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 · 第二篇 個人的發展

第一章 義大利的國家和個人 無論是共和制或是暴君專制，在這些國家的性質上存在著義大利人的早期發展的原因，這雖不是唯一的但卻是主要的。正是因為如此，義大利人成了近代歐洲的兒子中的長子。 在中世紀，人類意識的兩方面——內心自省和外界觀察都一樣——一直是在一層共同的紗幕之下，處於睡眠或者半醒狀態。這層紗幕是由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見織成的，透過它向外看，世界和歷史都罩上了一層奇怪的色彩。人類只是作為一個種族、民族、黨派、家族或社團的一員——只是通過某些一般的範疇，而意識到自己。在義大利，這層紗幕最先煙消雲散；對於國家和這個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做客觀的處理和考慮成為可能的了。同時，主觀方面也相應地強調錶現了它自己；人成了精神的個體，並且也這樣來認識自己。希臘人曾同樣地把他自己與野蠻人區別開來，而在其他亞洲人只是意識到自己是一個種族的成員時，阿拉伯人已經感到自己是一個個人了。不難表明，這種結果主要是由於義大利的政治情況產生的。 遠在很久以前，我們就能在義大利隨處發現一種自由人格的發展，這種發展在歐洲北部或者根本沒有發生，或者未能以同樣方式表現出來。盧特普蘭德曾經為我們描寫過十世紀的一群大膽的犯罪者，其中有一些是格雷戈里七世的同時代人，有少數是霍亨斯陶棻王朝第一代的反對者，他們就顯示出這種性格。但在十三世紀末，義大利開始充滿具有個性的人物；施加於人類人格上的符咒被解除了；上千的人物各自以其特別的形態和服裝出現在人們面前。但丁的偉大詩篇在歐洲的任何其他國家都是不可能產生的，單只提它們還處在種族詛咒下這一理由就足以說明。對於義大利來說，這位堂堂的詩人，由於他顯示出來的豐富的個性，是他那個時代的最具有民族性的先驅。不過這個在文學和藝術上的對於豐富多采的人類天性的揭示——這個多方面的描述和批判——我們將以獨立的章節來加以討論；這裡，我們將只涉及那個心理狀態的事實本身。這個事實是以最明確的和最不易弄錯的形式出現的。十四世紀的義大利人對於任何形式的虛偽的謙恭或者偽善很不熟悉；他們之中沒有一個人害怕與眾不同，害怕在穿著打扮上和在立身行事上是一個和他的鄰居不同的人。 如我們所已經看到的，暴君專制不僅在最大的程度上培養了暴君或僱傭兵隊長本人的個性，而且也培養了他所保護的或為他所用的那些人——秘書、大臣、詩人和朋友——的個性。這些人不能不認識他們自己天性中轉瞬即逝的或永久存在的內在才能；而他們的生活享受，由於想認可能是很短時期的握有威權和勢力中得到最大的滿足而加強和集中了。 甚至他們所統治的臣民也沒有擺脫同樣的衝動。撇開那些在密謀反抗和陰謀中喪失了他們生命的人不談，我們所說的是那些滿足於一種嚴格的私人身份的，象拜占廷帝國和伊斯蘭教國家的大多數城市居民那樣的多數人。無疑地，一個維斯康提暴君治下的屬民要想維持他們個人的和家族的尊嚴往往是困難的，而由於遭受奴役，道德品質一定喪失了很多。但是，在個性方面情況卻不是這樣；因為政治上的軟弱無力並不阻礙私生活的不同旨趣和不同表現的生氣勃勃和豐富多采。財富和文化上的誇耀和競爭沒有受到禁止、一定程度的市民自由依然存在、有一個和拜占廷或回教世界不同的、不是政教合一的教會——所有這些條件無疑地對於個人思想的發展都是有利的，而黨派鬥爭的停止也給這種發展提供了必要的閒暇時間。對政治漠不關心，一邊忙於他自己的正當事業，一邊對於文學藝術有極大的興趣，這樣的私人，似乎已經在十四世紀的這些暴君專制制度下初次完整地形成了。自然，我們還不能在這樣一個問題上要求書面的證據。我們可能從之得到材料的小說家們為我們描寫了很多的怪癖，但是這種描寫只是從一個觀點出發，並且僅限於故事的所需要的範圍以內。它們的場面也主要是放在共和國的城市裡邊。 在共和國城市裡邊，情況也是對於個人性格的發展有利的，只是方式上有所不同。當權的黨派更換的次數越多，個人就越充分行使和享受權力。特別是在佛羅倫薩的歷史上，那些政治家和民眾領袖們具有如此鮮明的性格，使我們在同時代的歷史中也幾乎找不到一個能夠和他們相比擬的人物，即使是個別例外的也沒有，就是亞科伯·馮·阿特費爾德也不行。 在另一方面，失敗了的黨派的成員所處的地位常常和暴君專制國家的臣民相似，所不同的是：已經享受過的自由或權力以及在有些情形下要想恢復它們的希望，給他們的個性增添一種更高的活力。在這些被迫閒居的人們當中，我們發現，例如，有個阿尼約洛·潘多爾菲尼（死於1446年），他的關於家政的著作是一種得到發展的私生活的第一部完整的綱領。他把個人責任和社會生活所冒的危險和所得的忘恩負義做了比較；他的評論也可以算是那個時代的一部不朽的著作。 放逐也尤其有這樣的結果，它或者是使被放逐者困頓以終，或者是使他身上原來所有的最偉大的東西得到發展。喬維諾·龐達諾說：「在我們所有的人口較為稠密的城市裡邊，我們看到成群的人由於他們自己的自由意志而離開了家鄉：但是．一個人無論走到哪裡都具有他的美德。」事實上；他們不僅限於真正被流放的人，而且還有成千上萬的自願離開他們故土的人，因為他們無法忍受家鄉的政治或者經濟情況。在費拉拉的佛羅倫薩移民和在威尼斯的盧卡人都形成了他們自己的聚居地。 在最有才能的集團裡邊發展起來的世界主義，它本身就是個人主義的較高階段。如我們已經說過的，但丁在義大利的語言和文化上找到一個新的故鄉，但是，在他所說的「我的國家是全世界」這句話裡邊，他甚至於超過了這個限度。當人們提出以屈辱他的條件把他召回佛羅倫薩時，他寫信回去說：「難道我在別處就不能享受日月星辰的光明麼？