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 · 第一篇 作為一種藝術工作的國家
第一章 引言
本書的書名標誌它本身是一篇在最嚴格意義上的論文。作者本人深知自己是以如何有限的才能來從事一項如此艱巨的工作的。而且即使作者本人對自己的研究成果有較大的信心，也還不能因此就敢保證它們能得到識者的讚許。事實上，任何一個文化的輪廓，在不同人的眼裡看來都可能是一幅不同的圖景，而在討論到我們自己的文化之母，也就是直到今天仍對我們有影響的這個文化時，作者和讀者就更不可避免地要隨時受個人意見和個人感情的影響了。在我們不揣冒昧走上的這個汪洋大海上，可能的途徑和方向很多。本書所用的許多研究材料，在別人手裡，不僅很可能得到完全不同的處理和應用，而且也很可能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的確，這個題目是如此地重要，甚至現在仍有必要對它做新的探討，並且可以從各種不同的角度來進行有利的研究。與此同時，只要人們能耐心地傾聽我們的意見並對本書作一個全面理解和評價，我們就很滿足了。寫文化史的一個最嚴重的困難就是為了無論如何要使人理解而必須把偉大的知識發展過程分成許多單一的，和往往近似武斷的範疇。我們以前曾有意寫一部關於《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的專著來彌補本書的缺陷，但這個意圖我們僅僅能夠實現一部分。
歷代教皇與霍亨斯陶棻王朝之間的鬥爭使得義大利的政治情況截然不同於西方的其他國家。在法蘭西、西班牙和英格蘭，封建制度因為非常有組織，所以在解體時，就自然而然地轉化成為一個統一的君主國家；在德意志，封建制度至少在表面上有助於維持帝國的統一；而在義大利此時則幾乎已完全擺脫了封建制度。十四世紀的皇帝們，即使是在最得志的時候，人們也不再承認和尊敬他們是封建君主而只是把他們看作是既存諸勢力的可能的領袖和支柱；同時，教皇政權及其傀儡與同盟，雖然有充分力量阻礙國家未來的統一，然而它本身卻沒有足夠的力量來完成這種統一。在這二者之間，有許多政治單位——共和國和專制君主國，其中一部分歷史較久，一部分是新興的，而它們都只是依靠著它們的實力來維持自己的存在。在它們身上，我們第一次發見了近代歐洲的政治精神，這種精神就是隨心所欲，常常表現出肆無忌憚的利己主義的最惡劣的面貌，踐踏每一種權利和摧殘一個比較健康的文化的每一個萌芽。但是；無論哪裡只要這種邪惡的傾向得到了克服或者以任何方式得到了補救，歷史上就出現了一個新的事實——出現了經過深思熟慮、老謀深算的國家、作為一種藝術工作的國家。這種新的國家生活以千變萬化的形式在共和國家和君主專制的國家裡邊表現了出來，並決定了這些國家的內部組織和外交政策。以下我們僅就暴君專制國家所體現的那種更為完全和更為明確的國家類型來加以考察。
南義大利和西西里的諾曼帝國經過弗里德利希二世改革之後，為暴君統治下的國家的內部情況提供了一個令人難忘的近似的寫照。在鄰邦薩拉森人的叛亂和危險中成長起來的弗里德利希是登上皇帝寶座的第一個近代型的統治者。他很早就養成了在判斷和行動上完全客觀地對待一切事務的習慣。他對於薩拉森國家的內部狀況和治理情形有深刻的認識，他同教皇所進行的生死鬥爭迫使他和他的敵手一樣，不能不拿出他所有的全副力量來應付。弗里德利希的措施（特別是在1231年以後），目的在於徹底地摧毀封建國家，把人民變成為缺乏意志，沒有抵抗能力，而極端有利於國庫收入的廣大群眾。他以西方國家未之前聞的方式，以規定由他並未加以廢除的封建法庭向帝國法官起訴的權利來實行整個司法和行政的中央集權。從此以後，沒有一官半職可以由人民選舉來充任，違則嚴懲不貸，地區要遭到蹂躪，居民要遭受奴役。他實行了國內稅收制度；稅收是根據綜合的估定，並按照伊斯蘭教國的慣例來攤派的；徵稅的方法十分殘酷而惱人，如果沒有這些方法，要想從東方人那裡得到任何金錢的確是不可能的。總之，我們在這裡所看到的不是人民，而僅僅是一大群唯命是從的百姓；例如，不經特別許可不准和外國人通婚，在任何情形下都不准他們到國外去留學。那不勒斯大學是我們所知道的第一所限制研究自由的學校，而東方各國，在這些方面無論如何是不限制它的青年的。弗里德利希模仿伊斯蘭教國的統洽者，在地中海各地進行貿易以逐利，把許多商品壟斷在自己手中，並想盡方法限制臣民的商業。那些法提瑪朝的哈利發們儘管對秘教有種種懷疑，但至少在他們的早期歷史中，對於他們人民的不同信仰還是容忍的；而弗里德利希卻反是，他靠宗教裁判來完成他的統治制度。當我們想到他以迫害異教徒為名，而實行迫害自由城市生活的代表人物時，我們就更不能不感到這種宗教裁判的應予譴責。最後，國內警察和對外作戰的軍隊的核心是由從西西里移到諾切拉和盧切拉的薩拉森人組織起來的；這些人根本不顧人民的疾苦和教會的禁令。在以後的一個時期內，他的臣民因為長期不習武備，所以只有束手坐視曼弗雷的滅亡，坐視政權被安茹的查理奪取而不救。安茹朝的查理繼續採用了這個地發現已經行之有效的制度。
在這個實行中央集權政治的皇帝身邊出現了一個最特殊的篡奪者，即他的代理人，埃茲利諾·達·羅曼諾駙馬。他並不是某種政治制度或治理方式的代表人物，因為他的全部活動不過是在北義大利東部進行無益的爭奪霸權的鬥爭。但作為一個政治上的典型人物來看，他對於將來的重要性卻並不減於他的保護者弗里德利希皇帝。在中世紀，前此所發生的一切征服和篡奪，不是以真正的或偽托的繼承權等類理由為藉口，就是以反對不信宗教和被開除教籍的人為口實。這裡，他卻第一次地公開使用大規模的謀殺和各種各樣的暴行來建立王位，總而言之，為達目的，不擇手段。他的後繼者，連凱撒·波幾亞也包括在內，沒有一個人能夠和他的犯罪之大相比擬；不過，先例一開就會有人效尤，所以他的滅亡並沒有在許多國家中間恢復正氣，而後來的篡奪者也並沒有引為鑑戒。
生逢弗里德利希時代的聖托馬斯·阿奎那，只是徒勞地創立了君主立憲的學說，主張君主應該得到自己任命的上議院和人民選舉的下議院的支持，他枉自主張給人民以革命的權利。這些學說不能在講堂外邊得到反響，而弗里德利希和埃茲利諾卻落得成為義大利十三世紀時非凡的偉大政治人物而名垂後世。他們那種已經成為半傳說中的人物性格構成了《古代故事百篇》的最重要的題材；這部書的原稿無疑是在這一個世紀裡寫成的。在這些故事裡邊，弗里德利希已經被表現為有權來隨意處理臣民的財產，並以他的人格的力量對於一切人，甚至對於罪犯都發生有深遠影響的人物。而故事中談起埃茲利諾時則由於他留給人的無所不能的印象使人凜然生畏。他成了從目擊者的編年史記載到以後詩人半神話式悲劇創作的全部作品的中心人物。
弗里德利希和埃茲利諾滅亡以後，立即在當時的歷史舞台上出現了一群暴君。圭爾夫派和吉伯林派的鬥爭給他們提供了機會。他們一般都是以吉伯林派的領袖身份出現的，但時代和處境卻如此不同，因而不能不使我們就此認識到一條高出一切的普遍的勢所必然的規律。他們所用的手段是過去黨爭中司空見慣的，即放逐或消滅敵人及其家庭的手段。
第二章 十四世紀的暴君專制
十四世紀的大小暴君專制充分證明，象這樣的事例在這一世紀猶未消滅。它們的惡行十分昭著，歷史家曾經不厭其詳地加以敘述。國家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而存在，並為此目的而科學地組織起來的，它們比那純屬歷史故事的東西引起我們的興趣還更大。
由於有意識地採取當時義大利以外的君主想像不到的手段，加上在全國範圍內施行儼然絕對的權力，使得暴君當中產生了一種特殊的人物和特殊的生活方式。一個精明的統治者所掌握的洽理要訣是儘可能地把徵稅的範圍固定在原有的或者他最初所規定的項目上。收入的主要來源是：經過估定稅額的土地稅，一定種類的消費品稅和進出口貨物的關稅，以及統治家族的私有財產。唯一增加稅收的可能要靠商業發達和普遍的繁榮發展。象我們所看到的自由城市裡的公債在這裡是沒有的；只要公眾的信用不至於受到動搖，有周密計劃的沒收被認為是一種比較可取籌款方法——例如用罷免和奪取財政監督官財產的地道的東方辦法來達到這一目的。
從這筆收入中支出小朝廷的費用，衛士和僱傭兵、公共建築工程，以及侍奉在君主個人左右的弄臣和才人的費用。暴君統治的不合法使暴君陷於孤立並經常處在危險的包圍之中；他所能結成的最光榮的同盟就是和聰明才智之士交往而不考慮其出身如何。十三世紀北方君主的豪爽大方只限於對待那些武士和侍從左右歌功頌德的貴族。義大利的暴君卻與此不同。他渴求聲譽和熱中於不朽的事業，所以他所需要的是才能而不是出身。他和詩人、學者為伍，感到自己有了一個新的地位，的確，他感到自己幾乎有了一個新的合法的根據。
在這一方面最出名的是維羅納的統治者斯卡拉。他的宮廷所接待的著名亡命者中間有全義大利的代表人物。當時的文人學士並非不感恩戴德。佩脫拉克曾經訪謁這些人的宮廷並且曾因此而遭到嚴厲的譴責；他描寫出了十四世紀的一個君主的典型的形象。他對他的保護人，帕多瓦的君主提出了極大的希望，但採取的方式是表示認為君主是能夠做到這些事情的。「您必須做您臣民的父親而不是做他們的主人，必須愛他們如您自己的兒女，如您自己的手足。武器、衛士、軍隊，可用來對付敵人——對於您的臣民，善意就足夠了。我所說的人民自然是指那些熱愛現存制度的人說的；那些每天都希望變革的人們是反叛者和叛徒，對於他們要用嚴峻的法律加以制裁。」
文章接著詳細地敘述了純屬近代關於國家的無限權力的想像。國君應該完全不依靠廷臣而能同時簡樸地治理好國家。他將親自掌管一切事情，維持和恢復教堂和公共建築，保持城市警察，疏導沼澤，監督酒類和穀物的供應。他將實行嚴厲的法律，攤派捐稅時必須使人民認識到收稅的必要和君主的不得不伸手向人民要錢的苦衷。幫助那些疾病無告之輩，給予那些著名學者以保護和接待，這些人關係到他今後久遠的聲名。
儘管當時這種政治制度可能有許多較光明的方面和個別統治者有許多優點，但十四世紀的人都或多或少地明顯地意識到這些暴君專制的政權大多數是短促而靠不住的。這樣一些政治機構，其安全的程度自然是與他們立國的領土面積的大小成正比例的，所以，較大的城市國家經常想要吞併那些較小的國家。當時，單是犧牲在維斯康提家族手中的就有上百個這種小君主。由於這種外部的危險，也就不斷發生內部的騷亂，這種處境對於統治者的性格一般地產生了最有害的影響。掌握絕對的權力，沉溺於奢靡和放縱自私、有遭受敵人和謀叛者方面攻擊的危險，所有這些都幾乎不可避免地把他變成了最壞的名實相符的暴君。如果他能信任他最近的親屬那就好了。但在一切都是不合法的情形之下，無論是君位的接替或統治者的財產的分配，都不可能有正規的繼承法律；所以，如遇繼承人能力薄弱或者是一個未成年的人，為了家族本身的利益就不免要由一個比較具有堅強性格的伯叔或從兄弟來取而代之。庶出子的承認或驅逐成了鬥爭的根源。結果這些家族大多數就為一群互相不滿和互相仇視的親族所困擾。這種情況不斷地引起叛亂的爆發和釀成可怕的家庭流血的慘劇。有時，覬覦王位的人在國外過著流亡的生活，如在加達湖上以打魚為生的維斯康提家族的廢主，即曾以冷靜耐心的態度觀察著當時的局勢。當他的敵手的使者問他，打算什麼時候和怎樣再回到米蘭時，他回答說：「只有用和放逐我時所用的同樣手段，才能使我回去，但必須等到他的罪惡超出我的罪惡的時候。」也有時，為了保全整個家族，暴君為他的親屬所弒，以平息他的暴行所引起的公憤。在少數的情形下、統治權掌握在整個家族手中，或者至少統治者必須聽從他們的意見；在這種情況下，關於財產和權勢的分配也時常引起激烈的爭哄。
這整個政治制度引起了當時佛羅倫薩的作家們深惡痛絕。即使暴君是為了使人民有更深的印象，而不是為了渴望滿足自己的虛榮，他的炫耀誇示的排場也引起了他們最尖銳的嘲諷。一個冒險家如果落到他們手中就要倒霉，如比薩-躍崛起的阿蓋羅總督（1364年），他常常手持金王杖出遊，並在他住房的窗口出現，象「聖骨被供陳一樣」，偃臥在錦衾繡榻之上，由膝行的侍從把他當作教皇或皇帝一樣地侍奉。但是佛羅倫薩的老作家們卻往往用一種高傲嚴肅的口氣來談這個問題。但丁看出了顯示新國君野心的那些鄙俗與平凡的東西，並對它們作了很好的描繪：「他們的號角和鍾鈴，他們的喇叭和長笛有些什麼意義呢，不過是報告『一個絞刑吏來了，一群兀鷹來了』而已！」人民心目中所描繪的暴君的城堡是一所高聳的孤零零的建築物，裡邊充滿了地牢和偷聽管，是一切殘酷暴虐和悲慘痛苦的根源。凡是為暴君服務的人都被警告要遭到不幸，而暴君自己最後也甚至於成為一個可憐的對象：他不可避免地要成為一切善良而誠實的人們的仇敵；他不能信任任何人，並且可以在臣民的臉上看到大家都在盼望他的滅亡。「隨著暴君專制的興起，發展和鞏固，其中也就開始滋長著必給它們帶來解體和滅亡的潛伏因素。」但我們還沒有談到人們對於這些暴君不滿的最深刻的原因；佛羅倫薩在當時是人類的個性發展得最為豐富多采的地方，而那些暴君們卻除了他們自己和他們最親信的人們的個性以外，不能容忍其他人的個性存在和發展。他們對於個人實行最有力的控制，甚至於建立了護照制度。
許多暴君迷信占星術和不信宗教，在他們同時代的人們的心目中，給這種被上帝捨棄了的可怕的生活塗上了一層特殊的色彩。當卡拉拉家族的最後一個君主不能再保衛為瘟疫所襲擊的帕多瓦的城牆和城門，而被威尼斯人從四面八方包圍起來時，守衛的士兵們聽他在向魔鬼喊叫，要魔鬼「來殺死他」。
十四世紀的最完全的和最富於啟示性的暴君專制的典型，毫無問題地是從喬萬尼大主教去世（1354）以後米蘭維斯康提家族的專制。這個家族的貝爾那搏和羅馬最壞的皇帝相像是沒有疑問的；他狩獵野豬竟成了當時最重要的國家大事；誰要是妨礙了這種狩獵，就要受到酷刑致死；戰戰兢兢的人民被迫飼養五千頭豬犬，並對於它們的健康和安全負絕對的責任。他想盡辦法橫徵暴斂；他的七個女兒每人得到十萬金幣的妝奩並收集了大量的珠寶。在他的妻子死的時候（1384年），他發布「告臣民書」，要他們象過去共歡樂一樣地同申哀悼，並服喪一年。1385年他的侄子吉安加利佐對他發動奇襲，使他一舉就擒。這一著名的陰謀事件甚至使後代的歷史家們都不能不為之驚心動魄，並且最清楚地說明了吉安加利佐的特性。吉安加利佐由於信教和熱愛學問為親屬所輕視，他決心復仇，並以參拜聖地為藉口，離開了米蘭城，在路上攻擊他的毫無戒心的叔父，俘獲了他，率領一支武裝部隊回師攻入城內，奪取了政權，並任憑人們大肆掠奪貝爾那博的宮殿。
大多數暴君所共有的好大喜功的欲望最大規模地表現在吉安加利佐的身上。他用三十萬金幣的代價從事修築巨大的溝渠，以便在必要的時候把明喬河水引離曼圖亞，把布萊塔河水引離帕多瓦，藉此使這兩個城市陷於無防衛狀態。實在說來，他也很可能想放干威尼斯的湖水。他修建了一切修道院中最輝煌的帕維亞的切爾托莎修道院，以及「雄偉壯麗，冠絕基督教界一切教堂的」米蘭大教堂。他父親加利佐開始建築而在他手內完成的帕維亞宮殿大概是歐洲王宮中最宏偉的宮室；他把他有名的藏書和收藏的大批聖賢遺物移置該處，他對於這些遺物有著特別的信仰。溫切斯勞斯國王封他為大公（1395年），當他在1402年患病和逝世的時候，還念念不能忘情於義大利王國或那頂帝王的冠冕。據說他的整個國土一年的收入，除了正規的貢賦一百二十萬金幣外，還有不下於八十萬金幣的特別補助收入。在他死後，他用各種暴力統一起來的領土四分五裂；有一個時期，他的繼承者甚至於要維持原來的統治核心都有困難。他的兒子喬萬尼·馬利亞（死於1412年）和菲利波·馬利亞（死於1417年）如果生活在不同的國家和接受其他傳統將會變作什麼樣的人是很難說的；但作為他們這個家族的後嗣，他們就繼承了歷代相傳和積累的殘酷而怯懦的可怕資產。
喬萬尼·馬利亞也以他的狗出名，但它們卻不再被用來打獵而是用來撕毀人體。它們的名字和羅馬皇帝瓦倫廷尼安一世的熊一樣，都—一流傳了下來。當1409年5月正在進行戰爭的時候，飢餓的小民在街上向他喊叫：和平；和平；他派出僱傭兵去鎮壓，結果有二百人被殺死。人們被禁止說「和平」和「戰爭」二字，違者處以絞刑，並命令僧侶們唱「賜給我們安寧」以代替原文「賜給我們和平」最後，一群密謀者利用這個瘋狂的統治者的主要僱傭兵隊長法西諾·凱內在帕維亞患病的機會，在米蘭的聖哥達多禮拜堂里殺死了喬萬尼·馬利亞。在同一天，垂死的法西諾命令他的部下宣誓支持繼位的菲利波·馬利亞，同時他還親自勸告他的妻子嫁給菲利波·馬利亞。他的妻子比阿特麗斯·第·丹達聽從了他的意見。關於菲利波·馬利亞，以後再談。
在象這樣的時期里，柯拉·第·利恩濟夢想要憑著不可靠的羅馬居民的軟弱無力的熱情來建立一個擁有義大利全土的新國家。他和我們已經描繪過的那些統治者相比，看來不過是一個可憐的被矇騙的痴人而已。
第三章 十五世紀的暴君專制
十五世紀的暴君專制表現出它的性質已有所變化。許多不太重要的和少數較大的暴君如斯卡拉和卡拉拉等都已經消逝；同時，由於征服別人而強大起來的較有勢力的暴君們卻使他們的制度各有特殊的發展。例如，那不勒斯就從新的阿拉貢王朝那裡得到了新的強大的動力。這一時代的顯著特徵是許多僱傭兵隊長企圖建立他們自己的獨立王朝，人們不管傳統的評價而只注意事實和事物的真正利害關係。才幹和大膽極受重視。那些小暴君們為了得到可靠的支持，開始為較大的國家服務，他們自己成了僱傭兵隊長，而他們效勞所得的報酬，即使不是領土的增加，也是金錢和可以實行虐政而不受懲罰的權利。一切暴君，無論大小，必須加倍努力，必須特別謹慎行事和工於心計，必須學會避免使用大規模的野蠻手段，因為輿論所能容許的只是那種為了實現一個目的而不得不有的過錯，公正的旁觀者對於這種過錯自然是不加責備的。在這裡，再也看不到用來支持西方合法君主的那種半宗教的忠誠的痕跡；我們所能看到的最近似的，是個人的聲望。才能和心機是獲得飛黃騰達的唯一手段。象大膽查理那樣的性格，在熱中於追求不切實際的目的中耗盡了自己的心力，對於義大利人來說是一件難於理解的事情。
瑞士人不過是些農民，如果把他們都殺了，對於有可能陣亡的勃艮第貴族們也不見得是一種補償。如果勃艮第大公不經過鬥爭而占領了整個瑞士，他的收入也不會多增五千金幣。」查理性格上的中世紀特徵，他的騎士抱負和理想，對於義大利人來說很久就已經成為不可理解的了。當南方的外交家們看到查理敲打他的軍官，可是還讓他們繼續為他服役，看到他虐待他的軍隊，由於打敗仗而懲罰他們，然後又在這同一軍隊的面前責備他的參議官時，他們認為這個人是完了。另一方面，路易十一，雖然他的政策高出於義大利君主們所實行的那一套，並且公然以弗蘭切斯科·斯福查的崇拜者自居，但在文化教養各個方面較之這些統治者還相差很遠。
