遙遠的橋 · 八
在英格蘭格蘭瑟姆附近濃霧瀰漫的基地里，波蘭第1獨立傘兵旅正在待命起飛。空投原定於上午10點開始，卻迫於天氣不佳推遲了5個小時，現在該旅將在15點抵達目標區。斯坦尼斯瓦夫·索薩博夫斯基少將，這位極端獨立、性情多變的波蘭指揮官，在待命期間就讓部下在他們的飛機旁邊待著。在52歲的索薩博夫斯基看來，英國的每天清晨都會被雲霧籠罩，如果天氣晴朗比預期要快，命令隨時可能改變，他打算一接到通知便出發。索薩博夫斯基感到現在每一個小時都是重要的，他覺得厄克特遇到了麻煩。
除了本能之外，索薩博夫斯基的感覺並沒有特別的理由，但從一開始他就對「市場—花園」行動不感興趣。他以為，阿納姆的空投場離大橋太遠了，難以起到突襲的效果。此外，在英國似乎沒有人知道阿納姆的情況，而且索薩博夫斯基在後方軍部里驚恐地發現，與英軍第1空降師的通信聯絡出了故障，人們只知道阿納姆大橋的北端在英國人的手中。既然計劃沒有改變，那麼將在大橋南入口附近的埃爾登村空投的索薩博夫斯基的部下，就要攻占大橋的另外一端。
但將軍對缺乏情報感到擔心，他無法確信厄克特的部下仍然在橋上。情報依賴於布朗寧的後方軍部里的聯絡官們，他們似乎對實際正在發生的事情所知甚少。他本來考慮是不是應該到阿斯克特（Ascot）的盟軍第1空降集團軍指揮部走一趟，與集團軍指揮部劉易斯·布里爾頓中將直接交流，但條令規定使他不能如願。他的部隊在布朗寧將軍的指揮下，而索薩博夫斯基又不願意繞過現有的軍事渠道，計劃上的任何改動都應該來自布朗寧，而且他又沒有接到此類指示。不過，索薩博夫斯基還是感到有什麼事情出了問題。如果英軍只是堅守大橋的北端，那麼敵軍在南端的兵力就應該很強，波軍就很有可能面臨殊死戰鬥。索薩博夫斯基的運輸工具和火炮仍然定於午時起飛，它們由46架滑翔機里運載，從南邊的唐安普尼（Down Ampney）基地和托蘭特拉什頓（Torrant Rushton）基地出發。既然計劃的相關部分仍然沒有改變，索薩博夫斯基就試圖說服自己，一切會順利的。
波蘭旅第3傘兵營8連連長阿爾貝特·T. 斯馬奇內（Albert T. Smaczny）中尉也同樣感到不安。他要率領連隊穿過阿納姆大橋，占領城市東部的一些建築物；如果大橋沒有被攻占，他不知道如何讓他的部下渡過萊茵河。斯馬奇內得到的保證是，大橋將掌握在英軍手中。但自打他在1939年從德國人手裡逃脫（他16歲的弟弟由此遭到報復，被蓋世太保打死了）以來，斯馬奇內便一直告誡自己：「要考慮到出乎意料之事」。
波蘭人等了一個又一個小時，與此同時，英格蘭中部地區的濃霧仍然不散。旅部的瓦爾迪斯瓦夫·科羅布（Wladijslaw Korob）下士「開始緊張起來。我想出發」，他後來說，「站在機場四周並不是我觀念中殺死德國人的最佳方式」。支援連的斯特凡·卡奇馬雷克（Stefan Kaczmarek）中尉看著機場上集結的飛機，感到了「痛並快樂著」，同樣對無所事事地站著感到厭煩。他告訴部下，這次行動「是解放華沙的第二最佳選擇。如果我們成功的話，就能徑直走過廚房進入德國」。
但波蘭人註定要失望。中午時分，索薩博夫斯基接到了新的命令，儘管滑翔機群正在南邊的機場裡起飛，但在英格蘭中部地區，那些基地仍然由於天氣惡劣而停飛。當天的傘降行動被取消了。「這沒有用，將軍，」參謀聯絡官喬治·理察·史蒂文斯（George Richard Stevens）中校對提出抗議的索薩博夫斯基這樣說道，「我們不能讓你們出發。」攻擊推遲到第二天上午，也就是9月20日，星期三。「到時候我們將試著在上午10點出發。」他被告知，如果要把大量部隊轉運到南邊的基地里去，時間是絕對不夠用的。令索薩博夫斯基懊惱的是，他得知自己運輸補給品的滑翔機已經出發了，正在飛往荷蘭的路上。這位波蘭少將由於不耐煩而怒不可遏。每過去一個小時，都意味著敵人的抵抗會更加強大，而且第二天有可能面臨更加艱難的戰鬥——除非困擾著他的那些恐懼被證明完全是錯誤的。
但事實並非如此，困擾著他的那些恐懼確實是有理由的。索薩博夫斯基運輸補給品的滑翔機裝載著士兵、火炮和運輸工具，正在飛往毀滅的邊緣。第三次空運將是一場災難。
低空飄過的雲層覆蓋了穿越英吉利海峽的整條南方路線。第三次空運的機群正飛向第101空降師、第82空降師以及英軍的空投場，這次空運從一開始就遇到了麻煩。據估計，到下午天氣就應該轉晴了，但相反的是，甚至就在各個編隊升空的時候，天氣還在惡化。各戰鬥機中隊都被困在雲層中，無法看見地面目標，不得不返航。在能見度為零的情況下，由於無法看到它們的牽引飛機，許多滑翔機都切斷纜繩在英格蘭緊急降落，或者在海峽里迫降，整支整支的機群不得不放棄行動，返回基地。
在起飛的655架兵員運輸機和431架滑翔機中，只有一半到達了空投場和空降場。儘管大部分兵員運輸機與滑翔機的組合能夠安全地返回英國著陸，或者在其他地方安全著陸，但在歐洲大陸的上空，敵軍猛烈的地面火力以及德國空軍的攻擊，再加上惡劣的天氣，造成了約112架滑翔機和40架運輸機的損失。計劃飛往第101空降師空降場的2 310名官兵和68門火炮，只有1 341名官兵和40門火炮到達了目的地。泰勒將軍的部隊正處於極大的困境之中，結果那40門火炮幾乎一著陸便投入了戰鬥。
加文准將的第82空降師的情況更糟。此時，對於向關鍵的奈梅亨大橋發起的進攻來說，每一名空降兵都很重要，可加文的第325機降步兵團根本就沒有到達。和波蘭傘兵一樣，基地同樣位於格蘭瑟姆地區的第325機降步兵團的飛機和滑翔機也無法起飛。更糟糕的是，原定送給第82空降師的265噸補給品和彈藥，該師只收到了大約40噸。
在英軍防區里，厄克特不僅期待波蘭人到來，還期待能夠有一次物資充足的再補給行動，但悲劇突然發生了。補給品的空投場已經落入敵軍之手，儘管英軍空降兵已經做出了巨大努力，希望能將承擔此次空投任務的163架飛機引導至一個新的地區——哈爾滕施泰因旅館的南邊空投，但是他們的努力最終失敗了。厄克特的部下什麼東西都極其短缺，尤其是彈藥。他們看見飛行編隊穿過暴風雪般的防空炮火愈來愈近，接著敵軍戰鬥機出現了，向飛行編隊開火，並低空掃射新的補給品空投場。
16點左右，滑翔機飛行員團的隨軍牧師喬治·佩爾上尉聽見有人喊：「第三次空運來了！」這名神職人員記得，突然間「可怕的聲音漸漸增強，在巨大的彈幕中，連空氣都顫動了。我們所能做的一切，就是眼睜睜地看著我們的朋友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
佩爾注視的時候「十分痛苦，因為這些轟炸機通常是在約4 600米的高度進行夜間飛行，而現在卻在光天化日之下以460米的高度飛了進來。我們注意到不止一架飛機在熊熊燃燒，卻保持著航線，直到把每一個空投箱都扔下來為止。眼下我們遭遇了顯而易見的可怕抵抗，並且已經發出了信號，要求把補給品空投到我們的師部附近，但真正能空投到我們這兒的幾乎一件都沒有。」
這些毫不動搖的飛行編隊沒有戰鬥機護航，仍頑強地飛行在航線上，把補給品投放到老的空投場裡。地面上絕望的英軍士兵試圖吸引他們的注意，他們發射信號彈，投擲煙幕彈，揮舞降落傘，甚至在荒野的部分地區放了把火——而他們這樣做的時候，遭到了俯衝下來的德軍「梅塞施米特」戰鬥機的低空掃射。