難道我不在佛羅倫薩這個城市和它的人民面前屈身辱節，我便不能思索寶貴的真理麼，況且我並不缺少麵包吃。」藝術家們也以同樣的挑戰態度為他們不受固定居處限制的自由而高興。吉貝爾蒂說：「只有那個學識淵博的人才能四海為家；他雖被剝奪了財產，沒有朋友，但他是每一個國家的公民，並且能夠無所畏懼地蔑視命運的變化。」一個被放逐的人文主義者以同樣的口氣寫道：「一個有學問的人定居在哪裡，哪裡就是家。」 第二章 個人的完美化 一個目光敏銳和有觀察經驗的人可能看到十五世紀期間完美的人在數目上逐步地在增加。究竟他們是否在有意識地追求一個目的，也就是說，求得他們的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的和諧發展，是很難說的；但就一切塵世的東西都不免有缺陷這一點來說，他們之中有幾個人已經達到了這個地步。放棄對於財產、性格和才能在「豪華者」洛倫佐一生中各起多少作用做一番估計的這種企圖也許較好。但可以看一看象阿里奧斯托那樣的一個人格，特別是表現在他的諷刺文學裡邊的那個人格。在那裡他是多麼和諧地表現了他作為人和作為詩人的驕傲、表現了他對於他自己的享樂的嘲笑、最微妙的諷刺和最深厚的善意！ 當這種對於最高的個人發展的推動力量和一種堅強有力、豐富多采並已掌握當時一切文化要素的特性結合起來時，於是就產生了義大利所獨有的「多才多藝的人」「l』uomouniversal」（全才）。在中世紀，許多國家裡邊都有知識淵博的人，因為這種知識只限於很狹窄的範圍；甚至在十二世紀還有全能的藝術家，但是，當時的建築問題比較簡單無變化，而在雕刻和繪畫上，人們注重內容甚於形式。但在義大利，在文藝復興時期，我們看到了許多藝術家，他們在每一個領域裡都創造了新的完美的作品，並且他們作為人，也給人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還有的人，除了他們所從事的藝術以外，還對廣泛的心智學術問題深有鑽研。 但丁，甚至在他活著的時候就被某些人稱為詩人，被另外一些人稱為哲學家，還被另外一些人稱為神學家。在他的一切作品中洋溢著個人的力量，使讀者除對主題感到興趣之外，不禁為之神往。《神曲》這一篇長詩的前後一致和完整無瑕的精心結構應該需要一種多麼堅強的魄力啊！如果我們看一看這篇長詩的內容，我們就發現：在整個精神的或物質的世界中，幾乎沒有一個重要的主題沒有經過這個詩人的探測，而他對於這些問題的發言——往往只是很少幾句話——也沒有一句不是他那個時代的最有分量的語言。在造型藝術上，他也是第一流人物，而這樣評價他是比評價他的同時代的少數藝術家們更有理由的——他自己不久就成了靈感的源泉。 十五世紀特別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人的世紀。沒有一部傳記不在書中主人公的主要成就之外，談到他在其他方面的研究的，而這些研究都超出了一般弄著玩玩的範圍。佛羅倫薩的商人兼政治家往往精通兩種古典語言，最有名的人文主義者將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和政治學讀給他和他的兒子們聽；就是那個家族的女兒們也受到良好的教育。正是在這些人裡邊私人教育第一次受到了認真的重視。從人文主義者本身來說，他是不能不具備多方面的造詣的，因為事實上，他的學問不僅限於研究古代經典的理論知識，而是還要為日常生活的實際需要服務。在研究普林尼時，他收集博物學的資料；他以古人的地理學為嚮導來研究近代地理，古人的歷史是他寫當代歷史的典範，即使他是用義大利文寫作；他不僅翻譯普勞圖斯的喜劇，而當它們上演時他還要做導演；他要盡全力來模仿每一種有影響的古代文學形式直到盧西安的對話；除了所有這些之外，他還要做未必總是對他有利的地方長官、大臣、外交家。 但在這些多方面發展的人們中間，只有一些人真正稱得起是出類拔萃的全才。在分析這一時期的生活和文化的一般情況以前，我們可以在這裡對十五世紀初期的這些巨人之一的形象，里昂·巴蒂斯塔·阿爾伯蒂（1404？－1472）做片刻的研究。他的傳記僅僅是一個片段，談到他是一個藝術家的地方很少，並且完全沒有提到他在建築史上的巨大重要性。我們將在這些使他出名的特別理由之外，看看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里昂·巴蒂斯塔從兒童時代起就在一切方面出人頭地。關於地的各種體育技藝和練習，我們很驚訝地讀到：他怎樣能夠雙腳併攏跳過一個人的頭頂；他怎樣在大教堂里向空中擲出一個硬幣，直到聽見它落在遠處屋頂上的響聲；最難馴服的劣馬怎樣在他的胯下戰慄。在三件事情上他希望別人找不出他的缺點：在走路，騎馬和講話上。他學習音樂沒有老師，可是他的作曲卻得了專門家的稱讚。他雖處困境，卻學習民法和寺院法很多年，直到疲勞過度而招致來嚴重的疾病。他在二十四歲的那一年，發現記憶文字的能力減退了，但理解事情的能力還照舊，就開始研究物理學和數學。與此同時，他還向各類藝術家、學者和工匠乃至補鞋匠多方了解他們的行業的秘密和特點，從而掌握了各種才藝和熟練技巧。他順便學習了繪畫和造型藝術，特別長於根據記憶來刻劃描繪達到逼真逼肖。他的神秘的「暗箱」受到極大的讚賞，暗箱裡，他有時候展示的是一輪明月和幾點疏星從遠山的後邊升起，在另外一個時候，表現的是一個寬闊的景色，有起伏的山巒和深遠的海灣退到模糊的遠景中去以及戰船於陽光下或暗影中在水面上前進。對於別人的創作，他也高興地表示歡迎，並認為每一種合於美的法則的人類成就都是近於神聖的東西。此外，還有他的寫作，首先是那些關於藝術方面的。