美德與惡行在十五世紀的義大利諸國家中奇怪地結合在一起了。統治者的個性是如此地得到了高度的發展，它往往具有如此深刻的意義並代表著那一時代的情況和需要，因之要對它作出一個恰當的道德判斷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這種暴君專制制度的基礎過去是，而且仍然是不合法的，沒有東西能夠消除它所帶來的災禍。皇帝的批准和授爵並不能改變這種情況；因為人民對於暴君或是從外國某處買來或是從某些過境的陌生人手裡買來一張羊皮紙文書這一事實是並不重視的。他們不加分析地按照常識這樣推論說：如果皇帝有什麼用處的話，他就根本不會讓暴君興起。自查理四世的遠征羅馬以來，皇帝們在義大利除了批准那些沒有靠他們的幫助而興起的暴君政權外，沒有做任何事情。他們除了憑一紙皇帝詔書所能給予的那些東西外，不能給與暴君專制以任何其他實際權威。查理在義大利的整個行為是一幕可恥的政治喜劇。馬提奧·維蘭尼敘述查理怎樣在維斯康提家族護衛下週遊他們的轄區和最後被護送出境，敘述他怎樣象一個小販到各處出賣地的貨物（君主特權等等）來換錢；他在羅馬的表現是多麼醜惡，以及怎樣在最後連刀都沒有出鞘就帶著裝滿了金銀的箱子越過阿爾卑斯山返回他的國內。仍然嚮往過去的偉大光榮的熱情的愛國者和詩人，對於他的來到義大利還是抱著極大的希望，只是到後來，這種希望才由於他的可憐而又可笑的行為而消散了。佩脫拉克曾經屢次寫信給這個皇帝，鼓勵他越過阿爾卑斯山恢復羅馬過去的光榮和建立一個新的統一帝國；現在，這個皇帝終於來了，但並沒注意這些遠大的計劃，可是佩脫拉克仍然希望他的夢想能夠實現，孜孜不倦地從口頭上和書面上力圖以此來打動皇帝；但最後當他看到查理屈服於教皇，給皇帝的威權帶來了恥辱時，他終於不能不懷著厭惡的心情離他而去。而西吉斯蒙多在1414年的第一次來到義大利時，最少是抱著勸說教皇約翰二十三世參加他的宗教會議的好意的。在這一次旅行當中，當教皇和皇帝站在克雷莫納的高塔上眺望倫巴第的全景時，他們的東道主，加比諾·豐多洛暴君曾經想把他們兩個人都從高塔上推下。在西吉斯蒙多第二次來到義大利時，他僅僅是一個冒險家，除了授給貝卡德里以詩人的桂冠外，一點也不能證明他有什麼皇帝的特權。有半年以上，他一直在錫耶納閉門不出，象一個債務者被關閉在監獄裡一樣，直到後期經過周折才在羅馬舉行了加冕禮。再想一想弗里德利希三世又能怎麼樣呢？他到義大利來好象是在作假期旅行或漫遊；供給他費用的那些人是為了要他確認他們的特權或者為了滿足他們曾經招待過皇帝的虛榮。那不勒斯的阿爾方索就是後一種例子，他曾經為了獲得皇帝訪問的光榮而付出十五萬金幣。弗里德利希第二次從羅馬回來的時候（1469年），在費拉拉一整天沒離開屋子，頒發了不下於八十個爵位，他授封了騎士、伯爵、博士、公證人——伯爵分有不同等級，如宮廷伯爵、有權授封博士到五人的伯爵、有權給私生子以合法地位的伯爵，有權派定公證人的伯爵等等。可是，當時的掌璽官希望從這些封贈中得到一些報酬，而這在費拉拉被認為是過多了。博爾索也在他的帝室保護人給所有小朝廷分封爵位和令狀的同時被冊封為摩德納和勒佐大公，但他每年必須繳納四千金幣作為謝禮。博爾索對於此事有何意見不見記載。那個時代的主要代言人，人文主義者，對於此事隨著他們個人的利害關係而有不同的意見，其中有幾個人以首都羅馬詩人們的照例的歌頌對皇帝表示歡迎。波吉奧曾經坦白地說，他不知道加冕有什麼意義；在古代，只有打了勝仗的大將軍才被加冕，而在那時是用桂冠來給他加冕的。
隨著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即位，不僅開始了外國的一般干涉而且也開始了對於義大利的新的帝國政策。它的第一步——授封洛多維科·摩羅為米蘭大公和排除掉他的不幸的侄子——就不是一個效果良好的措施。按照近代干涉的理論，當雙方相持不下，使國家陷於分裂的時候，第三者可以插手進來從中取利，帝國就是按照這個原則來行事的；但公理和正義卻被拋棄在一邊了。當路易十二將要到熱那亞時（1502年），帝國之鷹從公爵的宮殿上被取下而代之以彩繪的百合花徽，歷史家塞納雷加問道：經過多少次變亂而保存下來的鷹徽到底有什麼意義，帝國對於熱那亞到底有什麼權利。除了「熱那亞是帝國的賬房」這句老話外，沒有人再知道其他的事情。事實上，在義大利沒有人能對於任何這樣的問題做出明確的回答。最後，當查理五世把西班牙和帝國合併在一起的時候，他能夠借用西班牙的力量實現帝國的權利，但人所共知的是他這樣做的結果是對於西班牙的君主國而不是對於帝國有利。
與十五世紀各朝代政治上的不合法有密切關係的是社會上對於嫡系繼承的不加重視，而這在外國人——例如科米斯——看來尤為顯著。這二者自然是不可分的。在北方的國家，象勃艮第，沒有給庶出的後裔以有明顯附屬意義的封地，如主教管區之類；在葡萄牙，一個沒有合法地位的世系只能以不斷的兢兢業業的努力來保持住王位；與此相反，在義大利即使是在直系子嗣中，也沒有一個王室的家族是不容許私生子存在的。那不勒斯的阿拉貢世系君主就是屬於庶出的世系，而阿拉貢主王國本身落到了阿爾方索一世的兄弟的身上。烏爾比諾的大弗里德利希也許根本就不是蒙特費爾特羅家族的後代。教皇庇護二世在去參加曼圖亞會議（1459年）的途中，受到伊斯特家族的八個私生子在費拉拉並轡出迎，其中有在位的博爾索大公本人及其庶出兄弟前任大公利奧納洛的兩個庶子。利奧納洛曾經有一個明文正娶的妻子，她本人就是那不勒斯的阿爾方索一世和一個非洲女人的私生女。在合法的子女未成年，和發生安危存亡的緊急關頭，私生子往往得繼承君位，而年長者的繼承統治就獲承認而不再計及出身的嫡庶了。個人的才具、身價和能力比當時在西方其他各地通行的一切法律和習慣都更為重要。的確，這是一個教皇的兒子們建立王朝的時代。在十六世紀，由於外來思想和當時開始的反宗教改革運動的影響，整個問題才受到了更嚴格的考慮。瓦爾奇發現：嫡出子的繼承是「理智所判定的，從來就是上帝的意旨」。美第奇家的樞機主教伊波利托認為他應該做佛羅倫薩的君主，因為他也許是一個合法婚姻所生的後代，並且無論如何是一個貴族淑女的兒子，而不是象阿利桑德羅大公，是一個使女的兒子。現時開始的對貴人娶賤女為妻不得有繼承權的戀愛婚姻的看法，在十五世紀，無論從政治的或道德的理由來看都是完全沒有意義的。
但在十五世紀中，最高的和最受讚揚的不合法形式是由僱傭兵隊長提供的。一個僱傭兵隊長，不論是什麼出身都可以取得一個獨立的統治者的地位。實際說來，諾曼人在十一世紀占領南義大利就是屬於這一性質。那時這一類企圖開始把這個半島投入到經常的紛擾之中。
一個僱傭兵隊長在他的主人由於缺少金錢或者軍隊而給他做了這種準備時，即使不用篡奪也有可能取得一個地方的君主的身分。在任何情形下，即使僱傭兵隊長暫時解散了他的大部分軍隊，他也需要一個安全的地方來建立他的冬營並儲藏他的軍需給養等物品。第一個這樣得到封地的隊長是約翰·霍克伍德，教皇格雷戈里十一世曾經給他以巴尼亞那卡瓦洛和科蒂尼約拉地方的君主身分。當義大利的軍隊和領袖們與阿伯利哥·達·巴比亞諾一起登場時，建成一個國家或者擴大一個已經得到的國土的機會就更多。在吉安加利佐死後（1402年），米蘭公園頭一次發生了這種重大的瘋狂的軍事暴亂。他的兩個兒子的政策的目的主要就是消滅僱傭兵隊長們所建立的新專制政權；而維斯康提家族從最大的僱傭兵隊長法西諾那裡繼承了很多的城市和四十萬金幣，不消說還有寡婦比阿特麗斯·第·丹達所帶來的她的前夫的兵士。從那時以後，十五世紀所特有的統治政權和它們的僱傭兵隊長之間的徹頭徹尾的不道德的關係越來越普遍了。一個老的似真似假，或有或無的故事對此有如下的描繪：某城市（似乎說的是錫耶納）的市民們有一個為他們服役的軍官曾從外國人的侵略中把他們解放出來。這些市民每天商議怎樣酬報他，結論是，他們的能力太小，即使立他為那個城市的君主，也都不足以酬報他的大恩。最後一個人站起來說：「讓我們把他殺了，然後把他當作我們的保護聖徒來崇拜吧！」於是他們就這樣做了，按照羅馬元老院處理羅慕路斯的先例。事實上，僱傭兵隊長們對他們的主人極其畏懼是有理由的：如果他們打了勝仗，他們就成了危險人物，就會象羅伯托·馬拉泰斯達一樣，給教皇西克塔斯四世打完了勝仗就被處死（1482）；如果他們打了敗仗，威尼斯人對於卡馬尼約拉的復仇就說明了他們會遭到什麼樣的危險（1432年）。最能表明這種處境的精神狀態的就是僱傭兵隊長常常把他們的妻子，兒女獻出來作為人質，儘管是這樣，他們還是不能感到或者引起人家對他們的信任。他們必須是十分克己的英雄，有象貝利撒留將軍那樣的性格，不為仇恨和怨毒所苦惱；只有最完美的品質才能使他們免於變成罪大惡極的人。如果我們發現他們蔑視一切神聖的東西，對他們的同胞——那些不關心他們會不會被教會禁令處死的人——殘酷而狡詐，那就沒有什麼可奇怪的了。同時，由於這種形勢的逼迫，他們當中許多人的天才和能力得到了人們所能想像的最高度的發展，並使他們贏得了部下的忠誠和愛戴。他們的軍隊也是近代歷史上最早以領袖的個人威信為唯一動力的軍隊。弗蘭切斯科·斯福查的一生就是一個光輝的範例；當他需要的時候，他能從他所共事的每一個人那裡得到無限的忠誠並加以利用，並不因為對他的出身有什麼成見而受影響；曾經不止一次地，他的敵人望風歸降，向他脫帽致敬，表示歡迎，尊敬他為「一切軍人之公父」。從斯福查的歷史一開始，我們似乎就能看到斯福查家族有這種特別的興趣，即它追求王冠的努力。這個家族的幸運的基礎建立在它的家族成員的眾多上，弗蘭切斯科的父親亞科波本人就是一個有名的人物，他有兄弟姊妹二十人都是在法恩扎附近的科蒂尼約拉地方被胡亂地扶養大的。他們處在他們的家族和帕索利尼家族之間在羅馬尼約爾的沒完沒了的「族間仇殺」的危險之中，全家的住處簡直是一個軍械庫和要塞，母親和女兒們都和家中男子一樣地好戰。亞科波在十三歲的時候，逃到班尼加爾的教皇僱傭兵隊長博爾德利諾那裡。博爾德利諾這個人死後還在繼續統帥他的軍隊；塗有香膏的遺體停在飄著旗幟的營帳中，從那裡以他的名義發出命令，直至最後找到一個合適的領袖來接替他時為止。當亞科波最後在為不同的僱傭兵隊長服務中獲得聲譽時，他把他的親屬找到一起，並從他們那裡得到了如同一個君主從人數眾多的朝代那裡所能得到的同樣多的好處。當他被俘在那不勒斯的烏奧沃城堡里作階下囚時，他的親屬維持住了他的軍隊免於潰散；他的妹妹親手拘捕王使，加以囚禁，並以這種報復手段挽救了他的生命。亞科波在金錢問題上信用卓著，說明他志不在小；所以甚至在他失敗的時候，他都能從銀行家那裡得到貸款。他經常禁止他的軍隊騷擾農民，在不得已的情形下才毀壞或損害一個被征服了的城市。他為了不被王室的姻親關係所拘束，使他的有名的情婦，即弗蘭切斯科的母親露西亞，和另外的人結婚。即使他的親屬的婚姻也都是按照一定的計劃來安排的。他對於他同時代人的邪惡放縱的生活避之唯恐不及。並教訓他的兒子弗蘭切斯科要遵守三條誡律：「不要玷污別人的妻子；不要責打部下，責打了，就要驅而遠之；不要騎難駕馭的或脫落了蹄鐵的馬。」但他的力量的主要源泉還在於他即使不具有一個偉大將軍的至少也具有一個偉大軍人的品質。他的體格健壯，從各種鍛煉中得到了發展；他的農民面貌和坦率的態度使他受到普遍的歡迎；他的記憶力特彆強，經過多年之後還能記得部下的姓名、他們的馬匹的數目和他們待遇的多寡。他受的純粹是義大利的教育：有暇即研讀歷史並令人翻譯了許多希臘和拉丁作家的作品以供參考。他的兒子，弗蘭切斯科聲譽尤高。從一開始，他就決心建立一個強大的國家，並且由於他的光輝的統率才能和不厭欺詐，終於占領了偉大的米蘭城（1447－1450年）。
他的榜樣傳揚開來了。伊尼亞斯·希爾維優斯關於這個時代曾經寫道：「在我們這喜好變革的義大利，沒有一件事情是穩固的，古代的王朝已不存在，一個傭人可以很容易地當上國王。」特別是那個自稱為「幸運兒」的尼科洛的兒子亞科波·皮奇尼諾，曾經引起全義大利的猜想。他是否也能成功地建立起一個王室，是當時大家熱烈討論的問題。比較大的國家顯然是要對他的抬頭加以阻撓的，就是弗蘭切斯科·斯福查也認為那些自立為君的人最好不要再增加了。但是，例如，在皮奇尼諾想要做錫耶納的君主時，被派去攻打他的軍隊和隊長們卻認為擁護他於他們有利。「如果他要整個地完了，我們將不能不回家種地去。」甚至把他包圍在奧貝泰羅的肘候，他們還供給他給養，因而他光榮地脫離了困境。但最後受到了命運的襲擊。當他（1465年）於訪問米蘭的斯福查之後，到那不勒斯的費蘭特國王那裡去的時候，全義大利都在猜測他的結果。儘管人們對他做了保證，儘管他和權貴有關係，他還是在烏奧沃城堡里被謀殺了。就是由於繼承而得到領土的僱傭兵隊長也從來沒有感覺到他們自己是安全的。當羅伯特·馬拉泰斯達和烏爾比諾的菲德利哥，一個在羅馬，一個在波洛尼亞，同一天逝世的時候（1482年），我們發現他們彼此互相委託對方照顧自己的國家。反對一群無所顧忌的人，怎麼幹都被認為是可以的。弗蘭切斯科·斯福查在年青的時候，曾經和一個富有的卡拉布里亞女繼承人，蒙達多女伯爵，波麗森娜·露莎結過婚，生了一個女兒；一個姑母毒死了她們母女二人，並且奪去了繼承權。
自皮奇尼諾死後，由僱傭兵隊長來建立新國家成了一件使人不能容忍的醜事。當時四個強大政權，那不勒斯、米蘭、教皇政權和威尼斯之間形成了一種政治均勢，不容許任何擾亂。在教皇屬邦里，過去一部分是、或者曾經是僱傭兵隊長的小僭主比比皆是，自教皇西克塔斯四世的時代以來就由教皇的侄子們獨占了這些行當的權利。但當政治上一有發生危機的苗頭時，那些際會風雲的軍人就又登上舞台了。在教皇英諾森八世的惡政之下，一個以前曾在劫艮第軍隊中服過役叫作博卡利諾的人幾乎要投降土耳其軍隊並將其轄下的奧西莫鎮拱手獻給他們；幸而由於「豪華者」洛倫佐的干涉，他才願意於得到一筆錢之後引軍而去。1495年，當查理八世的戰爭把義大利搞得天翻地覆的時候。布雷西亞的僱傭兵隊長維多韋羅試了一試他的力量。他已經奪取了切澤納市鎮並屠殺了很多貴族和市民；但城堡卻堅持不屈，因而他被迫撤退。接著他又從另外一個惡棍，我們已經說過的羅伯托的兒子，威尼斯的僱傭兵隊長，里米尼的潘多福·馬拉泰斯達那裡借到了一隊人馬，並率領著他們從拉文納的大主教那裡奪得了努奧佛城鎮。威尼斯人恐怕他更為猖獗，一方面也是受教皇的催促，所以命令潘多福，利用一個機會「最善意地」把他的好朋友逮捕起來。潘多福「非常遺憾地」逮捕了他，接著又來了把他送到絞刑架上的命令。潘多福煞費苦心地在監獄裡把他勒死然後陳屍於市。最後一個這種篡奪者的突出的例子是慕索的有名的卡斯特蘭。他在帕維亞戰爭（1525年）以後米蘭地區的混亂中，在科莫湖畔倉卒成立了一個王國。
第四章 小暴君
關於十五世紀的暴君專制，一般地可以這樣說，那就是在最小的國家裡最常發生最大的罪惡。在這些國家裡邊，家族的人數是多的，而且每一個人都想過一種適合他們身分的生活，因此關於繼承的爭端是不可避免的。加米里諾的伯爾那多·瓦拉諾殺死了他的兩個弟兄（1434年），希望把他們的財產分給他的兒子們。哪兒要是有一個個別小城鎮的君主能夠以明智、溫和、人道的政治以及熱心學術文化事業著稱，他通常要不是某一個大家族的一員就是在政治上依存於那個大家族。例如佩扎羅的國君，偉大的弗蘭切斯科的兄弟，烏爾比諾的菲德利哥的繼父阿利桑德羅·斯福查（死於1473年），就是這樣的情況。他在行政管理上周詳謹慎，在治理人民上公正謙虛，所以在許多年戰亂之後，能享有一個時期的安定統治；他收集了名貴的圖書，並利用閒暇時間從事於學術或宗教問題的研討。和他屬於同一類的人還有喬萬尼第二，波洛尼亞的本蒂伏利奧（1462－1506年）；他的政策是由伊斯特和斯福查兩個家族所決定的。另一方面，在加米里諾的瓦拉諾、里米尼的馬拉泰斯達、法恩扎的曼弗雷等家族中間，尤其是在佩魯賈的巴利奧家族中間，我們卻看到了殘忍和血腥的統治。我們可以在格拉齊亞諾和馬達拉佐的非凡的歷史記載中，看到上述最後一個家族在十五世紀末的許多事件的鮮明寫照。
有許多家族的統治從來也沒有採取公開的暴君專制的形式，巴利奧家族就是其中的一個。它多少有些依靠它的巨大財富和在選擇官吏上的實力來行使它的領導權。在這個家族的內部有一個人被承認為首領，但在不同各派系的成員中間卻都隱懷著深深的嫉妒。和巴利奧家族敵對的是由奧地家族領導的另一個貴族黨派。在1487年，這佩魯賈變成了兵營，許多豪族大家的住宅裡邊擠滿了勇士，暴亂事件日有發生。在一個被刺身死的德意志學生的葬禮上，兩個學院的學生彼此以兵戎相見；有時各家族的勇士甚至在廣場上對打起來。對商人和工人的嗟怨置若罔聞；教皇派來的長官和「親族」閉口無言，或者抓住最早的機會逃走。最後奧地家族被迫放棄了佩魯賈，於是這個城市就變成了在巴利奧家族絕對專制統治之下的被包圍的要塞，他們甚至於把教堂當作兵營。反抗的密謀和偷襲都遭到殘酷的報復；1491年，一百三十名沖入城內的謀叛者被殺害並被懸屍於市政廳前，事後在那個廣場上建立了三十五個祭壇，舉行了三天的彌撒和宗教遊行為那個地方消除罪愆。教皇英諾森八世的侄子於光天化日之下在街上被刺殺。被派遣來此地平息事端的亞歷山大六世的侄子，被公然蔑視斥退。在這同時，統治家族的兩個領袖，圭多和利都弗，都時常和一個享有聖潔之名和能顯奇蹟的多密尼克會修女，里埃蒂的科倫芭會見。她以將受到重大災異的懲罰來勸令他們講和修好，這自然是無效的。可是，編年史卻順便指出了在此恐怖統治時代佩魯賈上流人士的虔誠和信仰。當1494年，查理八世率兵迫近時，佩魯賈的巴利奧家族和紮營在阿西西城內及其附近的逃亡者進行了如此殘酷的戰爭，以至這塊盆地的每一間房子都被夷為平地。田園荒廢，無人耕種，農民流為殺人越貨的野人，蓬蒿滿眼，狼鹿成群，遺屍遍地，野獸食人屍而肥，被吃的屍體名之為「基督徒肉」。當教皇亞歷山大六世在從那不勒斯還軍的查理八世面前撤退（1495年）到翁布里亞的時候，他在佩魯賈發現他這時有可能一勞永逸地把巴利奧家族除掉。他建議圭多舉行一個慶典或一個比賽會，或者其他類似的集會以便把整個家族聚在一起。但是圭多的意見認為「最動人的場面應該是把佩魯賈的全部武裝力量集合到一起而加以檢閱」，於是教皇放棄了他的計劃。不久以後，逃亡者進行了第二次攻擊，但此次巴利奧家族卻只有靠著個人的勇武取得了勝利。當時一個將滿十八歲的小伙子，西蒙那多·巴利奧帶著少數幾個部下在廣場上和數百敵人作戰，身受二十餘創，最後倒地，但當阿斯多利·巴利奧來援助他的時候；他一躍而起，騎上馬背，穿著金色鎧甲，戴著鷹盔，「風姿動作，伊如戰神，投入到戰鬥之中。」
這時，拉斐爾是一個十二歲的孩子，正在彼埃特羅·佩路基諾先生門下學習。這些日子的印象大多可能通過他的早期所畫的聖米凱爾和聖喬治的許多小型畫幅而永留人世；其中某些印象也可能永遠保持在他關於聖米凱爾的大型畫幅中。如果說阿斯多利·巴利奧曾經在任何地方被尊為神，那就是在赫利奧多路斯那幅壁畫裡邊的天廷騎士的形象之中。
巴利奧家族的反對者一部分被毀滅，一部分在恐怖中逃散，因此沒有力量再作這種冒險。過了一個時期以後，達成了部分的和解，有一些亡命者被准許回到本地。但佩魯賈並未因此變得更加安全或更加平靜。統治家族的內部發生了極為可怕的紛爭。圭多和利都弗以及他們的兒子，吉安保羅、西蒙那多、阿斯多利、吉斯蒙多、貞提爾、馬堪托尼奧和其他的人都遭到了反對。反對他們的人是圭多和利都弗的兩個侄孫，格里豐和卡洛·巴奇格利亞，後者是加來里諾君主瓦拉諾的侄子和以前的一個亡命者，耶羅尼莫·德拉·潘那的兄弟。西蒙那多為一種不祥的預感所警覺，曾經跪請他的叔父准許他把潘那殺死，但是無效，圭多拒絕了他的請求。在1500年仲夏，在阿斯多利和拉維尼亞·柯倫納的婚禮上，陰謀突然醞釀成熟。結婚慶典開始了，並且在陰暗的預兆中延長了好幾天，歷史家馬達拉佐曾經對這些預兆的越來越深的影響作過很好的描寫。瓦拉諾以窮凶極惡的巧計慫恿並鼓勵了叛亂者。他以將來獨掌大權的前景和捏造格里豐的妻子珍諾比婭與吉安保羅通姦的事來說動格里豐。最後，每一個叛亂者都選定了自己的犧牲對象。（巴利奧家族全都是各自分住在自己的房子裡，大部分都在現在的城堡舊址上）每一個人隨身帶領十五名勇士，其餘的人則被派去瞭望。在7月15日夜間，他們奪門而入，殺害了圭多、阿斯多利、西蒙那多和吉斯蒙多；其餘的人逃掉了。
當阿斯多利和西蒙那多的屍體並排著陳列在街市上時，觀看的人，「特別是外國學生」因為阿斯多利看來是如此高貴莊嚴，竟把他比作古代的羅馬人。在西蒙那多的面容上仍然可以看到他那雖死不屈的勇敢和蔑視一切的精神。當時的勝利者遍訪這個家族的朋友並極力攏絡他們，可是發現所有的人都在流淚並且準備到鄉間去。同時，逃掉的巴利奧家族在城外收集了兵力，第二天就由吉安保羅率領攻入城內，並且很快地在受到巴奇格利亞以處死相威脅的那些人們中間找到了擁護者。當格里豐在聖艾科羅諾教堂附近就擒的時候，吉安保羅把他交給了他的部下去執行死刑。巴奇格利亞和潘那逃到加米里諾去投奔瓦拉諾，這個悲劇的主要製造者那裡去了。吉安保羅在頃刻之間，幾乎沒有損失地成了這個城市的主人。
格里豐的仍然年輕而美麗的母親阿塔蘭達在前一天偕同格里豐的妻子珍諾比婭和吉安保羅的兩個孩子退居鄉間住宅。她曾經不止一次地以母親的責罵來斥責她的兒子。現在，她和她的媳婦回到城裡來尋找那個垂死的人。當這兩個女人走近的時候、所有的人都站開了，每人都向後退縮，惟恐被認出來是殺害格里豐的兇手，都怕受到這個母親的詛咒。但是他們想錯了；她自己在懇求她的兒子饒恕那個給他致命一擊的人，於是她的兒子在她的祝福中死去了。當這兩個女人穿著血污的衣裙越過廣場時，群眾用尊敬的目光注視著她們離去。拉斐爾後來畫的世界聞名的「耶穌聖屍降架」圖即為阿塔蘭達而作，在此畫中她把母親的哀思獻在一個更崇高更聖潔的受難者的腳下。
