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名達文集 · 1934年

中國史學史講義（遺稿） 中國史學史自序 我在幼年很喜歡看小說，由看小說就連帶喜歡看歷史。不久大約因為覺得小說是虛偽的，荒誕的，漸漸地和它疏遠。對於歷史反而覺得親切有味，愛不忍釋。記得十歲的時候，父親買了一部《綱鑑易知錄》給我，從郵局遞到之後，父親說它是新排的版子，字體太小了，會看壞眼睛，主張賣掉另買一部木刻大字的版子。我因為剛剛看得津津有味，不忍割愛，竟在父親書桌柔布上用粉筆塗了七個大字，說什麼「若賣《綱鑑》，兒辭矣！」這個辭字，究竟是什麼意思，我當時固然弄不明白，到現在想來，也還是莫明其妙！父親當時大發脾氣問我是辭了這部書不要呢？還是辭了父母到別的地方去？我當然答不出來。可是父親儘管發怒，他心裡是暗自歡喜的，所以這部小字的《綱鑑易知錄》竟然不曾賣掉，成為了我的小朋友！ 這部《綱鑑易知錄》對於我的影響委實太大了！在身體方面，果然看壞了我的眼睛，成為一個十足的近視眼。鄉下地方是配不到眼鏡的，所以在小學中學裡，因為看不見黑板上的字，便索性偷偷的獨自看歷史和小說，看的越多，近視越深，馴致對於數學科學，茫然不解，甚至分不清黃綠顏色，可笑極了！ 可是，我研究史學的興趣和基礎，也在那看《綱鑑易知錄》時便已奠定了！用今日的學力來批評《綱鑑易知錄》，固不難鄙薄它陳義淺薄，褒貶失當，搜羅不廣，考證不精！可是，我讀它的時候，便已經能夠發覺它思想的不對，屢在書眉上隨便批駁。這就是因為它本身不好，才引起我的思索，引起我的批判，引起我的研究。恰巧家裡還有許多木刻的《了凡綱目》之類，不免拿來比照參考，於是發現年代不同，事實參差，不知誰是誰非，便又心裡煩悶了。到後來，編著了幾部史學家年譜和《史學年表》，《中外歷史大事年表》，大約是受了幼年那種煩悶心情的衝動吧。 少年是虛度過去了！為了照例的在學校受功課，不能專心向歷史一方面用功。直到中華民國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受了父親的指示，購閱胡適之先生的《章實齋先生年譜》，方才重新把研究歷史的興趣提起。四月二十九日聽了何炳松先生講《文史通義》，才知道除了歷史值得研究以外，史學的理論和方法也值得研究。不久，讀了適之先生的《國學季刊發刊辭》，便覺得他的《中國文化史》撰著計劃中，缺少了一部最重要而且最有價值的《中國史學史》。同年九月二十九日，初到國立清華大學研究院，受業於梁任公先生，即立志用十年工夫，專門研究《中國史學史》。那時任公先生正想合師生之力，共著一部空前絕後的《中國文化史》。我年才二十一歲，雙親健存，內顧無憂，所以當日立即下極大決心，非待史學史成書，不得離開清華。清華研究院照例是一年畢業的，我不願離開良師，不願拋棄夙業，所以畢業以後，仍在清華住了三年。直到民國十八年一月十九日任公先生逝世以後，明燈失去了，不能不自行摸索前進，同年三月五日才進了商務印書館編譯所，除了辦公時間以外，仍舊於清晨深夜，繼續史學史的研究。前後數年，陸續發表了一些論文和專著。但那些已經發表的，並沒有多大的貢獻。倒是有許多零零碎碎的小紙片，上面有許多從史書和文集裡找得到的史料，委實有前人所未發現的寶貝。還有我自己對於史學史上的各種思想，自信亦有些獨到之處，也記在小紙片上。說來真很痛心，不料在民國二十一年「一二八」的後二日被倭寇把它和我的家庭完全炸毀了。 次年春，在國立暨南大學授《中國史學史》，便痛感史料喪失之苦，只能提綱扼要地講些史實，不能作深刻的研究，又因學生很少，時間很短，所以不曾把講義完全發表。後來迭次補充，大大改動，方才形成這樣一部可供讀習、可供研究的《中國史學史》。 《中國史學史》是如何構造的？我早就決定，至少當有六部：第一部應該叫做《中國史學通史》，便是現在發表，以供講授的。它的內容，不去較量那些繁文縟節。只將史官制度的沿革、史學思想的進化、做史方法的改良、史學家的遞邅、史書的新陳代謝等等的大勢，用極生動、極明顯的辭句表現出來，使得學者先來一個鳥瞰，以便將來再作進一步的研究。這一部書，大約有三十萬字。 第二部是《中國史學年表》。這部書，我在清華已經著手編著，逐日增加，已得萬餘條。依照年代的先後，分列史學史上的事實。原稿僥倖未被倭寇炸毀，可以另印一書。 第三部，可以叫做《中國史學論文總集》，是把古今有關史學理論和方法的文章，抄錄為一書，使學者不必分別找尋，即可把歷代史學家的名言偉論，一覽無餘。現已錄集數百篇了。 第四部，是《史學家列傳》，先把古代史學家現成已有的傳和墓志銘抄集下來；如果原文做得不差，便不改一字；如果原文不好，便另自行撰一篇。這部書也快成功了。 第五部，我已經提出了一個驚人的大計劃，便是《史學大辭典》的編輯。五年前，我便化了六十四元印了一萬張卡片，把中外古今史書各撰提要，史學家各撰小傳，史學術語各作解釋，史官名義各加說明。憑一手一腦之力，居然也做好三千多條。可惜我近三年來，因為俗事煩忙，不曾繼續做下去，看來是不容易成功了。我希望，我誠懇的希望，能有好學的青年，幫助我編輯這部不朽的巨著。我相信，我堅定的相信，這是不朽的工作，只要我們去做，一定可以成功的。 以上五部，是我個人空前的創作，古人不曾做過。此外還有一部《史籍考》，則是章實齋先生已經編成功，而現在未見傳本的，我也曾想重新另撰一部《史書提要》，已經試撰一百餘篇，把每一部書的名稱、作者、內容綱領、主要意旨、體例優劣、事實真偽，約略作一敘述。仿《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之例，加以改良補充，以便讀史者先得一指南，而免「不知從何讀起」之苦。這種工作是需要提綱挈領，而不需要臚列照抄的。像《經義考》、《小學考》那樣專抄序跋，不加剪裁鎔化，我是反對的。 除此之外，還應作專家和專書的研究。書如《左傳》、《世本》，人如司馬遷、劉知幾、章學誠，皆值得我們細心研究的。又有許多不為人所知的史學家，如元末的張樞，清初的邵廷采，都需要我們去表彰。因此，要興《史學史》的大工程，有許多先要準備的工程在。倘不把上列各件工程先做好，就冒昧去撰著《史學史》，定然要鬧出許多笑話來。我因為認定《史學史》是偉大的工作，不必急於成功，所以先從事於上列各件工程，把各書、各人、各種制度、各種思想，先一一研究了一番，然後綜合研究所得的概念，敘述《史學史》上的大勢。這樣才可撇開那些小節，提挈這些大綱，這樣才可認識一切史實，不致囫圇吞棗。我相信，無論什麼工作，都應該先做個別的分析，然後可做大體的綜合。綜合的是《史學史》，分析的是《史學年表》，《史學大辭典》，《史學家列傳》，《史書提要》，《史學論文總集》，專家研究，專書研究等等。這原不是一人的工作，但我一人已做得不少了。 中國史書之多，堪稱世界第一。但圖書館的不發達和不便於專家，也應推中國為首屈一指。我因此恐懼，生怕我的眼力和財力不能看遍中國所有的歷史書，因而不能撰出中國最好的史學史。過去在北平曾窺文津閣、清華圖、北京圖、北京大學圖，在天津曾窺飲冰室、直隸圖，在杭州曾窺文瀾閣、浙江圖，在吳興曾窺嘉業樓，在南京曾窺國學圖、中央大學圖，在上海曾窺涵芬樓（東方圖），在南昌曾窺退廬、江西圖，到處翻檢，隨手札記，所以得見的史書還不算少。憑這點見聞，加以師傳，識解，勤奮工夫，總想寫出一部比較可觀的著作來，以請教於斯學博碩。可惜，我近來俗事煩忙，執筆多屬倥傯，未能審慎盡致。定有不少疏忽的地方，極盼讀者指正。 我相信學術是大公的，不容個人專有，所以極歡迎讀者對於本書任何部分，皆加以嚴重的注意和嚴格的批評。我住在上海霞飛路五二三號，倘蒙直接賜函討論，極其歡迎。倘能俯賜臂助，或究一題或助我史料，尤所企望。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三月三日姚名達自序 第一編　緒論 第一章　史學史 第一節　中國史學史在學術史上的價值 《中國史學史》是中國學術史最重要的一部分，也是人類文化史最悠久、最偉大的一個支流。中國的史書，在數量方面，比任何國家都豐富得多；在體例方面，比任何國家都複雜得多；在理論和方法方面，比任何國家都精微得多。惟有歷史才能供給人類以最淵博的知識，惟有歷史才能保存人類所曾創造的事跡。玄妙的哲學也許只能供少數有閒階級的玩味，雕垛的文學也許只能供少數有閒階級的吟詠，唯有歷史是和報紙一樣能夠影響到人生的本身。它的真偽良窳直接牽連到人生的善惡，國家的安危，社會的治亂。我們生千載之後，欲歷覽古來世事的變遷，文化的進步，固非歷史莫由。但歷史究竟能否勝任而無憾，就有待於吾人的研究了。 第二節　史學史的研究在今日為甚重要 過去的史書雖多，而真正優良的卻未必為人所知；惟有經過帝王表彰的，方才昭昭在人耳目。一般所習知的，除《廿四史》、《九通》、《通鑑》、《綱目》外，別無所知。數千年來，重要的史料，優良的著述，被世俗埋沒喪失的，何止萬千？倉卒成書，濫竽充數的史書，僥倖保存，貽誤後世的，又何止千百？此皆因無人作個別的研究，綜合的介紹，以致良窳不分，薰蕕相雜，貴大遺小，尊古賤今，種種惡果，不勝枚舉。返觀文學界，則對於古代文集，無不有專家分別精究，而文學史之著述，竟有百餘家之多。熟知文學乃浮華之作，未必有裨人生。與史學相較，輕重何止千倍？而世俗好華惡實，騖文略史；以致一般士子對於切身的政治和社會，反覺渾忘；對於無益的文學和藝術，反極嗜好。積習難返，良可殷憂。所以欲挽救頹廢的風氣，非切實研究人生不可。而研究人生，除研究政治和社會外，對於現在政治的來源更非切實研究不可。欲知現在的來源，便非了解過去的歷史不可。欲了解過去的歷史，便非先介紹及批判古來的史書不可。欲批判古來的史書，便非仔細研究作史者的生平和學術及史官制度的沿革不可。由此言之，則史學史的研究，在今日固很重要了。 第三節　縱剖呢還是橫斷呢 史學史的著述，在中國是空前創作，前無所承，別無可仿。欲將古今史學大勢扼要敘述，固非用通史的體例不為功。而通史的體例，亦有縱剖式與橫斷式二種。縱剖式是分類敘述，橫斷式是分代敘述。歷史是和河流一般的，沒有方法可以截斷，所以本書大體決定用縱剖式，把史官制度、史學思想、做史方法，分篇記載，自古述敘至今。而每篇之中，仍須注意它們的相互影響，務使彼此關連，遙相照應。為清醒眉目，比較時代起見，我已另撰《史學年表》，現在打算節取它的要略，附錄於本書之後，以補縱剖式的不足，代橫斷式的功用。 第二章　史與史學 第一節　史字的本來意義 史字的本來意義，只是用刀筆刻字的人。他所刻的簡叫做書。上古時代的所謂書，即是現代所謂歷史。現代所謂歷史，古代只叫做書，直到南朝梁武帝時，方才正名為史。史字在上古只是一個職名，不是一種物名。用現代的話來解釋，史只是速記員或書記員，專用以記載帝王官吏的言動的。這種人所記載的，不是過去，而是現代，所以又有一點像現代所謂新聞記者。 史這種人不是帝王所專有的記事官，乃是百官所必備的書記員。在上古蒙昧初開，識字人少，能寫字的更少。寫字的方法是用刀筆在竹簡或木版上雕刻，祭祀的時候則用龜甲或獸骨來雕刻，這不是普通人所能勝任的，所以有一種專門刻字的人，好像現代專刻圖章的人一般，專門在帝王面前或百官面前代他們寫各種公文，這種公文是當時應付現狀的文字，不是記載過去的事跡。這種公文，保留日多，合攏來便成一部書。所以古所謂書，乃是公文檔案的總集，不是由所謂史官特地把過去的事跡追記成功的。 古人把史字解做「記事者也」，（一）假如這所謂「事」是當時應付的事，是不錯的。但若認為是過去的事，卻大錯了。而且這所謂「記事者」，若是指記事的人，是不錯的。若認為是記事的書，卻又錯了。因為南北朝以前的史官，都是在帝王面前，記當時應付的事，不管追記古代的事。至於一般單叫史的官，都是在百官衙門，做現代書記員的事情，更不是記古代的事。若認史字是記事的書麼？則班固撰的叫《漢書》，司馬遷撰的叫《太史公書》，虞有《虞書》，夏有《夏書》，商有《商書》，周有《周書》，不聞另有所謂《周史》、《漢史》。這可見史字的本來意義，不能用「記事者也」混沌解釋了事，更不能把它當做記事的人或記事的書，我們應該另外尋找出一個最妥當、最恰切的解釋來。 我說「史字的本來意義，只是用刀筆刻字的人」，這不是沒有根據，但是很有理由的。起初我讀漢末許慎《說文解字》：「記事者也。從，從。中，正也。」後來再看《說文義證》代他解釋曰：「中正也者，文元年《左傳》『舉正於中』也。」徐鍇曰：「記事當主於中正也。」《說文部首訂》曰：「從又持中者，猶持正也。蓋史之所記，如其事而實書之，不參己見，亦無偏倚。故從又持中，為人記事之稱。因其記事無虛偽，遂名其所記之書為史，亦名其所記之實為史。」這一種說素，我根本認為不對。因為（一）造字的人那能預先主張做史的人必須抱中正的態度？（二）中正是一種道德，不是物質，那能用手去執持呢？所以這種最早的說素，雖已行用將二千年，到近代便被文字學家打倒了。 第二種說素，我也不贊成。清末吳大澂《說文古籀補》曰：「象手執簡形。按古文中作，無作者。」《文源》：「從不從中，『中』古作，象簡形，執簡所以記事。」羅振玉《殷墟書契考釋》曰：「中字有三式：一為大中至正之中，字作；二為伯仲之中，字作；三為史冊之中，字作。」王國維曰：「案古文中正之字作諸形，伯仲之仲作，無作者。惟篆文始作。且中正無形之物德，非可手持。」他們的意見一致反對許慎那句「中，正也」的解釋，這是對的。可是竹簡的形狀應作或，不應作，所以王國維也說「然與簡形殊不類」，可見吳大澂認為簡的主張是不能成立了。第三種說素是把認做盛筭之器，再考出「古筭二字往往互用」，就說「筭與簡本是一物，又皆為史之所執，則盛筭之中，亦用以盛簡。」「故當時簿書亦謂之中」，所以「史字從又持，義為持書之人。」這是王國維《釋史》篇的見解，自以為很對的。殊不知筭與簡雖同是竹器，但大小迥異，不能視同一物。且筭上不能刻字記事，史官偶爾執筭，乃屬一時之事，並非平常之事。自然不能以一時之事賅括平常之事，更不能以不能記事之筭看做可以記事的簡。因此，我對王國維的解釋，也認為不對的。 第四種和第三種差不多，是江永《周禮疑義舉例》發明的。他說：「凡官府簿書謂之中，故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斷庶民獄訟之中』，皆為簿書，猶今之案卷也。此中之本義，故掌文書者謂之史。其字從又從中，又者，右手之手，持簿書也。吏字事字皆有中字，天有司中星，後世有治中之官，皆取此義。」王國維說：「江氏以中為簿書，較吳氏以中為簡者，得之。」但「簡為一簡，簿書則需眾簡」，王氏已說過了。「與簡形殊不類」，王氏也說過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則何如？」一簡既不像，難道集眾簡以為簿書，反而像？我們知道眾簡是冊，古文作，象用繩串竹簡的形狀，決沒有像一樣的。所以，江氏的說素也不能成立了。 第五種說素，因為沒有人相信，所以不大為人所知，也用不著吾人反駁。《春秋元命苞》曰：「屈中挾一而起者為史，史之為言紀也，天度、文法，以此起也。」讀者不要輕視它是讖緯附會穿鑿之說，要知道緯書起於西漢末，東漢初，比起《說文解字》還早得多呢。泥古的人，與其迷信《說文解字》，倒不如迷信《春秋元命苞》，反而更古老些呢！ 以上已把古人對於史字的解釋介紹過了，而且反駁過了。至於我說「史字的本來意義只是用刀筆刻字的人」，有什麼理由？ 我看見古人對字的沒有法子解釋得清楚，就決定要另自標出一種解釋。起初我發現甲骨文的史字和《說文》的史字形式不同。甲骨文作（見圖一）《說文》作，至少有二點應注意：（一）雖相同，但甲骨文的長得多，已可握入手中了。（二）《說文》的是帶園［圓］的方；甲骨文的是斜尖的銳角。像《說文》那樣勉強可以說像簡形；像甲骨文那樣，定是另有一物，尖長而小，可以握入手中的。證之周初史燕簋史字作（見圖二），不但在手中，而且已透過手下，和《說文》的在手上，不入手中，完全異樣。《說文》是後世的書，文字屢經變化，已失原形，本不足據。我們研究古字，應以最古的甲骨文和周初的鐘鼎文為主，這是一點。 我曾經學過用刀刻圖章。刻字店裡有一種刻木刀，是將細長的刀嵌入木錐中，使得執刀的手不致發熱。它的形式竟和甲骨文的相象，無疑的是細長的刀，有點像包刀的木錐，大約是栓木的橫擋，或象徵著未曾完全剖開的木柱吧。我數年前研究史字的意義，頓覺到甲骨字的史字很像用刀筆刻字的情形。近來把甲骨文的許多史字，屢次送給刻字匠看，他們都說這個字極像他們刻字的情形。上海愛多亞路西口劉賢記刻字匠張君，還提議把他刻字的形情照一個相，我便依了他，拿來做個印證。（見圖三）不過以今證古，泥古的人，是不會相信的，吾人必須再找證據。 《周禮》那部書，有點像《政府組織法》，記那些官名數甚詳。它記天官冢宰，史字凡四十一見，有史一百五十六人。春官宗伯史字凡八見，大史無史，小史有史八人，內史有史八人，外史無史，御史有史一百二十人。夏官司馬，史字凡四十四見，共有史一百九十七人。秋官司寇，史字凡三十一見，共有史一百五十八人。我們想想：為什麼要這麼多史官？他們做什麼用的？若是史官是專為帝王記事的人，那麼為什麼百官都有史官呢？而且《禮記·既夕禮》載有「主人之史」，為什麼主人亦有史呢？這可見古代的史官並不是像後世的史官一般專門記載過去的事跡，不過是專門用刀刻字的人罷了。因為古代用竹簡木版做紙，用刀做筆，識字的人既少，能刻字的專門人才更少，所以有一種專門刻字的人，在帝王及百官面前專做刻字的工作，這種人便叫做史，證以下文所引漢代的法令，便可深信了。 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誦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見《前漢書》卷三十《藝文志》） 「誦書」就是識字，「以六體試之」就是用古代六體文字考試學童。識字九千以上，寫字最好的人，才可以做史官。這不可以證明我的見解主張嗎？ 上文所舉，反對者不妨說《周禮》是偽書，《漢書》所載是後世的事，不能引以證實古代的史官等於後世的書記員。可是，我還可以舉示許多例，證實（一）史是專管書記的人，（二）史的手中常執刀筆。關於第一點，《墨子》常常說「書其事於竹帛」，《左傳》常常說明所以書所以不書的理由，《國語》說「君舉必書」，「逆則亦書其逆」，「使書以為三」，又明明白白說「史書世」，「史不失書」，書即是記，可見史是專門做書記的事了。關於第二點，《曲禮》明明白白告訴我們：「史載筆」。這三個字尤其是我這發明的惟一鐵證，載筆即是執筆，《曲禮》既明謂史以執筆為本分，那麼還有什麼方法否認史不是用刀筆刻字的人呢？ 以上，我已把史字的本來意義解釋明白了。吾人如此仔細研究，不過是考古求真的一種表現，並不是說現代仍應採用那種古義。要曉得，史字後來起了許多變化，史官也換了許多名稱。到後來，專門用刀筆刻字的人也分成二類：一類在帝王面前的，高升了大史、小史等史官；一類倒霉的，仍在百官衙門裡做書記員。再到後來，有人把那史所書的集成為書，久而反把它叫做史了。再到後來，把「歷代之史」縮短成「歷史」，不但把史書叫做歷史，連帶把史書上所載的過去的事跡，也叫做歷史了。但這些都是後來的意義，不是本來的意義。而本來的意義，只是「用刀筆刻字的人」。 注一史字在古文中的變化 甲骨文 以上是周末至秦漢文字，漸縮短，手不能握，所以後人，便不懂「史載筆」的意義了。 第二節　歷史是什麼 歷史的觀念的確定，是吾人研究「史學史」所應先決的問題。 過去一般人士往往誤解史的觀念，最普通的一種誤解，就是認「史」即是「政治史」。蘭克（Ranke）（注一）以為史的目的，是要明了吾人對於國家的起源和性質的觀念。弗里曼（Freeman）（注二）說「歷史是過去的政治，政治是現在的歷史」是最好的代表。在他們的意見，以為除出政治的記述外，就沒有其他的歷史；換言之，以為人類除出政治的活動值得記述外，就沒有其他的活動值得記述。中國一般人士對於「史」的觀念，亦是如此。這種以政治為重心的歷史觀，籠罩著過去全部的史學界。我們隨便取本歷史書，其中所記述的，莫不是國家政治的變遷。如中國的《二十四史》，《資治通鑑》、《紫陽綱目》，西洋的《希臘史》、《羅馬史》，《諾而曼入英史》等等均然。 實際上以政治重心的歷史觀，亦基因於外界的事實。「史」本是一種職官，（說見上文第一節）其所記述的，當然是以主權者的行動為觀察點。在當時，「史」的觀念原是如此。自後有了新史學運動後，以政治為中心的歷史觀就受了很大的打擊。雖內中有一部分人仍舊寫他的「政治史」，但大部分的人士則已逐漸亦注重到人類的其他各種活動方面了。 人類的活動是多方面的，政治的活動只是人類的一種手段；其他尚有經濟的活動，其於人類生活的重大，實較大於政治的活動千萬倍。馬克思（KarlMarx）所說的以物質為歷史的重心，固然不合於科學，（注三）但物質為人類的一種重要「財產」，卻是毫無疑問的。過去的歷史書，很少有注意到這點，——因此，吾人在下面所討論的，大部分仍著重在「政治史」上——現在即已有一般史學家注意到此了。但過於注重的結果，無形中將歷史認作為一種經濟史。其謬誤實亦與專重政治的歷史學家相同。 新史學運動抬頭以後，其中有一部分人反動得太厲害了，他們甚至把全人類的活動的事跡，來作為研究的對象。這亦未免有點過於廣泛。假使吾人採用此種觀念，則凡過去人類的一切活動，都將被吾人研究了。這在事實上不必要亦不可能；吾人當可知道人類的一顰一笑，一言一語，亦均是人類的活動，但若不加選擇的都取作為歷史的材料，就未免太可笑。歷史是必有其一定的範圍，一定的觀念的。 歷史在英語為History，在法文為Histoire，在義大利文為Storia，這三者同出於希臘文及拉丁文的Historia，其初本為「問而知之」的意義，其後遂把「問而知之」的結果寫錄出來的東西，亦叫做Historia，遂有記錄的意義了。 「史」之一字，如何由記錄而變成為現在的觀念，吾人在下面須加以詳細的研究。現在吾人姑且以巳維特維爾（J.T.Shotwell）在《大英百科全書》歷史條下所說的話： History這字，有二種意思：他可作事物的記錄講，亦可作事物的本身講。（It may meanei ther there cord of event,or events them selves.)本來這字的意義，是限於調查和記載，近來則擴大到研究問題或有的現象也包括在內了。這意義的擴大和轉變，或者由於不經心所致。……我們稱歷來的國王和政治家為歷史的表征（Makers of history）。但有時說歷史家僅僅記錄他們所創造的歷史而已。由此可知，歷史顯然不是記錄，而是所記錄的事物了。（Not there cord,but the thing to be recorded.) 史的觀念的擴大轉變，由於不經心所致，是能說出一部分理由的。實在這「不經心」並非由於其本身，不過因為時代的演進，歷史的觀念亦無形中隨之而擴大，吾人與其說「不經心」，無寧說「不覺得」比較妥當。所謂「歷史不是記錄而是所記錄的事物」，這是非常正確的一句話。原來，歷史這樣東西，是人類生活的行程，是人類的生活的連續，是人類生活的變遷，是人類生活的傳演。它無日無地無時無刻不在繼續的活動中，假使僅僅是記錄，則其所表現的，僅是些故紙陳編，與人生又有什麼關係？