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名達文集 · 1926年
《邵念魯年譜》·序例
讀《章氏遺書》且半載，思以研究所得，撰為《章實齋之史學》一書。自信性情相近，功力易施，日夜尋繹，指顧成就。不謂資質鈍愚，光陰迅速，雖有一二新解，無由融貫為篇。乃知讀古人書，心知其意，亦復不易。而淵源所自，不為搜討，尤非治學者之所宜。以章實齋之卓犖千古，其先為之基與夫後為之輔所以成其造詣者，是其人必自有其不朽之質在，為吾人所不可不與知也。實齋史家，於其所以成學，得力所在，自知甚明。故其示子書有曰：「子女之生，必肖父母；雖甚不似，而必有至肖者存，此至理也。學問文章，亦有然者。吾於古文辭，全不似爾祖父。然祖父生平極重邵思復文，吾實敬仰邵氏而愧未能及者也。蓋馬班之史，韓歐之文，程朱之理，陸王之學，萃合以成一子之書，自有宋歐曾以還，未有若是之立言者也。而其名不出於鄉黨。祖父獨深愛之。吾由是定所趨向。其討論修飾，得之於朱先生，則後起之功也。而根柢則出於邵氏。亦庭訓也。」其所謂邵思復文，蓋清初邵念魯著《思復堂文集》；其所謂朱先生，蓋同時人朱笥河；一則為實齋根柢所自出，一則為實齋討論修飾所從得，吾人治實齋之學者，宜知所從事矣。
學而至於有成，非易事也。迨其已成，以漠不相干之人。從千百年後，欲知其所以成學之故，其事之非易，較成學不甚軒輊焉。史家之得成為專門學者，其機蓋胎於此。推之，凡百事物，莫不欲知其所以發展至此之故，斯非史學無以善其事矣。章實齋之所以成學，吾已略知端倪。更溯其源，則邵念魯之所以成邵念魯，吾烏可以不知？吾欲知之，吾烏從知之？有個性焉，有境遇焉，有家學焉，有師傳焉，……紛然雜出，吾將何以真知之？年譜之作，非得已也，應種種需求而為之也。
時間之敘次，史之第一要義也。而於年譜尤為密切。故當時正朔，天干地支，西曆紀元，譜主年歲，以次敘述於每年之第一行。
次行低一格，敘述譜主之性情，志願，行為，思想，著作，境遇，家教，師傅，友箴，……等等，分條別載，不必混淆，亦不限長短。其事跡之紀載，有各書互異者，有同一書而各篇互異者，有同一人而自相出入者。徵信之標準，大抵取譜主之自述，而棄他人之代言；取當日之書篇，而棄後人之紀錄；取譜主少年之作品，而棄其晚年之追記。
時輩事跡，國家理亂，直接間接，有關譜主者，擇要敘述，次於譜主事跡之後，另行標寫，亦低一格。時輩之生沒，亦擇要敘述，並概其生平於其沒年之下，但必低二格。
徵引譜主言論著作，悉存原文，並標篇目，刪繁錄要，低三格寫。
事跡每取裁多種書篇，陶鎔變化，非盡一端，雖仍標明出處，但非悉抄原文，讀者切勿誤會。其去取之徵，有非詮釋不可者，則別作《考異》，附系該項事跡之後，低四格寫，冠以考異二字。
事跡之無可系屬者，或系之於近似之年，或以類附，皆以疑詞述之。其最無可屬者，則存之於譜後。又有事之真實與否，尚未可知者，亦用疑詞。並附錄《商榷》於其後，如《考異》例。
先作譜前，敘述譜主未生以前而又有關之事。並及其學術之淵源宗派，先世之名字生平焉。末作譜後，敘述譜主已死以後而又有關之事。而譜主之兒孫及著作亦著錄焉。所以窮源治流，其法莫善於此。視昔人年譜以譜主生前死後之事入諸譜內，有乖體例者，似有進矣。
凡茲創例，悉以義起，求適如其事而已。計自念魯之沒，距茲二百一十五年，相隔日久。書闕有間。茲譜之不能概念魯生平於無遺，勢也。然即此五萬餘言，倘盡繫念魯之真，而無一言之或訛或濫，則區區乾惕之心，亦庶幾稍得安慰矣夫。
民國十五年二月十二日在清華研究院作
（《邵念魯年譜》初載於《國學論叢》第一卷第二號；單行本作為何炳松主編《中國史學叢書》之一種，1930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論史學
柏丞先生侍右：
一月賜書及惠寄《民鐸》，早經拜讀。適值草創《邵念魯年譜》，稿冊三更，昕夕勿懈，以是無暇置復。頃稍就緒，特撥冗肅此，幸垂察焉。
章實齋之史學，根柢於邵念魯，而邵學，則又出於劉蕺山。劉則本王陽明致良知之教，發誠意慎獨之說，而集宋明諸儒之大成者也。故欲窮章氏史學之淵源，非追求邵劉之哲學不為功。胡適之作《章實齋年譜》，未嘗道及其學之淵源，故似有不能徹底了解之處。名達之作《邵氏年譜》，蓋有鑒於胡先生之失也。
承示章實齋曾謂凡人不能無氣，不能無情，氣與情，即人也，斷不能免，唯本諸性之情，合乎理之氣，則人而近乎天者也云云：有合於現代主客觀念之分，誠系卓識。然亦有所本。劉蕺山指歸之精微有四，其一曰太極為萬物之總名。意謂「《易》畫一奇，太極之象；因而偶之，陰陽之象。太極即在兩儀四象八卦中。理因形氣而立其要歸之慎獨，人心徑寸間，空中四達，是為太虛。虛故生靈，靈生覺；覺有主，是曰意。寂然不動之處，唯恃此不慮而知之靈體，故舉而名之曰獨。少間見聞情識紛起，雜而非獨，慎之無及矣。可知獨即意，意非念也。氣即理，非理生氣也。」邵念魯謂「人倫有五，天命之性，生來有此五者，所以異於禽獸而為人也。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盡此五者之性也。經綸天下之大經，經綸此五者之大經也。親義序別信，要而言之，止是一誠。誠者，天之道，乃天命之性，思誠者，人之道，則復性之功也。人有性，有情，有才。性善則情亦善，才亦善，愚夫愚婦，皆有性之人，即皆有才情之人。但人之才情，當用之於忠孝節義，不當用之於詞章藻繪。諸葛武侯、郭汾陽王、岳忠武王、文文山丞相，有才情之人也。施全、補鍋匠、東湖樵夫，亦有才情之人也。何也？忠孝節義，各率其性，無大小一也。是數人者之豐功烈行，與愚夫愚婦之與知與能，一而已矣。是真有才情之人也。舉邵、劉之說，以與章實齋《史德篇》參較，則線索瞭然矣。
章實齋「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一語，名達已有殊異之解釋，仍目胡先生之解釋為誤，將詮入拙著《章實齋之史學》中，今茲不欲輕露其璞。
史學之究竟，厥為求事物之所以然而得其是，知其所以然而不得其是，與知其是而不得其所以然，厥失維均。任公先生因果關係之說，近經接談，始悉三二年來漸屏不言。事劇，不遑改定原稿，另有新解，亦未及發表。先生追溯源流之論，有契於求其所以然，倘再進而求得其是，則史學之能事畢矣。
大著《五代時之文化》及其附論，名達與任公先生同其贊仰。蓋以治史為作史，深得章實齋之遺意，雖資料輯纂非難，而義意貫穿不易，非具史識而知史義者不能，而先生倡創之功為甚偉也。然以此謂盡作史之良法，則似未可。二十四史之中，豈字字不苟，事事可信？倘一無稽，便陷訛誤，此非博征他籍，務得其是，則新史之基，如植沙上，不可為法。故謂「第一步總應以從正史入手為主」，則可；謂「行有餘力，再采其他資料以補充之」，則似未安也。倘能於正史剪裁之史料，先征取該史料他見□□□□以考證，存其是而汰其非是；然後詮次成篇。史料不出於正史，而史之本身確係當時之是，不僅系正史之文，則新史其庶幾乎！
清華研究院，非純粹研究史學，承望其有慎搜現代史料之一種工作，盛意可感。任公先生深謂有然。俟研究院之基礎益固，史學之同志益多時，當致力及之，不敢怠也。公餘尚希裁答。
姚名達拜啟二月十八日
（原載於《民鐸》第七卷第三號，1926年3月出版）
《清華周刊》和史的意義
余之生也晚，而來清華也遲，所認識的朋友又不多。今天剛好逢著這位少年——清華——滿十五歲，許多人都來和他做生日。假如有來賓猝然問我：十五年的清華，究竟怎麼樣？他為什麼發展到這麼樣？那麼，請你恕我，我是答不出來的。因為我和他結合在一起，才滿七個月，而和他關係很深的人，我又不認識許多。
莫說來賓要發這樣的問，便是我自己也常常很想認識十五年來的清華，究竟怎麼樣；也常常很想知道這可愛的少年，為什麼發展到這麼樣。這種心思，我料想在清華的人，誰都不免的。
十五年來的清華，已經過去了，我們歡歡喜喜的在這兒和他做生日。假如我們能夠再有三十五年的壽命，那時鶴髮癯顏，拄杖攜童的，來和清華做五十歲生日，要追想今天的情況，要根問十五周年以後的清華究竟是怎麼樣，為什麼發展到這樣，一來，不免有今昔之感，二來，有似一部二十四史，從那兒說起呢？
由上面種種綜合起來，《清華周刊》實負有重大的使命，這個使命，我叫他「史的使命」。
假如我們具有史的眼光，我們應該知道人生是流水似的，截不斷，捉不住，只有過去，沒有現在。我們濯足溪流，污垢才離足，馬上逐水去了；我們以手堵水，手才提起來，水又結合了。人生在世，也是這樣。你說上古中古近古時代的事是史，你卻不知道你剛才說的話已經是史；你懵懵懂懂勤勤懇懇的做你的工作過你的生活，自以為這是現在，其實早已成過去；你要想劃出某時某刻以前是過去，屬史的境界，某時某刻以後是現在，不屬史的境界，那你真是夢想！
