民眾面前的門廊——的下邊或者附近有一個為了這個目的而建立的講壇。 周年紀念日，特別是君主們逝世的紀念日，通常都是以紀念演說來舉行的。即使在最嚴格意義上的追悼演說，一般也是委託一個穿著世俗服裝的人文主義者在教堂里發表的；得到這種光榮的不僅有君主，而且也有官員或其他方面出名的人士。在結婚或訂婚典禮上發表演說也是這種情形，所不同的是它們在宮廷里而不是在教堂里發表，如在安娜·斯福查和伊斯特的阿爾方索的訂婚典禮上，費萊佛在米蘭的宮城裡所做的演說就是如此。這種禮節也有在宮城的小禮拜堂里舉行的可能。名門望族無疑地也雇用這種婚禮演說家作為一種高等生活的奢侈享受。在費拉拉，人們請求蓋利諾派出他的隨便那一個學生來參加這些典禮。教會在婚禮和葬禮上僅僅負責宗教儀式。 學院裡，無論是一個新教師的就職演說或者是一門新課的開課演說，都由教授本人來發表，並且被看作是表現偉大辯才的機會。大學的一般講課通常也具有一種講演的性質。 關於法庭辯論，聽眾的水平決定著演說的形式。必要時，就用各種哲學和古代知識來豐富它的內容。 我們可以提一提在戰鬥之前或者在戰鬥之後，用義大利語言所做的戰地演說，這是一種特別演說。烏爾比諾的菲德利哥被認為是這種演說的能手。當他的隊伍排成戰鬥序列時，他慣於在他們中間巡行並依次地以自豪感和熱情來激勵他們。十五世紀的軍事史家們的著作里的許多演說（例如在波爾切利烏斯的著作里）至少在事實上可能是出於虛構的，但其中一部分也有可能是真正說過的話的忠實記錄。還有另一種講演，是對佛羅倫薩民兵作的，這種民兵主要是由於馬基雅維里的影響在1506年組成的；這些講演最初是在檢閱時做的，後來則在每年的特別節日上發表。這僅僅是一般激發聽眾的愛國熱情的講演，是在城內各區的教堂里由一個身披甲冑手持寶劍的市民對集合起來的軍隊來講的。 最後，教壇演說在十五世紀時開始失去了它的明顯的特徵。許多教士參加了研究古典文化的團體，並熱望在這方面獲得成功。街道說教師，錫耶那的伯爾納丁，甚至在活著的時候就已經被認為是聖徒，並為人民所崇拜，但他並不以向有名的蓋利諾學習修辭學為恥，雖然他不得不只用義大利語講道。對於說教師，特別是對於四旬齋期的說教師的要求，的確以這個時代為最多；有很多聽眾不僅能容忍而且也要求從教壇講道中得到豐富的哲學知識。但是，這裡我們還必須特別提到那些在必要時刻偶爾用拉丁文講道的著名說教師。如已說過的，他們的許多機會已經被有學問的俗人在去了。在特定的聖徒們的節日上、在婚葬典禮上，或者在一個主教的就職典禮上的演說，甚至一個神職朋友的開台彌撒的介紹演說或者在某些修會的節日上的講演，都委託俗人來做。但是，在十五世紀的教廷里所舉行的任何慶典上，說教師無論如何一般還都是僧侶。在西克塔斯四世時期，吉亞科莫·伏爾泰拉有次序地列舉了這些說教師的名字，並按照這一門藝術的法則對他們做了鑑定。費德拉·英吉拉米在優里烏斯二世時代以演說家著稱，他起碼是接受過聖職，並且是聖約翰·拉特蘭大教堂的執掌祈禱禮式者。除他之外，在當時高級教士中的優秀拉丁語學家比比皆是。在這方面象在其他方面一樣，俗人的人文主義者過分享有的特權在十六世紀裡顯得減少了，我們即將就這個問題做更詳盡的敘述。 那麼什麼是這些講演的主旨和一般特徵呢，中世紀的義大利人是並不缺少民族辯才的，而所謂「修辭學」從一開始就屬於七門學藝之內；但就古代講演方法的復興而言，根據菲利波·維蘭尼的意見，應該歸功於死於1348年瘟疫病中的佛羅倫薩人布魯諾·卡西尼。他的實際目的是使他的同胞在公眾面前能有效地暢所欲言，因之他以古人為典範，對於立意、發言、姿態和手勢各按照他們固有的關係做了論述。在別的地方我們也讀到了專為實際應用而寫的訓練講演的著作。能以拉丁文做優美的即席演說是一種最受重視的才能。對於西塞羅的講演詞和他的理論著作的越來越多的研究、對於昆提里安和謳歌皇帝的頌詞作家的越來越多的學習、新的論著的出現、博古學術的一般發展，以及這時可以而且必須從中吸取營養的豐富的古代事物和思想等等加在一起形成了新雄辯術的特徵。 儘管如此，但這種特徵仍因人而大異。許多演說詞，特別是緊扣所討論的問題的那些演說詞，灌注著一種真正雄辯的精神；庇護二世留給我們的大量演說詞就是這一類。吉安諾佐·曼內蒂的講演所產生的神奇效果說明和他一樣的演講家是不多見的。他作為一個使臣在尼古拉五世和威尼斯的總督與大議會面前的偉大晉見演說是令人久久不能忘懷的事情。相反地，許多演說家不僅會抓住這種機會來迎合權貴的虛榮心，並且在他們的演說詞中連篇累牘塞滿古董糟粕。人們為什麼會不厭其煩地聽這種長達二、三小時的講演，只有在考慮到當時人們對於每一種與古代文化有關的事情都感到濃厚興趣，而印刷術尚未普及，關於這一門學問的著作還極為稀少和有許多缺點時才能夠了解。這一類的講演起碼還有我們認為（第238頁）佩脫拉克的許多書信所具有的那些價值。但有些演說家做得太過火了。費萊佛的大多數講演詞是由古典的和聖經的引文雜湊而成的，再添些陳詞爛調；在講演詞里，他以基本美德或類似的東西來恭維他所要恭維的大人物；似此情形，我們就必須費很大的力氣才能分辨出其中真正含有的少數有價值的歷史資料，其他人的情況也不外乎此。例如一個皮亞琴察的學者兼教授1467年在加利佐·馬利亞大公的歡迎會上所做的演說，從優里烏斯·凱撒說起，然後進而把一大堆的經典引文，和演講者自己杜撰的一些譬喻攙合在一起，並以一些給這位君主提的極端輕率的勸告作結束。幸而天色已晚，這位講演家不得不把他寫好了的頌詞交給這個君主了事。費萊佛在一個訂婚典禮上的演說以這樣的話開始：「亞里士多德，這位逍遙學派哲人。」有的人從布普利烏斯·科爾納利烏斯·西庇阿這一類的人開始，好象他們和他們的聽眾對於聽引經據典都是迫不及待的樣子。在十五世紀末，公眾的口味突然提高了，這主要是由於佛羅倫薩的影響，於是引經據典的做法乃被限制在適當的範圍之內。當時有很多參考書，其中人們所需要的一切古來對於君主和一般人們的讚頌之詞，可以一檢即得。 因為大多數的講演詞是事前在書齋里寫出來的，那個手搞就作為以後發表之用。另一方面，那些大即席演說家則有速記員跟著他們。我們還必須記住，一切流傳到我們手裡的講演詞並不都是打算真正當場發表的。例如老貝羅阿爾都斯對於魯德維科·摩爾的頌詞就是以手稿交給他的。事實上，正象書信可以作為練習，作為範文，乃至作為爭論的工具而寫給世界上一切假想的人和地方一樣，同樣也有為假想的場合而寫出來的模範講演詞供君主、主教等顯貴們在招待會上使用。 對於講演家對於其他藝術一樣，教皇列奧十世的逝世（1521年）和羅馬的遭劫（1527年）標誌著衰落時代的開始。剛剛從那永恆之都的廢墟中逃出來的喬維奧描寫了這個衰落的原因，雖然他的描寫不是詳盡無遺的但大體上卻是真實可靠的。「過去有教養的羅馬人從之學習拉丁風格的普勞圖斯和德蘭斯的戲劇，這時都被擯棄而代之以義大利喜劇了。優秀的演說家不再象過去那樣為人們所賞識和得到報酬了。宗教法庭的辯護人除了他們演說的引言外不再做任何準備工作，而其餘部分雜亂無章的講話則靠著隨機應變來對付。教堂講道和慶祝會上的演說也降低到同樣的水平。如果需要對樞機主教或其他大人物作追悼演說時，行政人員不必再花一百個金幣的代價去聘請本城最好的演說家，而是花一點點錢去雇用他們所碰到的任何一個厚顏無恥、只是希望被人們談到、好壞在所不計的腐儒。他們說，如果一個猴子身著喪服站在教壇上，用沙啞的聲音開始抽抽噎噎、嘰嘰咕咕地講話，然後逐漸變為大聲的號叫，那個死了的人也並不因此而聰明一些。即使在重大的教廷典禮上的講道，也不再象過去常見的那樣使人有利可圖了。各級的僧侶又重新把這項工作抓到他們自己的手裡，說起教來好象是對一群暴徒講話一樣。而僅僅數年前，一篇在教皇面前舉行的彌撒中的說教還可能很容易地成為晉升主教的階梯呢。」 第八章 拉丁文的論文和歷史 以下我們將從人文主義者的講演和書信作品轉而談到他們的其他創作，這些創作或多或少都是古代文化的模仿。 