這些作品是「藝術形式文藝復興」的里程碑和第一流的權威著作，特別是在建築方面；其次還有他的拉丁散文作品——小說和其他著作——其中有一些曾經被誤認為是古代作品；還有他的輓歌、牧歌和詼諧的宴會演說。他還寫了一部四冊的關於家庭生活的義大利文著作；各種倫理的、哲學的和歷史的著作以及許多演說詞和詩篇，其中包括一篇對於他的狗的吊辭。儘管他欣賞拉丁語言，他仍用義大利文寫作並鼓勵別人也這樣做；他自己是希臘學術的信徒，但認為如果沒有基督教，世界必將誤入迷途。他的言論嚴肅而機智，一般認為有收集的價值，其中有些典型的句子，長達許多行，已經被引用到他的傳記中了。他象天性純厚的人所常做的那樣，毫無保留地傳授他所有的和所知道的一切，毫無保留毫無代價地把他的主要發現公開出來。然而我們還沒有談到他天性中最深邃的源泉——他一生與人周旋中所帶有的那種深厚的同情。他看到參天大樹和波浪起伏的麥田就為之感動得落淚。他把慈祥而尊嚴的老人們當作「自然界賞心悅目之作」來尊敬並且百看不厭。他對形體完美的動物發生好感，因為它們特別受到了自然的寵愛；當他有病時，不止一次因為看到了美麗的自然景色而霍然痊癒。無怪乎那些看到他和這個世界有如此親切而神秘的靈感交流的人們都認為他有預言的能力。有人說他在事情發生的許多年以前就曾經預言過伊斯特家族中的一個流血慘劇、佛羅倫薩的命運和教皇們的死亡，並且善於觀察人們的氣色和內心。毋庸多說，一個鐵一般的意志浸透著和支持著他的整個人格；象文藝復興時期的所有偉大人物一樣，他說：「人們能夠完戍他們想做的一切事情。」 列奧那多·達·芬奇和阿爾伯蒂相比，就像完成者和創始者，專長的大師和業餘愛好者相比一樣。如果瓦薩利的著作能夠附有象這裡關於阿爾伯蒂一樣的一篇描寫那有多好啊！我們永遠只能可望而不可即地看到列奧那多偉大人格的模模糊糊的輪廓。 第三章 聲譽的近代概念 和這種個人的內部發展相適應的是一種新的外部榮譽——近代形式的榮譽。 在歐洲的其他國家裡，社會上各階級分開生活，每一個階級各有本階級的中世紀等級榮譽感。抒情詩人和行吟詩人的詩人榮譽是騎士階級所特有的。但在義大利，在暴君政治或民主政治的時期以前，已經出現了社會平等。我們在那裡看到了一個一般社會的早期痕跡，如我們在後文將要詳加敘述的，它在拉丁和義大利文學上具有共同的基礎；而這樣一個基礎是這個新的生活因素生長所需要的。此外，還必須加上：那些古羅馬作家的作品當時都被人們熱情地研究著，尤其西塞羅是所有作者中受人研讀最多和最受讚揚的一個；這些作家的作品中都充滿和滲透了榮譽的概念，而他們的主題本身——羅馬大帝國——在義大利人的心目中是一個永恆的理想。從那時起，人民的一切願望和成就都被一個道德上的要求支配著，而它是歐洲其他地方還沒有了解的。 這裡，象在一切主要問題上一樣，第一個召喚來的證人又是但丁。他曾用他的全副精神力量來爭取詩人的花冠。作為一個政論家和文學家，他強調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新的，他不僅希望他在自己事業中出類拔萃，並且也希望別人這樣認識他。但是，就在他的散文作品中，他也談到了關於聲譽的麻煩；他知道和有名人物的私人交往怎樣常常使人失望，並說明這一部分是由於人們天真的幻想，一部分是由於嫉妒，而一部分也是由於那個英雄人物的本身的缺點。在他的偉大的詩篇里，他堅決認為聲譽是空虛的，雖然從口氣中仍可看出他內心裡並沒有擺脫掉對於聲譽的渴望。在「天堂」裡邊，「水星天」是那些善人們的居處，他們在世的時候曾經為榮譽而努力，因而射在他們身上的「真愛之光」也就暗淡了。特別說明問題的是：「地獄」裡邊墮落的靈魂懇求但丁在現世上使人們保持住對他們的記憶，並保住他們的聲譽；而那些在「煉獄」裡邊的人卻只是懇求他和別人為解救他們而祈禱。在有名的一段中，渴求榮譽的熱情——「想坐第一把交椅的野心」——受到了譴責，它的理由是：智力的榮譽不是絕對的，而是以時代為轉移的，並且可以為更偉大的後繼者所超越和蓋過。 在但丁以後不久崛起的新的詩人學者很快地就使他們自己成了這種新趨勢的主人。他們是在雙重意義上這樣做的：他們自己是義大利一致公認的名人，同時作為詩人和歷史家，他們有意識地來評定別人的聲譽。這種聲譽的一個表面象徵就是對詩人的加冕，關於這一點我們將在以後談到。 但丁的一個同時代人，阿爾伯蒂·莫莎圖，在帕多瓦被主教和教區長加冕為詩人；他所享受的榮譽幾乎達到了神化的地步。每一個聖誕節日，大學的兩個學院的博士和學生們排著莊嚴的隊伍、吹著喇叭並且好象是持著點燃起來的蠟燭、來到他的住宅前向他致敬並饋送禮品。他的盛名一直繼續到1318年他失寵於卡拉拉家族的當權的暴君時為止。 這種新的崇拜過去只是獻給英雄聖賢的，而這時卻大量地給與了佩脫拉克；他自己在晚年時確信這不過是一種愚蠢而討厭的事情。他的《致後人書》是一個不得不滿足群眾好奇心的名高望重的老人的自白。他承認他寧願名傳後世而不願聲聞當時。在他的關於幸與不幸的對話中，那個主張光榮為無謂的對話人得到了勝利。但是，在這同時，佩脫拉克卻以拜占廷的君主能夠象查理四世一樣地從他的著作上知道他而高興。事實上，就是在他活著的時候，他的聲譽已經遠及於義大利以外。當有一次他訪問故鄉阿利佐（1350年），他的朋友把他帶到他出生的那所房子裡，並告訴他那個城市如何禁止對房屋內原來的樣子作任何變動時，他的感情為之激動是很自然的。在從前，某些偉大聖者的住處都是這樣受到妥善保存和尊敬的，如聖托馬斯·阿奎那在那不勒斯的多密尼克修道院的住室和阿西西附近的聖芳濟的小屋都是這樣；有一兩個法律學家也享受到了半神話式的稱譽而得到了這種光榮。十四世紀末，佛羅倫薩附近的巴尼約洛的人把一個古老的建築叫作亞克索（約生於1150年）的書齋；但後來又坐視它被毀掉。可能是某些法學家作為諮詢律師所得到的巨大收入和政治勢力，在一般人的想像中留下了持久的印象。 