容許我說一句大膽的話嗎？「人生只有過去，並沒有什麼現在。」更進一步說：「人生都是史的境界。」倘若你不相信，請你把你的現在捉住，送給我看！
這麼一來，倒有些使我難為情了！假如我是一個史家，我真麻煩極了！人生只有過去，人生都是史的境界，那麼，史家的「奚囊」，那能容納這許多「牛溲馬渤，敗鼓之皮」呢？一千人做的工作，過的生活，要另有一千人把他記下來，那怎麼能夠做到呢？既不能，何必要有史家！
但是，譬如我們今天在這兒和清華做生日，要知道十五年的清華究竟是怎麼樣，要知道清華為什麼發展到這樣，我們便不得不想一個法子使我們能知道。使我們能知道的法子，除了口口相傳以外，唯一的便是文字，紀載文字的人，便是史家，能夠紀載文字使我們知道十五年來的清華究竟是怎麼樣，清華為什麼發展到這樣，這便是史家的責任。我們不能說不知道便罷了，我們要知道，便不能不要史家。
史家不能不要，而史家又不能把人生的一切都用文字紀載下來，那麼怎辦呢？難道隨隨便便紀載些便罷了麼？假如隨隨便便紀載些，誰亦能夠紀載，何必費史家的心呢？況且，隨隨便便的紀載，便能夠顯人生的全部麼？如其不能，那便不若隨隨便便。
接著，「史的意義」，便不能不趕緊提出了。
說起史的意義，便聯到中國古話「史以紀事者也」，便發生了疑問：事固當紀，難道理便不必紀麼？難道言便不必紀麼？不然，不然。言，理，事，是分不開的。你說的話，也許是跟著你做的事來；你做的事，也許是跟著你想的理來，緊連密接，分截不開，糖溶乳化，影響極切，和流水是一樣的。換句話說：人生是整個的。中國古話「史以紀事者也」，事字也指整個的人生，不可誤會啊！
史的境界，彌滿在人生，而史的意義，鍾郁在有意義的人生。這話怎麼說呢？人生有二部，或是有意義的，或是沒有意義的。就一個人的單獨行動而論：食飯，穿衣，睡覺，便溺，天天如此，視為當然，這差不多可以說沒有意義的了。沒有意義的人生，便不合史的意義。反之，若這許多人食這種飯，穿這種衣，這樣睡覺，這樣便溺，而別的許多人卻不是如此，這地方如此，別的地方不如此，這時代如此，而別的時代不如此，互相比較，互相影響，卻又是有意義的了。有意義的人生，便合於史的意義。就多數人的共同行動而論：車兒往東，馬兒往西，農夫耕田，商人做生意，各走各的，各做各的，這差不多可以說沒有意義了。沒有意義的人生，便不合史的意義。反之，若一個人發現了一條新路，一塊新地，發明了一個新道理，一樣新東西，這雖然是他一個人的行動，而足以影響許多人，卻又是有意義的了。有意義的人生，便合於史的意義。
史家的責任：要在全部的人生，挑出有意義的人生，用文字紀載下來，留給當時此地以後的人看，使他們知道：人生究竟是怎麼樣？人生為什麼發展到這樣？能夠保存有意義的人生，能夠使人知道有意義的人生，這便是史家的成功，這便是史家唯一的目的。
空論也好，細事也好，互相攻擊的文章也好，布告周知的條告也好，依例是可以登入《清華周刊》的。但是我們應該問一聲：這是不是有意義的？這合不合史的意義？換句話說：這配不配占《清華周刊》的篇幅？
我們應該明白：《清華周刊》不是遊藝園的劇單，不是大公司的廣告，更不是捏造新聞的晚報，也不是有聞必錄的日報；《清華周刊》實在是紀載清華有意義的工作，有意義的生活——有意義的人生——留給落筆這秒鐘以後的我們看的，使這秒鐘以後的我們，知道這秒鐘以前的我們。《清華周刊》的執筆者，應該具有史家的眼光，懷抱史家的態度，去紀載清華有意義的人生，使清華有意義的人生，全部活現，一天一天，一年一年的，賡續無窮，使清華的史，昭垂萬古。
十五年的清華的人生，隨著我們過去了。我們要知道他究竟是怎麼樣，他為什麼發展到這樣，除了問和他關係很深的人以外，我們只有去看十五年來的《清華周刊》和同類的刊物。能不能使我們盡情知道，這很難言。我們要使十五周年以後的清華，留給以後的我們看，便不能不把周刊成為紀載清華有意義的人生的刊物，使他可以當作清華的史看。我們應該努力做有意義的工作，過有意義的生活，使我們的人生，有史的意義。我們也應該努力紀載清華有意義的人生，使我們的周刊，有史的意義。
（原載《清華周刊》第二十五卷第十號，總第三百七十七期，1926年4月30日出版）
《史記·田敬仲世家》中騶忌的三段話
《史記·田敬仲世家》是一篇糊塗賬，是一卷神話故事集，在全部《史記》裡頭，幾乎應該位置在下下等。大概也許因為司馬遷生地距齊太遠之故，所以對於神話和故事，不曾細加擇別。（雖然他也曾「講業齊魯之都，」卻是旋又「戹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了。雖然他說「擇其馴雅，」卻是「整齊百家雜語」「述故事」之事業，總脫不了故事雜語之樊籠。）所以後來考史諸家，各能指出他的疵病，如遺卻田悼子、侯剡二代，不敘齊宣王伐燕等事，前人都已說過了。可是還有一大段謬誤話——甚至可稱為荒唐無稽的話——從來沒有人發現，倒也可怪。我現在把他抄寫在後面：
第一段
（1）桓公午五年——B.C.三八〇——秦、魏攻韓，韓求救於齊。
（2）齊桓公召大臣而謀曰：「早救之，孰與晚救之？」騶忌曰：「不若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若救之。」田臣思曰：「過矣，君之謀也。秦、魏攻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予齊也。」桓公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
（3）韓自以為得齊之救，因與秦魏戰。
（4）楚、趙聞之，果起兵而救之。
（5）齊因起兵襲燕國，取桑丘。
第二段
（1）威王二十六年——B.C.三五——魏惠王圖邯鄲，趙求救於齊。
（2）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不義，且不利。」威王曰：「何也？」對曰：「夫魏氏並邯鄲，其於齊何利哉？且夫救趙而軍其郊，是趙不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鄲既拔而乘魏之弊。」威王從其計。
（3）其後騶忌與田忌不善，…於是成侯（即騶忌）言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
（4）十月邯鄲拔，齊因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
（5）於是齊最強於諸侯，自稱為王，以令天下。
第三段
（1）宣王……二年——B.C.三四——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不利，戰於南梁。宣王召田忌復位，韓氏請救於齊。
（2）宣王召大臣而謀曰：「早救孰與晚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早救之。」孫子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重利而得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之使者而遣之。
（3）韓因恃齊，吾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
（4）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孫子為師，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
（5）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盟而去。
這三段話，幾乎是一個模型造出來的；而最奇妙不過的，尤其是騶忌的三段話。騶忌真是一個大傻瓜，而又撞霉頭，偏偏齊國起三次兵，打三次勝仗，事前的會議，老是他說「不如勿救」。觀察錯誤了一次，不算，還要一而二，二而三。自己無軍事學識，裝做啞子，不說便罷了，偏偏要說，偏偏要說「不如勿救」。這種人不是傻瓜是什麼？
但是只要我們稍為用心考究一下，便知道騶忌是遭寃枉。《史記》本篇不是明明說：「齊威王九年，……齊國大治，……二十餘年，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居期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嗎？《史記·六國年表》不是明明說：「齊威王二十一年，騶忌以鼓琴見威王」，「二十二年，封騶忌為成侯」嗎？怎麼騶忌會在二十二三年前在齊威王的父親桓公面前說「不如勿救」？難道他在桓公時已有在君前議事之權嗎？難道他以布衣見威王，卻先已做桓公時的官嗎？隨你怎麼樣說，總說不通。由此可見第一段騶忌的話，本來是沒有的了。第一段話既可不信，二三段也不能不考察一下了。