在這些創作裡邊必須列入常常採取對話形式的論文。在這方面，它是直接模仿西塞羅的作品的。為了力求公平地對待這一類著作——為了不是一見到就把它當作一種使人討厭的東西丟棄在一邊——我們必須考慮到兩件事情。擺脫了中世紀影響的那個世紀，感到在許多道德和哲學問題上需要某些東西在它自己和古代之間進行調和，而這種需要就從論文和對話體著作的作家那裡得到了滿足。他們著作中許多在我們看來不過是平常的東西，但對於他們和他們的同時代人則是一種古人絕未言及的、不容易得到的對於事物的新觀點。在這種形式的著作里，所用的語言，無論是義大利文或拉丁文，比在歷史敘事、書信或講演詞里的語言更為流暢而多變化，因此它本身就是一個為人們所特別喜愛的原因。有幾篇這一類的義大利文作品仍然保持著他們的範文地位。很多這類作品因其內容有的已被提到、有的將要提到；以下我們將把它們當作一個類別來加以論述。從佩脫拉克的書信和論文問世的時代起直到將近十五世紀末，大多數的此類作家象演說家一樣，他們的主要工作是堆砌淵博的引證。在這之後，整個文體，特別是義大利文的，突然變得明晰起來，遂至在本波的《阿蘇拉尼》和盧吉·科爾納羅的《有節制的生活》中達到了古典的完美高度。這裡還有一個決定性的因素，即在當時，每一種古代事物開始被收集在百科全書（時已印刷出版）裡邊，而不再成為論文家前進的障礙了。 人文主義的精神支配著歷史的寫作也是勢所必然的。把這一時代的歷史和較早的年代記，特別是象維蘭尼那些生氣洋溢、色彩豐富、光輝燦爛的著作，做一個粗淺的比較，將使我們對於這種變化不禁喟然興嘆。和他們比較起來，最優秀的人文主義者，特別是他們在佛羅倫薩歷史家中最有名的直接繼承者，列奧那多·阿雷提諾和波吉奧，顯得如何枯燥無味和墨守成規啊！法奇奧、薩伯利科、弗萊達、塞納雷加、普拉提那在曼圖亞的編年史里、本波在威尼斯的年代記里，乃至喬維奧在他的歷史著作裡邊都有些古典的詞句，當讀者意識到在這些古典的詞句中間，最好的地方色彩和個人特色以及對於事件真實性的完全忠實的興趣已經喪失時，他們的欣賞就不斷地遭到了破壞。當我們聽到李維，這一派作家學習的典範，正好在他最不值得模仿的地方被抄襲時——理由是「他把一個乾燥無味的傳說變成了美妙而內容豐富的故事」——就更增加了我們的不信任。同樣地我們也聽到了一種值得懷疑的說法，那就是：歷史家的任務正和一個詩人一樣，是刺激、迷惑和感動讀者。我們還必須記住，許多人文主義歷史家對於他們自己範圍以外所發生的事情知道得很少，而就所知道的這一點點他們還往往被迫用來迎合他們的保護人和僱主的興趣。最後我們就要自問，這些人文主義者有時公開承認的對於近世事物的輕蔑是否不一定必然對他們處理這些事物發生一種不幸的影響。讀者會不知不覺地對於象波洛尼亞和費拉拉的那些忠實於舊體裁、不尚虛飾的拉丁文和義大利文的編年史作者寄予更大的興趣和信賴，並且會對於那些用義大利文寫作的最好的真正年代記作家——即對於馬利諾·薩努多、柯利奧和茵菲蘇拉等人懷有更多的感激之情。在十六世紀初，這些人受到一群新興的優秀的以本國語言寫作的偉大民族歷史家的仿效。 當代的歷史用當時的語言來寫無疑地是遠比勉強用拉丁文來寫為好。義大利語言是不是更適合於記載過去很久的事件或更適合於做歷史研究，當時對於這個問題的答覆是不一致的。在那時，拉丁語是受過教育的人們「共同語」，不僅在國際的意義上，作為英格蘭人、法蘭西人和義大利人的一種交往工具是如此，而且在各地之間交往的意義上也是如此，倫巴第、威尼斯和那不勒斯的寫作風格，雖然很久以來就以托斯卡納語為典範，而且只帶有極輕微的方言痕跡，但仍不為佛羅倫薩人所承認。這不是由於寫當地當時的歷史的結果，因為在寫歷史的那個地方一定會有讀者的，但在寫過去的歷史時，由於希望有更多讀者就不同了。在這些著作中，人們的地方興趣不能不為學者的普遍興趣所打消。象弗爾利的布朗德斯那樣一個人，如果用羅馬尼阿的方言寫他那不朽的學術巨著，他的影響所及會有多遠呢？無疑地，這些著作只是由於佛羅倫薩人的輕視就將墮入無聲無臭之中，而用拉丁文來寫，它們就會對整個歐洲學術界都有極其深遠的影響。佛羅倫薩人自己在十五世紀也寫拉丁文，這不僅是因為他們思想受人文主義的影響，而且是為了獲得更廣泛的讀者。 最後，在同時代的歷史中還存在有某些拉丁文論文，它們和這一類的最好的義大利文著作具有同樣的水平。當模仿李維風格——它對於如此眾多的作家來說，無異於是一張普洛克魯斯特斯的床——的那種長篇大論的敘述被拋棄時，有了驚人的變化。同一的普拉提那和喬維奧（他們所寫的巨大歷史著作，我們只有不得已時才去讀它）當時一變而成了傳記體裁的能手。我們已經提到過特利斯坦·喀拉蚩奧洛的著作，提到過法奇奧的傳記著作和薩伯利科的威尼斯地誌學，其他著作下文還要提到。歷史寫作和書信講演一樣不久就有了它的理論。這個理論效法西塞羅的先例，驕傲地提出歷史的價值和尊嚴，大膽地承認摩西和四大福音書作者是質樸的歷史家，最後還提出要絕對公正和熱愛真理的真誠的勸告。 過去歷史方面的拉丁文著作自然大部分是關於古代文化的。使我們更加感到驚異的是我們在人文主義者中間看到了相當數量的關於中世紀的歷史著作。這一類著作的第一部是馬提奧·帕爾米利的編年史（449－1449年），它是從普羅斯柏爾·阿奎塔努斯擱筆的地方寫起的，它的體裁無疑地是保羅·科爾蒂斯那樣的後世批評家所不滿意的。打開弗爾利的布朗德斯的《十卷史》，我們意外地發現：它是「從羅馬帝國衰亡以來」的一部世界史，象在吉本的著作里那樣，充滿了對於每一個世紀的作家的獨到的研究，而整個前三百張對開頁中所講的都是到弗里德利希二世逝世為止的早期中世紀史。而這時在北方國家裡邊，對這類著作所要求的無非是關於教皇和皇帝的編年史以及稱為「時代之束」的編年史而已。我們不能在這裡說明布朗德斯利用了哪些著作，和他從哪裡找到了他的材料，雖然有一天文學史家會對他做出這種公平的判斷。只是這部書就能夠使我們有理由說：使中世紀的研究成為可能的乃是那對於古代的研究，這樣先在思想上養成了我們對於歷史做公平判斷的習慣。此外我們還必須說明：中世紀這時對於義大利來說已經成為過去，義大利人能夠更好地理解它們，因為他們已置身於中世紀之外了。雖然如此，但不能說他們立刻就判斷得很正確，更不能說他判斷得很忠實。在藝術上，表現了一種反對中世紀所創造出來的一切東西的成見，並且人文主義者是以自己勃興之日為新紀元的。薄伽丘說：「我開始希望並且相信，上帝憐憫了義大利的名譽，因為我看到：他的無窮仁愛使義大利人的內心裡具有和古代人同樣的精神——用掠奪和暴力以外的方法取得榮譽的精神，而且說得更正確一些，是在詩歌道路上使人們成為不朽。」但是，當任何這種研究精神在歐洲其他地方還不足道的時候，這種狹隘而偏激的氣質並沒有妨礙義大利更有天才的人們的研究精神。對於中世紀的歷史評判之所以可行，正是因為人文主義者對於一切問題的合理對待已經養成了一種歷史精神。在十五世紀，這種精神甚至已經如此深深地貫穿在義大利的個別城市的歷史中，因而關於佛羅倫薩、威尼斯和米蘭的起源的那些愚蠢的神話故事已經不復再見，而與此同時和很久以後，北方的編年史中卻裝滿了荒誕不經的無稽之談，它們的大部分沒有任何文學價值，但仍一直捏造到十四世紀為止。 地方史和光榮感之間的密切關係已經在敘述到佛羅倫薩時談到過（見第一編第七章）。威尼斯也是不甘落後的。正象佛羅倫薩人的一次講演上的巨大勝利促使一個威尼斯使節趕緊寫信回去請求隨後派來一個演說家一樣，威尼斯人也感到有必要寫一部能夠和列奧那多·阿雷提諾和波吉奧的作品相媲美的歷史著作。為了滿足這種要求，在十五世紀裡，在和喬萬尼·馬利亞·費萊佛等入談判失敗之後，出現了薩伯利科的《十卷集》，而在十六世紀裡出現了彼埃特羅·本波的《威尼斯事跡史》，這兩部書都是在這個共和國的正式委託之下寫成的，後者是前者的續集。 十六世紀初期的偉大佛羅倫薩歷史家是和拉丁語學家本波與喬維奧完全不同的一種人物。