歷史能成為「所記錄的事物」，才能將時代表現在吾人的眼前；後人之需要閱讀前人的歷史，並不在乎要知道古人做點什麼事，而是要知道古人做點什麼有影響的事，換句話說，就是要從歷史中找出因果律來。所謂因果律，實即就是因果態。人類的一切設想，一切事變，必定有所以致之原因，這原因或者幾千年以前也說不定，但必定是存在的，卻是無可疑義。後事必是前事孕育出來的。歷史上討論一事，往往舉出前因後因近因來，就是這個意思。 過去的歷史觀念，只著重在政治的活動，這在現今看起來，它已是一種化石形態了；過去的歷史學者對於歷史所下的定義，吾人必須重加測量。歷史是整個人類生活的表現，亦就是整個社會的活動。以廣義說起來，凡是社會生活所表現的各體相，而這體相又是針對著社會的，都應為歷史的內容所包涵。文化是不可分的，是整個的，其所表現的各方面、各體態，都有相互附結的關係，絕不能以一部分的生活來作為歷史的內容全體。吾人一用「歷史」二字，就包括著法律、政治、經濟、道德、哲學、宗教……種種人類的活動在內；因此歷史的本身，在這種涵義下，必成為進展的、活動的東西。甚至於這「紀錄的事實」亦應當是生動的，進步的，與時俱變的東西；其所記錄的外表雖是呆板的，規則的，有時間的，但其中的內含必定是進步的，行動的，有因果態的。要達到此種目的，不僅要紀錄，並且要解喻，唯有解喻才能成為「歷史」，才能成為「歷史的真實」。 第三節　史學的解釋 歷史雖是「古人的」，但歷史的解喻卻是「今人的」。所謂「今人的」解釋，各種說素先敘述一下。——由此，使吾人研究「史學」時，可得許多的幫助。 J.T.Shotwell曾說過，各時代歷史的解釋的種類，確切反映當時支配一切的思想興趣。關於這句話在中國的說明，吾人亦要留在後面。在西洋（注一）如古代東方的神聖詠史詩，為古典派之神話與哲學解釋所消滅，自一般人接受基督教，古典派之神話學，又為支配奧古斯丁至波緒亞之歷史解釋之天堂地獄說所摧毀。類此的種種解釋，早已與時代而俱去。現在知識與思想的空前發達，遂產生許多新的解釋，大部分均是代表前世紀最顯著的時代與思想的變化。 現今關於歷史現象的解釋，約有八派。（注二）每派對於吾人關於歷史發展的知識，均作重要的貢獻。此諸派別，並非是互相排斥的，反之，且可互相補充。今逐派略說之於下： 個人的解說，亦即是私人或偉人論，是現在歷史解釋的諸派別中，最著名的一種。代表這派學說的為喀萊爾（Carlile），他們將歷史上的偉大人物作為歷史發展的主要原動力。 經濟學派的歷史解釋，與地理學派的歷史解釋，有密切的關係，前者是馬克斯所建立，以為社會內經濟進程中之現狀，大半可以決定現在社會制度政治制度的性質，是最為一般人所採用的解釋。予後者以重科學的建立者，是立忒（Karl Ritter），現在一般歷史學家，如欲撰述一國的歷史，必先熟悉一國的地理，實創此派。 唯心論的歷史解釋倭鏗（R.Eucken）、馬條茲（Mathews）均是力主此說的，這前者立在相反的地位。此派的意義，吾人可引馬氏的說素來說明：「歷史之唯心解釋，在發現與地理，經濟合作之種種精神動力，此動力在產生對屬人條件（Personal Condition）之一般傾向。而此諸條件，非見於玄妙之空論，乃表見於貴人（WorthfulMen），征服自然使屈服於人類幸福之種種社會活動。」由此義觀之，唯心論的解釋，與偉人論殊有密切的連繫。 科學論的解釋，以為科學的知識與應用，足以支配現有經濟生活之形式與經濟活動。此派創始於康多塞（Condorcet），復興於孔德（Comte）。與經濟的解釋，共為比較妥當的一種。 人類學論的歷史解釋，是歷史解釋各派中重要的一種，它雖然不能說明歷史的過程，但可改造人類的最初歷史，尤其在綜合歷史的材料方面，有重大的影響。 社會學派的歷史解釋，吾人可引吉丁史教授（Prof.Giddings）的話來說明。此一學說在以進化過程中的物質原因，生活原因，心理原因的運用，說明社會的起源構造和活動。並與「文化人類學」共同說明歷史發展中之種種重演與規律性，並成立歷史原因之諸定律。 綜合或集體心理派的解釋歷史在一切歷史解釋的種類中，為最廣博，最後起，最重要，最能代表新史學的一種解釋。依此派的主張，諸原因之單一範疇，殊不足以說明歷史發展中之一切形態與階段。某時代之集體心理，即足以該時代之歷史發展；史家之任務，在發現與估計各種因素，即創造與形成集體人生觀之諸因素，此因素更決定為生存與改良之集體鬥爭之性質。作《新史學》的魯濱孫教授（J.H.Robison）就是此派的一個重分子。 上列各種說素，吾人究屬採取何者，將留待於下面討論中國的各種歷史解釋中再說明。 注一、注二：見董之學譯Barnes著《新史學與社會科學》。 第四節　史學是什麼 吾人既明白了史學的解釋，就可進而討論史學是什麼了。 「史學」是什麼？以最簡單的話去解說，就是研究歷史的學問。但這話太空泛，太抽象，不易找到具體的觀念。吾人每討論一種學問，最重要的步驟，就是先須要明白一種學問的性質；所謂「研究歷史的學問」中的「歷史」二字，究竟指何物而言，是否即是上節的定義中所言的「歷史」，抑系另外一種觀念，在沒有明白確定了「史學」範圍以前，均須先一一決定的。 「史」所敘述的對象與「史學」所研究的對象，其中並沒有相同點。以最顯明的話來說明，史所敘述的只是人類過去的活動，而史學所討論的卻不但包括了「史」的方法，並且包括了「史」的理論。換言之，史學所研究的，不但是「史的事實的敘述」，並且是「史的理論的探討」。因此在尚沒有討論到「史學是什麼」以前，先須明白了「史學的對象」。 吾人常言之「歷史的」一語，其意義是非常寬泛的。在一般的用法中，它每每指過去的一切而言；但有時它亦指某種特殊事件或人物對於後世有重大的影響者而言，在這種涵義下它包含「在歷史上著名的」、「構成歷史的」、「有關歷史的」種種意義。不過，這種種意義，只是一種「歷史的」——習慣的用法，其在學術上的用法，所謂「歷史的」意義，只是表明一種考察事實的觀察法。這種觀察法，專尋事物的起源、沿革及變遷，以找出其因果的關係；換言之，對於每一事物的生長和消滅，抽象的或具體的，求出其怎樣消滅，怎樣生長的原因，亦即是回答每一事物之所以成為這樣的方法。所謂「史學方法」實即是指此種意義而言。但「歷史的方法」並不是「史學」的全體，「一定的考察法」——歷史方法，固然決定了「史學」一部分的意義；但並不一定單用以指「史學」方法而言。吾人對於一切自然現象，如地球的生長，火山的爆發，人類的發現，類人猿的消滅等等觀察，亦是歷史的觀察法，但這並不在史學的範圍內。所謂「史學」，它自有其一定的範圍，一定的意義的。 「史學」二字，最早聯在一起用的，是《晉書》載記：「崔睿任播為史學祭酒。」南朝劉宋特立史學為四學之一，但這時所謂的「史學」，其內容的意義是指歷史學校。直至「唐穆宗長慶二年三月，諫議大夫殷侑言，司馬遷、班固、范燁三史為書勸善懲惡，亞於《六經》。比來史學廢絕，至有身處班列，而朝廷舊章，莫能知者。於是立三史科及三傳科。」到這時方才把研究歷史的學問叫做史學。但這時所謂史學，只不過在乎「勸善懲惡」、「明悉舊章」而已。換言之，即是明白史事及史法而已！這當然於現在史學的意義不同的。 「學」之一字，在英文是？Logy，與Logic同出一源，均是從希臘文？與來的，意指一完全的思想而言。後來，即引而為有系統的學科而言，如Phycology Geology等等的logy的，均是有系統的學科的意義。在中國，「學」是「覺」的意義。《白虎通·辟雍》「學之為言覺也，以覺悟所未知也。」《論語·皇疏》：「學，覺也，悟也。」《廣雅·釋話》：「學，識也。」所謂「覺也，識也，悟也」，雖均可說明學的一部分的意義，但不能說明學的整個底意義。這是學的「本義」，而非學的「今義」。今人所謂之「史學」是西洋文化傳布到中國以後的「史學」，而非中國書籍上相傳的「史學」。 但吾人所謂「史學」，雖不是中國相傳的「史學」，但亦非純粹的西洋的譯文。在西洋所謂史學，實即是歷史科學，它所著重的，是在乎「史學的方法」，上述的「歷史的」一語，就是基因於歷史科學起來的。中國歷史的作家李泰棻說：「史學者，以史為一種科學，對於古人著述，除整理取捨外，尤須闡明其因果變遷之由。」《清代通史》的著者蕭一山說：「史學者，鉤稽史實之真像，為有組織有系統之研究，以闡明其事變演進之跡，並闡求其因果相互之關係者也。」這兩者的定義，均有點受了西洋對於史學所下的定義的影響。實際上，「史學」的範圍，並不是如此簡單，過去學者對於它的解說，均有點失之過狹，有以偏蓋全之病。吾人要徹底明白史學的外包與內含，必須從新的加以探討才可。 「史的理論」與「史的事實」是「史學」的兩大分野。「史的事實」包括「史的進化」，而「史的理論」則包括「史的方法」。這兩大分類，是「史學」的組成的因子。原來，「史學」的產生，基於「史」的觀念的進步。在從前，只有史的記錄，其後才有史的敘述，遂後又有史的說明以及史的評述。史進化到這一個階段以後，史學必然隨之而產生，其後史與史學相依而進步，於是史的方法與史的事實，均成為「歷史家」所注意的事。在這種觀念下，史學的意義又必然的改變。在現在吾人可以說，「史學」所討論的對象，不但應著重在「史的理論」和「史的方法」，並且應該著重在「史的事實」與「史的進化」。上節所述之史學的解釋，實在只是「史的方法」的一種而已。 「史學」的「史」與「歷史」的「史」對象之不同，吾人須特別提出來請讀者注意。「歷史」的「史」字，只指「史」的事實，而前者則指史的一切。在這裡是兩者大不同之點。吾人討論「史學」，如不能真誠認定了「史」的意義，好如黑夜行舟，容易陷入沙灘中。但是這兩者的對象雖不同，然其精神卻是一貫的。「史學」的「史」的對象，其根柢仍是打在「歷史」的「史」字上。史的理論原是因為有了史的事實而產生的。 從另一種的見地去觀察，「史學」原又不過是「史」的一部分。因為有了「史」的事實以後，於是去探討研究「史的理論」與「史的方法」，「史學」才能發生。沒有「史」，就沒有「史學」。但在另一方面，則「史」因為有了「史學」以後，更加能夠精確。在「史學」成立為一種學問以後，關於「史的事實的評述」，無形中就須受了「史學」的限制。譬如孟子說「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於是有人從《春秋》這部書中，找出其筆法，何者為貶，何者為褒，等等條理，著之於書。後來作歷史的就往往受了這個影響。所謂「一字之貶褒」足以為一人之生平行事之總結算，實在是因為有了這「春秋史學」的原故。不論其影響如何，史與史學兩者關係的密切，卻是很顯然的。 因此，吾人此處所謂之「史學」，其意義包括二方面：一、史的事實；二、史的理論。用另一種方法去說明，可解釋如下：史學者，從已有的歷史事實中，找出其理論和方法，並由這已知的方法和理論，研究而成為一種有系統的學問者也。」 第五節　史學史是什麼 史學史是什麼？吾人不必加以詳細的敘述。換一句話去說，史學史就是敘述史學的歷史。中國史學史，就是敘述中國史學的歷史。其中內容包含點什麼，吾人好留待第三章加以詳細的討論。 第三章　歷史學與歷史哲學 第一節　史與史實 史的觀念每每隨著時代進步而變遷的。歷史書上所告訴吾人的事情即使是逼真，亦只是史實的代表，而非史實的本體。因為作書人所寫的史書，只是在恆河沙數的事情中抽出一點來作為對象。而其抽出來的對象，又大都不能逃出其主觀的見解；即使能夠竭力避免一己的好惡，又必定不能離開時代的限制。何況這恆河沙數中的某一事實，其本身的造成，又不能憑空生出來，它與其他種種事實，必定又有連鎖的關係；這好比亂絲一團，如仔細工作，必定能夠找出它的頭緒，又如九聯環一樣，環環均有關係。但是因為「史家」的地點、時間環境的不同，所抽出的對象，或者只是普通的，或者其所敘述造成此事的原因，又只是浮面的，甚至乎是不相干的；又或者他所記述的，有故意擴大或縮小的行為：類此種種，史書上史實不知有多少在這個園［圓］圈中。譬如曾國藩之為人，究竟如何，吾人可暫不加評論，然其在歷史上的地位，到現在已經有好幾變了。當其平定太平天國時，人幾以救主目之，在那時所寫的《發逆記》，曾氏之為人，直有如聖矣。等到排滿之說興，曾氏之為人就被人詆為滿奴，詆為漢奸，在民國十六年的時候，差不多曾氏的祠宇及其他亦有被沒收之憂。到現在則又成為崇拜者了。這都是因為時代的演變，史實亦必然的隨之而進化；同一件事，其評述每可因時代的演變而不同其說的。 我們知道，有了史實，才能有史，史是史實的堆積，史實的描寫；因此史實觀念的真實、確當，是寫史的最重要的一種問題，吾人固然不能絕對把吾人的眼光放遠到四五千年後；但至少須明了史的進化觀。所謂史的進化觀，實在亦就是宇宙的進化觀。固然，史的進化觀念與宇宙的進化觀念，並不是一樣東西，但是宇宙的進化觀念，必然的決定了史的進化觀念。原來，宇宙的生生滅滅，一日一日的演進，雖看起來似乎是突變的，但其骨子裡仍有一進化的鐵則在。這個進化的鐵則，是決定了宇宙間一切的運命。不論萬有事物的一瞬萬變，但是均為這進化的鐵則所限住。任何空間的任何事物，其進化均在這一貫的系統中。而歷史則正是這進化的鐵則中所最重要的觀念。在歷史的本身，固然是抽象的，然其所代表的史實卻是具體的，因此，史實的選擇，乃成為「史」的一個重大問題。 如何去測量史實的真實和確當，無疑的，吾人當用進化的觀念去測量；換言之，吾人當以進化的鐵則作為測量史實的南尺。歷史雖是進化的，但其進化的鐵則，吾人必須假說是一定的，實在它亦必然的是一定的。過去社會的進化觀，必然的決定未來社會的進化觀。雖則進化的觀念的本身，或須亦因為社會的進化而有所改變，但這是未來的，渺茫的，在「今日」沒有發現以前，吾人必定須相信這進化的鐵則是一定的，是不變的。有如氫二氧一變成水，在尚沒有發現氫或氧不是原子以前，吾人當永遠相信氫二氧一造成水一樣。而且這進化的鐵則即使有所改變，亦只是這鐵則的擴大，而不是改變。譬如，牛頓的萬有引力定理，並不因為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的發現而不成立一樣。因此，史家的選擇史實，必然的必須依照這進化的鐵則去作為測量的南尺。 在這裡，吾人又引起了另一種的問題，那就是史實的本身好如何去發現。當然昨天的「事」到今天已經成為「抽象」的了，在幾千萬年以前所發生的事情，吾人當然沒有方法去知道史實的本身。在此，不得不引用「史實的代表」了。考最早的「史實」的流傳，大約是靠口傳；古代的史實最難辯真最難治清，亦因為文是口傳之故，所謂十口相傳是口傳最難治清的好例。原來，古代沒有文字，一件事情之由此地傳到彼地，其間的媒介物全在乎人與人的交接，可是口傳之詞，絕難相同，由此，由第一人依次傳於第十人，其中輾轉相誤之處，或把全部成為「非事實」。後來文字發明後，於是就有人把發現的事情形之於筆墨，最古的文字記載，因為容易記述及傳誦之故，大概用的是有韻之文，這就是吾人今日所稱之「史詩」。中國《詩經》及《書經》中很多此種體裁。其後，文字的應用較大，紙筆的流傳亦廣，人民的知識程度亦較高，這時，「詩史」的敘述，已不能滿足人們的需求，於是「傳奇」的史實代之而興。所謂傳奇的亦即就是小說的說部的。這時的史學著作，因為作者鑒於史詩的太簡略，必定要有比較詳細的記述，才能使人明了。可是，當時史既未成為一種學，其所記述的對象，仍只靠目見或耳聞，為動人起見，中間無形中加了自己的想像在內，其所表現的就成為一種傳奇的史書，其中真的事實固然亦有，但出於臆造的亦不少。如日本的《源氏物語》，中國的《山海經》、《呂氏春秋》、《越絕書》等等，均是這一類形式。人類知識已經能夠辨別事實的真偽及善惡後，於是史書就進展至另一種形式，這就是所謂「史鑑」。這時史書的功用，不單在使後人知道這件事的真相，並且尚要做人間行為的規範，最好的代表物就是《春秋》，所謂「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是也。「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一字之貶，嚴於斧鉞」，即系此種史書而言。類此者如《資治通鑑》、《朱子綱目》均是。即如正文中的《佞人傳》、《酷吏傳》等等，其用意亦同。這類史書在中國尤多，吾人在後面將隨時敘述到。 上述的四種史書，均只能說是史的草創時代，不能說是史的本念。它不但與史實的本身的距離尚相差很遠，就是與史實的代表中間亦有許多隔離。要能夠真切的明了史實的本身，必須另外的去發現新觀念，這個觀念不僅是藝術的，並且是科學的。所謂「藝術的」，指史實的描寫方法，「科學的」則指史實的選擇方法。要有藝術的描寫、科學的選擇，史實才能近於本身，換言之，才能成為史實的代表，史實的摹本。今人常謂的真（True）、善（Good）、美（Beauty）實即是藝術的描寫，科學的選擇而已！ 所謂「藝術的描寫」、「科學的選擇」如何才能養成，這就談到史的本身問題了，那就是史學。所謂「史學」在「史實」方面上講就是辨明史實的體系，明白史實的因果，發現其中的鐵則，分別史實的旨歸。有了「史學」，史實才能顯著起來，好玉在石中，必須要玉匠仔細攻琢，才能做成為玉一樣。 第二節　史實與史學 史實的真確，是史學中最重要的問題。在詩史、傳奇、史鑑時代的史實，其去取全憑著作史者的一己的好惡，並沒有一定原則可供遵守。這猶如一般文人所作的墓志銘，縱然亦是一種「史」，但因為作墓志銘的人，對於被作者事跡的選擇，已經先有了一種成見，因此，其所敘述的種種一切，並不能代表整個的被作者，或者反與被作者整個的人格相反。在史學未成立以前，史實的價值亦與墓志銘的價值同。但是過去史實的留傳到今日，全憑著這批「非史學」的史實——這批非史學，其中亦有許多合乎史學的原理，但因為它的本身尚未經過史學的陶冶，如同古人偶然的發現不能稱為科學一樣。吾人如一概抹煞其價值，則將無史可尋，但如一概承認，則顯然有很多行不通的地方。因此，為甄別史實的真偽起見，必須要有一種方法為之作指南針，這個方法就是史學的方法。 過去史學的著作，只是適合於特殊人的閱讀，在撰述之初，早已定了閱者的對象，沒有一部史的寫作，是為一般民眾而寫作的。最好的代表，是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它雖然是比較通俗的一部中國通史，但其所寫述的目的，卻只是為人君資治之用，其他的史書實在亦只是為一般特殊階級而閱讀的。其甚者，甚至於為「死人」而寫作。其表現與墓志銘傳記差不多。如「宣付史館立傳」的詔諭就是最好的代表。過去的史書，每每是帝王諭旨下的產物，其好惡貶損全憑著帝王一己的好惡，雖是「民賊」亦概稱為「賢臣」。作史的目的，其著重大都在死人，而不在乎今人。固然古人的行為是後人之師，但吾人必須進一步問其行動是否值得成為「史」；這類以死人為主的歷史，實即就是崇拜英雄觀念。這種種表現，以史學的眼光去研究，雖系「史實」，然都不成為史。要使「史實」成為「史」，必須要有「史學」的方法。 史學的最大任務，就在乎「確定史實」。在這詞中，含有辨明史實的體系，明白史實的因果，發現其中的鐵則，分別史實的旨歸四種意義在內。而要達到這四種目的，其基礎是建築在精密的調查史實。一個良好的史學家，其任務中最大的一點，就在乎能夠調查人類的特殊事實，換言之，就是確定史實。但是史學的目標不單是在確定史實，並且須進一步，於史實間探求理法。關於這點，學者間有二種說素：一說謂史家的職分，固然不單單在確定史實，尋史實間相互的聯絡，以明其因果的關係，甚屬必要。但此種考其聯絡、明其因果關係，以解釋史實，說明其發達進化雲者，只不過是「確定史實」本身中所當作的事。至於綜合全體歷史以求得一普遍的理法，則不是史家所有的任務。一說則謂史家的職分，不僅在就特殊事例的本身去解釋史實，更須匯集種種史實，一一類別而為比較，以研究歷史全般事實，為一般的解釋，以明普通的理法：這才算盡史家的職務。根據第一說，則史學家的任務既不僅在特殊史實的確定，又不在討究事實的一般的性質及理法；而在於特殊的史實確定以外，就特殊事例為推理的考察，以解釋之，說明之。根據第二說，則史學對特殊事實的考證，固宜有濃厚的興趣，考察在一一現實的時會，史實如種種形態，於一一現實的時會，所顯諸般史實的普通形式、性質，理法，一般的施以討究，而抽象的表明之，亦為當然屬於史學的任務。由是言之，史學不但就特殊的事例為推理的考察，並當關於一般為理論的研究。這兩說在學術上各有其地位。第一說，把史學獨立於科學之外。第二說，則把史學與各種科學同樣。吾人當然採用第二說。上面所述的辨明史實的體系，明白史學的因果，發見其中的鐵則，分別史實的旨歸，實在就是第二說的引伸。 吾人在上面已經談到，在史學沒有被史家注意到以前，關於史實的選擇往往憑一己的好惡；至於這史實是否值得成為「史」的一部分，卻並不加以考量，因此，使後來治史者，不但費許多功夫去研討無價值的史實，並且失去許多有價值的史實。這種弊病，中國史書上犯的尤其多。例證，在下面諸章中，吾人當隨時的舉出來。原來，自有了宇宙以後就有了「事」，有了事就有了「史實」。因此，自幾千萬年以前，一直到今日，不知有幾多「史實」，但這許多「史實」之能夠成為「史」的一部分，卻只是占絕對少數。吾人當已知道，史的意義並不一定包括過去許多年所發生的全部事實，它所包括的只是與後世有影響的一小部分，所謂「史的人格」，即是指此種而言。 「史實」之成為「史」的一部分，並不由於其本身的事實所決定，卻是被史家選擇而決定的。一件事實之所以被人選擇成為「史」的一部分；又必然的須被環境所限止住。在過去許多史書當中，不論中外古今，都是如此。例如《新史學》中所引的一段：「Zinzendorf死於一七四二年；Stahrembergr死於一七四五年；Kinsky死於一七四八年。Uhlfeld繼Zinzendorf而為有名無實之內閣總理。Bartenstein自一七四〇年至一七五三年任外交總長，彼在秘密國務會議席上極占勢力。」這種事實固然一點也不錯；但是在這個不明白的時代中，難道沒有比奧地利國務大臣的生死日期較有價值的事情可以說麼？至於中國史書上「史實」沒有存在的價值，尤其很多。在另一方面，則又有許多有價值的史實，被人遺忘或故意隱匿。譬如，宋太宗之崩以箭瘡發（見陳霆之《兩山墨談》），正史上並沒有記載。又如黃巢之亂，曾在廣州屠殺外國人十二萬（見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等等有價值的「史實」，均被史書所遺誤。要想糾正改良此種不真確的選擇觀念，對於過去的是在重加測量，對於未來的是建立史學。 史學的樹立，是當今的重大問題，已不容否認。但是如何建立史學？如何找出史學中的原則，則尚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所謂「歷史哲學」，實則就是史學原理的探討。吾人已經知道，哲學二字上加上了各種學科的名詞，都含有「原理」的意思上。有了「學」，必定有了「哲學」，最早研究歷史哲學的人，恐怕是黑智兒（Hegel）。但是，到現在仍就成為一種爭議。所有的一切學問的方法的爭議，都逃不出歷史哲學的爭議。所謂「歷史觀念」，就是歷史哲學中一個極大的問題。不過，這不是本書所應討論的。吾人在此處所要討論到的，只是歷史哲學的意義及其與史學史實的關係而已！ 第三節　歷史哲學的意義 歷史哲學的意義是什麼？讓吾人先引幾種說素：蘇格蘭神學家佛林得（Robert Flint）在《歷史哲學》（Philosophy of History）中說：「歷史哲學並不離開史實而包含於史實。