自然作史總是有來歷可憑的，我們試考這一段的來歷在何處。
《戰國策·齊策二》第一條：
（1）韓齊為與國，張儀以秦、魏伐韓。
（2）齊主曰：「韓，吾與國也，秦伐之，吾將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不如聽之。子噲與子之國，百姓不戴，諸侯弗親，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賜我也。」王曰：「善。」乃許韓使者而遣之。
（3）韓自以得交於齊，遂與秦戰。
（4）楚、趙果遽起兵而救韓。
（5）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
據《史記·六國年表》和《燕世家》，這件事是在B.C.三一四——齊湣王十年，（其實若照《竹書紀年》，應在宣王七年，當B.C.三一六，我們姑且不管，因其無甚關係。）上距齊桓公午五年，已六十七年了。《齊策》並沒有插入騶忌，可是從田臣思的話看來，從秦、魏伐韓，楚、趙救韓，齊因攻燕諸事看來，只覺得完全是一件故事分化出來的二篇文章，和《史記·田敬仲世家》第一段本出一原。不過《史記》把他移前六十七年，又改「舉燕國」為「襲燕國取桑丘」罷了。其實《齊策》所記，真實不誣，（《史記》《年表》、《世家》皆可作證。）而《史記》作移改的，反因毫無旁征，陷於不可徵信之列了。
我們再看第二段的來歷。《戰國策·齊策一》第六段：
（1）邯戰之難，趙求救於齊。
（2）田侯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鄒子曰：「不如勿救。」段干綸曰：「弗救則我不利。」田侯曰：「何哉？」「夫魏氏兼邯鄲，其於齊何利哉？」田侯曰：「善。」乃起兵曰：「軍於邯鄲之郊。」段干綸曰：「臣之求利且不利者非此也。夫救邯鄲，軍於其郊，是趙不拔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鄲拔而承魏之弊，是趙破而魏弱也。」田侯曰：「善。」
（3）乃起兵南攻襄陵。
（4）七月，邯鄲拔，齊因承魏之弊，大破之桂陵。
似乎和《史記》本篇第二段無甚差異了。但細心一察，亦有可疑。《齊策一》連有數段敘騶忌，姓名都全，獨此段只說騶子，不說名字，而《史記》卻斷定為騶忌，已不十審慎；卻又認定田侯為威王，加上騶忌與田忌不善一段，更嫌冒昧。而《孫臏列傳》敘伐魏救趙，南攻襄陵之計，出自孫臏，與此段所云出自段干朋又相矛盾。真是左支右絀，捉襟見肘。所以這第二段的話，我們也不能十分相信。
第三段也出自《戰國策》。《戰國策·齊策一》第七段：
（1）南梁之難，韓氏請救於齊。
（2）田侯召大臣而謀曰：「早救之孰與晚救之便？」張丐對曰：「晚救之，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早救之。」田臣思曰：「不可。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我救之，我代韓而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夫魏有破韓之志，韓見且亡，必東愬於齊。我因陰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國可重，利可得，名可尊矣。」田侯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
（3）韓自以專有齊國，五戰五不勝，東愬於齊。
（4）齊因起兵擊魏，大破之馬陵。
（5）魏破韓弱，韓魏之君，因田嬰北面而朝田侯。
這明明和騶忌無關係，《史記》卻偏要加上「騶忌子曰不如勿救」幾個字，並且改張丐的話為田忌的話，改田臣思的話為孫子的話，又認田侯為宣王。而《孫臏列傳》說因魏趙攻韓，齊乃攻魏救韓，又與《田敬仲世家》第三段說魏伐趙韓，齊乃伐魏，顯然差異。真令人莫知所從了。
以上所說，繁征博辯，已嫌凌亂，其實全是廢話。我們要知道：從戰國以前，並沒有著述之事。除了王公大臣的事實，有人給他記下些短簡殘篇以外，一切古事，一切同時代的事，都是口耳相傳，一傳十，十傳百，由一個地方傳往各地方，由一時代傳下一時代，互相滲透，互相交換，互相傳遞。其中愈恢奇，愈轟烈的，流傳愈久，散擴愈廣。其中不合眾口的脾味的，不足令人驚異的，便落伍了，便漸漸的消滅了。一直到了春秋戰國之交，各國間的交通方便了，貨物流通了，言語了解了，文字通用了，加以孔子、墨子之徒，記取其師言行，載往他國，又漸用文字，發表自已意見，那才有著述之事。而歷古相傳的故事，外國發生的時事，才有人筆記為篇。只要耳有聞，心所喜，便成了腕底的物，簡上的文了。我們試一看先秦諸子的著書，那一部沒有故事的記載？那一部不是凌亂殘缺的記載？我們更一考各部子書，同載一事，常常有事實無異而人名不同，此以為甲，彼以為乙。又有同載一事，人事都同，而此則甚略，彼則甚詳，此或平淡無奇，彼或恢奇恍惚。又如《韓非子·內外儲說》明敘一事，既已完畢，下面卻又有「一曰」怎樣怎樣，往往事同人異，或事人皆同又有微異，或一記其言一記其行，《韓非子》皆兩載了。這裡頭的消息，我們應該明白，我們應該徹底的了解。他明明告訴我們：「我耳所聞，心所喜，手所記的，都說社會流傳的故事，這些故事原有詳略同異，我們不可取一舍一，所以我把兩說都記下來。」我們再一看《史記》的原本——《戰國策》，何嘗不是如此？或則一事兩載，事同人不同；或則又大同而微異。只因為他原來是故事時事的匯編，原來是凌亂殘缺的竹簡，經過劉向的校讎抄輯，才成為一部書。後來不知來歷，卻認為生成如此，其實錯了。
我們又要知道：無中生有，張冠李戴，是傳說故事的長技。這也難怪，他們原來是變動不居，最易滲透的。而說故事的人，想張大其事，層纍堆垛，又所不免。就是現存古書的故事僵石，仍舊可以探出些消息來。即如《韓非子·初見秦》一文，《戰國策》以為是張儀的作品了，其實也不是。這文裡頭明引B.C.二六〇年的事，而張儀已於四十九年前——B.C.三〇九年——死了，不及見了。又如《史記·蘇秦列傳》後太史公明明說「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我們一看《戰國策》記蘇秦之言行，真令人驚奇不置。毫無關係：距蘇秦死後幾十年的事，都附在他身上了。
由上所論，我們再來看《史記·田敬仲世家》中騶忌的三段話，便不必驚訝，更不必辯論了。顧頡剛先生說的好：「這些事情，我們用了史實的眼光去看，實是無一處不謬；但若用了故事的眼光看時，便無一處不合了。」「所以我們對於那時的古史，應該和現在的故事同等看待。」他原是一件故事分出來的。
我為什麼要單引騶忌的三段話來說，只因為《史記》這部書，在史學界，有莫大的權威，有「不廢江河萬古流」的尊稱，雖然有人志疑糾謬，卻是不能動搖一般人的信仰，若說和故事一樣的看待，更沒有人敢於如此了。顧先生說：「漢以後向來流動的故事，因書籍的普及而凝固了」，的確不錯。但是由流動而凝固，也有先後之不同，有的在戰國時已凝固了，有的到漢代才凝固。（如《說苑》、《新語》之屬）我們對於先秦諸子的記事，要當作口耳流傳的故事看待；我們對於兩漢以後的記事，也要當作口耳流傳的故事看待；我們對於稗史小說，要當作口耳流傳的故事看待；我們對於高文典冊，也要當作口耳流傳的故事看待。司馬遷對於百家雜語，要擇其馴雅，自以為去取得宜，不刊之典；我們偏要把他百三十篇，從高敞宏麗的藏書閣，移到街頭巷尾的破書攤上同等看待。（雖然他的好處盡多著，但是另當一論，我們此處只說史實的價值。）若謂不然，那麼，《田敬仲世家》中騶忌的三段話當怎樣去解釋呢？
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北京
（原載《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月刊》第一卷第四號）
章實齋之史學
一章實齋與其先世