和大部分悲劇發生地點為毗鄰的禮拜堂用酒沖洗過並重新淨化。為婚禮而建立起來的凱旋門仍然繼續矗立在那裡，門的上邊繪有阿斯多利的事跡，並題著這些事件的記述者可尊敬的詩人馬達拉佐的讚美的詩句。
從巴利奧家族的早期歷史中產生了一種傳說，它不過是這些殘暴行為的反映。據說，所有這個家族的成員從一開始就都不幸地死去——一次就一起死了二十七人，說他們的房子在以前曾經一度被夷為平地，並用拆下來的磚修築了佩魯賈的街道——以及更多的這一類的說法。教皇保羅三世在位時，他們的宮殿真的遭到了毀滅。
有一個時期，他們似乎已經決心向善，已經整頓好他們自己的黨派，並已經保護官吏們抵制貴族的作威作福。但舊的詛咒象鬱積的怒火一樣又復燃了。吉安保羅被教皇列奧十世誘入羅馬砍去了腦袋；他的一個兒子，歐拉齊奧，僅僅在佩魯賈統治了一個很短的時期，並作為烏爾比諾大公（大公本人也受到了教皇的威脅）的同黨，用最暴烈的手段又一次地在他自己的家族中重演了以前的慘劇。他謀殺了他的叔父和三個堂兄弟，以至於大公給他帶話來說他做得有些過火了。他的弟兄，佛羅倫薩的將軍馬拉泰斯達·巴利奧，以1530年的叛賣聞名後世；這個家族的最後一代，馬拉泰斯達的兒子利都弗，由於在1534年謀殺了教皇的使節和官吏而維持了一個短暫的但卻是血腥的統治。
我們到處都遇到里米尼的統治者的名字。很少有一個人能夠象西吉斯蒙多·馬拉泰斯達（死於1467年）那樣，此人一向無所顧忌，無所信仰，又具有軍事才能和高度文化。但這樣一個家族的多行不義最後必將使這個暴君墜入深淵之中；才能再大，也無用處。上述西吉斯蒙多的侄子，潘多福成功地保持了他的地位，惟一的原因是：威尼斯人拒絕放棄他們的僱傭兵隊長，無論他將被控以什麼樣的罪名。當他的臣民（1497年）由於深感憤怒，而轟擊他在里米尼的宮城，後來又讓他逃掉的時候，儘管他已因殺害弟兄妹妹和其他罪惡而罪行累累，一個威尼斯的長官又把他送了回來。三十年以後，馬拉泰斯達家族中人成了窮困不堪的流亡者。1527年，象在凱撒·波幾亞的時代那樣，一種傳染病傳染到這些小暴君那裡，他們只有很少幾個人能夠活下來，而且沒有一個人有什麼好結果。1533年，在皮科家族的弱小君主統治之下的米朗多拉住著一個貧窮的學者，利略·格雷戈里·吉拉爾第。他因避羅馬劫掠之難，來到了名人喬萬尼的侄子，喬萬尼·弗蘭切斯科·皮科老人好客的家庭里。他參加了這個君主正在為自己建立的墓碑的討論，並且寫了一篇碑文。這篇碑文題獻的日期是這一年的4月。它的後邊加上的跋語是非常沉痛的——「本年10月，這位不幸的君主在夜間遭到侄兒的弒逆，君位亦被篡奪；而我僅以身免，刻正處在苦難的深淵中。」
象潘多福·佩特路奇從1490年起在錫耶納所實行、後來由於派系之爭而陷於分裂的那種不具有典型特徵的類似的暴君專制是不值得詳述的。他微不足道，又心地不正，靠著一個法學教授和占星家的幫助來進行統治，並不時進行殺戮以威嚇人民。他使人從阿綿達的峰頂向下滾大石塊，砸壞什麼東西或什麼人都在所不計，以為夏日的消遣。他在成功地逃脫了凱撒·波幾亞所設的最有智謀的人都難於倖免的陰謀手段之後，最後死時受人輕蔑和唾棄。他的兒子們在以後許多年內維持著一個有限的統治權。
第五章 大王朝
在討論到義大利的主要王朝時，由於阿拉貢王朝的特殊性質，把它從其餘各王朝分開來談較為方便。從諾曼人時代起以地方貴族占優勢的形式殘存下來的封建制度，給那不勒斯的政治制度以一種鮮明的色彩；同時在義大利其他各地，只除了教皇屬邦的南部和少數其他地區外，都盛行著土地直接使用權，而繼承權則不為法律所承認。從1435年以後統治著那不勒斯的大阿爾方索（死於1458年），是一個不同於其真正的或假託的後代子孫的人。他有著光輝的一生，不怕和人民接觸，對敵人溫和寬大，與人交往時莊重和藹，雖系王室嫡系卻十分謙虛，即晚年對於雷克瑞佳·德·阿萊尼亞的戀愛，也是受到了人們的讚揚而不是受到非難的。不過，他有一種奢侈浪費的壞品質，因而給他帶來了必然的後果。無所顧忌的財政官們長期在宮廷裡邊掌握著無限的權力，直至國王破產沒收了他們的贓款為止；他鼓吹來一次改革運動，以便藉以向教士們徵稅，猶太人則被迫以饋送禮物和交納正規稅款來使自己免遭改變信仰和其他壓迫性措施的厄運。當阿布魯齊地方發生大地震時，活下來的人們被迫代替死者完稅。另一方面，阿爾方索卻廢除了如賭博稅等不合理的捐稅，以便比較窮苦的小民能從捐稅的沉重壓迫下解放出來。阿爾方索靠這些方法能夠以無比的豪華的排場來招待顯貴的客人；甚至招待敵人時他也喜歡揮霍無度，至於對文學作品的獎勵更是沒有分寸。波吉奧因為翻譯了色諾芬的《希臘遠征波斯記》而得到了五百枚金幣。
人們認為繼承他的費蘭特是他和一個西班牙女人所生的庶子，但他很可能是瓦倫西亞地方一個雜種的摩爾人的兒子。不管是不是由於他的血統還是由於貴族們陰謀要害他的生命而使他的性格變得惡毒陰險，總之，他的殘暴兇狠是當時任何君主所不能比擬的。他不斷施展威風，被認為是當時一個最有政治頭腦的人物；他不事淫佚，集中全力（其中包括深謀遠慮的偽善和一種不可調合的復仇精神）來毀滅他的反對者。他受到了一個君主所能受到的種種攻擊的傷害，因為那些貴族領袖們雖然和他有婚姻關係，然而卻成了他的外國敵人的同盟者。他經常採取極端的措施。和貴族進行鬥爭以及對外戰爭所需的金錢是沿用弗里德利希二世曾經採用過的伊斯蘭教國方式聚斂來的，即：油酒歸政府專賣；他把國家的全部商業交由富商弗蘭切斯科·科伯拉掌管，科伯拉整個統制了海岸的停泊稅並和國王分享利潤。財政的虧欠則用強迫貸款、強制讓渡和沒收財產、公開買賣聖職和向教會團體徵收捐獻來彌補。除了不顧人民的一切財產權而進行的狩獵以外，他還有兩種消遣：他喜歡將敵人置於靠近自己的地方，即或者把他們活活地關在警衛森嚴的監獄裡，或者待他們死後做成木乃伊，叫他們穿上他們生前所穿的衣服。他和他的朋友們談到這些俘虜時常常得意忘形地笑出聲來，並且一點也不隱諱他的木乃伊博物館。他的被害者大多是被騙就擒的人，有的甚至是在御宴上做客時被拘捕的，他對待首相，安多尼洛·佩特路奇的行徑簡直很可怕，佩特路奇由於為他效勞而變得衰老多病，因為日益懼遭不測而被他不斷地勒索禮物。但由於參加貴族們最後一次叛變的嫌疑而被捕並被處極刑。和他一起同遭不測的還有科伯拉。加拉奇奧羅和波吉奧關於這些事情的全部記載使人讀了為之毛髮悚然。國王的長子，卡拉布里亞大公阿爾方索在國王晚年時曾和他共掌國政。他是一個粗野殘暴的盪子——被科米斯描寫成為「從未見過的最殘暴、最惡劣、最刻毒，最卑鄙的人」——只是在坦率這一點上比費蘭特略勝一籌。他公開承認他對宗教及其習俗的蔑視。義大利專制統治的較好的和較高貴的特徵在這一世系的君主中是找不到的，他們所掌握的那一時代的一切文化和藝術都不過是為了享樂和炫耀而已。即使是真正的西班牙人看來也幾乎總是要在義大利墮落下去；不過這個雜種王室（1494－1503）的結局清楚地證明了缺乏一種良好的血統。費蘭特死於思慮過度和憂患。阿爾方索的弟弟菲德利哥是這個家族裡邊唯一誠實的人，但阿爾方索卻控以叛國罪名並以最卑鄙的方式對他進行侮辱。雖然阿爾方索在此以前被認為是義大利最有乾材的將軍之一，但最後他慌張地逃到了西西里，留下他的兒子小費蘭特成了法國人和國內叛亂者的俘虜。象一個曾經這樣統治過的王朝，如果它的子孫想要恢復大業，至少也必須和敵人作一番拚死的鬥爭。不過，正如科米斯在這裡片面地然而大體上卻是正確地說的那樣：「殘暴的人從來不會是勇敢的。」
米蘭大公的專制統治，從吉安加利佐時代以來就是一種最徹底的絕對君主的專制；它表現了十五世紀的真正的義大利性格。維斯康提家族的最後一代，菲利波·馬利亞（1412－1447）是一個特別有趣的人物，幸而關於他有一些美妙的描寫留給我們。恐懼的心情會使一個具有非凡才能和崇高地位的人變成什麼樣子，在這裡可以得到最確切最充分的說明。國家的全部力量都用於確保他的個人安全這一目的，雖然幸而他的冷酷的利己主義沒有使他墮落到無目的地酷嗜殺人流血的地步。他住在米蘭城堡內，周圍環繞著壯麗的花園、林蔭路和草地。他多少年來從不涉足城內，只在他幾處豪華宮殿所在的鄉間盤桓。用駿馬牽引，使他可以沿著特築的運河到各宮殿去遊覽的船隊布置得體，適於最莊嚴的宮廷議節。無論誰進入城堡都要受到最嚴密的監視；甚至被禁止在窗前站立，以免向外邊的人傳遞暗號。所有被錄用的君主侍從都必須受到一系列的嚴格檢查；一經錄用隨即委以最高級的外交職銜和最卑微的貼身差役——這兩者在宮廷里都是光榮的顯職。就是這個人，他進行了長期艱苦戰爭，慣常處理頭等重要政治事務和經常派遣全權使節到義大利各處去。他的安全就在於：他的臣下彼此互不信任，他的僱傭兵隊長受到間諜的監視和欺騙，他的大使和高級官員由於特意培養起來的妒忌之情，特別是由於把好人和壞人搭配在一起的安排而互相中傷，互相排擠。他的內心的信仰也是建立在互相對立互相矛盾的思想體系之上；他盲目相信命運，相信星宿對人的影響，並且同時向各種各樣的救星祈禱；他嗜讀古代作家的作品，同時也嗜該法國騎士小說。他從來不准在他面前提到死亡二字，他命令將瀕死的寵臣送出宮廷，以免死亡的陰影，落到他幸福的居所。但就是這同一個人物故意封蓋其傷口，拒絕放血，自促死期，終致不失其尊嚴，從容不迫地死去。
他的繼子兼繼承者，幸運的僱傭兵隊長弗蘭切斯科·斯福查（1450－1466年，見第42頁）可能是十五世紀一切義大利人中最為他們那個時代所愛戴的人物。從來沒有一個人能夠象他那樣光輝地表現了天才和個人力量的勝利；不肯承認他的優點的人至少也不能不為他是一個幸運的寵兒而感到驚異。米蘭人公開聲稱受治於這樣一個卓越的君主是他們的光榮；當他進入城內的時候，擁擠著的群眾不給他下馬的機會就在馬背上把他擁到大教堂里去了。我們可以聽一聽對他一生的評價；據教皇庇護二世（一個在這一類事情上的公平的評判者）對他的估價是：「在1459年，當這位大公來到曼圖亞參加會議時，他已經是六十歲了（實際是五十八歲）。他騎在馬背上看起來很象一位青年，體態雄偉，容貌嚴肅，和人談話安詳而和藹，舉止儼然王侯，身心秉賦，蓋世無雙，轉戰沙場，未嘗敗北——這就是那個自己從卑微的地位上升到統治一個國家的人。他的妻子美麗賢淑，他的子女有如天使；他很少生病，他的一切主要願望，無不悉償。但他也並不是沒有不幸。他的妻子由於妒忌殺死了他的情婦；他的老夥伴和老朋友，特勞伊洛和布魯諾羅捨棄了他而投向阿爾方索國王；另外一個舊友，奇阿波倫內，由於謀反使他不得不處以絞刑；他不能不忍受他的弟弟，阿利桑德羅勾引法國人來攻擊他的苦惱；他的一個兒子陰謀反對他而被監勢；他在戰爭中贏得的『安科納邊境地區』又在戰爭中失去。象他這樣享受完滿無缺的幸運，無須和逆境作鬥爭的人是沒有的。憂患少的人就是幸福的人。」這位知識淵博的教皇在從反面給幸福下過定義之後就和讀者告別了。如果他能看到將來，如果他願意停留一下來討論不受拘束的暴君專制的後果，他必將注意到一個顯著的事實，即對於未來缺乏保障。那些子女們雖然美如天使，受到過完美細緻的教育，但在長大成人之後，卻墮落成為極端利己主義者。加利佐·馬利亞（1466－1476）只崇尚虛榮，他以有美麗的雙手、以他所付出的高額的薪俸、以他在財政上所享有的信用、和他所儲藏的二百萬金幣、以及圍繞在他周圍的知名之士和他所豢養的軍隊與獵鷹而驕傲。他喜歡自己說話的聲音，他的談吐也確實不壞，在他有機會侮辱威尼斯大使時，他可能說得非常流暢。他常常任性而為，例如他曾經在一夜之間把一間屋子畫滿了圖畫；更壞的是他常常發作發瘋般的淫亂和對他的最親近的朋友們肆行殘暴。以喬萬尼·安德烈·第·蘭普尼亞諾為首的一群熱心家們認為這個暴君太壞，不應該讓他再活下去；於是謀殺了他，並把國家交由他的弟兄們管理。他的弟兄之一，洛德維科·摩爾把侄子關進了監獄，而掌握了政權。從這次篡奪之後，就引來了法國的干涉和落在整個義大利的災難。
這個摩爾是當時暴君的最完整的典型，並且作為一種生就的人來看，他幾乎解除了我們道德判斷的武裝。儘管他所用的手段非常不道德，但他使用它們的時候卻非常坦率。如果有人對他說，一個人不僅在選擇目的上而且在選擇手段上，也要在道德上負責任時，大概沒有人比他更感到驚異的了；他一定還會認為他曾在可能的範圍內避免過於任意地使用死刑的懲罰是一種非凡的德行。他心安理得地接受了義大利人對他的政治天才所表現的幾乎是使人難以置信的尊敬。在1496年，他曾吹牛說，亞力山大教皇是他的宮廷住持，馬克西米利安皇帝是他的僱傭兵隊長，威尼斯是他的管家，法蘭西國王是他的僕從，來去必須聽他的命令。就在窮途末路的時候，他也泰然自若地來考慮一切可能的逃避方法，並在最後光榮地決定把一切信託給人類善良的天性。他拒絕了他的弟弟、阿斯卡尼奧樞機主教希望留在米蘭城堡裡邊的請求，理由是以前他們發生過爭吵：「主教，不要不高興，但是我不相信你，雖然你是我的弟弟。」他委任了一個一貫受他恩遇的人來守衛宮城，「作為他將來回來的保證」，但是那個人仍然背叛了他，摩爾對內是一個精明能幹的統治者，而且直到最後，他還想倚仗他在米蘭和在科莫的人望。在前些年裡（1496年以後）他過分地耗費了國家資源並曾在克雷莫納地方完全為了權宜之計而命令把一個出言反對新稅的可敬的公民秘密地絞死。從那時以後，他在接見賓客的時候，就用一個柵欄把來訪者和他自己遠遠地隔開，因而那些人和他講話時，必須提高嗓門。他的宮廷是勃艮第王朝消滅以來歐洲最顯赫的一個，然而在那裡卻充滿了最不道德的事情：父親出賣女兒，丈夫出賣妻子，弟兄出賣姊妹。他本人無時或息地在活動，並且作為一個獨創事業的人，他要求同所有和他一樣靠個人才能而取得地位的人——學者、詩人、藝術家、音樂家，都建立聯繫。他所創造的大學，與其說是為了學者們教學不如說是為了他自己的目的；他對於圍繞在他周圍的那些知名之士所注意的，主要也不是他們的名望而是他們的交際和效勞。可以肯定，他對布拉曼特的待遇最初是微薄的；另一方面，列奧那多·達·芬奇則到1496年為止一定得到了適當的報酬——除此之外如果不是出於他的自願，還有什麼能夠使他留在這個宮廷里呢，在那個時代里沒有人能夠比列奧那多有更廣闊的世界，他可以隨便到什麼地方去；如果說洛德維科·摩爾的性格裡邊的較高貴的成分缺少證明，那麼它這位令人莫測的大師在他的宮廷中的長期停留就是個證明。列奧那多以後為凱撒·波幾亞和弗朗索瓦一世效勞，大概是由於他對於這兩個人的不尋常的和動人的性格感興趣。
摩爾垮台之後——他於1500年逃亡德意志歸來後為法蘭西人所俘——他的兒子們是在外國人中間受到粗劣的教養長大的，因之沒有能力來實現他的政治遺囑。長子馬西米利亞諾一點也不象他，次子弗蘭切斯科無論如何還有那麼一點精神。在那些年代裡，米蘭屢易其主，並且在每一次易主時都遭到難言的災難，因此就力求確保自己的安全，使不遭反覆易手的荼毒。1512年，法蘭西人在馬西米利亞諾和西班牙人的武力壓迫面前撤退時，被勸導做了一項聲明，聲明米蘭人並沒有參加驅逐他們，沒有叛變之罪，因而他們可以向一個新的征服者投降。一個政治上比較重要的事實是：在這種過渡時刻，這個不幸的城市很容易象阿拉戈納家族逃走時的那不勒斯一樣，成為一群惡棍（常常是高級貴族）的掠奪品。
曼圖亞的貢查加家族和烏爾比諾的蒙特費爾特羅家族在十五世紀後半期許多家族中間是整齊嚴肅，人才輩出的。貢查加是一個相當和諧的家族；很長一個時期他們中間沒有聽說過謀殺事件，他們的死者的遺體可以公諸於眾，而無所顧慮。弗蘭切斯科·貢查加侯爵和他的妻子，伊斯特家的伊莎貝拉，儘管行為有些不檢，然而卻是一對團結一致的好夫妻；他們在他們疆土雖小而卻地位重要的國家不斷面臨危機的時候，把他們的兒子們教養成為非凡而卓越的人物。弗蘭切斯科，不論是作為一個政治家或是作為一個軍人，竟會採取一種特別真誠的政策，這是皇帝、威尼斯或法蘭西國王未能想到或希望的；但自塔羅之戰（1495年）以來，就一個軍人的榮譽而論，他的思想和行動確實是與一個義大利愛國者相符合的，並且把同樣的精神傳給了他的妻子。對於每一項忠誠英勇的行為，諸如保衛法恩扎來抵抗凱撒·波幾亞，她都認為是保護義大利的榮譽。我們對於她的評價並不需要根據藝術家和作家們為了厚報這位美麗的侯爵夫人的保護所做的歌頌，她自己的書信就告訴了我們她是一個堅定不移的婦女，富有仁愛和幽默的見解。本波、邦德羅、阿里奧斯托和伯爾那多·塔索都把他們的作品送到這個宮廷里來，雖然它很小而又沒有勢力，並且他們知道它的國庫是空虛的。自烏爾比諾舊宮廷解體（1508年）以來，在義大利沒有看到過比這個更光輝更可喜的宮廷，並且在某一方面，即在活動的自由上，費拉拉宮廷不如曼圖亞宮廷。在藝術問題上，伊莎貝拉具有精確的知識，任何一個美術愛好者看了她那為數無多，但經過精選的藝術品的目錄都不能不為之嘆羨。
大菲德利哥（1444－1482年）是烏爾比諾所擁有的君主中的一位光輝的代表，不管他是不是真正出身於蒙特費爾特羅家族。作為一個僱傭兵隊長——他在成為君主之後，以這種身分為國王和教皇服務了三十年——他具有和其他風雲人物們同樣的政治品德，也具有同他們一樣的缺點；作為他的狹小的領土的統治者，他採取了在國外賺錢在國內花費的計劃，並儘可能地減輕人民的捐稅。關於他和他的兩個繼承者，圭多巴爾多和弗蘭切斯科·馬利亞，我們讀到過這樣的記載：「他們興建房屋，改進耕作，安居國內，並使很多人就業：他們的臣民愛戴他們。」但是不僅這個國家，就是這個宮廷也是一件結構完美的藝術品，而這從各方面看來，都是如此。菲德利哥有五百人為他服務，宮廷的安排布置和最大的君主的都城同樣完善，但沒有任何浪費；一切都有它的目的，一切都被周密地照顧著和管理著。宮廷裡邊沒有不道德和放蕩不羈的行為：它是一個其他大家族的子弟受軍事教育的學校，烏爾比諾大公認為這些人能不能受到完美的教育是與他的榮譽有關的。他所建造的宮室即使不是一個最壯麗的，也是設計完美，古色古香的；他最大的寶藏和有名的藏書都放在那裡。在他的統治之下，人人安居樂業，各得其所，沒有乞丐，沒有饑民，因而他感到自己是安全的，常常出入不帶武器，不帶護從；當時的君主裡邊只有他一個人敢於在廣場散步和在沒有警衛的房子裡邊簡單用食。他使人為他朗讀李維的作品（齋戒期間就讀一些宗教修養方面的著作）。在同一天的下午，他去聽人們做關於某些經典問題的講演，然後走訪克拉利茲女修道院，隔著格子門和女修道院長詳細論究某些宗教上的問題。在晚間他往往在以景色壯麗著稱的聖弗蘭切斯科教堂的草地上觀察官中青年子弟們的軍事訓練，注意使一切技藝達到最完美的地步。他在訪問那在工場裡為他工作的工匠時，在時常接見來客並注意儘可能在當天就滿足每一個人所提出來的請求時，都力求充分做到和藹可親和平易近人。無怪乎當他走在街道上的時候，人們跪倒高呼「殿下啊，上帝保佑你！」有識之士稱他為「義大利之光」。
他的兒子，圭多巴爾多有才氣，雖然遭到各種病魔和不幸的侵襲，但能在最後（1508年）把國家交給可靠的侄子弗蘭切斯科·馬利亞（也是教皇優里烏斯二世的侄子）來掌握。弗蘭切斯科·馬利亞至少也成功地保全了領土免於被任何外國人的永久占領。值得注意的是，當圭多巴爾多在凱撒·波幾亞面前，和當弗蘭切斯科在教皇列奧十世面前屈服和逃走的時候，他們都是具有何等的信心；每一個人都知道：國家從無效果的抵抗中犧牲得越少，恢復舊業就越容易和越受到人民的歡迎。當洛德維科在米蘭做同樣的估計時，他忘記了存在有許多怨恨他的因素。圭多巴爾多的宮廷被巴達薩爾·卡斯蒂利昂譽為講究修養的最高學府而永垂不朽；他曾為了對這個宮廷社會表示敬意而當場朗誦他的牧歌《泰西斯》（1506年），而後來（1518年）他的作品《廷臣論》的對話的地點就假設是在學識淵博的伊麗莎貝塔·貢查加女公爵的宮廷里。
