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名達文集 · 1927年

許真君故事的起原和概略 大禹這個人，究竟有沒有，自從顧頡剛先生提出來討論以後，漸漸有人注意了。但是觀察一般人情，仍舊相信有的更多，而相信無的卻甚少。這也難怪，舊習慣是不易打破的。我不願說相信有禹的人不該，我只希望多找證據，證明無禹之說為不謬。禹平水土的傳說，現代幾乎不流行於低級民眾了。但是學士大夫，保存著從高文典冊得來的似實似虛的知識，咬牙切齒，認定大禹確曾平水土，奠民生於洪水滔天之中。卻不知道我們民眾，早已討厭大禹之相距太遠，另外找著了一個替人。「新鬼大而故鬼小」，大禹的其人的事，早已不在民眾腦中；民眾腦中，充滿著一個偉大神妙的人物，而一般縉紳先生，卻又從而頌之曰：「功侔大禹」。 錯了錯了，我上面說的民眾二字，太無範圍了。我是南方人，我是江西人，我沒有走遍中國，我沒有全部知道民眾的傳說，怎麼可以說我們低級民眾早已另外找著大禹的替人呢？那麼應該先聲明：我這文是江西人作的，這文說的是江西的事，請大家別要誤會。 第一：我們要知江西是一個有水患的區域。北部的鄱陽湖，匯合全省的水在一處，還不算，長江水漲，走不贏了，卻也要擠進湖裡來。因此除非長江流域不下雨，若是下了雨的話，鄱陽湖邊數百里內，馬上一望汪洋，房屋變成水面的孤島，甚至變成水底的暗礁，田地農產，更不必說，由有收變成絕粒，是常有的事，不能免的。若遇水勢洶湧，風波激盪，更是覆舟倒屋，人財兩空。往往有全家淹沒，全村盪析的事情發生。所以一般民眾，雖然善會玩水，卻亦最為怕水。水患之由來，已非一朝一夕了。江西南部，地勢較高，又非平地，又無大湖，應沒有這種憂患了。可是叢山疊嶺之中，常有一二處，忽然綻裂，洪水湧出，蛟龍隨之，由高至下，所過成墟。山居之民，每建宅於兩山之間，若上流地水涌下，未有能避免的。水入河流，勢急河小，常溢滲兩岸，破堤盪家，年年不絕，不見於此，必見於彼。我是江西南部人，我家便常受這種災患。所以江西全省，幾乎沒有一處沒有水患。 第二：我們要知江西除了萍鄉、尋烏、安遠、瑞昌、九江、湖口、彭澤幾個邊縣以外，其餘各縣的水，都匯歸於鄱陽湖。河數將近一百，湖面有數百里，每當百川皆漲的時候，天水一色，見者疑為大海，不知陸地是否已沉。這也是鄱陽湖周十餘縣的民眾所同具的驚訝。 第三：我們要知，窮則呼天，危則思救，憤則思啟，仇則思報，是人類的同情。江西民眾，年年代代，有洪水之憂，有蛟龍之恐，如何不想所以處置他對付他？那麼，築堤引渠浚湖導河造舟種種常備的工程，都由此一念而見之實行了。又見洪水蛟龍，同時並出，便疑心水由蛟發，恐恨交生，漸漸有募人入水斬蛟之事發生。然而這二種事情，都在民智開通之後，尚且不能絕患，何況當未見及此之時，民眾之痛苦畏懼，真不知到了什麼程度。痛苦畏懼之久，便不得仰求天助，希望神仙來救苦救難了。神仙想不到，便不得不想像出一個神通廣大的神仙來安慰這種需求之情了。 因為有此三因，所以江西民眾便發生了許真君故事。我可以說：凡是生長在江西的人，沒有一個不知這個故事的。 這個故事，我在做孩兒的時候，已經有許多人同我說過，現在還記得一些。可是近年以來，反而較少人傳說了。據我記憶的大概是說：從前有一個龍，生了九個兒子，一同來到江西境內，分在各處開河，因此江西的河，漸漸加多。而洪水泛濫，年年不絕，漂沒人畜，浸害農產，日盛一日。看看已經給龍開成九十九條河了，若再開一條，江西陸地，馬上變成大海，任憑你什麼生命財產，也保持不住。老百姓愁苦連天，要走也走不開，眼見得大家同歸於盡了。那時激動了一個仁慈的神仙，不服龍的猖狂，發了善心，下凡救難，到水裡找龍鬥法，這神仙便是許真君。許真君神通真廣大，一連把八個小龍都殺了，最後把老龍和最小的龍也捉住了。老龍哀憐乞命，真君不許。老龍再三叩求，情願永坐天牢，留此殘生，不敢再去作惡為非。真君仁慈不殺，便把他加上鎖練子，貼上符錄，打下離南昌六十里生米鎮的一個眢井裡。這個眢井，是許真君用法術制用的，無論會六甲，會五遁，都逃不了。井旁栽了一株鐵樹，和老龍約道：「等到鐵樹開花，河水倒流的時候，你便可以出來了。」一面又要殺小龍，小龍也哀求勿殺，真君想一想：「若把他殺了，天下豈不是無龍興雲作雨了嗎？」於是提起刀來，把他斬了一節尾巴，和他約道：「每年只許你在清明節後，來看你母親一次，余時可不許來了！」便放他去了。真君也就回仙界去了。後人感激許真君救命之恩，就在生米鎮囚龍眢井附近，起造廟宇，四時享祀不絕。到了八月初八日，真君生辰，凡是江西省人民，不論遠近，都來虔誠進香。後來各縣各村，也各各起造廟宇，都叫做許真君廟。後來得了皇帝的上諭，賜名為萬壽宮。後來江西人到外省去，萬壽宮三字便取來代表會館名字了。每逢清明節後，必有大風雹一次，這便是那個斬了尾巴的孽龍去看他的母親。一個龍一年過一次，尚且如此厲害；若是老龍和他八子，至今仍在，江西縱不成海，也不知怎樣遭禍哩。 我少時所聞，大概如此；今年暑假前，在顧頡剛先生處見《鑄鼎余聞》，也有一段許真君斬蛟故事，可是完全不同。我回里後，征訪所及，也沒有和《鑄鼎余聞》全同的。只有許真君和蛟鬥法時，一個變黃牛，一個變黑牛，這段卻相同。可是江西南部民眾都認定這事是在與廣東大柘縣交界地方發生的。的的確確，指實是尋烏縣的牛斗崗。並且還說：「當二牛鬥法的時候，有一個廣東婦人看見了，叫道：『看呀，黃牛斗出黑牛屎呀。』許真君是黑牛，連忙說道：『廣東婦人忙至死。』所以廣東嘉應州一帶的婦人，至今仍是耕田負重，代男人的勞，忙得要死，只因為神仙點破了呵。」我想書本上寫的，和口耳間傳的，只此二篇，已不同如此；若更能廣為搜集種種書本上的，口耳間的，匯在一處，加以深切的研究，必定可以使我們徹底了解許真君故事之起原和變化，必定可以助我們徹底了解大禹故事之起原和變化。據我的淺見，大禹就是許真君的前身，許真君就是大禹的替人。別省民眾有沒有許真君故事的傳說，我不知道。但我可以說我江西民眾確已承認許真君是唯一的信仰對象，唯一的中心人物，尊之為江西福主。江西的陸地，所以沒有沉為大海，全是許真君之賜。和上古的人說大禹是平水土的人，說山是「維禹甸之」，水注是「維禹之績」，後人「纘禹之緒」，「設都於禹之績」，幾乎毫無二致。研究大禹的人們，請你們注意這點罷。 十五年一月二十日北京清華學校 （原載《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月刊》第一卷第五號） 《章實齋遺書》敘目 右《章實齋遺書》，整篇三百一十五，附錄九十四，析錄二十六，節錄一百五十五，別錄二百四十三，為目共計八百三十三，為字約在五十萬以上。 按章實齋名學誠，浙江會稽（今紹興）人，清乾隆三年（西曆一七三八）生，嘉慶六年（一八〇一）卒，享壽六十有四。生平大節，詳見拙著《章實齋先生傳》。 其著書之願，發於二十九歲（一七六六）。自謂「讀古人之文字，高明有餘，沉潛不足，故於訓詁考質多所忽略，而神解精識乃能窺及前人所未到處。」「而史部之書，乍接於目，便似夙所攻習者然，其中利病得失，隨口能舉，舉而輒當。」「嘗以二十一家義例不純，體要受舛，故欲遍察其中利病得失，約為科律，作書數篇，討論筆削大旨。」三十五歲（一七七二），「檢點前後，識力頗進而記誦益衰，思斂精神為校讎之學，上探班、劉，溯源官禮，下該《雕龍》《史通》，甄別名實，品藻流別，為《文史通議》一書。」為校讎之學而以《文史通義》為書名者，校讎為著述之先事，著述為文史之異稱，言文史即已概校讎矣。故其言曰：「鄭樵有史識而未有史學，曾鞏具史學而不具史法，劉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義》之所為作也。……誠得如劉知幾、曾鞏、鄭樵其人而與之由識以進之學，由學而通乎法，庶幾神明於古人之意焉，則《春秋》經世之學可以昌明。」鄭、曾，實齋所認為校讎之才者也；劉，實齋所認為記注之才者也：校讎記注不足以得古人之意，不足以當經世之學；其能得之當之者，惟文史之才，著述之業耳。故又曰：「劉言史法，吾言史意；劉議館局纂修，吾議一家著述。」所謂《文史通義》者，即文史的普通意義，亦即史意，是乃實齋性命之文所盡萃，可概校讎而不可相與對立者也。 然自討論校讎，篇章日富，四十二歲（一七七九），遂定著為《校讎通義》四卷，先《文史》而成書。蓋其生平精力蘄向，於茲歲為一分野。茲歲以往，讀史而外，學為古文於大興朱筠；著《和州志》《永清縣誌》，後來所謂「一半為土苴」者也。其絕大志願，實為薈萃群書，「擴四部而通之，更為部次條別，申明家學，使求其書者，可即類以明學，由流而溯源，庶幾通於大道之要，而有以刊落夫無實之文辭，泛濫之記誦」，冀有當於學術而成風俗，苦心孤詣，著為《校讎通義》一書，凡以此也。茲歲以後，始篤志於文史著述。無論平日札記與涉世之文，倘有精義，輒追求究竟，深入淵叢，撰為專篇，錫以嘉號。而自五十一歲（一七八八）草創《史籍考》，觀覽益博；編撰《亳洲志》《湖北通志》，經驗益豐：其所發明，精造神詣，歷年所得，十倍於四十二歲以前。所謂「前此少壯，或身有可為，未可遽思空言以垂後世：後此精力衰頹，又恐人事有不可知：是以約計吾徒著述之事，多在五十六十之年。且閱涉至是，不為不多，中間亦宜有所卓也。」然《文史通義》迄未成書，而《校讎通義》在《詩教》篇注中已改名《外篇校讎略》。《詩教》作於四十六歲（一七八三），出《校讎通義》之後，是實齋實有意並《校讎》於《文史》。特以《文史》尚未成書，而《校讎》早有鈔本，是以五十一歲（一七八八）校改《校讎》時，仍《通義》為名，而後來刻本，遂以《文史校讎》並稱《通義》耳。觀實齋四十二歲以後，著書稿冊，有《癸卯通義草》、《庚戌鈔存通義》諸名，其各篇皆隸文史：而一切單稱《通義》者，又皆指《文史》而言：則《文史通義》實為實齋著書唯一之名，益可知也。 實齋秉性僻懶，又不解書。生平撰著，皆不自脫稿，而委人繕寫。又憚於往復詰問。故所為草稿，皆先為空白書冊，隨時結撰其上，以備散佚。字畫亦必明朗可辨。塗攛多者，則用粉黃拓之。鉤勒之筆，朱綠錯出。款面皆按年甲子，統題為流水草，蓋不分類而隨時接續者也。將滿一冊，率得二三萬言，則略以類序先後，錄為一卷。作文之勤，多在秋盡冬初，謂「燈火可親，節序又易生感也。」涉世之文，常與著作之文相間為之，謂可「使其筆墨略有變化」。流水草每篇之下，必注撰時月日風雨陰晴，謂「他日覆閱，則知撰時興會」，「而日月居諸，歲不我與，則及時勉學之心，亦可奮然以興。」