章氏之先，有文叔者，於宋光寧間，卜居浙江紹興稱山之陽，是為道墟。五百年來，族姓大盛，負海阻山，迴環十里之內，比戶萬家，煙火相接。地僻人眾，力耕每不足以自給。清康熙時，有徙居紹興府城者，實齋其苗裔也。祖某，字君信。惇行隱德，望於鄉黨，尤嗜史學。父鏕，字驤衢。少孤，勤苦攻書，乾隆壬戌成進士。辛未知湖北應城縣。丙子罷官，貧不能歸。戊子卒。實齋之史學，所以成其絕詣者，驤衢實有以開之於先。考厥絲跡，約有四端：實齋於古文辭，全不似驤衢。然驤衢極愛重邵念魯《思復堂文集》：是乃合馬班之史，韓歐之文，程朱之理，陸王之學，而成一家之言者也。實齋漸染庭訓，遂定所趨向，篤志史學。此其一也。實齋十五六歲時，嘗取《左傳》刪節事實。驤衢見之；乃謂：編年之書，仍用編年刪節，無所取裁。曷用紀傳之體，分其所合？實齋於是力究紀傳之史，而辨析體例，遂若天授神詣，竟成絕業。此其二也。驤衢喜作札記。嘗得鄭氏《江表志》及五季十國時雜史數種，欲鈔存之。嫌其文體破碎，隨筆刪潤，文省而意義更周。仍其原名，加題為《章氏別本》。又嘗辨《史記索引》「十二本紀法十二月，十表法十干」諸語，斥其支離附會。實齋時未弱冠，即覺鄧氏《函史》上下篇卷分配陰陽老少為非，特未能遽筆為說耳。實齋於史學，貴其著述成家，不取方圓求備，拘牽類例，有同比次之書；少年啟悟，蓋已基之。此其三也。驤衢評點古人詩文，以授學徒，多辟村塾傳本，膠執訓詁，不究古人立言宗旨。實齋二十歲時，購得吳注《庾開府集》，有「春水望桃花」句，吳注引《月令章句》云：三月桃花水下。驤衢抹去其注而評其下曰：「望桃花於春水之中，神思何其綿邈？」實齋便覺有會，回視吳注，意味索然矣。自後觀書，遂能別出意見，不為訓詁牢籠。故於訓詁考質，多所忽略；而神解精識，乃能窺及前人所未到處。所謂高明有餘，沉潛不足者，實實齋之定評。此其四也。實齋弱冠以前，性絕滯；弱冠以後，駸駸向長；迥然若出二人。所以然者：驤衢啟教育之功，為不可沒矣。
二章實齋與邵念魯
邵念魯名廷采，清順治康熙間浙江餘姚一老諸生也。始吾攻實齋之學，昧其淵源所自。嗣屢於實齋書中見其稱引念魯《思復堂文集》，亦既悚然異之；而曲終奏雅，實齋竟自道其根底出於念魯。則覓取《思復堂集》，再三研繹，而恍然其間條貫，固有可尋也。念魯父祖，皆明遺民。故國之思，所稟於先天前甚厚。既不能得所藉手，以圖恢復；則眷勝朝遺事，搜羅稽考，冀成一史，以垂永久。此則當時遺逸共抱之懷，而念魯亦其中一人也。觀其十六歲時，見馬畫初《皇明通記》，即知悅而錄之，戲為編次，立中山、開平、曹國諸傳。十八九兩歲，抄錄明代史料，無間晝夜，則知其天性然矣。觀其二十四歲，仿《史》《漢》論贊，著《讀史百則》。四十二歲著《西南紀事》，五十歲著《東南紀事》，六十歲著宋、明《遺民傳》、《治平略》、《史略》。則知其致力於史，為甚至矣。實齋之於史學，專精一志，若貞婦之不貳其夫然者，殆服膺念魯，拳拳勿懈，有以致之歟？
實齋遺著，述及念魯者，凡十餘處。其表示最明顯之家書有曰：「祖父生平極重《邵思復文》，吾實景仰邵氏而愧未能及者也。蓋馬班之史，韓歐之文，程朱之理，陸王之學，萃合以成一子之書，自有宋歐曾以還，未有若是之立言者也。而其名不出於鄉黨；祖父獨深愛之。吾由是定所趨向。其討論修飾，得之於朱先生，則後起之功也。而根底則出邵氏。亦庭訓也。」與邵二雲書有曰：「君家念魯先生有言：『文章有關世道，不可不作；文采未極，亦不妨作。』仆非能文者也，服膺先生遺言，不敢無所撰著。」又曰：「維持宋學，最忌鑿空立說。誠以班馬之業而明程朱之道，君家念魯志也，宜善成之。」又嘗曰：「《思復堂集》辭潔氣清，……雄健謹嚴，語無枝剩。……全書止如一篇，一篇止如一句，百十萬言，若可運於掌。」綜此數端，則實齋之學，導源於念魯，從可見矣。
念魯復李恕谷書有曰：「弟於明儒，心服陽明外，獨有蕺山。」實齋亦稱念魯「發明姚江之學。」念魯，實齋，實王學之後起也。念魯論學，最無門戶之見。其分辨朱王之異同，至為清晰。曰：「陽明之所云致知者，攝於約禮之內，始學即審端一貫。朱子之所云致知者，散於博文之中，銖銖而稱，兩兩而積，其後乃豁然貫通焉。此同歸中有殊途之別。」王學之始學即審端一貫，與念魯之「凡論學當提撕本原，使人知用功下手處，」實齋之「欲進學於學，必先求端於道，」無二旨也。故實齋之宗主，實在陽明、蕺山，若以其有「維持宋學」之言而目為程朱之徒，則誤矣。
念魯學說，祖述發揮於實齋者甚多。當以次闡發，茲不具言。
三章實齋與浙東學派
念魯、實齋，皆浙水以東之人也。學者不可無宗主，而必不可有門戶。鄉土關係，蓋亦學者自得宗主之一道，為吾人所不可不研究者：「浙東之學，雖出婺源；然自三袁之流，多宗江西陸氏。而通經服古，絕不空言德性：故不悖於朱子之教。至陽明王子揭孟子之良知，復與朱子牴牾。蕺山劉氏，本良知而發明慎獨，與朱子不合，亦不相詆也。梨洲黃氏出蕺山劉氏之門，而開萬氏弟兄經史之學；以至全氏祖望輩，尚存其意。宗陸而不悖於朱者也。」「雖源流不異，而所遇不同；故其見於世者，陽明得之為事功，蕺山得之為隱逸，萬氏兄弟得之為經術史裁：授受雖出於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天人性命之學，不可以空言講。……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於人事者。……浙東之學，言性命者，必究於史，此其所以卓也。」實齋於是拜鄉土學風之賜為不少矣。
「南宋以來，浙東儒哲，講性命者，多攻史學。」「元、明兩史，其初稿皆輯成於甬東人士。」「史館取為衷據，其間文獻之徵，所見所聞所傳聞者，容有中原耆宿不克與聞者矣。」實齋受先賢之熏育，睹遺產之豐厚，發憤向學，卒以有成，固有自哉！
四章實齋與朱笥河
實齋一生親炙受益之師，僅有一人；即第二章所云之朱先生也。朱先生，大興人，名筠，字竹君，又字美叔，號笥河。以文章為當時泰斗。自實齋初入都門，迄笥河之歿，前後二十年間，德藝講貫，衣食營謀，實齋之得之於笥河者，生平一人而已。嘗稱之曰：「自兩漢以來，學者無專門師授。南宋以後，有志之士，始得以資之所近，掇拾於殘編斷簡。於此專其業而名其家者，於今為盛。而攻取既深，見聞為囿，則入主出奴，勢不能一。先生兼收並蓄，有以窺乎其大而略其錙銖杪忽之微也。」又曰：「文章自唐宋以來，言八家者，多不究其立言之宗旨。而選青妃紫，飾色作態，又多溺於時文家風。先生獨謂有意於文，未有能至焉者。不為難易而為其是，庶幾古人辭達之義矣。而平心迎拒，侔色揣稱，其餘事也。而其要乃在於聞道。不於道而於文，將有求一言之是而不可得者。」「以謂有所述作，心契乎理，手請乎心，如不得已，懍於所奉承而布之。不可意為加損。餘力所至。神明變化，絢春拭秋，纖鏤巨拓，陶冶萬象，不為一律。並能令氣之至，符心之初。嗚呼！至矣！有宋歐陽氏以來，未有能媲者矣！」又曰：「近從朱先生游，亦言甚惡輕雋後生，枵腹空談義理。凡所指授，皆欲學者先求徵實，後議擴充。所謂不能信古，安能疑經，斯言實中癥結。」「至於文字、訓詁、象數、名物、經傳、義旨，並主漢人之學。以謂與作聰明，寧為墨守。惟文章經世，聞見猥陋，不足成家，精專又不可旁涉。」又曰：「先生之言，經綸用世，遠矣；而疏未試於事也。山水詩酒賓客文章，情所託矣；非其性也。堅忍有執，弗為勢力轉移，得所性矣；非其所自命也。先生蓋以無用為用者也。人棄我取，獨為於舉世所不為，將以矯世勵俗，而惡天汲汲於為名者也。雖時有所過；然聞其風者，往往若消其鄙吝焉。」讀者識之：凡斯四者，笥河之自得，即實齋得之於笥河者也。實齋自謂因其父生平極重邵念魯文，吾由是定所趨向；即繼之曰：「其討論修飾，得之於朱先生，則後起之功也。」吾故發其端緒於此。而關係所在，具見於篇。
五章實齋與戴東原
章驤衢、邵念魯、朱笥河之外，影響實齋最切者，以吾蠡測，首數戴東原，而邵二雲猶其次也。微抉其蘊，略部其別，蓋有七焉：方實齋二十九歲時，致其族孫汝楠書曰：「往仆以讀書當得大意，又年少氣銳，專務涉獵。四部九流，泛覽不見涯涘。好立議論，高而不切。攻排訓詁，馳騖空虛，蓋未嘗不憫然自喜，以為得之。獨怪休寧戴東原振臂而呼曰：『今之學者，毋論學問文章，先坐不曾識字。』仆駭其說，就而問之。則曰：『予弗能究先天後天，河洛精蘊，則不敢讀元享利貞。弗能知星躔歲差，天象地表，即不敢讀欽若敬授。弗能辨聲音律呂，古今韻法，即不敢讀關關雎鳩。弗能考三統正朔，周官典禮，即不敢讀春王正月。』仆重愧其言。因憶向日曾語足下所謂『學者只患讀書太易，作文太工，義理太貫』之說，指雖有異，理實無殊。充類至盡，我輩於四書一經，正乃未嘗開卷卒業，可為慚惕，可為寒心！」征斯言也，則實齋之不致屏棄徵實之學空談義理者，蓋有由矣。實齋又曰：「戴東原之於訓詁，能識古人大體。……南宋儒林諸公，擷長校短，未易優劣；元、明數百年來無其人也。」「凡戴君所學，深通訓詁，究於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將以明道也。」觀是則實齋固不排斥訓詁，所貴持大體而略瑣屑爾。又曰：「時人方貴博雅考訂，見其訓詁名物有合時好，以謂戴之絕詣在此；及戴著《論性》《原善》諸篇，於天人理氣，實有發前人所未發者，時人則謂空說義理，可以無作。是固不知戴學者矣。」又曰：「其《原善》諸篇，雖先夫子（朱笥河）亦所不取，其實精微醇邃，實有古人未發之旨，鄙不以為非矣。姚姬傳（鼐）並不取《原善》，過矣。」實齋誠知戴學者也。其《原道》諸作，蓋與戴學有契合深微處。吾當一發其蘊於篇，茲特微引其端爾。實齋又曰：「戴東原云：『鄭學微而始以鄭氏名學。』其說洵然。時文興而文辭始有古文之名，同一理也。」他日又曰：「自史學亡而始有史學之名。」其解釋「道」「學」也，亦一準斯意而言之。謂實齋為未嘗受戴學之啟悟者，觀此當可釋然於心矣。以上四項，皆實齋表同情於東原者，吾人不可不先為研索者也。