吾人對於其意義愈加探討，則其意義亦愈明，吾人乃能得其真諦。蓋所謂歷史哲學，只是一種意識的合理的解釋；對自然界及事實的根本關係之真確的認識。"Fi Rotgl所下的定義：「人類的歷史哲學者，名副其實的說，乃是天地之間萬殊一本的信念。——一種始終根據同一定律的簡單概念。」上列的兩個定義，雖然過法，但卻指示吾人以一個事實，乃就是歷史哲學的最大任務是要在歷史的事實的裡面，尋出一進化的鐵則來。 《教育大辭書》在歷史哲學條下說：「歷史哲學者，謂歷史之任務，不僅在記述前後繼起之事實，而當從史事中求因果關係，以發見其統制人類生活之法則者也。」發見人類的生活的法則，亦即就是所謂尋出一進化的鐵則來。吾人在此處對於歷史哲學的進化史將不加以討論；吾人只須知道歷史哲學的根本觀念是什麼就夠了。所謂歷史哲學的根本觀念，就是社會進化的主要原因是什麼？換言之，就是這進化的鐵則是什麼？吾人已經知道，人類的歷史雲者，即是人在社會裡的歷史之謂。換言之，亦即就是最廣義的社會史。因此，歷史的進化的鐵則，亦即是社會的進化的鐵則。原來，人類社會進步的條件，固然是人類的思想和人類的生活，但人類的思想和人類的生活根本是可變的東西。究竟是什麼原因使人類生活和人類的思想變遷呢？談到此處，就進展到另一大的問題去了。這個大問題，全世界的哲學家科學家所急急求解決的問題。 歷史的意義在廣義說起來，差不多包括全宇宙的歷史在內，一元的歷史哲學就是指此種涵義而言。赫克爾（Haeckel）說：「歷史這個名詞，常常總被人誤解作『文明生活發展中所起的事件之記錄』——即民眾和國家的歷史，文明史，道德史之類，這全是一種人類中心主義的感情，以為『歷史』兩個字就其嚴密的科學上的意義說來，只能作『人類行事的記錄』，照這樣的意義，歷史和自然是對立的。歷史專論道德自然上現象，自然專管自然法則的範圍，這樣說法，好象是並無『自然的歷史』這件東西，好象是宇宙發生學，地質學，個體發生學，系統發生學，都不是歷史的科學了。這種二元的，以人類為本位的見解，雖然還在現代的大學裡盛行，國家和教會雖然還保護這尊嚴的傳說，但早晚必有純粹的『一元歷史哲學』代興。這是一定無疑的。」（見劉文典譯《生命之不可思議》）真的，我們如欲把歷史進化的鐵則作原理的探討，必然的要將史的觀念擴大，不但擴至生物界，並且須擴展至無生物界。討論歷史的進化的鐵則，如不把觀念擴大，是必定不能找到結論的。 歷史的因果關係，是歷史中最重要的一層理論，在過去的歷史論者，對於因果論，雖間有人主及，但每每陷於謬誤。所謂歷史的因果關係，不光是找出近因就完了，必然的要找出其主因。在這種觀念下，歷史的意義必須擴大至全宇宙才可。可是，雖則是全宇宙的，然亦不可加以分別；宇宙中的因果論有許多是物理的，有許多是生物的，前者是堆積的，而後者則是進化的；前者是偶然的、總和的，後者則為全體的、互關的。歷史的進化，嚴格的用法，即是指後者而言，原來前者的進化是從外面累積而成，而後者的進化則系由內部發展而成，歷史之所以能有創造，就是因為它是由於內部的進展的緣故。譬如，岩山受了雨打風擊，必然的漸漸分裂，變為泥石，這個因果關係，只是物理的。但是歷史中的一治一亂，其因果關係雖亦非常明淺，但這絕對不是物理的，而是生物的。 我們既經已認歷史的進化是生物的進化，但是究竟由於何種原因而進化的呢？在這裡，學者的意見不同，有的以為歷史進化的原因是由於智識的，有的以為是由於經濟的，有的以為是由於思想或感覺的，有的以為是由於政治的，——這種種理論的詳細研究，在討論歷史哲學的書籍中，均有詳細的討論，吾人在此地可不必再加詳述。現在要提出來請注意的，只要認定歷史是進化的就夠了。 當吾人用「人類的歷史社會」一名詞時，吾人即包含有進化的意義在內。所謂「人類的歷史社會」，實即就是指人類的進化或社會的進化而言。要確定歷史哲學的命運，首先就要確定社會進化的原則。因為歷史這樣東西，只是人類的事跡有關係的引伸；人類社會中不能憑空生出一樹枝或一件事，歷史亦不能憑空發現一個英雄，發生一場戰役，這種關係在上面已仔細地加以討論過。歷史哲學的成立，就是要問這一個英雄這一場戰役為什麼發生在此時此地？關於這層，普通的史學書中，亦有加以回答，但只是一個浮面的回答。歷史哲學所要求的回答，不光是浮面的回答，而要的是骨子裡的回答；換言之，不光是要求出其表面的近因，並且是要求出其骨子裡的原因；這猶如抽絲剝繭，必要要發現蛹才可。每一件事的結果，固然即是後一件事的原因，但其骨子裡則仍舊只有這一個原因的。歷史哲學所要研究的，就是這「骨子裡的原因」是什麼。 第四節　歷史哲學、歷史學、史實三者的連繫 歷史哲學所研究的，既是一件事實的骨子裡的原因，在這兒就連帶及於史學與史實了。 我們已經說過，史實之成為史的一部分，必定要經過科學的選擇與藝術的描寫。所謂「科學的」一字，必定含有一定的客觀方法。如何是客觀的方法？這就連論及於歷史學與歷史哲學了。 歷史學是要指示作史者的選擇史實的方法，但在沒有說出一定的方法以前，首先要有一定的主旨，一定的觀念。主旨不明，觀念不清，對於選擇史實亦必定不能有客觀的標準。因此，史學與歷史哲學又成為不能分離的東西了。 今人討論歷史時，每每說良好的歷史必含有三種不可少的因素，就是真善美。真善美是歷史成為良好的歷史所必不可缺的條件，假設缺了一樣，就必然的成為「穢史」。不過據吾人的意見，用真善美三字去形容歷史，尚不如用「藝術的描寫」、「科學的選擇」意義來得確定。因為真善美三字的用法，每每可因用者不同而意義有所改變，但「科學的選擇」與「藝術的描寫」則有一定的用法，一定的意義在內的。關於「藝術的描寫」這一方面，是作史方法的問題，此處可不必加以討論。至「科學的選擇」是歷史最根本的一點，吾人尚有重加討論之必要。 所謂「科學的選擇」當然就是科學的選擇史實。史實之必須有選擇，選擇之必須是科學的，而科學之又必須根據歷史哲學，已經成為天經地義的了。此處所需要再加以闡揚的一點，就是史實如何選擇才是科學的方法。這一點，吾人可從另一方面去說明。 亘天地間之一切事物，均是「史實」，但不均是「史」。「史實」之成為「史」中間必定尚有一種手續，這種手續，就是史家的選擇。在過去歷史哲學與歷史學未發生以前，史家的選擇史實固然沒有一定的標準，但自歷史學與歷史哲學發生以後，雖有了一定的標準在同一種觀念下，然在不同種的觀念下，卻仍沒有一定的選擇標準。至於評述，尤其是「奉越」了。這點，使後世治史學者發生許多麻煩——這個麻煩是永久的。因此，吾人可以說：要達到選擇的一定的標準，尚不是今日的事。 但是史實一定要有科學的選擇，又是不容遲緩的事實。在現在的時代下，吾人固不能負責舉出一種絕對科學的史學方法來，但相對的科學方法，則讀者盡可自己去發現。我們只要認定我們寫作的對象就夠了。 總之，史實因為有了歷史學與歷史哲學，更能發揮其歷史的價值，而歷史學則因為有了過去的「史實」而更能增加其確定性。歷史哲學則又因有了歷史學與史實後，更易能找出其原則。這三者的關係是合一的，不可分的。我們在下章討論史學的對象時，當更可明了這三者的關係。 本篇以下尚有數章，從略不印。 第二編　史官制度 第一章　史官的起源 第一節　歷史的史略 史官制度究竟起於何時？吾人很難得到肯定的答覆。 處今日而考究古時的史實，所藉以為研究資料的，是文字與事實的留傳。在考古學沒有產生以前，一般研究歷史者，均系依據於文字；但文字的本身，即是社會進化到某一階段下的產物，吾人今日所能讀到的書籍，大抵均是周、秦以後的產物。所記周、秦以前的史實，不是出於偽造，就是後人追記。如要使它成為真確的史實，尚須經過仔細的考證。即使其中有一點真材料，亦只是斷簡殘篇，不能發現有系統的史實。在春秋時代，孔子刪《書》，已斷自唐虞——實則唐虞時代的史實，是否可靠，亦尚是一種疑問，——而其所記述的，又是零細瑣屑的一些，何況唐虞以前？後來自從考古學發生後，使吾人研究歷史的進入一新階段，即就是從古代器物，如鼎銘等物中，去研究古代的史實，一方面固可與文字的記述互相引證，一方面文字所未曾紀述的，又可因此而發現。這是研究歷史上一個大進步。可是現在所發現的，尚只是一點，尚不能夠得到確定的輪廓。——確定古代的史實，正須要考古家的毅力。因此，研究古代的史實，在各方面均成為問題。雖然史官制度的本身，是文化比較進步後的制度，但考其起源，其難處正不下於考察古代的其他的各種制度。 歷史的歷史，是史學史上一大對象，吾人在以後將可看到仔細的敘述。在此處吾人只是把其大略說及一下，因為在討論史官制度的起源時，如對於歷史的歷史沒有相當的了解，是很難說明的。史官原是為歷史而產生的。 歷史在現在，固然已經成為一種科學了，但在最早的時候，它的表現，大約是在說書人的口中；他的目的，只在於講述動聽的故事，以引起聽眾的注意，可說與現在的說書人同樣。這時候的事實，所賴以展轉相傳的，就是人們的口傳，一直等到有了文字後，於是才用文字記下來。這不過因為口傳的緣故，一件事實由發生以至用文字記錄，其中不知要經過幾種轉折，幾多人的傳述，因此，其所記錄的或者只是原事物的一部分，甚至或者與原事物相反，而其所講述的，又每每變成為文學的。這尚是在吾人能充分利用文字的時候。在最早的歷史的記錄，緊接於口傳以後的，尚只是用符號記事，所謂「上古結繩而治」時候的歷史，大概是用「大事用大結，小事用小結」的。 人類進步到能結繩紀事的時候，已經是踏上了「文字」之途了，考歷史用口傳的時候，這時交通不廣，交接的範圍亦只限於自己的一小部落中；其後部落漸多，範圍愈廣，交接的機會亦愈加多，不但需要直接的交接，並且需要間接的交接，因此，單用口傳，已不能滿足人們的欲望，而且亦不能滿足人民的需要，於是就發現了用結繩記事的方法。可是，結繩記事顯然有以下的幾種缺點：第一，結繩記事只能記簡單的事實，稍為複雜一點，就不能記了。第二，結繩記事，只有記的人自己知道，別人或別部落的人就不能知道它的意義。第三，結繩必須要有了繩才能記，沒有繩就不能記；而且日久以後，所記的意義或許自己亦要忘記。因有此種種不便，於是就隨著社會的進步而進化到另一階段，那就是用圖畫。 在最早用圖畫以表示事實的時候，只是非常簡單的一種表意畫。中國相傳的八卦，實在就是最早的圖畫。同時，同樣的理由，書契亦因之而興。最早的書契，只有指事、象形二種，與圖畫的意義同出一源。許氏《說文》序：「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人類社會進步到了能用書契及圖畫以表示意義時，歷史的記述亦由口傳而進步到了「筆述」。在此地，有一點，吾人須加以注意，最早的書契，並非是一律的，而是一部落有一部落的記號，一部落有一部落的文字。文字的興起，絕對不是某一人能憑空創造的。原來，人類有了四肢百官，自能隨意成象，古書相傳的倉頡造字，大約文字到了倉頡，才給它整齊畫一。荀子所說的，「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或者是真確的。 人類發生了文字和圖畫以表示事實後，就用以記述某一英雄的文字，或某一英雄的故事。如甲骨文及古鼎銘款識中，每多有此種遺蹟。這可說是最早的歷史記述。如甲骨文上「口卯卜貞求年於妣」 （林泰輔《龜甲獸骨文字》卷一念一葉十四片）及三商勾刀中之一銘「祖父日乙，大父日癸，仲父日癸，父日癸，父日辛，父日乙」等等，均是中國最早的歷史記述。其用意只是將一件要事或一人名字記下來就完了，這與後來歷史著作相差固然很遠，但能知道寫名字，不可不算是歷史上一大進步。 歷史到了記英雄的名字時，或者就有了史官制度了。我們從傳說中，當可相信此種說法亦有相當證據的。（說見下） 歷史的進程中，記錄英雄的名字或其事跡的單簡書法，其時間一直到了孔子作《春秋》以後才止；在這長長的時間當中，史的寫法雖沒有特殊的進步，但史官制度卻有了很長足的發達。中國史官制度在這時可說是全盛時期。 中國史學現在雖然不如西方，但就其發展的過程上看，則中國史學的發達，較之世界各國均早，其中最重大原因，就是史官的建置，中國有了「歷史」的記述，就有了史官制度了。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奇蹟。考察歷史的歷史，差不多中西都是一樣，其所演進的過程亦是相同，但其所產生的結果，卻是大異。中國的史官制度，就是一種特殊現象。在西洋歷史中，吾人很難找到相類似的建置的。 第二節　最早的史官制度 中國為什麼能特殊產生「史官」？這當然有其原因。沒有一個制度能離開了社會而憑空生出來的，吾人研究史官制度發生的原因，亦不得不從社會環境中觀察。原來，一國的政治組織，往往反應著該國的風俗習慣種種環境。尤其反應著當時的經濟組織。吾人對於古籍相傳的事實，不論是否相信，但在黃帝時代，已進入了農業時代，這從社會進化史上去觀察，是不容否認的。中國古籍上相傳下來最早的史官是倉頡，（此說出於後人臆造，說見下。）他與黃帝就是同時代的人，又是相傳的文字創始者。在這兩者的關係中，其成立雖尚須吾人之考證，但亦可以知道一種事實，那就是文字與史官，其中必有相當的關聯。 最早的所謂史官，或者並不是現在的意義，在文字學上，「史」的本身就是一種官名。彼時所謂史官，只是一種用刀筆刻字的人。在黃帝時代，吾人絕不能相信能產生晉唐時代的史官。那時文字的應用既沒有普遍，政治組織又非常簡單，沒有設立「史官」的可能；吾人所說的「歷史到了記述英雄名字時，已有了史官制度」，實在只是一種代替的用法。這時雖有了實際上的「史官」，但沒有名義上的「史官」。名義上這時只叫做「巫」。 我們已經說過，黃帝時代已經是農業時代了。在農業時代中，有一個很重大的特質，那就是崇奉祖先的習慣。中國一切的思想組織制度，均是從崇奉祖先而來；這種風氣一直傳流到今日。在漁獵時代，遊牧時代，因為其所居的不定，對於祖先觀念亦因之而淡薄。迨至進化到農業時代，人民的居所已經確定，於是逐漸發生紀念先人的心理，因此，社會上就有「巫」的出現。《書伊訓》：「事鬼神曰巫。」又《公羊傳·隱四年》何註：「巫者，事鬼神禱解以治平病清福者也。男曰覡，女曰巫。」《楚語》：「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明，其明能光照之，其總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由此，吾人可以知道，巫或覡最大的責任，就是祭祀。這時候，巫的地位是非常偉大的，人們的行動往往自己不能做主，而要巫或覡去禱祝，從《楚語》上，吾人當可知道，這時巫的地位是如何的。這時候人民知識既低，而崇拜祖先的觀念又很盛，巫既是管理祭祀的，那麼，對於神的名字自須要加以記述。這時的神，實在均是過去的英雄，於是「巫」不單單是掌祭祀事鬼神，並且亦記錄英雄的名字。在這個觀念下，巫就有了「史官」的「職務」了。 史官到什麼時候，變成為一種專職？吾人將到後頭再討論。在最早的時候，記述歷史的只是「巫覡」；它的目的，並不在乎「敘錄歷史」，而只是為其職務上的便利。這點吾人須有充分的明了。 吾人以為黃帝時代，絕不能發生「史官」這一種制度的。因此，對於古書上所說倉頡是黃帝時的史官，不得不略為考證一下。 查最早以為倉頡是黃帝時的史官的，是後漢時的宋衷《世本注》：「沮誦，倉頡黃帝時之史官。」許慎《說文》序：「黃帝之史倉頡。」在以前諸書中，並沒有以倉頡為黃帝時史官的。在漢前諸人著作中，或者以為倉頡是古帝之一，如《河圖玉版》：「蒼頡為帝，南巡守，登陽虛之山，臨於元扈洛汭之水，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之。」《春秋元命苞》敘帝皇之相：「蒼頡四目，是謂並明。」《河圖說徵》：「倉帝起，天雨粟，青雲扶日。」《春秋河圖揆命篇》：「蒼羲農皇，三陽翊天德聖明。」上所引者，均是緯書，皆作於西漢末年，哀平之際，並沒有人以為是黃帝時之史官。又如《淮南子·本經訓》：「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呂氏春秋·審兮篇》：「蒼頡作書。」《韓非子·五蠹篇》：「古者蒼頡之作書也。」等等，亦沒有說出是黃帝時的史官。即如東漢靈帝熹平六年（西元一七七）所立的蒼頡廟碑：「天生德於大聖，四目重光，為百王作書。」亦沒有說蒼頡是黃帝時的史官。孔穎達《尚書序疏》：「司馬遷，班固，韋誕，宋衷，傅玄皆雲『蒼頡黃帝之史官』；崔瑗，曹植，蔡邕，索靖皆云：『古之皇也』；徐聲云：『在神農、黃帝之間』；譙周云：『在炎帝之世』；衛氏云：『當在庖犧蒼帝之世』；慎到云：『在庖犧之前』；張揖云：『蒼頡為帝王，生於禪通之記。』」可見在魏晉時候，蒼頡的性質亦尚眾說紛紜，沒有一定。 上所引述，在積極方面，雖不能肯定蒼頡的性質；在消極方面，對於蒼頡是黃帝時史官之一說，卻能予以顯確的反證。吾人知道，上所引述者，均是緯書，緯書大都均是哀平之間一般士人所作；假設當時已有蒼頡為黃帝時的史官之傳說，總不至於再發生蒼頡是古代帝王的說素；可知在東漢之時，蒼頡的性質尚沒有一定。因此儒人學士各可以自己的意見去描寫蒼頡。在春秋戰國時候的著者，如荀況、韓非、呂覽等，對於蒼頡均不說是何如人，亦不說是何時人，到了漢時，就有人以為是帝，以為是史官了，可見這種種說素均是出於偽造的。既沒有書傳下來，又沒有記述可以考據，這樣那能知道蒼頡是何時人？是何如人呢？宋羅泌《路史·辨蒼頡非史官說》有云：「《管氏》、《韓子》、《國語》、《史記》，俱無史官之說。《世本》云：『史皇蒼頡同階』，又云：『沮誦蒼頡作書』，亦未嘗言為史官也。及韋誕、傅玄、皇甫諡等，遽以為黃帝史官，蓋肇繆於宋衷。衷之《世本注》云：『蒼頡、阻誦，黃帝史官。』抑不知衷何所據而雲？末代儒流，更望望交引，以為《世本》之言。《世本》曷嘗有是哉？」羅氏的反駁，其動機雖在乎建立他的蒼頡為古之帝王說，但其說蒼頡非是黃帝時之史官，論證是非常有力量的。同樣我們亦可以將他的說話去駁他的蒼頡是古帝說。 《呂氏春秋·先識覽篇》中所述，「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亂愈甚，太史令終古乃出奔於商。」《淮南子·汛論訓》所說：「夏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先奔於商。」吾人根據這兩說可以說：中國最早的史官制度是創立在夏時。這從社會進化史的見地去觀念，是可以相信的。據學者所說，《虞夏書》均是史臣所記的。如「曰若稽古帝堯」，「曰稽古皋陶曰」。所謂「曰若稽古」，均可以知道是史臣所追記。孫星衍《尚書今古文註疏》：「史公雲，禹伯夷皋陶相與語帝前，經文無。伯夷者，《大戴禮·志篇》，子引虞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以釋幽明庶跡咸熙，是伯夷為虞史。」按《堯典》記至舜死，《皋陶謨》在《堯典》後，最早亦當是夏時所撰，可知虞史即夏史。這時候的史書，不單單是用文字記述，並且尚用圖物。《左傳·宣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枚，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奸。」大約這時史策，一方面用文字記述，一方面用圖畫表示，伊尹見湯，言九品圖畫，大約即是指用圖畫所表示的史策。《皋陶謨》中：「皋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後德讓，下管鞀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這一段，司馬遷即以為是虞史伯夷所述的。 夏時的史官，其地位與巫祝同樣重要。這吾人研究中國歷史，隨時可以發現此種事實。在前面已經說過，農業社會中崇拜祖先的觀念，是非常濃厚的，史官與巫祝同是記述及禱祀祖宗的。人類們要祭祀祖先，就需要巫覡；而祈求祖先，就需要祝；要記得祖先，就需要史官。這三者的地位，同樣是該時代不可缺乏的組織。這種制度，一直到了春秋戰國時，尚然。 第三節　史的地位 史的地位的重要，從史的本身上，吾人亦可知道很多的事實。 在前篇第二章史與史學第一節史的本來意義中，對於史的本來意義，已有很詳細的說明，在此不必再加以敘述。古代因為識字的人不多，所以「史」即成為一種要職，史的本來用法，原只是一種職名。（說見上篇）其後逐漸擴大變成為一種物名。「史」在這時候，一方面是事實的記錄者，一方面又是書籍的保藏者。因此，其地位逐漸重要。由此吾人可以知道，「史」的本身就是一種官名。 史的本身既是一種官名，後世所謂的「史官」，實在是屋下架屋，床上疊床的行為，但是，亦屬必要的行為。因為「史」到後來，其意義已變為一種學名，如不加「官」字，在應用上將發生許多麻煩。所以，必然的史官要成為一種專名詞。 殷以前，史官的地位究竟怎樣？因缺乏可考證的物事，不能加以肯定的回答。但其地位的重要，吾人可以推想而知的。 第一、史既與巫祝並重，那麼在崇拜祖先、敬事鬼神的習慣下，對於史的重視，自屬必然之事實。 第二、古代識字的人不多，能夠寫字的人尤其不多。史不但能夠識字，並且能夠寫字。因此，在社會活動方面均不能沒有史。以此，史就成為社會上一個重要官能。 第三、史不但是傳布文字者，並且是保藏書籍者。（詳說見下章）人民對於現在的事物，固然需要史來記述；對於古代的史實，亦須請求史的解釋，因此，「史官」就成為唯一的知識的中樞。 第四、古代是世襲其業者，因此，史之子往往為史。所以，史不但成為知識的中樞；並且史的家世，亦成為學問階級。 有了上述的四個重大的原因，因此，古代的官名，往往從史。在殷周之時，吾人可以找出很多的證據，（見下）在夏時亦是如此。 由此，吾人可以知道，史的本身，原是一種官名，一種職事的名。後來，因為社會的進化，文明的進步，史逐漸擴大範圍，成為一種事物之名。於是掌史者，就變成為一種專職，在國家的政治組織中，史官就成為一種重要組織了。 第四節　史官制度與政治 史官制度既是政治組織中一種重要份子，那末，史官制度與政治的關係怎樣，吾人不得不加以一點敘述。 從上述，可知「史官」在社會上的地位是非常尊嚴的。在古代，政教合一。政既是教，教即是政。所謂教，在此含有二種意義，一是宗教之教，一是教學之教。古代政治有二種重要的功能，一是治人，一是正人。在文化未發達的環境中，治人須要藉著宗教的力量，那就需要宗教之教；但是正人，不僅靠著宗教所可了事，必尚需要有教學之教。《禮·學記》：「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諛聞，不足以動眾；就賢體遠，足以動眾，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又：「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可以知道，古代政治當局對於教是認為如何的重要。 宋代胡寅說：「古者史官世掌其職，大臣不與，天子不觀，故得直筆取信於後世」。歐陽修說：「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觀戒示後世者，皆得直書而不隱。」從這兩段話中，吾人可知古代史官與政治的關係是如何的密切。史之所述，既是「大臣不與，天子不觀」，因此，史無形中成為政治的監察者。