伊斯特家族在費拉拉、摩德納和勒佐各地的統治表現了暴行和攏絡人心兼施的奇怪政策。宮城之內永遠發生著可怕的事情；一個公爵夫人因為被認為和繼子通姦而被砍了頭（1425年）；嫡庶子女相繼逃出宮廷，他們的生命甚至在國外仍然受到被派去追逐他們的刺客的威脅（1471年）。外部的陰謀不斷產生；一個私生子的私生於企圖從合法的繼承者，赫克里斯一世的手裡搶奪君位。據說後者在以後（1493年）曾經毒死他的妻子，因為發現她受她弟弟那不勒斯的費蘭特的煽動要毒死他自己。這一系列的悲劇的最後一件是兩個私生子陰謀反對他們的弟兄，掌握政權的大公阿爾方索一世利樞機主教伊波利托（1506年），這個陰謀被及時地發現了並將他們判處終身監禁。
這個國家的財政制度是最完善的一種，而這是不得不然的，因為義大利的大中國家中沒有一個國家象它這樣面臨危險並經常需要武備和防守的。統治者們的希望是人民的日益富裕能夠跟得上賦稅的日益增加，尼科洛侯爵（1441年死）經常表示希望他的臣民能夠比其他國家的人民更富裕。如果說人口的迅速增加是衡量實際達到的繁榮的尺度，那麼在1497年，儘管首都作了驚人的擴大而仍沒有房子出租就確是一個重要的事實。費拉拉是歐洲第一個真正的近代城市，在統治者的命令之下，興建了許多建築完善的規模宏大的市區。這裡，由於官吏階級的集中和對商業的積極獎勵，第一次成了真正的首府；從義大利各地來的富裕逃亡者，特別是佛羅倫薩人，都在費拉拉定居和建造起他們的宅第。但無論如何，間接稅一定是已經高到只能勉強負擔的地步。不錯，政府曾經採取了其他義大利暴君所採取過的減輕人民疾苦的措施。如加利佐·馬利亞·斯福查在荒年的時候曾從遠地運來穀物，井似乎是無償分配給人民；但在平常的年景里卻實行壟斷撈回損失，即使不是壟斷穀物，也是壟斷許多其他生活必需品——如魚、鹹肉、水果和青菜等，青菜是在城牆及其附近精心種植的。但最大的收入來源是每年的出賣官爵，這在整個義大利已相習成風，而關於費拉拉的實行情況我們知道得更為確切。例如：我們讀到過這樣的記載，在1502年的新年，多數的官吏都以「高價」買到了他們的位置，各種各樣的官職，如關稅吏、執達吏、公證人、市鎮長官、法官，乃至加比大尼，即各省城的副長官等都包括在內。在用高價得到官職，「壞得比魔鬼還更可恨的」「吃人鬼」中間，曾提到蒂托·斯特羅齊的名字——我們希望他不是那有名的拉丁詩人。大約就在每年這個時候，那些公爵們都習慣於每年在費拉拉去作所謂「不時的巡視」，總而言之是在訪問中間從更富有的公民那裡收取禮物，但這些禮物不包括現金而只是天然產品。
費拉拉大公引為驕傲的是全義大利都知道：在費拉拉，軍人和大學教授們都能夠一天也不差地準時領到他們的薪餉和薪金；軍人從來也不敢任意壓迫市民和農民；這個城市難於攻下；在城堡中儲藏有大量的金幣。設立兩套帳目似無必要；財政大臣同時又是宮內大臣。博爾索（1430－1471年）、赫克里斯一世（到1505年為止）和阿爾方索一世（到1534年為止）所建造的建築物很多，但規模不大：它們說明了君主家族儘管喜愛豪華——博爾索每次出來都是綿繡被體，珠寶滿身——但並沒有任意揮霍。阿爾方索可能已經預見到了等待著他那可愛的小巧玲瓏的別墅的命運，貝爾維德爾別墅有濃陰滿地的花園；蒙達那別墅有噴泉和美麗的壁畫。
不可否認的是：因為這些君主們經常易遇危險，所以在他們身上都發展了一種過人的能力。在如此詐偽百出的世界裡，只有一個十分靈活的人才有成功的希望；每一個想超群出眾的人都不能不以他的個人才能來實現他的願望，並證明他自己與他所尋求的君主地位相稱。他們的性格並不是沒有陰暗面；但是在所有這些人身上全都有當時義大利當作理想來追求的某些特性。當時歐洲的哪一個君主曾經象例如阿爾方索一世那樣努力地提高自己的文化呢？他到法蘭西、英格蘭和尼德蘭的旅行都是為了研究的目的，用這種辦法，他得到了這些國家工商業的準確知識。責備他在閒暇的時候從事干似乎和他善於鑄炮有關的鏇工工作和責備他毫無成見地讓擅長各種技藝的人環繞在他的左右是可笑的。義大利的君主不象他們同時代的北方君主那樣依靠貴族社會的人士，這些人士認為只有它自己那個階級值得尊重，並把這種同樣的自高自大傳染給君主。在義大利，一個君主是被允許並且也不能不去結識和任用社會上各階層的人物的；貴族雖然在出身上是一個特殊階級，但在社會交往中卻只有依靠個人的才能。這一點在後文中還要做更詳盡的討論。
費拉拉人對於統治家族的感情是一種無言的恐懼和真正義大利人善於權衡利害的意識以及近代人的忠君精神的奇怪的混合物：個人的崇拜轉化成為一種新的責任感。費拉拉城於1451年給他們十年前逝世的君主尼科洛建立了一個騎馬的銅像；博爾索（1454年）也毫不遲疑地在緊靠市場的地方建立了自己的銅像，不過是一種坐式的；此外，這個城市還在他開始統治的時候決定為他建立一個「大理石凱旋紀念柱」。當他死了下葬的時候，全體人民都感到悲痛，如基督再死一樣。從威尼斯到外國去的一個市民曾經公開說過博爾索的壞話，歸國後被告發並被判處流放和沒收資財；一個忠誠的市民好容易控制住自己才沒有在審判那個犯罪市民的法庭上把他砍倒，而這個觸犯者也以繩索系頸走到大公處求徹底寬恕。政府用了很多偵探，並嚴令旅店主每天呈送旅客名單由大公本人親自審查。博爾索希望每一個著名的客人都無不受其禮遇而去。所以在他統治的時候，這種規定是為了殷勤招待來客而設；赫克里斯第一卻僅僅用它作為一種警戒的手段。在波洛尼亞，喬萬尼二世·本蒂伐利奧執政時，也有一條規定，就是每一個過往旅客從一個城門進來必須領取一紙證明以便能從另外一個城門出去。立即撤辦壓迫人民的官吏是一項確實受到歡迎的措施。當博爾索親自逮捕了他的最高樞密顧問官，當赫克里斯撤換並貶黜了一個多年來吸吮民脂民膏的收稅官時，人們燃起了鞭炮，響起了鐘聲，向他們表示敬意。不過，赫克里斯對於他的一個部下卻是寬容得過分了。盧卡的格里高利奧·扎邦特是一個警察長官，或者我們隨便願意把他叫作什麼（法庭長）；他是一個和這種職務不相稱的本地人。即使是大公的兒子和弟兄們也不免在這個人面前戰戰兢兢；他所判處的罰金高達幾百幾千金幣，甚至案件未加審理即施酷刑。他從有錢的罪犯那裡接受賄賂，並假傳大公的命令來赦免他。人民願意付出任何代價給統治者以趕走這個「上帝和人類的公敵。」但是赫克里斯卻授他以騎士爵位，並使他做自己孩子們的教父，而扎邦特每年都可以搞到兩千金幣。他只敢吃自己家裡飼養的鴿子，沒有射手和勇士們的保護，他不敢穿越街道。把他除掉的時候到了；1490年，兩個學生和一個受過他致命的迫害而改宗的猶太人趁他在家午睡的時候把他殺掉，然後騎著事前準備好了的馬馳過城內，高呼「出來啊！出來啊！我們已經殺死扎邦特了」追趕者來得太遲了，發現他們已經安全地越過了邊境。自然由於這件事就立即如雨後春筍般地產生了很多諷刺作品——其中有一些是十四行詩的形式，另外一些是歌謠的形式。
君主完全根據這種制度的精神對為朝廷盡忠和為人民造福的官吏表示尊敬。當1469年，博爾索的樞密官，洛德維科·卡塞拉逝世的時候，法庭、城內的市場和大學的講堂都一律關閉，一切人都必須送殯到聖多密尼克教堂，因為大公本人要親自到場。事實上這是「伊斯特家族中第一個參加一個人民的葬儀」，他穿著喪服，步行在棺材後邊，哭泣著，在他後邊是卡塞拉的親屬，每一個人由一個廷臣扶持著：這個普通市民的遺體被貴族們從教堂抬往修道院安葬。的確，這是在義大利國家中間第一次以君主的身分對臣民正式表示哀悼。推究這種作法，原本可能有一種人類美好高尚的感情存乎其間，但這種感情的流露，特別是在詩人的筆下，它的真摯性則大抵可疑。在阿里奧斯托的初期作品之一，追悼赫克里斯一世的妻子，阿拉貢的莉奧諾拉的輓詩中，除了散見於一切時代的輓歌里的不可避免的墓志銘詞藻以外，還含有某些十足是近代的特色：「這個死亡給予費拉拉一個多年難忘的打擊；它的女施主現在成了它天上的保護人，因為地上已經不值得她居住；的確，死亡的天使並沒有拿著血污的鐮刀象來到我們普通人這裡那樣地來到她那裡，而只是賞心悅目地帶著消除一切恐懼的和善面容。」但是，我們也遇到了另外一種同情之感。完全依靠他們保護人的寵愛的小說家們甚至在君主未死前就把他的戀愛故事告訴了我們，這種寫法在後人看來會是極端的輕率的，但在當時卻被認為只是一種天真的讚頌。抒情的詩人甚至歌頌他們已經正式結了婚的君主的非法情人，例如安吉洛·波利齊亞諾歌頌「豪華者」洛倫佐的情人，喬維諾·龐達諾用一種特殊的藝術風格來歌頌卡拉布里亞的阿爾方索的情人。我們所說的這後一篇詩無意中暴露了這個阿拉貢的統治者的醜惡的性格；在這些事情上，他也必須是最幸運的，不然就讓那些更成功的人遭受苦難；最偉大的藝術家們，例如列奧那多·達·芬奇，還得為他們保護人的情婦繪畫也就毫不足怪了。
但是伊斯特家族並不以別人的稱讚為滿足；它還要自我讚頌一番。在斯基法諾亞宮廷裡邊，博爾索使人繪畫了他自己的一系列的歷史事件，而赫克里斯則以足以和耶穌聖體節相比擬的遊行儀式來慶祝他的即位周年紀念；象禮拜天一樣商店都要關門；在隊伍的中心行列定著君主家族身著繡服的所有成員（包括私生子在內）。在這個宮廷里，君主是榮譽和權威的源泉，個人顯達只能來自他一人，這久已表現在金馬刺勳章上——這種勳章和中世紀的騎士制度毫無共同之點。赫克里斯一世於馬制之外加上一把寶劍、一件繡金斗篷和一筆賞金。無疑地，給了這些是要求受勛的人規規矩矩地服務的。
這個宮廷以保護提倡文學藝術事業而在全世界享有盛名，它是通過一所義大利最完善的大學來體現，並通過賞賜官職於為君主個人或宮廷服務的人來實行的，因之並不需要另外一筆開支。博亞爾多之為富紳和顯宮即屬於此類。當阿里奧斯托初露頭角的時候，在米蘭或佛羅倫薩已經都沒有真正意義的宮廷存在了，不久以後在烏爾比諾或那不勒斯也看不到了。他不得不以在樞機主教伊波利托的音樂家和魔術家中取得一席地位為滿足，一直到阿爾方索將他引為己用的時候。以後托爾夸托·塔索就與此不同了，人們爭相爭取他在宮廷里出現。
第六章 暴君專制的反對者
面對這種集權政治，一切在國境以內的合法反對行動都徒勞無益。恢復一個共和國所需要的種種因素已被永遠毀棄，而所準備下的是一個暴力和專制的場所。貴族們，即使他們仍然保有封建產業，但卻沒有政洽權利；他們可以隨意地稱自己為圭爾夫派或吉伯林派，可以用填充起來的長簡襪和羽毛高冠或者他們所喜歡的別的形式來裝飾他們的勇士，可是象馬基雅維里那樣有頭腦的人卻很了解，米蘭和那不勒斯已經「腐敗」到了不可能成為一個共和國的地步。一些奇怪的批判落到了這兩個所謂政黨的頭上，它們現在僅僅是被用來給個人和家族之間的爭端以正式支持的團體了。內提斯海姆的阿格利巴曾經勸告一個義大利的君主把它們壓服下去，而這個君主的回答是，他們的爭論可以使他每年收入共計一萬二千多金幣的罰款。1500年，在洛德維科·摩爾歸國後的短暫時期里，托爾托納地方的圭爾夫黨人為了一勞永逸地消滅它的一切反對者，曾經把一部分比鄰的法蘭西軍隊召引到城內來，法國人開始時自然是掠奪和破壞了吉伯林黨人，但最後對於他們的主人也採取了同樣的手段，直到托爾托納完全成為廢墟為止。在羅馬尼阿這個種種可怕的過激行動的溫床，這兩個黨派的名字很久就失去了一切政治意義。它代表著人民的一種政治上的錯覺，因為人們常常認為圭爾夫派是法蘭西人的自然同盟者而吉伯林派是西班牙人的同盟者。我們看不出來那些想利用這種錯誤認識的人能得多大的好處。法蘭西在她的一切干涉之後，最終仍不得不放棄這個半島，至於西班牙，在她破壞了義大利之後怎麼樣，已為每一個讀者所熟知。
但是，應該轉回來談文藝復興時代的暴君了，我們可能認為，一個思想單純的人也許會爭辯說：既然一切權能來自上帝，如果這些君主們得到全體臣民忠誠的擁護，那麼，他們自己早晚一定會有所改進，從而消除他們以暴力起家的一切痕跡。但是我們不能期待那些感情激動雄心勃勃而又富於幻想的人也有這種想法。他們象庸醫一樣。想用消除表面徵象的辦法來治療疾病。他們幻想如果殺死暴君，自由就自然會隨之而來，或者就連這些也沒想到，而只是為群眾泄憤或為一個不幸的家庭或為一個被傷害的個人復仇。因為統治是絕對的，不受一切法律的限制，所以它的反對者也就有同樣的自由來選擇它的武器。薄伽丘公開地宣稱：「我將稱呼那個暴君為國王或者君主而把他當作我的國君來忠誠地服從麼？不，因為他是國家的敵人。我可以使用武力、陰謀、密探、埋伏和欺騙等等手段來反對他；這樣做是一個神聖而必要的工作。以暴君之血獻祭是上帝所最嘉納的。」我們不必在個別的例子上多費時間；馬基雅維里在他的《史論集》的有名的一章中曾經談到從希臘潛主時代以來的許多古今謀叛事件，並按照它們的不同的計劃和結果而冷靜地加以分類。我們只需要提到兩種：首先是在教堂里實行的謀殺，其次是古代謀殺的影響。暴君得到嚴密的保衛，除了在莊嚴的宗教儀式上而外，在其他地方幾乎是不可能對他下手的，而且也沒有其他的機會能夠看到他的整個家族集合在一起。因此法布利亞諾人在大彌撒當中聽唱到作為暗號的信經中「聖神降孕」那句話時，謀殺了他們的統治家族，賈維斯特利的全家（1435年）。在米蘭，喬萬尼·馬利亞·維斯康提大公是在聖格達多教堂的入口處被刺死的（1412年），加利佐·馬利亞·斯福查是在聖史蒂芬教堂被刺死的（1476年），而洛德維科·摩爾因為進入聖安布洛吉奧教堂時，不是進的人們指望他進的那個門口才得倖免於大公的孀婦波娜的黨徒的利刃（1484年）。這種行為並不是有意地褻瀆神明；加利佐的刺殺者們在謀殺之前還曾經向教堂的守護聖徒祈禱並虔誠地靜聽了第一台彌撒。但是帕齊家族對於洛倫佐和朱利亞諾·美第奇弟兄的謀叛（1478年）卻遭到了部分的失敗，原因是那個約好在一個宴會上進行謀殺的匪徒，蒙特西科，拒絕在佛羅倫薩禮拜堂里動手。某一個「熟悉那個神聖地方因而無所畏懼」的教士被勸誘替他幹了那件事。
對於古代謀殺的仿效（我們將常常提到它對於道德，尤其是對於政治問題的影響），統治者們自己留下了榜樣，他們在他們的國家概念上和在他們的個人行為上都明言以古代羅馬帝國為他們的模範。他們的反對者，當有意地用一種理論來開始活動時，就同樣地以古代的誅戮暴君作為典型。要在主要問題上——在這種決定的本身上——證明他們有意識地模仿古代先例也許是困難的；但向古代求助卻決不是僅僅一句空話。關於加利佐·斯福查的謀殺者——蘭普尼亞諾、奧爾加提和維斯康提的事情給我們留下了最明顯的例證。雖然這三個人全都有他們自己要達到的目的，可是他們的冒險的事業部分可以歸之於一個更為普通的理由。大約在這個時候，一個人文主義者修辭學教授柯拉·德·蒙泰尼在米蘭的青年貴族中間已經喚起了一種對於光榮和愛國行為的模糊的感情，並且曾經對蘭普尼亞諾和奧爾加提談到了他拯救米蘭的願望。不久就引起了人們對他的疑心；他被驅逐出這個城市，他的學生遂被捲入他所煽起的熱狂中。約在舉事的十天之前，他們在聖安布洛吉奧的修道院裡聚會並莊嚴宣誓。奧爾加提說：「那時我在一個遙遠的角落裡，仰視著守護聖徒的畫像為我們自己和為他的全體人民懇求他的幫助。」他們祈求這個城市在天上的保護者保佑他們的舉事，然後又向舉事教堂的本名聖者聖史蒂芬祈求，這時他們的許多同志們都知道了這個計劃，每夜在蘭普尼亞諾的家裡集會，並用他們的劍鞘來練習殺人。這個襲擊成功了，但蘭普尼亞諾被大公的隨從當場殺死，其他的人被逮捕。維斯康提懺悔了；但奧爾加提在各種酷刑拷打中始終認為這個舉動是上帝所嘉許的，並在行刑者折斷他的肋骨時，高呼：「拿出勇氣來，吉羅拉謨！人們將永遠紀念著你；死亡是痛苦的，但光榮是永存的。」
這種陰謀叛變的目的和意圖雖似理想主義的，但進行這些謀叛所採取的方式卻透露出有最壞的陰謀叛變者卡提利那的影響；卡提利那這個人的思想中毫無自由精神之可言。錫耶納的年代記明白地告訴我們這些謀叛者是從撒路斯特那裡學來的，而這一事實亦為奧爾加提的自白所間接證實。在其他地方，我們也遇到卡提利那這個名字，除開他所追求的目的而外，我們很難發現一個比他更有吸引力的典型的謀叛人物。
在佛羅倫薩人中間，每當他們驅逐或者試圖驅逐美第奇家族時，他們普通同意採取的辦法就是誅戮暴君的方式。在1494年美第奇家族逃走之後，從他們所收藏的藝術作品中取出了多那太洛的青銅群像——即朱迪思和被殺死的霍洛芬斯的銅像——並把它們放在總督府前，即現在豎立米開朗琪羅所作「大衛」雕像的地方；並刻上「挽救國家的榜樣，全體公民建於1495年」的字樣。最受歡迎的是小布魯圖斯的榜樣。他在但丁的《神曲》中和卡西烏斯以及賣主的猶大一起處在地獄的最下層，因為他叛變了羅馬帝國。在反對美第奇家族的朱利亞諾、喬萬尼和朱利奧的陰謀中失敗（1513年）的彼埃特羅·保羅·巴斯卡利是布魯圖斯的熱情崇拜者，為了學他的榜樣，專門等待著尋找一個卡西烏斯。他在阿古斯丁諾·卡伯尼這個人身上找到了這樣一個同夥。他在獄中所說的最後幾句話——當時的一種宗教感情的明顯的證據——說明他為了要象一個基督徒那樣死去而要排除那些對於古代的幻想是如何的困難。一個朋友和聽懺悔的神甫都不得不向他斷言，聖托馬斯·阿奎那完全不同意那些叛變者；但這個聽懺悔的神甫以後向那個朋友承認，聖托馬斯對於叛變者是做了區別的，陰謀反抗那些違反人民意志強行壓在他們頭上的暴君是被准許的。在洛倫奇諾·美第奇謀殺了阿利桑德羅大公（1537年）逃走之後，出現了一篇對於這一行為的辯解，大概是他自己的手筆，肯定也是替他說話的。在這篇辯解詞中，他稱讚誅戮暴君為一種崇高的行為；假定阿利桑德羅是美第奇家族的嫡系因而和他有親屬關係，即使僅僅是遠親屬也好，那麼他就勇敢地把自己比作為國家而殺死自己弟兄的提摩利昂。其他的人，在同樣的情形下，也常常和布魯圖斯相比；米開朗琪羅自己雖然已到晚年，但從烏菲齊美術館裡他雕刻的布魯圖斯的半身像上可以看出他對於這種理想是並不反對的。象幾乎他的所有作品一樣，他並沒有完成它；但如雕像下邊的詩句所表明的，這自然並不是因為謀殺凱撒這件事和他的感情有什麼牴觸。
近代時期反對君主專制中出現的那種人民激進主義的形式在文藝復興時代的暴君專制國家裡邊是找不到的。每一個個人在內心裡邊都反對暴君專制，但都打算去和它做可以容忍的或有利的妥協而不去聯合別人來消滅它。事情必須象在加米里諾，法布利亞諾和里米尼那樣的壞，然後民眾才能聯合起來消滅或者驅逐那個統治的家族。他們在大多數情形下知道得很清楚，這樣做不過是更換主人而已。肯定地說，共和國的氣數已經是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了。
第七章 共和國：威尼斯和佛羅倫薩
在早期，義大利的城市已顯示出它們有把城市轉變成為國家的力量。所剩下的只是這些城市應該怎樣聯合起來成為一個大的聯邦，而這種理想是義大利的政治家們所經常考慮的，儘管它所表現出來的形式時時有所不同。事實上在十二世紀和十三世紀的鬥爭中，這些城市實際上已經組成了強大的聯盟。西斯蒙第（見《義大利共和國史》第二卷第174頁）的意見認為：在倫巴第同盟最後武裝起來反抗紅鬍子弗里德利希一世的時候，義大利就有可能組成一個統一的聯盟。但是那些更強大的國家已經具有典型特徵，使任何這種計劃不能實行。它們在商業交往上，不惜採取一切極端的措施來破壞它們的競爭者；它們使它們的較弱的鄰邦處於無助的從屬地位——總而言之每一個國家都幻想它能夠靠自己的力量維持下去而不需要其餘國家的幫助，這樣就給未來的篡奪鋪平了道路。當貴族和人民之間和貴族各黨派之間的長期衝突使人們希望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時，當黨派領袖們這時發現一般徵募來的市民不適合於他們的目的，轉而代之以那些準備和願意把他們的幫助賣給出價最高的收買者的僱傭兵隊伍，篡奪者就出現了。暴君們破壞了大多數城市的自由，他們到處被驅逐，但並不徹底而僅僅是短時期的；他們總是能夠捲土重來，因為內部條件對於他們有利，而反對他們的勢力已經筋疲力盡。
在那些保持它們獨立的城市中間，有兩個城市對於人類歷史具有深刻的意義。佛羅倫薩這個不斷在變動中的城市給我們留下了三個世紀以來參加這個變動的每一個人和所有的人們的思想和願望的記錄；而威尼斯卻是一個在表面上停滯了的和在政治上極為神秘的城市。我們不能想像出有一種能夠比這兩個城市所給我們的更鮮明的對照，而前此世界上所產生的任何東西也不能與這兩個城市的任何一個相比。