他們用義大利文寫作，不僅是因為他們不能和語言學家的優美的西塞羅風格爭短長，而且也因為，他們象馬基雅維里那樣，只能用活的語言來記載他們自己直接觀察所得的現實的結果——具體到馬基雅維里，我們還可以加上他對於過去的觀察的結果——並且象圭奇阿爾狄尼、瓦爾奇和許多其他人的情況一樣，也因為他們所最希望的是：他們對於事件進程的看法能夠產生一種儘可能廣泛而深遠的實際影響。即使他們只是為少數友人而寫作，象弗蘭切斯科·維托利那樣，他們也從內心裡感到有必要說出他們對於人物和事件的見證、解釋和辯護他們參加那些事件的理由。 可是，儘管他們有他們獨特的語言和風格，他們還是受到了古典文化的強有力的影響，而沒有這種影響，他們一定是難於想像的。他們不是人文主義者，但他們是從人文主義的學校里出來的，在他們身上比在李維的大多數的模仿者的身上有著更多的古代歷史家的精神。象古代人一樣，他們是為市民而寫作的市民。 第九章 一般文化的拉丁化 我們不能試圖去追尋人文主義在專門科學方面的影響。每一門科學都有它自己的歷史，這一時期的義大利研究者，主要由於他們重新發現了古代文化所達到的成果，而在這些歷史上開闢了一個新時代；隨著這個新時代，有關科學就以多少不等的特殊性開始了它的近代階段。關於哲學，我們也必須請讀者去參考這方面的專門歷史著作。古代哲學家對於義大利文化的影響，有時看來是巨大的，有時是輕微的；當我們考慮到亞里士多德的學說，主要是從他的倫理學和政治學中引伸出來的學說，——二者在早期都傳播得很廣——竟成受過教育的義大利人的共同財產，以及整個的抽象思維的方法怎樣受他支配時，它的影響就是巨大的；當我們記起古代哲學乃至那熱心的佛羅倫薩的柏拉圖主義者對於一般人民的精神上的教義影響是如何不足道時，它就是輕微的。那些看來象是這種影響的東西，大抵不過是一般新文化的以及義大利思想的特殊成長和發展的一種結果。當我們談到宗教時，我們將在這個題目上多作論述。但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我們所必須涉及的不是人民的一般文化而是個人或學術界的表現；而這裡也必須在對古代學說的真正吸收和時髦的裝模作樣之間劃清界限。因為對於許多人來說，好古不過是一種時尚，甚至在很有學問的人們中間也在所難免。 但是，所有在我們這個時代看來象是矯揉造作的事情在當時並不一定真正是如此。例如，給子女們取希臘、拉丁名字就比現在從小說故事裡取名，特別是取女人的名字的習慣，更好、更文雅些。當人們對古代世界的熱情大於對聖徒的熱情時，貴族家庭把他們的兒子叫作阿伽門農、提德斯、阿奇里斯，和一個畫家把他的兒子叫作阿伯勒斯，把他的女兒叫作米諾爾娃就是一件很簡單很自然的事情。選擇一個好聽的古代名字來代替人們常常願意擺脫掉的一個家族的名字，看來也並不是沒有道理的。一個為當地全體居民所共有而還沒有轉變成為一個家族的名字的地方名字，人們是願意放棄它的，特別是當它給人們以宗教聯想，使人們認為它不合適的時候。菲利波·達·聖吉米尼亞諾就把自己叫作卡利馬庫斯。那個為他的家族所誤解和侮辱，而在異鄉城市裡以學者成名的人，即使原是一個桑斯維利諾地方的人，也能夠把他的名字改為優里烏斯·彭波尼烏斯·拉圖斯。就是簡單地把一個名字譯成拉丁文或希臘文，象在德意志幾乎成了普遍的習慣那樣，對於一個說和寫都用拉丁文的時代也是可以原諒的，這個時代不僅需要有語尾變化的而且也需要便於在韻文和散文中使用的名字。可惱而又可笑的是改變禮名或族名的一半以便產生古典的聲音和新的意義。於是喬萬尼就了喬維亞努斯或亞努斯，彼埃特羅變成了彼特利烏斯或彼埃利烏斯，安托尼奧就了奧尼烏斯，桑納扎羅成了桑塞路斯，盧卡·格拉梭成了盧西烏斯·克拉蘇斯。對於這一切嘲笑得如此厲害的阿里奧斯托，活著就看到了兒童們以他自己作品中的男女主人公命名。 我們也不必過分嚴厲地批判這一時代的作家們的作品中把許多社會生活習慣，如官吏、禮節的名稱和類似的東西等等拉丁化。只要人們滿足於簡單而流暢的拉丁文風格，如從佩脫拉克到伊尼亞斯·希爾維優斯的大多數作家們的作品那樣，這種習慣就不是那麼常見和顯眼的了。它是在人們要求一種完美的西塞羅體拉丁文時才成為不可避免的。近代的名稱和事物與這種文體不復諧調，除非先對它們加以人為的改變。腐儒們喜歡把市參議員叫作「元老院元老」，把修女叫作「維斯特處女」，把每個聖徒叫作「神明」或「神」，但象保羅·喬維奧那樣重風雅的人則只是在不得已時才這樣做。而正因為喬維奧做得很自然，並且不特別突出強調，所以在他那有旋律的語言裡，即使樞機主教變成為「元老」，主教長變成「元老院長」，開除教籍變成為「詛咒」和狂歡節變為「牧神節」，我們也不感到刺耳。只是這個作家的這個例子就足以警告我們，不要從這些風格的特點上草率地得出關於作家的整個思想方法的結論。 用拉丁文寫作的歷史是不能在這裡詳加論述的。在整整兩個世紀裡邊，人文主義者所做的就象是說，拉丁文是，而且必須一直是惟一值得用來寫作的語言。波吉奧惋惜但丁用義大利文寫他的偉大詩篇；而但丁，如大家所熟知的，也確曾試圖用拉丁文來寫作，《地獄》的開頭部分最初就是以六音步詩寫成的。整個義大利詩歌就由於他沒有繼續採用這種同樣的體裁而得到發展，但就連佩脫拉克，重視他自己的拉丁文詩也比重視他的十四行詩和「短歌」為多；而有些人也曾希望阿里奧斯托用拉丁文寫他的詩篇。在文學上，從來沒有存在過更為強大的壓力；但詩歌卻大部分擺脫了它，並且又可以不冒過分樂觀的危險來這樣說：好在義大利詩歌有兩種表現自己的方法。在兩種文字的寫作上都完成了一些偉大而典型的東西，而在每一種寫作上我們都能看到它為什麼選擇了拉丁文或義大利文的理由。關於散文大概也可以同樣這樣說。義大利文化在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響就靠著某些著作是用拉丁文寫成的這樣一個事實——「遍及全世界」——同時那些為了不用拉丁文寫作而經過一番內心鬥爭的人卻寫出了最好的義大利文的散文。 從十四世紀起，西塞羅的著作被普遍認為是最純潔的散文典範。這決不是完全由於人們對於他的選詞造句，和文章風格有公正評價，而更恰當的說，是由於這樣一個事實，即義大利精神充分而自然地符合於這位書信作家的親切的態度、這位講演家的煥發的才華和這位哲學思想家的透徹的解釋。就是佩脫拉克也清楚地認識到了西塞羅作為一個人和一個政治家的弱點，雖然他非常尊敬他，但對於這些弱點並不感到高興。在佩脫拉克的時代以後，書信體完全模仿西塞羅，除了記敘文體裁之外，其他文體也受到了同樣的影響。但是，那種對每一個不能從大師的權威著作中找到糧據的詞句都加以排斥的真正西塞羅主義，直到十五世紀末才出現，那時洛倫佐·瓦拉的文法著作已經並始對整個義大利發生影響，而羅馬的文學史家的主張也被加以分析和比較。自那以後，古代作家風格上的每一個細微的差別都越來越受到細緻的研究，直到最後得出使人感到安慰的結論，那就是最完美的典範只有求之於西塞羅的著作中，或者——如果包括所有文學作品的形式在內——只有求之於那「不朽的和依然神聖的西塞羅時代」。象彼埃特羅·本波和彼埃利奧·瓦雷里亞諾這樣的人這時都把他們的全付精力用在這一個目標上。就是那些長時期反對這種傾向，並從早期的作家那裡形成了他們自己的一種古代體裁的人最後也屈服了，並且加入了對於西塞羅的崇拜。隆哥利烏斯在本波的勸告之了決定用五年長的時間來專讀西塞羅的作品，並最後發誓不用這個作家未用過的字。這種偏激最後爆發成為文人學者中間以伊拉斯瑪斯和斯卡利吉爾二人為首的一場大論戰。 一切西塞羅的崇拜者決沒有片面到認為他就是語言的唯一源泉。在十五世紀裡。波利齊亞諾和伊爾莫勞·巴巴羅曾經自覺地和有意地努力形成他們自己的一種風格，自然是在他們的「淵博的」學識的基礎上，雖然他們未能喚起他們的學生具有同樣的獨樹一幟的願望；而告訴我們這件事實的保羅·喬維奧也曾追求過同樣的目的。