其名稱有《壬癸尺牘》《辛丑年鈔》《辛壬剝復刪存》《癸卯通義草》《癸卯錄存》《甲辰存錄》《戊申錄稿》《戊申秋課》（又名《戊申仲秋序記雜文》）《申冬酉春歸仂草》《姑孰夏課甲編》《姑孰夏課乙編》《酉冬戌春志余草》《庚戌鈔存通義上》《庚戌鈔存通義下》《庚戌鈔存雜文》《庚辛間草》《辛亥草》《癸春存錄》《甲乙剩稿》《邗上草》《丙辰山中草》《桐署偶鈔》《戊午鈔存》《庚申雜訂》《庚申新訂》……諸種，又不題甲子者，《碑誌》、《傳記小篇》、《雜訂》、《雜俎》四種，皆各已成篇，未嘗編目。有精構成章，已錫嘉名者，如《易教》、《詩教》、《原道》、《原學》，是為文史通義之既成稿。有新解偶發，即記為文，或人世應酬，半涉辭費，雖有深義，未著專篇者，《跋丙辰山中草》所謂「他日錄歸《文史通義》當去芒角而存其英華」者也。 流水草單篇文章之外，平日札記，所為尚多。今存《乙卯札記》《丙辰札記》《信摭讀書隨札》皆其類也。而專書之已脫稿者，《和州志》《永清縣誌》《校讎通義》之後，五十一歲（一七八六）著《庚辛之間亡友列傳》，五十二、三歲（一七八七——八）著《亳州志》，五十五歲著《紀年經緯考》，五十五至五十七歲（一七九〇——二）著《湖北通志》，五十一至六十一歲（一七八六——九六）著《史籍考》，生平工作，此為最鉅。 《文史通義》雖未成書，然同志之愛實齋文者，多請鈔存副墨。嘉善周震榮、山陰史致光、大興朱錫庚鈔藏尤多。而《永清縣誌》二十五篇，《庚辛之間亡友列傳》一卷，先後由震榮刊行。《通義》中《易教》上、中、下，《書教》上、中、下，《詩教》上、下，《雜說》上、中、下，《評沈梅村古文》……等篇，亦於嘉慶元年（一七九六）刻板。自謂「《文史通議》中間議論開闢，實有不得已而發揮，為千古史學辟其蓁蕪。然恐驚世駭俗，為不知己者詬厲，姑擇其近情而可聽者稍刊一二以為就正同志之質，亦尚不欲遍示於人也。」《和州志》以與安徽學使秦潮意見不合，遂未付梓，後刊其志例二十篇。《亳州志》脫稿之翌年，知州裴振罷去，亦似未刻，今僅存例議二種。《湖北通志》以眾謗弗騰，置其遺緒以去，事後以笈中存稿及凡例序目往復駁議分次二十四卷為檢存稿。《史籍考》之功程於去湖北時已什八九，而主其事者——畢沅以苗頑稽討，竟廢前功。畢沅既沒，實齋乃假謝啟昆之力足成之（一七九八）。凡三百二十五卷。惜亦不傳，謹存例目。 嘉慶五年（一八〇〇），實齋病瞽，猶日事著書，倩人寫草。翌年（一八〇一）遂卒。臨沒，盡以生平撰著，寄蕭山王宗炎，乞編次。宗炎復書，以「稿本叢萃而半無目錄，卷帙浩繁，體例複雜，必須遍覽一二過，方能定其去取。」「擬分內外兩篇，內篇別為子目者四；曰《文史通義》，凡論文之作附焉。曰《方誌略例》，凡論志之作附焉。曰《校讎通義》。曰《史籍考敘錄》。其餘銘志敘記之文，擇其有關係者，錄為外篇，而以《湖北通志傳藁》附之。」然實齋不置可否，殆已不及見此書。宗炎所擬編法，殆亦非其本意也。實齋本意，《文史通義》實為其著書之總名：舉凡平日所為文章，悉加甄別鎔鑄，編排定著為一首尾完具篇章清晰之大著作。內篇錄著述之文，外篇錄校讎比次之書，一以求意，一以治書。細察其著書微意，實不欲苟以文辭傳，而所存必有益於人世。天不假年，不能卒其所業而自編為書，惜哉！ 道光六年（一八二六），實齋長子貽選寄出實齋全稿與王編目錄與其二弟華紱，錄得副本十六本，未竟，其四弟館鄧州者，言其居停易良俶相為刊刻，誆寄鄧州，主之以為利。十二年（一八三二），華紱刻鈔本於開封，竟無全本，僅校定為《文史通義》內篇五卷，外篇三卷，《校讎通義》三卷，而總名為《文史通義》，篇次一依實齋原草而不從王編，外篇內容亦與王編迥異，即今坊間之通行本也。全稿沉淪，竟百餘年，世之知有實齋者僅，而知《文史通義》為實齋著書之總名，為未成之書者，更無人矣。 繼華紱刻《文史通義》者，咸豐三年（一八五三）南海伍崇曜，四年（一八五四）嘉善周爾墉，光緒四年（一八七八）實齋曾孫季真，篇次皆無增減先後，惟季真於字句稍有校正耳。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元和江標得廬江何氏鈔本《文史通義》，無卷數，以校華紱刻本，互有多寡，因刊鈔本之多於刻本者為《文史通義補編》一卷，入《靈鶼閣叢書》。又明年（一八九七））出版。明年（一八九八），豐城余氏遂並刻入《寶墨齋叢書》。觀鈔本之以《文史通義》為總名，則文史不特可以包方誌，且可以包校讎，抑又明矣。 選刻實齋單篇於大部書中者，嘉慶□□年（一八□□），其友南匯吳省蘭刻《婦學》篇於《藝海珠塵》；道光六年（一八二六）邵陽魏源刻《婦學》三則《言公上》於《皇朝經世文編》；咸豐元年（一八五一）華亭姚椿刻《史注》《義門列傳序》《上執政論時務書》《上尹楚珍先生書》《兵部侍郎巡撫雲南富都御史斐公家傳》《周書昌別傳》《書孝豐知縣李夢登事》《祭漢太尉楊伯起先生文》於《國朝文錄》；嘉慶十年（一八〇六），王昶輯《言公上》於《湖海文傳》；——同治五年（一八六七）王紹基刻——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貴池劉世珩刻《丙辰雜記》於《聚學軒叢書》；□□□年□□汪如瀾刻《論課蒙學文法》於《小方壺齋叢刻》；宣統中（一九〇九——一一），鄧實輯《丙辰札記》《乙卯札記》《信摭》於《風雨樓叢書》；——神州國光社印——□□□□年，國學扶輪社印《言公上》《章格庵遺書目錄序》《邵與桐別傳》《徐漢官學士傳》《朱先生墓志銘》於《國朝文匯》：大都出於刻本《文史通義》之外。此外則光緒八年（一八八三）長洲彭祖賢刻《湖北通志凡例》及《辨例》；宣統二年（一九一〇）霍邱王潛剛刻《湖北通志未成稿》及《凡例》《辨例》《序傳》為《章實齋遺書》；皆單行於世，不與選刻者相同。 然此皆零篇，尚非整部。整部之出現，實始於嘉慶十一年（一八〇七）陶山唐仲冕刻《紀年經緯考》，但誤題其姓為張。□□□□年（□□□□），□□□□□印《禹域叢書》，中有《章實齋文集》八卷——缺第五卷——，《外集》二卷，凡一百八十六篇。嗣後民國元年，鄧實又得《章實齋文鈔》□卷，凡□□□篇，國粹學報社印入《古學彙刊》第一集。二者相校，互有多寡，蓋非出一本也。民國八、九年，浙江圖書館印《章氏遺書》二十四卷，較前二本益備，多有出於前此所未刊印者。 然此皆不與《文史通義》合為一編，而實齋遺稿鈔本之藏於私家與方誌之僻處下邑者，尚未有人為之搜印，欲睹實齋學問之真，猶非可能。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吳興劉承幹得實齋全稿及王宗炎所編目錄及《永清縣誌》《和州志》於嘉興沈子培家，又獲購《庚辛之間亡友列傳》，益以已刊未刊諸單篇，略依王編目次，刻為《章氏遺書》四十八卷。計《文史通義》內篇六、外篇三，《校讎通義》內篇三、外篇一，《方誌略例》二，《文集》八，《湖北通志檢存稿》四，《外集》二，《湖北通志未成稿》一，共為內篇三十卷。《信摭》一，《乙卯札記》一，《丙辰札記》一，《知非札記》一，《閱書隨札》一，《永清縣誌》十，《和州志》三，共為外篇十八卷。前有序例，後有補遺附錄校記，又各自為篇。十年（一九二一）出版於上海。實齋遺稿，於是始稱最備。 方書籍之未完備也，惟恐無人博搜多刻。自書籍之既完備也，惟恐無人精研實用。《章氏遺書》自劉氏搜刻，可雲備矣。然若《亳州志》，若《史籍考》，皆實齋已成之專著；若《論學十規》，若《圓通》，若《諸子》，若《家史》，皆實齋已成之單篇：今皆不傳而或有鈔本潛晦未見，是則吾人所宜百方訪購者。以余寡陋，實有不能。然余讀實齋之文，愛其學，愛其人。願用吾思之所至，發明其意；願用吾力之所能，傳播其書。其治學治書作史作文之所以詔示於余者，余既窮究而實踐之，信為無弊，將著《章實齋之史學》以為讀其書者之一助焉。而所以傳播其書之法，顧未得也。始余讀《章氏遺書》，星紀一周，往復誦讀不下二十餘遍。試有人叩余以某篇有何主張，某種見解在何篇，隨口能答，輒無差誤。然是如滿地皆錢，無繩以貫，欲件系而時用之，徒枉想耳。轉念實齋欲研文史，先究校讎。所謂「道之所在，學以趨之，學之所在，類以聚之。」不解類聚而泛泛然以求通，其無所成就，必矣。則吾人之求學而不得者，盍反而為類聚之功，可乎？ 實齋之於學術也，溯其源，能知其渾然本一；析其流，能知其厘然有異：所謂「為學之要，貴乎知類，」實齋實已握捉要領，擒縱自如。故其論編次文集也，不可拘於文體之形貌而貴能求作者之意指；而其所以討論校讎，乃欲使求其書者即類以明學，由流而溯源；最後目的，乃欲刊落夫無實之文辭，泛濫之記誦，而創造醇固之風俗，經世之學術。倘實齋而延壽數年，得卒所業，則其著書總名必為《文史通義》，而以精心著作之文為內篇，隨事發明之文為外篇，其他因請而給無有新解者不予收錄：此可自其論校讎編次之原則而推知之者也。世之編次實齋之書者，則亦太不究思矣。《文史通義》與《校讎通義》本是一書而分題為二，猶可委曰「實齋之子實名之，其言必有所受。」若「某某某文集」「某氏遺書」之稱，曰集曰氏，乃實齋所深惡者，顧舉而加之其書，何為也？既題名為《章氏遺書》矣，文史校讎文集各有內外篇，而皆隸於內編，方誌有略例有通志稿有州縣誌而分隸內外編；謂以文體分乎？則序跋傳記詩信同隸一卷；謂以文義分乎？則家譜之論，可附校讎；古書之辨，可附文史；同樣書信，或隸文集，或隸外集，或隸文史外篇：語其乖謬，累紙難窮。而名姓標題，亦有不可解者。同一邵晉涵也，忽名邵二雲，忽名邵與桐；同一朱珪也，忽名朱中堂世叔，忽名朱大司馬，忽名石君先生。或一人數信，毫無異稱。或空錄官銜，不記名姓。或論學而稱論文，或與書無殊面辨。欲一覽而得其指歸，鮮有不大失所望者矣。 所以然者，《文史通義》實未成之書，《章氏遺書》乃後來所集。施類聚之法於編次標題，實齋既未及用，後世又不解用。無怪乎讀實齋之書、治實齋之學者，不數數覯也。吾人讀其書而知其學，用其學以治其書，則類分篇系，繩貫溝通，俾系統秩然，部別瞭然，而讀者依次以求，豁然有得，庶幾無遺憾矣。 然讀《章氏遺書》者少而讀《文史通義》則［者］多，以謂《文史通義》足以窺實齋之學，而《章氏遺書》又非有巨資不辦也。余以此懼！夫《文史通義》固實齋精心著作之文，舉凡實齋平日所為，倘有深義，無不結撰為篇，歸諸其書；而惜其書未成，外此所遺深義尚多，不足以盡實齋學問之真相：則世之讀《文史通義》而不讀《章氏遺書》者，其於實齋之學猶無與耳。然《章氏遺書》既非人人所能得，而必責人人以必讀，非有善法不可，有能示我以善法，余將搴裳以從之矣。 