皇帝或大臣的一舉一動，隨時均須注意著、防範著史官的書寫。雖然並沒有如吾人理想中的利害，但史在政治上地位的重要，那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政治既在乎「治人」與「正人」，是則，必須有待乎「史」。從古代史的四種重要功能上去觀察，結論是很顯然的。吾人可以說，離開了「史」就沒有政治，也不見得荒謬。中國史官制度之所以發生，這亦是一個重要原因。 史官制度與政治的關係，在殷周春秋戰國之際，尤其顯得密切，這在以下諸章中，將隨時敘述到，本章不必再加以演釋了。 史官制度，最早列在政治組織中，吾人相信是夏代；但是史官制度組織的嚴密化，卻在殷周之時。因為甲骨文的發現，使吾人得到較有系統知識。在下章，將有較詳細的討論。 第二章　殷周時的史官制度 第一節　殷時的史官制度 因為甲骨文的發現，使吾人對於殷時的史官制度，能有進一步的認識。 中國古代的史實，因為種種原因，大部份均行消失；在春秋時代，對於前代的歷史，已是非常缺乏。《論語》：「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劉寶楠《正義》曰：「《禮中庸》雲，子曰，吾學夏禮，杞不足征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言只有宋存，而文獻皆不足征也。又《禮運》雲，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夏時坤乾，皆文之偶存者。夫子學二代禮樂，欲斟酌損益，以為世制，而文獻不足，雖能言之，究無徵驗，故不得以其說著之於篇。」可見夏、殷時的制度，在孔子時代，傳留下來的已是非常之少，其後經秦政及項羽的兩次火焚，古代書籍大部分均遭遺失，於是偶有的一點古代史實，亦從此變為「古代的」，使後世難於知道。其有許多的史實流傳至今日的，大都出於東周以後人的臆造，吾人如藉此為研究的對象，必須要加以仔細的考證與分析，如同法官審判案件一樣，稍有不慎，就要差之毫厘，謬以千里的。 可是，自從甲骨文發現以後，使治史學者增加不少便利，給古代歷史重新開闢一條光明大道。一方面對於已經無法知道的古代史實，可以重新探討其關係；一方面對於後人書上所追求的古時制度，可以重加衡量，而辨別真偽。雖則現在所發現的，尚不能予吾人以整個的知識，但較之前人瞎鬧瞎弄，已經進步得多了。 殷時的尊崇史官，其原因與夏時一樣，均是基因於崇拜祖先的習慣。在其政治實施上，殷時崇拜祖先，較之夏時尤屬尊敬，這從各方面都可以證明的。 最顯明的一點，就是殷以一年曰一祀。祀，孫炎曰：「祀取四時祭祀一切也。」所謂祀，即是祭祀之謂，（見《爾雅·釋詁》）郝懿行所謂，商人尚鬼，以祀為重，蓋以一年為一祀，表示一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祭祀。《洪範》八政，第一是食，第二是貨，第三就是祀。而湯之徵葛，即以葛之不祀為罪。（見《湯征》）武王伐殷，亦以「昏棄厥肆祀勿答」（見《書經·牧誓》）為紂罪。可見這時對於崇拜祖先，認為立國一件最重要的事。《商頌》五篇，全部所談的，差不多都是祭祀之詩；其他如《書經》上亦多。《盤庾》： 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予享之。 又： 我先後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茲於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於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高宗彤曰》： 典祀無豐於昵。 《禮·王制》： 天子諸侯宗廟之際，春曰礿，夏曰褅，秋曰嘗，冬曰烝。」 注云：謂夏、殷時禮也。又見《祭疏》。 類此種種，均足以證明殷時對於祭祀祖先的尊敬及重要。因此，對於掌祀的「巫」，其地位亦就非常重要，人民對於祖先的希望及禱求，均須由巫轉達。（西門豹河伯娶婦事，可為一確證。）是則巫在當時環境下，必然的成為眾人所共敬的人物，如「巫咸」、「巫賢」等等，實均是掌巫之官。（見王逸《楚辭注》） 因為崇敬祖先，於是連帶及於祭祀祖先用的鐘鼎之屬，亦非常精細及眾多，而用以卜日的龜甲，亦就成為一種要物。吾人今日所藉以研究的金文和甲骨文均是崇拜祖先的副產物。 史既與巫，同出一源，因此，史的地位，亦成為重要。在殷、周之世，凡是史沒有一人不是掌巫職的——見本章第四節殷、周時代史與巫之關係。 殷時的史官，其制度究竟怎樣？有那幾種史官？因為文獻的缺乏，很難得到具體的回答。吾人今日所能下斷語的，殷時的史官，只有大史及內史二種，其他，尚不能得到證明。而這兩者之中，尤以大史為確然無疑。 《禮·曲禮》：「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鄭氏注，此蓋殷時制也。關於《禮》這部書，究竟是否周時制度，抑系後偽造，吾人於此姑不加以討論，但殷時有大史，證以甲骨文，是毫無疑問的。 在羅振玉氏的《殷墟書契前編》所刊載的許多骨文，其中有一塊，大史二字連在一起（前編五卷三十九頁），可見殷時已有了大史，是非常顯明的。大史既與大宰、大宗在一起，則其官職之尊，亦可明了。同時，尚有卿史（前編卷二二十三頁又卷四二十一頁）、御史（前編卷四二十八頁）等官名，吾人雖不能斷定它們的職務是否一定是「史」的職務，但是「史」的一種，這是可下斷語的。 據王國維《釋史》內載古代官名，均出於史所有。卿士、御事等等，亦即就是甲骨文中之「卿史」、「御史」。如此說可信。則《商頌》「降予卿士」，《洪範》「謀及卿士」之卿士，及《周書》中屢見之御事，均即就是卿史及御史了。 殷時不但有大史，並且有內史。《呂氏春秋·先識覽》：「殷內史向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關於本說，吾人雖缺乏其他說素加以證明，但看西周時的史官制度，吾人亦可相信其屬實的。 殷周時的史官，一方面在乎掌巫職，一方面則在乎典藏書籍。關於這點，吾人將有待於本章第五節史官之另一職務中去詳論。 第二節　西周時的史官制度 本節所謂西周，實際上包括東周時的「周」在內。 周時的史官制度，在各種書冊所表示的上，較之殷時複雜。至於其是周人所始創，抑系殷所流傳？吾人因為缺乏考據，不能斷定。至其史官之名，吾人可考者如下： 一、大史大史在殷已是六大之一。在政府組織上，其地位非常重要，不但是秉筆之官，並且是輔政之官。《周禮·春官》：「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六官之所登，若約劑亂則辟法，不信者刑之。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頒告朔於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大祭祀與執事卜日，戒及宿之日，與群執事讀禮書而協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辦事者考焉，不信者誅之，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大遷國執法以前，大喪，執法以蒞勸防，遣之日讀誄，凡喪事考也，小喪賜諡，凡射事，飾中，含筭，執其禮事。」《周禮》如果系周人所作，則大史職掌之重大，是非常明顯的事。《師毛父敦》：「大史冊命，錫赤市。」《書·立政》：「大史尹伯。」又「太史司寇蘇公。」注大史，史官之長也。《書·顧命》：「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太史秉書，由賓階，御王冊命。」《洛誥》：「矧太史友，內史友。」《王制統》：「大史內史掌記言記行者。」《周官》所載，非全屬周時制度，亦非全非周時制度，吾人如較之《書》《經》及金文，則太史最重大的職掌，可分為下列幾方面： 1？冊命2？為史官之長3？掌祀4？掌圖法5？為王之輔政者。 二、內史王氏《釋史》：「官以大史為長，秩以內史為尊，內史之官，雖在卿下，然其職之機要，除冢宰外，實為他卿所不及。自《詩》《書》彝器觀之，內史實執政之一人，……蓋樞要之任也。此官周初謂之作冊，其長謂之尹氏。……《書·洛誥》：『王命作冊，逸祝冊』……孫氏貽讓《周禮正義始》雲，尹逸蓋為內史，以其所掌職事言之，謂之作冊，始以作冊為內史之異名。余以古書及古器證之，孫說是也。」內史最重大的職務，就是冊命，因此以作冊為內史之異名，此說甚妥。《周官》：「內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執國法及國令之貳，以考政事，以逆會計，掌敘事之法，受納訪以詔王聽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王制祿則贊為之，以方出之，賞賜亦如之。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書·酒誥》：「大史友，內史友，越獻臣宗工。」《趩尊》：「王呼內史冊命趩」。《免盤》：「王在周命作冊內史賜免鹵。」《刺鼎》：「王呼作命內史冊名刺。」《師兌鼎》：「王呼內史尹冊命師兌。」由以上種種觀之，則王氏所論內史，實確。《左傳·文元年》：「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是則內史尚為外使。 三、小史《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系世，辨昭穆。……」《儀禮·大射》：「釋獲者命小史，小史命獲者。」據《周官》所說，則小史系助大史者，其所掌之書，與外史相對，但別處吾人尚未發見小史二字。 四、外史外史的真確性，較小史顯明，不但《周禮》有之，在《左傳》上亦有外史之名。據《周官》所載，外史的職權在乎：「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連書名於四方。」由此，可見外史的職權，全在乎「典藏書籍」。 五、御史據王氏考證，御史即御事，是周時有御史之官，又屬非常確實。據《周禮》所載：「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掌贊書，凡數從政者。」但吾人較之《史記·藺相如列傳》：「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令趙王鼓瑟」觀之，則御史亦為秉筆之官。 六、左史右史《禮記·玉藻》：「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鄭氏註：左史右史所書，《春秋》《尚書》其存者。據孫希旦氏意見，以為大史即左史，內史即右史；然較之《國語》：「左史倚相，廷見公子亹，子亹不出，左史謗。」則左史又有此官。以吾人意見，前說較信。 七、柱下史因為侍立在殿柱之下，故名。老子嘗為柱下史，可見周時曾有此職。其職務在於書事。《史記·張丞相（蒼）列傳》：「秦時為御史，立柱下方書。」又云：「而蒼乃自秦時為柱下史。」《集解》如淳曰：「方，版也；謂書事在版上者也。」是則柱下史之職務，一方面在乎典藏書籍，一方面則在乎主柱下方書。 八、閭史州史周時不但中央有史官制度，即地方亦有史官制度。《禮記》：「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告閭史書為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閭史、州史之所掌在乎記錄地方之戶口，如此說的確，則周時的政治制度已是非常完美了。 上述的八種史官，除左史右史疑即大史內史外，州史閭史小史均待考，而柱下史是否西周時即有亦無確證。西周時他史官所能確實指出的，是大史、內史、外史、御史四種，而御史的職權，則又似乎不是純粹的史官。結果，純粹的史官，在西周時只有大史、內史、外史三種，外史的職務大半又在乎典藏三皇五帝之書，其所任在乎記錄帝王及大臣行動的，實際上只有大史、內史二人，亦即《玉藻》上所云之左史、右史。 上章吾人曾引過致堂胡氏的話，說古代史官世掌其職，大臣不與，天子不觀，這說雖不能有顯然的證據，但吾人觀周代各王的諡法，如夷王、歷王、幽王等等均是不好的稱呼，而亦不強制改去，可見這時的史官，對於秉筆直書一層，是能相當保持的。關於這點，吾人在下節中尤可證明。 第三節　春秋戰國時的史官制度 平王東遷以後的史官制度，與西周並沒有什麼顯明的分別。因此在本節中，吾人對於中央政府的史官制度，可以不再討論。此地所敘述的，只是列國的史官。 春秋戰國時代，各國均有史官，一方面在政治組織上，列國與王朝相同，一方面則又因為史的本身，又是政治上所必要的一種。在該時代，不論秦、楚、齊、魯，均有史官的。所謂：「魯之春秋，楚之檮杌」，就是當時史官所記載的。 吾人知道，春秋時朝會很多，因此史官的職務，亦非常繁複，即以左氏一書而論，所記載的史官事，已是非常之多了。 《呂氏春秋·當染篇》： 魯惠公使宰讓清效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 《左傳·昭十五年》： 且昔而高祖孫伯饜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有董史。 《史記·秦本記》： 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記事。 《左傳·宣二年》： 大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 又《襄公二十五年》： 大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又《桓六年》： 祝史正辭，信也。 《昭三十一年》： 趙簡子蒙童子贏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 又《元年》： 鄭伯及其大夫盟，……使大夫書其名。 類此種種，均足以知道春秋列國時，均有史官，其職務一方面在乎充朝會之使，一方面在乎記載言動。其他各國，如韓有史疾，衛有史朝（即史魚），晉有史趙史黯，秦有史祿，虢有史嚚，孟嘗君有侍史等等，均足以知道春秋戰國時史官的一部分的。 東周時各國史官的職務，與西周時並沒有什麼大不同，史的地位仍保持其「客觀」的觀察，如晉之董狐，齊之大史及南史，均足以知道，這時「史官」的記事，旁人沒有方法可加以禁止，雖然施以橫暴力，而「史官」對於其立場，亦仍然保持不變，這不得不算是這時「史官」的一種特質，而「史官」地位之所以保持住，亦是因為有了此種特質而造成。 第四節　殷周時代史官與巫的關係 殷周時代的史官，與其說是一種掌「史」之官，無寧說是掌「巫」之官來得確當。《周禮》中所說大史的職務大都均是祭祀的職務。如「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頒告朔於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大祭祀與執事卜日……」等等，實即均是「巫」的職務。 《禮·王制》：「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可見當時一般人的心目中，亦知道「史」是一種「巫」。關於這點，吾人可分幾方面去敘述。 史官掌巫之職，最顯明的一點，就是掌祭祀。《左傳·襄十七年》：「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 又《閔元年》： 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遂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祀，不先，國不可得也。 由此，可知史官的一種要職，就是掌祀。 因為史官是掌祭祀上帝的，因此，卜日亦成為史官的一種職務。（見上所引《周禮》）《國語》： 大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陽氣俱蒸。 史官並知道筮。《左傳·莊二十二年》： 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其在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 又《僖十五年》： 初，晉獻公筮掌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 又《昭三十一年》：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趙簡之……占諸史墨……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 由上所引，可知史官與卜筮的並沒有什麼明顯的區別。這是古代社會一種必然的產物，——這就是到漢代亦是如此。 史既是掌筮職的，因此有許多關於災異一方面的事，亦是須請問史官的。《左傳·桓三十二年》： 秋七月，有神降於莘，惠王問諸內史述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從之。 這種種關係，一方面可以說明中國史官制度之所以特別發達得早的原因，一方面亦可以說明史官地位在秦以後所日漸低落的原因。 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因為史是掌巫職的，在神權社會下，史自然成為社會上的重要組織。可是，人民知識日漸開化後，神的地位，日漸低落，而史的職掌，假如仍似從前一樣，則其在社會上的地位，自必因其所掌的職務，而隨之低落。秦末漢初正是史家地位轉變的時代，在過度［渡］中間，史家被認作卜祝一流，原是必然的結果。 可是，史家一方面雖因為其所掌的巫職而減低其地位，可是史家的另一種職務，卻能維持史官在學術家的地位。這另一種職務，就是典藏圖書。 第五節　史官之另一種職務 吾人知道，中國書籍的起源是很早的。相傳之三皇五帝時候的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雖然沒有流傳到今日，但觀春秋時代，楚史倚相尚能讀著，（《左傳·昭十二年》）可見在春秋時猶有其書。所謂八索，據柳詒徵所說，是紀結繩時皇王事之書索即繩也；九丘，據《文獻通考》所載，是九州之志，丘即聚也。這種說法，雖不能全信，但當時必定能利用文字，必定有藏書的處所，總是事實。《呂氏春秋》所謂「殷內史向摯載其圖法」的「圖法」，依以吾人觀之，實即就是書籍。 既有了書籍，就必定要有典藏書籍的官吏，這個職務，就由史官擔任。《文獻通考》引《周官》：（並見前引） 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八法以逆官府之治；八則以逆都鄙之治。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系世辨昭穆。內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詔王治執國法及國令之貳，以考政治，以逆會計，掌敘事之法，受納訪以詔王聽治。外史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文治令以贊冢宰。 因為有了書籍，就必然的要有保管書籍的人，這個職務當然以史官為最妥。 史官既經是保藏書籍者，因此，史官亦就成為最易於讀書者，亦即成為社會的有知識者，最好的代表，就是老子。 老子，據《史記》言，為守藏史。《漢書》言，為柱下史。不論其為誰，老子為史官，為典藏書籍者，這是誰都承認之事實，老子之所以能成為哲學家，亦就是因為其便於閱書之故。 史官因為容易於讀書，於是，在在變成為許多人的顧問，左氏所載的，不知有多少，這亦因為史官是典藏書籍者的原故。 第六節　殷周時史官的特質 如以史官地位的升降，來作史官制度史時代劃分的標準，則吾人以為可分為下列三期： 第一、殷周時代這是中國史官制度成立的時代，亦就是史官地位最崇敬的時代。 第二、周末至西漢時代這是史官地位低落的時代，亦是史學觀念轉變的時代。 第三、西漢以後至清末這是史官御用時代，在這時代中，史官並沒有什麼多大的權威，只是皇帝御用的私人，但史學卻能在此時廓然開朗。 上列這三時代，一時代有一時代他的特質。第二、第三兩時代的特質，在史學的觀點上，與第一時代並沒有什麼顯殊的差異。但第一時代則有許多特質，非第二及第三時代所能具的。因此，吾人特再加以一綜合的說明。 第一、殷周時代的史官的特質，就是書法自由。所謂「《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筆則筆之，削則削之」以及「趙盾弒其君夷皋」等等，均足以表見當時史官的書法，尚能不受環境的影響，而依事直書。這個特質，是中國一般儒臣學士所藉以自豪的。 第二、史官是世襲的。古代的官職，是世守其職，史官亦然。因此，其所業亦能先後相接，這在漢初亦然，司馬遷就是因祖為太史而任史職的，《太史公自序》： 司馬氏世典周史。 又： 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常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毋忘吾所欲論著矣！ 第三、史官不單在作史，並且是王侯公卿的顧問。因為史官既是知識階級，其所知道的學問，亦較一般人為富，在前節吾人已舉出許多例子。如《左傳·僖十五》引史佚之言：「無始禍，無祜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左傳·文元年》： 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榖也食子，難也收子，榖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 第四、史官的另一種重大的職務，就是命諸侯及公卿，以及其他。這在前面亦提起過。《左傳·僖十一年》： 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 又《二十八年》： 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 《文元年》： 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 第五、史官掌巫職。 第六、史官典藏書籍。 上列這六種特點，是殷周時代史官制度所特具的。