許多士兵回憶說，一架英軍「達科他」運輸機的右翼著了火，飛進了現在由德軍掌控的空投場上空。維克托·米勒中士是在星期日的首次空運中著陸的滑翔機飛行員，這會兒他「憂心忡忡地看到，烈火幾乎包圍了機身的整個下半部分」。米勒在等待機組人員跳傘的時候，不由自主地咕噥道：「跳啊！跳啊！」飛機從低空掠過時，米勒看見投送員正站在艙門口把空投箱推下去。他眼睛一眨不眨地盯著飛機，只見被烈火包圍的「達科他」轉了個圈，再次飛了進來，透過煙霧他看見更多的空投箱從艙門口滾落。道格拉斯·阿特韋爾中士也是一名滑翔機飛行員，他記得士兵們從戰壕里爬了出來，一言不發地凝視著天空。「我們累極了，沒吃沒喝，但在那個時刻，我只想到那架飛機，就好像它是天空中唯一的一架飛機。大家就在各自站立的地方目不轉睛地注視著——而那名投送員則不斷地把包裹推出去」。飛行員穩穩地駕駛著燃燒的飛機，第二次從空投場上空緩慢地飛過。第156傘兵營C連連長傑弗里·鮑威爾少校「對飛行員的英勇行為充滿了敬畏之情，我無法把目光從這架飛機身上移開，突然間它不再是一架飛機了，只剩下一個橘黃色的大火球」。當這架燃燒著的飛機一頭栽到地上的時候，31歲的飛行員戴維·塞繆爾·安東尼·洛德（David Samuel Anthony Lord）空軍上尉仍然坐在駕駛座上。米勒朝樹林的那一邊望去，「只見一根油膩的煙柱升上天空，標示出了一個勇敢機組的長眠之處。他們犧牲了，為的是我們能有機會活下來」。
但米勒中士錯了，這架第271中隊不幸的「達科他」運輸機的機組成員中，有一人倖存了下來。亨利·阿瑟·金（Henry Arthur King）空軍中尉是這次飛行的領航員，他記得飛機在接近空投場那一刻，離16點只差幾分鐘，此時右發動機被擊中起火。洛德用通話器說道：「大家都沒事吧？離空投場還有多遠，哈里[1]？」金回話說：「再飛3分鐘。」飛機沉重地向右邊傾斜，金髮現他們正在迅速失去高度，火焰開始沿著右翼朝主油箱蔓延。「下面的人需要這些東西，」他聽見洛德說道，「我們要進去，然後再跳傘。每個人都把自己的降落傘穿上。」
金髮現了空投場，告訴了洛德。「好的，哈里，我看見了，」飛行員說道，「到後面去幫他們抬筐。」金朝後面走去，來到敞開的艙門前。高射炮火已經擊中了用於移動沉重的補給品包裹的滾轉機，投送員菲利普·愛德華·尼克森下士以及皇家陸軍勤務部隊的3名士兵正在把8個沉重的彈藥筐推到門口，為了推這些籃筐，他們把降落傘都脫掉了。5個人一起把6個籃筐推了出去。這時紅燈亮了，表明飛機現在已經飛離了空投場。金走到對講機那裡。「戴夫」[2]，他對洛德喊道，「我們還剩下兩個籃筐。」洛德駕機迅速向左轉彎。「我們再來一次，」他回答說，「堅持住。」
金看到飛機保持在大約150米的高度，洛德「像駕駛戰鬥機一樣駕駛著這架飛機。我努力幫助那幾名皇家陸軍勤務部隊的士兵再次穿上降落傘。綠燈閃亮了，我們把包裹推了出去。我記得的下一件事情就是洛德喊道：『跳傘！跳傘！看在上帝分上，快跳傘！』隨著一聲巨大的爆炸，我發現自己正在空中快速下墜，我並不記得我拉了降落傘的開傘索，但我一定是本能地拉了。我平躺著重重地落在地上，我記得自己看了下手錶，看到距離我們被高射炮擊中僅僅只有9分鐘。我的制服嚴重燒焦，鞋子已經不翼而飛了」。
差不多一個小時之後，金偶然遇見了第10傘兵營的一個連，有人給了他一杯茶和一塊巧克力。「我們只有這些了。」那名傘兵告訴他。金盯著他：「你是什麼意思，你們只有這些東西？我們剛剛給你們空投了補給品。」那名傘兵搖了搖頭，說道：「你們是給我們空投了沙丁魚罐頭，但被德國佬拿走了。」金無話可說。他想到了空軍上尉洛德，想到了機組人員和那幾名陸軍士兵，他們脫下降落傘，不顧一切地奮力想把珍貴的彈藥和補給品包裹扔給下面焦急等待的部隊。在所有這些人當中，只有金還活著，而他現在剛剛得知，他的機組人員白白地做出了犧牲。[3]
到處都有飛機在迫降，主要是在瓦赫寧恩和倫克姆附近，有些飛機最終墜落在萊茵河南岸。沃爾特·辛普森空軍中士記得，他聽見飛行員在通話器上喊道：「上帝啊，我們被擊中了！」辛普森朝外面看去，發現左發動機著火了，他聽見引擎開始減速，接著飛機便俯衝了下去。嚇壞了的辛普森記得：「飛機尾部在飛過河北岸的時候稍微抬高了一點，然後在水面上彈了出去，在河南岸落了地。」
飛機撞到地面的時候，辛普森猛衝向前，被甩到機身的一側，無線電報務員倫斯代爾中士猛地向他撞去，佝僂著身子躺在辛普森的身上。飛機內部變得一團糟，燃料在燃燒，辛普森聽見火焰噼啪作響。當他試圖從無線電報務員身下把雙腿挪動出來的時候，倫斯代爾尖叫著暈了過去，他的後背折斷了。辛普森搖搖晃晃地站了起來，把倫斯代爾從緊急出口抱了出去，已經在外面的4名機組人員既茫然又震驚。辛普森回到飛機裡面尋找其他人，他發現投彈手失去了知覺，「他的一隻鞋被炸掉了，腳後跟的一部分不見了，兩條胳膊全折斷了」。辛普森也把他抱到了飛機外面。儘管飛機正在熊熊燃燒，但辛普森還是再次返回機艙去尋找機械師。機械師的一條腿斷了，他同樣被辛普森帶到了安全的地方。
在德里爾村，年輕的科拉·巴爾圖森、她的妹妹里特以及她們的兄弟阿爾貝特目睹了辛普森所在的轟炸機迫降過程，3人立即跑到出事地點。「那場面太恐怖了，」科拉回憶說，「有8個人，他們中有幾個傷得很可怕。我們把他們從燃燒著的飛機那裡拖開，就在這時飛機爆炸了。我知道德軍將會搜捕機組人員。機長傑弗里·利根斯空軍上尉沒有受傷，我告訴他我們要把他藏起來，同時把傷員送到村裡的小診所去。我們把他和另外兩個人藏在附近的一家磚廠中，告訴他們天黑的時候我們再來。」那天晚上，科拉幫助村里唯一的一名醫生做手術，桑德博布洛赫醫生是一位女士，她把投彈手的腳截掉了。戰爭終於來到了科拉的身邊，也來到了小小的德里爾村。
在100架轟炸機和63架「達科他」運輸機當中，總計有97架受損、13架被擊落——而且，儘管飛行員和機組成員都表現出了英雄主義，但厄克特受到重創的師並沒有得到增強。空投下來的390噸補給品和彈藥幾乎盡數落入了德軍手中，據估計英軍只收到了大約21噸物資。
波蘭人的車輛和火炮的空運面臨的問題將更加棘手。肯尼斯·特拉維斯―戴維森（Kenneth Travis-Davison）中士是一架「霍薩」滑翔機的副駕駛，在跟隨波蘭人的空運編隊離開英格蘭之前，他就意識到有關目的地的狀況信息幾乎全無。航線是標在地圖上了，波蘭人的車輛和火炮的空降場也標出來了，但特拉維斯―戴維森說：「我們被告知，形勢仍然不明。」對空降場的唯一指示就是：「滑翔機應該在由紫色煙霧標明的地區著陸。」在特拉維斯―戴維森看來，「這個指示簡直荒唐」。
然而，儘管缺乏情報，皇家空軍的飛機卻正確地鎖定了約翰娜胡弗農場附近的空降場，在46架滑翔機中，有31架抵達了該區域。它們到達目的地的時候，空中槍炮聲大作，一個中隊的「梅塞施米特」戰鬥機擊中了多架滑翔機，將薄薄的帆布和膠合板材質的機身打出了許多窟窿，打穿了吉普車的油箱並使其中一些車輛著起火來。防空炮火擊中了其他的飛機，這些滑翔機就在戰場上著陸了。哈克特的第4傘兵旅所部正在奮力擺脫一支要打垮他們的敵軍，無法及時到達高地以及高地另一側的空降場，為該地區提供保護。英軍與德軍激烈交戰時，波蘭人直接就在這場災難性的戰鬥當中著陸了。在恐懼和混亂之中，波蘭人遭到了火力夾擊，許多滑翔機著了火，它們要麼在田野上迫降，要麼一頭撞進附近的林子裡。波蘭炮兵由於遭到交叉火力打擊而無法分清敵友，於是既向德軍還擊，也向英軍開火。隨後，在匆匆把所有能用的吉普車和火炮卸下來之後，這些茫然的波蘭人在炮火的打擊下離開了空降場。令人吃驚的是，他們在地面上受到的傷亡很輕微，但許多人由於不知所措和震驚被俘。大多數吉普車和補給品被摧毀了，在8門關鍵的6磅反坦克炮中，只有3門沒有受損。斯坦尼斯瓦夫·索薩博夫斯基少將的擔心被證明不無理由，而且情況比他所想的還要更糟——波蘭第1獨立傘兵旅的磨難才剛剛開始。