抑古書之不易讀，非僅意義艱深，驟難了解已也。即句讀專名之辨，費力已自不鮮。稍涉困難，未有不廢卷者。近人好取古書標點印行，非無故也。《文史通義》，坊間已有標點本，顧仍華紱本之陋，即《靈鶼閣》本之《補編》亦不為插入，僅一舉手之勞，於實齋之學猶無功耳。《章氏遺書》，印本刻本，皆出版於最近，而猶篤守舊風，不為標點，則其陋也。 時間，地點，關係於吾人思想極深。一言，一念，有非當時此地不發者。實齋最能解此，故所為文稿，月日早晚陰晴風雨無不備記於其篇末。後人不解，編刻其書，即年月亦不為保存。居今日而欲考定其某篇系何年何月，實有為難。然吾人不應以其難而不為，則潛心探討，從旁文微露，他事相關處，以得其時，更由其時以得其地，於了解篇內文義，與［於］研究實齋思想發展之程序者，不無小補也。 注古書者，每重文義。然非學有素養，必不能研讀古書，而有素養者，又不待注而已明也，況注者常有失作者之意旨者乎？至於字句之訛脫，專名之含混，事物之牽連，時地之隱晦，則雖博雅不能不費考辨之功。倘為註明，省人精力不少。實齋蓋深明此義，而其書顧無人作注，寧非憾事？ 綜此數端，而迫切之要求，不能不發自吾心。吾既不惜以一年之力讀《章氏遺書》，又何惜以半年之力為之整理以利讀者。自十五年秋，一月辨別去取，一月標點句讀，一月分排部類，一月考定時地，一月校正文字，一月編寫標目，至是大體略具。將以後此時日，搜集與是書有關之文章，以年代次為附編而一一考辨其是非，庶讀是書者足以了解實齋學問之真相而無須他求，則吾心庶以稍安而可告無罪於作者。 吾今將告讀者以吾整理是書之例： 一、書名使實齋而自編其書，必名曰《文史通義》。然書實未成，後人編輯，實自各鈔本拉雜得之，更不可遂仍舊名。文集有異於著作，以瀆斯書，實齋所不甘。而以一人獨掩一姓，稱曰某氏遺書，更為實齋所反對。用彼編《章格庵遺書》之例，稱為《章實齋遺書》，頗覺有當，而王潛剛猥以《湖北通志未成稿》屍此稱，嫌無分別。今定名為《章實齋遺著》，著字表示非無實之文辭，遺字表示非作者之自定，似不甚謬。 二、節本翦截篇章，去彼取此，本非讀古書者所宜為。然為便利學者計，挑取精心著作，選事發明之文，剔去因請而給、無關學問之文，使讀是書者足以得作者學問之真相，又免耗精神金錢於無用之地，似亦無過。區區之心，惟蘄讀實齋之書日多，即知實齋之學者日多，而於我國史學，相當的有影響，則節本或有勝於全書矣。茲編於各方誌皆取敘例而附錄紀傳圖表考略之大概，俾未見各志而可知其內容。於各傳記則取與作者關係密切者，俾讀者知作者交遊影響浸潤之情狀。札記則取其有議論者。詩歌則取其有自述者。序跋則取其有發明者。書信在所必取。祭文在所必棄。壽序哀辭碑表志銘概從傳記之例。駁議評辨書後例論說皆在收錄之篇。凡錄一文，概不刪節。以全篇之大意為主，而旁文之他涉為輕也。 三、部類以一篇為單位，細察其主旨何在，如論學論文論史之類。更匯各篇主旨相同者為一部。依其篇義之自然銜接，編次先後。計得十二部。各部亦厘然成一系統，不能變換，亦不能分合。一部之中，又有篇幅過多，篇義微異者，則更為分類。部對全書而言，類對本部而言，故各部之類，其計數不相聯屬。 四、整篇所錄整篇凡三百一十五，章節完整，皆無殘缺割裂。其篇數系對全書而言，不以異部中斷。附錄析錄節錄別錄皆然。但彼必明標某錄而此則無須，為不同耳。 五、附錄凡討論一義，不甚重要，僅可附於某篇之後而不能獨立者，與方誌中之紀傳圖表考略，原非議論文者，標名附錄，不與整篇相混。 六、析錄《說林》《雜說》本非成於一日，更非僅有一義，若貿然任入某部某類，殊嫌不切。今以一條為單位，察其意義可與某部其類某篇相發明，即系之於後。而書信之前後顯議二事者，亦仿其例。概名析錄。 七、節錄整篇雖不刪節，而札記實難以已。蓋札記雖似一篇，而實係數年積成，且其所含有精有粗，不倫不類，非甄別去取，無以嚴其體例。今以待整篇之一篇者待札記之一條，去取皆以一條為單位，名曰節錄。而整篇之被屏棄者，其中間有作者自述之詞，史料所關，不容不為保存，則亦節錄之。然此皆隸自述之部，自述部外，不為章櫛句爬也。 八、別錄一篇之主旨，既有所在，而隸之某部某類矣。其旁文斜綴，關涉他部類者，所在多有。實齋所以立互著之法，以濟其窮也。今善循其例，如某篇意在論學，間又論文，則錄其文於論學之部，名曰第幾篇，而於論文之部，另標其題上曰別錄第幾，而不錄其文，但注曰見第幾部。亦有錄某部某篇之一段為他部之別錄者，則注曰全文見第幾部。凡整篇附錄析錄節錄俱得有別錄。 九、標題凡實齋自定之篇名，概不變易。惟書信關涉時人，原多尊稱；且鈔本發現，後人每私加標題，致有一人數名，或有官銜無名字之弊。今於一人數名者，改為一律；有銜無名者，為之補題；徒涉尊稱而非現任官者，為之刪削，以清眉目。又有一人數信，所言各異，而標目相同者，察其內容而綴以新號，庶幾不陷讀者於迷惑也。 十、注各篇著作之年地有可考者，悉為註明於篇後。篇內言及之人地，倘有異號，悉注本名。文字之經校改者，亦必昭揭於後。作文之動機，倘有可考，亦為推定。 十一、標點實齋著書，原自有段落句讀。今段落可考而句讀不存，不得不憑己意為之標點。而書信序跋之本無段落者，則亦仍之以保原狀。 凡此經營整理，實半年來昕夕孜孜之結果，其於讀是書者，是否便利，尚不可知。而倘有以割裂顛亂前哲之書見責者，吾其無辭。吾覺如是而吾心始安，願讀者之諒解耳。編輯既竟，謹序大意如右。 十六，二，九，清華研究院 附註一：章實齋遺著在數月內可以出版，書名或有變更。 附註二：篇中□□，因手邊未有原書，無從查考，倘蒙讀者賜教，無任歡迎。 （原載《國學月報》第二卷第三號，1927年3月31日出版） 會稽章實齋先生年譜 引言 胡適之先生在五年前著了一部《章實齋先生年譜》，使我們知道十八世紀的中國有這樣一位史學大家，實在有功於學術界。但是當時嘉興劉嘉業堂刻的《章氏遺書》尚未出板，適之先生著書的時間亦未免不很充裕，所以仍有些錯誤和許多遺漏。去年六月我看見適之先生，他叫我把他這本書修補一番。我暑假回到故鄉——江西興國——去，依了他的話，把這本書的空白都寫滿了。無法清理，只好依著自己的別裁，重新改造一部《章實齋年譜》。 我做的和適之先生不同的地方和理由，現在要說個明白： 一，適之先生做的有議論解釋和批評，我做的只有紀述。因為我覺得年譜是紀述的體裁，不容著者參加己見。又覺得我的學問不夠，還不配說評論古人的話。縱使要說，也盡可在別一篇論文裡去說，不應該在年譜里說。適之先生自有他的見解，我不能阻止他參加己見，但我已見得有好幾處，適之先生的解釋或批評失了章實齋的本意。 二，適之先生做的多引實齋論文，我做的多引實齋自述的話。適之先生想拿一本年譜表示實齋學問的變遷和大略，所以多引把原文抄下許多。我們看完了先生這一本年譜，還不能達到先生這種希望。其實要知道某人學問的變遷，只須把某人的文章，一一考定他的年月地點，做一個表格，自某人初做文章一直到某人絕筆，順次排列題目，註明時地，讀者循表讀文，自然能得十二分的了解。若某人有自評自述的話，把他依著年月抄入年譜，那便更加清楚了。何必說明某種主張或見解在某年如何在某年又如何呢？一個人的學問，我們要想知道他的大略，至少須翻他的書籍一遍。若想在全書中抄撮數段，恐怕不容易吧？我在我做的《章實齋年譜》，盡錄他自述自評的話，另外做了一個《章實齋生平成績一覽表》以見他學問進步的歷程。而於實齋論文，少所徵引。想知道實齋學問的大略的，可看我編的《章實齋遺著》，那部書把實齋的論文都收入了，紀事文也有些，比較《章氏遺書》雖然分量較少，卻很有系統或線索。《一覽表》也編在內。 三，適之先生做的註明了某事根據某書某篇，我卻沒有。這有二個緣故：一因適之先生做的是獨立的書，我做的打算附在《章實齋遺著》後面，年譜本來有離集附集二種。二因註明出處，實有不便。一段話常從三四處湊成，一件事常有三四處並見，寫起來太麻煩了。還有種種的不便，清儒焦里堂《與伊墨卿書》已說得很明了。 四，適之先生做的有遺漏或錯誤處，我都已補足或改正了。這沒有什麼理由，都是根據可靠的史料才不得已而動筆。 我這部書大約有一萬多字，比較適之先生做的才四分之一，但紀述的事實，差不多增了一倍。我想使讀實齋書，求實齋學的，在適之先生做的實齋年譜之外更得一種幫助，所以特地先給《國學月報》發表了。再過二三月，在《章實齋遺著》的後面，還打算再印進去。 雖然經過了我的父親——舜生——和我的先生——梁任公的校閱，但錯誤或遺漏仍或不免，希望讀者不棄，把所發現的告訴我，以便再板時改正。 十六，三，四夜。清華研究院 會稽章實齋先生年譜 清乾隆三年戊午（西曆一七三八）先生生於紹興府城。先生姓章，名學誠，字實齋，籍浙江紹興會稽縣。父，名鏕，字驤衢，號勵堂。母，潁州知府史義遵第九女。 清乾隆四年己未（一七三九）二歲 生二三年，從叔衡一公每提攜過鄰居沽酒朱叟索飲，叟輒欣然飲以勺酒，啖以少許下物不索錢。非有他故及大風雨率如此。先生每聞衡一公足音，則踴躍攀附。衡一公亦柔色撫之，於群弟子中尤為鍾愛。 乾隆七年壬戌（一七四二）五歲 父成進士，罷歸。聚徒授經，十年不出。 乾隆十六年辛未（一七五一）十四歲 讀書中表杜秉和凌風書屋，學於王浩，四子書尚未卒業。 受室某氏 自幼多病，一歲中銖積黍計，大約無兩月功。資質椎魯，日誦方百餘言，輒復病作中止。老父課徒，尚嬉戲於側。聞經史大義，已私心獨喜。決疑質問，間有出成人擬議外者。 父謁選，得應城知縣。先生從父母挈家室，至應城。 乾隆十八年癸酉（一七五三）十六歲 知識漸通，好泛覽。父以業患不精，屏諸書令勿閱。而嗜好初入，不忍割置，彷徨久之。 父延柯紹庚課先生經義，先生不肯為應舉文。好為詩賦，不得其似。於文字承用，轉辭助語，猶未嘗一得當。 春秋佳日，賓從聯騎出遊，歸必有記述，同人相與貿貿然嘆賞。 中無張主，心顧不甘與俗學伍，喜纂類書史。雖甚滯，而識趣則不離乎紙筆，性情則已近於史學。嘗取《左傳》刪節事實，父見之，乃謂「編年之史仍用編年刪節，無所取裁，曷用紀傳之體分其所合？」先生於是力究紀傳之史。 官舍無他書得見，乃密從內君乞簪珥，易紙筆，假手在官胥吏，日夜鈔錄《春秋內外傳》及衰周、戰國子史，輒復以意區分，編為紀表志傳，凡百餘卷，名曰《東周書》。三年努力，未得成就，後為館師所覺，呵責，中廢。 乾隆十九年甲戌（一七五四）十七歲 秋冬間，購得朱崇沐刊《韓文考異》，匿藏篋笥，燈窗輒竊觀之，初不盡解，顧愛好不忍釋手。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一七五六）十九歲 父自辛未知應城縣，不枉民獄，不撼警兵。