威尼斯從一開始就承認它自己是一個奇怪而神秘的產物——一種高出於人類天才的力量的成果。這個城市的莊嚴的奠基是一個聖徒故事的主題。在413年3月25日中午時分，從帕多瓦來的移民在利亞爾圖地方安放了第一塊石頭，以使他們在野蠻人的蹂躪中間有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避難所。後世的作家們認為它的建立者已經預感到這個城市的未來的偉大。安托尼奧·薩伯利科在他的高貴而流暢的六音步的詩篇裡邊，歌頌了這件事情，並使主持那個供獻禮的僧侶向天高呼：「在我們今後要完成偉大事業的時候，願賜給我們成功！現在我們跪在一個粗陋的祭壇前邊；但若我們所誓不虛，上帝啊，我們將為你建立起成百所黃金和大理石的神殿。」在十五世紀末，這個島城是世界的珍寶箱。它是被同一個的薩伯利科這樣描寫的，這裡有古代的圓頂屋、斜塔、鑲嵌大理石的建築物正面，和集中表現的繁華，最壯麗的裝飾並沒有妨礙每一塊隙地的實際利用。他把我們帶到了利亞爾圖的聖吉亞科米多教堂前面擁擠著人群的廣場上，那裡進行著全世界的商業交易，但並不是在喧譁和混亂中，而是在壓低的哼哼聲中進行；在廣場四周和附近街道的門廊裡邊坐著數以百計的兌換商和金匠，而在他們頭上則是一排排一眼望不到頭的店鋪和批發棧。他描寫了遠在橋那邊的德意志人的貨棧，貨棧裡邊有他們的貨物和住所，貨棧前邊有他們的船舶並排地停泊在運河內，再往上一點是載滿了油酒的全部船隊，和它平行著，在蜂擁著搬運夫的河岸上是商人們的圓頂房屋；而從利亞爾圖到聖馬可廣場則有很多客棧和香料店。作者就這樣帶領讀者一個市區一個市區地巡禮直至最後來到了屬於公共福利機關的兩座醫院。威尼斯公用事業機關之多，沒有其他地方可以比擬。在平時和戰時對於人民的照顧是這個政府的特點，而它對於傷員的注意，甚至包括敵人的傷員在內，更引起了其他國家的讚賞。每一種公共設施都可以在威尼斯找到典範；對於退休的公務人員實行著規定的年金制度，包括對於孤寡的照顧在內。宮庶、政情安定和熟悉外國情況，使它對於這類問題的考慮臻於成熟。這些苗條的金髮白臉的人們，走路安詳而謹慎，說話不慌不忙，在穿的衣服和舉止上沒有多大分別；裝飾品，特別是珍珠，專供婦人和女孩子們佩用。在那個時代里，它儘管從土耳其人那裡受到了些損失，然而仍保有令人眼花撩亂的一般的興盛繁榮的景象；這個城市所擁有的潛力和整個歐洲對它的偏愛，使它很久以後能夠經得起到印度去的海道的發現、在埃及的馬穆盧克人的滅亡以及坎姆布雷同盟戰爭所給予它的沉重打擊。
薩伯利科出生於蒂沃利附近，有他那個時代的學者們肆言無忌的習慣。他在另外一個地方有些驚異地說，那些青年貴族們有一天早晨來聽他的講演，但他不能說服他們，使他們進入政治問題的討論：「當我問他們，人們對於在義大利的這一個或那一個運動怎麼想，說些什麼和期待著什麼的時候，他們都異口同聲地回答說，他們完全不知道這些事情。」儘管這個國家有嚴密的檢查制度，但那些願意出高價的人們仍然可以從貴族中的更墮落的分子那裡得到不少的情報。在十五世紀的最後二十幾年裡，在最高級的官員中也有叛徒；那些教皇們、義大利的君主們，甚至為政府服役的二等僱傭兵隊長們都有他們雇用的情報員，有時還給他們固定的薪金。事情甚至於到了這樣的地步，以至於十人會議發現為了慎重，不得不把重要的政治消息對大議會隱秘起來，甚至於認為洛德維科·摩爾在大議會裡控制了一定數目的選票。對於個別的犯罪者處以絞刑和給告發者以高額的賞金——例如給告發犯罪者六十個金幣的終身年金——究竟有沒有很大的效果是很難確定的；這種弊害的一個主要原因，是許多貴族的貧窮。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消除的。在1492年，兩個貧窮的貴族提議，國家應該每年用七萬金幣來救濟那些沒有公職的貧窮貴族們；這件事情幾乎要被提到大議會上，在那裡它很可能獲得多數，但十人會議及時地干預了這件事，並把這兩個提議者終身放逐到賽普勒斯的尼科西亞去。約在這個時候，一個索倫佐家族的人因竊取聖物而被絞死（雖然不是在威尼斯本城），而康達利尼家族也有一個人因夜盜罪而被拘系；另一個同一家族的人在1499年來到總督署里訴苦，說他很多年來沒有官職，他有九個孩子但每年只有十六個金幣的收人，他的債務已經達到了六十個金幣，他不懂任何謀生之道，最近已經流落街頭。我們可以了解為什麼有些比較殷實的貴族們有時建造整列的房子供他們貧苦的同夥們居住。這一類工作有時作為一種慈善事業而在遺囑中提出。
但是，威尼斯的敵人如果把希望認真地建築在這一類的弊端上，他們就要犯很大的錯誤。人們或者會這樣想，這個城市的商業活動能夠使最貧賤的人得到豐富的勞動報酬，而且還有在地中海東岸的殖民地，這些將使社會上的危險分子不再注意政治問題；但是熱那亞，儘管有同樣的有利條件，它的政治歷史不也是變動最激烈的麼？威尼斯穩定的原因毋寧是由於它具有其他地方所無的許多情況的結合。它處於不容易被攻擊的地位，從一開始就能夠對外交問題作周密而冷靜的考慮，使義大利其餘各地陷於分裂的黨派之爭，它幾乎可以完全置之不理，它可以避免捲入永久的聯盟，並對於它認為值得締結的那些聯盟付出最高的代價。因此，威尼斯人的性格的基調是一種傲然孤立，蔑視一切的精神，這種精神和感到遭義大利其他國家的嫉恨加在一起，就引起了一種內部團結的強烈意識。威尼斯的居民們不論在和殖民地還是在本土上的領地進行交易時，被一種最有力量的利益的紐帶聯繫在一起，他們在本土領地貿易中，迫使直到貝爾加莫為止的所有各城鎮的居民們只能在威尼斯進行買賣。一個建立在這種人為的手段上的強國，只能靠內部的諧和一致和團結來維持下去，而這種信念如此廣泛地流傳在市民中間，從而使陰謀者找不到幾個他們可以煽動的分子。即有不滿之徒，也由於貴族和市民有所區別而被遠遠地隔離開，使得他們不容易有一種互相了解。另一方面，旅行、經商和不斷對土耳其人作戰，使貴族內部的富貴人家和危險人物消除了進行陰謀的有效根源，即無所事事。在這些戰爭中，他們受到統率軍隊的將領寬縱，往往到了犯罪的程度；威尼斯的一個象加圖那樣的人曾經預言，如果那些貴族們仍然為了害怕「互相給予痛苦」而不惜損害正義，這個城市就要滅亡。雖然這樣，但這種光天化日下的自由活動仍然使威尼斯的貴族們（作為整體來看）具有一種健康的傾向。
當妒忌和野心要求得到滿足時，就出現了一個官方的犧牲者，而合法的手段和權力早就給他準備好了。弗蘭切斯科·福斯卡里總督（死於1457年）多少年來在全體威尼斯人面前所受的精神折磨，就是一個只有在貴族政治下才有可能出現的可怕的報復的例子。「十人會議」可以干涉一切事情，有處理生死問題和處理財政事務和軍事任命的最後權限；在它的成員當中包括審判官在內；它推翻了福斯卡里，象它以前曾經推翻許多有勢力的人物一樣。這個會議是每年從整個的統治機構，大議會中新選出來的，因而它就最直接地代表著它的意志。在這些選舉中發生嚴重的密謀事件是不大可能的，因為它的任期很短，而所負的責任又很大，所以並不是人們極想追求的目標。雖然這個會議和其他政權機關所採取的行動可能是激烈和令人難測的，但真正的威尼斯人寧肯求得它們的審判而不加以逃避；這不僅是因為這個共和國的力量無遠弗屆，在抓不到他的時候可能懲罰他的家屬，也是因為在大多數的情形下，它是根據合理的動機行事而不是要殺人流血。的確，沒有一個國家能夠比它對它的國內外屬民行使過更大的道德權威。如果在元老院中發現叛徒也有一種相當的補救辦法，因為每一個在國外的威尼斯人都是他的政府的天然的偵探。威尼斯在羅馬的樞機主教把樞機主教秘密會議的活動消息送到國內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樞機主教多密尼克·格里馬尼曾在羅馬附近把阿斯卡尼奧·斯福查送給他弟弟洛德維科·摩爾的文件截留下來，轉送到威尼斯；當時他的正在遭受嚴重控訴的父親在大議會面前，換一句話說，在全世界面前，自以為由於他兒子的這個貢獻使他於國家有功。
我們已經提到過威尼斯政府對於它雇用的僱傭兵隊長的領導。惟一能夠進一步獲得他們的忠誠的保證就在於他們數目的眾多，因而他們的叛變非常困難，而叛變的發現卻非常容易。看一看威尼斯的軍籍表，人們不能不驚訝，如此種種不同的軍隊編制怎麼有可能採取任何共同的行動。在1495年之役的編制表中，我們看到有一萬五千五百二十六名騎兵，分成許多小隊。只是曼圖亞的貢查加就有一千二百名，而喬佛里多·波幾亞有七百四十名；然後還有六個分遣隊長，各有六百名到七百名，十個分遣隊各有四百名，十二個分遣隊各有四百名到二百名，十四個左右的分遣隊各有二百名到一百名，九個各有八十名，六個各有五十名到六十名等等。這些軍隊一部分是由舊的威尼斯軍隊組成的，一部分是由威尼斯城或者鄉間貴族所領導的老戰士組成的；不過，大多數的領袖都是各城市的君主和統治者或者他們的親屬。這些軍隊之外還有兩萬四千名步兵——我們不知道它們是怎樣招募和指揮的——和另外的大概屬於特殊任務的三千三百名附屬軍隊。在和平時期，本土的各城市完全不設防或由很少的軍隊駐守。威尼斯即使不是完全依靠它的人民的忠誠，也是依靠他們的正確的認識。在坎姆布雷同盟戰爭（1509年）中，如所周知，它解除了他們的忠順的誓言，讓他們把外國占領的滋味和他們所已習慣了的溫和政治做一比較。他們背棄了聖馬可並不算作叛國，因而也就不必害怕懲罰，所以他們極其迫切地回到了他們舊主人的身邊。我們可以在這裡附帶說一句，這個戰爭是一個世紀來反對威尼斯擴張野心的叫嚷的結果。事實上，威尼斯人也犯了那些聰明過度的人們的錯誤，他們認為他們的敵人不會採取不合理和輕率的舉動。他們為這種也許是貴族階級所特有的弱點，即樂觀主義所迷惑，完全忽視了穆罕默德二世奪取君士坦丁堡的準備，甚至也忽視了查理八世的整頓軍備，直至最後受到意外的打擊。坎姆布雷同盟，就它顯然與兩個主要成員，路易七世和教皇優里烏斯二世的利益不相合的情況而言，是屬於同一性質的事件。全義大利對這個勝利的城市的怨恨似乎都集中在這個教皇的心裡，使他看不到外國人干涉的弊害；至於法國阿姆布阿斯樞機主教和他的國王的政策，威尼斯應該很早就認識到它含有愚蠢的敵意而早應充分警戒。其他成員參加這個同盟是由於妒忌，這種妒忌對於特別富強的國家可能是一種有益的教訓，但它本身卻是一種卑鄙的感情。威尼斯光榮地經受了這一場鬥爭，但並不是沒有受到永久性的損失。
一個強國，它的基礎是如此地複雜，它的活動和利益的範圍是如此地廣泛，我們不能設想它沒有一種對於全局的有系統的監督，沒有一種對於資產和負債、利潤和損失的常規的估計。威尼斯可以很恰當地說，或者和佛羅倫薩一起說，是統計科學的誕生地，並為其他比較開明的暴君國家所模仿。中世紀的封建國家除了領主的權利和財產的編目外，不知其它；它把生產的數量看作是固定的，實際上只有涉及土地生產方面，才大體上是那樣的。另一方面，整個西方城鎮的生產完全依靠著工商業，所以這些城鎮從很早的時候起就一定把生產看作是變化很大的了。但是，即使是在漢薩同盟的最繁榮的時代，它們所有的也不過是一個簡單的商業的借貸對照表。艦隊、軍隊、政治力量和影響都記入一個商業總帳的借貸兩方。在義大利城市國家裡，一種清醒的政治意識，穆罕默德式的行政管理和長期的積極的工商業活動等等合在一起就第一次產生了一種真正的統計科學。弗里德利希二世在南義大利所組織的君主專制國家，其惟一的目的是為他所從事的生死鬥爭獲得集中的權力。而在威尼斯最高的目的則是生活和權力的享受。繼承下來的利益的增加、最獲利的工業體制的建立和新的商業途徑的開闢。
當時的作家們以最大的自由來談論這些事情。我們知道這個城市的人口在1422年達到十九萬；義大利人也許是首先不按照爐灶、或能夠拿起武器的人、或能夠走路的人等等來計算人口，而是按照「生命」來計算的，因而能為進一步的計算得到最恰當的根據。約在這時，佛羅倫薩人希望和威尼斯結成同盟來反對菲利波·馬利亞·維斯康提，他們當時遭到拒絕；威尼斯站在可靠的商業利潤的立場上認為：威尼斯和米蘭戰爭，就是賣主和買主之間的戰爭，是愚蠢的。即使米蘭大公僅僅增加他的軍隊，米蘭人也將由於他們必須繳納較重的捐稅，而要成為較差的主顧。「最好讓佛羅倫薩人吃個敗仗，這樣，他們習慣於自由城市的生活，就要象盧卡人在他們的困境中所做的那樣，帶著他們的絲織和毛織產品來和我們妥協。」莫森尼哥總督臨死時（1423年）對召集到他床前的幾個元老的講話仍然是很值得注意的。它包括著威尼斯整個財政來源的統計數字的主要項目。我不能說這個混亂的文件是不是或者在哪裡還有詳細的說明；作為舉例，我們可以引用下列的事實。在償還了四百萬金幣戰債之後，國家公債（總額）仍然達到六百萬金幣；商業往來達到（大概是這樣）一千萬，這個文件告訴我們它可以獲利四百萬。三千隻「小船」，三百隻大船，和四十五隻戰艦的各自人員配備是一萬七千，八千乃至一萬一千名海員（每一隻戰艦有二百多人）。於此之外，還有一萬六千名造船工。威尼斯的房屋估價為七百萬，可以收租五十萬。有一千名貴族的收入從七十到四千金幣。另外一段記載著這個國家在同一年的常規收入為一百一十萬金幣；由於戰爭造成的商業上的不穩定，它在這一個世紀的中葉降低到八十萬金幣。
威尼斯雖然以這種計算的精神及其實際應用，首先圓滿地表現了近代政治生活的一個重要方面，但在義大利當時所最珍視的文化方面，卻並沒有站在前列。對文學活動的推動總的說來，在這裡是缺乏的，在其他各地盛極一時的對於古典文化的熱情，尤其缺乏。薩伯利科說，威尼斯人在哲學和修辭學上才能的顯著本來不減於他們在商業和政治上的才能；但這種才能既沒有在他們自己身上發展，也沒有象在義大利其他地方那樣，在外邦人身上得到獎勵。費萊佛不是被國家召請而是被私人召請到威尼斯的，並且他不久就發現他的期待落了空；特列比松的喬治在1459年曾經把柏拉圖的《法學》的拉丁文譯本獻給威尼斯總督，並被任命為年薪一百五十金幣的語言學教授，最後又把他的修辭學獻給元老院，但不久就怏怏地離開了這個城市。事實上，文學藝術在威尼斯，象其餘的東西一樣，大都帶有一種以實用為目的的觀點。因此，如果我們看一看弗蘭切斯科·桑索維諾附錄於其名著後邊的威尼斯學術史，我們會發現在十四世紀裡，除了歷史和神學、法律與醫藥專著外幾乎沒有別的，而在十五世紀裡，直到伊爾莫勞·巴巴羅和阿爾多·曼紐奇以前，對於如此一個重要城市來說，人文主義的文化是表現得很少的。同樣，象其他地方那種搜集書籍和手稿的十分熱情的反映也比較少見，而構成佩脫拉克一部分遺著的重要的原稿也保存得很不好以至於不久就全部散失了。貝薩利昂樞機主教遺贈國家的藏書（1468年）也幾乎遭到散失和破壞。帕多瓦大學自然是提倡學術的，然而在那裡，醫學家和法學家——後者被看作是提出合法意見的人——還是得到了遠為優厚的待遇。在義大利的詩的創作上，威尼斯很久以來就微不足道，一直到十六世紀初才在這方面有所彌補。就是文藝復興時代的藝術也是從外部輸入到這個城市裡邊來的，十五世紀末，她才在這個領域裡開始以獨創的自由精神和力量來活動。但是我們仍然可以看到比較明顯的知識落後的事例。這個政府雖然如此全面控制著教士，把一切重要教職的任命權保留在它自己的手裡，並且一次又一次地敢於向羅馬教廷挑戰，但卻表現了一種極為獨特的官方的虔誠。在希臘被土耳其征服以後，它不惜以最大的代價來購買從那裡運入的聖徒遺體和其他遺物，並由總督以盛大的儀式列隊恭迎。為了一件無縫的僧飽，曾決定（1455年）出價一萬金幣，但終於沒有得到手。這些措施並不是由於什麼群眾情緒激昂而採取的，而是出於政府首腦們的冷靜決定，就是不這樣做也不會引起任何批評；在同樣的情形下佛羅倫薩就一定不會有這種舉動。我們將不談「群眾的虔誠和他們對於一張亞力山大六世的赦罪券的堅定信仰；但這個國家本身，在它併吞教會達到其他地方未之前聞的程度以後，它的組成上確實有著某種宗教的成分；這個國家的代表，總督，出現在十二次重大的半宗教性質的遊行儀式（andate）上。它們幾乎全是紀念政治事件的慶典，並且在輝煌壯麗上可以和教會的盛大節日媲美；其中最盛大的一個，有名的「與海結婚」，是在基督升天節日舉行的。
最高尚的政治思想和人類變化最多的發展形式在佛羅倫薩的歷史上結合在一起了，而在這個意義上，它稱得起是世界上第一個近代國家。在暴君專制的城市裡屬於一家一姓的事情，在這裡是全體人民們所勤奮研究的問題。那種既是尖銳批判同時又是藝術創造的美好的佛羅倫薩精神。不斷地在改變著這個國家社會的和政治的面貌，並不斷地對這種改變作出評述和批判。佛羅倫薩就這樣成了政治理論和政治學說的策源地，政治實驗和激烈的改革的策源地，但也象威尼斯一樣成了統計科學的策源地，而且蓋世無雙地成了具有近代意義的歷史寫作的策源地。對古代羅馬的憧憬和對於它的主要作家的熟悉是有很大影響的。喬萬尼·維蘭尼承認他的巨著的最早的動力是他在羅馬的一千三百年紀念節日上得到的，回來之後就立刻開始了它的寫作。可是那一年二十萬參拜聖地的人們中間有多少人和他有同樣的才能和嚮往啊，然而還是沒有寫出他們本城的歷史來！因為他們之中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用這種思想來鼓舞自己：「羅馬在衰落，我出生的城市正在興起，並準備完成偉大的事業，所以我要敘述它的過去歷史並希望繼續寫到現代，只要我一息尚存。」佛羅倫薩通過它的歷史家們除了證明它的過去的歷史外，還得到了另外的一些東西，——即聲名洋溢，為義大利任何其他城市所未曾有。
我們現在並不是要寫這座著名的城市國家的歷史，而只是要對佛羅倫薩人得之於這個歷史的精神上的自由和獨立做一些說明。
任何其他義大利城市的黨派之爭也不象此地這樣激烈和起源之早、持續之久。關於這些黨爭的敘述固為時較晚，但很清楚地證明了佛羅倫薩批判主義精神的優越性。
這些鬥爭的一個最大犧牲者，在家鄉和流放生活中成長起來的阿利基里·但丁，是一個多麼偉大的政治家啊！他以堅定的詩句表露了他對於故鄉政治上的不斷的變化和實驗的輕蔑；這些詩句只要有同樣的政治事件反覆出現，就將永遠為人們所傳誦。他以一種既蔑視又思慕的足以打動同鄉人心弦的語言對他的故鄉講話。然而他的思想遠及於義大利和整個世界；如果說他對於帝國所懷抱的熱情不過是一種幻影，但我們還是必須承認象他那種新生的政治理想的青春幻夢並不是沒有詩的華美壯觀的。他以作為首先走這條道路的人而驕傲，這自然是沿著亞理士多德的足跡。但卻有他自己的獨立方式。他理想中的皇帝是一個公平慈悲的法官，只依存於上帝，是自然、正義和上帝意志所批准的羅馬世界帝國的繼承人。按照這種看法，征服世界是合理的，是建立在神對羅馬帝國和世界上其他國家之間的裁判上，而上帝對這個帝國是嘉許的，因為在它的統治之下，他降生為人，誕生時服從奧古斯都皇帝的人口調查，絕命時甘受龐提烏斯·彼拉多的審判。我們可能很難欣賞這些和其他這一類的理由，可是但丁的熱情總使我們同意他的意見。在他的書信中，他以最早的政論家的姿態出現，並且也許是用這種形式發表政治短論的第一個俗人。他開始得很早。在比阿特麗斯死後不久，他就寫了一本關於佛羅倫薩國家的小冊子《給世界上的偉大人物》，而從他的被放逐時起，以後許多年公開發表的言論也都是給皇帝、君主和樞機主教的。在這些書信和在他的著作《俗語論》中，經常索回著一種極端的痛苦所換來的感情，使這個被放逐者想起他只可以在他的故土以外的其他地方找到一個獲得語言和文化知識的根據地，不能再從他那裡奪走的根據地。關於這一點，我們在後文中還要詳述。