他雖做得未必成功，卻用力甚勤，並力求典雅，首先試圖用拉丁文來重新表現近代的特別是美學的思想。他用拉丁文描寫當時的偉大畫家和雕刻家的性格時所做的最聰明的解釋和最笨拙的說明交織在一起。列奧十世雖曾引以為榮。「使得我們的拉丁語文於我在任斯間實際稱得起（比過去）更有所提高。」但就是他也傾向於自由的而不是過於偏狹的拉丁語法，而這的確是和他那好遊樂的性格相調和的。當他讀到和聽到的拉丁語是生動優美而又合於習慣語法的時候，他是欣然滿意的。此外，西塞羅並沒有給拉丁語會話提供典範，所以在這方面不能不於他之外另覓泰斗。這種需要從在羅馬內外的經常上演的普勞圖斯和德蘭斯的喜劇中得到了滿足，它對於演員來說是把拉丁語當作日常生活中的語言的一種最好的練習。研究古老的拉丁喜劇和對它們做近代的模仿，其動力是由於在《烏爾希尼亞修道院的古抄本》里發現普勞圖斯的戲劇而來的；這些劇本在1428年或1429年被送到了羅馬。幾年以後，在保羅二世任教皇期內，提諾的博學多聞的樞機主教（大概是皮斯托亞的尼科洛·福爾泰圭拉）以擅長這一門學問的鑑定工作著稱。他從普勞圖斯的最不完整的甚至連登場人物表都沒有的劇本上開始工作，並仔細研究這個作家的全部殘留下來的作品，主要著眼於他所用的語言。可能就是他首先促成了這些劇本的公演。以後，彭波尼烏斯·拉圖斯也從事於這同一問題的研究，並於普勞圖斯的劇本在高級聖職人員的家裡上演時擔任導演。喬維奧提到這些戲劇的上演在1520年以後次數已不如前，原因之一是如我們在前文所看到的由於雄辯術的衰落。 在結論中，我們可以提到文學上的西塞羅主義和建築家們在藝術領域內對於維特魯維烏斯的建築藝術的復興二者之間的相似之處。那條在文藝復興史的其他方面適用的規律在這裡也是同樣有效的，即每一種藝術運動都有一種當時一般文化上相應的運動為其先導。至於建築藝術，如果我們從科爾內多的樞機主教阿德里安（1505年？）算到第一批以維特魯維烏斯派自居的建築家們為止，這個間隔期間並不多於二十年左右。 第十章 近代的拉丁詩歌 然而，人文主義者主要引以為驕傲的是他們的近代的拉丁詩歌。至少就它足以代表人文主義運動的特徵來說，它是在本書的討論範圍之內的。 前面已經提到，輿論對於這種詩歌形式是如何地歡迎和它怎樣幾乎代替了一切其他形式的詩歌。我們可以十分肯定，當時世界上存在的一個最有天才和高度發展的民族並不是由於純粹的愚蠢和盲幹而拒絕使用象義大利語這樣一種語言。導使他們這樣做的一定有一個重大的原因。 這個原因就是對於古典文化的崇奉。象一切熱誠、真正的崇奉一樣，它必然促使人們去從事干模仿。在過去其他民族裡邊，我們也看到了很多同樣的個別的努力。但是，只有義大利存在著新的拉丁詩歌延續和發展所必需的兩個主要條件：在有教養的階級中間對於這一門藝術的普遍發生興趣，和在詩人們自己中間的往昔義大利天才的部分復甦——一個遙遠的詩歌旋律的奇妙的迴響。在這些條件下所產生的最好的作品不是模仿而是自由創作。如果我們不肯容忍藝術的任何借鑑形式，如果我們不是輕視古典文化，就是認為它有某種神秘莫測的難於接近的性質，如果我們不能原諒詩人們諸如在被迫去揣摩或發現一大堆的音節長短上所發生的錯誤，那麼我們最好是把這種文學作品置之不論。它的最好的作品不是為了向文藝評論挑戰才創作的，而是為了給詩人和他的千千萬萬同時代人以享受。 獲得成功最少的是取材於古代歷史或古代傳說的敘事詩。不僅是在當時被視作仿效的典範的古羅馬人而且就連荷馬以後的希臘人也都不具備一篇生動的敘事詩所需要的主要條件。我們也不能從文藝復興時代的拉丁詩人身上找到這些條件。但是，佩脫拉克的《阿非利加》和近代的任何原始敘事詩一樣，擁有很多很熱心的讀者與聽者。這篇詩的寫作目的和緣起是饒有興味的。十四世紀根據正確的歷史眼光，承認第二次布匿戰爭是偉大羅馬的全盛時代，因而佩脫拉克就不能不寫這一個時代。如果西里烏斯·義大利庫斯當時已經發現，佩脫拉克或者將選擇另外一個主題，但實際上是對老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的歌頌與十四世紀的精神是非常吻合的，所以另一位詩人，扎諾比·德拉·斯特拉達也打算從事於同樣的寫作，而只是由於對佩脫拉克的尊敬，才停止了他已經寫了很大一部分的詩。如果需要為寫作《阿非利加》提出任何理由，它的理由就在於這樣一個事實，即在佩脫拉克的時代和以後，西庇阿是群眾感到興趣的人物，好象他當時還活著一樣，並且被許多人認為比亞力山大、龐培和凱撒還偉大。有多少近代敘事詩處理過既這樣受人歡迎，又這樣具有歷史基礎和引人入勝的一個主題呢？對於我們來說，誠然，這篇詩是不易讀懂的。關於同一類的其他主題，讀者可參考文學史。 在發展和補充希臘－羅馬神話方面，我們發現了一條更為豐富多產的礦脈。在這條礦脈里，義大利詩歌也很早就有它的一份，以薄伽丘所著的被認為他最早最好的詩作的《特賽德》開始。在教皇馬丁五世時期，馬菲歐·維吉奧用拉丁文寫了《艾尼伊德》的第十三冊；除了這些著作之外，我們還看到許多不太重要的作品，特別是以克勞底安的風格寫成的一部《美利哥羅的故事》、一部《希斯波利斯的故事》等等。更希奇的是那新編造出來的神話，它使義大利最美麗的地方住滿了天神、半人半神的少女、神仙乃至於牧羊人；神話中的敘事詩和田園詩兩種體裁交相滲透，在佩脫拉克時代以後的記敘體或談話體的牧歌裡邊，田園生活被因襲地看作是表達種種感情和幻想的手段；關於這一點在後文中還要談到。目前我們只能談到新的神話故事。在神話方面，我們比在任何其他方面都能更清楚地看到古代的神對於文藝復興時代的人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他們代替詩歌中的抽象名詞，使那些比喻的詞藻成為不必要的，另一方面，他們可以作為藝術中自由而獨立的成分，作為在任何一篇詩歌在都可以利用的美的形式。蒲伽丘以其想像中的神和牧羊人的世界大膽地樹立了這種先例；這些神和牧羊人在他的《阿梅托的女神》和《費埃索來的女神》兩篇作品中是住在佛羅倫薩周圍的地方的。這兩首詩都是用義大利文寫的。但是，在這種體裁方面的傑作是彼埃特羅·本波的《薩爾加》。這篇作品敘述河神薩爾加向加達女神求婚和在巴爾多山的山洞裡的盛大婚禮；敘述提瑞西亞斯的女兒芒托的預言，孩子明希烏斯的出生，曼圖亞的建立，和明希烏斯與安迪斯的女神美雅的兒子維吉爾的未來的光榮。本波以最美麗的詩句寫出了這個人文主義的纖巧華美的作品，並以一篇能夠引起任何詩人的嫉羨的對於維吉爾的致詞作結束。這樣的作品往往被人輕視，認為只不過是一種高談闊論而已。這是一個鑑賞的問題，我們大家都可以自由表示自己的意見。 此外，我們還可以看到以六音步詩的形式寫出來的關於聖經和宗教主題的長篇敘事詩。這些作家們並不是一味地尋求升遷或討好教皇的。他們之中最優秀的，甚至象《處女神》的作者，巴蒂斯塔·曼托萬諾那樣的天才較差的作家，大概都有一種用拉丁詩篇為宗教服務的真誠願望——一種和他們對於天主教信仰的半異教的概念非常調合的願望。歷史家吉拉爾德列舉了這些詩人，其中維達以他的《基督記》和桑納札羅以他的三卷《處女的分娩》占首要地位。桑納札羅（1458－1530年）以其從容有力的流暢詩句給人以深刻的印象，在這些詩句裡邊，基督教的和異教的成分被他以生動有力的描寫和高度的技巧毫無顧忌地混合在一起了。他敢於把維吉爾的第四牧歌引用到他的在馬槽旁邊的牧羊人所唱的歌里去（第3卷，第200頁以下）而不怕比較對照。在處理肉眼看不見的靈魂世界時，他有時顯出具有和但丁一樣的大膽，如他寫大衛王在古聖祖所在的地獄邊緣站起來歌唱和預言（第1卷，第236頁以下），或者寫上帝坐在他的寶座上，披著繪有一切原素的閃閃發光的斗篷向他的天使大軍講話（第3卷，第17頁以下）就是如此。他在平時毫不遲疑地把整個古典神話交織在他的主題里，而不破壞整體的和諧，因為異教之神僅僅是處於從屬地位而不在故事裡扮演重要角色。