母撙節日食，室椷一匱，有餘金輒以投隙，曰：「吾以養福也。」至是，父罷官，負債纍纍，貸者苛責，母發千金盡償之。曰：「惟妾知君，無我負人。君以一氈來，以一氈去，吾藏此非無故也。」竟不能歸。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一七五七）二十歲 購得吳注《庾開府集》，有「春水望桃花」句，吳注引《月令章》句雲「三月，桃花水下。」父抹去其注而評於下曰：「望桃花於春水之中，神思何其綿邈！」先生便覺有會，回視吳注，意味索然矣。自後觀書，遂能別出意見，不為訓詁牢籠。 乾隆二十三年戊寅（一七五八）二十一歲 縱覽群書，於經訓未見領會，而史部之書，乍接於目，便似夙所攻習然者，其中利病得失，隨口能舉，舉而輒當。 戊寅己卯間，父主講天門。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一七六〇）二十三歲 道過河南汜水縣署，訪陳執無，款留旬日。抵北京，主從兄垣業家。應順天鄉試，不售。時章氏寓京者近百家，而族子汝南族孫文欽頗好學，可與論文，歡然若兄弟，劇談養氣煉識之旨，且有「學者只患讀書太易，作文太工，義理太貫」之說。 喜作筆記，嘗論「諸史於紀表志傳之外，當立圖，列傳於《儒林文苑》之外，更當立史官傳。」惟見書不多，故立說鮮所徵引。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一七六二）二十五歲 自京師返會稽。不久，北過山東滕縣，訪任肇元。抵京，再應順天鄉試，不售。 肄業國子監，意氣落落，不可一世，不知人世之艱。試其藝於學官，輒置下等。每大比，科集，試至三四百人，所斥落者僅五七人而先生每居五七人中。祭酒以下，不先生齒。同舍諸生視先生若無物。而以先生意視祭酒以下，亦茫茫不知為何許人也。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一七六三）二十六歲 二月，始識曾慎、甄松年於國子監。於時學力未充，所言大抵鮮所徵引。本其意識，則亦與後有不甚懸遠者。曾慎輒加首肯，且箴先生稍洽於時。 夏，給假省親應城。自是往復監中幾二十年。 壬午癸未間，與同志士往反論文，積稿爛然盈篋笥。是年季秋朔，題曰《壬癸尺牘》。自謂： 章子於文事初無所解，泛覽涉獵之餘，間有以窺見古人所用心。第內不加充而外無所勵，又性好持論，貴識大體，不欲工於文字語言，以為末務：此其所以歷年老大，終不能磨光刮垢以抵於成也。 《壬癸尺牘》有《與甄秀才論文選義例書》二。《答甄秀才論修志書》二。後書自謂： 丈夫不為史臣，亦當從名公巨卿執筆充書記而因得論列當世，以文章見用於時。如纂修志乘，亦其中之一事也。 主張（一）志為全書總名，分內外紀年譜考傳四部。（二）藝文考但序書目，文章散入考傳。（三）修志者當續前人之記載，不當毀前人之成書。（四）欲使志無遺漏，平日當立一志乘科房。（五）據事直書，善否自見。（六）加意采輯有裨風教之事跡。（七）成文宜標作者。（八）傳體宜歸畫一。（九）論斷宜守謹嚴。（十）典章宜歸詳悉。（十一）自注宜加酌量。（十二）文選宜相輔佐。（十三）列女宜分傳例。 秋杪，自應城啟程，一游陝西。 戴震著《原善》成，凡三卷，先生讀而善之。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一七六四）二十七歲 父主天門縣講席。冬杪知縣胡君議修縣誌，先生為作修志十議。（一）職掌，（二）考證，（三）徵信，（四）徵文，（五）傳列，（六）書法，（七）援引，（八）制裁，（九）標題，（十）外編。胡君延先生父主修，先生為父作《五行考序》，《藝文考序》，《學校考序》。全志不久告成，中間為俗人所改，所存方十之六七。 乾隆三十年乙酉（一七六五）二十八歲 三至京師，仍居國子監舍中，倀倀無儔侶。應順天鄉試，沈業富為同考官，薦其文於有司，不錄。業富惋惜，館先生於其家，俾從事鉛槧，益力於學。 是年始得見《史通》，始學文章於朱筠。筠一見許以千古，為言於眾。然談及詩文，則雲「足下於此無緣，不能學，然亦不足學也。」先生曰：「家貧，親老，不能不望科舉。」筠曰：「科舉何難，科舉何嘗必要時文？由子之道，任子之天，科舉未嘗必得。即終不得，亦非不學時文之咎也。」先生信其說。 是時立志甚堅，而學識未充，文筆未能如其意之所向，識力稍進而記誦益衰。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一七六六）二十九歲 仍掛籍國子監，並寄居日南坊李鐵拐斜街街北朱筠家擷英書屋。友邱向閣、吳蘭庭、程晉芳、吳烺、馮仲匢、蔣雍植、馮廷丞、張燮君、邵晉涵等。朱筠甚惡輕雋後生，拐［枵］腹空談義理，凡所指授，皆欲學者先求徵實，後講擴充。 四月，得應城家書，知內君去秋又舉一子。 與書族孫汝楠論學，謂： 學者祈向，貴有專屬。博詳反約，原非截然分界。及乎泛渟濫蓄，由其所取愈精，故其所至愈遠。……嘗以（史部）二十一家義例不純，體要多舛，故欲遍察其中得失利病，約為科律，作書數篇，討論筆削大旨。而聞見寥寥，邈然無成書之期。況又牽以詩文，迫以生徒課業，未識竟得償志否也。他所撰著，歸正朱先生外，朋輩徵逐，不持甘苦無可告語，且未有不視為怪物詫為異類者。 族兄垣業在京編輯本支宗譜，往復商榷於先生。 戴震寫定《緒言》三卷。 乾隆三十二年丁亥（一七六七）三十歲 旅困京師，不能自存，侘傺無聊甚。然由是得見當世名流及一時文人之所習業，而偶過邵晉涵、周永年，輒忘患苦，能作竟日談。 久居國子監，貧不知名，博士助教中號知名者亦視先生若無物。去歲，歐陽瑾攝國子祭酒，初蒞監，首擢先生名第一，六館之士一時至驚詫而嘻。瑾獨謂「是子當求之古人，固非一世士也。」由是益厚遇之。是年秋，先生擬屏攝一切，發憤為決科計，而國子監修志，瑾令專司筆削。適朱筠被詔撰《順天志》，亦屬先生等經紀其事。 乾隆三十三年戊子（一七六八）三十一歲 二月，徙寓族兄垣業僦齋。四月，暫卸書局，槐夏洛誦，以待秋闈。 秋，應順天鄉試，中副榜。同考官朱棻元於鄰座見先生對策，言國子監得失，驚嘆不已，怪六館師儒安得遽失此人。於是先生名稍稍聞。冬，父驤衢公卒於應城，訃聞，貧困不能奔喪，猶暫寄兄垣業家。作垣業妻荀孺人行實，以第三子華綬為垣業後。 戊子以前，未有家累，館穀所入，自人事外，銖積黍累，悉以購書。性尤嗜史，而累朝正史，計部二十有三，非數十金不能致，則層累求之，凡三年而始全。其書之函冊大小，楮板新舊，刻畫工拙，參差不一。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一七六九）三十二歲居父喪，為秦芝軒（字）校編《樂典》。 始友任大椿、汪輝祖。 舉家扶柩，附湖北漕艘，自應城北上。書篋為漏水所浸，先人隨身之數千卷失三分之一。既至京，馮廷芬分所居宅安先生老幼，早夕論學，相得甚歡。 任朝除國子監丞。先生方以國子生與修監志，諸學官多與牴牾，獨朱棻元主之。任朝與先生言，尤有深契。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一七七〇）三十三歲 仍居北京柳樹井馮廷丞宅。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一七七〇）三十四歲 過山東，吊從女於滕縣。冬至安徽，從朱筠於太平。筠官學政，顧九苞、王念孫、莊炘、洪亮吉、黃景仁、邵晉涵等皆從游。先生方學古文詞於朱筠，苦無藉手。晉涵輒據前朝遺事俾筠與先生各試為傳記以質文心。其有涉史事者，若表志記注世系年月地理職官之屬，凡非文義所關，覆檢皆無爽失。由是與先生論史，契合幽微。先生盛推晉涵從祖廷采（念魯）所著《思復堂文集》，謂「五百年來罕見」，晉涵甚謙挹。先生正色曰：「班、馬、韓、歐、程、朱、陸、王，其學，其文，如五金貢自九牧，各有地產，不相合也。洪爐鼓鑄，自成一家，更無金品州界之分，談何容易？文以集名而按其旨趣乃在子史之間，五百年來，誰能辨此？」晉涵敬諾。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一七七二）三十五歲 先生自出都以來，漸事著述，檢點前後，識力頗進而記誦益衰，思斂精神為校讎之學。上探班、劉，溯源官禮，下該《雕龍》《史通》，甄別名實，品藻流別，為《文史通義》一書。草創未多，頗用自賞。曾錄內篇三首呈政錢大昕、曹學閔，並致書言志。 夏，自太平返會稽，訪馮廷丞於寧波道署。賓客過從，輒言古人學問文章。人負畸長，家矜獨得，出入主奴，未有一定，廷丞莫能決其是也。先生於賓客中最與蔣五式相知。 秋有《候朱春浦先生書》。 幼子生於北京僑寓。 辛卯壬辰之間，都門凡再遷家，藏書頗有散失。先人札錄多襲巾箱，偷兒不知為書，負之而去。幸先人著述草稿，別置一箱，幸得僅存。 壬辰癸巳之間，屢道故鄉省祠墓，且訪先人舊所交遊，類多凋落。 朱筠銳然以興起斯文為己任，適清帝詔求遺書，欣然謂得行其志。且曰：「此為非常盛典，必當人用專長，書明識職，然後沿流溯本，可得古人大體而窺天地之純。」因上書，請開館校書，具言條例：（一）舊本抄本尤當急搜，（二）中秘書籍當標舉現有以補其餘，（三）著錄校讎當並重，（四）金石之刻，圖譜之學，所在必錄。清帝嘉納，次年遂開四庫全書館。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一七七三）三十六歲 春，客寧波道署。正月初旬，訪邵晉涵於餘姚。晉涵謂曰：「近憶子言，熟復先念魯文，信哉如子所言。乃知前人之書，竟不易讀。子乃早辨及此，至今未經第二人道過，即道及亦無人信也。先念魯得此身後桓譚，無憾於九原矣。」因屬先生校定《思復堂文集》，將重刻以行世。先生鄭重其事，因循不果。 過會稽至和州，應知州慈利劉長城聘，編摩州志。先作《和州志例》，略分《皇言紀》《官師表》《選舉表》《氏族表》《輿地圖》《田賦書》《藝文書》《政略》《列傳》八種。《輿地圖》又分《輿地》、《建置》、《營汛》、《水利》四種；《列傳》之末，又有《闕訪列傳》、《前志列傳》二種。 仲夏，過會稽遇戴震於寧波道署。震經術淹貫，名久著於公卿間，而不解史學。見先生《和州志例》，曰：「夫志以考地理，但悉心於地理沿革，則志事已竟。侈言文獻，豈所謂急務哉？」先生曰：「方誌如古國史，本非地理專門。……考古固宜詳慎，不得已而勢不兩全，無寧重文獻而輕沿革耳。」 