我們得之於維蘭尼兄弟（喬萬尼和馬提奧）的，在新穎的實際觀察以及佛羅倫薩統計的基本材料和對其他國家的重要評論等方面比在深刻的政治思想方面為多。這裡工商業對於經濟學和政治學也有所促進。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也找不到這樣準確的關於財政情況的報告。阿維尼翁教廷的財產，在教皇約翰二十二世死時達到二千五百萬金幣，如果根據不足，殊難使人相信。只有在佛羅倫薩，我們才能看到象英格蘭國王從佛羅倫薩巴爾第和佩魯齊家族那裡借到的那樣巨額的款項；這兩個家族在英格蘭國王身上損失了一百三十六萬五千金幣（1338年）——這是他們自己的和他們的合伙人的錢——但是他們還是從這次損失中恢復過來了。關於佛羅倫薩這一時期的情況，這裡記載有許多極重要的事實：國家的收入（在三十萬金幣以上）和支出；這個城市的人口數目（這裡僅僅按照麵包的消費量，按照每人的口糧作大概的估計定為九萬人）和整個領土上的人口數目；在每年受洗的五千八百人到六千人中間，男孩子比女孩子多三百到五百人；在學的兒童數八千到一萬人學習誦讀，有一千到一千二百人在六個學校里學算術；除了這些之外，還有六百個學生在四個學校里學習拉丁文法和邏輯。其次有教會和修道院的統計；醫院的統計，那裡有一千多個床位；毛織工業的統計，附有最有價值的詳細材料；還有關於鑄幣，城市糧食供應，公務人員等等的統計。附帶著我們知道了許多稀奇的事情；例如在1353年，當第一次確定發行公債（「monte」）時，聖芳濟會士怎樣在教壇上贊成這個措施，多密尼克會士和奧古斯丁會士怎樣反對它。整個歐洲沒有任何其他地方能夠象這個城市這樣對於黑死病的經濟上的後果做過觀察和敘述。只有一個佛羅倫薩人才能夠把當時的情況記載下來：人們怎樣期待著人口減少會使各種物價低廉；這種想法不但沒有能實現，而勞務和商品的價格反而漲了一倍；普通的人民怎樣在最初完全不願意做工作而只耽溺於享樂；在這個城市裡邊必須出很高的工資才能找到男女僕人；農民怎樣只耕種最好的土地而任由其餘的土地荒廢，在發生瘟疫的當時贈給窮人的巨大遺產怎樣在以後看來毫無用處，因為窮人不是已經死掉就是不再窮了。最後，人們利用一個沒有子女的慈善家給這個城市裡邊的每一個乞丐六個「達那利」的巨大遺贈的機會，曾試圖對佛羅倫薩的乞丐情況做一個全面的統計。
這種對於事物的統計觀點以後在佛羅倫薩得到了更高的發展。它的值得注意的一點是，我們能夠一般地看到它與更高的歷史形勢、藝術和一般文化的聯繫。在這個同一部著作中，一篇1422年的清單提到了「新市場」周圍的七十二個交換所；鑄幣流通的數量（二百萬金幣）；當時新興的金織工業，絲製品；菲利波·布魯內萊斯科當時忙於從墳墓中挖掘古代建築，而共和國大臣列奧那多·阿雷提諾，則致力於復興古代文學和修辭學的工作；最後，它談到了這個城市當時不受政治鬥爭影響的普遍繁榮，和義大利擺脫了外國僱傭兵的幸運。上述約於同年開始的威尼斯的統計肯定證明了它有更大的財富和利潤以及更廣闊的活動範圍；威尼斯在佛羅倫薩派出第一批艦隊（1422年）到亞力山大港之前久已稱霸海上。但每一個讀者都會承認：佛羅倫薩的記載有更高的水平。這些以及同樣的統計表每隔十年再次出現，都是經過系統的整理和列表，而在其他地方我們最多也只能看到偶然的介紹。我們能夠對於占首位的美第奇家族的財產和營業做出一個大概的估計：他們從1434年到1471年，為慈善事業、公共建築和捐稅所付出的款項不下干六十六萬三千七百五十五個金幣，只是柯西莫一個人負擔的就有四十多萬，而「豪華者」洛倫佐卻樂於正當地用掉這些錢財。我們又在1472年看到了這個城市的工商業的最重要的和比較是完全的面貌，其中有一些可以全部地或者部分地歸入美術品項下——象那些關於錦緞和金銀刺繡，關於木雕和鑲嵌，關於在大理石和沙石上雕刻蔓藤花紋，關於臘像，和關於珠寶和金製品等等工商業。佛羅倫薩人把外部生活系統化的天賦才能表現在他們關於農業、商業和家政方面的著作上，在這些方面他們顯然是優於十五世紀期間的歐洲其他各國人民的。決定出版這些著作的選集是非常正確的，雖然要想從它們裡邊得出明確而肯定的結論還要做深入的研究。無論如何，我們是不難認識這個城市的，因為在這裡，父母彌留之際往往在遺囑中請求政府，如果他們的兒子不務正業就罰款一千金幣。
在十六世紀的前半期，世界上大概沒有一個國家有象瓦爾奇描寫佛羅倫薩那樣的輝煌的著作。它在這個城市的自由和偉大消逝以前，在敘述性的統計學上象在其他許多方面一樣給我們留下了另一個典範。
不過，這種對於外部生活的統計性的估計都夾雜著上述政治事件的敘述。
佛羅倫薩所依以存在的政體，較之義大利和歐洲一般的自由國家，不僅複雜多變而且對於它們還發生了遠為深刻的影響。它是一面忠實的鏡子，反映了個人和階級對於一個變化不定的整體的關係。象弗魯瓦沙爾所描畫的法蘭西和法蘭德斯的偉大的市民民主的圖景和十四世紀德意志編年史作者的敘述誠然是極為重要的；但在思想的含蓄和故事的合理髮展上，沒有一部能和佛羅倫薩人的著作相比。貴族的統治、暴君專制、中等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鬥爭、受限制的和不受限制的民主、假冒的民主、單一家族的專權、薩沃那羅拉的神權政體和為美第奇暴君專制鋪平道路的混合形式的政府都被加以描敘，因而歷史扮演者的最隱秘的動機都在光天化日之下暴露無餘。最後，馬基雅維里在他的《佛羅倫薩史》（到1492年為止）中把他的出生城市描寫成為一個活的有機體，把它的發展描寫為是一個自然而獨特的過程；他是近代人中第一個具有這種觀念的人。判斷馬基雅維里究竟是不是歪曲了歷史並在哪些點上歪曲了歷史，象他所寫為大家所熟知的卡斯特魯喬·卡斯特拉卡內傳——一個虛構的典型暴君的圖畫——那樣，不是在我們研究範圍之內。我們也可能從他所著的《佛羅倫薩史》的每一行找到某些可以訾議之處，但全書巨大無比的價值並不因此受到影響。他的同時代人和後繼者，亞科波·彼蒂、圭奇阿爾狄尼、塞尼、瓦爾奇、維托利是一群多麼優秀的人物啊！他們告訴我們的是多麼偉大的故事啊，這裡披露了佛羅倫薩共和國的最後幾十年的偉大而難忘的戲劇性事件，記錄了當時世界上所能表現的最高的和最具有特色的生活的崩潰。這些卷帙浩繁的記載對於有的人也許象是一堆瑰寶藏珍，對於另一個人也許引起他對於豪華生活的覆滅的魔鬼般的喜悅，在第三個人看來也許象一個最後的歷史審判；而對於所有的人它將永遠是一個思索和研究的對象。永遠擾亂這個城市的和平的一個禍害就是它對於象比薩那樣的曾經一度是強大而現在被它征服了的對手的統治，持續不斷地使用暴力是這種統治的必然結果。惟一補救的辦法就是及時把托斯卡納變作一個自由城市的聯邦國家。這自然是一個極端的辦法，而且也是除了薩沃那羅拉外，沒有人能夠說服佛羅倫薩採用的辦法；就是他也只有在機緣巧合的情形下才能做得到。在以後一個階段，這種在當時無非是夢想過去的計劃曾經把盧卡的一個愛國公民送上了絞架（1548年）。由於這個禍端並由於佛羅倫薩不幸的圭爾夫派同情外國君主，造成不斷對它進行干涉，終於產生以後的一切災難。雖然它的整個過去歷史所教導的無非是復仇與消滅，它的令人尊敬的傳教師卻在人民中間培養起這樣一種持續不斷的高貴的感情，因而在義大利第一次樹立了寬待降敵的榜樣。對於這樣的人民誰能不敬服呢？那種把愛國主義和新生的道德溶合為一的光輝，當從遠處看時，也許似乎是一閃即逝，但它的最好效果卻在令人難忘的1529－1530年之圍中重新發出了光輝。如圭奇阿爾狄尼當時所寫的，那些對佛羅倫薩發動這一襲擊的人都是「蠢人」，但他自己也承認他們完成了似乎是使人難以置信的事情，而當他宣稱聰明的人民必將逃脫這個危險時，他的意思無非是說佛羅倫薩應該沉默地和不光榮地在敵人手裡投降。這固可以保存它的美好的城郊和花園以及無數市民的生命和幸福，但是比起它的最偉大最崇高的一次記憶來，這就很不體面。
在許多主要優點方面，佛羅倫薩人一般是義大利人和近代歐洲人的榜樣和最早的典型；在許多缺點方面也是如此。當但丁把這個永遠在修改其政體的城市比作一個不斷輾轉反側以逃避痛苦的病人時，他恰切地比喻出了佛羅倫薩政治生活上多年以來的特點。那些認為把現存勢力和派別聯合起來，就可以人為地製造出一種政體的重大近代謬見經常在動亂的時候出現；就是馬基雅維里也未能完全免俗。我們總是可以看到一些政治藝術家，他們想要用一種巧妙的分配和分割政權的方法，用一種最複雜的間接選舉的方法，用設立名義職務的方法來建立事物的永久不變的秩序和對富人與窮人同樣地予以滿足或欺騙。他們天真地模仿古代並借用「清流黨」、「貴族黨」等政黨名稱而不以為怪。從那時起人們就聽慣了這種叫法，並給它們以一種傳統的歐洲意義，另一方面一切以前的黨派名稱則純屬於民族性的，或者代表不同的主張或者是由於偶然事件而得名。但是，一個名字對於增加或減少一個政治主張的色彩是多麼有關係！
在所有那些認為有可能建設一個國家的人們當中，馬基雅維里是一個最無與倫比的偉大的人物。他把現存勢力看作是有生命的和能動的，對於可能採取的方法，觀察得廣泛而精確，既不想自欺也不想欺人。他不矜虛榮和不尚浮誇，無人能及；的確他不是為一般群眾，而只是為了君主和執政者，或者是為了私人朋友而寫作的。對他來說，危險並不在於他冒充天才或在於思想體系的錯誤，而在於他自己顯然也難於控制的強有力的想像力。他的政治論斷的客觀性，其坦率程度有時令人吃驚，但它是危急存亡之秋的時代標誌，在那個時代里，人們是難於相信正義或者別人有正義的行為的。我們如果從道德觀點上來衡量而對他感到憤怒，那是沒有必要的，因為我們已經看到我們自己這一世紀的政治家們是把政治道德理解為什麼意義的。馬基雅維里畢竟能夠為了他的主張而忘掉自己。實在說來，雖然他的著作，除了很少的詞句外完全缺乏熱情，雖然佛羅倫薩人自己最後把他看作是一個罪人，但他確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愛國者。儘管他象他的大多數同時代人一樣，言行放任，但國家的興隆始終是他的想望。
他在佛羅倫薩建立一個新的政治制度的最完整的方案是在他上教皇列奧十世的陳情書中提出來的；這篇陳情書是在烏爾比諾大公，小洛倫佐·美第奇（死於1519年）死後寫成的；他曾經把他的著作《君主論》獻給這位大公。那時國家正處於窮途末路、腐敗不堪的狀態中，而所提出來的挽救辦法未必都合於道德；但最有趣的是：我們看到他如何地希望建立起一個溫和的民主形式的共和國以為美第奇家族之續。我們不能想像出一個對教皇及其許多依附者和對佛羅倫薩的不同利益做出讓步的比這更巧妙的計劃；我們也許以為是在看一個鐘錶的裝置。在他的著作《史論集》中，原則、評論、對照、政治預測等等，比比皆是，其中閃耀著驚人的識見。例如，他承認共和制度的雖然不是始終如一地但卻是不斷地發展的規律，並要求一種可以通融變化的憲法以作為避免流血和放逐的唯一手段。出於同樣的理由，為了防止私人暴力和外來干涉——「一切自由的死亡」——他希望看到採取一種司法程序（「起訴」）來對待被憎恨的市民，過去佛羅倫薩在這方面，除了審理誣陷罪的法庭外是一無所有的。他巧妙地描述了遲延判決和無意判決，這種判決在共和國家的危急時期將起一種非常重要的作用。不錯，他曾經一度被他的想像和形勢的壓力所迷惑，不適當地稱讚人民，說人民能夠比任何君主更好地選擇他們的官吏並且可以用「善意的勸告」來糾正他們的錯誤。關於托斯卡納的統治權，他相信應該屬於他出生的城市，並在一篇特別「論文」中主張重新征服比薩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他哀嘆阿雷佐在1502年叛變之後沒有被夷為平地；他總的認為，應允許義大利的一些共和國自由擴展和開疆拓土，以便在國內享有和平和免於受到外來的攻擊，但他宣稱，佛羅倫薩總是從錯誤一端開始，從一開始就和比薩、盧卡和錫耶納成為死敵，而皮斯托亞則因為「被待如手足」自動悅服於它。
將十五世紀仍然存在的少數其他共和國同這個義大利的、而且確實也屬於近代歐洲精神最重要發源地的獨一無二的城市相提並論是不合理的，錫耶納苦於其本身弊端重重，我們不能因為它在技藝上和在生產上比較繁榮，而有所迷惑。伊尼亞斯·希爾維優斯從他出生的市鎮嚮往地望著「快樂的」德意志帝國城市，因為在那裡沒有使生活變得痛苦的土地和貨物的沒收、專橫的官吏和政治黨派。熱那亞幾乎不屬於我們所要討論的範圍之內，因為在安德烈·多利亞的時代以前，它幾乎沒有參加文藝復興。的確，里維埃拉的居民在義大利人中間是以輕視一切較高的文化著稱的。黨派之爭在這裡採取了如此激烈的性質，並且如此嚴重地擾亂了整個生活進程，以至使我們難於理解：熱那亞人在這麼多的內部革命和對外侵略之後，怎麼總能想出辦法來恢復到一個可以忍受的地步。它可能是由於這樣一個事實，即幾乎所有參加政務的人同時幾乎沒有例外地都是積極經營商業的人。熱那亞的例子顯著地證明了財富和巨大的商業與不安全感，在遠方擁有殖民地與內部騷亂，是可以相容並處的。
盧卡在十五世紀裡並沒有什麼重要意義。
第八章 義大利各國的外交政策
因為大多數的義大利城市國家在內部構成上是一種策略的產物，是深思熟慮精心設計的結果，所以它們彼此之間的和對外國的關係也是一種策略的產物。幾乎所有這些國家都是新近從篡奪產生的這一個事實，對於他們的內外政策同樣有著嚴重的影響。它們之中沒有一個國家無保留地承認另一個國家；風雲際會有助於建立和鞏固一個朝代，同樣也可以顛覆另一個朝代。究竟能否保持異乎，未必可以盡由暴君抉擇。活動和擴張是一切非正統國家的共同要求。所以義大利就成了一個「外交政策」的舞台，這種政策也象在許多其他國家裡一樣，逐漸地取得了一個獲得公認的國際公法的地位。它對於國際事務做純客觀的處理，既不受成見的影響也沒有道德上的顧慮，它達到了一種完美的地步，因之有時也並不是沒有它自己的一些美好和偉大之處的，但整個說來，它卻給予我們以無底深淵的印象。
陰謀、武裝、聯盟、行賄和背叛構成這一時期義大利的表面歷史。特別是威尼斯很久以來成了眾怨之的，認為它想要征服整個半島或者逐漸削弱它的力量以便——加以併吞。但更仔細地觀察起來，顯然可以看出，這種怨言並不是來自人民而是來自宮廷和統治階級；它們通常為它們的人民所厭棄，而威尼斯的溫和統治卻為自己取得了普遍的信任。就是佛羅倫薩，儘管有它的難以駕馭的從屬城市，也發現它自己和威尼斯處於一種虛與委蛇的地位，更不用說對它的一切商業上的妒忌，和威尼斯在羅馬尼阿的發展了。最後，坎姆布雷同盟真正給了這個全義大利本應該以聯合的力量來支持的國家一個嚴重的打擊（見前第91頁）。
其他的國家也被一種同樣不友好的感情所驅使，時刻準備使用他們無所不用其極的惡毒手段來互相對待。洛德維科·摩爾、那不勒斯的阿拉貢的國王和教皇西克塔斯四世——更不必說那些較小的國家——使義大利一直處於一種經常的危險的騷亂狀況之中。如果這種殘暴的逐鹿僅限於義大利境內還好一些；但由於這種逐鹿的性質最後勢必導致向外國——特別是向法蘭西人和土耳其人要求援助和干涉。
一般人民的同情完全是在法蘭西一邊的。佛羅倫薩一直以驚人的天真承認它對於法蘭西人有著老圭爾夫派的偏愛。當查理八世親幸阿爾卑斯山以南時，全義大利以一種國王本人及其從者似乎都不能解釋的熱誠歡迎他。在義大利人的想像中——以薩沃那羅拉為例——一個明智、公正和有力的救世主和統治者的理想形象仍然是活著的，所不同的是：他不再是但丁所祈求的皇帝，而是法蘭西的卡貝族國王。隨著他的離去，這種幻想破滅了；但在很久以後、大家才了解到查理八世、路易十二世和弗朗索瓦一世怎樣歪曲了他們和義大利的真正關係以及帶著如何卑劣的動機。那些義大利君主們，則試圖以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來利用法蘭西。當英法戰爭告一結束時，當路易十一世在各方面撒下他的外交羅網時，當勃艮第的查理從事於他的愚蠢的冒險時，義大利的各國政府準備各方面應付他們。很清楚的是：即使法蘭西對那不勒斯和米蘭根本沒有提什麼要求，它的干涉也僅是一個時間問題，它過去對於熱那亞和皮埃蒙特的干涉就是一個要仿效的先例。事實上，威尼斯人早在1462年已經等待著它的到來。米蘭的加利佐·馬利亞大公在勃艮第戰爭中顯然既是查理的同盟者又是路易的同盟者，結果他就有理由害怕來自雙方的攻擊；這明顯地表現在他的書信裡邊。「豪華者」洛倫佐所理解的四個主要義大利國家保持均勢的計劃只是一種快活的樂觀主義精神的假設，這種樂觀主義精神比之一個試驗政策的輕率和佛羅倫薩的圭爾夫主義的迷信有過之而無不及；並繼續往最好處想。當他對那不勒斯的費蘭特和教皇西克塔斯四世作戰，路易十一向他提供援助時，他回答說：「我不能把我自己的利益看得高出於全義大利的安全，但願法蘭西的國王們永遠不打算對此國土動用武力；如果他們要這樣做，義大利就完了。」對於其他的君主來說，法蘭西國王被他們交替用來作為恐嚇自家和敵人的妖怪，每當他們看到沒有一個更方便的辦法來擺脫困境時，他們就威脅著要把他召喚進來。至於教皇們那一方面，則幻想他們可以利用法蘭西而不致對他們自己有任何危險，英諾森八世也曾想像他可以不愉快地撤退到北方，但從那裡率領一支法蘭西軍隊勝利地回到義大利。
的確，有頭腦的人遠在查理八世遠征之前就預見到了外國的征服。當查理重新回到阿爾卑斯山的那一邊時，每一個人都看清一個干涉的時代已經開始了。災難接踵而至，法蘭西和西班牙兩個主要侵略者，已經成為歐洲的強大國家，他們已不再以口頭上的服從為滿足，而要拚死地在義大利爭奪勢力和土地，關於這些已經了解得太遲了。他們已經開始變得類似義大利的中央集權國家，實在也就是抄襲它們，只不過是大規模的抄襲。吞併或者以領土做交易的計劃一時接連不斷。其結果如大家所熟知的，是西班牙的完全勝利，並成為反宗教改革的後盾，使教廷長期淪為其附庸。如同其它屬國一樣。哲學家們悲傷的感嘆只能告訴他們，引狼入室的人都沒有好下場。
在這同時，還毫無顧忌或毫無掩飾地和土耳其人結成了聯盟；人們認為這樣做法也不比任何其他政治上權宜之計更壞。西方基督教界應該團結起來的那種信仰在十字軍東征過程的不同時期曾經發生過嚴重動搖，而弗里德利希二世大概已經擺脫了這種信仰。但是，東方民族的新的興起和希臘帝國的危急與覆亡又在整個西歐恢復了這種舊日的感情，雖其勢已不如前。不過，義大利卻顯然是這一規律的一個例外。雖然義大利各國對於土耳其人和來自他們的真正危險感到極大的恐怖，但是，幾乎沒有一個有力量的政權不與穆罕默德二世和他的繼承者密謀來反對其他國家的。即使有時沒有這樣做，人們也認為它們這樣做了；並且這樣做也並不比派遣間諜在威尼斯的貯水池裡放毒更壞，那不勒斯的阿爾方索國王的繼承者們就曾因此而受到指控。象西吉斯蒙多·馬拉泰斯達那樣的惡棍，我們不能期待他會做出比召喚土耳其人進入義大利更好的事情來。但是，據我們所知；穆罕默德曾在其他義大利政府，特別是威尼斯的煽動下，一度從那不勒斯的阿拉貢的君主們手裡奪去了奧特朗托，這些君主們後來也嗾使蘇丹巴雅澤特二世來反對威尼斯人。洛德維科·摩爾也受到過同樣的責難。國史家說：「被殺害者的鮮血和土耳其人手中囚犯的悲慘遭遇，都在呼籲上帝為其復仇。」在政府能夠獲得種種消息的威尼斯，人們獲悉摩爾的表兄弟，佩札羅的統治者喬萬尼·斯福查曾經招待在去米蘭途中的土耳其大使們。十五世紀最受尊敬的兩位教皇，尼古拉五世和庇護二世，因土耳其人的擴展感到深切悲痛而死，而後者確實是在準備率領十字軍御駕東征中死去的；他們的繼承者侵吞了各地基督教界為這一目的而送來的捐輸，並把為回報各國而頒發的赦罪券化為私人的商業投機。英諾森八世為了得到逃亡的迪姆王子的弟兄巴雅澤特二世所付出的一筆報酬，同意囚禁迪姆王子，而亞歷山大六世支持了洛德維科·摩爾在君士坦丁堡所採取的促成土耳其對威尼斯的襲擊的步驟（1498年），因此威尼斯威脅他要召開宗教會議。很顯然，弗朗索瓦一世和蘇里曼二世之間的臭名遠揚的聯盟並不是一個新的或者前所未聞的事。
的確，我們看到有這樣的例子，全體居民認為歸順土耳其並不是什麼特別的罪惡。這種想法即使僅僅是作為對於專制政府的一種威脅而提出的，但至少也足以證明具有普遍性。早在1480年，巴蒂斯塔·曼托萬諾就已經使我們清楚地了解到亞德里亞海岸的居民們已經預見到這種事情，而安科那尤其盼望這件事。當羅馬尼阿遭到列奧十世的壓迫統治時，一個拉文納的代表公開地對羅馬教皇的使節樞機主教朱利奧·美第奇說：「主教大人，可尊敬的威尼斯共和國不會接受我們，因為怕和教皇引起爭端；但是，如果土耳其人來到了臘古扎，我們將投向他們。」
這時義大利已開始受到西班牙人的奴役，這是一種可憐的而卻並非毫無理由的慰藉，因為這個地區至少得以免於因受土耳其統治而命定要墮入的野蠻狀態。象義大利那樣四分五裂，靠它自己的力量是很難逃脫這種命運的。