沿公路向南大約64公里的地方，馬克斯韋爾·泰勒少將的第101空降師此刻正奮力拚殺，以便使走廊保持暢通。但德軍第15集團軍所部在貝斯特的頑強防禦正在消耗泰勒的兵力，越來越多的官兵陷於慘烈的激戰之中。一名師情報軍官苦笑著把這場戰鬥稱為「一個小小的失算」。泰勒24公里長的防區內的壓力正在增大，「呼嘯山鷹」剛剛把防區命名為「地獄的公路」。顯而易見，現在敵人的意圖就是以貝斯特為基地，切斷霍羅克斯的先頭坦克部隊。
堵塞在公路上的車輛縱隊成為炮火的活靶子，推土機和坦克不斷地在公路上四處開動，把車輛殘骸從車隊當中推出去，保證縱隊能繼續行進。自星期天以來，貝斯特這個小小的次要目標變得越來越重要，以至於可能會嚴重影響甚至拖累泰勒的師在這段公路上的其他戰鬥，所以第101空降師師長現在決心要完全粉碎那裡的敵人。
星期二午後，在英軍坦克部隊的支援下，泰勒幾乎將整個第502傘兵團都投入與馮·燦根部下的戰鬥中。這次大規模進攻打了敵人一個措手不及。在剛剛抵達的第327機降步兵團以及公路上的英軍裝甲部隊支援下，第502傘兵團2營和3營無情地肅清了貝斯特東邊的森林地區。德軍陷入了巨大的包圍圈之中，不得不朝威廉敏娜運河撤退，他們的戰線垮掉了。由於生力軍投入戰鬥，這場一刻不停持續了近46個小時的戰鬥突然就在兩個小時之內結束了。泰勒的部下取得了「市場—花園」行動中的第一個重大勝利，300多名德軍被擊斃，1 000多人被俘，還繳獲了15門88毫米高射炮。「到下午晚些時候，」官方戰史寫道，「由於有數百名德軍投降，因而有命令傳來，要把所有可用的憲兵都派過去。」愛德華·維日博夫斯基中尉，就是在貝斯特大橋被炸掉之前差點兒把這座橋奪下來的那名排長，先前被德軍俘虜了，現在又把他抓住的俘虜帶了回來。由於手榴彈和彈藥耗盡，而且他的周圍傷亡慘重——在他勇敢的排裡面，只有3個人沒有受傷——所以維日博夫斯基最後投降了，他和部下被送進一家德軍野戰醫院。現在，維日博夫斯基和他疲憊至極、渾身污垢的部下——包括傷員——繳了德軍野戰醫院的醫生和護理員的械，回到師里歸建的同時還把他們的俘虜們帶了回來。
儘管這次戰鬥獲得了勝利，但泰勒將軍的麻煩還遠遠沒有結束。甚至就在貝斯特之戰結束的時候，德軍裝甲部隊就已經朝索恩剛剛建成的便橋沖了過去，再次試圖把「走廊」切斷。泰勒親自率領師部人員——這是他唯一可用的增援部隊——匆忙趕往現場。1輛德軍第107裝甲旅的豹式坦克在幾乎就要到達橋頭的時候，被「巴祖卡」反坦克火箭筒和1門反坦克炮擊毀了，其他幾輛坦克同樣被迅速擊毀。德軍的進攻被打垮，車輛縱隊繼續前進，但「呼嘯山鷹」還無法放鬆警惕。「我們的形勢，」泰勒後來寫道，「讓我回想起早期的美國西部，當時沿著漫長的重要鐵路線，小股守備部隊不得不抗擊印第安人隨時隨地發動的突然襲擊。」
德國人迅速猛烈、打了就跑的戰術正在給美軍「放血」，第101空降師有近300名官兵在地面戰鬥中陣亡、負傷或者失蹤。在公路兩側或貝斯特四周的田野里堅守陣地的士兵們，隨時有被從兩翼打垮的危險，而且每一個夜晚都帶來其特有的恐懼。在黑暗之中，由於德國人滲透進了第101空降師的環形防線，所以誰也不知道到第二天清晨，隔壁散兵坑裡的人是否還活著。在這些混亂而又突然爆發的激烈戰鬥中，士兵們會突然消失；交火結束後，他們的朋友將在戰場、戰地救護所或野戰醫院裡的死者和傷者當中尋找他們。
貝斯特戰鬥結束，俘虜排成長隊被押送回後方，第502傘兵團2營F連31歲的查爾斯·多恩上士動身去尋找他的連長勒格蘭德·約翰遜上尉。早先還在英格蘭的時候，部隊出發之前多恩就幾乎「擔心得麻木」了，22歲的約翰遜也是同樣的感覺，他「對能否回來完全聽天由命」。19日上午，約翰遜的F連投入貝斯特附近的一次進攻之中。「那次進攻更像是被屠殺。」他回憶說。約翰遜記得那是場「我曾見過或聽過的最為慘烈」的戰鬥，戰鬥中他的左肩被擊中了。他的連從180人減少到38人，還被德軍包圍在一塊田野里，那裡的乾草垛正在燃燒。約翰遜率部抵抗著德國人，一直堅守到救援部隊抵達擊退敵軍，把倖存者轉移出去。約翰遜在人們的幫助下返回戰地救護所時再次負傷，這一次他的腦袋被子彈擊中了。在營救護所里，他被放在受了致命傷的人當中，醫護兵們稱那是「死人堆」。找了半天之後，多恩上士在那裡找到了他，他跪下身來察看，確信約翰遜還有一線生機。
多恩抱起動彈不得的連長，把他和連里的其他4名傷員放進吉普車，直奔索恩的野戰醫院。路遇德軍時，多恩把吉普車開進樹林隱蔽起來，等德軍巡邏隊離開之後，他再次上路。抵達野戰醫院時，他發現等待治療的傷員已經排成了長隊。多恩擔心約翰遜隨時都會死去，於是走過成列的傷員來到一名外科醫生那裡。那名醫生正在檢查傷員，以確定誰需要立即救助。「少校，」多恩對醫生說道，「我的連長需要立即治療。」那名少校搖了搖頭，「對不起，中士，」他告訴多恩，「我們會對他做檢查的，他得排隊等候。」多恩再次懇求道：「少校，你如果不快點看看他，他會死的。」那名醫生態度堅決。「我們這裡有許多傷員，」他說道，「我們一檢查到他，你的上尉就會得到治療的。」多恩拔出自己的「柯爾特」手槍，扳開扳機。「那來不及了，」他平靜地說道，「少校，如果你不馬上去看他，我就在這兒一槍斃了你。」外科醫生大吃一驚，盯著多恩，「把他弄進來！」他說道。
手術室里，多恩握著手槍站在一邊，與此同時，那名醫生正和一個醫療小組給約翰遜做手術。在中士的注視下，約翰遜接受了輸血，傷口也被清洗了，醫生從他的腦袋裡和左肩上分別取出一顆彈頭。直到手術結束，約翰遜被包紮好之後，多恩才動了動。他走到醫生面前，遞上自己的手槍。「好了，」他說道，「謝謝。現在您可以去告我了。」
多恩被送回第502傘兵團2營。他被帶到營部，在營長面前立正站好。營長問他是否意識到自己做了什麼，其違反軍規的行為應受到軍事法庭的審判。多恩回答說：「是的，長官，我明白。」營長來回踱步，突然停了下來。「中士，」他說道，「我正讓你在押」——他停了下來，看了看手錶——「在押整整一分鐘。」兩個人沉默地等著，隨後軍官看著多恩。「解散，」他說道，「現在返回你的部隊。」多恩敏捷地行了個軍禮。「是，長官！」他說道。於是離開了。[4]
現在，在走廊中部加文准將的防區，當霍羅克斯的坦克部隊駛向奈梅亨的時候，迅速奪取該城的各處橋樑就有了關鍵性意義。17日，把守瓦爾河大橋各處入口的德軍並不多，而到了19日下午，加文估計他的當面有500多名黨衛軍擲彈兵正在抵抗，他們占據著構築良好的陣地，並得到了炮兵和裝甲部隊的支援。禁衛裝甲師的主力仍然在前往該城的途中，只有英軍縱隊的先頭部隊——愛德華·亨利·古爾本（Edward Henry Goulburn）中校指揮的擲彈兵禁衛團第1摩托化營——可以用來發動進攻。而在16公里長的「走廊」里，加文的第82空降師的傘兵因為迎擊不斷來犯之敵而分散。加文的機降步兵團的基地設在濃霧籠罩的英格蘭中部地區，未能起飛，因此他只能派出一個營與英軍先頭部隊的坦克分隊協同進攻。加文挑選了第505傘兵團2營，營長是班傑明·海斯·范德沃特（Benjamin Hayes Vandervoort）中校，由於兼具速度和突然性，這次進攻不無勝算。加文認為，如果說有人能夠幫助他取得成功，那個人就是生性含蓄、語調柔和的范德沃特中校[5]。儘管如此，這次行動還是有極大風險。加文認為英國人似乎低估了德軍的實力，而且確實是低估了。擲彈兵禁衛團的戰後報告強調：「據認為，只要坦克擺開陣型，大概就可以退敵了。」