在秦漢以後，這六種特質均歸消滅。漢時的史官，其性質成為另一種東西。 上所引述。殷周時之史官已略盡於此，至於這時對於史學的創見，吾人將在另一篇中去說明。 第三章　漢魏六朝的史官制度 第一節　本時代的特質 在上章吾人說以史官地位的升降作為劃分史官制度史的標準，可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殷周時期 第二秦漢之交 第三西漢末年至清季 但吾人在說明中國史官制度時，卻並不採用此標準，而用歷史上的各種朝代作為經界。這有下列幾種原因： 第一、史官地位的升降，只是骨子裡的現象；而史官制度，則是一種政治組織，表面上沒有什麼顯殊的區別。 第二、史官制度是一種政治組織，因此，往往與當時的政治現象互有經緯。吾人採用朝代為經，容易明了史官制度與政治的關係。 第三、史官制度的變遷往往隨著朝代的變遷而變遷，吾人以朝為經，容易明了其中之關係。 因有這幾點原因，吾人敘述史官制度時，分下列幾個時代： 一、殷周時代二、漢魏六朝三、隋唐四、宋元明五、清上列的五時代，與歷史書上的分劃時，亦有不同。吾人上列的劃分，除第一章的殷周時代是史官制度的建立時代，應當另成為一段落；清代是與現在最近，而史官制度亦有特點，成為一代外，其餘的三時代均是以一亂一治作為標準的。南北朝分裂與五代的分裂是三時代他的兩界限。吾人採用此標準，亦有下列三點原因： 第一、史官制度往往因國家亂時而有所改變，漢魏六朝、隋唐等每一時代其大體均是相同。 第二、史官制度與史學，有密切的關係，而史學與政治的關係，又很密切；如政治現象的治亂來敘述史官制度，容易抓住概念。 第三、最大的原因是：史官從漢季以後，變成為一種歌功頌德的機關，這種現象，在國家自顧不暇時，就無心致力於此，往往國家經過一番大亂，史官制度就無形中消去，中國歷史上的大亂時期，就是東晉時五胡十六國、南北朝及唐末的五代十國，（漢末三國實際上並不十分亂）在這兩個時代中，史官制度的變動亦最利害。吾人以這兩時代作為劃分的標準，不但是便於敘述，並且亦易於說明。 本章所敘述的漢魏六朝時代的史官制度，在史官史上有三種特質。在一般歷史上亦有三種特質。 吾人知道，本時代的史官制度，包括第二時期及第三時期，換言之，是中國的史官制度從第一時期轉變而至第二時期，再進而至第三時期。因此，史官制度在本時代中，就有了下列三種現象： 第一、史官地位的低落。在殷周時代，史官是六大之一，到漢初亦是「先上太史，後上丞相」的，但自司馬遷以後，史官的地位就逐漸低落，再推上前去，則太史公時代已有「主上所嬉弄」的不平口氣了。 第二、史官的職務，逐漸縮小到「史」的一面。在殷周時代史官的職務固然範圍很廣，就是在兩漢之際，史官亦須明了曆法和天文的（引證見下），但是以後，史官的職務只包含「史」的一部分了。 第三、史官名稱的廢除。史官制度本是國家的一種必要的政治組織，但自漢武以後，太史的官名不大有人用，而史官制度的範圍亦逐漸縮少。 上列三點，是本時代史官的特質，其所以造成此種現象，當然與當時的政治環境有密切的關係。在本時代中，政治上亦有三種特殊的現象： 第一、專制政治的加速度的進步。自從秦始皇廢分封制改郡縣制以後，皇帝的威權較之周代已經進步得許多，一方面漢高祖即位，叔孫通定朝議，盛陳兵仗，皇帝高座不動，群臣分文東武西，拜伏奉賀，有失儀的，群臣便牽出，「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以後，君主的權柄日盛一日，這與古昔史官的「天子不觀，大臣不與」當然有所不合，於是史官本是能「直書」的，到了本時代亦就成為一種「筆記者」，自己毫不能依事直書了。 第二、北方的民族入主與漢人血統的混合。漢代的與匈奴和親，血統上已經逐漸的混合，但這與中國政治並沒有什麼多大的關係；一直等到兩晉之時，五胡亂華，懷愍二帝被虜以後，於是不但血統上有了很盛的混合，而政治上亦有了一種大變動。中國就成為南北兩朝對峙。這對於史官如何，有待於下面說南北朝時的史官制度時再討論。 第三、宗教勢力的興起。中國佛、道二教勢力的興起，是本時代，而其極盛之世，亦是本時代。其中尤以佛教的影響為最大。這時的一切制度，一切學術，差不多都受著佛教的影響。在史學方面亦然。 上述的政治上的特質與史官制度的特質，互為影響，造成本時代的史官制度。在下列各節中，吾人各予以一種解釋。 第二節　秦時代的史官制度 秦本是周代的諸侯之一，因此，其史官制度亦受了周代的影響。 在西周時，秦尚是化外之國。到了平王東遷後，秦始列為諸侯，並且亦開始有了史官。《史記·秦本記》： 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十二年卒。生文公。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記事，民多化者。 到了秦始皇併吞六國後，關於秦時的史官制度，吾人始有一點可考據。 秦時，有太史令。《漢書·藝文志》： 《蒼頡》一篇。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爰歷》六章，車府令趙高作。《博學》七章，太史令胡毋教作。 《說文》序： 秦始皇初並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蒼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 這時的太史令，大約與周時的太史，所掌的職務差不多。《史記·秦本紀》：「書同文字。」在秦始皇以前，一國有一國的文字，等到秦並六國後，於是乎始「書同文字」。「皆取史籀大篆，或頗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可見這時的太史令，其職掌不單單在史職，是非常明了的事。 同時，秦尚有御史。它與後代所謂的御史不同，其職權是「史官」的一種。《史記·張丞相列傳》：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好書律歷，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 《集解》： 如淳曰，方，版也。謂書事在版上者也。秦以上置柱下史，蒼為御史主其事。或曰，四方文書。 《索隱》： 周秦皆有柱下史，謂御史也。所掌及侍立恆在殿柱之下，故老聃為周柱下史，今蒼在秦代，亦居斯職。方書者，方板，謂小事書於板也。或曰主四方文書也。姚氏以為下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主郡上計，則方為四方文書者是也。 又師古《前漢書注》亦同此說： 下雲蒼自秦時為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則主四方文書是也。 從這盡知的事實中，吾人對於秦時的史官制度，亦可以得到下列幾點結論： 第一、秦時的史官制度與［是］摹仿周時的；不但太史令與御史即周時的大史與柱下史，即其職掌亦同。《漢書考證》： 按柱下史，本周制，而秦因之。 並見下。 第二、秦時的史官與周時同須掌律歷及計籍圖書的。《史記·張丞相列傳》： 而張蒼乃自秦時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蒼又用算律歷。 由此，不但可以知道御史，即柱下史；並且可以證明，其職業與周時相同。 第三、可以知道《漢書·司馬遷傳》註：「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這句話確實。因為太史令既是「主四方文書」的，是則「先上太史公」自屬必然之事。 第三節　西漢時的史官制度 漢朝是以平民為天子，因此在開國之初，一切都在草創中，在這時候，亦沒有史官制。 據衛宏《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是則漢朝之始有史官，時在武帝時，這時離開國已有七十年了。 衛宏是東漢人，他說「太史公位在丞相上」，說信否？很難斷定。 《前漢書·司馬遷傳》「談為太史公」下，有下引的幾種說法： 如淳曰： 《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 晉灼曰： 百官表無太史公位丞相上，又衛宏所說多不實，未可以為正。 師古曰： 談為太史令耳，遷尊其父，故謂之為公，如說非也。 劉攽曰： 周制外史掌四方之志，布在諸侯國，其位上士，皆在諸侯之卿上，秦亦有之，故《漢儀注》所謂太史公在丞相上，謂此也。衛宏所說，亦不可謂之全非。 宋祁曰： 遷《與任安書》，自言，仆之先人，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故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若其位在丞相上，安得有此言邪？百官表不著其官，信其非也。 浦起龍《史通通釋》： 如淳據衛宏《漢儀注》云云，臣瓚非之，以為百官表無太史公，有太史令，索隱因之，以為公者遷所著書，尊其父雲公也，而所作實遷之詞，衛宏稱位丞相上謬也。《正義》又非之曰，虞喜志林雲，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自周至漢，其職轉卑，然朝會坐位，猶居公上，尊天之道也。 上引種種說素，綜合起來有下列幾個問題： 第一、太史公是否即太史令？抑系本系其職？或司馬遷尊其父而云云？ 第二、太史公之位是否在丞相上？何百官表無太史官名？ 第三、宋祁之說信否？何遷《報任安書》中如此云云？ 上列這三個問題，雖各自成立，但仍系一貫的，吾人試先討論第一問題。 據吾人意見，以為太史公自太史公，太史令自太史令，本有其職，非司馬遷尊其父而云云。關於這點，吾人有幾方面理由。 最明顯的一點，就是顏氏說：「太史公是史遷尊其父之稱」，是不合當時事實的。吾人知道，司馬遷不但說其父為太史公，並且稱自己亦叫太史公，如《史記》各篇以後，均有「太史公曰」之稱，又如《報任少卿書》，自云：「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假使司馬遷是「太史令」絕對不至於在致友人書中尊稱自己為「太史公」的。而且，《後漢書·百官志》，在太史令項下說： 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天時星曆，凡歲將終，奏新年曆，凡國祭祀喪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時節禁忌，凡國有瑞應災異掌記之。丞一人，明堂及靈台丞一人，二百石，本注曰，二丞掌守明台靈台，靈台掌侯日月星氣，皆屬太史。 上列的太史令的職權，與後世的欽天監相同，吾人以為並不是一種史官，即使其「凡國瑞應災異，掌記之」，亦與司馬遷時太史公的職權不同。《太史公自序》： 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頌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也，汝其念哉！ 上引一段話，使吾人知道，漢武時太史公所掌之事，與《後漢書·百官志》所說一點不同。又《漢官儀》載： 太史待詔三十七人，其六人，治歷三人，龜卜三人，廬宅四人，日時三人，嘉法、清雨、解事各二人，醫二人。 亦沒有說明有「史」的職務，由此，吾人可得到：「漢武時的太史公，是有其職。是史官的一種；與後來之太史令不同其職。」 那麼，漢武既有太史公，為什麼《前漢書·百官表》與《後漢書·百官志》均沒有設出？《前漢書》志中，雖亦有「太史令」官名，但在「奉常」下，其職掌「宗廟禮儀」。與「太史公」的職務不同，其表據師古注本有「史之闕文，不可得知也」之謂，是則《前漢書·百官表》未有「太史公」之職，亦不能證明漢時無太史公制度。至於《後漢書·百官志》無太史公名，他自己已經說過： 唯班固著《百官公卿表》，記漢承秦置官本末，訖於王莽，差有條貫，然皆孝武奢廣之事，又職分未悉，世祖節約之制，宜為常憲，故依其官簿，粗注職分，以為《百官志》。凡置官之本及中興所省，無因復見者，既在《漢書·百官表》，不復悉載。 由此，可以知道，《後漢書·百官志》無太史公名亦不足證明漢時無「太史公」制度。 吾人知道，如淳是三國魏時人，首注《漢書》者；這時與漢時距離並不十分遠，而衛宏又系東漢光武時人，其時距西漢尤甚，其說：「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總不見得憑空而說的。在上面既已證明太史公非太史令，漢武時自有此一職，是則太史公之職權，衛氏說，或得事實之中。 至於太史公位在丞相上一說，吾人以為亦系事實。此處所謂「位在丞相上」的意義，並不一定說其職位在丞相上或其秩爵在丞相上之謂，只是說在朝會上坐位在丞相之上而已！衛氏之書既名《漢官儀》，是則其內容是必著重在「儀」上面，吾人說「位在丞相上」是朝會時位在丞相上的意義，亦不見得出於臆說，劉攽與虞喜亦同此說。況且，太史公既是一種史官，自必須記言記動，則為其職務上的便利起見，位在丞相上，接近皇帝，如唐宋起居郎之例，亦出於事理之必然。 「位在丞相上」既是朝會時的意義，則宋祁所說，自不攻而破。所謂「位在丞相上」的上，只是朝會時的「上」，而「上所戲弄」，則是其地位的關係，這兩者並不互相衝突互相捍格的。 太史公的職務，等到司馬遷去世以後，就廢止改為「太史令」，其職掌與《漢書·百官志》所說同，劉知幾《史通·史官建置》篇： 司馬遷既歿，後之續《史記》者，若褚先生、劉向、馮商、揚雄之徒，並以別職來知史務，非復記言之司，故張衡、單颺、王立、高堂隆等，其當官見稱，唯知占侯而已！ 按褚先生系博士，劉向系光祿大夫，馮商系待詔，揚雄為蘭台令史，均非史職；而張衡等則又均為太史令，而其所掌，則屬占侯，可知自漢宣改太史公為太史令後，其職掌就不同，而「記載」反成為非太史令所掌，這實是中國史官制度的一大變遷。 西漢末年，新莽代漢，一切制度均行模仿周制，這時候史官制度亦重新建立起來了。《漢書·王莽傳》： 居攝元年……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政事侍旁，記疏言行。 又天鳳 六年春，莽見盜賊多，乃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曆紀，六歲一改元。又： 太史令宗宣典星曆，侯氣變，以凶為吉，亂天文，誤朝廷。 《史通·史官建置》： 當王莽代漢，改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事侍旁，記跡言行，蓋效古者動則左史書之，此其義也。 在這事實中，吾人可以知道，王莽時有史官制，並且又可以知道太史令雖亦有，但其職權並不在乎記言記動。這尤其可以證明上面所述太史公非太史令說。 第四節　東漢時的史官制度 東漢時的史官，書上所告訴我們的只是簡單的一點。 東漢時的太史令，並不是一種史官，這是吾人所最應注意的，在上節已有很詳細的考證了。 這時掌史官職的，是蘭台令史。《後漢書·百官志》： 蘭台令史六百石。本注曰，掌奏及印工文書。 雖沒有說明蘭台令史是掌史職的，但從其他方面，吾人可以證明蘭台令史是掌史職的。 《後漢書·班彪傳》： 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顯宗（明帝），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系京兆獄，盡取其家書。……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除蘭台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記》。遷為郎，典校秘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 《後漢書·楊終傳》： 顯宗征詣蘭台，拜校書郎。 《論衡·佚文篇》： 子山為上計吏，見三府作《哀牢傳》不成，歸郡作上，孝明奇之，征在蘭台。 《史通·史官建置篇》： 漢氏中興，明帝以班固為蘭台令史，詔撰《光武本紀》及諸列傳載記。又楊子山（終）為郡上計吏，獻所作《哀牢傳》，為帝所異，征詣蘭台。斯則蘭台之職，蓋當時著述之所也。自章和以後，圖籍盛於東觀，凡撰漢記相繼在乎其中，而都為著作，竟無它稱。 從上所引可知蘭台令史表面上雖不是史職，而實際上，凡是撰史者，都征詣蘭台，可見在東漢時，蘭台是掌史職的。 東漢時雖亦有太史令，但其職掌是在乎天文，並不有關於史事的。 《後漢書·明帝紀》： 朕奉郊祀，登靈台，見史官，正儀度。」註：「史官即太史，掌天文之官也。 又《祭祀志·靈台》註： 所以觀天人之際，陰陽之會也。 又《律曆志》： 太史待詔董萌上言，歷不正事。 又《張衡傳》： 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特徵，拜郎中，再遷為太史令。遂乃研核陰陽，妙盡璇璣之正，作渾天儀，著《靈憲》、《算罔論》，言甚詳明。 又《單颺傳》： 善明天官、算術，舉孝廉，稍遷太史令，侍中。 其他《律曆志》中所舉太史令之名，如張隆、霍融等等，尚有許多，其所職掌，亦都是關於天文中事的。 從上面所引看來，吾人可以知道，東漢時的太史令，其職掌與西漢時的太史令同，只在乎管天文一方面事，與一般所說的「太史」不同。 因此，吾人對於東漢時的史官制度，可以得到下列二個結論： 第一、東漢時是沒有史官建置的，著述之人，全系征在蘭台中，班固等等作史者，均是蘭台令史。 第二、太史令的職務是在乎看掌天文，居於靈台中，其職即在乎「觀天人之際，陰陽之會」。 第五節　三國時的史官 在三國初時，戰事紛紛，並沒有史官的建置。 魏明帝曹叡太和中，置著作郎，這是魏國最早的史官。《晉書·職官志》： 著作郎，周左史之任也。……魏明帝太和中，始有其官。 又《史通·史官建置篇》： 當魏太和中，始置著作郎，職隸中書，其官即周之太史也。 蜀漢的史官，亦可得而言之，陳壽說： 國不置史，註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諸葛亮雖達於為政，凡此之類，猶有未周也。（蜀後主評） 此說劉知幾《史通·曲筆篇》已有駁論了：「案黃氣見於姊歸，群鳥墮於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置，此事從何而書，蓋由父辱受髡，故加茲謗議者也。」 陳壽說蜀無史官，是盲談。《蜀志·後主紀》： 景耀元年，姜維還成都，史官言景星見，於是大赦改元。 惟此處之史官，是「太史令」抑系「古時之史官」，尚不能斷言。《郤正傳》： 入為秘書吏，轉為令史。 又《孟光傳》： 後進文士秘書郎。 而劉知幾又稱： 案《蜀志》稱王崇補東觀，許蓋掌禮儀，又邰正為秘書郎，廣求益部書籍，斯則典校無闕，屬辭有所矣。 常琚《華陽國志》，亦有述作王崇之名，可見蜀漢有史官亦是顯然的事。 至於孫吳，亦有史官建置的。 吳歸命候時，有左右二國史之職，薛營為其左，華核為其右，又周處自左國史遷東觀令，以斯考察，則其班秩可知。（《史官建置》） 第六節　兩晉的史官制度 兩晉不但在中國文化上地位非常重要，就是在史學史上地位亦是非常重要的。 在兩晉以前，修史的工作只有國家所任命的官吏才能從事，班孟堅氏就因私撰國史而下過京兆獄。到了「靈獻之世，天下大亂，史官失其常守，博達之士，愍其廢絕，各紀聞見，以備遺亡，是後群才景慕，作者甚眾。」（《隋書·經籍志》）三國之時，忙於爭戰，私人撰述史志的，政府尤其沒有力量可加以干涉。司馬氏繼魏而統一中國，在初年雖亦依從曹魏而有「著作郎」的設置，但其地位較之漢時相差甚遠。經過「永嘉之亂，皇綱失馭，九州君長，據有中原者甚眾，或推奉正朔，或竊假名號，然其君臣忠義之節，經國字民之務，蓋亦勤矣。而當時臣子，亦各記錄。」（同上）因為這時「南、董之位，以祿貴游；政、駿之司，罕因才授」，（同上）故「屍素之儔，盱衡延閣之上；立言之士，揮翰蓬茨之下。」結果「一代之記，至數十家。」所以在兩晉時，史官制度雖然日漸退後，而史學則反因私人撰述史志的繁多，而有大量的發展。這在吾人講述兩晉的史官制度時，所應首先注意到的一點。 雖則這時的史官制度有許多濫竽充數的，但在某種時期史官亦被政府非常審慎的任用。如《淵鑒類函》所載溫嶠舉荀崧為秘書監曰： 夫國史之典，將以明失得之跡，謂之實錄，使一代之典，煥然可觀，今之秘書著作是也。散騎常侍崧，文質彬彬，思義通博，歷位先朝，蒞事以穆，宜掌秘奧，宣明史籍。 晉時的史官，叫做「大著作。」《晉書·職官志》： 著作郎，周左史之任也。漢東京圖籍在東觀，故使名儒著作東觀，尚未名官。魏明帝太和中，始有其官。及晉惠帝元康二年詔曰，著作舊屬中書，而秘書既典又籍，今以中書著作為秘書著作。 又《史官建置》： 晉元康初，（著作郎）職隸秘書，著作郎一人，謂之大著作，專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 又案《晉令》著作郎掌起居集注，撰錄諸言行勛伐舊載史籍者。 《通典》： 著作郎，漢東京圖書，悉在東觀，故使名儒碩學，入直東觀，撰述國史，謂之著作，皆以他官領之，魏晉以後始置厥官，專掌國史。 這時的大著作或著作郎，初授職時，必定須撰述《名臣傳》，以觀其史才。李華（字寧夏，後魏時人）《著作郎廳壁記》：「魏太和年，肇以著作名官，為中書屬。晉元康年，改隸秘書，朝服單衣介幘，始親職，必撰名臣傳。」一方面並須掌東觀書圖書，責任是非常重大的。這種制度，在南北朝時尚大同小異。 晉時的史學家，大都均充任大著作或著作郎的。如《晉書·陳壽傳》： 著作陳壽，乃集三國史，撰為國志，凡六十五篇。 又《束皙傳》： 皙字廣微，漢疏廣後也；王莽末，去疏之足，改姓也，少游國學，張華召皙為椽，轉佐著作郎，撰《晉書·帝紀志》，遷博士，著作如故。 又《王沈傳》： 沈為秘書監，正元中，遷散騎常侍侍中，典著作，撰魏書。 又《干寶傳》： 寶以才器召為著作郎，領國史，著《晉紀》，自宣訖愍，凡二十卷，直而能婉。 又《華表傳》： 表子嶠，字叔駿，元康初，為內台中書散騎，門下撰集，皆典統之。 又《王隱傳》： 元帝召隱為著作郎，令撰《晉史》。 又《晉書·謝沈傳》： 沈字靜思，何充、庾冰並稱沈有史才，遷著作郎，撰《晉書》三十餘卷。 其他如著作郎張勃、樂資、張潘、伏滔，秘書監皇甫謐、傅暢、司馬彪、袁松、孫盛，著作佐郎王濤等等均有史著流傳到後日。至於其他非史職而撰述史志的亦非常眾多，我們看《隋書·經籍志》史部書籍之多，當可想見。 這時，不但晉代有史官的設置，就是五胡十六國，亦大都有史官的建立的。《史官建置》： 偽漢嘉年（劉聰年號）初，公孫或以大中大夫領左國史，撰其國君臣紀傳。前涼張駿時，劉慶遷儒林郎中，常侍在東苑，撰其國書，蜀李與西涼，二朝記事，委之門下。南涼主烏孤初定霸基，欲造國基，以其參軍郭韶為國紀祭酒，使撰錄時事。自余偽主，多置著作官，若前趙之和苞，後燕之董統是也。 