如果說這一時期義大利的政治策略雖然具有這一切缺點，還有值得我們稱讚之處，那只是由於它處理這些問題時的切合實際而無成見，並不受恐懼、激動或惡意的影響。這裡沒有仿照北方形式的具有人為的各種權利的封建制度；有的只是每一個人在實際上和理論上保持了他所有的權力。這裡沒有侍從貴族來在君主心裡培育中世紀的榮譽感，和隨之而來的奇奇怪怪的後果；有的只是君主們和參議官們按著特殊情形的需要和他們所懷抱的目的所採取的一致的行動。對待可引為己用的人和不論來自何方的同盟者都不使人感到盛氣凌人，因為這種態度可能疏遠了一個支持者；在僱傭兵隊長這一個階級裡邊，出身是一件無足輕重的事情，這就很清楚地表明了什麼樣的人掌握著真正的權力。最後，開明的專制君主所掌握的政府，對本國和鄰邦的確切了解，遠非當時北方諸國所可比擬，而對於友邦和敵國的經濟能力和道義精神也有最精密的估計。那些統治者儘管有嚴重錯誤，但生來都是統計科學的能手。和這些人談判是可能的；可以設想，只要把實際理由擺在他們面前，他們是可以被說服並改變主張的。當那不勒斯的大阿爾方索成為菲利波·馬利亞·維斯康提的階下囚時（1434年），他能夠使得監禁他的人確信；安茹朝在那不勒斯代替他自己的統治將使法蘭西人成為義大利的主人；菲利波·馬利亞不要贖金就釋放了他，並和他結成聯盟。一個北方的君主大概是不會做出同樣的事情來的；肯定沒有一個人具有類似維斯康提君主過去所有的道德觀念。對於利己主義的力量的信心表現在「豪華者」洛倫佐對那不勒斯的無信的費蘭特所作的有名訪問中，這使佛羅倫薩人普遍感到驚愕；費蘭特當時很有可能被人慫恿把他囚禁起來，並且這樣做完全不算是過分認真。但是因為拘捕一個有力量的君主，在勒令他簽字並用其他方法加以侮辱之後再予釋放，如大膽查理在佩龍納對路易十一之所為（1468年），在義大利人看來，似乎是一種鹵莽的事情；所以人們認為洛倫佐不是載譽歸來就是一去不返。在這個時候，政治說服的藝術已經被提高——特別是被威尼斯的大使們提高到一定的高度，北方國家是第一次從義大利人那裡得到了這種概念，而正式的演說所給我們的只是一個極不完全的觀念。這些演說不過是人文主義者的辭令而已。在外交往來上雖另有客氣的禮節，但在必要的時候，也不乏粗暴而率直的語言。象馬基雅維里那樣的人在他的《使節》中是以可憐的樣子出現的。他所得到的指示很有限，裝備很寒酸，被人看作是一個地位卑下的代表，但他永遠沒有失掉他的不受拘束而廣泛的觀察力或是對於生動逼真的描敘的愛好。從那時起，義大利就一直是一個充滿了政治「指示」和政治「報告」的國土。無疑地，其他國家也具有豐富的外交才能，但只有義大利，在這樣早的時代里就保存了與之有關的大量記載。那不勒斯的費蘭特晚年時（1494年1月17日），由龐達諾寫給亞歷山大六世的內閣的一封很長的公函，使我們對於這一類的政治文件有最高的評價，雖然它不過是許多文件中偶然被引用的一個文件。在這一時期和以後的外交來往中，有多少同樣重要和同樣寫得生動有力的其他文件，一直不為人所知或者沒有予以編輯出版啊！
本書將有一個專編來研究作為個人和作為民族的人，這種研究在義大利人中間是和對於人的外部生活情況的研究齊頭並進的。
第九章 戰爭藝術
這裡必須簡要地加以指出，戰爭的藝術以什麼步驟而帶有深思熟慮的成果的特點。中世紀時所有西方國家，在當時流行的攻守方法的範圍以內，對個別兵士的教育是很完善的。在圍攻和築堡壘技術上，這裡也並不缺少任何機巧的創造發明家。但是，戰略和戰術的發展卻受到了軍事服役的性質和服役期限的阻礙，也受到了貴族們野心的阻礙；他們在敵人面前爭論孰先孰後的問題，就象克雷西和莫佩提烏斯那樣大的戰役，就只是由於缺乏紀律而招致失敗。相反地，義大利是第一個採取僱傭兵制度的國家，這要求一種完全不同的組織；而火器的最早採用也有助於使戰爭成為平民的職業，這不僅因為最堅固的城堡也不能抵禦轟擊，而且也因為屬於貴族以外的另一個階級的工程師、槍炮鑄造師和炮手們的技術當時在戰役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人們遺憾地感覺到：個人過去曾經是一個小而組織良好的僱傭兵隊的靈魂，他的價值將要因這些在遠處打過來的新破壞手段而受到損害。有些僱傭兵隊長至少是極端反對使用最近在德意志發明的步槍的。我們知道，保羅·維特利在承認並自己採用大炮的同時，挖掉敵俘「火槍手」的眼睛，砍掉他們的手，因為他認為：一個勇敢的，也許是貴族的騎士，不應該被一個平凡卑賤的步卒所殺傷。但是總起來說，這些新發現的被接受和採用，是直到義大利人在建築和進攻堡壘方面成為全歐洲的教師時才開始的。象烏爾比諾的菲德利哥和費拉拉的阿爾方索那樣的君主都精通這一門技術；這一比起來，就是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知識也顯得膚淺了。和其他地方比起來，義大利早就有廣泛的軍事科學和技術；在這裡，人們第一次對於能幹的將才本身產生不帶偏見的喜愛，的確，這可能由於黨派的時常變換和僱傭兵隊長的完全不顧情面的行動而引起的。1451和1452年，在弗蘭切斯科·斯福查和亞科波·皮奇尼諾之間發生米蘭－威尼斯戰爭時，學者吉安·安托尼奧·波爾切洛·德·潘多尼參加了後者的司令部，並奉那不勒斯的阿爾方索的命撰寫關於這個戰役的報告。這個報告是用拉丁文寫的，文字雖不精粹，但不失為流暢，很有點當時人文主義的誇張風格，並且是以凱撒的《高盧戰記》為藍本，穿插著演說詞、奇聞怪事之類。過去一百年以來，人們曾經認真地爭論著：西庇阿·阿非利加奴斯和漢尼拔究竟誰更偉大一些，皮奇尼諾在全書中必須被稱為西庇阿，而斯福查必須被稱為漢尼拔。但關於米蘭的軍隊也必須說些稱讚的話；這位詭辯家訪晤了斯福查；被領去檢視了軍隊，高度稱讚他所看到的一切並答應把它寫下傳堵後代。除了他的寫作之外，當時義大利的文獻中也有關於戰爭和戰略計劃的豐富記載，它是為了滿足一般受過教育的人和專門家的需要而寫作的；而同時代的北方人的記敘，如迪博爾德·席林所寫的《勃艮第戰爭》則猶未脫純編年史的平鋪直敘、就事論事、枯燥無味之病。以愛好者身分討論軍事問題的最偉大的「業餘軍事家馬基雅維里」當時正忙於寫他的《戰爭藝術》。但是，士兵個人的發展已在一對或者許多對戰鬥員的公開嚴肅的決鬥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現，這種決鬥在有名的《巴爾萊達挑戰》（1503年）很久以前就已經實行了。勝利者肯定能夠得到北方的武士們所不能得到的詩人們和學者們的稱讚。這些決鬥的結果不再被看作是上天的判斷，而被認為是個人能力的勝利，而在旁觀者看來，它似乎既是一個激烈競爭的判定也是使軍隊或國家榮譽得到增光。
很顯然，這種純理智地對待戰爭問題，即使並沒有強烈的政治仇恨，但在某些情況下，如在准許軍隊對一個城市實行劫掠時，就會產生最殘暴的行為。斯福查曾經被迫准許他的士兵對皮亞琴察大掠四天（1447年），結果這個城市長期空無一人，因而最後不得不強迫人民遷來居住。但是，象這樣的暴行，和後來的外國軍隊，特別是西班牙軍隊所給予義大利的痛苦比起來仍舊算不了什麼；這些西班牙人或許是因為有一點東方人的血液，或者是因為看慣了異端裁判所的景象，竟使人類天性中窮凶極惡的成分大為放肆。看到他們在普拉托、羅馬和其他地方的行為之後，人們很難關注「天主教徒」斐迪南和查理五世會有任何更高的態度，他們知道這是一些什麼樣的劫掠者，而竟不加以約束。從這些統治者的密室里逐漸發現的大批文件將永遠成為重要的歷史資料；但卻不能希望從這樣的人們身上得到效果良好的政治觀念。
第十章 教皇政府和它所遭到的危險
教皇政府和教會領地是這樣一種特殊的產物，所以我們在此以前，在確定義大利國家的一般性質時，只是偶然地提到過它們。對於政治機謀的慎重抉擇和採用，其他國家極感興趣，在羅馬卻很少看到；因為在這裡，精神權力可以經常掩蓋或補救世俗權力的不足。在十四世紀，和十五世紀的開頭，當教皇被誘到阿維尼翁囚禁起來時，這個國家經歷了一個多麼猛烈的火的考驗啊！最初，一切都陷於混亂中；但教皇有錢，有軍隊還有一位偉大的政治家兼軍事將領，即西班牙人阿爾沃諾斯。他重新使這個教皇國完全服從領導。在教會分裂時期，最後瓦解的危險更甚於前，當時無論羅馬教皇或法國教皇都沒有充分財力恢復新丟掉的國家；但這在教會恢復了統一之後，在馬丁五世時，終於做到了，而在重新遭到這種危險時，又在尤金尼斯四世時代做到了，但這個教皇國在義大利的各國當中一直是一個完全不同一般的國家；在羅馬本城及其附近，教皇政府遭到科倫納、奧爾西尼、薩維利和安吉拉拉等大家族的蔑視；在翁布里亞，在邊境地帶，在羅馬尼阿，那些市民共和國所表現的熱誠並沒有得到教皇政府多大的感激，這些共和國已經幾乎不存在了；它們的地位已經為一群君主專制的大小王朝所代替，而它們所表示的忠誠和服從也沒什麼關係。那些依靠自力而獨立自主的國家，各自關心自身的利害，我們已經根據這一觀點對它們之中最重要的王朝做過討論（見本書第45頁以後和第60頁以後）。
然而對於教皇政府做一些一般的評述仍然是需要的。在十五世紀的過程中，它遭遇到新的意外的危險和考驗，因為這個民族的政治精神開始在各方面支配了它，並且把它吸引進它的活動範圍之內。這些危險從人民或者從外國來的很少；而來自教皇本身性格的卻最為嚴重。
在阿爾卑斯山彼麓的那些國家姑置不論；當教皇政府在義大利麵臨致命危險時，它沒有也不可能從當時在路易十一統治下的法蘭西，或者從苦於玫瑰戰爭的英格蘭，或者從當時秩序紊亂的西班牙王國，或者從不久前在巴塞爾宗教會議上被出賣的德意志得到微小的幫助。在義大利本身，有一些受過教育的和沒受教育的人有民族虛榮心，他們因為教皇政府的義大利性質而感到驕傲；許多人的個人利益就繫於它具有和保持這種性質；而廣大的人民仍然相信教皇賜福和授任聖職的能力；其中象維特洛佐·維特利那樣的有名的犯罪者，他在教皇的兒子命令把他殺了的時候還在祈求亞歷山大六世赦免他的罪惡。但是，所有這些同情的理由加在一起也不足以把教皇政府從它的敵人手中保全下來，如果後者真正認真起來，並知道怎樣利用人們對於這個制度的妒忌和仇恨的話。
正當從外部得到援助的希望是如此渺茫時，在教皇政府內部出現了最危險的徵象。象它此時這樣地以世俗的義大利君主國的精神來生存和行事，它就不能不象它們那樣有著同樣陰暗的經歷，但是，它自己的異常的性質給了這些暗影以一種特殊的色彩。
就羅馬這個城市本身而論，關於它的內部騷動是不必重視的。有許多教皇在被人民的暴動驅逐以後又回到了羅馬，羅馬人民對於教皇的駐在羅馬也感到有極大的好處。但是，羅馬有時候不僅表現了一種特別的反教皇的急進主義，而且在當時所策劃的最嚴重的陰謀當中，證明有來自外部的秘密干涉在起著作用。斯蒂法諾·波爾卡羅反對尼古拉五世的陰謀就是如此。正是這位對於這個城市的繁榮貢獻很大的教皇，由於使樞機主教們致富和把羅馬變為教皇的堡壘而引起人民的不滿。波爾卡羅的目的是徹底推翻教皇的統治，他的同謀者中頗多有名人物；他們的名字雖然沒有留傳下來，但一定是可以在當時義大利的許多國家政府里找得到的。就在這位教皇的任期內，洛倫佐·瓦拉的有名的反對「君士坦丁大帝的贈與」的演講詞的結論是希望教皇屬邦迅速世俗化的。
教皇庇護二世不能不與之做鬥爭的卡提里那式的陰謀集團（1460年）以同樣的坦率聲言，他們決心推翻僧侶政府；他們的領袖，提伯吉奧，把責任推到了占卜者身上，他們認為那一年就可以實現他的願望。幾個羅馬的主要人物，塔倫特王子、亞科波·皮奇尼諾僱傭兵隊長，都是提伯吉奧的同謀和支持者。的確，當我們想到在富有的高級教士的官室里積聚起來的財物——陰謀者特別注意的是阿奎萊雅樞機主教——在一個幾乎沒有防守的城市裡，這樣的窺伺奪取的事竟沒有更多地發生和獲得更多的成功，真使我們驚訝。庇護二世寧肯住在任何地方也不願住在羅馬並不是沒有理由的，甚至保羅二世也由於一些被撤職的高級教廷官員所進行的陰謀而感到極大的不安，這些人在普拉提那的指揮下，曾經把梵蒂岡包圍了二十天。如果教皇政權不是根除了那些貴族集團，它早晚必成為這些陰謀活動的犧牲品；正是在這些貴族集團的保護之下，這些匪幫們才出頭肇事的。
這一任務由厲害的西克塔斯四世擔負起來了。他是第一個把羅馬和鄰近地區完全置於他的控制之下的教皇，特別是在擊敗了科倫納家族以後，因此無論在他的義大利政策上和在教會的內部事務上，他敢於以旁若無人的蔑視態度來行事，並無視從歐洲各地發出來的不平之鳴，和要召集一個宗教會議的威脅。他用買賣聖職的辦法來供應他自己必需的用款，這種買賣突然增加到前所未聞的程度，並且從樞機主教的任命一直到最小的恩惠的賜與無不如此。西克塔斯自己就是依靠這種手段才得到了教皇的地位的。
如此普遍的腐敗風氣早晚會給教皇制帶來毀滅性的後果的，不過，這還是未可知的將來的事。可是產生「族閥主義」就不然了，它曾一度有完全毀滅教皇政權的危險。在所有的「親族」中，樞機主教彼埃得羅·利阿里奧首先最受西克塔斯的寵愛，幾乎是專寵。他不久就引起了全義大利對他的注意，部分是因為他的使人難以相信的奢侈的生活，部分是由於當時流傳的關於他輕視宗教和他的政治謀略的傳說。他和米蘭的加利佐·馬利亞大公約定（1473年），使後者成為倫巴第國王，然後由後者用金錢和軍隊幫助他回到羅馬即教皇位；西克塔斯似乎要自願地讓位給他。這個計劃要使教皇的職位成為世襲的，結果必將使教皇國家世俗化，但它因為彼埃得羅的突然死亡而失敗。第二個「親族」，吉羅拉謨·利阿里奧，終其生為世俗中人，未嘗覬覦教皇職位。從這時起，這些「親族」們，由於他們力圖為自己建立公國，就成了義大利混亂的一個新禍源。曾發生過教皇們試圖支持他們的親族在那不勒斯提出封建權益要求作為報償之事；但是，白卡利克塔斯三世失敗以後，這樣的計劃不再是實際可行的了；而吉羅拉謨·利阿里奧，在企圖征服佛羅倫薩（誰知道還有多少其他地方，）失敗以後，也不得不在教皇領土的範圍以內建立一個國家來聊以自慰。在羅馬尼阿的貴族以及城市暴君們威脅著要完全擺脫教皇的無上權力，而羅馬出面阻撓，有在短期內被斯福查或威尼斯人侵奪之虞的時候，這樣做是有理由的。但是，在象這樣的時代和環境之下，「親族」及其後人一旦變成為君主和教皇沒有多大關係的時候，誰能保證他們對於教皇能夠繼續服從呢。就是在教皇活著的時候，他也不是永遠認為自己的子侄是可靠的，驅逐前任教皇的「親族」而用自己的一個「親族」來代替他的誘惑是強烈的。整個制度對於教皇政權本身的影響，性質極為嚴重；人們為了最可疑的目的而毫無顧忌地使用著無論是宗教的或者是世俗的一切強制手段；教皇的其他一切目標對於這些目的來說都被看作是次要的。當這些目的以革命和放逐無論什麼樣的代價達到以後，一個純以毀滅教皇政權為其最大利益的朝代就建立起來了。
在西克塔斯死的時候，吉羅拉謨僅僅能夠靠他自己的竭盡全力和斯福查家族的幫助維持住他篡奪來的弗爾利和伊摩拉的君位。他在1488年被謀殺了。在西克塔斯死後的教皇選舉會議上（1484年）
——英諾森八世當選的那一次會議——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它似乎給教皇政權提供了一個新的外部的保障。兩個樞機主教—一他們同是統治家族的王子——費蘭特國王的兒子阿拉貢的喬萬尼，和摩爾的兄弟阿斯卡尼奧·斯福查，極端厚顏無恥地出售了他們的選票；所以，那不勒斯和米蘭的統治家族，由於維持教皇制度繼續存在下去使他們能參加分贓，無論如何也感到興趣了。在下次教皇選舉會議上，當所有的樞機主教除了五個人之外都出賣了他們自己的選票時，阿斯卡尼奧又一次地獲得了巨大數目的賄賂，並期望自己在下一次選舉中成為有希望的候選人。
「豪華者」洛倫佐，則惟恐美第奇家族空手而歸。他把他的女兒瑪達麗娜嫁給新教皇——第一個公開承認自己有兒女的教皇——的兒子弗蘭切斯克托·奇博，不僅希望他自己的兒子（即樞機主教喬萬尼，亦即以後的列奧十世）得到種種好處，而且希望他的女婿得到很快的升遷。但關於後者，他的要求不可能實現。英諾森八世在位時，那種曾經被用來建立許多國家的無恥的族閥主義已無機可趁了，因為弗蘭切斯克托自己是一個不爭氣的傢伙，他象他的教皇父親一樣，尋求權力僅僅是為了取得和積累財富這個最卑賤的目的。然而，他們父子從事這種勾當的行徑早晚必招致最後的災禍，即教皇國家的解體。如果說西克塔斯是用支配宗教上的高官顯位和恩典的辦法來充實他的財庫，那麼英諾森和他的兒子可以說是建立了一個出賣世俗恩典的官署，在那裡可用大量金錢買到對謀殺罪和屠殺罪的赦免。每一筆罰款中有一百五十個金幣歸入教皇的國庫，其餘多出來的歸弗蘭切斯克托所有。這位教皇在位的後半期，羅馬充滿了有執照的和沒有執照的刺客；西克塔斯曾經開始平服的一些集團又和以前一樣地活躍起來了；在梵蒂岡里受到警衛森嚴的保衛的教皇，以時時設立一個陷阱，偶然捕獲一個富有的犯罪者為樂事。對於弗蘭切斯克托來說，主要的問題是要知道在教皇死後他能夠用什麼方法攜帶著裝得滿滿的財寶箱逃跑。他終於在聽到他父親死亡的一個假報告時（1490年），不自覺地暴露出了本心；企圖把教皇金庫里所有的金錢都帶走，而當這事顯然不可能時，他堅持無論如何那個土耳其的王子迪姆必須和他一起走，把他作為一個活的資本，以備有利地出賣，也許賣給那不勒斯的費蘭特。推測遙遠的過去時期的政治可能性是困難的，但我們不禁要自問，經過這樣的兩三任教皇之後，羅馬是否還能殘存下去。就是對於歐洲信仰宗教的國家來說，讓事情發展到這種地步，也是非常輕率的。當時不僅旅客和朝聖者，就是羅馬人的國王，馬克西米利安的整個使團人員也都在羅馬的鄰近被剝得只剩下了襯衫，而使節們經常地還沒有涉足城內就被迫轉回去了。
這樣的情況是與有才能的亞歷山大六世（1492－1503年）關於權力的概念和對權力的喜愛不相容的，所以他辦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恢復公共秩序——至少是暫時恢復——和如期支付一切薪金。
嚴格地說起來，我們現在是在討論義大利的文化的狀況，既然波幾亞家族和在那不勒斯的家族同樣都不是義大利人，所以這一任教皇可以略過去不談。亞歷山大當眾和凱撒·波幾亞說西班牙語；露克瑞佳在進入費拉拉時身著西班牙服裝並受到西班牙優伶們的歌唱歡迎；他們的心腹侍從也象在1500年戰爭中凱撒的最不名譽的一連軍隊一樣是西班牙人；甚至他的絞刑吏，唐·米切萊托和他的毒殺者，塞瓦斯蒂安·平松也似乎是西班牙籍。凱撒的成就之一，是他曾以地道的西班牙方式，在一個圈起來的場子裡邊，按照鬥牛技術的規矩殺死了六條野牛。但是，在這個家族裡似乎發展到了登峰造極地步的羅馬式的腐化墮落，早在他們來到這個城市時已經發展得很嚴重了。
人們常常詳盡地敘述他們是些什麼樣的人和做了些什麼樣的事。他們的直接目的是完全征服教皇國，事實上，他們已經達到了這一目的。所有那些小暴君們都被驅逐或者毀滅了，他們大部分或多或少地是教會的不聽話的臣屬。在羅馬城內，所謂的圭爾夫派奧爾西尼和所謂的吉伯林派科倫納這兩個大集團被消滅了。但是，所用的手段是如此可怕，如果不是父親和兒子同時中毒這件事突然發生，改變了整個局勢的面貌，這些手段最終必將使教皇政權遭到毀滅。基督教世界的義憤對於亞歷山大來說自然不是巨大的危險的根源；在國內，他有足夠的力量使人們恐懼和服從，外國的統治者已被爭取到他那一邊來了，而路易十二甚至於以全力來支持他。整個歐洲的廣大人民幾乎難以設想在中部義大利發生著什麼樣的事情。惟一真正充滿了危險的時刻是查理八世在義大利的時候，但卻意外幸運地度過去了，而且就是在那時候，也不是教皇政權有什麼危除，而是亞歷山大有被一個更可尊敬的教皇所代替的危險。教皇政權的最大的、經常存在和日益增長的危險來自亞歷山大本人，尤其是在他的兒子凱撒·波幾亞身上。
那個父親的天性，是奢望、貪心和肉慾與堅強而有才華的品質相結合。從他開始任教皇的第一天起，就盡情沉湎於權力和奢侈的享受。在為達到這個目的所選擇的手段上，他是肆無忌憚的，人們立刻知道了他將為他選舉時所遭受的金錢犧牲取得更多的補償，而他出賣聖職的罪要遠遠超過他購買聖職的罪。必須記住，亞歷山大以前擔任過的副財政大臣和其他職務使他對於各種收入來源比教廷的任何其他成員都知道得更清楚，更能實際地加以利用。早在1494年，人們發現一個曾經在羅馬講道攻擊買賣聖職的白袍僧，熱那亞的亞當，被殺死在床上，受傷二十處。幾乎沒有一個樞機主教不是付出大量款項而被任命的。