15點30分，協同進攻開始。攻擊部隊迅速突入市中心，沒有遇到激烈抵抗。約40輛英軍坦克和裝甲車在那兒兵分兩路，美軍傘兵或搭乘坦克，或緊隨其後。在開道的坦克和偵察車裡，有12名專門挑選出來的荷蘭地下抵抗組織的情報員，他們負責帶路——其中就有22歲的大學生揚·范胡夫（Jan van Hooff），他後來的行動將成為激烈爭論的話題。「我不願意使用他，」美軍第82空降師的荷蘭聯絡官阿里·迪爾克·貝斯特布魯爾切上尉回憶說，「他似乎非常亢奮，但另一名地下抵抗組織成員為他過去的行為擔保。他乘坐一輛英軍偵察車進了城，這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他。」突擊部隊分兵之後，一隊前往鐵路橋，另一隊與古爾本和范德沃特一起，直奔瓦爾河上的主要公路橋而去。
在這兩處地方，大批德軍正嚴陣以待。2營D連的保羅·紐南上士記得，他的排在接近鐵路橋附近的一條地下通道時，「就開始遭到狙擊手的射擊。由於有無數的地方可供狙擊手隱藏，很難說射擊是從哪裡來的」，士兵們撲倒在地四處隱蔽，隨後緩慢地開始撤退。英軍裝甲車輛的境況也好不到哪裡去，當坦克沖向大橋時，88毫米高射炮幾乎是在近距離平射，把它們擊毀了。寬闊的克賴恩霍夫大街（Krayenhofflaan）通向大橋西邊的一處三角形公園，在三面朝向公園的建築群里，傘兵們重新組織起來發動了另一次進攻，但德軍再次把他們擊退。屋頂上的狙擊手，以及從一座鐵路跨線橋上射來的機槍子彈，不斷地把美軍士兵壓制在地上。
有一些傘兵記得，D連2排副排長羅素·E. 帕克（Russell E. Parker）少尉叼著一根雪茄，沖入開闊地朝著屋頂掃射，壓制住了狙擊手的火力。有人大聲喊坦克來了，紐南記得：「就在那時，整個公園似乎布滿了曳光彈，那些子彈是從我們左邊射來的，由街道對面高速射擊的自動武器打出來的。」紐南轉向赫伯特·布法羅·博伊，印第安蘇族人（Sioux）博伊也是第82空降師的一名有經驗的傘兵。「我認為他們要派一輛德軍坦克來。」他說道。布法羅·博伊咧開嘴笑著說：「噢，要是他們再帶上步兵，那就會是非常難對付的一天。」德國坦克並沒有出現，一門20毫米高射炮卻開火了。傘兵們用手榴彈、機槍和「巴祖卡」火箭筒繼續戰鬥，直到接到命令要各先頭排撤退，鞏固所占領的陣地以便過夜。傘兵撤出時，德軍放火焚燒了沿河的樓房，不讓范德沃特的部下再滲透進去攻占己方炮兵陣地，肅清進行抵抗的小股德軍。盟軍對鐵路橋的進攻也漸漸停止了。
在美軍的猛烈炮火掩護下，第二路縱隊向胡納公園（Hunnerpark）發起進攻。這些觀賞性植物園通向公路大橋的各個入口。通向那座橋的所有道路在一個環形交叉路口上交會，而俯瞰該地區的是一片古羅馬時期的建築廢墟，廢墟里有一座十六邊的小教堂——法爾克霍夫（Valkhof），它曾經是查理大帝[6]的宮殿，後來又由巴巴羅薩[7]重建。德軍在這座城堡里集結了起來。古爾本中校認為：「德國鬼子可能多少知道我們正想做什麼。」他們確實知道一些。
卡爾―海因茨·奧伊林（Karl-Heinz Euling）一級突擊隊中隊長是弗倫茨貝格師黨衛軍第22裝甲擲彈兵團1營營長，他的營是首先在潘訥登渡過萊茵河的部隊之一。奧伊林奉哈梅爾將軍的命令，要不惜一切代價保衛大橋，於是他將坦克殲擊車呈環形部署在胡納公園區域，並把步兵部署在這座古老廢墟中的小教堂里。英軍坦克沿著通向公園的街道角落發起衝擊時，遭到了奧伊林的炮火轟擊。猛烈的彈幕射擊使他們被迫後撤了回來。范德沃特中校立即走上街道，命令一個迫擊炮組投入戰鬥提供火力掩護，同時派出E連前突。E連1排在排長詹姆斯·約瑟夫·科伊爾（James Joseph Coyle）中尉的率領下，全速奔往一排面對著公園的毗連式住宅，他們遭到了輕武器和迫擊炮的射擊。E連副連長威廉·J. 梅多（William J. Meddaugh）中尉注意到，這是「觀測射擊[8]，炮火和狙擊手是由無線電指揮的。英軍坦克在我們前方掩護，同時科伊爾中尉率部進入了能夠俯瞰敵人整個陣地的一排建築物內。其他排都受阻，無法動彈，形勢顯得十分險惡」。
在英軍煙幕彈的掩護下，梅多成功地帶著連里的其他人前進，而E連連長詹姆斯·J. 史密斯（James J. Smith）中尉則讓部下在科伊爾周圍的房屋裡鞏固陣地。梅多回憶說：「科伊爾的排現在可以完全看清敵人，但我們讓坦克向前開的時候，一些初速較高的大炮開火了，此前它們一直保持著沉默。有兩輛坦克被擊毀，其他坦克被迫撤了下來。」當科伊爾的部下用機槍還擊時，立即將街道對面的反坦克炮火吸引了過來。天黑下來的時候，奧伊林的黨衛軍士兵試圖滲透美軍的陣地。一組黨衛軍來到距離科伊爾的排只有幾尺的地方，被發現後雙方爆發了一場激烈交火。進攻被打退了，科伊爾的部下有傷亡，3名德軍被打死。後來，奧伊林派出醫護兵將傷員後送，而科伊爾的傘兵則等待著可能重新爆發的激戰——德國人在把傷兵撤出後也許會捲土重來。戰鬥中，約翰·威廉·凱勒一等兵聽見一種低沉的連續重擊聲，他來到窗前，吃驚地看到一個荷蘭人站在活動梯子上，正在替換隔壁房子上的木瓦，好像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似的。
深夜，由於德軍輕武器的射擊仍在持續，繼續推進的嘗試就被推遲到了天明。英美聯軍的進攻在距離瓦爾河大橋不到360米的地方戛然而止——而這正是前往阿納姆之路上的最後一道河流障礙。
在盟軍指揮官們看來，德軍顯然完全控制著這些大橋。布朗寧擔心這些橋樑隨時都有可能被摧毀，於是在19日晚些時候召集了一次會議，必須找到一種方法，渡過那條365米寬的瓦爾河。加文准將提出了自己的計劃——這個計劃早在兩軍會師時就被提交給了布朗寧，但被這位軍長否決了，這次會議上加文再次提了出來。「只有一種方法才能奪取這座橋樑，」他對聚集在一起的軍官們說道，「我們得同時下手才能拿下它——從兩岸同時發起攻擊。」加文敦促說，「霍羅克斯工兵縱隊中的所有船隻都應該立即運上來，因為我們需要它們」。英國人大惑不解地看著他，這位第82空降師師長腦子裡想的是強渡過河——用傘兵。
加文繼續解釋，在近3天的戰鬥中，他的師傷亡很大——約200人陣亡、700人受傷，還有幾百人失去了聯繫，或是分散在各處，被列為失蹤人員。加文分析說，如果呆板的正面進攻還要繼續的話，他的損失將會越來越嚴重，現在需要的是一種迅速而又代價不高的奪橋手段。加文計劃投入一支部隊，在大橋下游約1.6公里處乘船過河；與此同時繼續發動正面進攻，以便奪取大橋南邊的各個入口。在坦克炮火齊射的掩護下，在德軍還沒有完全意識到正在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傘兵將突襲河北岸的敵軍防禦陣地。