世咸稱東原、實齋各標異幟，積不相能，固矣。然以吾窺探，僅有三端。蓋因趨向不同，故主張有殊；其實東原、實齋乃知己，非絕對不能相容者也。實齋目學為求道之資，而非人人可得而自私。探求義理，考訂名數，閒習文章，皆求學之一事。途轍不同，而同歸於道則一，不應妄生軒輊也。東原不然。自尊所業，以謂學者不究於此，無由聞道。故實齋論之曰：「不知訓詁名物，亦一端耳。古人學於文辭，求於義理，不由其說，如韓、歐、程、張諸儒，竟不許以聞道，則亦過矣。」此二家衝突之點一也；實齋論學，最重專精，非涉文史，少加評議。故其所得，卓犖古今。東原於學無所不窺，自命太過。久享盛名，恥其有所不知，故往往不善趨避，而昧於交相為功之義。記傳文字，非其所長；纂修志乘，亦非其素習之業。其修《汾州府志》，乃謂僧僚不可列之人類，因取舊志名僧入於古蹟。實齋深不謂然。當三十六歲遇東原於寧波論修方誌，即已不合。東原尚古，謂修志貴考沿革，其它皆可任意。實齋知今，謂修志宜重文獻以備史裁。此二家衝突之點二也。實齋史家，最重史德。其論學術，善探淵源。故於心術未醇，昧其所自者，不惜痛絕而深惡之。東原學術，實自朱子道問學而得之。故戒人以鑿空言理，其說深探本原，不可易矣。故以訓詁名義，偶有出於朱子所不及者，因而丑貶朱子，至斥以悖謬，詆以妄作。其筆於書者，猶未公然譏刺；而口說恢恡，習成風氣。後輩自命通經服古之流，不薄朱子，則不得為通人。此實齋之所以致憾而為二家衝突之點三也。戴東原者，名震，休寧人。
六章實齋與邵二雲
邵二雲者，念魯從孫，名晉涵，號與桐，實齋生平第一知己也。實齋從子廷楓，受業二雲，嘗曰：「叔父嘗自謂生平蘊蓄，惟先師知之最深。亦自詡謂能知先師之深，與世殊異者三：先師以博洽見稱，而不知其難在能約守。以經訓行世，不知其長乃在史裁。以漢詁推尊，不知宗主乃在宋學。」斯三者，足以蔽二雲之全體矣。然皆得之於實齋。何以征之？實齋嘗謂二雲「史學不求家法，則貪奇嗜瑣，但知日務增華，不過千年，將恐大地，不足容架閣矣。」二雲撫膺嘆絕。故於《宋史》主於約馭博也。實齋三十四歲時，與二雲同客太平。二雲輒據前朝遺事，俾朱笥河與實齋各試為傳記，以質文心。其有涉史事者，若表志記注世系年月地理職官之屬，凡非文義所關，覆檢皆無爽失。由是二雲與實齋論史，契合隱微。後在武昌，有同修《宋史》之約，又有私輯《紹興府志》之訂。二雲於學，本無所不通，其得稍用力於史者，實齋箴促之功也。實齋嘗謂「宋學流弊，誠如前人所譏；今日之患，又坐宋學太不講也。」二雲深以為然。故作《宋史》之宗旨為維持宋學也。
二雲當四庫館開，最負時譽，亞於戴東原。而其成就，乃不若舉世所棄之實齋，則泛與專之效也。故實齋亦謂「邵長於學，吾善於裁」焉。然二雲實實齋知己。實齋著《文史通義》，時有別識心裁，不知者或相譏議。二雲每見其新著，輒謂如探其懷中之所欲言。間有乍聞錯愕，俄轉為驚喜者，亦不一而足。其所以慰安實齋者，亦不可謂少也。天性本敏，家藏宋元遺書最多，而世有通人，口耳相傳，多非挾策之士所聞見者。及入館閣，肆窺中秘，遂如海涵川匯，不可津涯。其博綜蓋十倍於實齋，用功之勤，亦十倍於實齋，故實齋恆欲仰其助。嘗致書曰：「《宋史》之願，大車塵冥。仆亦有志，而內顧枵然，將資於足下而為之耳。足下如能自成一史，仆則當如二謝、司馬諸家之《後漢》，王隱、虞預諸家之《晉書》，亦備一家之學。如其未能，則願與足下共功。其中立言宗旨，不侔而合，亦較歐宋《新唐》，必有差勝者矣。」最可恨者，各覓一枝之棲，未能同室而處。二雲碌碌京師，既勞頓於應酬；實齋僕僕風塵，亦憊困於奔走。非特未嘗各有成書，即片楮殘籍，亦失散不可復聚。而榛蕪之《宋史》，仍然於人間。斯則吾儕治史者所為痛惜者也！
七章實齋與其它諸友
實齋一生，最不為時人所知。知之者。邵二雲、朱笥河及笥河之弟石君三數人耳。此外若朱少白、史余村、章琥脂，則實齋所屬望為繼起者也。若錢竹汀、曹慕堂、嚴冬友，則實齋所敬仰為先進者也。若梁瑤峰、畢秋帆、馮君弼，則實齋所依庇為賓主者也。若周筤谷、沈既堂、張吉甫、裴振，則推重實齋者也。若汪龍莊、章逢之、章守一、胡雒君，則服膺實齋而有所作述者也。此皆有關於實齋之史學，為吾人所不可不知者。當是時，正乾嘉樸學全盛之際，巨儒若王懷祖、段若膺、任幼植、周書昌等，皆接跡實齋，而實齋對之無貶辭。其論懷祖，則謂與己有同志，皆欲謝名。其言若膺，則謂見余《通義》有精深者，亦相與嘆絕。而幼植、書昌，交往尤密，影響亦深。幼植之學，「淹通於禮，尤長名物。初欲薈萃全經。久之，知其浩博難罄。因思即類以求。一類既貫，乃更求他類。務使遍而後已。……」實齋論之曰：「學者能推君意，擴充其所未盡者，不騖遠而遽議全經，不矜名而好為獨斷，博征其材，約守其例，各盡所長，以窮類之散，然後徐俟其人以會經之全，庶幾哉經學其有昌乎！」知類為求學之要，實齋最重視之。未始不啟發於幼植也。書昌嘗患學之不明，由於書之不備，書之不備，由於聚之無方。故竭數十年，博採旁搜之力，棄產營書，積卷殆近十萬。不欲自私，以藉書名園，有圖書館之意。實齋論之曰：「群書既萃，學者能自得師尚矣。擴四部而通之。更為部次條別，申明家學，使求其書者，可即類以明學，由流而溯源，庶幾通於大道之要，而有以刊落夫無實之文辭，泛濫之記誦，則學術當而風俗成矣。」此亦知類之法也。實齋求學之初步在此，而明道之究竟，亦不外此。幼植、書昌，固實齋所許為可與微言而心折之者，則平居討論，其所津潤開悟而有以裨益於實齋，雖未見有確征，吾敢斷其非淺鮮矣。幼植名大椿，興化人。書昌名永年，歷城人。
八章實齋境遇之困躓
准斯七章，以測實齋其所得之於家鄉師友者，既如此其豐且摯。則其成就造詣，轉以餉我後人者，宜不止於一部《文史通義》數部方誌而已。然卒止於此者，則貧實為之也。然亦當時上下交困，時勢所趨，無可奈何者爾。當實齋十九歲，其父罷官應城，即已貧不能歸，亟望實齋進取科第。迨三十一歲，父卒，移家京師。惟仰館穀所資，以贍衣食。日有饑寒之憂。奔走四方，不能寧處。迄於沒齒，仍蕭然一窮進士，未嘗拜一命官，受升斗粟也。以朱石君、畢秋帆之顯赫，而又深知實齋，竟不能庇其身家，俾得潛心學業，以成絕詣；即秋帆之《湖北通志》《史籍考》，亦皆功敗於垂成。吾實不能不致憾於二君。倘非周筤谷、裴振諸君扶持將助於其間，則實齋絕學，竟無由以貽於後世，未可知也。雖然，亦不能獨怪朱、畢。當是時，清帝屢用兵於塞外，不恤民生。國庫竭蹶於上，墨吏胥索於下，而循官良民，反受牽累，日即於憔悴。「設法」之弊，卒種清亡之根。故實齋當五十歲，進士開選時，試往投牒，官已垂得，而自揣迂拙，決意捨去，甘老其身於道途館局而無憾也。朱、畢書生，清廉自守，其不能贍裕實齋也，固宜。吾於是深有恨於乾嘉時代之外強中乾矣。
九章實齋與當時之學風
抑清初諸帝，對於學術，不無足紀者，則提倡獎勵之功，亦未可沒也。凡人之情，固不能無所歆而動，則希勢揣形，以定趨向，中人以下，所不能免者也。雖然，達者顯貴之所主持，聰明才雋之所奔赴，趨時而好名，徇末而不知本，雖有其利，而弊亦在其中矣。惟有定識者不然。因其心性之所安，而不必為世之所尚也，用其天質之所近，而不必為時之所趨也，故善為學者，必顧及當時之風氣焉。今請繼茲而言實齋時代之學風。