除了對於有名人物出生地的崇拜外，還有對於墓地的崇拜，而對於佩脫拉克，還有對他逝世地點的崇拜。為了紀念他，阿爾誇成了帕多瓦人喜愛的遊覽勝地，那裡點綴著許多美麗的小別墅。這時在北歐沒有「聖地」，人們只瞻仰肖像和遺物。各個城市都以擁有它們自己的和外國名人的骨骸為光榮；最值得注意的是：甚至在十四世紀，遠在聖十字教堂建築之前，佛羅倫薩人就何等鄭重其事地使他們的教堂變成一個偉人祠。佛羅倫薩為阿克索、但丁、佩脫拉克、薄伽丘和法學家扎諾比·德拉·斯特拉達修築了壯麗的墳墓。在十五世紀後期，「豪華者」洛倫佐親自到斯波萊托人那裡，請求他們把畫家菲利波·李比修士的遺體贈給這個教堂，他所得的回答是他們這個城市並沒有多少紀念物，特別是屬於有名人物這一類的，為了這個理由他們懇求他把這個遺體留給他們；因此事實上他就不能不以建立一個紀念碑為滿足。甚至但丁，儘管薄伽丘極其嚴厲地敦促佛羅倫薩人提出歸還遺骨的請求，但他仍然在拉文納安靜地長眠在聖芳濟教堂旁。他被葬在「古代帝王陵墓和聖者墓穴之間，啊！家鄉！和您所能提供給他的更光榮的伴侶為伍了。」甚至於發生這樣的事，有一次有一個人從上面立著十字架的祭壇上取走了燭燈，並把它們放在但丁的墓前說：「收下吧！你比他，那個被釘在十字架上的人，更值得接受它們！」而這個人並沒有受到懲罰。 這時，義大利城市又開始記起他們的古代公民和居住者了。也許那不勒斯從來沒有忘掉過它的維吉爾的墳墓，因為和這個名字聯繫在一起的有一種神話式的榮光，而留在這個城市裡邊的佩脫拉克和薄伽丘恢復了對於這個名字的紀念。 甚至在十六世紀時，帕多瓦人堅決相信他們不僅擁有他們的創造者安特諾爾的而且還有歷史家李維的真正遺骨。薄伽丘說：「蘇爾莫納以奧維德在流放中遠葬異地而嘆息悲傷；帕爾馬以卡西烏斯能夠長眠在它的城垣之內而歡欣鼓舞。」曼圖亞人在十四世紀年鑄造了一種上面刻有維吉爾半身像的紀念章並建立起了他的雕像。年青的責查加的保護人，卡洛·馬拉泰斯達在1392年有一次犯了貴族的驕縱脾氣，把它毀掉了，而在以後．當他發現這位老詩人過於名高望重時，他不得不又重新把它樹立起來。甚至以後，一個離城二三里遠的小山洞，傳說維吉爾曾經在那裡沉思構想過，也和那不勒斯的「維吉爾學校」一樣，給外來的客人們參觀。科摩認為兩個普林尼都是屬於它自己的，並且在十五世紀末，在大教堂正面華美的天蓋下建立雕像以對他們表示尊敬。 歷史和新地誌學這時很注意不忽略每一個當地的有名人物。在同一時期，北方的歷史家只是在列舉教皇、皇帝、地震、彗星時，偶然插入一點說明，提到在這個時期有這個或那個有名人物「活躍」過。我們將在其他地方表明，怎樣主要在榮譽概念的影響下，發展起來一種優秀的傳記文學。這裡，我們只談談那些地誌學家們的地方愛國主義，他們記載那些他們的出生地城市有名的人物。 在中世紀裡，很多城市都以它們的聖徒和它們教堂里的遺骨和遺物而驕傲。1440年帕多瓦的頌詞作者，米凱爾·薩沃那羅拉就以這些來開始他一系列的聖賢頌，並從這些談到「那些名人，他們並非聖徒，但由於他們的大智大勇（德行）應該列入（adne－Cti）聖徒之列。——正象古典時代卓越的人物和英雄相近似一樣。更詳細的列舉最能代表這個時代。首先是普里亞姆的兄弟安特諾爾，他帶著一群特洛伊的逃亡者建立了帕多瓦；達爾達奴斯國王，他在尤干尼亞山戰敗了阿蒂拉，於是跟蹤追趕，並在里米尼用棋盤將他打死；皇帝亨利四世，他建造了大教堂；一個叫做馬爾庫斯的國王，他的頭被保存在蒙塞立斯山（燧寨山）上；其次還有兩三個樞機主教和主教，他們是學院、教堂等等的創建人；著名的奧古斯丁會神學家弗拉·阿爾伯托；自保羅·維納托和有名的阿爾巴諾的彼埃特羅以下一系列的哲學家；法學家保羅·帕多萬諾；其次還有李維和詩人佩脫拉克、莫莎圖、洛瓦托。如果說這個名單裡邊缺少任何有名的軍事家，那麼詩人引以自慰的是他所提出來的博學之士的眾多和學術上的光輝成就更能夠名垂不朽，而軍人的榮譽則是名隨身滅，或者，即使傳諸永久，也只是賴學者之筆以彰。雖然如此，但外國的名將自願葬在這裡對於這個城市依然是一種光榮，如帕爾馬的彼埃特羅·德·羅西、皮亞琴察的菲利波·阿爾切利，特別是納爾尼的加達美拉達（死於1442年），他的騎馬銅像「象一個凱旋的凱撒」早已矗立在聖圖教堂的旁邊。這個作者然後又提出來一群法學家和醫學家的名字，醫學家中有佩脫拉克的兩個朋友，約翰·阿布·霍羅洛吉奧和亞科伯·德·唐底斯，他們是貴族，「象許多其他貴族一樣，不僅得到了而且應該得到騎士的光榮。」然後接著是一系列有名的工程家、畫家和音樂家，最後是一個劍術家，米凱爾·羅索的名字，因為他是他那一行裡邊最卓越的人物，所以在許多地方都可以看見他的畫像。 在這些由神話、聖徒故事、民間頌讚、文學傳說共同砌成的地方榮譽殿堂的旁邊，詩人學者們又建造了一座偉大的具有世界聲譽的名人萬神殿。他們往往直接模仿科爾尼里烏斯·尼波斯、偽托的蘇多尼烏斯、瓦勒里烏斯·馬克西姆斯、普魯塔克（《婦女的美德》）、哲羅姆（《名人傳》）等人的作品薈萃了很多男女名流。或者，他們象佩脫拉克在他的《榮譽的凱旋》里，薄伽丘在他的《愛的夢想》中那樣，寫想像中的凱旋式和奧林帕斯的群神大聚會，有上百人的名字之多，其中至少有四分之三是屬於古代的，其餘的是屬於中世紀的。這種新的和比較近代的成分逐漸地得到更大的重視，歷史家們開始插入人物性格的描寫，從而產生了如菲利波·維蘭尼、維斯帕西雅諾·菲奧蘭提諾、巴爾托洛繆·法奇奧、保羅·科爾蒂斯以及保羅·喬維奧等人所寫的很多當代名人傳記。（注文見146頁） 在北歐，直到義大利對它的作家們發生影響以前，——如特利特米烏斯就曾受到影響，他是第一個寫名人傳記的德國人——它所有的只是關於聖徒的傳說或者關於君王和聖職人員的描寫，具有很大的傳說性質，使人看不出榮譽的觀念的痕跡，也就是由於個人努力而獲得的聲譽。