然而，要達成完全的突然性是不可能做到的。這條河太寬了，無法讓整船的士兵不被發現，而且河對岸也無法隱蔽。傘兵們一旦過了河，就得從一段約180米長的平地上穿過。在更遠的地方是一座堤岸，德軍槍手可以從那裡居高臨下向進攻的傘兵射擊，那道防禦陣地也得奪下來。在加文看來，儘管可以預料會出現重大傷亡，但與只繼續攻擊南岸的入口相比仍然要少得多。「如果『市場—花園』行動想要獲得成功，」他告訴布朗寧，「就必須嘗試一下。」
英軍滑翔機飛行員團團長喬治·查特頓上校記得，除了布朗寧和霍羅克斯之外，出席會議的還有愛爾蘭禁衛團、蘇格蘭禁衛團以及擲彈兵禁衛團下屬各部的指揮官。嚼著雪茄的第82空降師504傘兵團團長魯本·塔克上校也出席了會議，如果計劃被批准的話，加文就挑選他的團進行強渡突襲。儘管查特頓專注地聽著加文講話，卻也注意到了這些聚集在一起的人之間的差異。「一名准將穿著仿麂皮的鞋子，坐在一個摺疊座手杖[9]上，」他回憶說，「3名來自禁衛團的指揮官穿著舊的燈芯絨褲子，高幫皮靴，戴著在學校里用的舊的長圍巾。」查特頓認為「他們似乎心情輕鬆，好像是在討論一場演習似的。我不能不把他們與在場的美國人進行比較，尤其是與塔克上校進行比較。塔克戴著一頂幾乎把臉蓋住的頭盔，手槍放在左胳膊下面的槍套里，大腿上還用皮帶扣著一把匕首」。讓查特頓大為驚訝的是，「塔克偶爾咬下一節足夠長的雪茄，再把它吐出來。每當他這樣做的時候，隱約可見的驚訝表情就閃現在那些禁衛團[10]軍官的臉上」。
但真正令人感到吃驚的，卻是加文計劃的大膽之處。「我知道，它聽起來有點另類，」加文回憶說，「但速度是關鍵，甚至連進行偵察的時間都沒有。我繼續說下去時，塔克是屋子裡唯一一個看似不慌亂的人。他參加過義大利的安齊奧登陸戰，知道會發生什麼。對他來說，這次渡河行動就像第504傘兵團在布拉格堡[11]（Fort Bragg）進行的那種演習。」儘管如此，這對空降兵來說還是非傳統的。布朗寧的參謀長戈登·沃爾克准將回憶說，軍長「現在對這個主意的大膽充滿了敬意」。這一次，布朗寧批准了。
當務之急就是要找到船。霍羅克斯與工兵進行了核對，得知他們攜帶了大約28條小型的帆布和膠合板船，這些船將在夜間儘快送到奈梅亨。如果進攻計劃的制訂能夠及時完成，那麼加文對瓦爾河進行的微型諾曼底式的水陸兩棲進攻，就將在第二天，也就是20日下午1點開始。傘兵們以前從未嘗試過這樣打仗，但加文的計劃似乎提供了完好無損地奪取奈梅亨大橋的最大希望。大家都認為，緊接著在「走廊」上進行另一次快速衝刺，將會讓他們與阿納姆的部隊會師。
在綠草如茵的寬闊的歐西比尤斯外大街上，海因茨·哈梅爾旅隊長親自上陣，指揮炮兵對橋上弗羅斯特的部隊進行炮擊。他曾試圖說服弗羅斯特投降，但是失敗了。現在他明確指示集合的坦克部隊和炮兵指揮官們：要把英軍傘兵據守的每座建築物都夷為平地。「既然英軍不肯從他們待的洞裡出來，我們就把他們炸出來。」哈梅爾說道。他告訴炮手們，「就瞄準山牆底下，一米一米地轟，一層一層地轟，一直到每幢房子都倒塌為止。」哈梅爾決心已定，圍困應該結束了，既然別的辦法已經無效，那麼這就是唯一的辦法。「等我們收手的時候，」哈梅爾補充說，「除了一堆瓦礫之外，什麼也不會留下。」哈梅爾趴在兩門大炮之間的空地上，對準英軍據點調整手裡的雙筒望遠鏡，引導火力。第一炮擊中目標的時候，他站了起來，感到很滿意，然後把望遠鏡交給手下的軍官。「我倒是想待在這裡，」他回憶說，「對我來說，這是一種新的作戰經歷。但由於英美聯軍正在進攻奈梅亨的那幾座橋，我必須立即趕到那裡。」哈梅爾離開之後，他的炮手以有條不紊、鐮刀割草似的精確性，開始了把弗羅斯特剩餘陣地化為瓦礫的工作。
在第2傘兵營起初占領的18座樓房中，弗羅斯特的部下現在還堅守著大約10座。坦克從東邊和西邊轟擊英軍陣地的同時，德軍炮兵則對著面向北邊的英軍陣地一個勁兒地狂射。火炮齊射真是冷酷無情。「那是我所見過的最佳、最有效的炮火，」黨衛軍第10裝甲師的擲彈兵霍斯特·韋伯（Horst Weber）回憶說，「從屋頂開始，樓房就像玩具房屋一樣坍塌。我看不出還有誰能從這片火海中活著出來。真為這些英國人感到遺憾。」
韋伯看到，3輛虎式坦克緩慢駛向赫羅特市場（Groote Markt），在用車載機槍向大橋北入口處建築群的每扇窗戶掃射的同時，坦克還「向每棟房子打出一發又一發炮彈」。他記得角落裡有一座樓房，「它的屋頂陷落進去，上面的兩層開始傾頹，然後就像皮肉從骨骼上脫落一樣，正面的整堵牆倒進了街道，把每一層都暴露了出來，英國人在那裡拚命地爬」。韋伯記得，灰塵和瓦礫「很快就讓人無法再看見任何東西了。嘈雜聲很可怕，即便如此，我們仍能聽見傷員的尖叫聲」。
坦克輪番上陣，摧毀了萊茵河濱河區以及大橋下面的房屋。往往在英軍衝出來時，坦克就像推土機一樣猛撞廢墟，把那些地方完全夷平。坡道下方被麥凱上尉用作指揮所的校舍幾乎成了殘垣斷壁，彼得·斯坦福斯中尉估計，「高爆彈正以每10秒鐘1發的速度射進校舍南牆」。牆體變得「很熱」，他回憶說，「每個人都多少帶著傷」。然而傘兵們依然頑強地堅持著，直到「天花板塌落，牆體斷裂，房間變得不堪一擊的時候」，才依次從房間裡撤離。斯坦福斯驕傲地回憶說，瓦礫之中的「紅魔鬼」們彈無虛發，「像鼴鼠一樣生存下來，德國佬就是無法把我們挖出來」。但在其他地方，英軍士兵發現他們的陣地幾乎待不下去了。「德軍決定把我們都轟成渣，」詹姆斯·西姆斯二等兵解釋說，「炮擊和迫擊炮的轟擊看似不可能再猛烈了，但實際上卻更猛烈了。爆炸接連不斷，炮彈一枚接一枚雨點般飛來，形成了一個持續的滾動爆炸。」隨著火炮的每一次齊射，西姆斯都絕望地反覆祈禱：「堅持！堅持！不會持續多久的。」在狹長的塹壕里獨自蹲伏的時候，西姆斯閃過一個念頭，他像是「躺在一個剛剛挖好的墳墓里，正等著被活埋」。西姆斯記得，他當時想的是「除非第30軍趕快到，否則我們就完了」。
弗羅斯特中校意識到，災難終於降臨到第2傘兵營身上了。前來救援的各個營還沒能突破重圍，弗羅斯特確信他們再也無法來幫助他了。波蘭人的空投沒有實施。彈藥幾乎耗盡，部隊傷亡之大，每個可用的地下室里都人滿為患。而且官兵們已經連續作戰長達50多個小時了，弗羅斯特知道他們無法再繼續忍受這樣的折磨了。在環形防線各處，房屋在燃燒，樓房在倒塌，陣地正在被蠶食。他不知道自己還能堅持多長時間，他所珍愛的第2傘兵營正被埋在身邊的樓房廢墟里。然而弗羅斯特並不準備幫敵人的忙。絕望的他決心不讓德軍得到阿納姆大橋，直到最後一刻。
並非只有他一個人有這種情感，磨難對官兵們的影響基本上和弗羅斯特沒什麼區別。傘兵們分享著自己僅剩的彈藥，並從傷員那裡搜集所有能找到的彈藥，為正在吞噬他們的末日做好了準備。沒有什麼證據能證明他們害怕了，疲勞、飢餓和疼痛讓他們似乎對自己以及形勢產生了一種幽默感。隨著犧牲越來越明顯，那種幽默感也越來越強。
隨軍神父伊根記得，他碰見從廁所里出來的弗羅斯特。「中校的臉——疲倦，滿是污垢，滿臉胡茬兒——帶著微笑明亮了起來，」伊根回憶說，「『神父，』他告訴我，『廁所窗戶碎了，牆上有洞，屋頂不見了。但它有一根鏈條，還能用。』」