由寧波返和州，過杭州，聞戴震與吳穎芳談次痛詆鄭樵《通志》。其後學者頗有訾謷，先生因假某君敘說，辨明著述源流。其文上溯馬、班，下辨《通考》，皆史家要旨，不盡為《通志》發。取名《續通志敘書後》，嗣又易名《申鄭篇》。在和州病時，諸史列傳人名錯雜，令人將《明史》列傳人名編韻為書。初意欲取全史人名通編為韻，更取諸篇人名重複互見者，遍注其下。後以功稍繁，先將列傳所著人名，編為一卷。 四庫全書館開，紀昀為總裁，戴震、周永年、邵晉涵等五人入館編校，授職翰林。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一七七四）三十七歲 撰《和州志》四十二篇成。因采州中著述，有裨文獻與文辭典雅，有壯觀瞻者，輯為奏議二卷，征述三卷，論著一卷，詩賦二卷，合為《文征》八卷，凡若干篇。 上《和州志稿》於安徽學使秦潮，潮以州轄含山一縣，志但詳州而略於縣；且多意見不合，往返駁詰，志事中廢。 季夏，名《和州志》為《志隅》，作《志隅自敘》。 鄭樵有史識而未有史學，曾鞏具史學而不具史法，劉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余《文史通義》所為作也。《通義》示人而人猶疑信參之，蓋空言不及征諸實事也。《志隅》二十篇，略示推行之一端，能反其隅，《通義》非迂言可也。 秋自和州泛姑溪，渡高淳鉅浸，曉浮鸚脰之湖，乘月夜過虎丘，沿嘉興歸杭州，應浙江鄉試，不售。過會稽至寧波道署。 乾隆四十年乙未（一七七五）三十八歲 春，馮廷丞遷台灣道，賓客雲散。先生返會稽，初與宗人春社。 秋自浙江北上道過涿州，止從女夫家趙氏，返北京。 家計益貧，遷居金魚池，僻處窮巷，門不能迎長者車。四方懷才負異之士，多見於朱筠宅。 邵晉涵丁內艱，治裝歸里，先生為其母作墓志銘。 任朝為官四庫館總校，僦第開館，延名流分司讎勘，廣聚書籍，先生因時與過從。 周永年嘗患學之不明，由於書之不備；書之不備，由於聚之無方；竭數十年博採旁搜之力，棄產營書，久而始萃，以藉書名園。先生為作《藉書園書目敘》。謂「群書既萃，學者能自得師尚矣，擴四部而通之，更為部次條別，申明家學，使求其書者可即類以明學，由流而溯源，庶幾通於大道之要而有以刊落夫無實之文詞，泛濫之記誦，則學術當而風俗成矣。」 冬初，往涿州視從兄桓業之女。仲冬又往，至則已死六日矣。 是時學識方長而文筆亦縱橫能達，然不免有意於矜張也。 乾隆四十一年丙申（一七七六）三十九歲 困京師，將近游畿輔。朱筠屬先生於張方理，方理為約車訪梁夢善於蠡縣。夢善資以行李，持朱棻元書，訪周震榮於曲陽縣署，以文謁周，徐薌坡取文一再閱，矜言於周，周始有意於先生，一見如故。（其後屢館畿輔，至於攜家自隨，中歷悲歡離合，且有死喪疾病患難之遭，周與休戚周旋於其間者十有二年。） 援例授國子監典籍。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一七七七）四十歲 春，周震榮為先生位置定州主講定武書院，既萃諸生而課以文，復進邦之穎秀童子而授以小學。榷其塾師之日課而參酌施之，諸童頗用斐然。 周震榮移知永清，延先生主修縣誌。六月，先生去易州至永清。 秋初，自永清入都，應順天鄉試。主試者山陰梁國治，惡經生墨守經義，束書不觀，發策博問群書條貫，雜以史事，以覘宿抱。先生既試，出所試文，科舉之士皆大笑為怪，陳世忠見之特嗟賞，謂：「久與子交，不知子乃能此。」榜發，先生中式，謁國治，國治謂曰：「余闈中得子文，深契於心。啟彌縫，知出吾鄉，訝素不知子名。詢鄉官同考者，亦曰『不知』。聞知久客京師，乃能韜晦如是！」 旋返永清。 戴震寫定《孟子字義疏證》三卷。五月二十七日，卒。先生評之曰： 凡戴君所學，深通訓詁，究於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將以明道也。時人方貴博雅考訂，見其訓詁名物，有合時好，以為戴之絕詣在此。及戴著《論性》《原善》諸篇，於天人理氣，實有發先人所未發。 時人則謂空說義理，可以無作。是固不知戴學者矣。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一七七八）四十一歲 春初，馮廷丞獲罪，逮刑部，先生自永清來省之。於馮邸遇羅有高。是時京師士大夫講梵學者，以周永年最為淵奧，而獨契有高。先生嘗難有高，有高不能答，而甚惜先生不信其言。 應禮部會試，賜戴衢亨榜進士，歸部待銓，自以迂疏，不敢入仕。同年周啟、張維祺與巢世御並為先生世外交。 仲夏返永清。 六月十六日，朱筠五秩生辰，先生為作屏風題辭。 修《永清縣誌》，具車從，橐筆，載酒，周曆縣境，以盡人事地域之委備。 數赴期集京師，周震榮置酒行館，招待一時同人，若邵晉涵、周永年、任大椿、王念孫、顧九苞、吳蘭庭、劉台拱、史致光、章廷楓、陳以綱與先生等宴會甚歡。先生家無宿舂糧，而意氣若五陵少年，及時行樂，騰踔不自禁也。 是年，母史夫人卒，朱筠作文祭之。 乾隆四十四年己亥（一七七九）四十二歲 在永清志館，嘗遇危疾。 七月，撰《永清縣誌》成。凡二紀：（一）皇言，（二）恩澤。三表：（一）職官，（二）選舉，（三）士族。三圖：（一）輿地，（二）建置，（三）水道。六書：（一）禮，（二）吏，（三）戶，（四）兵，（五）工，（六）刑。又有政略列傳兩體。列傳之末，又有闕訪前志二傳。志外另輯《文征》四卷，分奏議，徵實，論說，詩賦四種。 同月，周震榮、周啟、張維祺於役順義，先生由京往視。震榮置酒為會，出《永清縣誌》示坐客。二君色然若不肯讓震榮獨步者，爭延先生。先生已就梁國治之聘，未之允諾。二君乃各就所治采綴成書。 秋，館梁國治家，教其子仲將（字）讀。 著《校讎通義》四捲成。 乾隆四十五年庚辰（一七八〇）四十三歲 仍館梁國治家，困極思游，歲暮辭館。 第三女痘殤。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一七八一）四十四歲 春，圖事輒蹶。三月，去遊河南，投□海度，不為所禮，失意而歸，中途遇盜，盡失囊篋與生平撰著。狼狽衣短葛，走投張維祺於肥鄉縣署。維祺方遠出，尊甫介村（字）款待甚殷。維祺歸，聘先生主講清漳書院。落魄依官舍，凡半年余。 中夏，訪邱向閣於南樂縣署，作《通說》以題其通達軒。 凡人之性，必有所近，必有所偏。偏則不可以言通。……薄執其一而舍其性之所近，徒泛騖以求通，則終無取得矣。惟即性之所近而用力之能勉者，因以推微而知著，會偏而得全，斯古人所以求通之方也。然則學者不患不知通之量而患無所以致通之原，蓋欲自得資深，然後可以取資左右而無所眩也。 長子貽選從學於邵晉涵於北京。 張維祺時與先生論史志。冬，移官大名，先生從之。歲杪，辭歸北京。 一家十五口，浮寓都門，嗷嗷待哺，秋盡無衣，困苦最甚。而師友知交，凋落多故，亦莫甚於庚子辛丑之間。六月二十六日，朱筠卒於北京日南坊，先生評之曰： 先生之言，經論用世，遠矣，而疏未試於事也。山水詩酒，賓客文章，情所託矣，非其性也。堅忍有執，弗為勢力轉移，得所性矣，非其所自命也。先生蓋以無用為用者也。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一七八二）四十五歲 春，主講永平敬勝書院，自京師移家遠赴邊關。從此偶客京師，多依甄松年為主。 山府近邊，學者鮮可與語，僻處輒不自聊。而鄰縣官吏凌書巢、喬鍾吳、劉嵩岳、蔡薰等顧以文字納交，蔡且欲屬先生撰輯《灤州志》，喬則令三子請業焉。 校定《葉鶴塗文集》，作敘。 季妹病死。 官修《四庫全書》告成。錢大昕撰《廿二史考異》成。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一七八三）四十六歲 臥病京旅，邵晉涵載至其家，延醫治之。沈困中輒喜相與論學，每至夜分。晉涵有志改造《宋史》，先生因謂「俟君書成後，余更以意為之，略如《後漢》《晉史》之各自為家，聽決擇於後人。」晉涵因詢先生方略，先生謂「當取名數事實，先作比類長編，卷帙盈千可也。至撰集為書，不過五十萬言，視始之百倍其書者大義當更顯也。」因請晉涵立言宗旨，晉涵以維持《宋學》為志。先生曰：「維持宋學，最忌鑿空立說。誠以班馬之業，明程朱之道，君家念魯志也，宜善成之。」 病後返永平。 朱滄湄省父映榆於永平府署，晨夕數過論文。 秋，生徒散去應順天鄉試，荒齋闃然。自七月初三日訖九月初二日，補苴《文史通義·內篇》，撰《言公》上中下三篇，《詩教》上下二篇，又二篇共分八十九章，另三篇不分章，合計字二萬有餘。用五色筆逐篇自為義例，加之圈點。性不善書，生平著作，皆倩人繕錄。其草稿更改多者，則用粉黃塗滅舊跡，改書其上。逐日結草，一章甫畢，即記早晚時節風雨陰晴氣候。九月初二日，名為《癸卯通義草》，作《書後》。 九月九日游陽山九蓮寺，有記。 十月，乾隆帝歸自盛京，過臨榆。先生適訪客過凌書巢公署，論及劉歆《七略》與後世著錄諸家同異，商榷流別，彈劾利病，娓娓不絕。 周震榮治道臨榆，招先生同游。觀鄉田秋獲，則羨歸耕；覽山海邊關，相與慷慨懷古。其夕，宿邊海寺，聞海潮如殷雷，勢挾風雨，震撼庭戶，淒清不復成寐。夜半登高，見海日出，意惝怳思神仙。數日之間，隨所見聞，心境屢化。 周震榮駁先生《詩教》篇「三代之盛未有著述文字」之論，先生不答。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一七八四）四十七歲 癸卯甲辰間，為永定河道陳琮撰河志。旋主講保定蓮池書院。家口自永平攜赴保定，此後漸增至二十人。 乾隆五十年乙巳（一七八五）四十八歲 正月嘗一到北京。 仍主講蓮池書院，意不自得，為生徒作《論課蒙學文法》。 張維祺撰《大名縣誌》成，凡圖說二，表二，志七，傳五，共十六篇，敘例目錄列於卷首，雜采綴記附於卷末。先生為作序。 冬，暫至北京，館興化寺潘庭筠家，與任大椿過從甚歡。留旬日，又出都。 是時所作斐然可觀而猶未通變。 乾隆五十一年丙午（一七八六）四十九歲 仍在蓮池書院。十二月有《月夜遊蓮池記》。 嘗為布政使梁肯堂校定其師葉君遺文。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一七八七）五十歲 春，辭蓮池講席，進退無門，嘗道交疏，至典史背議為寫白字。聞戊戌進士開選，因赴京投牒。遇宵小剽劫，生計索然，困京師幾一年，寄食邵晉涵、甄松年、金光悌諸友之家。 力償文債，撰述志傳，動成捲軸。 