遙遠的橋 · 十一
當天下午，就在庫克少校的第一撥傘兵開始強渡瓦爾河的時候，埃里克·麥凱上尉下達了從阿納姆的校舍里撤離的命令，他的部下在那裡堅守了60多個小時——從9月17日的傍晚開始。現在，60米開外的一輛虎式坦克正把一枚枚炮彈射進大樓南牆。「那幢房子正在燃燒，」麥凱後來回憶說，「而且我聽見留在樓上的那點炸藥也爆炸了。」在仍然能夠走動的13個人之中，每個人的子彈都只剩下最後一個彈匣。麥凱在地下室里一瘸一拐地走著，做出了讓部隊突圍、戰鬥到底的決定。
他無意把傷員留在後方。由B分隊的丹尼斯·辛普森中尉帶路，麥凱與兩名士兵殿後，傘兵們把傷亡人員抬出了地下室。在辛普森為他們打掩護的時候，傷員被送進了旁邊的一座花園裡。「然後，就在辛普森朝隔壁的房子走去時，迫擊炮又開始了新一輪炮擊，我聽見他喊道：『又有6個人負傷了。』我知道，」麥凱回憶說，「我們將被大規模屠殺掉——或者不管怎樣，傷員將被大規模屠殺掉——如果我們試圖帶著他們一起突圍的話。我朝辛普森喊道，那就投降吧。」
麥凱把剩下的5個人集合起來，每個人都配了一挺「布倫」式輕機槍，一起朝東邊奔去——他相信，德軍不會料到他會走那個方向。他的計劃是「在夜裡隱匿起來，再盡力回到西邊與主力部隊會合」。麥凱率領他的士兵越過公路，穿過公路對面已經成為廢墟的房子，來到了下一條街道。在那裡，他們與兩輛坦克和伴隨坦克行動的五六十名步兵撞了個面對面。6名傘兵迅速並排前進，端著機槍一起朝那群大吃一驚的德軍士兵掃射。「我們只有各自打掉一個彈匣的時間，」麥凱回憶說，「兩三秒鐘後就全部結束了，德軍士兵就像裝得半滿的穀子口袋一樣倒下了。」當麥凱喊他的小組直奔緊鄰的一幢房子時，一名傘兵當場陣亡，另有一人負傷。躲進臨時掩蔽處後，麥凱告訴剩下的3個人：「戰鬥結束了。」他提議眾人單獨行動。「要是走運的話，」他說道，「今天晚上我們全都可能在大橋邊再次相遇。」
士兵們一個接一個地離開了，麥凱躲進一座花園，趴在一片玫瑰叢下面。在那裡，他取下自己的軍銜標誌，把它們扔掉。「我認為，我可以睡會兒覺了，」他回憶說，「我剛剛閉上眼睛昏昏欲睡，便聽見了德軍士兵的說話聲。我盡力放慢呼吸，而且由於我的衣服焦黑、滿是血污，我認為自己真的很像一具屍體。」突然，他的「肋骨被人狠狠地踢了一下」，他毫無反應地接受了這一腳，「就像剛剛死去的人一樣」。然後他「感到一把刺刀刺進了我的屁股，摩擦了一下卡在了我的骨盆上」，麥凱回憶說，奇怪的是「那並不疼，只是在碰到骨盆的時候讓我震驚。在刺刀拔出去的時候，我才感到疼痛」。這激起了麥凱的憤怒，他費力地站了起來，拔出自己的「柯爾特」手槍。「你用刺刀刺一名英國軍官，見鬼，這到底是什麼意思？」他叫嚷道。那些德軍士兵對麥凱的爆發毫無思想準備，向後退了幾步，麥凱意識到「要是還有子彈的話，我就能射中他們中的一些人，而且他們還無法還擊」。他記得，「因為他們把我圍在中間，要是還擊的話，他們就會擊中自己人。他們的樣子太滑稽了，結果我笑了起來」。當德軍士兵盯著他的時候，麥凱輕蔑地把自己的「柯爾特」手槍扔出了花園圍牆，「這樣他們就不能拿走充作紀念品了」。