詩人的榮譽仍然局限於社會的某些階級才能獲得；而這時北方藝術家們的名字也只是在他們作為某些行會或社團的成員而提及時才為我們所知。 如我們已經說過的，義大利的詩人學者最充分地意識到：他能使人獲得榮譽和名垂不朽，或者（如果他要這樣做的話），也可以隨意使人沒世無聞，名隨身滅。儘管佩脫拉克對於勞拉的愛情是非常理想的，但他仍透露著這種感情，那就是他的十四行待能使他的所愛和他自己一樣地傳堵不朽。薄伽丘曾經對一個美麗的女人表示不滿，他曾經對她表示敬意，而她卻一直是無動於中，目的是為了使他繼續稱讚她以使她名噪一時，但薄伽丘卻暗示她，他將要試一試對她略作微詞，看有什麼效果。桑納札羅以他的兩篇輝煌的十四行詩，使那不勒斯的阿爾方索有遭永世遺忘的危險，因為他曾經在查理八世的面前怯懦地逃走。安吉洛·波利齊亞諾嚴肅地勸告（1491年）葡萄牙的國王約翰要及時地想到關於他在非洲新發現的不朽事業並把材料送到佛羅倫薩，由他加以整理（細加調色）；不然，他將象所有其他的人一樣，由於得不到學者文人的襄助，他們的事業「被埋沒在人類的無常之中」。那個國王，或是他的人文主義的大臣，同意這個意見，並答應至少要把關於非洲事情的葡萄牙文記錄譯成義大利文，送到佛羅倫薩寫成拉丁文著作。究竟這個諾言是否實現了不得而知。這些主張決不象它們初看來那樣毫無根據；因為使一些事件，即使是最偉大的事件，傳播於當代和流傳後世的方式並不是一件無關重要的事情。義大利的人文主義者，以他們的表達方式和拉丁風格，很早以來就完全掌握歐洲的讀者，直到上一個世紀，義大利詩人比任何其他國家的詩人都更為廣大群眾所熟知和受到更廣泛的研究。地球上的一個新發現的地區之所以以佛羅倫薩的亞美利哥·維斯普奇的教名命名，是由於他有一部遊記——自然這是在把它譯成拉丁文的德意志人，馬丁·瓦爾德斯莫勒爾（希拉科米魯斯）的提議之下作出的；保羅·喬維奧雖然充滿膚淺之見和美麗的空想，但他自認為有希望成為不朽的人物，他的期待並沒有完全落空。 在所有這些從表面上看來是為了獲得榮譽的努力當中，有時我們把帷幕揭開，看到可怕的彰明較著的事跡，看到一種不惜採用一切手段和不顧一切後果以追求「偉大」的無限野心和渴望。因此，馬基雅維里在他的《佛羅倫薩史》的序言中，非難他的前輩列奧那多·阿富提諾和波吉奧，認為他們關於那個城市的黨派問題過於慎重和沉默：「他們錯誤很大，並表明他們對於人們要名垂不朽的野心和欲望了解得很少。有多少人如不能以豐功偉績流芳百世就力圖以惡德醜行遺臭萬年啊！那些作家們並沒有想到：那些本身是偉大的行動，例如統治者和國家的行動，不管它們屬於哪一類和會有什麼樣的後果，總是似乎給人帶來光榮，而不是給人帶來責難。」嚴肅的作家們把不止一件驚人而可怕的事情的動機歸之於一種要完成一些偉大而令人難忘的事情的迫切的欲望。這種動機不僅是一般極端的虛榮心，而是有些近乎著了魔，包括著意志的屈服，使用任何殘暴手段乃至對成敗本身的在所不計。例如，馬基雅維里就是在這個意義上來理解斯蒂法諾·波爾卡羅（見本書第122頁）的性格的；關於加利佐·馬利亞·斯福查的謀殺者（見本書第77、78頁），歷史記載也告訴了我們同樣的情況；而佛羅倫薩的阿利桑德羅大公的被刺（1537年），瓦爾奇本人也認為兇手洛倫奇諾·美第奇是因為受到了渴求聲名的折磨（見本書第80頁）。保羅·喬奧維更強調了這一動機。按照他的說法，洛倫奇諾因為毀壞了一些羅馬的古代雕像，曾經受到莫爾扎的一本小冊子的嘲笑，因此他考慮做一件新奇的事情以使他的羞恥為人所忘，結果就產生了對於他的親屬和君主的謀殺。這些就是這個在感情和力量上極度緊張和絕望的時代的典型特徵，並且使我們想起了在馬其頓的菲力普時代焚燒埃菲薩斯的狄亞娜神廟的事件。 第四章 近代的機智與諷刺 嘲笑，尤其是當它以出奇制勝的方式表達出來時，不僅是近代渴求榮譽的矯正劑，而且也是一切高度發展的個性的矯正劑。我們讀到，中世紀裡敵對的軍隊、君主和貴族們怎樣互相以象徵性的侮辱來激怒對方，而失敗的一方又怎樣地飽受這種侮辱。在古典文學的影響下，機智也到處開始被用作神學爭論中的一種武器，而普羅旺斯的詩則產生了整個一類諷刺文學的文體。甚至「行吟詩人」，如他們的政治性的詩篇所表明的，在必要的時候也能採取這種口氣。但是，機智有了它嘲笑的適當的對象，即有個人抱負的充分發展的個人時，才能成為生活中的一個獨立因素。自此以後，它的武器就完全不限於口舌筆墨的運用，而是包括惡作劇和開玩笑在內——即所謂「burle」和「beffe」——它們構成了許多故事集的主題。 必定是在十三世紀末寫成的《古代故事百篇》既沒有以對比寫法的產物「機智」也沒有以「諧謔」作為它們的主題；它們的目的僅僅是簡單而優美地表達富有智慧的格言、美麗的故事或寓言。但是，如果要找有什麼東西能夠證明這一部作品的古老，那就恰好是它的缺乏諷刺。因為隨著十四世紀的到來，出現了但丁，他在嘲笑的語言上把世界上所有其他詩人遠遠拋在了後邊，而即使單就他對於欺詐者的巧妙的描寫而言，他也可稱為大喜劇的第一流大師而無愧。從佩脫拉克起才按照普魯塔克的範例開始收集警句（《格言集》等）。 在這一個世紀中間，弗朗哥·薩克蒂的小說最典型地說明了佛羅倫薩對警句的收集是何等的豐富。這些小說，大部分並不是故事，而是在某種情況下所作的回答——是無知愚人、朝廷弄臣、惡棍和放蕩的女人們用以進行反唇相譏的驚人質樸的語言。故事的喜劇成分就在於這種真正的或偽裝的天真質樸與世上因襲的道德、通常的關係的驚人的對比——許多事情都被顛倒過來了。這裡使用了一切生動的表現方法包括某些北義大利方言的應用。機智往往為單純的傲慢態度、笨拙的圈套、褻瀆和淫猥的話所代替；講到傭兵隊長的幾則笑話是曾經記載過的故事中間最無情的和最惡毒的幾則。