要從各方面評價那個時代的藝術天才，我們必須不拒絕注意象這一類的作品。當我們考慮到基督教和異教的成分混合在詩歌中往往比在造型藝術中使我們更加感到不安時，桑納札羅的優點看來就更大一些。造型藝術還能夠以形式和色彩的美麗來滿足我們的視覺，並且一般和詩歌比起來是更與主題的意義無關的。就造型藝術來說，想像的興趣主要在形式上；就詩歌來說是在內容上。誠實的巴蒂斯塔·曼托萬諾在他的節日曆中試用了另外一種辦法。他不是讓神和半神半人的人物為聖史的目的服務，而是象教父之所為，使他們處於和聖史相反對的地位。當天使加百列在拿撒勒地方向聖母馬利亞問安時，信使神從加麥爾山峰飛在他的後邊並在門外偷聽。然後他把他偷聽的結果向聚集起來的諸神宣布，並因而鼓動他們做出冒險的決議。不錯，在他的其他著作里，泰底斯、塞利斯、阿奧路斯和其他異教諸神都情願向聖母馬利亞的光榮致敬。 桑納札羅的聲譽、模仿他的人數的眾多、最偉大的人物——為他寫墓志銘的本波，為他畫肖像的蒂先——對他的熱烈的致敬。所有這一切都說明他對於他那個時代是何等可貴和不可缺少。在宗教改革的初期，他為教會解決了一個詩人是不是有可能既是基督徒又是一個古典作家的問題；列奧和克萊門都為他的成就而十分感謝他。 最後，當代史這時也是用六音步的詩句或對句來寫的。有時候是故事體，有時候是頌詞體，但最普通的是對於某些君主或君主家族表示敬意的著作。所以我們就看到一部《斯福查記》，一部《博爾索記》、一部《洛倫佐記》、一部《波幾亞記》、一部《特流齊亞記》等類作品。所尋求的目的自然沒有達到；因為那些成了名的而這時成為不朽的作家與其說是由於這一類的詩不如說是由於任何其他原因；這一類的詩，即使偶爾也有由優秀的作家寫成的，人們對於它也總是有一種去不掉的厭惡之感。描寫有名人物生活的比較短的、簡單的和不加虛飾的作品，如阿德里安·達·科爾內多所寫的關於列奧十世的《巴洛狩獵》或《優里烏斯二世的旅行》的美麗的小詩，卻產生了一種完全不同的效果。關於獵隊的壯麗的描寫可以在埃科爾·斯特羅齊、和上邊所提到的阿德里安以及其他人的作品中找到。現代讀者由於這些作品無疑地充滿了恭維的語句而不禁發怒或拒而不讀是一件可惜的事情。許多這類美妙詩歌的熟練的處理手法及其具有的相當的歷史價值，保證它們能夠比我們自己這個時代的許多流行作品所可能達到的壽命更長一些。 一般說來，這些詩篇的感情成分和一般的成分運用得愈適當有節愈好。有些較短的敘事詩，即使是由公認名家執筆，但由於引用神話因素的不適時而無意地產生了一種難以形容的可笑的印象。例如埃科爾·斯特羅齊對於凱撒·波幾亞的哀悼就是這樣。在這詩里我們聽到了羅馬的悲嘆，她把她的一切希望寄托在西班牙的教皇卡利克塔斯三世和亞歷山大六世身上，並且認為凱撒·波幾亞是她期待的救主。斯特羅齊的歷史一直敘述到1503年的災禍。然後這個詩人問繆斯女神，當時諸神對於這件事是怎麼商量的，於是厄拉多講：在奧林帕斯山峰上，帕拉斯替西班牙人講話，維納斯為義大利人求情，她們兩個當時抱住丘辟特的膝蓋，丘辟特就吻她們，安慰她們並向她們解釋，他對於巴爾希所織成的命運無能為力，但是那些神聖的願望將實現在伊斯特、波幾亞兩個家族所生的那個孩子身上。在敘述了這兩個家庭的傳說中的起源之後，他宣稱，儘管人們提出種種懇求，但他對於凱撒·波幾亞也象他一度對於綿農和阿奇里斯一樣，不能使他永遠不死，並在最後安慰她們說，凱撒·波幾亞在他自己死亡之前將於戰爭中殺死很多人。於是戰神趕赴那不勒斯挑起戰爭和混亂，同時帕拉斯去到納比，並在那裡以亞歷山大六世的姿態出現在死的凱撒·波幾亞面前。在勸告他屈服於命運，並滿足於自己的令名之後，這位假裝是教皇的女神「象一隻鳥」一樣地消失了。 但是，假使我們把古典神話在其中扮演多少還適當的角色的一切東西都丟在一邊，我們就不必要地剝奪掉我們自己的欣賞的機會，有時是很大的一種欣賞機會。這裡，象在繪畫和雕刻上一樣，藝術手法常常能夠提高本來完全是平常的東西。諧模詩文（見前第167頁以下）的愛好者也可以在例如「混淆體狂詩」中找到這種文學的起源——喬萬尼·貝利尼畫的喜劇性的《諸神的宴會》是一幅較早的和它近似的作品。 還有，許多六音步的敘事詩不過是散文歷史的運用和改編，這種改編只要讀者能看到，就會喜歡它們的。最後，每一件事情——每一個爭論和每一個禮節——都被寫成了詩，甚至宗教改革時期的德意志人文主義者也這樣做。不過，要說寫詩僅僅是由於無事可做，或者是由於排列成詩句特別容易那是不公平的。總之，在義大利，象用「三音步詩」寫的大批當代傳說、歷史乃至小冊子所進一步證明的那樣，毋寧是由於對詩歌體裁有豐富的常識。正如尼科洛·達·烏扎諾發表他的新政體計劃，馬基雅維里發表了他對於他自己那個時代的歷史的看法，第三個人寫了薩沃那羅拉的傳記，第四個人寫了大阿爾方索對彼奧姆比諾的包圍一樣，他們為了產生一種更強烈的效果，以這種極困難的韻律形式來寫作，所以許多其他的人為了贏得他們特定讀者的讚許，而感到有寫六音步詩的必要。這種形式的詩歌哪些是人們當時所默許、所要求的，從那時的教導詩上可以得到最好的說明。它在十五世紀的風行程度是有些驚人的。最有名的人文主義者動輒以拉丁文的六音步詩來歌頌最平凡最可笑或最使人作嘔的主題，諸如練金術、棋賽、養蠶術、占基術和花柳病（性病）等，更不用說同類的許多義大利文的長詩了。今天這一類的詩是被斥為不值一讀的，事實上，它們究竟有什麼閱讀價值我們也很難說。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在審美觀念上遠遠高出於我們自己的那個時代——文藝復興和希臘－羅馬的時代——也未能免掉這種形式的詩歌。有的人或者不能不答覆說：並不是由於審美觀念的缺乏，而是由於更大的嚴肅性和改變了的科學處理方法，才使得這種詩歌形式成為不合適的，在這一點上，我們沒有必要來深加論述。 這些道德說教的作品之一近年來曾經不時地得到重新印行，那就是在費拉拉的一個秘密的新教信徒，馬爾切路斯·帕林吉努斯（彼埃爾·安哲羅·曼佐利）於1528年左右所寫的《生活的黃道帶》。作者把實際生活中的許多問題同關於上帝、道德和永生等最崇高的思索聯繫起來討論，並由於這個原因而成為倫理學史上一位比較重要的權威。但是，整個說來，他的這篇作品必須被看作是屬於文藝復興的範圍以外的，有一個事實進一步證明這一點，那就是與這篇詩的嚴肅的說教目的相調和，它傾向於用譬喻代替神話。 但是，這些詩人學者在抒情詩上，尤其是在輓歌上才是最接近於古代的，其次是在諷刺詩上。 加圖路斯的比較輕鬆的體裁曾在義大利人中風靡一時。許多優美的拉丁文牧歌，許多短小的諷刺詩和意在取笑的書信體詩文都不過是他的作品的改寫；對於鸚鵡和小狗的死亡的哀悼完全用的是《萊斯比亞的麻雀》那篇詩的語調和體裁，即使沒有字句上的模仿。這一類的短詩，如缺乏證明它們是十五世紀和十六世紀的作品的肯定的證據，就是一個鑑定家也不能確定它們的寫作年代。 另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幾乎沒有一篇以莎弗式和阿爾修斯式的韻律寫成的頌歌不明顯地顯露出它是出自近代的。這大多是表現在斯達提烏斯時代以前的古代所少見的冗長的修辭上，和特別缺少這種體裁的詩歌所必需的濃厚的抒情上。一篇頌歌的個別段落，有時候兩三節合在一起，看來好象是古代詩歌的片段，但是較長的一段就很少能始終保持這種特徵。即使能夠保持，例如在安德烈·納瓦克吉羅所寫的對於維納斯的美好的頌歌里，也使人很容易看出來那是古代傑作的簡單意譯。有一些頌歌的作者以聖徒作為他們的題材，並很風雅地模仿賀拉西和加圖路斯的類似的頌歌典型，寫出了向這些聖徒祈求的詩句。納瓦吉羅在他的對於大天使加百列的頌歌里就是這樣，特別是桑納札羅，他更進一步地吸收了異教的感情。