但是，這個教皇逐漸受到兒子凱撒·波幾亞的影響，這時他的暴烈的措施就具有一種窮凶極惡的不道德性質，這必然反映在他所追求的目的上。在同羅馬貴族和羅馬尼阿暴君的鬥爭中，他的所作所為，其不信不義和野蠻程度甚至超過了世所熟知的那不勒斯的阿拉貢的統治者們所採取的措施；而他那種欺詐的天才也較高。凱撒用來孤立父親，謀殺弟兄、姻弟兄和其他親屬或廷臣的方式至足驚人，無論什麼時候，只要教皇對他們的龐幸或者他們在任何其他方面的地位於他不利時，他就這樣干。亞歷山大曾被迫默許刺殺他最愛的兒子甘底亞大公，因為他自己也是無時無刻不生活在凱撒的恐怖中。
凱撒的最終目的究竟是什麼呢，甚至於在他的暴政的最後幾個月，當他已經在西尼加利亞謀殺了僱傭兵隊長，和實際上已成為教皇國的主人時（1503年），他的左右給人以謙虛的回答是：大公本心只要平服那些反對黨和暴君們，而這一切都只是為了教會的利益；至大公本人，除羅馬尼阿的君主身分外，別無所求，而且由於他為以後的教皇們除去了奧爾西尼和科倫納兩大家族，他已經得到了他們的感激。但是沒有人相信這是他的最終目的。亞歷山大本人，在和威尼斯大使的談話中，把他的兒子託付給威尼斯來保護時，他所說的話就超出了這一點。他說：「我將設法使教皇政府將來有一天或者屬於他或者屬於你們。
」凱撒當然也附加一句說，沒有威尼斯的同意，誰也不能做教皇，為了這個目的，威尼斯的樞機主教們不能不很好地團結在一起。究竟他指的是不是他自己，我們不能說；無論如何，他父親的話就足以證明他對於教皇寶座的垂涎。此外，我們還從露克瑞佳·波幾亞那裡得到了一定數量的間接證據；這是就埃科爾·斯特羅齊的詩篇中的某些段很可能反映了她作為費拉拉的女大公可以自由使用的語言而言。其中也主要談到了凱撒對於教皇寶座的期望，但是有時也暗示他對全義大利的最高統治權的屬望，而最後使我們了解到的是：作為世俗的統治者，凱撒有最遠大的計劃，為了這些計劃，他以前才放棄了他的樞機主教的職位。事實上是：在亞歷山大死後，無論凱撒是否被選為教皇，他將不惜任何代價來占有這個教皇國家，而在他犯了種種重大罪行之後，即使他作為教皇也不能永遠這樣占有下去卻是不容懷疑的。如果說有任何人能夠使教皇屬邦世俗化，則他正是此人，而為了保持住這些屬邦，他必將被迫這樣做。如果我們沒有深受欺騙，那麼這就是馬基雅維里對於這個重大的罪犯抱有隱秘的同情的真正理由；除凱撒外，不能希望任何人「從傷口裡抽出刀來」，換一句話說就是不能希望消滅這個教皇政權，這是一切外國干涉和所有使義大利分裂的根源。那些想揣測凱撒的目的的陰謀家們，當對凱撒提出托斯卡納王國的希望時，似乎就被輕蔑地斥退了。
但是，從凱撒所具有的前提中得出來的一切必然的結論都是無效的，這並不是由於他有莫名其妙的天才，事實上他所賦有的天才之少，和弗里德蘭大公正相同，而是由於他所用的手段與他的任何巨大而前後一貫的行動方針不相符合。的確，即使沒有結束他的統治的意外事件，也許在他的極端不道德中存在著教皇政權得救的希望。
即使我們認為他在教皇國中消滅那些小暴君使他得到的完全是同情，即使我們認為那支由義大利的精銳官兵所組成、有列奧那多·達·芬奇作總機械設計師，在1503年和他同命運的軍隊是他的遠大計劃的證明，可是其他事實仍然具有不合理的性質，因而我們的判斷和當時的觀察家們的判斷同樣地完全不能解釋它們。這類事實之一就是凱撒對於新得到的國家雖仍想予以保持和統治，但卻又加以破壞和虐待。另外一個事實就是這個教皇在位的最後幾年的羅馬和教廷的情況。無論他們父子曾否開列出一個要處死的人們的正式名單來，或者是那些謀殺是一個一個地決定的，任一情形都說明波幾亞父子一心要秘密消滅那些妨礙他們、或遺產為他們所垂涎的人。現金和動產只是這筆遺產的最小一部分。教皇尤為巨大的收益來源是：對那些被處死的教會高級僧侶停發薪俸，在職位虛懸期間，該項薪俸歸教皇所有，而且當有人接替這些被害者的職位時，教皇還可以得到一筆代價。威尼斯大使，保羅·卡佩洛，在1500年宣稱：「每夜都發現四五個人被謀殺，其中有主教、高級教士等人，整個羅馬都戰戰兢兢，俱遭公爵（凱撒）毒手。
」他自己也常常帶著衛士們夜間在羅馬市內蹓躂，我們有一切理由相信他這樣做不僅僅是因為象提貝留那樣害怕在白天顯露出他此時已經成為可憎的面目，而且也是因為要滿足他的瘋狂的殺人喋血的嗜好，他甚至於也許把不認識的人給殺掉。
早在1499年，失望就已如此之大和如此之普遍、甚至教皇的很多衛士們都受到伏擊和殺戮。而那些波幾亞父子不能用公開的暴力來襲擊的人，則往往遭到他們的毒殺。有時需要注意一定程度的慎重，他們便使用了一種味道可口的白色粉末，這種粉末並不當場生效，而是緩慢地逐漸地致人於死，並且可以攙到任何菜餚或酒類裡邊而不被發現。迪姆王子在被亞歷山大交付給查理八世（1495年）以前，曾經在一杯甜酒中吃了一些，而在他們一生事業的末期，波幾亞父子由於偶然地吃了為一個富有的樞機主教——大概是科爾內多的阿德里安——準備的蜜餞，自斃於這種毒藥。教皇史的摘錄史官，烏諾弗刮奧·潘維尼奧，提到了三個被亞歷山大毒死的樞機主教：奧爾西尼、費雷里奧和米奇爾，並暗示還有第四個，即凱撒準備自己下毒手的喬萬尼·波幾亞——當時富有的高級教士死在羅馬而不引起這種懷疑的很少。甚至退居到某些地方市鎮的安靜的學者也逃不脫這種無情的毒殺。一種穩秘的恐怖似乎籠罩在教皇的周圍；最初，宮牆之內，臥房之中，時常遭到霹靂風暴的侵襲使他受到驚嚇；1500年，當這些現象再次發生時，人們就認為那是「魔鬼的故事」。關於這些事件的傳說似乎最後通過有1500年大赦年紀念盛典而廣泛地傳播到歐洲的所有國家去，不必談別的，單是那不名譽的赦罪券交易也就很足以引起全歐洲對羅馬的注意了。除了參拜聖地歸來的人以外，還有奇怪的白衣懺悔者從義大利來到了北方，其中有偽裝的從教皇國逃出的亡命者，而他們是不會緘口不言的。在基督教界的這種憤慨和惱怒變成亞歷山大的迫在眉睫的危險的根源以前，還沒有人能夠估計到它們將發展到什麼程度。潘維尼奧在另外一個地方說：「要是他不是在為兒子進行巨大謀劃的中途死亡的話，他必將除掉其他一切有錢的樞機主教和高級教士並奪取其財產。
」如果凱撒在他父親死時不是臥病在床，有什麼事情是他所做不到的！當時沒有法國軍隊在旁邊，而他擁有一切手段，可以勒令被他毒殺而適當地減少了人數的教皇選舉團選舉他，這將是一個什麼樣的教會選舉會呢！在做這樣一種假定時，情況簡直是不堪設想。
替而代之的是庇護三世當選的那次教皇選舉會議，而在他很快逝世之後，就是選舉優里烏斯二世的會議——這兩次選舉都是一種普遍反動的結果。
不管優里烏斯的私人道德怎麼樣，但在一切主要方面他是教皇政權的救星。他熟悉自他叔父西克塔斯任教皇以來的事變過程，這使得他對於教皇權威的根據和條件有了深刻的認識。他把他自己的政策建築在這上邊，並以他的不可動搖的氣魄全力地和熱情地乘專心從事。他登上教皇寶座，並沒有用賄買聖職的辦法，而是受到了普遍的讚揚，總之，教會最高職位的公開買賣是隨著他而終止了。優里烏斯有他的親信，其中也有幾個是不足取的，但是一種特殊的運氣使他沒有受到「族閥主義」的誘惑。他的弟弟喬萬尼·德拉·羅維里是烏爾比諾的女繼承人的丈夫，女繼承人是蒙特費爾特羅家族最後一代，圭多巴爾多的妹妹。他們結婚後在1491年生了一個兒子，名叫弗蘭切斯科·馬利亞·羅維里，他既是教皇的侄子同時又是烏爾比諾公爵的繼承人。凡是優里烏斯在其他地方得到的東西，無論是在戰場上或者是使用外交手段得到的，他都自豪地贈給了教會而不是贈給他的家族；他完全平服了已瀕於解體狀態的教會領士，把它遺留給他的後任，並增加了新領土帕爾馬和皮亞琴察。費拉拉沒有被劃入教會版圖並不是他的過錯。在聖安吉洛城堡中儲藏的七十萬金幣將由地方長官只移交給未來的教皇。他使他自己成為一切樞機主教的，實際也是一切死在羅馬的教士的財產繼承人，並且用的是最專制的手段，但他並沒有謀殺或者毒死他們任何人。當一個人在義大利被迫處在不為刀俎則為魚肉的時代，當個性比最無可爭議的權利更有力量的時代，他必須率軍親征一事對他有不可避免的需要，而這種做法給他帶來的自然是只有好處。如果說他曾大聲疾呼「把野蠻人趕出去！
」但他卻又比任何人都更多地幫助了西班牙人在義大利紮下穩固的基礎，那大概是因為他認為這對於教皇政權來說是一件無所謂的事情，或者甚至於按照當時的情況來說是比較有利的事情。在義大利的君主們一心策劃褻瀆神聖反對教會的時代里，教會呢？雖然這樣，能夠希望從誰的身上比從西班牙更快地得到真誠的和持久的尊敬但他那種喜怒好惡不隱藏的強有力的獨特性格，整個給人一個對於他的地位最有利的印象——「好厲害的教皇」。他甚至能夠比較問心無愧地敢於在羅馬召集一個宗教會議，以蔑視全歐洲反對他的人所提出的召開宗教會議的喧嚷。一個這種性格的統治者需要偉大的外部徵象來表現他的概念，優里烏斯在聖彼得大教堂的重建上找到了這個徵象。它的設計正如布拉曼特所希望表現的，大概是人們所能設想的統一權力的最偉大的表現。除建築外，在其他藝術方面，這個教皇的面貌和記憶也以最理想的形式被保存了下來，甚至當時的拉丁文詩篇里對於優里烏斯也表現了一種迥不同於對其前任的熱情，這一點並不是沒有意義的。樞機主教阿德里安·達·科爾內多在他的《優里烏斯二世的旅程》一詩結尾所描寫的波洛尼亞入城式有其輝煌壯麗之處，而喬萬尼·安多尼奧·弗拉密尼奧在一篇最美好的輓歌中曾要求這位教皇發揚他的愛國精神給義大利以保護。
在拉特蘭會議的一篇諭令中。優里烏斯痛斥教皇選舉中的賄買聖職之非。在他1513年死後，那些愛財的樞機主教們企圖逃避這個禁令，他們建議，候選人被選後，其以前所擁有的收入和職位應該在他們中間平分，在這種主張下，他們將選舉那產權最多而沒有才能的拉斐爾·利阿里奧。但是，主要由於選舉團的少壯分子起而反對，他們首先要選舉出一位寬宏豁達的教皇，因而使得這個卑鄙的計劃遭到了失敗；結果喬萬尼·德·美第奇——有名的列奧十世當選了。
我們在討論到文藝復興的全盛時期時將常常談到這位教皇，這裡我們只想指出，在他任教皇時期，教皇政權再度遭到很大的內外危險的威脅。在這些危險當中，我們並沒有把佩特路奇、德·紹利斯、利阿里奧和科爾內多（1517年）這些樞機主教的陰謀算在內。這些陰謀最多也不過引起人事的變化，而列奧以前所未聞的任命三十九個新樞機主教的真正對策予以對付。這個措施至少在某些情況下，還有一種獎賞真正有功者的附帶優點。
但是，在他任職期間的頭兩年，列奧所走的某些道路達到了最危險的程度。他認真地想要用談判的方法為他的兄弟朱利亞諾得到那不勒斯王國，並為他的侄子洛倫佐得到一個強大的北部義大利國家，包括米蘭、托斯卡納、烏爾比諾和費拉拉在內。很顯然，這個教皇國家這樣在各方面被包圍起來，必將成為僅僅是一個美第奇家族的屬國，事實上也就沒有再進一步把它世俗化的必要了。
這個計劃在當時的政治情況下遇到了一個難於排除的障礙。朱利亞諾很早就死了。為了給洛倫佐做準備，列奧要從烏爾比諾趕走弗蘭切斯科·馬利亞·德拉·羅維里公爵，但是從這個戰爭里所得到的只是仇恨和貧困。當洛倫佐在1519年追隨他的叔父進入墳墓時，列奧被迫把得之不易的征服地交給了教會。他是被迫這樣做的，所以談不到是優點；倘要是他自願地這樣做，他必將得到不朽的榮譽。一部分靠他自己的力量，一部分通過同弗朗索瓦一世和查理五世的交替談判，他企圖攻擊費拉拉的阿爾方索，實際上只達到攻擊少數的小暴君與僱傭兵隊長們，這肯定地說都不是那種能夠抬高他的身價的事情。而這些事情恰好發生在西方國家君主年復一年愈來愈多地習慣於以義大利這一省或那一省作為賭注進行大規模的政治賭博的時候。最後幾十年他們在國內的權力既已得到了巨大的增長，誰能保證他們的野心不擴展到教皇屬邦里來呢，列奧親眼看到了在1527年實現的那些事情的序曲；在1520年底，有幾個西班牙的步兵隊伍出現在教皇領土的邊界，似乎是他們自己作主幹的，目的是強制教皇捐獻，但被教皇的武力趕回去了。公眾反對腐敗的教士政治的情緒也在最近幾年內很快地達於極點，象小皮科·德拉·米朗多拉那些放眼未來的人們迫切地要求改革，同時，路德也已經在歷史舞台上出現。
阿德里安六世（1522-1523年）時期，在偉大的德國宗教改革運動面前所實行的少數膽怯的改進來得太遲了。他對前此所發生的事態，如買賣聖職、族閥主義、窮奢極欲、搶劫掠奪，放蕩墮落等，除宣示其厭噁心情外，殆一無所為。從路德教徒那方面來的危險決不是最大的；威尼斯的一個敏銳的觀察家，吉羅拉謨·尼格羅說出了他對於一個可怕的災難就要降臨羅馬本城的恐懼。
克萊門七世時代，羅馬的整個地平線上煙霧迷漫，好象非洲熱風陰鬱地籠罩在坎帕尼亞地區上空，使得每年夏末月份窒人慾死一樣。教皇在國內外道人厭棄。有識之士，滿懷隱憂，隱士出現在羅馬的街頭和廣場上，預言著義大利和世界的命運，並稱教皇為基督之敵。科倫納集團以挑戰的姿態重新抬頭；那個不屈不撓的樞機主教，蓬佩奧·科倫納，僅僅他的存在就是教皇政府的一個長期存在的威脅，他在1526年冒險突襲羅馬，希望靠查理五世的幫助在克萊門被殺或被俘虜後，立刻成為那裡的教皇。後者得以逃到聖安吉洛城堡裡邊，並非羅馬之福，而他為他自己保留的命運也可以說比死亡還壞。
克萊門由於一系列的謊話——這些謊話只有強者敢於冒險一試，必給弱者帶來滅亡——招來了在波旁王室和弗隆茲堡統帥下的德意志－西班牙軍隊的進犯（1527年）。肯定地說，查理五世的政府是打算給他一個嚴厲的懲罰的，並且在事前也不能估計出它的不領薪餉的大群劫掠者的熱狂會把這個懲罰實行到什麼程度。
如果不是大家都清楚地知道這次出征的目標是羅馬，要想在德意志招募軍隊而不給以餉金是辦不到的。給與波旁的書面命令可能有一天被發現，也很可能證明它們的措詞是溫和的。但是，歷史的批判是不能被它引入迷途的。只是由於這個奉教國王和皇帝的幸運，教皇和樞機主教們才沒被他的軍隊殺害。如果發生了這樣的事，世界上的任何詭辯也不能解脫他這次犯罪的責任。無數普通人民被屠殺，其餘的人們被搶劫，以及一切酷刑拷打，並買賣人身的恐怖很清楚地證明了在「羅馬的劫掠」中可能發生的都是些什麼事情。
查理似乎想要在從這個第二次逃到聖安吉洛城堡的教皇勒索一大筆錢財之後，再把他送到那不勒斯，而克萊門的逃到奧爾維多一定是在沒有得到西班牙方面的默許的情況下發生的，究竟這個皇帝是否曾經認真地想要把教皇屬邦世俗化（對此每個人都完全做好了準備），和他是否真正由於英格蘭的亨利八世的勸阻而沒有這樣做，大概是永遠弄不清的。
但是，即使真有這樣的計劃，也是不能長期繼續下去的：因為從這個被劫掠的城市中興起了改革教會和國家的新精神。人們立即感覺到了。樞機主教薩多萊托，是許多證人中的一個，他這樣寫道：
「如果由於我們的受難使上帝的憤怒和正義得到了補償，如果這些可伯的懲罰為更好的法律和道德重新開闢了道路，那麼我們的不幸也許不是最大的……凡是屬於上帝的，他將加以照顧；在我們面前有一種改革的生活，這是任何暴力所不能奪走的。我們要如此來控制我們的行為和思想，那就是只在上帝那裡尋求教士的真正光榮和我們自己的真正偉大和權威。」
事實上，這個生死關頭的一年，1527年，到底是有收穫的。正直嚴肅的人們的聲音重新得到了傾聽。羅馬所遭受的苦難非常深重，即使在保羅三世時代，也沒有再回到列奧十世的那种放盪墮落中去。
教皇政府也在它遭到如此巨大災難的時候，開始引起了一種半宗教的和半政治的同情。那些國王們不能容忍他們之中有誰把教皇看管者的權利霸占在自己手裡，因而締結了（1527年8月18日）亞眠條約，條約目的之一就是營救克萊門。因此，他們不管怎樣也要利用帝國軍隊的行為所引起的反感。同時，那個皇帝甚至在西班牙也遭到了嚴重的困難，教士和貴族們只要一見他的面就提出最迫切的勸告。當計劃著要成立一個僧俗人等全體服喪的總代表團時，查理恐怕它會象幾年以前平息下去的叛亂一樣產生麻煩，因而禁止了這個計劃。他不僅不敢再繼續虐待教皇，而且，且不說對一切外交政策的考慮，他也不得不和他曾經嚴重傷害過的教皇政府採取了講和的態度。因為那肯定是與他相背的德意志人民的性格，在他看來象一般的德意志的事情一樣，是不能作為一項政策的基礎的。如同一個威尼斯人所說的，還有一個可能是：羅馬劫掠的記憶使他的良心受到嚴厲的譴責，他因而急於贖罪；他使佛羅倫薩人永久屈服於美第奇家族就是這種贖罪的表現，教皇是美第奇家族的成員之一。教皇的「親族」，新繼位的公爵，阿利桑德羅·美第奇，和這個皇帝的私生女結了婚。
在以後的年代裡，查理根據一個宗教會議的方案，能夠在一切主要問題上把教皇政府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既保護它又壓迫它。從教皇政府內部、從教皇們本身及其「親族們」產生的一切危險中的最大危險即世俗化，由於德意志的宗教改革運動而延遲了許多世紀。正象這個運動本身曾經使出征羅馬（1527年）成為可能並獲得成功一樣，它也迫使教皇政府重新成為全世界宗教力量的代表，從它自己所處的萎靡墮落的狀態蹶起，並從而領導這個改革運動的一切反對者在。克萊門七世的後期和在保羅三世、保羅四世及其繼任者的年代，這個有所改進的教會，面對著半個歐洲的背叛，一直是一個革新的教階組織。它避免了前一個時期一切嚴重而危險的醜行，特別是「族閥主義」和隨之而來的擴大領土的野心。它和天主教君主們聯合起來，並為一種新生的精神力量所推動，把主要工作放在恢復已失掉的東西上邊。它只是在反對分離者中才存在下來並且是可以理解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十分正確地說：教皇政權之所以能在精神上得救，是因為它有不共戴天的敵人。而這時它的政治地位已經變得十分穩固，雖然它必須在西班牙的永久保護之下；在它的屬國消滅時，它幾乎沒有費什麼力氣就繼承了伊斯特和德拉·羅維里家族的正統世系，即費拉拉和烏爾比諾的公國。但是，如果沒有這個宗教改革，確可以設想整個教皇國家恐怕早就轉移到世俗人們的手中去了。
在結論中，我們可以簡單地考慮一下這些政治情況對於這個民族的精神的一般影響。
顯然，十四和十五世紀期間義大利一般政治上的不穩定引起當時的優秀人物一種出於愛國的厭惡和反對情緒。但丁和佩脫拉克在當時曾經宣稱，一個共同的義大利是她的所有兒女們的最崇高的奮鬥目標。也許有人會表示異議說：這僅僅是少數受過高度教養的人們的熱情，和廣大人民無關。但是，就是在德意志也是這樣，雖然它至少在名義上是統一的並承認皇帝為最高元首。如果我們把「行吟詩人」的某些詩歌除外，則德意志文學的最早表達出來的愛國主義感情是在馬克西米利安一世及其以後時代的人文主義者的作品裡，這些作品讀起來象義大利種種演說、辯論的迴響，或者象對義大利批評德意志思想上的不成熟的回答。不過，事實上自羅馬時代以來，德意志就比義大利更早地是一個具有較真正意義的國家。法蘭西的國家統一的意識是從和英吉利人的衝突中得來的，而西班牙和葡萄牙雖然關係密切，但西班牙在合併葡萄牙的問題上，始終未獲得持久的成功。就義大利來說，教皇國的存在及其賴以繼續維持下去的條件是義大利國室統一的永久障礙，似乎難望消除。所以，在十五世紀的政治交往中，當共同的祖國這一名詞有時被著重地提出來時，它在大多數的情形下是會引起其他一些義大利國家的煩惱的。十六世紀的最初幾十年，也即文藝復興達到全盛時期的年代，對於愛國主義的復活是不利的；文學藝術樂趣的享受，生活的舒適和高雅以及對於自我發展的無上興趣破壞了或阻礙了對於國家的熱愛。直到後來，那時統一的時機已成為過去，這個國家裡充滿了法蘭西人和西班牙人，後來德意志的軍隊又征服了羅馬，人們才又聽到了對於民族感情的十分嚴肅、十分悲哀的呼籲。這種感情可以說已經在某種程度上為一種地方愛國主義的意識所代替，雖然這種感情是無法比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