後來，伊根試圖穿過街道去看望地下室里的傷員。由於這片地區遭到迫擊炮的猛烈轟擊，神父儘可能地隱蔽前行。「外面有個人正漫不經心地在街上溜達，此人是A連連長迪格比·泰瑟姆―沃特少校，大橋最初就是被他率部攻占的，」他回憶說，「少校看見我畏縮不前，便走了過來。他的手裡拿著一把雨傘。」伊根回憶說，泰瑟姆―沃特「打開雨傘撐到我的頭上。到處都有迫擊炮炮彈雨點般落下，他說道：『跟我來，牧師。』」當伊根表現出不情願的時候，泰瑟姆―沃特開口寬他的心：「不必擔心，」他說道，「我有雨傘。」此後不久，第1傘兵旅旅部警衛排排長約翰·派屈克·巴尼特（John Patrick Barnett）中尉碰巧遇見了這位令人敬畏的少校，當時巴尼特正在快速穿過街道，前往弗羅斯特命令他去堅守的一個新防區。泰瑟姆―沃特在護送伊根神父過街回來後，又去巡查了收縮後的環形防線里的部下，頭上還撐著那把傘。大吃一驚的巴尼特在途中停了下來，他對少校說道：「那把傘對你不會有多少用處的。」泰瑟姆―沃特佯裝驚訝，看著中尉。「噢，天啊，帕特[12]，」他說道，「要是下雨了該怎麼辦呢？」
下午德軍仍在繼續炮擊。弗雷迪·高夫少校看見泰瑟姆―沃特指揮他的連隊時手裡還拿著傘。此時德軍坦克在街道上隆隆行駛，到處開火。「看見那些龐大的Ⅳ號坦克近距離朝我們射擊的時候，我幾乎昏厥過去。」高夫回憶說，隨後這種緊張突然得到了緩解。「就在那裡，就在街道上，泰瑟姆―沃特正率領著他的部下發起刺刀衝鋒，朝一些滲透過來的德軍直撲過去，」高夫回憶道，「不知道他從什麼地方找到了一頂舊的圓頂禮帽，當他向前衝去時，還轉動著那把破雨傘，他那個樣子活像查理·卓別林。」
還有一些幽默瞬間同樣令人難忘。在那個時間緩慢流逝的下午，第2傘兵營營部受到猛烈炮擊，房子燒了起來。伊根神父下樓去地下室看望傷員。「嗯，神父，」營里的開心果傑克·斯普拉特（Jack Spratt）中士說道，「他們把什麼東西都扔給我們，就是沒有扔給我們廚灶。」他這話還沒有說完，樓房再次被炮彈直接命中。「天花板塌了下來，給我們來了一場泥土和灰泥的淋浴。當我們再次站起身來的時候，我們面前正好出現了一個廚灶。」斯普拉特看著那個廚灶，搖了搖頭。「我知道那些雜種就在附近，」他說道，「但我不相信他們能聽見我們說話。」
將近傍晚時，天開始下雨了，德軍的進攻似乎也加強了。大橋另一側的麥凱上尉聯繫上了弗羅斯特。「我告訴中校，如果德軍繼續發動同樣規模的進攻，我無法再堅持一個晚上了，」麥凱寫道，「他說他愛莫能助，但要我不惜一切代價堅持。」
麥凱能夠看出，德軍正在慢慢地壓縮弗羅斯特的部隊。他看見英軍傘兵正從河岸邊燃燒著的房子裡出來，朝著幾乎就在他對面的兩幢房子急速跑去，那兩幢房子還沒有倒塌。「德國人開始把我們團團包圍，」他注意到，「顯然，如果我們不能儘快得到支援，他們就會把我們趕出去。我爬上閣樓，把無線電調到18點的英國廣播公司的新聞。令我大吃一驚的是，播音員說，英軍裝甲部隊已經與空降部隊會師了。」[13]
就在這時，麥凱便聽到樓下有人喊道：「虎式坦克正在開往大橋。」（這正好是德國時間19點，英國時間18點）。兩輛60噸重的坦克正從北邊開過來，大橋另一側的弗羅斯特也看見了那兩輛坦克。「在傍晚半明半暗的光線中，它們顯得難以置信的邪惡，」他著重提道，「它們的巨炮噴吐火舌時，就像史前巨怪一樣。坦克炮彈打穿了牆壁，爆炸產生的煙塵和緩慢落下的瓦礫充滿了過道和房間。」
麥凱所在樓房的一側牆壁被擊中了。「有些炮彈肯定是穿甲彈，」彼得·斯坦福斯中尉說道，「因為它們從校舍的這一頭打到了那一頭，在每個房間裡都打出了一個一米來寬的洞。」天花板掉了下來，牆體出現了裂縫，而且「整個結構都在搖晃」。麥凱盯著坡道上的兩輛坦克，心想大限將至。「再來上這麼兩輪，我們就要報銷了。」他說道。但麥凱仍然認為，以那種自從他們到達大橋以來表現出的頑強和無畏的抵抗，他仍然可能「帶著一隊人衝出去，把它們炸掉。但就在這個時候，兩輛坦克倒車撤了回去，我們還活著」。
在弗羅斯特的營部里，伊根神父負傷了。炮彈打進來的時候他正在樓梯上，結果進退兩難的他摔下兩段樓梯，倒在了一樓。甦醒時他的身邊只有一個人。伊根爬到那人面前，發現那名傘兵快不行了。此時又一輪炮火齊射擊中了營部，伊根再次失去了知覺。他醒來的時候，發現房間和身上的衣服都著了火，神父絕望地在地板上滾動著，用雙手把身上的火撲滅，此前他看到的那名傷員已經停止了呼吸。伊根發現自己的雙腿不怎麼聽使喚，強忍著劇烈的疼痛，他慢慢地拖著身子朝窗戶走去。有人呼喊著他的名字，暱稱「布基」（Bucky）的營部情報軍官克利福德·丹尼斯·布瓦特―布坎南（Clifford Denis Boiteux-Buchanan）中尉幫助他從窗戶里爬了出來，讓傑克·斯普拉特中士把他接住。在地下室里，軍醫詹姆斯·洛根正在工作。神父和其他傷員一起被放在地板上，他的右腿斷了，後背和雙手布滿了細小的炮彈碎片。「還好我置身事外，」[14]伊根回憶說，「我現在除了趴在地上，做不了多少事情了。」不遠處，就是令人難以置信的泰瑟姆―沃特，負了輕傷的他緊緊抓著那把傘，仍然試圖給大家鼓勁打氣。
在可怕的炮擊過程中，偶爾會有一次停歇，麥凱上尉認為那是德軍在補充彈藥。在一次這樣的暫歇中，黑暗降臨了，麥凱抓緊時機給疲倦的士兵們發放安非他命[15]（苯丙胺）藥片，一個人兩片，它對疲憊不堪、精神不濟的人會產生難以預料的劇烈效果。有些傘兵變得易怒且好爭吵，還有的人視物時產生了疊影，一時間無法瞄準。在那些受驚和負傷的人當中，有些人極其興奮，還有的人開始產生幻覺。阿瑟·亨迪一等兵記得，有個傘兵拽著他，把他推到窗前。「看，」他小聲命令亨迪，「那是第2集團軍！就在對面的河岸上。看！你看見他們了嗎？」亨迪悲傷地搖了搖頭。那人勃然大怒。「他們就在那裡，」他喊道，「一清二楚。」
麥凱不知道他這支小小的部隊能否撐過今晚，疲憊和傷病正在造成減員。「我想得很清楚，」麥凱記得，「但我們沒有食物，也無法睡覺，每人每天限喝一杯水，而且人人帶傷。」由於彈藥幾乎用盡，於是麥凱讓士兵用剩下的少量備用炸藥來自製炸彈，他打算在德軍坦克再次出現時做好一切準備。麥凱清點了一下人數，向弗羅斯特報告說，他們能夠繼續作戰的人只剩下13個。
9月19日星期二的晚上，弗羅斯特從大橋一側的陣地里看到，整座城市似乎都在燃燒。兩座大教堂的塔尖正在劇烈燃燒，弗羅斯特凝視著它們，「掛在兩座優美的塔樓間的十字架，在飄向天空的煙霧映襯下露出了輪廓」。他注意到「燃燒的木頭髮出的『噼啪』聲，以及倒塌的建築物發出的回聲聽起來很可怕」。樓上，通信兵斯坦利·科普利坐在無線電台前面，他現在已經不再用摩爾斯電碼發報了，直接用明碼重複發出如下電文：「這是第1傘兵旅在呼叫第2集團軍……第2集團軍速來……第2集團軍速來。」
在奧斯特貝克鎮哈爾滕施泰因旅館的師部里，厄克特將軍竭盡全力，試圖拯救他的剩餘兵力。弗羅斯特營被包圍，突破封鎖到大橋與其會合的嘗試都被德軍冷酷無情地擊退了。德軍增援部隊正在大量湧來，比特里希的部隊正在從西邊、北邊和東邊把勇敢的英軍第1空降師切成碎片。「紅魔鬼」們在潮濕的環境下饑寒交迫，但仍然毫無怨言，他們在奮力堅守——用步槍和「斯登」衝鋒鎗對抗坦克。對厄克特來說，形勢是令人心碎的，只有迅速行動才能拯救其勇敢的部下。到9月20日星期三上午，厄克特已經形成了一個計劃，可以拯救其麾下的剩餘兵力，也許還能讓形勢朝對他有利的方向發展。
9月19日——用厄克特的話來說是「黑暗而又災難性的一天」——成了轉折點。他希望注入的凝聚力和進取心來得太晚了，一切都失敗了：波蘭旅沒有到來；空投補給成了一場災難；而各營在試圖與弗羅斯特營會合的過程中被打垮了，這個師不斷地被推向毀滅的邊緣。厄克特對剩餘兵力的統計反映出一個可怕的事實。19日當晚，與師部仍然有聯繫的各個營匯報了他們的兵力狀況。儘管那些數字是非結論性的，不夠精確，但它們仍然預示出一個恐怖的結局：厄克特的師正處於消失的邊緣。