總之，晉時的史官制度，包括十六國在內，現在所可考證的，均是以著作郎名其官。雖然有許多小國撰述史作，不一定是著作郎，如前涼張駿十五年，命其西曹邊瀏集內外事，以付秀才索綏，作《涼國春秋》五十卷等等，但如有史官設立，如符秦亦必叫著作郎。（均見《史通·古今正史》）這原是當時的一般的建置。 兩晉時的史官制度的組織，不能如前朝的嚴密；史官的采作，不能如前朝的精深。考其原因，重要的有下列三點： 第一、兩晉時的社會，始終在戰雲瀰漫中，東晉偏安一隅，固然不必說起；即以西晉而論，武帝□□□吳統一中國後，就有鮮卑慕容入寇昌黎，惠帝時有八王之亂，永嘉以後，外患的入寇尤其利害，甚至皇帝亦被虜去；試問在這種處境下，政府以全部力量對付外患還只怕來不及，又何有時間能顧到這不重要的史官呢？ 第二、晉時的權臣跋扈，為各朝冠。如西晉時的蘇駿八王，東晉時的王敦、祖約、桓溫等，均是非常強大，往往舉兵內犯，這當然對於史官的「秉筆直書」，在前者是不允許，在史官本身是不可能，結果，史官必將成為一種累贅。自然不被人家注意了。 第三、清淡之風盛行，對於留心國事，亦均以為鄙俗，何況史官的製作，自然被士大夫所蔑視了。干寶《晉紀總論》： 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為辯，而賤名儉；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是以目三公以蕭杌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劉頌屢言治道，傅咸為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晷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點以為灰塵，而相詬病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途；…… 由上所引，可知晉時士大夫一般的傾向。在這種趨勢之下，史官之尸位素餐，是必然的結果。——這種不重視史官的風氣，一直影響到後世。 第七節　南朝的史官制度 南朝包括宋、齊、梁、陳四朝，自公元四二〇年至五八九年止，共一百七十年間的事。 宋時的史官，與晉時同，亦名著作郎。所不同的一點，就是將佐著作郎改為著作佐郎；親職時不須撰《名臣傳》而已。（見《文獻通考·職官考十》及《史官建置篇》）這時有名的史官如： 何承天，十六年，除著作佐郎，撰國史。……轉太子率更令，著作如故。（《南史本傳》） 又： 元嘉中，使著作郎何承天草創國史；孝武初又使奉朝請山謙之、南台御史蘇寶生踵成之；孝建六年，又以爰領著作郎，使終其業。爰雖因然作，而專為一家之書。 齊、梁、陳三代，一方面著作郎、著作佐郎如故，一方面又有修史學士。《隋書·百官志》： 著作郎一人，佐郎八人，掌國史集注起注。著作郎謂之大著作，梁初周舍、裴子野皆以他官領之，又有撰史學士，亦知史書佐郎為起家之造。 《史通·史官建置》： 舊事，佐郎職知博採，正郎資以草傳，如正佐有失，則秘監職思其憂，其有才堪撰述，學綜文史，雖居他官，或兼領著作，亦有雖為秘書監，而仍領著作郎者，若中朝之華嶠、陳壽、陸機、束晳，江左之王隱、虞預、干寶、孫盛，宋之徐爰、蘇寶生，梁之沈約、裴子野，斯並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造也。而齊、梁三代，又置修史學士，陳氏因循，無所變革，若劉陟、謝皋、顧野王、許善心之類是也。 又《古今正史》： 陳史初有吳郡顧野王，北地傅繹，各為撰史學士。 南朝各時代的史官雖均設立，但要秉筆直書，是絕對不可能的。這時的「史官」，只是皇室的記錄，所書所志必定要依從其君上的好惡；而一般居史職的人，亦不明了其自身職位之重大，憑了一己的好惡而定去好，亦是中國史家的一大變。《古今正史》： 時奉朝請吳均亦表請撰《齊史》，乞給《起居注》並群臣行狀，有詔，齊氏故事，布在風俗，聞見既多，可自搜訪也。均遂撰《齊春秋》三十篇，其書稱梁帝為齊明佐命，帝惡其實，詔燔之。 又《曲筆》：是以隱疾宋書多妄，蕭武知而勿尤；伯起魏史不平，齊宣覽而無譴；古今史臣得愛憎由己，高下在心，進不憚於公憲，退無愧於私室，欲求實錄，不易難乎。 《北史·崔浩傳》： 神（魏太武帝年號）二年，詔集諸文人摭錄國書，浩及弟覽、高讜、鄧穎、晁繼、范享、黃輔等共參著作，敘成國書二十卷，著作令史太原閔堪、趙郡郄標素諂事浩，乃請立石銘，載國書以彰直筆，並勒浩所注《五經》。浩贊成之，景穆善焉。遂營於天郊東三里，六百步，用功三百萬乃訖。浩書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顯在衢路，北人咸悉忿毒，相與構浩於帝。帝大怒，使有司案浩，取秘書郎及長曆生數百人意狀，浩服受賕，真君十一年六月誅浩，清河崔氏無遠近，及范陽廬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姻親，盡夷其族，其秘書郎史以下盡死。 由上總總，可知南北朝時代史官秉筆之難。魏收穢書，亦何怪其然呢！ 第八節　北朝的史官制度 北朝包括北魏、東魏、西魏及北齊、北周，自公元三八六年至五八〇年共一九四年的事。 北魏雖以夷狄入主，然而其制度卻大都模仿中國，關於其時的史官制度，吾人引劉知幾的《史通》來說明。 元魏初稱制，即有史臣；雜取他官，不恆作職，故如崔浩、高閭之徒，唯知著述，而未列名號，其後始於秘書，置著作局，正郎二人，佐郎四人。其佐三史者，不過一二而已。普泰以來三史稍替，別置修史局，其職有六人，當代都之時，史臣每上奉王言，下詢國俗，兼取工於翻譯者，來直史曹。及洛京之末，朝議又以國史當專任代人，不宜歸之漢士，於是以谷纂，山偉更主文籍，凡經二十餘年，其事闕而不載，斯蓋猶秉夷禮，有互鄉之風者焉。 高齊及周，迄於隋氏，其史官以大臣統領者，謂之監修國史；自領則近循魏代，遠效江南，參雜其間，變通而已。唯周建六官，改著作之正郎為上士，佐郎為下士，名諡雖易，而班秩不殊。（《史官建置》） 又《古今正史》： 元魏史，道武時，始令鄧淵著國記，唯為十卷，而條例未成。暨乎明元，廢而不述。神二年，又詔集諸文士崔浩、浩弟覽、高讜、鄧穎、晁繼、范享、黃輔等，撰國書為三十卷。又特命浩總監史任，務從實錄。復以中書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並參著作，續成全史書，敘述國事，無隱所惡，而刊石寫之，以示行路，浩坐此夷三族，同作死者百五十八人，自是遂廢史官。至文成帝和平元年，（按相距三十年）始復其職，而以高允典著作，修國志。允年已九十，手目俱衰。時有校書郎劉模，長於緝綴，乃令執筆而口占授之，如是者五六歲，所成篇卷，模有力焉。初，國記自鄧、崔以下，皆相承作編年體，至孝文太和十一年，詔秘書丞李彪、著作郎崔光，始分為紀傳異科。宣武時，命邢巒追撰《孝文起居注》，既而崔光、王遵業補續，下訖孝明之世，溫子升復修《孝莊紀》，濟陰王暉業撰《辨宗室錄》。魏史官私所撰，盡於斯矣。齊天保二年，敕秘書監魏收，博採舊聞，勒成一史；又命刁柔、辛元植、房延佑、睦仲讓、裴昂之、高孝乾等，助其編次。收所取史官，懼相凌忽，故刁、辛諸子，並乏史才，唯以仿佛學流，憑附得進，於是大征百家譜狀，斟酌以成《魏書》，上自道武，下終孝靖，紀傳與志，凡百三十卷。 高齊史，天統初，太常少卿祖孝，征述獻武起居，名曰《黃初傳天錄》。時中書侍郎陸元規，常從文宣征計，著《皇帝實錄》，唯紀行師，不載它事；自武平後，史官陽休之、杜台卿、祖崇儒、崔子發等，相繼註記，逮於齊滅。 又宇文周史，大統年，有秘書承柳虬，兼領著作，直辭正色，事有可稱。 《魏書·鄧淵傳》： 太祖定中原擢為著作郎，詔淵撰國記。 又《北齊書·祖珽傳》： 後主拜珽尚書左僕射，監修國史，加特進，入文林館，總監撰書。 上所引述，對於北朝的史官制度，已大略儘是。從此，吾人對於這時的史官制度，可以得到一點明確的認識。 吾人首先應加以認清的一點，就是北朝的史官制度與南朝兩晉，均是在同一的範疇中。在本章所說的各時代的史官制度，三國以前是一種形式，三國以後又是一種形式，其中雖間亦有相同處，但其骨子裡的精神是絕對不同的。西漢時的史官制度，是承襲古代而來，其地位尚是非常重大。在東漢時，雖因種種原因，史官逐漸變成為一種司天文之官，但修史之士卻仍有相當的自由，無形中仍含有古代遺法。可是一經過靈獻之亂，再經過董曹之爭，纂逆相繼，於是史官只變成為一種掌書記者了。史官之名著作郎，隸屬於中書省及秘書省是很顯明的表現。自此以後，史官之地位逐漸低落，其所紀余的不僅不敢不為君主諱，就是對於大臣亦不得不故為諛辭。魏收就因撰《楊遵彥家傳》甚美而得其庇護，以制當時一般反對者的。 南北朝的史官全系依照兩晉，其中最顯明的一點，與兩漢時不同的，就是史書每有撰述，必以大臣居首。這是中國修史最重大的一種轉變。在古代是大臣不與，天子不觀，到了兩漢時，史臣亦尚能照事直書，至晉康帝時，以為「盛稱著述任重，理籍親賢，遂以武陵王秘書監。」自是以後，各時代修史，均有一大臣統領之，劉知幾《史通·辯職篇》有云： 今之從政者則不然。凡居斯職（史職）者，必恩幸貴臣，凡庸賤品，飽食安步，坐嘯畫諾，若斯而已矣。夫人既不知善之為善，則亦不知惡之為惡，故凡所引進，皆非其才，或以勢利見升，或以干祈取擢；遂使當官效用，江左以不樂為謠；拜職辯名，洛中以不閒為說。 大臣兼領史職，不僅使不學無術的人濫竽史職；並且有史才的亦不能展其所長，反處處須受拘束。中國所稱為好史的四史，均自是出於一人修撰，不受外界影響的。從此以後，吾國所稱為正史者，大都有大臣領職，一直到清朝，尚是如此。 這時的史臣尚有一顯明的不同點，就是漢代修史者必定身居史職，或者雖本非史職者，亦須任用到史館中去。但是兩晉南北朝就不同了。這時有許多修史之士，均不是身居史職的，在上文所引中，已有許多足以證明。這種現象，與大臣領史職同出一源。結果必使史書蕪雜不經，《三國志》以後，沒有好史，亦因為修史者已不是全系有修史之才者的緣故。 晉時的私人修史者之多，吾人在論兩晉時的史官制度就首先提出。按私人修撰史書者，最早的當推孔子，其後時代每經過一次變亂，就必定有許多私人而修撰國史者，因為政府既無心注意及此，一般士人儒子自為越俎代謀的。吾國私人修撰史書，最多的時候，就是兩晉南北朝的時候，亦正是國家最亂的時候。私人修史的眾多，一方面足以加速史官制度的崩潰，一方面亦足以促進史學的發達。隋唐以後，史官制度成為一種形式，其最大的原因就在乎此。這是吾人所應加以考慮的。 兩晉南北朝時史官，與兩漢同樣，亦是須典掌書籍的。這時的秘書監，即系漢時的東觀，所藏圖書是非常豐富的。著作郎隸屬於秘書監，因此，亦有校書的責任。梁沈約是當時的史官，著有《晉書》一百卷、《宋書》一百卷、《齊紀》十卷等史籍，（見《隋書·藝文志》）但亦典校圖書的。《奉和竟陵王抄書詩》： 教微因馳轡，維峻屬貞期。義乖良未遠，斯文煥在茲。超河綜絕禮，冠楚綴淪書。披縢辨蠹冊，酌醴訪深疑。澄流黜往性，泛略引前滋。漢壁含遺篆，名山多逸詞。綠編方委閱，素簡日盈輜。空幸參鵷鷺，比秀恧瓊芝。挹流既知廣，復道還自嗤。 《唐類涵》： 梁任昉為秘書監，自齊永元以來，秘閣四部，篇卷紛雜，眆斗自讎校。 傅暢《晉書贊》： 荀勖領秘書監，太康二年，汲郡冢中得竹書，勖躬自撰次，注寫，以為中經，列於秘書。 《晉中興書》： 李充為大著作郎，於時典籍混亂，充刪除繁重，以類相從，分作四部秘閣，以為永制。 從上面所引看來，兩晉時的著作郎一部分的職務，就是典校圖書。這差不多是各代如此。 兩晉南北朝時，外來文化的輸入，非常繁多；而其影響最大的一點，是佛教文化的輸入，在當時一般士大夫信奉佛教的虔誠，我們看當時史書，就可以知道。而且這時北朝的君主，又大都是胡人，文化、文字等等均與中國不同，這在工作效率上，影響當然很大。因此，在元魏時的史局中，就置有翻譯之官。這亦是當時的史官制度的特點。 總上所論，可知兩晉南北朝時的史官制度，是怎樣一種形式。在這種處境下的史官，只是帝王的一種侍臣，其所表現於書本上的，必定很多忌諱，一方面既為自身的利益所束縛，一方面又被天子、大臣所桎梏；因此，使［史］官修史書，其所記載與史料的本身，有相差甚遠之處。吾人後世研究古代史實者，對於正史紀載，每多發現矛盾扦格以及與事實不同等等原因，使在研究過程中，發生許多問題。這實是官修史書最大的一種弊病，尤其是兩晉以後的正史，甚至有全部非事實者。其醞釀的動機，實發於本時代，這是吾人研究史官制度時所應注意的一點。在以後諸章中，我們將不再加討論。 中國婦女運動與梁任公先生 （一）敘言 中國婦女做了數千年的奴隸，她們自己既沒有覺悟，而所謂聖賢也者又反而用種種好聽的話麻醉她們，使得她們沉淪墮落，永劫不復。例如孔丘說：「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程頤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類，若把這些話抄錄下來，比一部《辭源》還要多些。所以我們可以說：「那些聖賢都是婦女的仇敵，我們不要相信他們的屁話。」 時代轉變了，奴隸抬頭了！西洋學術思想輸入中國以後，婦女運動也跟著在中國萌芽了。可是，提倡婦女運動的不是婦女自己，乃是提倡維新變法的先知先覺梁任公先生。在梁先生以前，沒有人肯，也沒有人敢倡言開辦女學，禁止纏足，禁止早婚。自前三十八年（丙申）梁先生作《變法通議》，特辟《論女學》一章，極力鼓吹婦女應受平等教育以後，中國人才從迷夢中醒來，到處設立女子學校。自前三十七年（丁酉）梁先生創辦不纏足會以後，中國人方才知道纏足之害，二萬萬女同胞才解除肉刑之害。自前三十二年（壬寅），梁先生作《禁早婚議》以後，中國人才知早婚之害，才知婚姻應該由當事人自主。日月如流，到現在不知不覺已三四十年了。提倡婦女運動的梁先生已於前四年（民國十八年）一月十九日悄悄的死了。天下無量數受過梁先生的恩惠的婦女，有幾人能夠知道三四十年前曾經有過這樣一位婦女運動家，曾經大聲疾呼，把婦女從迷夢中喚醒，曾經竭力實行，把婦女從地獄中救出？本刊本期出版之日，距梁先生逝世四周忌日只有四五天；本社同人所以獻身婦女運動，又多少受了梁先生的影響；因此特將梁先生遺像墨跡，影刊卷首；再將梁先生事略作一小傳，以作紀念；附錄梁先生有關婦女運動的文章數篇，以便讀者研究。 （二）梁任公先生小傳 梁先生，字啟超，字卓如，號任公，別署飲冰室主人。廢清同治十二年，生於廣東新會縣，卒年五十七。少從康有為游。甲午年，我國被日本打敗，康樑上書清帝，請速變法圖強。任上海《時務報》主筆，著《變法通議》，《西學書目表》，力倡廢科舉，興學校。全國人心都被他震動了。任湖南時務學堂教員，提倡科學，注重時務，這是現代新式學校的第一個。戊戌，光緒帝採納他們的意見，叫他們辦大學堂譯書局，實行變法。不到四個月，就被西太后趕走了。逃到日本，創《清議報》，批評政治，介紹西洋學說。後週遊世界，返日創《新民叢報》，風行國內，印刷至數十萬份，翻版至數十次，全國思想界沒有一人不受了他很深刻的影響。後游美國，回日後頗喜談民主主義，被康有為阻止，所以不能和同盟會合作。民國成立以後，袁世凱聯絡他，任他為司法總長，組織政黨，可是毫無功績。袁世凱思做皇帝，他首先反對，做了一篇《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擁護共和，人心被他感動了。他又和學生蔡鍔起兵雲南，竟把袁世凱打倒了。後來張勳擁廢帝溥儀復辟，他又首先反對，勸段祺瑞出兵把他們打倒了。民國七年，再游歐洲，目睹歐戰後慘狀，始決心不談政治。九年返國，就專心研究學術了。晚年著述《中國歷史研究法》，《清代學術概論》等書，又設國學研究院於清華大學，想訓練學生著《中國文化史》。書未全成，就病死了。 （三）梁任公先生早年對於婦女問題的見解 （一）他認為中國所以弱，由於婦女不學。中國所以貧，由於婦女無業。 （二）他認為婦女生活所以痛苦，由於不能自養而待養於他人，不能生產而只知消費。 （三）他認為婦女所以愚蠢，亦由於不學無才；有學有才的人，道德志氣一定高尚。 （四）他認為母教是一切教育的根本，女學是母教的根本。 （五）他認為母體強弱和子女有極大的關係，母強則子強。 （六）他認為婦女的聰明才力並不弱於男子。男子所能做的事，婦女亦能做。 （七）他認為纏足的風俗不改變，則女學不能成立。 （八）他認為早婚有害於身心種族。 因有如此見解，所以他提出下列的各項主張： （一）禁止婦女纏足。 （二）禁止男女早婚。 （三）提倡興辦女學。 （四）鼓勵婦女從事生產事業。 （五）消滅一般奴使婦女鄙視婦女的心理。 經他一番鼓吹以後，中國的婦女運動果然依著他的計劃一步一步的進展了。女學是漸漸興辦了，纏足是漸漸減少了，心理是漸漸改變了，早婚的習慣是漸漸淘汰了，生利的婦女是漸漸增加了。婦女運動的第一階段是成功了。 所可惜的是，繼承這種運動的人，大都注意個人地位的抬高，不曾注意大眾生活的改善，所以運動至今不曾成功，婦女至今不曾解放。 （四）梁先生早年的婦女問題論文 （一）論女學 孟子曰：「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痛哉斯言乎！執一人而目之曰禽獸，未有不色然怒者。然信如子輿氏之言也，則今日之近於禽獸者，何其多也。海內之大，員其首，方其足之種，蓋四萬萬。其名之為農為工為商為兵，終身未嘗讀書者，殆一萬九千萬有奇。其名之為官為士，號稱讀書而實未嘗讀者，殆數百萬。其員其首而纖其足，不官不士，不農不土，不商不兵，而自古迄今，未嘗一讀者，凡二萬萬。不寧惟是，彼之官焉士焉農焉工焉商焉而近於禽獸者，猶或以禽獸為恥也。此之不官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不兵而近於禽獸者，豈直不恥？乃群天下之人以為是固宜然耳。嗚呼！豈不痛哉！豈不痛哉！梁啓超曰：居今日之中國，而與人言婦學，聞者必曰天下事其更急於是者，不知凡幾，百舉未興，而汲汲論此，非知本之言也。 然吾推極天下積弱之本，則必婦人不學始。請陳備其義以告天下： 一義曰：公理家之言曰：「凡一國之人，必當使之人人各有職業，各能自養，則國大治。其不能如是者，則以無業之民之多寡，為強弱比例差。何以故？無業之人，必待養於有業之人。不養之，則無業者殆。養之，則有業者殆。」斯義也，西人譯者謂之生利，分利，即吾《大學》「生之者眾，食之者寡」之義。《管子》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此非空言也。蓋合一國之人民物產，而以決疑數術，盈虛消息之，其所得之率，實如此也。 中國即以男子而論，分利之人，將及生利之半。自公理家言之，已不可為國矣。況女子二萬萬，全屬分利，而無一生利者。惟其不能自養，而待養於他人也，故男子以犬馬奴隸畜之，於是婦人極苦。惟婦人待養，而男子不能不養之也，故終歲勤動之所入，不足以贍其妻孥，於是男子亦極苦。以予所見，上而官，中而士，下而農工商兵，無論為何等人，則無時不皇然愀然，若重憂貧者，其受凍餓，轉死溝壑者，更不知凡幾也。其實以比例淺理論之，苟人人以一身所作之業，為一身衣食計，必無可以貧之理。今中國之無人不憂貧也，則以一人須養數人也。所以釀成此一人養數人之世界者，其根源非一端，而婦人無業，實為最初之起點。 雖然，等是人也，何以或有業，或無業？蓋凡天下任取一業，則必有此業中所以然之理，及其所當行之事，非經學問，不能達也。故即以男子而論，大率明達事理之人，謀業甚易；反是者，謀業較難。然則學也者，業之母也。 婦人之無業也，非天理宜然也。其始據亂之世，專尚力爭，彼男子之所欲有事者，固非婦人之所能也，於是以婦人為不足輕重，而不復教之；既不教矣，其無從執業，有固然也。積之既久，漸忘其本來，則以為是固當生而不事事，而嗷然待哺於人者也。是以男子貴而婦人賤，婦人逸而男子勞。逸而賤，非人情所樂也。貴而勞，亦非人情所樂也。則何如均其貴賤，亦均其勞逸之為得也？ 論公理則如此，考事勢則如彼，故曰：國何以強？民富斯國強矣。民何以富？使人人足以自養，而不必以一人養數人，斯民富矣。夫使一國之內，而執業之人，驟增一倍，則其國所出土產作物，亦必驟增一倍，凡所增之數，皆昔日棄地之貨也，取棄地之貨而藏之民間，其事甚順，而其益甚宏。若此者，舍學末由也。 二義曰：人有恆言曰：「婦人無才即是德」，此言也。世之瞀儒執此言也，務欲令天下女子，不識一字，不讀一書，然後為賢淑之正宗。此實禍天下之道也。古之號稱才女者，則批風抹月，拈花弄草，能為傷春惜別之語，成詩詞集數卷，斯為至矣。若此等事，本不能目之為學。其為男子，苟無他所學，而專欲以此鳴者，則亦可指為浮浪之子，靡論婦人也。吾之所謂學者，內之以拓其心胸，外之以助其生計，一舉而獲數善，未見其於婦德之能為害也。 如曰無才即是德云爾，則夫鄉僻婦嫗，不識一字者，不啻千百億萬，未嘗聞坐此之故，而賢淑有加；而惟聞取帚之誶，反唇之譏，視宦學家之婦人，殆益甚焉。則又何也？ 凡人之鄙吝也，忿爭也，必其所見極小，目光心力，盡日營營於此極小之圈限中，以生此蔽也。使其人而知有萬古，有五洲，與夫生人所以相處之道，萬國所以強弱之理，則其心也，方憂天下，憫眾生之不暇，而必無餘力以計較於家人婦子事也。 今夫婦人之所以多蔽於彼者，則以其於天地間之事物，一無所聞，而竭其終身之精神，以爭強弱，講交涉於筐篋之間，故其丑習，不學而皆能，不約而盡同也。是以海內之大，為人數萬萬，為戶數千萬，求其家庭內外，相處熙睦，形跡言語，終身無間然者，萬不得一焉。而其發端，罔不起於姑嫜姒娣之間。憤時者至謂婦人為盡可殺。夫婦人豈性惡耶？群塊然未經教化之軀殼若干具，而鍵之於一室，欲其能相處焉，不可得也。 彼婦人之累男子也，其不能自養，而仰人之給其求也，是猶累其形骸也。若夫家庭之間，終日不安，入室則愀，靜居斯嘆，此其損人靈魂，短人志氣，有非可以常率推者。故雖有豪傑倜儻之士，苟終日引而置之床笫筐篋之側，更歷數歲則必志量局鎖，才氣消磨。若是乎！婦人之果為鴆而不可近也，夫與其飲鴆而甘之，則盍於療鴆之術，少留意矣。 三義曰：西人分教學童之事為百課，而由母教者居七十焉。孩提之童，母親於父，其性情嗜好，惟婦人能因勢而利導之。以故母教善者，其子之成立也易。不善者，其子之成立也難。《顏氏家訓》曰：「教兒嬰孩，就傅以前，性質志量，皆已略定，少成若性，長則因之。」此實言教育學一切之始基也。苟為人母者，通於學本，達於教法，則孩童十歲以前，於一切學問之淺理，與夫立志立身之道，皆可以粗有所知矣。 今中國小學未興，出就外傅以後，其所以為教育者，亦既猥陋滅裂，無所取材。若其髫齡嬉戲之時，習安房闥之中，不離阿保之手。耳目之間，所日與為緣者，舍床笫筐篋至猥極瑣之事概乎無所聞見。其上焉者，歆之以得科第，保祿利，誨之以嗣產業，長子孫，斯為至矣。故其長也，心中目中，以為天下之事，更無有大於此者。萬方億室，同病相憐。冥冥之中，遂以釀成今日營私趨利，苟且無恥，固陋蠻野之天下，而莫知所自始。豈惟莫知所自始而已，且恬然不以為怪。故試取西人幼塾乳臭之子，與吾此間龐壯碩老之士大夫相挈，其志趣學識，必有非吾此間此輩之所能望者。豈其種之特異哉？無亦小而習焉者之不得其道也。