有許多「惡作劇」是真正可笑的，但也有許多只是證明個人對別人取得了真正的或假想的優勢和勝利而已。人們究竟願意忍受它到什麼程度，被傷害者究竟是否常常從一個報復性的惡作劇中得到發笑為滿足是難說的；它整個換雜有很多無情的和無謂的惡毒，無疑地，佛羅倫薩的生活往往由於這個原因而弄得非常不愉快。那些笑話的發明者和到處講說笑話的人不久就成了不可缺少的人物，在他們中間一定有一些是第一流的，遠比一切僅充當宮廷中的弄臣的優越得多，這些弄臣是得不到競爭、常常更換的公眾、得到聽眾的迅速的了解等等佛羅倫薩生活的一切便利的。有一些佛羅倫薩的富有機智的人到倫巴第和羅馬尼阿的暴君宮廷里去充當主要演員，並感到比在國內能夠得到更好得多的報酬，因為在國內他們的這種才能不但不值錢而且比比皆是。這些人當中，最好的一類是逗笑的人（l』uomopiacevole），最壞的是演滑稽戲的丑角和庸俗的幫閒，他們不待邀請就出現在婚禮上和宴會上，理由是「如果我沒有被邀請，那不是我的過錯。」有時候，後兩種人合起來騙取浪蕩子的金錢，但一般他們是被當作幫閒，受到鄙視；而地位較高的戲謔家則伊然以王侯自居，並認為他們的才能是有些了不起的。查理四世曾經稱多爾奇本是「義大利的滑稽家之王」，多爾奇本在費拉拉向他說：「您將征服這個世界，因為您是我和教皇的朋友；您用寶劍，教皇用詔書，而我用我的舌頭來戰鬥。」這不僅是一句戲謔，而也是預示皮埃特羅·阿雷提諾的到來。 十五世紀中葉前後的兩個最有名的滑稽家是佛羅倫薩附近的一個僧侶，較高雅的嘲諷者阿爾洛托（1483年）和費拉拉的宮廷弄臣，滑稽演員貢納拉。我們不能拿他們的故事和《卡倫堡的教士》和《蒂爾·歐伊倫斯比格爾》的故事相比，因為後者是以一種不同的半神話方式，作為整個民族的幻想的產物而興起的，它所涉及到的是一般的並為一切人所理解的東西；至於阿爾洛托和貢納拉則是歷史的人物，帶有地方色彩和受著地方形式的影響。但是，如果允許我們把範圍擴大到非義大利國家的嘲諷作一比較，我們一般地會看到：在法蘭西的《寓言故事》里的笑話象在德意志人當中的一樣，主要是用來取得某種利益或享樂；而阿爾洛托的譏諷和貢納拉的惡作劇則是為玩笑而玩笑，它們的存在僅僅是為了作品的勝利。（蒂爾·歐伊倫斯比格爾，作為特定階級和特定職業的愛開玩笑的人的化身，是獨成一格的。他的玩笑大多數沒有什麼意義）。伊斯特家族的宮廷弄臣不止一次地用他的尖銳的諷刺和高雅的報複方式挽救了他自己。「逗笑的人」和「滑稽戲演員」這一類型的人在佛羅倫薩失去自由很久以後還存在著。巴爾拉奇亞活躍在柯西莫公爵的時代，而在十七世紀初則有弗蘭切斯科·拉斯波利和柯吉奧·馬里尼約利。佛羅倫薩人對於滑稽家的真誠愛好明顯地表現在教皇列奧十世身上。這位君主對於最風雅的精神享受百聽不厭，他在平常吃飯的時候就容許而且希望有一些幽默的弄臣和丑角們陪伴著他，其中有兩個僧侶和一個跛子；在公開的宴會上，他故意輕蔑地把他們當作幫閒看待，給他們面前擺上一些猴子和老鴉以替代美味的肉食。的確，列奧對於「諧謔」表現了一種特別的愛好；他的天性使他有時詼諧地處理自己最愛好的藝術——音樂和詩歌，並和他的一個秘書樞機主教貝比埃那一起寫些這方面的滑稽作品。他們曾經愚弄一個城實的老秘書，直到使他認為他自己是一個音樂藝術的大師，而他們卻誰也不覺得這樣做不合他的身分。那個即興詩人，加埃達的巴拉巴洛被列奧奉承到這樣的地步，甚至十分認真地請求在羅馬加比托爾山上給他加上詩人的冠冕。在美第奇家族的保護聖者，聖柯斯馬斯和聖達米安的節日上，他最初不得不戴著桂冠穿著紫袍以他的朗誦來娛悅教皇的客人，而最後，當所有的人都笑不可仰時，他又不得不在梵蒂岡的宮廷裡邊騎上了金鞍的大象（葡萄牙國王伊曼紐爾送給羅馬的禮物），這時教皇正在用他的眼鏡憑高下望。但是，那隻大象被喇叭聲和銅鼓聲以及群眾的歡呼聲所驚嚇，使他根本沒能超過聖安吉洛橋。 把嚴肅而崇高的事情滑稽化，如我們在一個莊嚴的儀式上所看到的，已經在詩歌中占有一個重要的位置。自然，它不能不於阿里斯托芬（他曾經把一個偉大的悲劇家寫入他的劇作）的人物之外，另行物色諷刺的對象。但是文化的成熟，曾一度在希臘人中間產生過諷刺詩文而它在義大利也起了同樣的作用。在十四世紀末的時候，佩脫拉克的十四行詩中失戀的悲嘆和其他類似的詩被諷刺家們用來學樣取笑；而這種詩體的莊嚴氣氛也被人們以不可思議的廢話連篇滑稽地模仿著。《神曲》也經常受到人們滑稽的模仿，「豪華者」洛倫佐仿效《地獄》的風格寫了那篇最美妙的滑稽作品（《盛宴》或《酒會》）。盧吉·普爾奇顯然是在他的《巨人傳》詩中模仿即席詩人，而他和博亞爾多的詩，至少一部分是半自覺地對於中世紀騎士詩的滑稽模仿。偉大的滑稽詩文作者泰費洛·弗倫哥有意地採取了這種諷刺的體裁。他託名利墨爾諾·皮托科寫成了《小奧蘭多》這一篇滑稽詩，詩中騎士的豪俠僅僅是作為一群近代人物和近代觀念的滑稽陪襯而出現。他又託名梅爾利奴斯·科加朱斯描寫了他幻想中的流浪漢的旅行和探險（以同樣的諧模精神）；這是半拉丁的六音步詩，雖然有當時熟悉的敘事詩的故作誇張之文（《混淆體詩集》）。從那以後，諷刺作品經常地而且常常是光輝地出現在義大利的詩壇上。 約在文藝復興的中期，對於機智諷刺作了一次理論上的分析，而對它在上流社會裡邊的實際應用也作了更為明確的規定。這個理論家是喬維諾·龐達諾。在他關於講話的著作裡邊，特別是在第三卷和第四卷中，他試圖用許多笑話或「滑稽故事」做比較來得出一個普遍的原則。巴達薩爾·卡斯蒂利昂在他的《廷臣論》里教導人們應該怎樣在有地位的人們中間運用機智。它的主要作用自然是用一些可笑的或優美的故事和諺語的複述使在場的人快活起來；相反地，拿個人來開玩笑是不應該給以鼓勵的，理由是它使不幸的人們受到傷害，使加害於人的人洋洋自得，而且會結怨於權門貴族和一時風雲際會的人物；即使在複述的時候，也建議那位複述的紳士要儘量少用表演式的動作。