家室居保定旅舍，長孫女及第五子皆殤。 仲冬，己將得縣，心惴惴不願，決意捨去。周震榮為介於畢沅而促其行役。殘歲出都，過保定，抵開封，上書畢沅，贄以舊刻《和州志例》二十篇，《永清志》二十五篇。沅延見病榻恨相見之晚。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一七八八）五十一歲 二月初旬，與洪亮吉、武億、凌廷堪等為畢沅編《史籍考》，泛覽典籍，每有長進。 二月二十三日至歸德主講文正書院。三月一日為始，排日編輯《史籍考》。檢閱《明史》及《四庫子部》目錄，中間頗有感會，增長新解。 春杪，家口自保定旅店南遷至歸德。 接到章宗源寄來所輯逸史。屢與書邵晉涵，且呈政《史籍考》條例，求其相助。 五月二十三日遣兒子入都，赴順天鄉試，並致書孫星衍謂 愚之所見，以為盈天地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六經特聖人取以垂訓者耳。子集諸家，其源皆出於史。末流忘所自出，自生分別，故於天地之間，別為一種不可收拾不可部次之物，不得不分四種門戶矣。 起八月二十八日至十月十六日，得諸體古文詞十三篇，題為《戊申秋課》。 秋，得《通義》十篇。又撰《庚辛之間亡友傳》一卷。 自辛丑遇匪，盡失生平撰著，後從故舊家存錄別本，借抄十得四五。自是每有所撰，必留副稿。而故人愛先生文者，亦多請抄存副墨。有無互校，未必遽全，然亦十可八九。惟《校讎通義》第四卷竟不可得。索還諸家所存之前三卷，則互有異同，難以懸斷。遂仍訛襲舛，一併抄之。是年別自校正一番，又以意為更定，與諸家所存又大異。 十月游亳州。逾月移家州廨，依知州裴振。歲暮抵武昌，謁畢沅於督署。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一七八九）五十二歲 輾轉當塗懷寧之間，厄甚。三月之杪，下榻太平，為安徽學使徐立綱校輯宗譜。丹鉛之餘，出去冬今春所撰著，俾傭僕鈔之，題為《申冬酉春歸初草》。四月十五日，作跋。 左良宇、張小兮一時名俊，早夕比屋而處，皆有文章之役，暇則聚談，談亦不必皆文字，而引機觸興，則時有所會。起四月十一日訖五月初八日，得《通義》內外三十三篇，約二萬餘言。生平為文，未有捷於此者。其推原道術，以為文史緣起，新著十二，舊稿一篇，題為《姑孰夏課甲編》。其專論文史，新著十一，舊作二篇，題為《姑孰夏課乙編》。各有小引。 馮秋山（字）方輯宗譜於安慶，亦以譜例例正於先生。 四月，周震榮書《庚辛之間亡友傳後》而刻之。 六月，自太平道揚州訪沈業富，款留幾一月。七月，返亳州，有兒婦之喪。為裴振修《亳州志》。借居民家，房舍逼仄。雞犬圖書，雜置三楹。箱篋累駢，無可展卷之地。八月，去游武昌。十月，回亳州。 長子貽選自京歸亳，帶到章正甫（字）《後海記事》與《叢書目》。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一七九〇）五十三歲 《亳州志》成，新增《掌故》一體，與志並行，人物一表，以清列傳。裴振雅相信任，不以一語旁參。而文獻足征，又較永清為遠勝。先生自謂「此志擬之於史，當與陳、范抗行。義例之精，則亦《文史通義》中之最上乘。後世如有良史者出，讀《亳志》而心知其意，不特方誌奉為開山之祖，即史家得其一二精義，亦當尊為不祧之宗。回視《和州》《永清》之志，一半為土苴矣。」 《和州全志》已亡，刪訂《敘論》，作為一卷。 《永清全志》刪訂二十六篇，為《永清新志》十篇。 二月之杪，離亳州，攜一妾，於三月望抵武昌，重開書局，為畢沅編摩《史籍考》，並參與其《續通鑑》事。 題是年撰著為《庚戌鈔存雜文》。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一七九一）五十四歲 春，題近作為《庚辛間草》。 冬，題是年撰著為《辛亥草》。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一七九二）五十五歲 閏四月著《經緯紀年考》。 與邵晉涵書，論修《宋史》。 著《書教篇》《方誌立三書議》《史篇別錄例義》。 秋，長子貽選赴順天鄉試，便道囑訪張維祺於巢縣館次。主修《湖北通志》續編《史籍考》。 畢沅《續通鑑》成。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一七九三）五十六歲 秋，節鈔王鳳文《雲龍紀略》。 亳州家眷是年回會稽，藏書大半隨之返里。先生買楠木書箱十二，由鄂寄歸。 仍撰《湖北通志》，編《史籍考》。 嘗到荊州，助崔龍見修府志。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一七九四）五十七歲 自壬子撰《湖北通志》，初恃畢沅一人之知，竟用別裁獨斷。眾謗群哄，屹然勿動。 是年三月，畢沅入覲天津，囑先生於巡撫惠齡。齡不解先生文，無知者益謗議先生。有陳燴者，以先生薦，任職校刊，至是力毀先生。當道憑先入之言，委之磨勘。燴大駁《通志》，謂宜重修。當道贊其議，志局岌岌。會畢沅回省，事乃稍定。沅須先生登復，因著《駁陳燴議》一卷。八月，沅以湖北邪教案奏報不詳實，由湖廣總督左遷山東巡撫，遂去武昌。謗先生者益眾。獨陳詩識先生書為不苟作，時客武昌府署。知府胡齊侖請於當道，以通志屬詩校定。先生因去湖北。臨別，詩謂曰：「吾自有《湖北舊聞》，不與君書同面目。然君書自成一家，必非世人所能議得失也。吾但正其訛失，不能稍改君面目也。」《湖北通志》全書分四大部。一為《通志》，七十四篇，凡二紀，三圖，五表，六考，四政略，五十三傳。二為《掌故》，六十六篇，凡吏科四，戶科十九，禮科十三，兵科十二，刑科六，工科十二。三為《文征》八集。四為《叢談》四卷。 編《通志》時又撰《常德府志》二十四篇，凡紀二，考十，表四，略一，傳七，別有《文征》七卷，《叢談》一卷。又撰《荊州府志》，《麻城縣誌》。 楚游五年，《史籍考》功程僅什八九，暫歸會稽，省家室。 乾隆六十年乙卯（一七九五）五十八歲 自庚辰始賦遠遊，於今三十六年，備歷崎嶇險阻，顛倒狼狽，極人世可悲可愕之境。遠道歸來，葺居僅足容身，器用尚多不給。而累累書函，乃其長物，為帙五千，為卷五萬有餘。人事倥傯，不得稍親筆墨，間有酬酢應人之作，不盡精能，且所作亦無多，因題曰《甲乙剩稿》。 有《乙卯札記》。 十月，離家，游揚州，有《邗上草》。 畢沅回任湖北總督，以苗頑稽討，不能卒《史籍考》之業。 嘉慶元年丙辰（一七九六）五十九歲 二月自揚州暫歸會稽，將有楚行，又因楚事未決，遷延過夏，以至仲秋，決計北上。 編輯《史籍考》。 八月二十一日題近作為《丙辰山中草》。跋曰： 所草多屬論文，是其長技。論鋒所指，有時而激，激則恐失是非之平。他日錄歸《文史通義》，當去其芒角而存其英華。 有《丙辰札記》。 宗人修輯家廟。秋，廟成，告祭，適宗老有疾，命先生攝主獻酬。祀畢，因與宗人論舊譜荒不易輯，遂試編纂。 九月過杭州。歲杪抵安慶，見巡撫朱珪，識布政使陳奉茲。 嘉慶二年丁巳（一七九七）六十歲 正月，在安慶上書朱珪，謀浙江文墨生涯，欲以卒《史籍考》之功。 匯訂篋中《湖北通志稿》為二十四卷，作《辨例》一卷，與書陳詩論史學。 三月，在桐城閱試卷，主沈某。 五月以陳奉茲介到揚州，投鹽運使曾燠，入秋得見，歲暮辭歸，有《丁巳歲暮書懷投贈秋谷轉運因時志別詩》。燠亦有《贈章實齋國博》詩。詩曰： 章公得天秉，贏絀迥殊眾。豈乏美好人？此中或空洞。君貌頗不揚，往往遭俗弄。王氏鼻獨齇，許丞聽何重？話仿仲車畫，書如洛下諷。又嘗患頭風，無風堪愈痛。況乃面有癜，誰將玉璏礱？五官半虛設，中宰獨妙用。試以手為口，講學求折衷。有如遇然明，一語輒奇中。古來記載家，庋置可充棟。歧路互出入，亂絲鮮穿綜。散然體例紛，聚以是非訟。孰持明月光，一為掃積霿？賴君雅博辨，書出世爭誦。筆有雷霆聲，匉訇止市閧。續鑒追溫公，選文駁蕭統。乃知貌取人，山雞誤為鳳。武城非子羽，誰與子游共？感君惠然來，公暇當過從。 是年七月，畢沅卒於辰州軍中，先生遂絕意游楚。 嘉慶三年戊午（一七九八）六十一歲 五月在蘇州陳奉茲處致書朱珪，兼貢《雲龍記略》一卷。 六月以《論文辨偽》呈政朱珪。 為浙江巡撫謝啟昆編《史籍考》，就鎮洋畢沅家訪《史籍考》殘餘，重訂凡例，半藉原文，增加潤飾，以成沅志。代謝啟昆作《史考釋例》，分為制度紀傳，編年，史學，稗史，星曆，譜牒，地理，故事，目錄，傳記，小說十二部。 題近作為《戊午鈔存》。 冬，游揚州，主曾燠。 嘉慶四年己未（一七九九）六十二歲 嘉慶帝親政，誅奸臣和珅。先生有《上執政論時務書》《上王傑書》《上尹壯圖書》《與曹定軒論貢舉書》。 嘉慶五年庚申（一八〇〇）六十三歲 題近作為《庚申新訂》。 目廢，不能書。疾病日侵，猶事論著。倩人錄草。 嘉慶六年辛酉（一八〇一）六十四歲 夏，為汪輝祖作《豫室志》，中有數字未安，郵筒往反，商榷再三，稿甫定而疾作，遂成絕筆。 十一月，先生疾卒。前數月以生平文稿請王宗炎編次。 十五年七月在江西興國衡廬 （原載《國學月報》第二卷第四號，1927年4月30日出版） 紀年經緯考序 劉翰怡先生刻《章氏遺書》，以《紀年經緯考》亦為章實齋先生所著，惟篇首有唐仲冕序，謂作者是張實齋，名同而姓異，且《章氏遺書》中亦從未有言及此者，因不敢刻而僅錄章氏原序於篇。興國姚名達讀之而嘆曰：《紀年經緯考》實章實齋之作也，章誤為張久矣。唐仲冕之刻此書，在嘉慶十二年，距章實齋之卒才六年耳，宜不致有誤。其所以致誤者，蓋因唐仲冕與實齋「素無雅故」，不知其姓張歟，姓章歟，音同而莫辨也。迨見此書，序而刻之，因實齋原序僅署名而不著姓，遂貿然賜以姓曰張。噫嘻！自是而世知章實齋者亦僅矣。錢林、李松皆因之，《文獻征存錄》、《國朝耆獻類征》所載張實齋皆章實齋也。彼《文史通義》《校讎通義》之未被奪以歸張者亦幾希耳。此書之竟被奪以歸張實齋，則唐仲冕之茫昧、鹵莽；而百年來，幸猶有一二識者燭照而明辨之：六承如《紀元編序》謂章實齋著《紀元韻編》，譚獻《實齋章公傳》謂其嘗作《讀史年譜》，斯其證也。《紀元韻編》即此書之歷代《紀元韻覽》，《讀史年譜》即此書之《紀元年表》，異名同實，蓋觀譚、六所述之作法與此書相類而知之。疑此書非章實齋作者，宜可釋然於心矣。抑又考之，章實齋之序此書也，以乾隆五十七年閏四月之吉，實在武昌修《湖北通志》暨《史籍考》，而胡虔、馬紹基皆一時同事，交誼甚篤，序所謂「因即二家之稿，稍加較訂，合為一編」者，信乎非他人所能為。