故治天下之大本二，曰：正人心，廣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養始。蒙養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婦學始。故婦學實天下存亡強弱之大原也。 四義曰：胎教之道，《大戴禮》、《論衡》詳哉言之。……西人言種族之學者，以胎教為第一義，其思所以自進其種者，不一而足。而各國之以強兵為意者，亦今國中婦人一種習體操。以為必如是，然後所生之子，膚革充盈，筋力強壯也。此亦女學堂中一大義也。今之前識之士，憂天下者，則有三大事。曰保國，曰保種，曰保教。國烏乎保？必使其國強，而後能保也。種烏乎保？必使其種進，而後能保也。進詐而為忠，進私而為公，進渙而為群，進愚而為智，進野而為文，此其道也，教男子居其半，教婦人居其半。而男子之半，其導原亦出於婦人。故婦學為保種之權輿也。今與人言此義，鮮不謂以耕救飢，掘井消渴，迂遠而無當也。而不知此蓋古先哲王與泰西通儒所講之極熟，推之至盡，而汲汲焉以為要圖者也。（《胎教篇》曰：《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君子慎始，謹為子孫昏妻嫁女必擇世世有行義者如是，則其子孫慈孝，不敢淫暴，黨無不善，三族輔之。故鳳皇生而有仁義之意，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兩者不等，各以其母。」其言極深切著明。又曰：胎教之道，書之玉版，藏之金匱，置之宗廟，以為後世戒。蓋古人之重之如此，必非無故也。侯官嚴君又陵譯《天演論》云：無官者不死，以其未嘗有生也。而有官者一體之中，有其死者焉，有其不死者焉。而不死者，又非精靈魂魄之謂也。可死者甲，不死者乙，判然兩物，如草木之根荄支幹等，甲之事也。而乙則離母附子，代可微變，而不可以死，或可分其少分以死，而不可以盡死，此動植所莫不然者也。是故一人之身常有物焉，乃祖父之所有而記生於其身，蓋自得生受形以來遞嬗迤降，以至於今此胎教所以然之公理。嚴君與余書又云：生學公例，言一人之生，其心思材力形體氣習，前則本數十百代祖父母之形神閱歷積委而成，後則依乎見聞師友與所遭之時與地而化。其論極精，欲言保種者，非措意於此二義不可。欲措意於前一義，則胎教為之根原，欲措意於後一義，則胎教尤為根原之根原。此學數十年後必大明於天下，今日則鮮不以為迂遠無用矣。） 西人格致家之言曰：「言算學格致等虛理，婦人恆不如男子。由此等虛理而施諸實事，以成為醫學製造等專門之業，則男子恆不如婦人。」然則男女之於學，各有所長，非有軒輊。論者或疑數千年來男子之成絕學，立大功者，方策不絕。而婦人無聞焉。若是乎雖興婦學，其所成亦僅矣。抑吾又聞生學家之言公理矣。「凡含生負氣之物，倒生者最愚，橫生者次愚。若夫軀體峙立，首函清陽者，其聰明必不甚相遠。所以生差別者，在智慧之開與不開耳。」昔乾嘉間漢學彬彬於江浙，而吾粵靡一人焉。咸同以後，口馬鄭，手《說文》者，如鯽矣。非粵民愚於乾嘉而智於咸同也。日本明治以前，民智塞，工藝窳劣。翻然維新，遂有今日，非日人拙於曩而巧於今也。其腦筋伏而未動，其靈髓塞而未通，從而導之，機捩一撥，萬線俱動矣。彼婦人之數千年莫或以學名也。未有以導之也。婦人苟從事於學，有過於男子者二事。一曰少酬應之繁，二曰免考試之難。其居靜，其心細，故往往有男子所不能窮之理，而婦人窮之。男子所不能創之法，而婦人創之。西史所載，若摩哈默德之母，以伯南之女，侯失勒約翰之姑，其學業成就，視男子未或讓。而吾中國之女子，遊學異國，成學而歸者，若吾向者所聞康愛德氏石美玉氏，雖西域耆宿，猶歆譽之。然則婦女豈生而不能學耶！夫以二萬萬載天履地、首函清陽之人類，而必夷而棄之，謂與倒生橫生之物相等，欲不謂為不仁，不可得也。 善夫諸教之言平等也。不平惡乎起？起於尚力。平等惡乎起？起於尚仁。等是人也，命之曰民，則為君者從而臣妾之。命之曰女，則為男者從而奴隸之。臣妾奴隸之不已，而又必封其耳目，縛其手足，凍其腦筋，塞其學問之塗，絕其治生之路，使之不能不俯首帖耳於此強有力者之手。久而久之，安於臣妾，安於奴隸，習為固然，而不自知。於其中有人焉，稍稍自疑於為臣妾為奴隸之不當者，反群起而嘩之。以故數千年來之男，無或以婦學為治天下所當有事。而數千年之婦人，益無有奮然自張其軍，以提倡其同類者也。非不才也，壓力使然也。 今語人曰：「欲強國必由學校。」人多信之。語人曰：「欲強國必由女學。」人多疑之。其受蔽之原，尚有在焉。今日之攘臂奮舌，以譚強國，震驚於西人，而思效其長者，則是船艦之雄也，槍炮之利也，鐵路之速也，礦務之盛也。若此者，皆非婦人所能有事也。故謀國者曰：「教婦人非所急也。」而不知西人之強在此，其所以強者不在此。農業也，工作也，醫學也，商理也，格致也，律例也，教授也，男子所共能，抑婦人所共能也，其學焉而可以成為有用之材，一也。今夫言治國而必推本學校，豈不以人才者國之所與立哉？豈不以中國自有之才，必待教而始成哉？夫必謂彼二萬萬為人才，而謂此二萬萬為非人才，此何說也？ 西方全盛之國，莫美若。東方新興之國，莫日本若。男女平權之論，大倡於美，而漸行於日本。日本之女學，約分十三科。一修身，二教育，三國語，四漢文，五歷史，六地理，七數學，八理科，九家事，十習字，十一圖畫，十二音樂，十三體操。其與男學相出入者，不過數事而已。此數事者，大率與兵政相關，亦尚力之世所當有事者也。彼西人之立國，猶未能至太平世也。太平之世，天下遠近大小若一，無國界，無種界，故無兵事，無兵器，無兵制。國中所宜講者，惟農、商、醫、律、格致、製造等事。國人無男無女，皆可各執一業以自養，而無或能或不能之別。故女學與男學必相合。今之美國，殆將近之矣。是故女學最盛者，其國最強，不戰而屈人之兵，美是也。女學次盛，其國次強，英、法、德、日本是也。女學衰，母教失，無業眾，智民少，國之所存者幸矣。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 若是夫中國之宜興婦學，如此其急也。雖然，今日之中國，烏足以言婦學？學也者，匪直晨夕伏案，對卷伊吾而已。師友講習以開其智，中外遊歷，以增其才，數者相輔，然後學乃成。今中國之婦女，深居閨閣，足不出戶，終身未嘗見一通人，履一都會，獨學無友，孤陋寡聞，以此從事於批風抹月，拈花弄草之學，猶未見其可。況於講求實學，以期致用，雖有異質，吾猶知其難矣。不寧惟是，彼方毀人肢體，潰人血肉，一以人為廢疾，一以人為刑僇，以快其一己耳目之玩好，而安知有學？而安能使人從事於學？是故纏足一日不變，則女學一日不立。嗟夫，國家定鼎之始，下令薙髮，率土底定。順治末葉，懸禁纏足，而奉行未久，積習依然。一王之力，不改群盲之心。強男之頭，不如弱女之足。遂留此謬種，孳乳流衍。歷數百年，日盛一日。內違聖明之制，外遺異族之笑。顯罹楚毒之苦，陰貽種族之傷。嗚呼！豈蒼蒼者天，故厄我四萬萬生靈，而留此孽業以為之窒歟？抑亦治天下者，未或厝意於是也！ （二）試辦不纏足會章程 一、此會之設，原為纏足之風，本非人情所樂。徒以習俗既久，苟不如此，即難以擇婚，故特創此會，使會中同志，可以互通婚姻，無所顧慮。庶幾流風漸廣，革此澆風。 以上立會大意一條 二、凡入會人所生女子，不得纏足。 三、凡入會人所生男子，不得娶纏足之女。 四、凡入會人所生女子，其已經纏足者，如在八歲以下，須一律放解。如在九歲以上，不能放解者，須於會籍報明，方准其與會中人婚娶。 五、凡入會者，書其姓名年歲籍貫居寓仕履，及妻之姓，子女之名，以備刊登會籍之用。 六、凡入會後，所生子女，當隨時陸續報名，以備續刊會籍。 七、凡入會報名後，由本館贈《勸女學歌》一本，以為入會之據。 以上入會章程六條 八、凡會籍以姓分冊，百人為一冊，每年刊印一次，分致入會之家。 九、開會之始，由同志各持一籍，勸人入會，謂之草籍。草籍不以姓分冊，歲終將草籍繳至總會，排比族姓，刊定清冊，謂之正籍。 以上會籍章程二條。 十、本會總會，設於上海，暫借時務報館開辦。各省會皆設分會，各州縣市集，就入會人多之處，隨時設小分會，其所在之地，陸續登報布告。 十一、各總會分會，隨地皆立主會副主會，以有功德於本會者為之，或由董事公舉，無定員。主釐訂會例，稽查清冊，若不兼辦女學刻書等事，不受薪水。 十二、各總會分會，皆設董事，無定員，主勸人入會，並商略會例。督辦會辦，皆以同志領之，不受薪水。 十三、總會設司事四人，分會設司事二人，小分會設司事一人，主收各處報名單，一排比族姓，刊刷會籍，二將會籍分致入會之家，三並登記資捐人姓名，四刊印每年出入清冊，五等事，酌給薪水。 十四、本會草籍，以五十人為一冊，凡有在本會領出草籍，勸人入會滿一冊者，即推為董事。滿十冊者，即設小分會。 十五、各會司事，由主會董事擇人而用。 以上開會章程六條 十六、本會之設，建會所，請司事，印送會籍，及《勸女學歌》等事，費額浩繁，不能不設法傾助。然亦不宜強人捐錢方准入會。凡入會者，願捐不拘多少，即少至數百錢亦可，即不捐亦可。 十七、此會若推行日廣，則需費益多，入會之時，收捐甚微，仍恐不敷開銷，海內達人，好行其德，務望慷慨見助，以贊厥成。天下幸甚。 十八、凡助資一百兩以上者，公推為主會。十兩以上者，公推為副主會。凡主會副主會，每年皆將姓字台銜，匯登報章。其助資至五百兩以上者，他日在會館中，設立木主祀之，千秋俎豆，以志盛德。 十九、本會每年集貲若干，開銷若干，皆列清單，附會籍後，分致入會之家，並登報章，以昭大信。 二十、本會所收入會捐及助資，除按年實銷，開列清單外，如有餘資，或設女學校，或設婦孺報館，或設婦嬰醫院，或設恤嫠局，皆由臨時酌議，惟他日所有一切利益，惟會中人乃得均沾。 （三）禁早婚議 言群者必託始於家族，言家族者必託始於婚姻，婚姻實群治之第一位也。中國婚姻之俗，宜改良者不一端，而最重要者，厥為早婚。 凡愈野蠻之人，其婚姻愈早，愈文明之人，其婚姻愈遲，征諸統計家言，歷歷不可誣矣。婚嫁之遲早，與身體成熟及衰老之遲早，有密切關係，互相為因，互相為果（惟其早熟早老故不得不早婚，則乙為因而甲為果。以早婚之故，所遺傳之種愈益早熟早老，則甲為因而乙為果）。社會學公理，凡生物應於進化之度，而成熟之期，久暫各異，進化者之達於成熟，其所歷歲月必多，以人與鳥獸較，其遲速彰然矣，雖同為人類，亦莫不然。劣者速熟，優者晚成，而優劣之數，常與婚媾之遲早成比例。印度人結婚最早，十五而生子者以為常，而其衰落亦特速焉。歐洲人結婚最遲，（就中條頓民族尤甚）三十未娶者以為常，而其民族強健，老而益壯。中國日本人之結婚，遲於印度而早於歐洲，故其成熟衰老之期限，亦在兩者之間，故欲觀民族文野之程度，亦於其婚媾而已，即同一民族中，其居于山谷鄙野者，婚姻之年，必視都邑之民較早，而其文明程度，亦恆下於都邑一等，蓋因果相應之理，絲毫不容假借者也，吾今請極言早婚之害。 （一）害於養生也。少年男女，身體皆未成熟，而使之居室，妄斬喪其元氣，害莫大焉。不特此也，年既長者，情慾稍殺，自治之力稍強，常能有所節制，而不至伐性。若年少者，其智力既稚，其經驗復淺，往往溺一時肉慾之樂，而忘終身痼疾之苦，以此而自戕，比比然矣。吾聞倫理學家言：「凡人各對於己而有當盡之義務。」蓋以人之生也，今日之利害，往往與明日之利害相背馳，縱一時之情慾，即為後日墮落苦海之厲階。故夫人生中壽六十年，析而分之，凡得二萬一千九百十五日，日日之利害既各相異，則是一日可當一人觀也。然則六十年中，恰如有各異利害之二萬人者，互相繼續，前後而列居。其現象與二萬餘人同時並居於一社會者同，不過彼橫數而此豎計云爾。此二萬餘人中，若有一人焉，縱慾過度，為軀幹傷，則列其後者，必身受其縱慾所生之禍，其甚焉者則中道夭折焉，其次焉者亦半生萎廢焉。中道夭折，則是今日之我殺來日之我也。半生萎廢，則是今日之我侵來日之我之自由也。夫以一人殺一人，以一人侵一人之自由，就法律上猶必按其害群之罪而痛懲之。況於以今日之一我，而殺來日之萬數千我。而侵來日之萬數千我之自由，其罪之重大，豈復巧曆所能算也。一群之人，互相殺焉，互相侵自由焉，則其群必不能成立，此盡人所同解也。由此言之，苟一群中人人皆自殺焉，人人皆自侵其自由焉，則其群效之結果，更當何似也？夫孰知早婚一事，正自殺之利刃，而自侵自由之專制政體也。夫我中國民族，無活潑之氣象，無勇敢之精神，無沈雄強毅之魄力，其原因雖非一端，而早婚亦實屍其咎矣。一人如是，則為廢人，積人成國，則為廢國。中國之弱於天下，皆此之由。 （二）害於傳種也。中國人以善傳種聞於天下。綜世界之民數，而吾國居三之一焉，蓋亦足以自豪矣。雖然，顧可恃乎？據生物學家言，天地間日日所產之物，其數實恆河沙無量數不可思議。使生焉者而即長成焉，則夫一雄一雌之所產（無論為植物為動物為人類），不及千年，而其子孫即充滿於全球，而無復余錐之地。然則今日之茁焉、泳焉、飛焉、走焉、蠕焉、步焉、製作焉於此世界者，不過其所卵所胎所產之同類億萬京垓中之一而已。孵者億而育者一，育者億而活者一，活者億而長成者一，其淘汰之酷禍，若茲其難避也。故夫人之所以貴於物，文明人之所以貴於野蠻者，不在其善孵、善育也，而在善有以活之，善有以長成之。傳種之精義，如是而已。活之、長成之之道不一端，而體魄之健壯，養教之得宜，其尤要也。故欲對於一國而盡傳種之義務者，（第一）必須其年齡有可以為人父母之資格，（第二）必須其能力可以荷為人父母之責任，如是者則能為一國得佳種，不然者，徒耗其傳種力於無用之地。不寧惟是，且舉一國之種子而腐敗之，國未有不悴者也。吾中國以家族為本位者也（西人以一人為本位，中國以一家族為本位，此其理頗長，容別著論論之）。昔賢之言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舉國人皆於此兢兢焉。有子女者，甫離襁褓，其長親輒孳孳然以代謀結婚為一大事，甚至有年三十而抱孫者，則戚族視為家慶，社會以為人瑞。彼其意豈不曰，是將以昌吾後也，而烏知夫此秀而不實之種，其有之反不如其無之之為愈也。據統計學家言，凡各國中人民之廢者、疾者、夭者、弱者、犯罪者，大率早婚之父母所產子女居其多數（美國瑪樂斯密、日本吳文聰所著統計各書，列表甚詳，今避繁不具引）。蓋其父母之身體與神經，兩未發達，其資格不足以育佳兒也（論者或駁此論而舉古今名人中，亦有屬於早婚者之子以為證，不知此特例外偶見之事耳。凡論事總不能舉例外，必當以多數為憑。如彼主張女權者，舉婦女中一二優秀之人，以為婦女腦力不劣於男子之證。又如中國回護科舉者謂科舉中亦往往有人才，而以為科舉無弊，皆非篤論也。加藤弘之《天則百話》曾著論答客難，今不具引）。故彼早婚者之子女，當其初婚時代之所產，既已以資格不足，無以得佳種。及其婚後十年或二十年，男女既已成熟，宜若所產者良矣。而無如此十年二十年中，已犯第一條害於養生之公例，斫喪殆盡，父母俱就尪弱。而又因以傳其尪弱之種於晚產之子，是始終皆尪弱也。夫我既以早婚而產弱子，則子既弱於我躬，子復以早婚而產弱孫，則孫又將弱於我子，如是遞傳遞弱，每下愈況，雖我祖宗有雄健活潑虎視一世之概，其何堪數傳之澌滅也。抑尪弱之種，豈惟無益於父母之前途，而見累又甚焉。一家之子弟尪弱，則其家必落；一國之子弟尪弱，則其國必亡。昔斯巴達人有產子者，必經政府驗視，苟認其體魄為不合於斯巴達市民之資格，則隘巷寒冰，棄之不稍顧惜，豈酷忍哉，以為非如是則其種族不足以競優勝於世界也。而中國人惟以多產子為人生第一大幸福，而不復問其所產者為如何。執是宗旨，則早婚寧非得策歟？中國民數所以獨冠於世界者，曰惟早婚之賜。中國民力所以獨弱於世界者，曰惟早婚之報。夫民族所以能立於天地者，惟其多乎？惟其強耳。諺曰：鷙鳥屢百，不如一鶚。以數萬之英人（現英國駐印度之常備兵僅八萬人），馭三萬萬之印度人而戢戢然矣。我國民旅居外國者不下數百萬，而為人牛馬；外國人旅居我國者不過一萬，而握我主權。種之繁固足恃耶？疇昔立於無外競之地，優劣勝敗，一在本族，何嘗不可以自存。其奈膨脹而來者之日日肉薄於吾旁也。故自今以往，非淘汰弱種，獨傳強種，則無以復延我祖宗將絕之祀。昔賢所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正此之謂也。一族一家無後，猶將為罪，一國無後，更若之何？欲國之有後，其必自禁早婚始。 （三）害於養蒙也。國民教育之道多端，而家庭之教與居一焉。兒童當在抱時，當繞膝時，最富於模仿之性。為父母者示之以可法之人格，因其智識之萌芽而利導之，則他日學校之教社會之教，事半功倍，此義也。稍治教育學者，皆能言之矣。凡人必學業既成，經驗既多，然後其言論舉動，可以為後輩之模範。故必二十五歲或三十歲以上，乃有可以為人父母之能力。彼早婚者，藐躬固猶有童心也，而已突如弁兮，然代一國荷教育子弟之責任，夫豈無一二早慧之流，不辜其責者，然以不嫻義方而誤其嬰兒者，固十而八九矣。自誤其兒何足惜，而不知吾兒者，非吾所能獨私也，彼實國民一分子，而為一國將來之主人翁也。一國將來之主人翁，而悉被戕於今日憒憒者之手，國其尚有豸乎？故不禁早婚，則國民教育將無所施也。 （四）害於修學也。早婚非徒為將來教育之害也，而又為現在教育之害。各國教育通例，大率小學七、八年，中學五、六年，大學三、四年。故欲受完全教育者，其所歷必在十五、六年以上。常人大抵七、八歲始就傅，則其一專門學業之成就，不可不俟諸二十二、三歲以外，其前乎此者，皆所謂修學年齡也。此修學年齡中，一生之升沉榮枯，皆於是定焉。苟有所曠有所廢，則其智德力三者，必有以劣於他人，而不足競勝於天擇之界。一人而曠焉廢焉，則其人在本群中為劣者。一群之人而皆曠焉廢焉，則其群在世界中為劣者。早婚者舉其修學年齡中最重要之部分，忽投諸春花秋月，纏綿歌泣綣戀床第之域，銷磨其風雲進取之氣，耗損其寸陰尺璧之時，雖有慧質，亦無暇從事於高等事業，乃不得不改而就下等勞力之自贍。此輩之子孫日多，即一群中下等民族所以日增也。國民資格，漸趨卑下，皆此之由。 （五）害於國計也。生計學公理，必生利者眾，分利者寡，而後國乃不蹶。故必使一國之人，皆獨立自營，不倚賴於人，不見累於人，夫是以民各盡其力，而享其所盡之力之報。一國中常綽綽若有餘裕，此國力之所由舒也。准此公例，故人必當自量其一歲所入，於自贍之外，猶足俯畜妻子，然後可以結婚。夫人當二十以前，其治生之力未能充實，勢使然矣。故必俟修學年齡既畢，確執一自營自活之職業，不至累人，不至自累，夫乃可以語於婚姻之事。今早婚者，其本身方且仰食於父母，一旦受室，不及數年，兒女成行。於此而不養之乎，則為對於將來之群而不盡責任。於此而養之乎，我躬治產之力尚且不贍，勢不得不仍仰給於我之父母，夫我之一身，而直接仰給於我之父母，其累先輩既已甚矣，乃至並我之妻子，而復間接以仰給於我之父母。我父母生產力雖極大，其安能以一人而荷十數口之責任也。夫我中國民俗，大率皆以一人而荷十數口之責任者也。故所生之利，不足以償所分。而一國之總殖日微，然其咎不在累於人者而在累人者，無力養妻子而妄結婚，是以累人為業也，一群之蠹，無恥之尤也。不寧惟是，諺有之「貧者恆多子」。貧者之多子也，非生理學上公例然也。彼以其早婚之故，男女居室之日太久，他無所事，而惟以製造小兒為業，故子愈多，子愈多則愈益貧。貧也者，非多子之因，而多子之果也。貧而多子，勢必雖欲安貧而不可得。悍者將為盜賊，黠者將為棍騙，弱者將為乞丐，其子女亦然。產於此等之家，其必無力以受教育，豈待問哉。既已生而受弱質矣，又復無教育以啟其智而養其德，更迫於饑寒而不得所以自活之道，於是男為流氓，女為娼妓。然則其影響豈惟在生計上而已。一群之道德法律，且將掃地以盡。夫孰知早婚之禍之如是其劇而烈也。 據統計家所調查報告，凡愈文明之國，其民之結婚也愈遲；愈野蠻之國，其民之結婚也愈早。故現代諸國中，其結婚平均年齡最早者為俄羅斯，次為日本（吾中國無統計，無從考據，大約必更早於日本也），最遲者為挪威，次為普魯士，次為英吉利（據瑪樂斯密所報，則普魯士平均男之年二十九歲有奇，女之年二十六有奇；英國平均男之年二十八有奇，女之年二十六有奇；挪威平均男之年三十有奇，女之年二十七有奇）。而各國遞遲之率，日甚一日，今恆有異於昔，英國其尤著者也（英國嘗一八八〇年初婚之男平均年二十五零八月，初婚之女平均年二十四零四月，及一八九〇年男平均年二十六零四月，女平均年二十四零八月，近十年來其遲率益增）。又英國人二十一歲以下而結婚者，其數日減一日，當一八七四年計百人中男子之未成年（二十一歲為成年）結婚者僅八人，女子僅二十二人；一八九〇年男子僅五人有奇，女子僅十九人，而普魯士則早婚之風，殆將盡絕（一八九一年普國統計，男子未成年而結婚者不過百人中之一人零二分六厘，女子不過百人中之十六人零五分）。由此言之，斯事之關於國家盛衰，豈成鮮耶。不寧惟是，一國之中，凡執業愈高尚之人，則其結婚也愈遲；執業愈卑賤之人，則其結婚也愈早。大抵礦夫、印刷職工、製造職工為最早，文學家、技術家、政治家、教士、軍人等為最遲。（據英國一八八四年統計，則礦夫、職工等之結婚男子平均二十四歲有奇，女子平均二十二、三歲，其自由業獨立者男子平均三十一歲有奇，女子平均二十六歲有奇，各國比例皆如此）然則結婚早遲之率，自一人論，可以判其人格之高下；自一國論，則可以覘其國運之榮枯。嗚呼，可不念耶，可不悚耶？ 社會學家言，早婚之弊固多，而晚婚之弊亦不少。（其一）則夫婦之間，年齡相遠，故其結婚不基於愛情而基於肉慾，將有傷倫害俗之事也。（其二）則男女居室之歲月益短縮，所產子女愈少，甚且行避妊之法，使人口繁殖之道將絕，近代之法國是其例也。（其三）則單身獨居，非常人之情所能久堪，其間能自節制者少，男女皆釀種種惡德，因以傷害健康敗壞風俗也。三弊之中，其前二端，非吾中國今日所宜慮及，其第三端，則亦視乎教育之道何如耳。若德育不興，則雖如今日之早婚，斯弊亦安得免。故吾以為今日之中國，欲改良群治，其必自禁早婚始。 《禮經》曰：「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於戲，先聖製作之精意，倜乎遠哉。 此等問題，在今日憂國士夫，或以為不急之務。雖然，一國之盛衰，其原因必非徒在一二人，一二事也，必使一國國民，皆各能立於此競爭世界，而有優勝之資格。故其為道也，必以改良群俗為之原。日本政治上之形式，以視歐美，幾於具體而微，而文明程度，猶瞠乎其後者，群俗之未可以驟易也。我國即使政治革新之目的既達，而此後所以謀進步者，固不可不殫精竭慮於此等問題。況夫群俗不進，則並政治上之目的，亦未見其能達也。故吾國民不必有所待，以為吾先從事於彼，而此暫置為緩圖也。見其為善，則遷之若不及；見其為弊，則克之務必勝。天下應盡之義務多矣，吾輩豈有所擇焉。況乎此等問題，不必藉政府之力，人人自認之而自行之，久之亦足以動政府。數年前禁纏足之論，其明效矣。故今為《新民議》，於此等事往往三致意焉。憂時之士，其或鑒之。不然，寧不見夫今日之日本，始盛倡風俗改良社會改良，而末流之滔滔，猶未能變也。斯事之難如此，吾儕可以謀其豫矣。著者附識。 （五）梁先生晚年對於婦女問題的見解 （一）他主張婦女運動應該婦女切實的自覺，自動的推進。 （二）他主張婦女應該先求得學識，次求得職業，然後取得參政權，努力完成一個人的資格。 （三）他主張婦女各人都要預備一套看家本領，來做職業的基礎，發揮各人最優長的本能，替社會做最有效率的事業。 （六）梁先生晚年的婦女問題論文 （一）我對於女子高等教育希望特別注重的幾種學科 中國女子不能和男子有受同等教育的機會，是我們最痛心的一件事。