他接著收集了大量的俏皮話和嘲諷的語言，並按照它們的種類把它們系統地排列起來，目的不僅僅是為了供引用，而且是為未來的滑稽家提供典範；其中有一些是很優美的。約在二十年以後，喬萬尼·德拉·卡薩在他的交際指南中的主張是更嚴格和更謹慎的；至於後果，他希望從笑話和詼諧中完全取消那種制勝他人的願望。他是那時早晚必定出現的一種反傾向的先驅。 事實上，義大利已經成了一所誹謗中傷的學校，和它同樣的學校在世界上是找不到的。即使是在法蘭西的伏爾泰時代也找不到。伏爾泰和他的同伴們，無疑地並不缺少這種否定精神；但在十八世紀，哪裡去找大批適合於嘲諷的人物呢，那些無數的高度地和典型地發展了的人物，各種有名的人物，政治家、教士、發明家和發現者，文學家、詩人和藝術家；他們當時全都使他們的個性得到最充分和最自由的表現機會；這一群人是存在於十五世紀和十六世紀的。當時的一般文化曾經同時培養出一夥惡毒又無能的機智嘲諷者，生來就是批評家和奚落人的人，他們的妒忌要求有上百嘲諷對象。於所有這些之外，還有名人自己中間的互相嫉視。在這類事情上邊，聲名狼藉地帶了頭的是那些文人，如費萊佛、波吉奧、洛倫佐·瓦拉之流，而十五世紀的藝術家們卻是生活在彼此之間的和平和友好的競爭中的。藝術史可以注意這個事實。 佛羅倫薩這個巨大的聲譽市場，如我們已經說過的，在這一點上是走在其他城市前邊的。「目光銳利、口舌刻薄」是對於這個城市的居民的描寫。對每件事和每個人都隨便加以蔑視大概是當時社會上流行的風氣。馬基雅維里在他的《曼陀羅華毒草》的有名的序言中正確地或者錯誤地提到了道德力量顯而易見地墮落成為一般說壞話的習慣，並威脅他的誹謗者，告訴他們說，他能夠象他們一樣地說出尖刻的語言來。次於佛羅倫薩的是教廷，它很久以來就是最刻薄最機智的嘲諷者的薈萃之區。波吉奧的《滑稽故事》是從教廷顯貴們的謊言（bugiale）之所開始的；只要想起有那麼多失望的獵取官職者、沒有希望的競爭者和嫉忌受寵者的敵人，以及集聚在那裡的悠閒放蕩的教士們時，我們就容易理解為什麼羅馬變成了既是富有哲學意味的諷刺的故鄉，又是野蠻的嘲笑的策源地。如果再加上人民對於教士們的普遍的仇恨，和人們所熟悉的群眾把任何恐怖事件都歸罪於大人物的本能，結果就產生了一大堆說不盡的醜聞。那些最善於保護自己的人，對於錯誤的和正確的攻擊都一律採取蔑視的態度，並以漂亮而快活的誇示來保護自己。天性更敏感的人，一旦感到自己深深地捲入犯罪行為中和更深地陷入醜聞中時，就完全跌入了絕望的深淵。隨著時間的前進，誹謗愈來愈普遍，而最嚴格的道德也一定會挑起惡意的攻擊。關於那個偉大的教壇演說家，維特爾博的伊吉底奧修士，教皇列奧曾經因為他的功績而任命他為樞機主教，他自己也在1527年的災難中表明他是一個屬於人民的人和一個勇敢的僧侶。但喬維奧卻告訴我們，伊吉底奧用一種濕草的煙和同一類的其他方法來保持他那苦行的蒼白面色。喬維奧在這些事情上成了真正的教廷官員了。他一般地以敘述他的故事開始，然後加上去說他並不相信它，而在最後暗示說這裡邊也許有些道理。不過，羅馬人嘲笑的真正的替罪羊卻是那位虔誠有德的教皇阿德里安六世。大家好象一致同意只看他那可笑的一面。阿德里安曾經輕蔑地把拉奧孔恩群像叫作「古人的偶像」，曾經關閉到貝爾維德爾望亭去的大門，曾經使拉斐爾的作品未能完成，曾經從教廷中放逐出去詩人和演員；人們甚至怕他會把古代的雕像燒成石灰用來建築聖彼得新教堂。他從一開始就和可怕的弗蘭切斯科·貝爾尼鬧翻，他威脅著要把那諷刺作家們而不是如人們所說的，把巴斯奇諾的雕像投擲在台伯河裡。對於這件事情的報復就是反對教皇阿德里安的有名的《加比托洛》，這並不完全是由怨恨激起的，而是由於對於這個可笑的荷蘭蠻人的輕蔑；對於選舉他的那些樞機主教則進行了最兇惡的威脅。當時在羅馬流行的瘟疫病也歸罪於他；貝爾尼等人以近代文藝小品作家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的那種華而不實的手法來描寫教皇的左右——支配他的那些德意志人。樞機主教托爾托薩委託保羅·喬維奧所寫的應該是一部歌功頌德的頌辭，但對於任何一個會從字裡行間讀文章的人來說卻是一篇前所未有的諷刺作品。它聽起來是可笑的——至少對於那時的義大利人來說是如此——如說阿德里安怎樣到薩拉戈薩的教士會那裡請求聖蘭伯爾特的下顎骨；那些虔誠的西班牙人怎樣把他裝扮起來直到他看來「象一個真正的衣冠楚楚的教皇」；他在一個混亂和粗俗的儀仗隊中從奧斯蒂亞來到羅馬，計劃著要燒毀或沉溺巴斯奇諾雕像；一聽說用飯的時間已到，他就突然把最重要的事情擱下不管；以及最後，在他的不幸的統治結尾的時候，他由於喝啤酒過多而死去，因此，他的醫生的房子被半夜縱酒的人掛上了花環並飾以題詞：「羅馬元老院和人民獻於祖國的拯救者。」誠然，喬維奧曾經在普遍沒收公款中失掉了他的錢，並且僅僅從補償的辦法中得到一筆聖俸。這還因為他「非詩人」，也就是說，非異教徒。但阿德里安卻被宣告為應該是最後一個偉大犧牲者。在1527年羅馬陷入大災難以後，誹謗中傷顯然隨著私生活的無限敗壞而衰落了。 但是，當誹謗仍在流行的時候，皮埃特羅·阿雷提諾主要在羅馬發展成一個近代最大的諷刺家。研究一下他的生活和性格，就可以免掉我們對於屬於他一類而不甚出名的那些人物都予以注意的麻煩了。 我們了解他，主要是在他一生的最後三十年（1527－1557年），這一期間他是在他的唯一可能的避難所威尼斯度過的。從那時起，他使所有在義大利的有名人物都處於受圍攻的狀態，而那些需要或者害怕他那筆鋒的外國君主們都向他送來禮物。查理五世和弗朗索瓦一世同時都給他以津貼，雙方都希望阿雷提諾給對方以一些損害。阿雷提諾對他們雙方都加以奉承，但自然和查理的關係更密切，因為他一直是義大利的主人。