在拉思伯里的第1傘兵旅中，只有弗羅斯特的部隊是作為一個整體協調的單位在作戰，但厄克特並不知道第2傘兵營還剩下多少兵力。菲奇的第3傘兵營上報說還有大約50人，而且營長也陣亡了。多比的第1傘兵營總共剩下116人，多比本人負傷被俘。第11傘兵營的兵力減少到150人，南斯塔福德郡團第2營縮減到了100人，這兩個營的營長利中校和麥卡迪中校都受傷了。哈克特的第10傘兵營現有250人，而他的第156傘兵營匯報說還有270人。儘管厄克特師的總兵力要更多一些——上述數字並沒有包括其他單位，比如邊民團第1營、國王屬蘇格蘭邊民團第7營的工兵，偵察和後勤部隊、滑翔機飛行員，以及其他人——但他的營級戰鬥部隊幾乎不復存在了。這些單位原本驕傲的士兵現在分散成小組，茫然、震驚而且往往缺乏領導。
戰鬥的血腥可怕程度，甚至令久經戰陣的老兵也精神崩潰了。當掉隊者三五成群地從草坪上跑過，喊叫著「德國人來了」的時候，厄克特和他的參謀長意識到，一種惶恐的氣氛滲透進了師部。這些恐慌者往往是年輕的士兵。「他們暫時失去了自制力，」厄克特後來寫道，「麥肯齊和我不得不動手干預。」但其他官兵在面臨可怕困境時仍在繼續戰鬥。面部和雙臂負傷的第10傘兵營A連副連長萊昂內爾·歐內斯特·奎里佩爾（Lionel Ernest Queripel）上尉仍然率領部下對德軍的一個雙人機槍掩體發起了進攻，殺死了機槍手。當其他德軍投擲手榴彈，開始包圍奎里佩爾一行人的時候，奎里佩爾把那些「木柄手榴彈」又擲了回去。上尉命令部下立即撤離，自己留下來掩護他們。他繼續投擲手榴彈，直到最後戰死[16]。
現在，厄克特受到重創的空降師殘存兵力正在被擠壓，被打回來。所有的道路似乎都以奧斯特貝克地區為終點，英軍主力以哈爾滕施泰因旅館為中心，分布在方圓幾公里的地方，西邊在海弗亞多普村與沃爾夫海澤村之間，東邊在奧斯特貝克鎮與約翰娜胡弗農場之間。厄克特計劃在那條大致的「走廊」內採取守勢，該「走廊」到位於海弗亞多普村的萊茵河段為止。他希望通過把部隊撤進來，妥善調用兵力，從而堅持下去，直到霍羅克斯的坦克部隊到來。
19日整晚，厄克特都在發布命令要求部隊撤進奧斯特貝克的環形防線。20日凌晨，哈克特被告知，要他放棄用第10傘兵營與第156傘兵營向阿納姆大橋進攻的計劃，還要他們脫離戰鬥。「這是一個極其難以做出的決定，」厄克特後來說道，「這意味著要放棄仍在大橋上堅守的第2傘兵營，但我又知道，要到達那裡，就像要到達柏林一樣幾乎沒有可能。」在他看來，唯一的希望「就是固守待援，形成一個箱形防禦陣地，並盡力守住河北岸的小型橋頭堡，這樣第30軍就能渡河與我們聯繫上」。
發現海弗亞多普村與德里爾村之間仍在運行的渡口，是促使厄克特做出這項決定的一個重要因素。那個渡口對他的求生計劃來說極其重要：因為從理論上講，通過渡口援軍可以從南岸進入北岸。此外，在渡口兩岸的碼頭上有一些坡道，這將有助於工兵建起一座橫跨萊茵河的貝利橋。不可否認，困難是巨大的，但如果奈梅亨大橋能夠被迅速奪取，如果霍羅克斯能迅速進軍，如果厄克特的部下能夠在環形防線里堅持足夠長的時間，讓工兵在河上建起橋來——那是數量眾多的「如果」——的話，那麼仍然還有機會，讓蒙哥馬利得以在萊茵河對岸建起橋頭堡，並向魯爾區發起大規模強攻——即便弗羅斯特可能在阿納姆被打垮。
厄克特的師部19日全天都在不停地發電報，要求給波蘭人找一個新的空投場。通信手段雖然仍不穩定，但也略有改善，「幽靈」小隊的內維爾·海中尉正在把一些電報送交英軍第2集團軍指揮部，指揮部又相應地把它們轉給了布朗寧。20日凌晨3點，厄克特收到軍部的一份電報，要少將就波蘭人的空投場提出建議。在厄克特看來，只剩下一個地區可供選擇。鑒於他的新計劃，他要求擁有1 500人的空降旅在小小的德里爾村渡口的南端附近著陸。
放棄弗羅斯特和他的部下是該計劃最令人痛苦的部分。星期三上午8點，厄克特有了一個可以把這個態度向在大橋上的弗羅斯特和高夫進行解釋的機會。高夫使用芒福德與湯普森之間的無線電中繼線給師部打電話，與厄克特通上了話。這是自17日以來高夫首次與將軍取得聯繫。17日那天他奉命返回師部，結果發現厄克特卻在行軍路線上的某個地方。「天啊，」厄克特說道，「我還以為你死了呢。」高夫簡述了橋上的形勢。「士氣仍然高漲，」他記得他當時這樣說，「但我們什麼都缺。儘管如此，我們將繼續堅持。」厄克特記得，接著「高夫問，他們能否得到增援部隊」。
做出回答是不容易的。「我告訴他，」厄克特回憶說，「究竟是我向他們靠攏，還是他們向我們靠攏，我沒有把握。恐怕你只能寄希望於從南邊得到救援。」接著弗羅斯特來聽電話了。「聽見將軍說話令人感到非常欣慰，」弗羅斯特寫道，「但他卻無法告訴我任何真正鼓舞人心的事情……他們自己顯然也有巨大的困難。」厄克特「以私人名義對他們取得的戰果表示祝賀」，要求「把我的個人祝賀傳達給每一個相關的人，我祝他們好運」，別的也沒有什麼可說的了。
20分鐘後，厄克特接到了從內維爾·海中尉的「幽靈」小隊發來的電報。電文說：
200820（發自第2集團軍）。對奈梅亨的進攻被該城南部的據點所阻，5個禁衛旅正在前往該城途中。大橋完好，但被敵人占據。計劃今天13點發起進攻。
厄克特立即告訴他的參謀們，通知所有部隊。這是他今天得到的第一個好消息。
可嘆的是，厄克特本有一支傑出的力量可以調用，倘若這支隊伍的貢獻能被接受的話，這原本能夠大大改變英軍第1空降師面臨的嚴酷態勢。在整個被德軍占領的歐洲地區，荷蘭抵抗力量當屬最富於獻身精神和最有紀律的地下組織。在美軍第101空降師和第82空降師的戰區，荷蘭人正與美軍傘兵並肩作戰。泰勒將軍和加文將軍在著陸時最初下達的命令當中，就有把武器和炸藥發放給地下抵抗小組的內容。但在阿納姆，英國人實際上對這些生機勃勃而又勇敢不屈的平民的存在視而不見。阿納姆的地下抵抗小組武裝了起來，擺開陣勢要立即給大橋上的弗羅斯特提供幫助，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冷落，他們的幫助也遭到婉言謝絕。經過一系列奇怪的事件之後，只有一個人曾經有權進行協調，把抵抗力量融入英軍的進攻之中，而這個人也死了。希拉蕊·巴洛上校曾接受厄克特的委派，去協調阿納姆西郊的各營萎靡不振的進攻，但這名軍官還沒來得及履行使命就陣亡了。
在最初的計劃中，戰鬥一結束，巴洛便要擔任阿納姆城防司令和軍政府長官的角色，他的助手兼海爾德蘭省的荷蘭代表也已經被任命了，他就是荷蘭海軍的阿諾爾德斯·沃爾特斯少校。在「市場—花園」行動開始之前，英國與荷蘭的聯合情報委員會便把一疊絕密名單交給了巴洛，名單上列出的是荷蘭地下抵抗組織的成員，據悉他們是完全可靠的。「根據這些名單，」沃爾特斯回憶說，「巴洛和我將要對這些小組進行篩選，根據他們各自的能力來使用他們，情報、破壞、作戰諸如此類。只有巴洛知道我們真正的任務是什麼。他消失了，計劃也就夭折了。」在師部里，沃爾特斯被認為要麼是民政事務官員，要麼就是情報軍官，他把那些秘密名單拿出來提建議的時候，遭到了懷疑。「巴洛完全信任我，」沃爾特斯說道，「我很遺憾，師部里的其他人並非如此。」
隨著巴洛的陣亡，沃爾特斯的手腳被束縛住了。「英國人感到納悶，一個荷蘭海軍的人居然和他們在一起。」他後來回憶道。漸漸地，他獲得了有限的信任，儘管有些抵抗力量的成員被派去執行任務，但他們人數太少，而且他們的幫助也來得太晚了。「我們再也沒有時間，把每個人的身份都核查到讓師部滿意的程度，」沃爾特斯說道，「而且那裡的態度純粹就是『我們能夠相信誰呢？』」把阿納姆地區的地下抵抗力量有效地組織起來，委派任務的機會就這樣失去了。[17]