實齋之時代，正乾嘉樸學全盛之時代也。風氣所趨，爭為考訂。對於古書之研究，前無古人矣。然乾隆以前，所由漸開漸成，固非一日之功，有為吾人所不可不追溯者。當明之季葉，王學末流，入於狂禪。理障，殆不可救。東林諸子，矯之以氣節，已宗朱子而掊陽明。劉蕺山取長棄短，集宋明諸儒之大成，本良知而發慎獨。入清而有黃梨洲、邵念魯相為羽翼。顧朝廷方崇尚朱學，士子從科第以獵取功名，不遵程、朱章句，無由出人頭地。久之，則相與沆瀣，不復有言天人性命者矣。至此，學者精神，乃作驟忽之移換。惟攻取古人之書以為學。自顧亭林、閻百詩引其緒，又值清初特開博學宏詞科，招致儒碩。康熙六十年間，纂修鉅籍三十餘部。兼之，史館需人，待以不次。學者非閒習古文辭，多覽典籍，擅長考訂，則不能致身上第。識者知乾嘉樸學當康熙時已自駸駸向長矣。顧自雍正至乾隆初年，康熙所修諸書及《明史》，皆以次告成。一時士子，舍舉子業無以干祿利也。於是桐城方苞、長洲何焯、宜興儲大文、金壇王汝驤、淳安方婺如、會稽徐廷槐之流，以工四書文為學者所宗仰，名重一時。而攻取之過，至目著述文辭，謂之雜作，通經服古，謂之雜學。非攻四書文藝，則不謂之通人。幾與明代制義盛行，如出一轍；而樸學之風，日即於微。及乾隆十許年以後，形勢又一變。《三通》《四庫》諸館，以次而開。詞臣多由編纂超遷。而寒士挾策依人，亦以精於校讎，輒得優館；甚且資以進身。通儒碩學，磊落繼起。樸學於是可謂極盛。而館閣搜羅，文獻大備，遺藉［籍］秘冊，薈萃都下。鄉會試程，增添詩律。風氣所趨，大抵全尚名數。王伯厚《玉海》及《雜纂十三種》，皆為後學師範。才智紛紛，爭言考訂。熊、劉變調，亦諷《說文》《玉篇》：王、宋別裁，皆考容金篆石。其間鑿靈繕性，專門名家，以其性情詣力所極，蔚為卓然不朽之業，固已有功學術矣。而進取之士，承流向風，騖名媚世，好逞繁博，不求心得。學識未充，亦強言考訂。有如桑蠶食葉，而不能抽絲，有如工匠聚銅，而不解鑄釜，更無論織錦纈繒之功，炊黍芼羹之用矣。其講求史學，非如馬端臨之所為整齊排比，即如王伯厚之所為考逸搜遺，只和研索襞績，而不復知更有進於斯者。實齋具家學師傅之素稟，深有窺乎學術之淵源，而知一時之風氣，不足以該學術全體也。其論為學，首貴乎專。各就性之所近，而用其力之能勉焉，即類以明學，由流而溯源，庶幾以有通夫大道之要，而刊落循環之風氣也。時人不知其意而強為考訂者，以謂舍此無以自立，故無論真偽是非，途徑皆出於一。實齋所為，則舉世所不為者也。故最為一時通人所棄而弗道。而實齋未嘗有憾於心。且未嘗不知諸通人所得，亦自不易。不敢以時趨之中，不無偽托，而並其真有得者，亦忽之也。實齋之所深惡，乃趨風希勢之徒，貪多務博，胸無倫次，於一切撰述，不求宗旨而務為無理之繁富者爾，非一味抹殺置考訂之學於不齒也。故於乾嘉樸學之鉅儒，若王懷祖、段若膺、錢竹汀、任幼植諸君，皆互相推重，無貶辭焉。
十章實齋之志趣及造詣
「惟即性之所近，而用力之能勉，」實齋求學之先決問題。則吾人治實齋之學者，亦首應察其性情功力，傾注何所；然後知其所以卓有成立，蓋有以也。實齋自知甚明，其自述亦最信允。但讀其自述之詞，已自瞭然於吾心矣。
其言曰：「吾十五六歲時，雖甚滯，而識趣則不離乎紙筆，性情則已近於史學。塾課餘暇，私取《左》《國》諸書，分為紀、表、志、傳，作《東周書》幾及百卷。」「二十一二歲，駸駸向長。縱覽群書，於經訓未見領會；而史部之書，乍接於目，便似夙所攻習然者。其中利病得失，隨口能舉，舉而輒當。人皆謂吾得力《史通》，其實吾見《史通》，已二十八歲矣。」「廿三四歲所筆記者，今雖亡失；然論諸史於紀、表、志、傳之外，更當立圖，列傳於儒林文苑之外，更當立史官傳，此皆當日之舊論也。惟當時見書不多，故立說鮮徵引耳。其識之卓絕，則有至今不能易者也。」二十六歲時則曰：「章子於文事，初無所能。泛覽涉獵之餘，閒有以窺見古人所用心。第內不加充，而外無所勵。又性好持論，貴識大體。不欲求工於文字語言，以為末流。此其所以歷年老大，終不能磨光刮垢以抵於成也。」二十九歲時則曰：「閒思讀書札記，貴在積久貫通。近復時作時輟。自少性與史近。……嘗以二十一家義例不純，體要多舛，故欲遍察其中得失利病，約為科律，作書數篇，討論筆削大旨。而聞見寥寥，邈無成書之期。」三十四歲時則曰：「出都以來，頗事著述。斟酌藝林，作為《文史通義》。書雖未成，大指已見辛楣先生候牘所錄內篇三首。」又曰：「學誠從事於文史校讎，蓋將有所發明。」三十六歲時則曰：「日月倏忽，得過日多。檢點前後，識力頗進，而記誦益衰。思斂精神，為校讎之學。上探班、劉，溯源《官禮》，下該《雕龍》《史通》，甄別名實，品藻流別，為《文史通義》一書。草創未多，頗用自賞。」三十九歲時則曰：「鄭樵有史識而未有史學，曾鞏具史學而不具史法，劉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義》所為作也。《通義》示人而人猶疑信參之，蓋空言不及征諸實事也。《志隅》二十篇，略示推行之一端。能反其隅，《通義》非迂言可也。」四十歲時則曰：「余不解為舉業文藝，畏其困人法律如牛毛。」四十四歲則曰：「學誠：妄自詡謂，稍辨菽麥，不甘自棄。又自以為迂拘不合世用。惟是讀古人書，涇渭黑白，差覺不誣。若不逼於困苦饑寒，呼籲哀號，失其故態，則毛生穎故投囊，張儀舌猶在口，尚思用其專長，殫經究史，寬以歲月，庶幾勒成一家。其於古今學術，未必稍無裨補。」五十一歲時則曰：「鄙性淺率，生平所得，無不見於言談。至筆之於書，亦多新奇可喜。」五十二歲時則曰：「吾讀古人文字，高明有餘，沉潛不足。故於訓詁考質，多所忽略。而神解精識，乃能窺前人所未到處。」又曰：「《文史通義》專為著作之林，較讎得失。」又曰：「所著《文史通義》彈劾古人，執法甚嚴。」又曰：「仆困於世久矣！坎坷潦倒之中，幾無生人之趣。然退而求其所好，則覺飢之可以為食，寒之可以為衣，其甚者直眇而可以能視，跛而可以能履。已乎！已乎！旦暮得此，所由以生。不啻魚之於水，虎豹之於幽也。」又曰：「吾於史學，蓋有天授。自信發凡起例，多為後世開山。而人乃擬吾於劉知幾。不知劉言史法，吾言史意；劉議館局，纂修，吾議一家著述：截然兩途，不相入也。至論學問文章，與一時通人，全不相合。蓋時人以補苴襞績見長，考訂名物為務，小學音畫為名，吾於數者，皆非所長，而甚知愛重，咨於善者而取法之，不強其所不能，必欲自為著述以趨時尚，此吾善自度也。時人不知其意而強為者，以謂舍此無以自立。故無論真偽是非，途徑皆出於一。吾之所為，則舉世所不為者也。如古文辭，近雖為之者鮮，前人尚有為者。至於史學義例，校讎心法，則皆前人從未言及，亦未有可以標著之名。愛我如劉端臨，見翁學士詢吾學業，究何門路，劉則答以不知。蓋端臨深知此中甘苦，難為他人言也。故吾最為一時通人所棄置而弗道，而吾於心未嘗有憾。」又曰：「近日撰《亳州志》，頗有新得。視和州、永清之志，一半為土苴矣。……此志擬之於史，當與陳、范抗行；義例之精，則又《文史通義》中之最上乘也。世人忽近貴遠，自不察耳。後世是非，自有定評。如有良史才出，讀《亳志》而心知其意，不特方誌奉為開山之祖，即史家得其一二精義，亦當尊為不祧之宗。此中自信頗真，言大實非夸也。」五十九歲時則曰：「拙撰《文史通義》，中間議論開闢，實有不得已而發揮；為千古史學辟其蓁蕪。」六十歲時則曰：「詩與八股時文，弟非不能一二篇，差強人意者也。且其源流派別，弟之所辨，較詩名家時文名家轉覺有過之而無不及矣。然生平從不敢與人言詩言時文者，為此中甘苦未深，漆雕氏所謂於斯未能信耳。故其平日持論，關文史者，不言則已，言出於口，便如天造地設之不可搖動。此種境地，邵先生（二雲）與先師（朱笥河）及君家尚書（朱石君）皆信得及。此外知我者希，弟亦不求人知。足乎已者，不求乎外也。」遍察實齋生平，知其性情近於史學，功力施於史學，志趣注於史學，造詣繫於史學，覽茲自述，可確然無疑義也矣。
十一章實齋為學之次第
實齋為學之層次，亦有可得而言者。自幼多病，一歲中大約無兩月功。資質椎魯，日誦方百餘言，輒復病作中止。十四歲時，《四子》書尚未卒業。若以天姿觀人，則實齋宜若無可造就者矣。幸從父之官，常得其父之啟誘。雖二十以前，性仍滯，讀書日不過三二百言，猶不能久識，學為文字，虛字多不當理。然漸染父教，好泛覽群籍，喜纂類書史。嘗取《左傳》刪節事實，父見之，乃謂編年之書，仍用編年刪節，無所取裁，曷用紀傳之史，分其所合。於是密從其妻，乞簪珥，易紙筆，假手在官胥吏，日夜鈔錄《春秋》《內外傳》及衰周、戰國《子史》，輒復以意區分，編纂《春秋》家言，戲為紀表志傳，作《東周書》幾及百卷。自命史才，大言不遜。三年勞碌，卒未得成。館師發覺，呵責，中廢閒又耽詩、賦，亦皆不成。受課舉子業，意不肯貼貼如所教。中無張主，而心顧不甘與俗學伍。此其少年之可述者也。二十以後，縱覽諸書，未曾有獨立之見。立志甚奇，而學識未充。文筆未能如意之所向。其精神所注，悉在史籍。喜持議論，常作札記。浮沉國子監，屢應鄉試。二十八九歲，受業朱笥河，始得一大轉機。多識當時賢哲與其所習業，漸有志於著述。然所見未大，僅雲欲遍察二十一家得失利病，約為科律，作書數篇，討論筆削大旨而已。迨三十一歲，喪父。三十四歲，出都。適清廷詔求遺書，笥河謂必人用專長，書明識職，然後沿流溯本，可得古人大體而窺天地之純，因上書具言條例，請開館校書。又值邵二雲同客笥河使院，時舉前朝遺事，俾各試為傳記，相與論史，契合隱微。興會所至，遂從事於文史校讎，冀將有所發明。自雲思斂精神為較讎之學，上探班、劉，溯源《官禮》，下該《雕龍》、《史通》，甄別名實，品藻流別，為《文史通義》一書。後此數年之間，和州修志，得實行其理想。學識方長，而文筆亦縱橫能達。然英年氣盛，不免有意矜張也。三十八歲，復入都門。學問已漸具雛體。經前此十年從事較讎之努力，至是乃得一結論曰：「群書既萃，擴四部而通之。更為部次條別，申明家學，使求其書者，可即類以明學，由流而溯源。」較讎之效見，而學問於是發軔矣。