而此序文體，精讀《章氏遺書》者一望而知為章實齋之作無疑。若謂《章氏遺書》從未言及嘗作此書，則其所未言及而別有可考者，以余所知，實齋晚年假館蘇州，為謝啟昆編《史籍考》，以竟武昌未成之功，得書三百二十卷，此何等大事。而《遺書》曾無明文，而余乃從百餘年後綜核群籍，竟考知之。以此而推，則於《遺書》未載《紀年經緯考》之作，又復奚疑焉？或曰：是固然矣。然此書《三元甲子》有「今上皇帝嘉慶九年」之文，《紀元年表》亦敘至嘉慶九年，章實齋則於六年死矣，烏得有是？曰：不觀章實齋原序乎？序作於乾隆五十七年，書亦成於是年，則所敘亦宜止於是年耳，後此者，皆刻書所綴也。即曰章氏自續，亦宜迄於嘉慶六年而止。七年以後，非刻書者——唐仲冕——所續綴而何？若謂此足為此書是張實齋所作之證，則古今姓氏偶同者固有之矣；未有名同字同時代姓之字異而音亦同者，況張為章之訛，其證據確鑿有如上文所陳也哉？民國十六年五月，翰怡先生假得南陵徐氏藏本，寄示一讀。竊嘆此書百年隱晦，未盡其用，今既信知為章實齋之遺著，忍令孤本飄零，以致湮沒？爰抒私臆，序而歸之翰怡先生，庶幾重付欹厥，廣予流傳，則寧獨讀史者欲先睹為快，區區考辨之誠，亦可謂無負先哲云爾！ （原載《國學月報》第二卷第五號，1927年5月31日出版） 達人史話 小序 我是對於史學很有興趣而且正在用功的人，自然不免起有種種思想。本來我想精心著幾部書來和史學同志討論——但，一來呢，我的學問還很淺陋，沒有成熟：二來呢，想著的書，範圍太多了，不是一二年所能脫稿的：所以我從前發表的著作，多是介紹先哲，記載史事，考證疑誣，而自己想要說的話，倒反不曾說一句。 近來得到各種啟發，思想越加湧現，但因慎重和懶惰之故，不曾隨手札記，如雨落大海，再尋已不見點滴，這種現象還可在［再］因循嗎？怕學問不夠，幾時才能夠呢？想說的話太多，難道一定要精心結構，蔚為巨帙？想，想，想，想了著實覺得從前的態度太鄭重了。 因此，我決定隨時寫出我對於史學要說的話來，就叫他「達人史話」。他的文體是札記式，他的內容是多方面，他的生命是賡續的：但歸根一句，他是達人對於史學要說的話，史學以外的，非達人自己要說的，恕不花費筆墨了。 末了，還得聲明一句，因為這種札記不是我的定論，所以我故意拿做《國學月報》做「補白」，不當做正式的著作。讀者諸君，在看了莊重的著作以後，得此一帖「清涼散」，亦許可以清醒清醒腦筋。至於我對於史學說的話對或不對，任憑讀者的採用或反對；若是看了一扔，不理會他，讀者或不致這樣吧。 達人史話之一：史話的史話 史話這個名稱，在中國的書名似乎不曾見過。中國向來有所謂詩話，詞話，都是關於詩詞的短篇札記。我杜撰這史話二字，也就跟著詩話、詞話起義。但這裡面也有點分別：詩話詞話大都屬於記述的體裁，說某人生平如何，詩詞如何，並且一定要引出一二首，一二句詩詞來證明；我所謂史話，據我現在的意思，大概是談論的體裁，把我心裡想到的主張，見解，身歷的路徑甘苦，凡關於史學的，隨時寫出來——不過將來也許仿效詩話詞話的體裁，談些古代，現代，國內，國外的史學家的概略。若是這所謂《達人史話》，而能夠持續，能夠站立的話，它也許成為中國史話的最初試驗的第一種；反之，若無價值，讀者往下一扔，中國也許不必有史話發生了。 達人史話之二：史學院的需要 倘使一個國家而健實安治的話，史學院是不可不超然的，獨立的，由國家的法律，力量，建設在任何學術，政治的機關以外。中國向來的史館，似乎帶有半超然，半獨立的性質；但沒有經過法律的規定，不由純粹的史學家主持，所以歷代史書，有好有歹。外國現代的史學會，似乎很能代替我所理想的史學院；但私人的力量有限，所以仍舊不能多多的裨益史學。司法獨立，教育獨立，是經過許多創議，堅持，而漸見實行的；惟獨沒有人講史館獨立。我前二年便曾想過，史館的人員應該受法律保護，地位應和行政機關平等，而且絕對不讓非史學家入史館或侵犯史館。記得也曾和一二友朋及梁師（任公）說過，友朋雖置之不理，梁師卻在今年講《廣歷史研究法》時提起了史官獨立的需要了。但我經過了數月的思想，覺得沿用史館的名稱和制度仍是不行。因為史館終究只是做史的機關，不能鍛練人才；史官終究只是政府的官吏，不能自由發展。要想鎔冶「鍛練人才」，「研究史學」，「搜求史料」，「著述史書」等機關於一爐，非有我理想中的史學院不可。我所理想的史學院，和一般大學的史學系，歐美大學院的史學門，又有不同。讀者欲知其詳，且聽下回分解。 （原載《國學月報》第二卷第六、七號，1927年6月31日、7月31日出版） 哀余斷憶（五則） 之一 名達始識靜安先生，以乙丑年八月十一日，即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午後四時，清華研究院第一次師生茶話會開，出席者達五十餘。名達方以是日午前到校，舉目無親，逢人輒詢姓名；而又素不識先生。見有布袍粗褂，項後垂辮者，私心騫想，「此豈李濟先生耶？」須臾，主席致辭，並一一介紹；始知久仰而素昧者，即為此老。聆其聲，望其貌，蓋忠厚人，可與語；然面生口澀，終席不敢啟齒也。又明日，午前九時，受先生課《說文》，始驚其妙解，而有從學之心。課後，以舊在南方大學所考《孔子適周究在何年》求正於先生。是篇以確實之證據，摧破前人魯昭公二十年、二十四年、三十一年之語，而斷為七年或十年。先生閱畢，尋思有頃，曰：「考據頗確，特事小耳。」隨手翻次篇《易之定義》，名達以說未定阻之。因叩讀書求學之法，盡興而別。自是，頗有志於訓詁考證，而或奮或衰，迄無毅力以為繼，蓋二年於茲矣。自以記性弗靈，未能強憶；小學無根，無以便用；而素喜研究史學理法，方致力於章實齋之書：荏苒時日，於先生之學，猶無與焉！迄於今，而先生則已長眠弗起，雖欲就教質疑，將何往矣！以所得於先生者極少，而猶未循徑用心焉，則追記之以備後學之取資，亦所以釋憾於萬一歟！ 之二 孔子適周之年，靜安先生蓋未深考，故偶贊名達之說。過後思之，知非定論。自審於考證之術，尚無所長。而是時方究心史學理法，遂棄此而就彼。當一九二五年之秋冬，實未嘗親炙先生而深叩方術也。翌年三月一日，頗欲研究《史記》，先生謂「規模太大，須時過多，奈何？」對曰：「姑就其一部分以理董之。」先生忽作而言曰：「《六國年表》，來歷不明，可因《本紀》、《列傳》、《世家》及《戰國策》互相磨勘，各注出處於表內作為箋注，亦一法也。」如命而為之半月，並參考先生所著之書，始領會先生治史，無往不為窮源旁搜之工作，故有發明，皆至準確。十七日，問「《六國年表》，每多年差事誤，如何？」先生曰：「勿管，但作箋注可也。吾人宗旨，為輯《秦紀》。司馬遷序明言『因《秦記》……表六國時事』，《秦記》不載日月，此篇亦無日月。自秦襄公元年至秦二世三年，依《秦本紀》、《始皇本紀》及此篇皆系五百六十九年，必出一本。別篇與此篇有異同者，殆另有所本。故此篇除去與《左傳》、《戰國策》及此書諸篇相同者，皆司馬遷取諸《秦記》者也。又，《戰國策》不紀年，諸侯史記又亡，則此篇所紀年載，亦出《秦記》無疑。」名達遵命，改《六國年表箋注》為《六國年表尋源》，又旬日而告成。統計所輯《秦記》，將及百條，以示先生，先生欣然無語，不知其意何若也。六日十一日，請益之餘，先生謂曰：「治《史記》仍可用尋源工夫。或無目的地精讀，俟有心得，然後自擬題目，亦一法也。大抵學問常不懸目的，而自生目的。有大志者，未必成功；而慢慢努力者，反有意外之創穫。」名達因陳所欲努力之方徑，且謂畢業後仍當留院。承先生垂詢家況，並勉以讀《詩》、《禮》，厚根柢，勿為空疏之學。又三日，辭行於先生家，談論逾時，所受教益逾繁。其言過多無倫紀，名達亦既受用之矣，不復縷也。——吾初見先生一年內交際之跡止此。 之三 當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名達復見靜安先生於清華園。翌日，再問研究《史記》之法，仍謂尋源工夫，必有所獲。然名達方編次《章實齋遺著》，謝弗能也。由今思之，悔無及矣。十二月三日，即夏曆十月二十九日，實為先生五秩初度之辰。先生方以理長子喪事自南方歸未久。仝人展拜於堂，未暇有以娛先生，僅倩貴陽姚茫父繪畫為壽。又七日，先生招仝人茶會於後工字廳，出歷代石經拓本相示。仝人嘖嘖嗟賞，競提問語。先生辨答如流，欣悅異昔。始知先生冷靜之中固有熱烈也。自是吾院師生，屢有宴會，先生無不與，而最堪永遠紀念者，莫如一九二七年六月一日之師生敘別會。斯會之先，則五月十二日史學會之成立亦有足以紀述者焉。先是，名達感於中國史之範圍過大而材料特豐也，非通力合作，則人自為戰，永無成功之希望。若在外國，則國雖小而學會林立，所以裨益學問者無所不至，而史學會之為用尤顯。吾國則他學容有學會，史學會獨無聞焉，抑可怪也。間嘗語之我師友，以謂吾院治史者眾，又得梁、王、陳、李諸先生為師，益以大學部史學系師生，不下四五十人，苟能聯絡組織，分工合作，其為功效，宜有可期。若更擴之於北京，充之於全國，以大規模之團體，作有計劃之事業，則不出十年，中國史學，必當一變昔日之偏蔽而為昂進之發展，可斷言也。今年夏，更言之於劉壽民先生。適史學系同學亦有斯意。雙方接洽，史學會遂以成立。是日也。梁任公先生、陳寅恪先生與靜安先生皆出席而各致己見於眾。靜安先生則謂宜多開讀書會，先有根底而後可言發展。席間議論雲興，最後乃折衷一致，先生微嫌薄之。既散，與寅恪先生同行，頗用懷疑，以為斯會別有用意，而不知其實欲有貢獻於史學也。嗚呼，於今雖欲得先生懷疑而督進之，將何從矣。 之四 吾今當敘吾院師生與先生訣別之師生敘別會！吾敘至此，吾懷欲裂，吾筆欲墜，吾不知若何而可贖罪於萬一也！四五月間，吾院同學以故齟齬，同學會職員之在位者，惟名達一人。學年將滿，眾咸知同居之不可久也，則思大會師生，以敘別情，而促名達奔走其事。工字廳者，清華學校宴會之所。吾日往註冊部問明日工字廳有會乎，必曰「有。非特晚間，即正午莫不然也。非特明日，自今以迄暑假莫不然也。」又一日，偵之，忽有二晚一午無會，晚則五月二十九、六月九，午則六月一。返而詢之同學，或曰「五月二十九太早」，或曰「六月九太遲」，向例宴會必在晚間，而主六月九者較眾，議遂定。頃之，有急欲離校者，不能待，則日聒於旁，「盍早開敘別會。」因通告師生，改六月一日正午為會。餐前聚坐，談笑不拘形跡。有與眾談蒙古史料者，則靜安先生是也。布席凡四，歡聲沸騰。惟先生之席，寂然無聲。不知先生之有所感而不樂歟，抑是席同學適皆不善辭令歟。然眾方暢談別情，不遑顧也。餚設將罄，任公先生忽起立致辭，歷述同學成績之優越，而謂「吾院苟繼續努力，必成國學重鎮無疑。」