在英格蘭，20日早晨快7點的時候，斯坦尼斯瓦夫·索薩博夫斯基少將得知，他的空投場更換了地方。波蘭旅現在將在原定著陸地點幾公里之外的另一片地區降落，離德里爾村不遠。他的聯絡官喬治·史蒂文斯中校帶來的消息讓索薩博夫斯基瞠目結舌。全旅已經在機場上待命了，定於3個小時之後飛往荷蘭。在這3個小時裡，索薩博夫斯基不得不針對他以前從未研究過的地區重新設計作戰方案。此前的時間都花在為阿納姆大橋南入口埃爾登村附近的空投制訂計劃上了，那已經派不上用場了。他後來回憶說，現在「給我的僅是一個方案的骨架而已，只有數小時的時間來制訂計劃」。
有關阿納姆的消息仍然少得可憐，不過當史蒂文斯向他簡介這個新的計劃——在德里爾—海弗亞多普村渡口，把他的部隊擺渡過萊茵河——的時候，索薩博夫斯基明白厄克特的形勢變得糟糕了。他預見到無數的問題，但他也注意到「其他人似乎並不十分擔心，史蒂文斯只知道形勢相當混亂」。索薩博夫斯基迅速把這個新情況告訴自己的參謀部，同時又把起飛時間從上午10點推遲到下午1點。他需要這段時間讓他的傘兵重新適應新的形勢，並制訂新的作戰計劃，而且這3個小時的延誤也可能讓史蒂文斯獲得有關阿納姆的最新消息。不管怎麼說，索薩博夫斯基都懷疑他的部隊能否在上午10點的時候飛出去。大霧再次覆蓋了英格蘭中部地區，天氣預報也不讓人放心。「天氣狀況以及我們收到的不充分的情報，讓我非常焦慮，」索薩博夫斯基回憶說，「我不認為厄克特的行動進展順利。我開始相信，我們可能被空投進入荷蘭，卻加速了失敗。」
[1] 哈里（Harry）是亨利的暱稱。
[2] 戴夫（Dave），是機長戴維·洛德的名字戴維（David）的暱稱。
[3] 戴維·洛德空軍上尉是優異飛行十字勳章（DFC）的獲得者，死後又被追授維多利亞十字勳章（VC）。後來，3名皇家空軍人員和4名陸軍投送員——理察·愛德華·黑斯廷斯·梅德赫斯特（Richard Edward Hastings Medhurst）空軍中尉、亞歷山大·福布斯·巴蘭坦（Alexander Forbes Ballantyne）空軍中尉和投送員尼克森下士、詹姆斯·里基茨（James Ricketts）、倫納德·雪梨·哈珀（Leonard Sidney Harper），以及阿瑟·羅博特姆（Arthur Rowbotham）——的屍體被辨認出來，安葬在阿納姆的英軍公墓。——原注
[4] 有關這個故事，我要感激約翰遜太太。她最初是從第502傘兵團的副官休·羅伯茨上尉那裡得知的。儘管羅伯茨上尉並沒有提到那位營長的名字，但我卻必須認定，那是第2營營長史蒂夫·阿奇·沙普伊（Steve Archie Chappuis）中校。約翰遜上尉只記得，他是「6個星期以後在英國醒來的——瞎了，聾了，啞了，體重輕了18公斤，頭上有一塊很大的保護性覆蓋物」。後來，除了部分失明之外，他康復了。為了寫這本書，我與多恩中士通信並採訪了他，他沒有多說他在拯救約翰遜上尉的生命中所起的作用。不過他承認，他是起了作用。他寫道：「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我當時是否真的會對那名醫生開槍。」——原注
[5] 在諾曼底，范德沃特曾拖著骨折了的腳踝，打了40天仗。見《最長的一天：1944諾曼底登陸》。——原注
[6] 查理大帝（Charlemagne，742—814），即查理曼，他是法蘭克國王（768—814）和義大利國王，後成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800—814），稱查理一世。他擴展疆土，建成龐大帝國，加強集權統治，鼓勵學術，興建文化設施，使其宮廷成為繁榮學術的中心。
[7] 巴巴羅薩（Barbarossa），即綽號為「紅鬍子」的腓特烈一世（Frederick I，約1122—1190），後加冕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1155—1190）。
[8] 觀測射擊（observed fire），由地面上、飛機上和軍艦上的觀察員觀測彈著點或者炸點所進行的射擊。
[9] 摺疊座手杖（shooting stick），此手杖的頂端可以打開，用作座凳。
[10] 原文中提到了蘇格蘭禁衛團，但禁衛裝甲師中並無蘇格蘭禁衛團的部隊，除了冷溪禁衛團、愛爾蘭禁衛團和擲彈兵禁衛團的部隊外，該師只有威爾斯禁衛團的部隊。前文的注釋中提到過，英國陸軍編制獨特，步兵和裝甲兵單位中一般都是師—旅—營建制結構，禁衛團只是部隊番號稱謂而非編制，頂著「XX禁衛團」名頭的營，可能分屬於不同的旅或者師。原文中查特頓上校提到了一名准將，與會的除了布朗寧的參謀長，這個軍銜的英國軍官在禁衛裝甲師中除了3個旅長外就沒有別人了，查特頓提到的3名禁衛團指揮官，有可能是幾名裝甲營的營長。
[11] 布拉格堡是第82空降師在美國國內的基地。
[12] 帕特（Pat）是派屈克的暱稱。
[13] 麥凱以為這個報道指的是阿納姆，事實上，它講的是霍羅克斯的坦克部隊與美軍第82空降師在奈梅亨的會師。——原注
[14] 這句話言外之意就是，他是神父，不是作戰人員。
[15] 安非他命，這裡用的英文是benzedrine，即amphetamine，是一種中樞神經興奮劑。二戰時期各交戰國為了刺激官兵的潛力，提升其連續作戰的能力，普遍配發了各種神經性興奮劑，而這些藥物後來被證明有很強的副作用，基本上屬於毒品範疇。
[16] 奎里佩爾死後被追授維多利亞十字勳章。——原注
[17] 英國人長期以來對荷蘭地下抵抗組織保持著警惕。1942年，納粹在荷蘭的間諜頭子赫爾曼·吉斯克斯成功地滲透進了荷蘭的情報網，從英國派去的特工先後被捕，被迫為他工作。在20個月的時間裡，大概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最引人注目的反間諜行動中，幾乎每個跳傘進入荷蘭的英國特工都被德國人攔截了。作為一種安全審查手段，英國的報務員得到指示，要留意用摩爾斯電碼發出的無線電文中故意出現的錯誤。然而由這些「雙重間諜」發出的信息，都毫不懷疑地被英國情報部門接受了，直到兩名英國特工逃脫，吉斯克斯的「北極行動」才告終止。由於在這麼長的時間裡欺騙了盟軍，因而吉斯克斯忍不住對自己的漂亮之舉吹噓起來。在1943年11月23日給英國人的一封明碼電報中，他說道：「致倫敦亨特和賓厄姆先生的團隊及其繼任者。我們的理解是，你們一直在沒有我們幫助的情況下，努力在荷蘭做了一段時間的生意。我們對此表示遺憾……因為在這麼長的時間裡，我們一直是你們在荷蘭的唯一代表。……倘若你們想要前來進行大規模的歐洲大陸之旅，那麼我們就將給你們的密使以迄今為止我們所給予的同樣關注……」結果，儘管情報網被清洗並徹底改組——而且儘管荷蘭抵抗組織與這些秘密活動是互不統屬的——但是在「市場—花園」行動之前，許多英國高級軍官仍然得到警告，不要對地下組織過於信任。——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