德軍士兵強迫麥凱靠牆站著，開始搜他的身，他的手錶以及父親留給他的一個銀質的空酒瓶被拿走了，但放在胸部口袋裡的一張逃跑地圖卻被忽略了。一名軍官把酒瓶還給了他，當麥凱想要回手錶的時候，他被告知「在你要去的地方不會需要它了，而我們又相當缺少手錶」。他雙手舉過頭頂，被押送到一棟關押英軍俘虜的樓房裡。麥凱從一群人走到另一群人那裡，提醒他們逃跑就是他們的任務。作為在場的唯一一名軍官，麥凱突然被帶到另外一個房間裡接受審問。「我決定採取攻勢，」他回憶說，「有一名德軍中尉能說流利的英語，我告訴他，堅定但又客氣地告訴他，對德軍來說一切全都結束了，我將欣然接受他們的投降。」麥凱記得，那名中尉驚訝地盯著他，但「審問就此結束」。
臨近傍晚時分，戰俘們被趕出去登上卡車，卡車載著他們向東前往德國。「德國人在車後面留了一名警衛，這使得試圖逃跑更加困難，」麥凱說道，「但我告訴小伙子們，蹲下來擠他，這樣他就無法開槍了。」當他乘坐的卡車在公路上緩慢拐彎的時候，麥凱跳下車試圖逃跑。「不幸的是，我選擇的可能是最糟糕的地方，」他回憶說，「我落在離一名哨兵不到1米遠的地方。我向他發起了突然襲擊，試圖扭斷他的脖子，就在這時，其他德軍士兵趕了過來，他們把我打得失去了知覺。」麥凱醒來的時候，發現自己和其他戰俘擠在一起，那是在一家荷蘭小旅館的房間裡。他費了好大的勁才爬起來，靠著一面牆坐著。接著，在90個小時以來，這名年輕的軍官首次熟睡了過去。[1]
傍晚時分，在弗羅斯特中校的營部建築四周和坡道邊，大約有100名英軍官兵分成多個小組，仍然在激烈地戰鬥著、堅持著。營部的屋頂在燃燒，而且基本上每個人都只剩下最後幾發子彈了，然而傘兵們似乎依然精神飽滿。弗雷迪·高夫少校認為：「即使是現在，如果我們能夠再堅持數小時的話，我們就得救了。」
下午7點前後，第2傘兵營負了傷的營長醒了過來，因為發現自己居然睡了一覺而惱火。在黑暗的地下室里，弗羅斯特聽見「一些顯然是患有炮彈休克症[2]的傘兵在胡言亂語」。德軍仍然在轟擊這座建築物，弗羅斯特意識到，地下室里現在塞滿了200多名傷員，裡面酷熱難當。他試圖挪動時，感到疼痛的衝擊穿過了他的雙腿。他派人去把高夫叫來。「你將替我指揮，」弗羅斯特告訴少校，「但在做出關鍵性的決定之前必須先找我商量。」現在，弗羅斯特意識到他最懼怕的事情開始出現了：房子正在燃燒倒塌，傷員有「被活活烤死」的危險。在黑暗的地下室各處，人們由於吸入了刺激性的煙氣而咳嗽。第2傘兵營的軍醫主任詹姆斯·洛根醫生在弗羅斯特身旁跪了下來，他說是到了該把傷員搬出去的時候了。「我們得與德軍安排一次休戰，長官，」洛根堅決要求，「我們再也不能等了。」弗羅斯特轉向高夫，命令他去安排。「但要把能夠作戰的士兵撤到其他建築物內繼續戰鬥。我覺得即使大橋丟了，我們仍然能夠控制入口一段時間，也許能控制足夠長的時間，讓我們的坦克部隊上來。」
高夫和洛根離開去為休戰作安排，洛根提議，打開房子沉重的前門，打著一面紅十字會的旗幟出去。高夫對這個主意持懷疑態度，他並不信任黨衛軍，黨衛軍很有可能在對方舉著紅十字會旗幟的情況下開火。洛根又回到弗羅斯特那裡，得到了如此安排的許可。當醫生朝門口走去的時候，弗羅斯特取下了自己的軍銜標誌，他希望「能消失在士兵之中，也許以後能逃脫」。他的勤務兵威克斯則出去找擔架。