眾皆諦聽，靜安先生亦點頭不語。既散席，與眾作別如平時，無異態。嗚呼，孰知先生以此時死別諸生，而斯會竟若促先生之死也！別後有頃，名達與同學朱廣福、馮國瑞同游朗潤園。歸途過西院朱君忽問「王師家何在，吾竟未一窺其狀。」余謂「盍往訪乎。」既至，書室闃然無人，呼侍者電問南院，「在陳先生家否。」則曰：「在，即至矣。」俟之，果至。懇懇切切，博問而精答，相語竟一小時。晚餐已列，起身告辭。先生送至庭中，亦向例也，嗚乎！此後先生不復送客庭中矣！ 之五 師生敘別會之翌日，晚飯後，名達逆校外溪行，遇靜安師母暨師兄師姊於圓明園西院間，且步且談，未有遽色。日暝，鍾八點矣，入寢室，有二人焉，嘆聲顫語，問之，曰：「王先生死矣！」「何處？」曰：「昆明湖也！」余膝遽吻地板，口呼「唉喲」不置。急詢狀，二人者亦昧其詳。問「王師母知之乎？」曰：「已有人往報矣。」惶惶然，淒悽然，奔走告語，唏噓之聲遍於全院。有頃，群集於校門，急馳汽車，止於頤和園之東。叩門，述來意。門者弗納，眾有怒者，名達至高聲詈之。相持有頃，余謂校長，盍以數人入，必見許。試之，果然。餘眾不得已，銜哀先返。燈將熄矣，燃燭，會於講堂。名達主席，議決要案多種，新設治喪委員會以執行之。明日，急遽用餐，奔赴頤和園內。睹昆明之水，而深怨其死吾師也。及魚藻軒，則靜安先生遺體在焉。揭席驟觀，放聲大哭。時方正午，忽彤雲四起，雷聲隆隆。眾督慮屍壞，急切望檢察吏來。遲之復遲之，日已夕矣，方得蕆事。鍾七點，遺體移出園外，殮於後門老屋。釘聲訇訇，從此遂不復得見先生之容矣。九點護棺緩行一小時許，始止於剛秉廟而厝焉。返校，稍憩即寢，晚餐咸未遑也。越四日，仝人公祭先生於廟。九月二十日，復祭先生於墓。迄今撫懷往跡，徙（徒）興未學之悲；遙企前途，益切失導之痛：斯悲斯痛，何時其已！他人者，身受先生之貺，或竟秘之，甚或寶先生之說為己有，欲其盡述所聞，不可得也。自惟所得彌寡，所以遺憾益深。筆落心酸，不禁吾誰與歸之感矣。嗚呼！ 十一月十六日夜寫成 （原載《國學月報》第二卷第八、九、十號合刊，1927年10月31日出版） 友座私語（二則） 之一 成學固不易。靜安先生所以有如此成就，固由其才識過人，亦由其憑藉彌厚。辛亥以前無論矣。辛亥以後至丙辰，則上虞羅氏之書籍、碑版、金石、甲骨任其觀摩也。丙辰以後至壬戍（戌）則英倫哈同吳興蔣氏劉氏之書籍聽其研究也。癸亥甲子則清宮之古本彝器由其檢閱也。乙丑以後至丁卯則清華學校之圖書稟其選擇也。計其目見而心習者，實至可驚。人咸以精到許先生，幾不知其淵尤為有數。返觀身後所遺藏書，則寥寥萬卷，無以異人，古物尤不數數覯。後以學者，可以省矣。 之二 靜安先生，稟二百載樸學昌盛之業，值三十年史料出現之富，其所著作，皆有發明，考證至此，極矣。然對於新出史料，或昧其出土確地。如商三句兵，初以為出於保定清苑之南鄉，有跋著在《觀堂集林》。嗣又手批雲，「後知此三器本出易州。」不知其所據者，何人之言。而竟因此斷為「殷時北方侯國之器」，「商之文化，時已沾溉北上。」又謂「蓋商自候冥治河，已徙居河北，遠至易水左右，……則今保定（後改易州）有殷人遺器，故不足怪。」先生蓋已深信其說之不謬矣。然以吾聞之陸詠沂教授，則此三器實出陝西，陝西商人某攜之至保定，北京延古齋肆主陳養余君得之，以轉售於羅叔言參事，先生則又見之於參事許，蓋已見聞授受，至五六次，真相漸昧矣。陳君昨年親語教授，此器斷非保定易州出。教授亦曾以告先生，先生未置可否。此案雖難遽定，然恆農徒隸諸磚，始以為出自靈寶，繼知確出孟津，參事已自言之，則史料出土之確地，固不易知。讀先生文者，幸留意焉。 （原載《國學月報》第二卷第八、九、十號合刊） 致顧頡剛函之一 頡剛先生： 三月五日手書敬悉。久聞廈大發生風潮，國學院隨以停辦，心裡十分掛念。 前月承寄《國學院周刊》二期，甚感，讀了很可以發生一種快感，覺得貴院的進取精神實在不比尋常。 先生質問廈大校長書，想已發生很大的影響。若再加以努力斡旋，也許國學院還可以恢復，那就我們所馨香禱祝的了。縱使不能如願，而廈大挽留先生甚殷，則先生仍以勿去為宜。一來廈大很有發展的希望，至少我們還可以想法子借他的力量做些整理國史的工作；二來廈門是一個清僻地方，不受政治影響，適宜於學問的研究。 敝院教授李濟之先生在山西夏縣陰村發掘石器時代的石器數千種，早已運回，正在研究。現所已得的觀念，不過知道石器時代在中國很普遍而已。對於洪水問題，卻沒有什麼貢獻。 王靜安先生批評先生，謂疑古史的精神很可佩服，然與其力辨古史之虛偽，不如從事發掘，研究地質或考古，去尋求古史的真相。換句話說，與其打倒什麼，不如建立什麼。名達則以為先生的辨古史，只是要叫人別上偽史的當，並不是要馬上就解決這個問題。這個問題原是要種種學者幫助才可以解決的，但先生從研究故事和神話的方法去研究，總不失為求真的一條路；況且從這條路還可以有重大的發現哩。 敝同學山西衛聚賢君對於古史的研究頗多特殊的見解，敝院的國學論叢有他的文章，是考證《左傳》的。他很想和先生通信討論古史，曾經做過一篇批評古史辨的文章，寄往上海的國學什麼刊了。 名達半年工作，只編成《章實齋遺著》一部，凡分十二部，有三四百篇，約六十萬字，占章氏遺書之半，自覺編法和昔人不同。其序目已付國學月報發表，不日出版，即寄呈正。 近日著《朱笥河年譜》。朱學無專門，以其是章實齋的本師，為尋章學的淵源起見，故有此作。字數只有二萬五千。為陸侃如先生索去，給《國學月報》發表。 《崔東壁遺書》，當然是中國史學的傑作，尤其是先生的編輯得法。章實齋曾說，凡輯書之體，約則欲其極精，廣則欲其極備；精以明專家之長，而備供採擇之便；二者交資而不可偏廢者也。先生編崔書是用後法，我編章書是用前法。至於崔書本身，我沒有徹底的研究，不敢冒昧批評，但覺他說的有對有不對，最好是能夠於各段下略注數語，免得讀者迷信。他曾說，想替春秋以後的史事考辨真偽，而力不足，希望後人興起。可是至今百餘年，還沒人承繼他的工作。先生雖很深切的辨古史，卻不是承受他的家法。他的考信於六藝的家法，實在也難承受。不過這種捉住一個事，遍考古人古書的說法，從其矛盾疏略處以抉其偽的方法，實在妙得很，似乎至今尚可用。若有人把春秋以後的事也一件一件的審查一番，那真是史界的功臣。先生做序，當在啟發一般研究歷史的人，用此方式做此工作。 《史學叢書》凡例，有暇屬稿，當即呈正。即以《章實齋遺著》為第一部。他日從各文集中輯出史學論文，隨時續刊。崔氏遺書，礙於條約，自可勿入叢書，但亦無妨摘錄。《史通》則坊本太多，不知有妨消［銷］路否。若從便利學者起見，則細心校讀，冀成善本，似亦可為。此叢書專收論文，不收考證，或紀載之作，成編似尚不難。 暑假擬不回里。若回，當繞道廣州，過廈一訪。大約此間環境不變，則去留皆可自由。若途程有阻，當然留京；否則視先生尚留廈大否，國學院能恢復否，以為決。因欲見先生一罄積年之思，並參觀國學院之組織。且擬請國學院派一二人同往江西龍虎山，收集調查張天師府之實跡實況，以供先生之研究。非先生在廈及國學院恢復，則不能提起也。 先生身體日健，且能遊歷各地，真是可喜。此後所經歷者望以時見告。 草草布此，敬祝安愉。 小弟名達上。十六年三月二十日 （原載《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周刊》第二卷第二十二期，1928年） 致胡適函之一 適之先生： 侃如兄來北京，告訴我好些事情，有的和先生有關係—— 商務印書館近來想出《千種叢刊》，把先生的《章實齋先生年譜》收入《國學小叢書》內。我想這次再版應該成定本了，不補訂是不好的。現在已依照先生去年告我的話，把《章譜》增改好了；再過幾天可以寄給先生校定。至於我曾在《國學月報》第四期發表的《章譜》，原想附在《遺書》後，和先生所作的單行本無妨，隨它吧。 《千種叢刊》內又有《國學基本叢書》，該叢書又有《文史通義》。我想單看《通義》不能了解實齋的學問全體，劉翰怡印的《章氏遺書》又太難得，而且編次不很好，所以很願把我所編的《章實齋遺著》送給商務館做該叢書的一部。《遺著》的編法是依照科學的性質分類的，凡有主張見解的文章都收了，共六十萬字，而且搜羅別人涉及實齋的文章作《附篇》，另外隨文附註附表，用了十多個本子精校，許可令讀者得一個明瞭的了解。先生在一二月間可以收到這樣一部書，現在我先告訴一聲。 侃如又要我代他去主幹《國學基本叢書》，他的意思很堅決而且誠懇，使我難於驟然答覆。名達在此雖有三年，但學問尚無成就，所以不敢去社會服務。不過期限已滿，明年不能再留了；社會上可以同時求學、同時服務的職業，實在難得。像主幹叢書一類的事情，雖非史學專門，卻也總可讀書結友；雖然職務繁劇，若忍耐些，精細些，也或可勝任。況且名達對於出版事業也有點經驗，再加以虛心請教，失敗是不會的。所以名達經過考慮之後，就決然允許侃如的要求了——也就忘了顧頡剛兄叫我不要找職業的話了。 先生，現在治國學的趨勢漸漸變了。好一些兒的，喜歡主觀的發明，厭薄客觀的整理；次一等的，走乾、嘉的老路，不知學術的大體；最下的，隨便拿起一部古書來標點印行——清華研究院也漸漸向死的方面走了，這種環境是應該離開的。我們幾天不讀先生的文章，便覺得沉沉欲死；若能常接先生的音吐，豈非多一點生的機會嗎？青年學者屬望於先生的無窮，先生須得繼續努力啊！幼稚學界漸漸走入迷途，先生須得負責指正啊！ 名達對於先生的信賴是和對於任公先生一樣的，心有所圖，學有所得，必告之於二先生而後快。不過很不幸，先生既然素未親近，而又不曾有一月同居一城；任公先生今年又抱恙不住院，終年討論，不及摯友一夕之談。精神上的煩悶比較經濟上的煎迫更厲害，不知何日始得解除！所以想就商務館的職業，也就是這些原因使之不得不然。先生，你能夠念及遠道嚮慕的一個青年，使他能夠接近先生，做一點學問嗎？明說一句，就是不待侃如返滬，即請先生介紹我給王雲五先生去主幹《國學基本叢書》，可以嗎？侃如在京尚有數日居留，關於此事，或已有信寄給先生，或返滬後再給先生面說。因為他說該《叢書》從十七年一月起工，我恐怕拖延時日，有誤時限，所以不揣冒昧，就寫信告先生。我在先生跟前是不客氣、不遮掩的；雖然寫信時，臉有點紅，但總覺得找職業是應該的，何必人薦為是而自薦為非呢？先生，請諒解吧！或可或不可，總望給我回信。貧生孤客，歲暮嚴冬，鵠候好音，其情緒何如，請先生一設想啊！ 專此，敬請著安，並祝新禧。 後學姚名達敬上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