四十以後，三年中，成進士，修《永清縣誌》，著《校讎通義》。較讎之業，已告全功。對於道法學術之淵源流別，益瞭然如觀火。四十四歲，遂有求學方法之揭櫫曰：「惟即性之所近而用力之能勉者，因以推微而知著，會偏而得全，斯則古人所以求通之方也。」後此數年，歷聘京畿主講書院。用功方面，漸漸轉移。向之見解，僅反詮釋人言者，今且進為堅決之主張矣。故四十六歲自謂「近日……補苴《文史通義·內篇》，撰《言公》上中下三篇，《詩教》上下二篇，其言實有開鑿鴻蒙之功，立言家於是必將有取。……較之《史例》《校讎》諸篇，似有進矣。」此際所作，雖亦斐然可觀，然而猶未達乎通變。至五十一歲，因畢秋帆之見招，而發《史籍考》之宏願。檢閱秘書，益多感會，增長新解。蘊積久之，悉發泄於《通義》一書。翌年暫館太平，與張小兮、左良宇昕夕比屋而處，皆有文字之役。暇則聚談，談亦不必皆文字；而引機觸興，則時有所會。自四月十一至五月初八，得《通義》內外二十三篇，約二萬餘言。生平為文，未有捷於此者。而卓葷千古之著作，即誕生於其間。實齋前此學問所得，至是乃如雙流匯合，盈天地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之怪論，已覓得健全之根據，不懼搖撼矣。是年清乾隆五十四年也。實齋之史學，既告成立。則繼此而作之《亳州志》，尤為精采所聚。彼亦自知之，故曰：「此志擬之於史，當與陳、范抗行；義例之精，則又《文史通義》中之最上乘也。……不特方誌奉為開山之祖，即史家得其一二精義，亦當尊為不祧之宗。此中自信頗真，言大實非夸也。」《亳州志》成之年，實齋正五十三歲。厥後五年之內，在湖北編摩《史籍考》，主撰《湖北通志》，參議《續資治通鑑》，又與修各府縣誌。《史籍考》之功程，既已十之八九；而《通志全稿》亦已蕆事。實齋於史學之貢獻，可謂甚鉅。而不料畢秋帆因事左遷，實齋失所庇，功虧一簣，深可惜也。然《方誌立三書》之議，幸得保存。於方誌學中，又增新得。而論史諸作，若《史德》、《州縣立志科議》、《史篇別錄例議》、《書教》，皆成於此時。實齋史學，實至是始發揮盡致。則五年心力，亦不可謂枉費也已。五十七歲，歸里以後，奔走近郡，仍未遑將息。稍有餘暇，則補修《史籍考》。其成書否，無從考證。直至晚年，功程猶未間。六十二歲時，嘗上書執政，於當時政治，有所論列。六十三歲，病瞽，猶事論著，翌年卒。殘歲頗有意創造新史規模，勒定新史義例，篇名已取《園通》，竟未成就，亦遺憾也。
十二章實齋之史學觀（上）
治章實齋之史學者，首須了解史學一詞之意義如何。今日常識所謂史學，每通指研究歷史的學科而言。此吾人之所知也。而在實齋之觀念，殊不爾爾。彼雖未明標史學之定義，而意旨所在，苟於其遺書三五鉤稽，辨別識趣，亦未始不可得其指歸。所貴夫尋繹研究者，凡以此耳。
未知其主張何若，則就其所否認者，加以反測。此論理通則之所許也。吾於實齋之論史學亦然。彼之言曰：「夫《通鑑》為史節之最粗，而《紀事本末》又為《通鑑》之綱紀奴僕，仆嘗以為此不足為史學，而止可為史纂史鈔者也。」又曰：「整輯排比，謂之史纂。參互搜討，謂之史考。皆非史學。」又曰：「世士以博稽言史，則史考也。以文筆言史，則史選也。以故實言史，則史纂也。以議論言史，則史評也。以體裁言史，則史例也。唐、宋至今，積學之士，不過史纂史考之例；能文之士，不過史選史評；古人所為史學，則未之聞矣。」其不以通常所謂史學為其心目中之史學也，昭昭甚明。此吾人所應了解者一。
實齋意中，蓋謂自唐以後，我國已無史學。一則曰：「史學亡於唐而史法亦莫具於唐。」再則曰：「史學至唐而盡失。」三則曰：「至唐而史學絕矣。」其言堅決。舉凡後人所為，在彼皆以為不足道。不獨不認研究歷史之學科為史學而已也。此吾人所應了解者二。
彼雖不認唐以後人所為為史學，而其作《史籍考》復有史學專部，收容唐以後人所為，分考訂、義例、評論、蒙求四門。且從而為之言曰：「自史學亡而始有史學之名，蓋史之家法失傳，而後人攻前人之史以為學，異乎古人以學著為史也。」彼本不認攻取前人之史以為學，遂可稱史學；而世人既習而稱之，則無可奈何，亦沿而稱之。其實與彼平日意中口中之史學，含義實有不同。此吾人應了解者三。
由上三條，可得三義。整輯排比，參互搜討，皆非史學。以博稽文筆故實議論體裁言史，皆不得為史學。則真正之史學，必有進乎斯數者。此一義也；至唐而史學絕，則自唐以前，我國固自有其真正之史學在。此二義也；攻取前人之史以為學，乃後世之所為，異乎古人以學著為史。則實齋意中，殆認以學著為史始得當史學之稱。此三義也。三義既明，然後可以一覘實齋心意中之史學觀念：
才學識各有所長，然皆人之所自具，其屬於史者，當有史才、史學、史識之稱。此所謂史學，既異乎研究歷史之學科，更異乎實齋心意中之史學。雖屬附義，亦吾人所應先了解者也。
我國史學之起源，果何所昉乎？實齋以為「古無史學，其以史見長者，大抵深於《春秋》者也。」故曰：「史學本於《春秋》。」春秋非限於經，蓋包舉《左傳》《國語》之相與為終始發明者而言之。故以歐陽修之作《五代史記》，自命筆削折衷《春秋》，而實齋謂「歐陽所見之《春秋》，乃是村荒學究之《春秋講義》，非《左》《國》經緯，賈詁杜解之春秋。」「而於春秋馬、班諸家，相傳所謂比事屬辭宗旨，則概未聞也。」吾人所應亟須明白者，史學本於《春秋》，非本於《春秋》之經文，乃本於《春秋》屬辭比事之教耳。此非先了解學與教之關係，則殊難言之。所以下文各章，不得不就教學二義加以詮述也。
真正之史學，非能著幾部之史而已。必先有精深之造詣，學問已卓然成家，然後出其心得，著述成書，庶幾或有當也。故實齋曰：「古人史學，口授心傳，而無成書。其有成書，即其所著之史也。馬遷父子再世，班固兄妹三修，當顯、肅之際，人文蔚然盛矣，而班固既卒，《漢書》未成，豈舉朝之士，不能贊襄漢業？而必使其女弟曹昭，就東觀而成之，抑何故哉？正以專門家學，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必須口耳轉授，非筆墨所能罄。馬遷所謂藏名山而傳之必於其人者也。」又曰：「古人著書，必有授受。史遷之所謂傳之其人，班固之所謂待其女弟講授，蓋文字足以達其所著，而不足以達其所以著，故家學具存而師傳不絕，其勢然也。」又曰：「至於史事，則古人以業世其家，學者就其家以傳業，蓋以域中三大，非取備於一人之手，程功於翰墨之林者也。」實齋心意所許，惟司馬遷之著《百三十篇》，班固之著《漢書》，足當史學之稱而無愧耳。夫上下萬千年，縱橫萬千里，事事物物，皆史學之對象也，作史者，欲以數卷之書，羅無窮之象，是固非先有卓絕之學問，未有得允當其任者也。《春秋》比事屬辭之教，所以示學者以自知其適當其可而無過與不及之准，馬遷、班固，深明其旨，故實齋以為「紀傳之史，自遷、固以迄梁、陳，皆《春秋》家學。」斯言得其本矣。
馬、班而後，於學深造有得而後作史者，實不多覯。故實齋謂「子長、孟堅氏不作而專門之史學衰。陳、范而下，或得或失。」又謂「陳、范以來，律以《春秋》之旨，則不敢謂無失矣。然其心裁別識，家學具存。縱使反唇相議，至謂遷書退處士而進奸雄，周書排忠節而飾主闕；要其離合變化，義無旁出，自足名家學而符經旨；初不盡如後代纂類之業，相與效子莫之執中，求鄉愿之無刺，侈然自謂超遷軼固也。」又謂：「雖沈約、魏收之徒，去之甚遠，而別識心裁，時有得其仿佛。」蓋自姚思廉以前，皆一家著述；雖學有深淺，要非毫無所得。故實齋猶目史學為未亡，職斯故耳。
萬事萬物，悉數難窮，非可盡以入史，亦非能盡以入史。惟具精深之造詣者，或詳人之所略，或異人之所同，或重人之所輕，或忽人之所謹，微茫杪忽之際，有以獨斷於一心，著述成書，遮幾得以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而非繩墨之所可得而拘，類例之所可得而泥也。史學之所以可貴，與夫馬、班之所以有合乎史學，凡以此耳。自唐以後，集眾修史，粗識文字、通籍館閣者，人人得進身班、馬之堂，掉臂陳、范之室，不必先有史學之素養矣。故實齋謂史學亡於唐，而唐以後之史皆為纂類之書也。其言曰：「馬、班、陳、范不作而史學衰，於史書有專部，而所部之書，轉有不盡出於史學者矣。」「至唐人開局，設監，整齊晉隋故事，亦名其書為一史，而學者誤承流別，不復辨正其體。於是古人著書之旨，晦而不明。」「《晉書》《隋書》以下，凡集眾官修之書，非專家之學，不過整齊故事以備要刪。」又曰：「獲麟而後，遷、固極著作之能，向、歆盡條別之理，史家所謂規矩方園之至也。魏、晉、六朝，時得時失。至唐而史學絕矣。」「後史失班史之意，而以紀表志傳，同於科舉之程式，官府之簿書，則於紀注撰述，兩無所似，而古人著書之宗旨，不可復言矣。史不成家，而事文皆晦，而猶拘守成法，以謂其書固祖馬而宗班也，而史學之失傳也久矣。」「漢、魏、六朝史學，必取專門，文人之集，不過銘、箴、頌、誄、書、表六檄諸作而已。唐人文集，間有紀事，蓋史學至唐而盡失也。及宋、元以來，文人之集，傳記漸多。史學文才，混而為一。於是古人專門之業，不可問矣。」綜其意旨，不外以自唐而後，無復有專門潛心於史學者，歷代史書，皆雜湊例修，不能顯事物之象，通古今之變，雖史書形式，無異馬、班，而不足以言史學，則昭昭矣。