在不遠處，傷員之一的詹姆斯·西姆斯二等兵悶悶不樂地聽到軍官們正在制訂撤退計劃。從邏輯上講，他知道別無選擇。「我們的陣地顯然毫無希望了，」他後來回憶說，「彈藥幾乎用完了，基本上所有的軍官和士官都非死即傷，而且建築物正在熊熊燃燒，煙霧幾乎讓每個人窒息。」他聽見弗羅斯特說讓體格健全的人和能行走的傷員「快速地跑出去」。西姆斯知道，那是「唯一明智的做法，但我們要被留在後面的這個消息，卻不怎麼能被人接受」。
在樓上，洛根醫生打開了前門，他舉著一面紅十字會的旗幟，在兩名勤務兵的陪同下走出去與德軍見面。槍炮聲停了下來。「我看見一些德軍士兵跑到房子後面，那裡停放著我們的吉普車和運兵車，」高夫回憶說，「他們需要用那些車來搬運傷員，我想，該向我們的剩餘運輸工具永遠地揮手道別了。」
在地下室里，人們聽見走廊里傳來了德國人說話的聲音，西姆斯注意到「德國人的軍靴重重地踏到樓梯上」。地下室里突然安靜了下來，西姆斯抬起頭，看見一名德國軍官出現在門口。令他非常恐懼的是，「一名負了重傷的傘兵舉起了自己的『斯登』衝鋒鎗，但他迅速被制伏了」。西姆斯記得，那位軍官「對形勢做出了判斷，於是厲聲發出了一些命令。德軍士兵魚貫走進來，開始把傷員抬到樓上」。他們差一點就來晚了。當西姆斯被搬動時，「一塊巨大的燃燒著的大梁幾乎就落到了我們頭上」。他敏銳地意識到，那些德國人「神經緊張，無疑隨時都會開槍，而且他們中的許多人使用的是英制步槍[3]和『斯登』衝鋒鎗」。
在一名患炮彈休克症的傘兵幫助下，弗羅斯特被抬了上去，放在他曾拚命想要守住的那座大橋邊的堤岸上。他看到四周的房子都在猛烈燃燒著，德軍和英軍士兵「以最快的速度工作著，把我們抬出來，與此同時，整個場面被火焰映照得明亮極了」。最後一名傷員被抬上來後不出幾分鐘，突然傳來了一聲轟鳴，房子倒塌了，成了一堆火紅的瓦礫。B連連長道格拉斯·克勞利少校正躺在他旁邊的擔架上，弗羅斯特轉向克勞利，疲倦地說道：「好吧，道格，這次我們沒有能夠逃脫，不是嗎？」克勞利搖了搖頭。「是的，長官，」他說道，「不過我們也讓他們夠受的了。」
英軍傷員既小心又驚訝地注視德國人以異乎尋常的友好在他們當中走動著，分發著香菸、巧克力和白蘭地。傘兵們辛酸地發現這些補給品大多是他們自己的，顯然是從落入德軍手中的空投補給物資中拿來的。當這些饑渴難耐的人開始進食的時候，德軍士兵跪在他們身旁，為這場戰鬥向他們表示祝賀。西姆斯二等兵盯著一列Ⅳ號坦克，這些坦克沿著道路向後延伸。有名德軍士兵看見了他的表情，便點了點頭。「是的，英國佬，」他告訴西姆斯，「要是你們沒有投降的話，到上午那些坦克就會對付你們了。」
但弗羅斯特麾下那些頑強且仍有戰鬥力的部下卻並沒有放棄。當最後一名傷員被抬出地下室後，戰鬥又再次爆發了，就像一個小時以前那樣猛烈。「那是場噩夢，」高夫回憶說，「不論你轉到哪個方向，到處都是德軍——前面、背後，以及兩側。休戰期間，他們設法把一支強大的兵力滲透進這片地區，他們現在實際上占據著每一幢房子。我們差不多被打垮了。」
高夫命令傘兵們散開，隱蔽起來過夜，他希望黎明時分能把兵力集中到河岸邊部分被毀的建築物里。甚至現在他仍然期盼著天亮後援兵就能抵達，而且「我認為，從某種程度上講，我們能夠堅持到那個時候」。當士兵們隱入黑暗之中時，高夫在無線電台旁邊蹲了下來，他把話筒緊放到嘴邊說道：「這裡是第1傘兵旅，我們堅持不了多久了。我們的陣地情況危急。請快來，請快來。」