在這位皇帝於1535年在突尼西亞勝利以後，這種諂媚的口吻變成了最可笑的崇拜。在談到這一點時，必須不要忘記阿雷提諾經常抱有一種希望，那就是查理將幫助他獲得一頂樞機主教的帽子。作為一個西班牙的代理人，他可能享受著特殊的保護，因為他的發言或者沉默不語的態度能夠對於較小的義大利宮廷和義大利的公眾輿論有很大的影響。他假裝著由於他對教廷了解得太清楚了，所以十分輕視教廷·而真正的理由則是因羅馬既不能也不願再繼續給他錢了。他是很聰明的，所以對於保護他的威尼斯並不加以攻擊。他和大人物的其他關係僅僅是一種乞求和卑鄙的敲詐。 阿雷提諾首先提供了為這類目的而濫行發表文章的重大先例。比他早一百年的波吉奧和他的反對者之間所交換的那些論戰的文章，其口氣和目的上正是同樣惡劣，但它們不是為了發表而是為了一種私人之間的傳閱而寫的。阿雷提諾從完全公開發表上獲得了他的一切利益，這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被看作是近代新聞業的前輩。他的信件和各種雜文是在相當廣泛的公眾之間已經流傳了之後，按期付印的。 和十八世紀的尖刻辛辣的作家們相比，阿雷提諾的有利條件是他不受原則之累，既不受自由主義、博愛主義或任何其他道德之累，甚至也不受科學之累；他的全部貨色只有一句有名的格言，「直言招恨」。因此，他從來也沒有感到自己處在伏爾泰的作偽的地位，以至於象他那樣不得不否認《處女》系他所寫，並一生都隱匿他是其他作品的作者的身份。阿雷提諾在他的一切著作上都署上自己的名字，並且公然以他那臭名遠揚的《論術》一書為光榮。他的文學天才，他的清新而才氣煥發的風格，他對於人和事物的多方面的觀察，將使他在任何情況下都能成為一個可觀的作家，雖然他缺少孕育一部真正藝術作品，如一部真正動人的喜劇那樣的力量。無論他的攻評是非常粗暴還是非常文雅，它們都同樣具有一種滑稽的機智，它的美妙程度有時並不亞於拉伯雷的作品。 在這種情況下，他以這樣的目的和手段，來動手攻擊或陷害他的犧牲品。當這個被蹂躪了的城市的哭聲上聞於教皇克萊門七世被囚於內的聖安吉洛的城堡時，他請求克萊門七世不要埋怨，不要報復，而要寬恕時，所用的語調是一個魔鬼或者是一個猴子的嘲笑語調。有時候，當他不得不放棄一切獲得饋贈的希望時，他的憤怒就迸發為一種野蠻的咆哮，他在《加比托洛》里對待薩勒爾諾王子就是這樣，因為王子在津貼他一個時期之後拒絕再繼續津貼他了。另一方面，帕爾馬大公，殘暴的彼埃路吉·法爾納斯卻似乎從來沒有注意到他。因為這位先生大概已經完全放棄了獲得令名的興趣，所以也就不容易引起他的任何煩惱；阿雷提諾曾經拿他的面貌同一個警察、一個磨坊主和一個麵包師的面貌相比來試圖達到惹惱他的目的。阿雷提諾的那一幅乞討的可憐相，如在寫給弗朗索瓦一世的《加比托洛》中所表現的，是最可笑的；但這些由恐嚇和阿諛構成的文章和詩篇，儘管他們裡邊的一切都是滑稽可笑的，卻使人讀起來仍不能不深感憎惡。象他在1545年11月寫給米開朗琪羅的那一封信就全然是屬於這一類的。雖然他對「最後的審判」表示稱讚，但他同時卻攻擊他不信宗教；猥褻和在教皇優里烏斯二世的繼承人那裡偷盜，並在帶有和解口氣的附言裡邊加上一句說：「我只是要向你表明，如果你是『神聖的』，我也不是『不值錢的』」。阿雷提諾非常強調——或者是由於狂妄或者是由於諷刺有名的人物的方式——他自己應該被稱為神聖的，如同他的一個阿諛者已經開始這麼稱頌他；他自然也獲得了個人的盛名，所以他在阿利佐的那間屋子被當作是當地的名勝之一。的確，他曾經有多少個月在威尼斯足不出戶，害怕碰到象小斯特羅齊那樣被激怒了的佛羅倫薩人。但他也難逃他的敵人的棍棒和刀劍，雖然他們並沒有象貝爾尼在一篇有名的十四行詩里所預言的那樣把他致於死命。阿雷提諾以中風病死在自己家裡。 他在阿諛奉承的方式上的區別對待是值得注意的：對於非義大利人，他是非常討厭的；對於象佛羅倫薩的柯西莫大公那樣的人物他就另眼相看了。他讚揚這位當時還年輕的君主的美貌，這位君主也確實很不同一般，和奧古斯都很相像；他讚揚他的道德品質，並拐灣抹角地提到柯西莫的母親，馬利亞·薩爾維亞提在財政方面的活動，結尾是困難時期的乞求哀聲等等。當柯西莫津貼他的時候——最後達到每年一百六十個金幣，根據他平素的吝嗇，他能這樣做就是很大方的了——他無疑地是看到了阿雷提諾作為一個西班牙代理人的危險性質。阿雷提諾能夠嘲笑和誹謗柯西莫並在同時威脅佛羅倫薩的代表，說他將使大公立刻撤他的職；而如果這個美第奇君主最後認為他自己被查理五世看穿，他自然不用操心阿雷提諾那些反對他的笑話和詩歌是否在皇帝的宮廷中流傳了。一篇措詞奇怪的阿諛作品是寫給聲名狼藉的馬里尼亞納諸侯爵的，這位侯爵作為慕索的城主（見本書第44頁）曾經試圖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阿雷提諾在感謝他贈給一百個銀幣的同時寫道：「您具有一個君主應該具有的一切品質，所有的人都會這樣想，如果不是在整個事業的開始時那些必不可免的暴行使您顯得有點粗野（嚴厲）的話。」 人們常常注意到有些奇怪的事情是：阿雷提諾只誹謗這個世界而不誹謗上帝。一個象他那樣生活過來的人，宗教信仰是一件完全無所謂的事情；他為了他自己而寫的那些垂訓後人的作品又何嘗不是如此。事實上，我們也很難說他憑什麼應該是一個褻瀆神明的人。他不是一個教授或理論思想家或作家；而他也不能用威脅或者阿諛從上帝那裡詐得金錢，因之他也就永不會由於遭到拒絕而被激成為褻瀆神明的人。象他那樣的人是不找無謂的麻煩的。 在義大利再也找不到象這樣的人物和這樣的經歷，這是義大利現代精神的一個良好徵象。可是，歷史的批判將永遠認為阿雷提諾是一個重要的研究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