他特別歌頌他的保護聖徒，在伯希利波的海岸上他的可愛的別墅里附設有這位聖徒的小教堂，「那裡海濤吞沒著岩壁流出的溪流，沖刷著小教堂的牆壁。」他最喜歡的是一年一度的聖納札羅地方的節日，這一天懸掛在小教堂里的花枝和花環在他看來就是祭獻的禮品。他滿懷悲哀，流浪遠方，在羅亞爾河之濱的聖納澤爾地方，和阿拉戈納王朝被流放的菲德利哥一起，在這同一的節日裡，他把黃楊樹和橡樹葉子的花圈獻給他的聖徒，緬懷著往昔伯希利波的所有青年人都照例坐著掛滿了鮮花的船隻出來向他致敬，並為期望他能再度回到故鄉而祈禱。 大概最使人誤認為和古典風格相近的是那種哀輓詩和六音步的詩篇，這些詩篇的主題包括從最嚴格意義上的輓歌一直到諷刺詩。因為人文主義者能夠最自由地看到羅馬哀輓詩人的原作，所以他們認為自己最擅長於模仿他們。納瓦吉羅的挽夜歌，象同時代的其他這一類詩篇一樣，有許多地方使我們想到它的範本；但是，它卻有著最美好的古代格調。的確，納瓦吉羅總是以選擇一個真正富有詩意的主題開始，但接著他不是以奴性的模仿而是自由地以熟練的技巧，以希臘詩歌選集，奧維德、加圖路斯或維吉爾的牧歌的風格來加以處理。他很少採用神話，只是例如為了引進一段田園生活的索描，他才在對塞利斯穀神和其他農村諸神的祈禱中才採用。他出使西班于歸來所寫的一篇致祖國的詩，雖然沒寫完，但如果其餘的部分能夠和它的開頭一樣，它是可以和文森佐·蒙第的《美麗的義大利，我衷心地愛你》放在一起而無愧色的。這篇詩的開頭是這樣寫的諸神的所愛世間尤其幸福的地方，祝你無恙，美麗的維納斯的甜蜜之鄉，願你納祥；唯望我於心神俱極疲勞之餘，心情愉快地瞻望你，遊覽你，唯望我邀你之惠，自我胸懷，掃盡憂慮！ 一切較高尚的感情，無論是最崇高的愛國熱誠（參閱本書第136頁對於優里烏斯二世的輓歌）、或者是對於統治家族的盡情的歌頌，以及像提伯路斯的作品那樣的淡淡的哀愁，都在哀輓詩或六音步詩的形式里得到表現。弗蘭切斯科·馬利奧·莫爾扎在對克萊門七世和法爾尼斯家族的阿諛奉承上可以和斯達提烏斯和馬夏爾相匹敵；他在病床上所寫的給他「戰友」的輓詩，給了我們一些在任何古代詩人作品中都可以找到，並確實是古已有之的把死亡看作是美麗的思想，而這並沒有從他們那裡抄襲任何值得提到的東西。桑納扎羅最能了解和再現了羅馬哀輓詩的精神和變化，在他那個時代，沒有其他作家能象他一樣，以這種體裁為我們寫下如此豐富多彩的一些精美的好詩。我們將有機會在與這些輓詩有關的問題上隨時談到其中的某些作品。 寫拉丁諷刺詩終於在那個時代里成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因為少數幾行警句被刻在紀念碑上，或者被引用在社會的笑談中就能夠為一個學者的聲譽奠定下基礎。在義大利很早就可以看到這種傾向。當人們知道圭多·德拉·伯倫達想要在但丁的墳上建立一個紀念碑時，墓誌詩從四面八方雪片似地飛來，「寫的人或者是為了表現自己，或者是為了向已逝的詩人致敬，或者是為了取得伯倫達的歡心。」在米蘭大教堂里，大主教喬萬尼·維斯康提（死於1354年）的墳上的三十六首六音步詩下邊有：「法學博士，加布利烏斯·迪·扎莫利斯大師之作。」隨著時間的推移，主要在馬夏爾，部分在加圖路斯的影響下，廣泛地形成了這一類的文學。當一首警句詩被誤認為是從某一個舊墓碑上真正抄寫來的，或者是象本波的某些作品一樣，寫得如此動人甚至全義大利都背誦它，那就被認為是一切勝利中最大的勝利。當威尼斯政府為了三個對句的頌詞而以六百金幣付給桑納札羅時，沒有人認為那是一種過於大方的浪費行為。警句詩之所以可貴，實在說，是在於它對於當時的一切有教養的階層所具有的意義，即榮譽的精髓。另一方面，當時也沒有任何人能夠很有力量不受諷刺詩的影響；就是最有勢力的人，為了每一個有目共睹的銘刻，也需要謹慎、淵博的學者的幫助，以免由於某些疏忽或其他原因把它收入到一堆可笑的題詞之內。碑銘和警句詩是同一種文學的兩個分枝，前者的仿製全靠對於古代紀念碑的勤勉不懈的研究。 羅馬尤其是一個警句詩和銘刻的城市。在這個沒有世襲榮譽的國家裡，每個人都必須設法使他自己名傳後世，同時還發現警句詩是反對競爭者的一種有效的武器。庇護二世滿意地計算著詩句的數目，這是他的主要詩人康帕納斯對他的政府的任何一件能夠寫成詩篇的事情所寫成的詩，在以後的各教皇時代，諷刺詩一時成為風尚，而在反對亞歷山大六世和他的家族上達到了挑釁謾罵的最高峰。桑納札羅確是在比較安全的地方寫他的詩篇的，但其他人卻在緊鄰教廷的地方冒險做大膽的攻擊《見本書第129頁）。有一次，當發現八付威脅性的對句釘在圖書館的門上時，亞歷山大把他的護衛加強到八百人；我們可以設想，如果他抓到那個詩人，他將怎樣懲治他。在列奧十世時代，拉丁警句詩就象家常便飯一樣。為了褒貶教皇，為了懲罰明指或不明指的敵人和目標，為了現實或幻想的嘲諷、戲弄；悲哀或者沉思的主題，人們認為沒有一種形式比這再合適的了，在安德烈·桑索維諾為聖奧古斯丁教堂所雕刻的有名的聖母馬利亞與聖婦安娜和耶穌聖嬰的群像上，有不下於一百二十人題了詩，誠然，出於宗教虔誠的不如出於重視發起這件工作的贊助人的為多。這個人是教皇的傳旨官，盧森堡的約翰·哥利茲；他不僅在聖婦安娜的節日上舉行了宗教儀式，並且在加比托爾山坡上他的花園裡舉行了盛大的文學餐會。有一篇長詩，《都市的詩人》對整個一群在列奧的宮廷上追求名利的詩人做一次檢閱，這在當時是很有意義的。這是弗蘭切斯庫斯·阿爾希路斯作的，他是一個既不需要教皇也不需要君主保護的人，並且即使對於他的同事也敢直言不諱。警句詩流傳到教皇保羅三世時代以後只剩幾聲稀疏的迴響，而銘刻則繼續盛行到十七世紀，最後由於過分誇大而消失。 在威尼斯，這種形式的詩歌也有它自己的歷史，我們能夠靠弗蘭切斯科，桑索維諾的《威尼斯史》來對它做一番追溯。警句詩作者的一件經常的工作是為懸掛在公爵宮廷大廳里的各總督畫像寫一些題句——用兩首或四首六音步詩把每一個總督最可稱道的治績表達出來。此外，十四世紀各總督的墳墓都有以散文寫成的單單記錄事跡的簡短的碑文，並附以誇張的六音步詩或列奧式的詩句。在十五世紀，人們更多地注意風格；在十六世紀，這種詩達到了全盛時代；在那以後不久就產生了索然無味的排偶，聲調的摹擬、虛偽的感情和抽象品質的歌頌，總而言之，是矯揉造作和過分誇張。期中可以發現許多諷刺的痕跡，在對死者的表面讚揚中隱含著對生者的批評。在以後很晚的一個時期里，我們看到了一些例子，是對於這種舊的簡單體裁有意識的恢復。 建築物和裝飾物的建築一般都為銘刻留有餘地，這些銘刻常常是一再的重複；北方哥德式的建築則很少並且也很難為這些銘刻提供適當的地方，例如墓碑只能在最顯露的部分——邊緣上，留有地位。 我們在此以前所談到的一切或者沒能對讀者說明這種義大利人的拉丁詩歌的典型價值。我們的任務勿寧是指出它在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必要性。在那種詩流行的時代出現了一種諷刺它的作品——所謂混淆體的狂詩。這種體裁的傑作，《混淆體狂詩集》是由梅利努斯·科卡優斯（曼圖亞的泰費洛·弗倫哥）寫的。我們以後隨時有機會提到這種詩篇的內容。關於它的形式——由拉丁文字和義大利文字組成並以拉丁文字為結尾的六音步詩和其他詩句——它的滑稽效果主要在於這些混合字聽起來象舌頭的許多滑音，或者一個過於倉促的拉丁「即席詩人」的詩文。德語的仿作一點也不給人以這種效果的感覺。 第十一章 十六世紀人文主義者的衰落 自十四世紀開始以來，詩人學者的陸續輩出、先後輝映，使得義大利和整個世界充滿了對於古代的崇拜，決定了教育和文化的形式，始終在政治事務上處於領導地位並在不小的程度上再造了古代文學；但終於在十六世紀裡，在他們的理論和學術不能再掌握群眾心理以前，這整個階層就已普遍而深深地遭到貶黜。雖然他們仍然是詩人、歷史家和講演家的模範，但就個人來說，則誰也不同意自己被認為是他們當中的一員。