德軍知道戰鬥結束了，現在剩下的只是一次肅清行動。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儘管橋上有坦克，但坦克卻無法通過。正如哈梅爾將軍預料的那樣，堆積起來的車輛殘骸需要數小時的時間才能清理掉。直到9月21日，星期四的一大早，才最終清理出一條單行道，部隊才得以開始過橋。
星期四天剛亮，高夫和仍然散開在環形防線里的傘兵從藏身處走了出來。救援並沒有來到。德軍有條不紊地占領了陣地，迫使現在已沒有彈藥的傘兵投降。未被發現的倖存者三三兩兩地分散開來試圖突圍，英軍最後的抵抗緩慢地、不服氣地結束了。
高夫少校向自來水廠走去，他希望能躲藏和休息一段時間，然後嘗試一路向西，去找厄克特指揮的主力部隊。就在自來水廠大樓的外面，他聽見了德國人的說話聲。高夫全速朝一堆木頭跑去，試圖藏進木頭下面。他的靴子後跟暴露了出來，一名德軍士兵一把抓住後跟把高夫拽了出來。「我累死了，我只是抬頭看著他們，笑了。」高夫說道。他把雙手舉在頭上，被押走了。
在滿滿一屋子俘虜當中，一名德軍少校叫高夫出來，他向英國軍官行了一個納粹的舉手禮。「我聽說你是指揮官。」那個德國人說道。高夫警惕地看著他。「是的。」他回答道。「我想向你和你的部下表示祝賀，」那個德國人告訴他，「你們是勇敢的軍人。我在史達林格勒打過仗，顯然你們英國人有許多巷戰經驗。」高夫盯著這名德軍軍官。「不，」他說道，「這是我們第一次打巷戰，下次我們會好得多。」
在這最後數小時中的某個時刻，一條最後的信息由大橋附近的某個英國軍人用無線電發了出去。不論是厄克特的師部，還是英軍第2集團軍，都沒有接收到這條信息，但在黨衛軍第9裝甲師的師部里，哈策爾一級突擊隊大隊長的監聽員們卻清楚地聽到了。多年以後，哈策爾已無法回憶起信息的全部內容，但最後的兩句話卻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彈藥耗盡。天佑吾王。」
在北邊幾公里處的阿珀爾多倫附近，詹姆斯·西姆斯二等兵躺在一家德軍野戰醫院外面的草地上，周圍都是負傷的傘兵，等待處理和治療。這些人很安靜，都在沉思。「我自然想到，我們白白地打了一仗，」西姆斯寫道，「但我情不自禁地想到了主力部隊，主力部隊是那麼強大，然而卻無法走上那最後的幾公里路來到我們這裡。最難以忍受的是那種感覺，我覺得我們是犧牲品。」
[1] 第二天，麥凱和另外3個人從德國的埃默里希（Emmerich）逃跑了。和他一起逃跑的人當中，有一位就是丹尼斯·辛普森中尉，他曾經率領一個小組從那間校舍里突圍。這4個人一路走過鄉村，來到萊茵河畔，他們偷了一條船順流而下，來到了奈梅亨的盟軍戰線。——原注
[2] 炮彈休克症（shell-shock），亦譯「彈震症」，即因戰爭的可怕經歷而精神異常。
[3] 德軍士兵用英國槍，這是盟軍空投的武器彈藥落入德軍之手的最好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