但據目前趨勢而論，這種缺憾，或者漸漸可以彌補了。當這過渡時代，為女學前途開拓的方便起見，應該注意到女子高等教育的學科問題。 我是不承認男女天賦本能有等差的，那麼，男子所能學的學科，女子，自然都也能學，何必提出幾門來特別注重呢？不錯，原則是如此，所以高等學校以上男女同學，我是根本贊成。凡男子所學的各種學科，女子都有機會自由選擇著學，我也認為必要。但我覺得有一個問題應該十分注意，什麼問題呢？是教育和職業的關係。教育是教人生活的，生活是要靠職業的，受完了某種程度的教育，立刻可以得著程度相當的職業，而且得著之後，能夠勝任愉快，這種教育才算有效用。從前把女子當作男子附屬品，當然不發生職業問題；往後卻不同了，女子是要以一個人的資格，經營他自主的生活，各人都要預備一套看家本領來做職業的基礎。往後女子和男子，在職業上為不斷的激烈競爭，怕是萬萬無可逃避的。所以提倡女子教育，總要找出幾種學問，可以作為女子高等職業之基本者，格外施以訓練，令將來男女競爭時，女子有優勝的把握。 男女的聰明才力，不能認他有差等，卻不能不認他各有特長。據多數學者所說，女子的創造力，不如男子；男子的整理力，不如女子，這個原則，我是承認的。諸君別要誤會，以為說女子創造力比較差，便是看輕了女子；須知社會是要不斷的創造，不斷的整理，這兩種事業，正如車的兩輪，鳥的雙翼，缺一不可，斷不能說整理的功勞比創造的功勞有優劣之分。教育的目的，總要使受教育的人各盡其性，發揮各人最優長的本能，替社會做最有效率的事業。就一個人而論，無論為男為女，都各有各的特長，那是不消說得；就男女兩性而論，男性有男性的特長，女性有女性的特長，教育家也不能輕輕看過。 女子將來基本的高等職業，應該利用他們整理力的特長去找出來。據我所見，有四種職業現在人才甚缺乏，前途開拓的餘地甚多，而確與女子特長相適應者，試舉如下： 第一：史學據許多大學的統計，男女同班上課的史學班，總是女子成績比男子優些。問他理由，大概因為史學含有整理舊案的性質太多，很麻煩的，男子不大有耐心去做。以中國國內這幾年的學風而論，各種學問，都漸漸有專門家出來了，但史學方面，仍舊很缺乏；外國留學生學歷史的也聽不出有幾個，這也是男子不大喜歡史學的一種證據。史學為很重要的一門學科，是人人共知的，內中尤以中小學教育的需要為尤甚，又以本國歷史的需要為尤甚。倘若中小學裡頭沒有好好的國史教育，國民性簡直不能養成。現在我們教育界情形，說起來可憐！最感缺乏的就是國史教習。我想這種責任，是要希望女子來擔負了。將來學校一日一日推廣，史學教習的需要自然一日一日加增；女子高等教育若能注重這一門，將來這種職業，可以立於無競爭的地位。就令有競爭，男子怕也爭不過女子。中國歷史和其他一切文獻，好像原料極豐富的礦山，從前都是土法開採；今日若能用科學方法重新整理，便像機器採掘一樣，定能辟出種種新境界，而且對於全人類文化，有很大的貢獻。諸君別要笑我「三句話離不了本行」，我自己素來嗜好史學，固然有些話像特別替他鼓吹；但以實際論，這門學問，的確是需要甚切而專門人才最缺乏。我想將來這一片學界新殖民地，是要靠女子當哥侖布哩！ 第二：會計學現代世界經濟大勢所趨，非用新式經營，一定站不住，這是稍有常識的人所能判斷。即以行政方面論，除非中國政治長此終古，倘使將來有革新之一日，一定要走法治那一條路。那麼這兩方面事務人才，非經過一番新教育的訓練不可。現在中國這種人才，也太缺乏了。近年來歐洲各公司各銀行乃至各官廳的職員，大半採用女子；而且女子的成績，平均在男子以上。內中會計一業，尤見特長。將來中國有從事新建設的一日，我覺得為分勞互助起見，應該把這部分職業，全部分或大部分讓給女子。這種希望將來能否實現，就要看目前女子教育方面的預備如何。 第三：圖書館管理學近年來到處提倡自動的教育，算是我們教育前途最可慶幸的一種現象。自動研究，離得了圖書館嗎？所以將來中國教育若長此終古，那便無話可說；如其不然，圖書館便要日日加增，或各學校中的設備，或都市公開用。那麼，管理問題，立刻就要發生了。管理圖書館，是一種特別技能，非經過專門研究不可。現在歐美的大學，多有這門專科。中國提倡這門學問，自然是目前切要之圖。我極盼望女子教育方面，率先養成這種人才。因為女子的精細和誠懇，都是管理圖書館最好的素地。女子在館管理，能令館中秩序格外整肅，能令閱覽者得精神上無形之涵養。所以我盼望這種職業，全部分大部分由女子擔任。喜歡研究學問的人，自己選擇職業，我想比這個再好沒有了。古人說：「擁書百城南面王。」在一個大圖書館裡頭，一面替社會服務，一面能讀生平未見的書，日日和中外古今的大著作家做朋友，人生的樂事，還有比他再大的嗎？我盼望多數女子，從這方面圖自己的立身；並盼望主持女子教育的人，從這方面極力預備。女子對於這門學科，只要有相當的素養，這門職業，我信得過男子一定競爭不過女子。 第四：新聞學報館事業，在現時的中國，可謂極幼稚。但將來的發達，是不可限量的，然而組織和編輯兩方面，都要經一番革命。專就編輯方面論，男子特長固然甚多，女子卻也很不少。頭一件：女子觀察社會事物，有些地方比男子精細。第二件：女子無論對於何等事項，比較的不含黨派的色彩，持論易得公平。第三件：女子充當訪員，社會對於他們，總該有相當的敬禮，在交際上先自占了便宜，用訪問方法去搜集資料，所得能夠格外豐富。所以女界裡頭，若能養成多數新聞編輯家，將來和男子競爭這門職業，一定立於優勝的地位，而且於社會極有益。 我所舉這四門學科，性質好像不倫不類。但我的立論，是根據女子整理力特強這個前提，演繹出來。我以為凡屬於發揮整理力的學科，都可以為女子專業，這四件不過舉例罷了。至於各人個性不同，有許多發揮創造力的學科，女子也能成就，這是不消說的。這些都可以在男女同學的大學裡頭，聽女子自由選擇。但現在既然有專門替女子預備高等教育的機關，就不能不從普通男女兩性的特長上注意，認定幾門可以為女子基本職業的學科。所以我提出這意見，供海內教育家參考。 （二）人權與女權 ……女權運動，我們可以給他一個名詞，叫做廣義的人權運動。 廣義的人權運動——女權運動，和那狹義的人權運動——平民運動，正是一樣，要有兩種主要條件：第一要自動，第二要有階段。 ……女權運動能否有意義有價值，第一件就要看女子切實自覺自動的程度何如。 什麼叫階段呢？前頭說過：人權運動含有三種意味，一是教育上平等權，二是職業上平等權，三是政治上平等權。這三件事雖然一貫，但裡頭自然分出個步驟來。在貴族壟斷權利的時代，他們辯護自己唯一的武器，就是說：我們貴族所有的學問智慧，你們平民沒有；我們貴族辦得下來的事，你們平民辦不下來。這話對不對呢？對呀！歐洲中世的社會情狀，的確是如此。倘若十八九世紀依然是這種情狀，我敢保「人權宣言」一定發布不出來，即發出來也是空話。所以自文藝復興以來，他們平民第一件最急切的要求，是要和貴族有受同等庭育的機會。這種機會陸續到手，他們便十二分努力去增進自己的智識和能力。到十八九世紀時，平民的智識能力，比貴族只有加高，絕無低下，於是乎一鼓作氣，把平民運動成功了，換一句話說：他們是先把做人條件預備充實，才能把做人的權利擴張圓滿。 他們的女權運動，現在也正往這條路上走。女權運動，也是好幾十年前已經開始了，但勢力很是微微不振。為什麼不振呢？因為女子智識能力的確趕不上男子。為什麼趕不上呢？因為不能和男子有受同等教育的機會。他們用全力打破這一關，打破之後，再一步一步的肉搏前去，以次到職業問題，以次到參政權問題。現在歐美這種運動漸漸的已有一部分成功了。 我們怎麼樣呢？哎！說起來又慚愧又可憐！連大部分男子也沒有發明自己是個人，何論女子！狹義的人權運動還沒有做過，說什麼廣義的人權運動？所以有些人主張「女權尚早論」，說等到平民運動完功之後，再做女權運動不遲。這種話對嗎？不對。歐洲造鐵路，先有了狹軌，漸漸才改成廣軌。我們造鐵路，自然一動手就用廣軌，有什麼客氣？歐洲人把狹義廣義的人權運動分作兩回做，我們並作一回，並非不可能的事。但有一件萬不可以忘記：狹軌廣軌固然不成問題；然而沒有築路便想開車，卻是斷斷乎不行的。我說一句不怕諸君嘔氣的話：中國現在男子的智識能力固然也是很幼稚很薄弱，但女子又比男子幼稚薄弱好幾倍！講女權嗎？頭一個條件，要不依賴男子而能獨立。換一句話說：是要有職業。譬如某學校出了一個教授的缺，十位女子和十位男子競爭，誰爭贏誰？譬如某公司或某私人要用一位秘書，十位女子和十位男子競爭，又誰爭贏誰？再進一步，假使女子參政權實行規定在憲法，到選舉場中公開講演，自由競爭，又誰爭贏誰？以現在情形論，我斗膽敢說：女子十回一定有九回失敗！為什麼呢？因為現在女子的智識能力實實在在不如男子。天生成不如嗎？不然不然。不過因為學力不夠。為什麼學力不夠？為的是從前女子求學不能和男子有均等機會。沒有均等機會，固然不是現在女子之過；然而學力不夠，卻是不能諱言的事實。諸君在英文讀本裡頭想來都讀過一句格言：「Know ledge is power」（智識即權力）。不從智識基礎上求權力，權力斷斷乎得不到。僥倖得到，也斷斷乎保持不住。一個人如此，階級相互間也是如此，兩性相互間也是如此。 講到這裡，我們大概可以得一個結論了。女權運動，無論為求學運動，為競業運動，為參政運動，我在原則上都贊成。不惟贊成，而且十分認為必要。若以程序論。我說學第一，業第二，政第三。近來講女權的人，集中於參政問題，我說是急其所緩，緩其所急。老實說一句：現在男子算有參政權沒有？說沒有嗎？約法上明明規定。說有嗎？民國成立十一個年頭，看見那一位男子曾參過政來？還不是在選舉人名冊上湊些假名，供那班「政棍」買票賣票的工具？人民在這種政治意識之下，就讓你爭得女子參政權，也不過每縣添出千把幾百個「趙蘭錢蕙孫淑李娟……」等等人名，替「政棍」多養幾票生意！我真不願志潔行芳的姊妹們，無端受這種污辱。平心而論，政治上的事情，原不能因噎廢食，這種憤激之談，我也不願多說了。歸根結底一句：無論何種運動，都要多培實力，少作空談。女權運動的真意義，是要女子有痛切的自覺，從智識能力上力爭上遊，務求與男子立於同等地位。這一著辦得到，那麼，競業參政，都不成問題；辦不到，任你攪得海沸塵飛，都是廢話。 諸君啊！現在全國中女子知識的製造場，就靠這十幾個女子師範學校，諸君就是女權運動的基本軍隊。莊子說得好，「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諸君要知道自己責任重大，又要知道想盡此責任，除卻把學問做好智識能力提高外別無捷徑。我盼望諸君和全國諸姑姊妹們，都徹底覺悟自己是一個人，都加倍努力完成一個人的資格，將來和全世界女子共同協力做廣義的人權運動。這回運動成功的時候，真可以歡呼人權萬歲了！ （七）結論 梁先生已經悄悄的死了，他的言論將從一般人腦中漸漸地遺忘了，還有誰知道三四十年前有這樣一位為大眾謀幸福的先知先覺？還有誰感激這位為婦女謀解放的先知先覺？豈但一般人？就是他那些門生故吏，從前靠他吃飯，一呼百諾；到現在也都掉頭不顧，「淡淡然忘之」，「望望然去之」了。不說別的，我們只要問：他死了以後，除了徐景賢先生在天津《益世報》替他出了一個紀念號以外，還有誰表揚過他嗎？他死了已經四五年，除了姚名達先生在商務印書館替他出了一本《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以外，還有誰能夠把他的遺稿整理髮表嗎？不但如此，甚至我們想看一部詳細的年譜，精核的傳記，亦不可得。梁先生是最擅場於史學的人，其身後竟如此蕭條寂寞，真是令人短氣，無怪乎一般人都只管利己，不肯兼善天下了。 其實這也無須慨嘆！因為獻身大眾的人原不希望大眾的報酬，梁先生提倡變法，再造共和，功在天下，名垂不朽，原用不著門生故吏去恭維他，表彰他。不過我們想起先知先覺的人已凋零了，留下的都是一些自私自利的愚人，天下沒有澄清的希望，大眾沒有解放的日子，因此，發奮繼起，想繼承先知先覺的志願，對於社會運動尤其婦女運動，盡一點心力，作一番事業。在此正當努力的時候，表彰過去曾經努力的人，登載極有關係的文章，亦不是沒有意義的事情吧！ （原載《女子月刊》第二卷第一期，1934年1月，署名「大任」） 我為的是什麼 我是一個從小就喜歡研究歷史的人，一直到現在，還是正在做研究歷史的工作。 我是一個從農村社會生長起來的窮人，一直到現在，還是很窮。還是像農夫一樣的笨。 我是一個對於婦女很表同情的人，一直到現在，還是從事於婦女解放運動。 我是一個性情孤僻，沒有朋友，不會講話，不會應酬的人，一直到現在，還是沒有幾個人能夠真正的了解我，真正的幫助我。 我感覺到社會需要我，國家需要我，所以常常興奮起來，努力幹事。可是也感覺到個人的力量太單薄了，社會的環境太惡劣了，所以也常常灰心，常常懊惱，常常想要自殺。 近來有一些朋友說我是婦女的忠臣，男子的漢奸。又有一些朋友問我為什麼犧牲歷史的研究，去做漠不相關的婦女運動。還有許多人把我當做一個商人看待，說我是女子書店的男老闆。甚至於說姚某辦《女子月刊》，有一萬多本的銷路，每月可以賺錢幾百塊錢。我對於這些話，深深的感覺到，有詳細答覆的必要。剛巧今年是三十歲，我亦應該以歷史家的資格，忠實的記載自己過去的歷史，一面保留自己的一點痕跡，一面也許可以解釋外面的誤會。 我是一九〇五年三月十七日，生長在山高水深的江西興國。祖父是一個農夫，父親是一個秀才，真所謂半耕半讀人家，從小就半耕半讀，一直到中學時代，才脫離農村生活。因為家裡有幾千本古書，所以就對於歷史特別發生興趣。到了民國十四年，考入國立清華大學研究院以後，就專門研究歷史了。最近十年來，著作了十幾部新書，都是關於研究古代歷史的。其中自命體例嚴謹的，可說是那本處女作《邵念魯年譜》。但是這部書並不著名，而最著名的，還是和胡適之先生合著的《章實齋年譜》，代梁任公先生筆記的《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這兩部書，許多人都說可以不朽，可是我個人卻認為並沒有什麼可以不朽的地方。我早想花十年功夫，精心著作一部《中國史學史》；可是十年已虛度了，這部書還沒有成功，這是我現在最覺得對不起自己的地方。尤其是自從民國二十一年在商務印書館做編輯的時候，被日本人焚毀幾千部藏書，十幾部文稿以後，更加感著無聊，要想獲得豐富的史料，做研究的工作，在上海是不可能了。最近數年，在暨南大學、復旦大學、中國公學、正始中學等校，教授歷史，雖然到處受人歡迎，可是心裡總感覺十分慚愧！常常自問：有什麼學問可以做五六百個學生的先生？應該如何努力才可以使這五六百學生能夠得到利益？同時又想如何才能得到充分的時間，安靜的地點，專心去研究歷史，實現二十年來的素願？可是到今天，還是沒有法子打破這個環境？心中的煩惱，實在是一天一天的加重，而沒有法子解脫！ 我原想做一個自了漢，最多做一個歷史家，並不想過問世事。所以在清華四年，在商務印書館三年，總是勤勤懇懇，專心研究歷史，不管一切的閒事。而且總以為可以永生永世，長此不變，可以照著自己的計劃，向前進行。卻不料民國二十年冬天，故鄉的共產黨把我的老家破壞了。民國二十一年春天，上海日本兵又把我的新家焚毀了。毀家失業，同時臨頭，真所謂禍不單行，我們的狼狽就可想而知了。到這時，我才覺悟個人與社會國家是有最密切的關係；國家的安危，社會的治亂，直接影響到個人的身上；要想個人安樂，就不能不參加保衛國家，安定社會的工作。先前研究古代歷史，對於現代國家社會，是沒有絲毫的貢獻，這不是對不起國家社會嗎？恰巧那個時候，身邊還有往年賣稿所得的數千元，就想利用他來做一種喊醒民眾的運動。可是我個人是一個再笨沒有，再膽小沒有的人，要想做轟轟烈烈的政治運動，是不行的。而且有許多事體已經有許多人去做，也有許多事體沒有一個人去做，我們應該做人家不做的事體。加以生平對於婦女的生活和歷史，一向很歡喜研究；對於她們的痛苦，一向很表同情。因此就想創辦《女子月刊》，拿來做喊醒婦女的播音機。可是因為找不到代理發行的地方，所以又創辦了一個女子書店。所以可以說，因為要辦月刊，才辦書店。不是有了書店，才辦月刊。也可以說，並不是要辦書店來賺錢，而是要辦月刊來喊醒民眾。我們的動機，的確是如此純潔。全是一種興趣，不是一種欲望。全是想利人，不是想利己。而且我自己另有職業，並不把這個事體當做自己的生計。而只是利用晚上餘暇，幫助我的妻，盡義務，做一點有益於社會國家的會業。不但不願賺錢，而且越賠越起勁，越辦越開心。這是因為自從月刊出版以後，引起了四方無量數的同情，在後面鞭策我們，向前邁進，不能自已。 我的思想很簡單，我認為現代中國人民的痛苦，全是生產事業不發達，民族意識不顯明，忍受國際資本主義的經濟侵略；而不知道從事於發展生產事業，覺醒民族意識，去打倒國際資本主義的剝削制度。試看中國四萬萬民眾，有多少是有職業？二萬萬女同胞，有多少是能生產的？大家只知道消費現成的貨品，這是中國最大的問題，我們應該如何的喊醒大眾，從事生產，減少消費，以救危亡。古人說：「男耕女織」，現在的中國，男不能耕，女不知織。甚至每年進口的棉紗棉布，有二三萬萬元之多，占進口的第一位。這種責任，不是婦女去負，還有誰去負呢？我們不趕緊喊醒婦女，難道要等到國家亡了再說嗎？所以我認為，要想復興民族，打倒列強，就不能不喚醒婦女，叫他們趕快起來參加生產事業，脫離寄生生活。我既然看到這點，就不能不從事運動。我既然是中國人，就不能不對於國家盡相當的義務。所以就是犧牲精神，犧牲金錢，也不得不忍痛犧牲。這是我的自願，和別人沒有關係。你們能夠對我同情，當然很好；否則頂好不要干涉。 我生性是很樂觀的，可是因為辦這個《女子月刊》，常常引起煩惱，引起悲傷。我本來和我的妻很要好，可是因為辦這個《女子月刊》，常常發生意見，引起衝突，好幾次都幾乎要決裂，要同去自殺。這種苦情，有誰知道？有誰同情？常常因為經濟困難，向人告貸，到處都遭白眼。記得去年十月要往杭州看書，向四五位朋友借十塊錢，他們都推說沒有，第三天才蒙張世祿先生貸給十元。十一月為書店事往南京訪友，身邊也剛巧沒有錢，也碰了許多釘子，後來才蒙張良輔先生貸給二十元。本刊一卷九期所以登出一個傷心的啟事，便是因此。十月二十七日，因為印刷所逼討月刊印刷費，不能不忍痛把僅有的資產，三友實業社股票一千元，向彭枕霞先生押借六百元，言明半年還清，月利一分。到四月二十七滿期，無法清償，只得先送一百三十元和一百元期票給他，聲明隨後分二月還清。卻不料彭先生收到此二百三十元後，竟於五月七日把千元股票沒收過戶了。六百元的代價是一千二百三十元，我個人因公害私，吃力不討好，固不必說。可是因此想起世態炎涼，不禁痛哭流淚，人情既如此卑鄙殘忍，我何必從井救人？加以政府不諒，又複查扣月刊。這種四面夾攻的環境，我實在抵抗不了。所以在三月初七日，我夫妻倆就曾經想要脫離塵世，實踐從前說過的話。後來朋友勸我旅行外埠，以解煩悶。我才勉強出門，住在一個朋友黃癸元先生家裡。黃先生告訴我，他一家男女老小共有七個人，全體都喜歡看《女子月刊》。《女子月刊》在每月十五號出版，至二十號方可寄到。他們眼巴巴候到那天，都在門口等候郵差，郵差一到，大家便上去包圍，伸出十四隻手亂搶，都欲先睹為快。因此大家商量，定了一個拈鬮的辦法，依次傳觀。我聽了他們的報告，大為感動。覺得我的生活是有意義的，我的工作是有價值的，於是便歡歡喜喜地跑回上海，再來蠻幹。 本來我是研究歷史的人，不應該做婦女的事業。婦女的事業，應該婦女去干，用不著我費心。不過我愛我的妻，我尤愛我的國家。我要救我的國家，可是我沒有別的好方法，我只能夠幫助我的妻，做一點小事體。可是我的時間大部分都用去做教書的工作了，所以只能夠在經濟上幫助她一點；而在事務上是不能夠多多幫助的。而我的妻能力有限，確是不能夠擔任這巨大的任務。所以我熱心的希望，能夠有能幹的女子來幫助我的妻，讓我能夠完全脫離本社，專心去研究歷史。這樣不但本社的前途，非常遠大，就是我個人的前途也不至於這樣暗淡無光了。 （原載《女子月刊》第二卷第四期，1934年5月） 讀後致辭 為了婦女大眾，過去十九個月，我們曾經費去了許多心血，許多金錢；這小小的《女子月刊》竟然能夠生活到今日，實出我們當初意料之外。我不知道我們有什麼本領能夠維持她，更不知道她有什麼好處能夠得到讀者的愛悅！我們只知盡我們的心去做，做點直接有益於婦女大眾，間接有益於民族國家的工作。 事實上，過去的《女子月刊》並不能適合我們的理想！讀者試想想：編輯事務根本沒有一個人負責，那能夠編得好吧？我和心勉為了謀生，忙得要命，我們那裡有全副精神編月刊呢？然而，親愛的讀者卻極端原諒我們的過失，反而紛紛寫信嘉獎，鼓勵，真使我們感激，興奮，不能自已！ 這種局面是不能久支的，為了讀者的利益，為了婦運的前途，《女子月刊》所負的責任是異常的重大，不容我們敷衍了事的。我們自知精力有限，萬不能長此因循！所以早就留心物色人才，過去曾經先後招請過十幾個讀者來幫忙，而結果都是失望！直至最近，才獲得一位最有希望的青年女作家——鼓浪嶼陳媛小姐，——承她同情我們，犧牲她的學業，投身本社，編輯本刊。我們早就從她的文章里深深地認識了她的天才，所以雖然不曾見過一面，卻已親愛如好友了，現在竟然能夠得到她來幫助我們，真是我們的幸運！ 這一期——二卷九期——便是陳媛小姐主編的，我們雖然多少參加了一點意見，卻不曾多費精神。當我從頭至尾讀完了以後，心裡只是歡喜，知道從此以後，本刊有了新生命了，而我也可以不必分心了。 陳小姐和我們好似一家人，對於婦女問題的見解是一致的。所以本刊的宗旨是一點不會改變的。本刊既有她負責主編，我便可專心研究所欲解決的問題，以後當每期為本刊撰一論文，以求讀者指教。為標示負責到底，及避免誤會起見，我仍擔任發行者的名義。 親愛的讀者！《女子月刊》從此是純粹由女性編輯的婦女刊物了！自己的園地，自己來灌溉吧！ 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名達 （原載《女子月刊》第二卷第九期，1934年9月1日出版） 姚名達先生來函 白冰、心勉： 你們近來忙得何如？《女月》十一期想已出版了吧？前日白冰電話上說這期比前數期更加充實，更加精彩，真是可喜！你們這麼努力，使我倍形慚愧！因為我來暨大以後，一篇文章也沒有做，對於《女月》實在太不負責任了！ 心勉：有了白冰相助，《女月》是可以發揚光大了；但是女子書店怎麼辦呢？我們希望有人投資萬元，以便每年出版女子讀物一百冊。但是喊破了喉嚨，一點回音也沒有，實在太刺激我的心了。我早說過：女子的事業，應該女子自己來做。天下之大，難道沒有一個有錢的女子？有是有的，但是她們不相信我們。誰肯相信我和你是在盡義務辦這種苦差事呢？誰又相信我們的同志都在半盡義務呢？ 白冰：我真感激你，佩服你！天下之大，二萬萬之眾，我找不著第二個像你一樣的知己！你本身的美德，文才，不必說，只就這種犧牲的精神，冒險的膽量，已夠愧煞鬚眉了。你的前程無量，從此發軔，望益努力！ 心勉：白冰：我靜靜地想：若能再得一個有錢的女同志和你倆合作，照著宗旨和計劃做去，不出十年，中國婦女必有大大的轉變，決不會像現在一樣的墮落和痛苦！然而從何處找知音呢？ 我自離滬後，精神上極為痛快，因為每月可以「不勞而獲」地收到《女月》一冊，而自己的著作卻又每日增加數千字，兩方面分頭努力，作成績比賽，我的成績雖然沒有你們的優良和偉大，卻很願意也。 此祝健康 十月二十五日名達自真如暨大寄 （原載《女子月刊》第二卷第十一期，1934年11月1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