指責他們的主要兩點，一是敵視一切的自高自大，一是惹人憎惡的放蕩不羈，此外，還有第三條，那就是新興的反宗教改革的勢力大肆喧嚷給他們加上的輕視宗教的罪名。 或許有人問，這些責難正確與否且不管，但為什麼早沒有聽到呢，事實上，在很早的一個時期以前，就已經聽到了，不過它們所產生的影響不是那麼顯著而已。一個明顯的理由就是人們非常依賴那些學者來獲得他們的古代知識——那些學者本身就是古代文化的擁有者和傳播者。但是，古代經典著作的印刷本和巨大的編纂得很好的參考書和字典的流傳，大大減少了人們和人文主義者交往的必要性：一旦人們感到那怕只是部分地沒有他們也行，人們的感情立刻就有了明顯的變化。這是一種使優者和劣者都同樣蒙受損害的變化。 首先進行這些攻擊的自然是人文主義者自己。在所有形成一個階層的人們當中，他們是最沒有共同利益感，並且也是最不尊重關於共同利益感的一切的。如果他們之中的一個人看到了有一個取代另外一個人的機會，採取一切手段就都被認為是合法的。他們從文學問題的討論可以突然使人驚訝地轉為最兇惡的和最沒有理由的謾罵。他們不甘於遭人家反駁，於是就想要消滅對方。所以如此的某些原因必須歸之於他們所處的地位和環境；我們已經看到，那個時代是怎樣為熱中於光榮、熱中於諷刺的激情所支配，而他們是那個時代最響亮的代言人。他們在實際生活中的地位也是他們不能不為之繼續進行鬥爭的一項。他們就是以這樣的心情來寫文章、說話和彼此互相形容的。單是彼吉奧的作品裡就含有足以使人們對於全體人文主義者抱成見的髒東西——而這些「波吉奧的作品」卻正是那些在阿爾卑斯山南北兩邊都同樣最常刊行的著作。當我們在這些人中間遇到一個樣子看來是純潔的人時，我們必須小心不要高興得過早；進一步的探究常有遇到某種骯髒的指責的危險，即使它是不可置信的，但仍然會使那幅圖畫為之減色。大批在流傳中的拉丁猥褻詩，以及在龐達諾的對話體作品《安多尼烏斯》中關於他自己家族的下流話那樣的一些東西，使人文主義者這一階層丟盡了臉。十六世紀不僅很熟悉這一切醜惡的現象，並且也對人文主義者這一類型人物的越來越厭倦。這些人不能不為他們所犯的罪惡和前此落在他們頭上的過分的榮譽而付出代價。他們的惡運要求那個國家的最偉大的詩人以一種冷靜的和極度輕蔑的聲調來描繪他們。 在所有湊起來引起偌大怨恨的譴責當中，有許多是十二萬分有理由的。儘管如此，但許多有學問之士在宗教和道德問題上仍然存在一種明顯而無誤的要求嚴格的趨向，如果對整個階層都予以譴責，那隻證明人們對於那個時期知之不多。不過有很多人，其中包括最有聲名的代表人物仍然是有罪的。 能夠說明並或許能減輕他們的罪惡的有三個事實：紅運當頭的時候他們受到了過分的寵愛和得到了過分的幸運；前途難料，未來的苦樂是以保護人的喜愛或敵人的憎惡的轉移的；最後，是引人誤入迷途的古代文化的影響。這最後一項破壞了他們的道德，但又沒有給他們建立自己的道德作為代替；在宗教問題上，因為他們從來不考慮接受對於古代諸神的積極信仰，所以它只是在否定和懷疑的一面對他們發生影響。正是因為他們教條地去理解古典——也就是把它看作一切思想。行動的典範——它在這一點上的影響就是有害的。但是，那樣一個極度熱情崇拜古代世界及其作品的時代，其存在並不是一些個人的過錯。它是歷史天命的產物，它所繼承的以前各個時代的文化以及未來各時代的文化就奠基於它是這樣的情況，奠基於當時一切人生目的除此而外都被有意地撇在一邊的這個事實上。 人文主義者的生涯照例是屬於這一類的，那就是只有最堅強的性格才能度過一生而不受傷害。在有些情況下，第一個危險系來自父母，他們想要把一個早熟的孩子變成為一個神童。以便在當時的最高階層中取得他將來的地位。但是，天才兒童很少能夠超出某種水平；或者，即使他們能超過，他們也將被迫從經受最嚴酷的考驗的代價來取得他們更大的前進和發展。對於一個野心勃勃的青年來說，人文主義者的聲譽和卓越的地位是一種危險的誘惑；在他看來似乎他也「由於生來的自豪所以不能再留心於那些生活當中的卑微而平凡的事情。」因而就被引入一種激動興奮、盛衰浮沉的生活當中去，以勤苦的攻讀起，教徒授業、出仕為官，執掌密印、主持講席、據宮廷中的高位、樹死敵於多方，榮華變落淚，歷盡滄桑，升降無常，寵辱交乘；在這樣的生活當中，最有價值的真才實學常為厚顏無恥的浮誇虛飾所代替。最糟的是：人文主義者的地位和固定的居處不能相容，因為他不是為了生活不得不流離四方，就是個人的心情受影響永遠不能再長期安居一地。他對人們發生厭倦，而不能在他所引起的敵意當中過平靜的生活；而人民方面卻要求某些新的東西（參閱本書第219頁）。許多這樣的生活使我們想起了如費洛斯特拉圖斯所描寫的羅馬帝國的希臘詭辯學家，不過那些詭辯學家所處的地位較好一些。他們常常是有錢的，即使沒錢也能比人文主義者過得容易些，並且他們作為修辭學的職業教師，反而比作為學者的生活還更自由和更簡單些。但是，文藝復興時代的學者則不能不既要有淵博的學識又要有善於抵禦職業和處境常常變遷靡定的力量。此外，還有極端的放蕩不羈的感覺不到的後果——因為不管他做什麼，人們總是朝最壞的上邊想——和完全漠視別人所承認的道德準則。這樣的人如果不是有一種極端的驕傲感，我們就很難想像他們怎麼活下去。如果他們要想不至於覆沒，他們就需要這種驕傲感，而這個世界所給他們的時而是稱讚時而是憎恨的待遇，也使他們堅信應該驕傲。他們是一種極端主觀主義的最鮮明的例子和犧牲者。 如我們所說過的，對於人文主義者的攻擊和諷刺的描繪在早期就已經開始。對於一切極端突出的個性，對於每一種特徵都能找到一種符合於全國口味的嘲笑的糾正方法。在這種情形下，人文主義者自己就提供了充足而驚人的材料，諷刺家不過把它們拿來加以利用而已。在十五世紀裡，巴蒂斯塔·曼托萬諾在談到七種怪物時，把人文主義者和許多其他的人一起，列在「傲慢鬼」項下。他描寫他們怎樣自認為了不起，是阿波羅的子孫，以一種矯揉造作的嚴肅姿態和繃著一副陰鬱難看的臉子走路，有時顧影自憐，有時在盤算著他們所追求的譁眾取寵，象仙鶴在覓食一樣。但是，到了十六世紀，這種攻擊就全面地展開了。除阿里奧斯托之外，他們自己的歷史家吉拉爾德就提供了這種證據。他在列奧十世時期的著作可能在1540年左右經過了修訂。我們看到古今學者的道德墮落和卑劣無行的生活的觸目驚心的例子之多令人震驚，同時還有正式對他們提出的許多最嚴重的指責。指責他們的內容包括憤怒、虛榮、固執、自我欣賞、放蕩的私生活、各種各樣的不道德行為、以及異端和無神論；此外還有：信口開河的習慣、對國家的不良影響、賣弄學問的演說、對於師長的忘恩負義，以及對於初則使之受寵若驚繼則使之忍飢挨餓的大人物的卑鄙的諂媚。這篇描述最後以提到過去的黃金時代來結束，在那時世上根本就沒有學問這一類東西存在。在這些攻擊當中，異端一項不久就成為最危險的行為，而吉拉爾德自己，當他重新發表一篇完全無害的青年時期的作品時，也被迫在費拉拉大公赫克里斯二世的庇護下避難，因為那些認為與其在神話研究上浪費時間不如用之於讀基督教著作的人們這時占了上風。他為他自己辯解的理由是：他認為正相反，因為神話研究所涉及到的完全是中立性質的題目，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時代里幾乎是唯一無害的研究項目。 如果一個歷史家的責任是尋求人類同情能夠使道德裁判趨於緩和的證據，他將看到沒有一種權威的著作能夠在價值上和我們時常引用的彼埃利奧·瓦雷里亞諾的作品，《論學者的不幸》相比。它是在羅馬大劫所留下的慘澹的印象之下寫出來的；這次大劫在這位作者看來不僅是學者們所遭遇的難以言傳的痛苦的直接原因，而且好象是很久以來就尾隨在他們後邊的一種惡運的應驗。彼埃利奧在書中貫穿的是一種簡單的並且在大體上是公正的感情。他並沒有介紹某種使天才之士因才致禍的特別力量，他不過是說明一些事實，不幸的遭遇常常帶有宿命的特點。他並不想寫一個悲劇，或者把一些事件歸之於較高的力量的衝突，他滿足於把日常生活中的景象擺在我們眼前。我們看到了一些人在困難的時候，首先失去了他們的收入，其次失掉了他們的地位，看到了另外一些人試圖要身兼兩職，結果一無所得；看到一些不愛交際的守財奴，把金錢縫在他們的衣服裡帶在身邊，一旦被人搶走就瘋癲而死；看到了另外一些人獲得了高官厚祿，卻因為渴望他們已失去了的自由而抑鬱寡歡。我們也讀到了有些人由於瘟疫或熱病而青年早亡，他們殫精竭慮寫成的作品和他們的衣裳衾枕一起被焚化；另外一些人生活在同僚謀殺威脅的恐怖中；一個人為一個貪婪的僕人所殺死，和另外一個人在旅行中為盜賊所綁架，因為不能繳納贖金而在地牢中憔悴以歿。許多人由於遭到恥辱和被騙去了獎賞而死於難言的悲哀之中。書中還告訴我們，一個威尼斯人的逝世是因為他少年奇才的兒子的夭折；接著作母親的和弟兄們也相繼以歿，好象那個死了的孩子把他們都帶走了一樣。許多人，特別是佛羅倫薩人，以自殺結束他們的生命；另外一些人死於暴君的秘密審判。究竟誰是快樂的呢？用什麼方法可以得到快樂呢？是讓對於這種苦難的所有的感覺變得麻木不仁嗎？在彼埃利奧發表他的論點的那篇對話文章里，一個發言者能夠對這些問題給我們做出回答——那個有名的加斯巴羅·康達利尼，一提到他的名字，我們就轉而期待至少聽到一些當時關於這一類問題時最真實而最深刻的想法。他提到了貝魯諾的烏爾巴諾·瓦雷里亞諾修士作為快樂的學者的典型，此人在威尼斯任希臘語教師多年，到過希臘和東方，晚年時遊歷全國，卻從來沒有騎過馬。他始終一文不名，拒絕一切榮譽和殊遇，在度過了一個快樂的晚年以後，活到八十四歲才壽終；除去他曾從梯子上掉下過一次而外，他從來沒患過一小時的病。這樣一個人和人文主義的區別究竟何在呢？後者有超過自己能夠汲汲於尋求快樂的更多的自由和更多的主觀性。這個從兒童時代起就住在修道院裡的托缽僧人，寢食必循規蹈矩，因之不再感覺到這樣的生活有所勉強。由於這種習慣的力量，在一切外部的艱苦生活中，過著一種內心平靜的生活，這比他的說教更能感動他的聽眾的。聽眾看到他的形象，就能夠相信，究竟能否克服不幸或者屈服於它就在於自己了。「在貧乏勞苦之中而不改其樂，因為這是他所欲求的，因為他沒有染上惡習，所以他不任性使氣，反覆無常，或漫無節制，而永遠滿足於很少的東西或沒有任何東西。」如果我們聽康達利尼自己所說的，則宗教動機無疑地在他的論點中會占有地位，但是，那個穿皮帶鞋的實用哲學家卻很清楚地說明了一切。他是一個性格相似，但處境不同的人物，是希波克拉蒂的注釋者，拉溫那的法比奧·卡爾沃。他在羅馬活到很老，而「象畢達哥拉斯的信徒」一樣，所吃的只是豆類，所住的小屋也比狄奧金尼斯所住的桶強不了多少。教皇利奧所給他的年金，他只花一點足以勉強維持生活而已，把其餘的都放棄了。他不象烏爾巴諾修士是一個健康的人，也不見得象他那樣含著微笑而死去。他在九十歲的時候，在羅馬大劫中，被希望得到一筆贖金的西班牙人擄走，餓死在一個醫院中。但是，他的名字已在不朽者之列，因為拉斐爾愛這個老人象個父親，尊敬他象個老師，並且諸事必向他請教。他們所談的也許主要是關於重建古代羅馬城的計劃問題（參閱第192頁），也許是更加高深的問題。誰能說出法比奧在「雅典學派」那幅名畫的構思上和在這位大師的其他偉大作品上起有多麼大的作用呢？ 我們將很高興地以某一個可喜可愛的人物的描繪來結束我們本書的這一部分。我們將簡單地談一談彭波尼烏斯·拉圖斯。我們主要是通過他的學生薩伯利科的一封信來了解他的，那封信有意地給他的性格塗上了一層古代的色彩。但他的許多特徵還是清晰可見的。他是薩勒爾諾君主的那不勒斯的桑斯維里諾家族的私生子，但他卻永遠不肯承認他們；在回答他們邀請他和他們住在一起時，他寫了那封有名的信：「彭波尼烏斯·拉圖斯祝諸位親戚故舊安好，你們所要求的那件事情不能實現，再見。」他個子矮小，生著一對小而敏銳的眼睛，穿著古怪的服裝，在十五世紀的最後幾十年中，他作為羅馬大學的教授，或者是住在埃斯寶林山上的一個花園裡他的農舍里，或者是住在圭利那爾山上的葡萄園裡。他在其中的一個地方養有鴨子和野禽，另一個地方根據加圖、瓦羅和科隆梅拉的最嚴格的指示來從事耕種。他在康帕尼亞以網魚捕鳥，或者在多蔭的泉水旁邊或台伯河岸上以舉行野宴來消磨他的假日。他輕現財富，厭棄豪華。他自己不嫉妒，不講無情的話，也不能容忍別人這樣做。只是在反對教士政治上，他才肆言無忌，並且直到晚年，他才被認為完全是一個宗教的嘲諷者。他也受到教皇保羅二世發動的對於人文主義者的迫害，並被威尼斯人送到教皇處；但是沒有方法能夠從他的嘴裡逼出可恥的口供來。他在後來受到教皇、主教們的照顧和支持；當他的家在西克塔斯四世時代的騷動里被劫時，為他收集的東西比他所失掉的還多。沒有一個教師比他更為正大光明。天未拂曉，人們就看到他打著燈籠從埃斯圭林山上下來，而在他到達他的課堂時，發現裡邊已經擠滿了學生，他們為了獲得一個座位半夜裡就已經跑來了。一種口吃病使他說話時不能不注意；但是他的發言是平穩而有力的。他的少數作品證明他寫作時是很用心的。沒有一個學者比他更嚴肅認真地和更正確地對待古代作家的原作。他為他周圍的羅馬古蹟感動得如此之深，竟致站在它們的前邊好象失了神，或者在看到它們的時候突然為之淚下。他為了幫助別人隨時可以把他自己的研究工作放到一邊，所以他受到很大的敬愛並且有許多朋友；在他逝世時，甚至亞歷山大六世都派遣廷臣前來送葬，由他的最有名的學生抬著他的屍體。四十個主教和全體外國使節參加了他在阿拉塞利的葬禮。 介紹和指導古代戲劇，主要是普勞圖斯的戲劇在羅馬的演出的是拉圖斯（見第258頁）。他每年都用一個慶典來祝賀創建羅馬城的周年紀念；他的朋友和學生在那個慶典上發表演說和舉行詩歌朗誦。這就是取得和長期保持「羅馬學會」這個名義的那種集會的起源，它僅僅是個人的一種自由結合，並且與任何固定的機構都沒有聯繫。除在上述的節日上集會以外，它也在一個贊助者的約請下，或者在紀念象普拉提那那樣的一個已故的成員時舉行集會。在這樣的時候，將首先由一個屬於學會的主教舉行彌撒；然後由彭波尼烏斯登上教壇發表一篇演說；隨後由另一人接著朗誦輓歌。這種慶典，無論是歡樂的或是嚴肅的，照例以帶有演說和朗誦的宴會結束，而學會的會員，特別是普拉提那本人，很早就取得了貪吃者的名譽。在平常的時候，客人們演出古老的亞特拉風格的鬧劇。作為一個擁有各種不同成員的自由組織，這個學會以它的原有形式繼續到羅馬大劫時，它的客人中包括有安吉路斯·科洛奇烏斯、約翰·科里奇烏斯等人。作為人們精神生活當中的一個因素，它的真正價值和同類的任何其他社會組織的價值一樣，是難以估計的；但象薩多萊托那樣的一個人還把它列入在他的青年時代的最寶貴的記憶之中。很多的其他學會在許多義大利城市裡出現和消失，這是以它們中間的人文主義者的人數和重要性以及大人物和富豪們給予它們的贊助為轉移的。這些學會中我們不妨一提那不勒斯的學會，它以維諾·龐達諾為中心，並且曾派出一部分人去到萊切地方組成分會。還有波爾登訥的學會，它組成了傭兵隊長阿爾維亞諾的宮廷。魯德維科·摩爾的集團和它對於那個君主的特別重要性已經在前文里說過了（見本書58頁）。 約在十六世紀中葉，這些學會似乎經過了一個全面的變化。人文主義者從他們指揮一切的地位被趕入其他領域，遭到了反宗教改革的人們的側目而視，失去了對於這些學會的控制，而在這裡，象在別的地方一樣，拉丁文詩歌已為義大利文詩歌所代替。不久，最不重要的城市也有了它的學會，起有希奇古怪的名字並且有它自己的財產和捐款。除了詩歌朗誦外，這些新的組織從他們以前的學會繼承了按時舉行宴會和上演戲劇的習慣．這些戲劇有時由會員本人，有時在他們指導之下由青年業餘愛好者上演，有時也由雇來的演員上演。義大利戲劇和以後的歌劇的命運很長一個時期被掌握在這些學會的手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