統繹諸條，則實齋之所謂史學，必先有學而後有史，始得稱史學，彼有學而不作史，固不得當此稱。即有史而不本於學，亦不得當此稱。其觀念既已如此，則吾人進而求史學之意義，亦庶幾可以准斯以求，不致迷惑也矣。
十三章實齋之史學觀（中）
欲真正了解實齋意中史學之意義如何，非讀遍實齋之遺書不可。然誰能耐此？則掇取大綱，發明要旨，以免棼雜無緒，是吾人所有事也。史學一詞，組織於史學二字。茲且析其詞而究其字，視實齋將有何見解。
史字本誼，乃官名也。以史官所掌之文字為史，以史家所作之書籍為史，以治史之學科為史，以過去之事實為史，皆其後起之誼。故究史字之意義，當溯其最初，或問實齋「《周官》府史之史與內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史，有異義乎？」實齋曰：「無異義也。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書役者，今之所謂書吏是也。五史則卿大夫士為之，所掌圖書紀載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謂內閣六科翰林中書之屬是也。官役之分，高下之隔，流別之判，如霄壤矣。然而無異義者，則皆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史守掌故而不知擇，猶府守庫藏而不知計也。……五史之於文字，猶太宰司會之對財貨也。……五史以卿士大夫之選，推論精微，史則守其文誥圖籍章程故事，而不敢自專。然而問掌故之委折，必曰史也。夫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先王道法，非有二也。卿士大夫能論其道，而府史僅守其法，人之知識有可使能與不可使能爾。非府史所守之外，別有先王之道也。」又曰：「余僅能議文史耳。然議文史而自拒文史於道外，則文史亦不成其為文史矣。」其意以為史之所載，皆人事之實跡，古來之法存焉，古來之道存焉，道寓於法，非有二也。道法存於史，非史載之外別有道法也。人之知識，有可使能不可使能，故或能論其道，或僅守其法，而善言史者，不僅當守其法，且當進論其道。非然者，不足與言史矣。
學字本誼，乃言人之功力也。以國家制度名學，以一人之品詣名學，以對象之性質名學，皆後起之誼。故究學字之意義，亦當溯其最初。實齋嘗謂學為求道之資，又引子貢之言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從而斷曰：「『入太廟，每事問，』則有司賤役巫祝百工，皆夫子之所師矣。問禮問官，豈非學於掌故者哉？」又曰：「古人之學，不遺事物。蓋亦治教未分，官師合一，而後為之較易也。」「自官師治教分而文字始有私門之著述。於是文章學問，乃與官司掌故為分途。而立教者，可得離法而言道體矣。」「學者昧今而博古，荒掌故而通經術，是能勝《周官》卿士之所難，而不知求府史之所易也。故舍器而求道，舍今而求古，舍人倫日用而求學問精微，皆不知府史之史通於五史之義者也。」「道隱而難知，士大夫之學問文章，未必足備國家之用也。法顯而易守，書吏所存之掌故，實國家之制度所存，亦即堯、舜以來因革損益之實跡也。故無志於學則已，君子苟有志於學，則必求當代典章以切於人倫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於經術，則學為實事而文非空言，所謂有體必有用也。」「夫三王不襲禮，五帝不沿樂，不知禮時為大，而動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若夫殷因夏禮，百世可知，損益雖曰隨時，未有薄堯、舜而詆斥禹、湯、文、武、周公而可以為治者，……後世之去唐、虞三代……遠矣。要其一朝典制，可以垂奕世而致一時之治平者，未有不於古先聖王之道得其仿佛者也。故當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於《詩》《書》六藝之所垂。而學者昧於知時，動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蠶桑，講神農之樹藝，以謂可御饑寒而不須衣食也。」「所謂好古者，非謂古之必勝乎今也。正以今不殊古，而於因革異同求其折衷也。古之糟粕，可以為今之精華。非貴糟粕而直以為精華也，因糟粕之存而可以想見精華之所出也。古之疵病，可以為後世之典型。非取疵病而直以之為典型也，因疵病之存而可以想見典型之所在也。」夫然。則無古無今，學之對象，乃為人生之種種事物。學之目的，乃在於人生之種種自然法之中，思其所以然而求其是。所謂求道也。人生只有過去，今古絕無分界。知時博古，初非截然冰炭。且惟能知時者，始可與言博古。就當代典章官司掌故人倫日用而溯流別、窮本原，則可以進窺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矣。學本公共之名，當其始也，但有見於當然而為乎其所不得不為，渾然未有定名。其分條別類，而名某學某學而不可合併者，皆因偏救弊，有所舉而詔示於人，不得已而強為之名，以定趨向爾。後人不察其故，而徇於其名，以謂是可自命其流品，而紛紛有入主出奴之勢焉。是皆昧其本原而逐於風氣者也，斯固不足與言學矣。
十四章實齋之史學觀（下）
章實齋之言史學之意義也，蓋本其言史與學之意義而言之。故曰：「嗟乎！道之不明久矣。六經皆史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孔子之作《春秋》也，蓋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然則典章事實，作者之所不敢忽，蓋將即器而明道耳。其書足以明道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君子不以是為瑣瑣也。」又曰：「史學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經同出孔子，先儒以為其功莫大於《春秋》，正以切合當時人事耳。後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則吾不得而知之矣。學者不知斯義，不足言史學也。」又曰：「天人性命之學，不可以空言講也。故司馬遷本董氏（仲舒）天人性命之說，而為經世之書。……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於人事者。」是實齋意中，固以為必先有學而後有史，始可謂之史學矣。
史之要素有三：實齋曰：「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夫子因魯史而作《春秋》。孟子曰：『其事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自謂竊取其義焉耳。』載筆之士，有志《春秋》之業，固將惟義之求，其事與文，所以藉為存義之資也。……作史貴知其意，非同於掌故，僅求事文之末也。」夫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則史氏之宗旨也。」又曰：「此《春秋》之所以經世也。」又曰：「史之大原，本於《春秋》。《春秋》之義，昭乎筆削。筆削之義，不僅事具始末，文成規矩已也，以夫子義則竊取之旨觀之，故將綱紀天人，推明大道。」又曰：「欲為良史者，當慎辯於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又曰：「學業將以經世也，如治歷者，盡人功以求合於天行而已矣。」又曰：「道，公也。學，私也。君子學以致其道，將盡人以達於天也。人者何？聰明才力分於形氣之私者也。天者何？中正平直本於自然之公者也。」又曰：「人失其道，則失其所以為人。猶無其身，則無所以為生也。」「道不遠人，即萬事萬物之所以然也。道無定體，即如文之無難無易惟其是也。」「道之所在，學以趨之。學之所在，類以聚之。」「即類以明學，由流而溯源，遮幾通於大道之要。」「求資之所近而力能勉者，由漸而入於中，得究其所以然，所謂道也。又由是道擴而充之，隅而反之，所謂大道也。」「夏禮能言，殷禮能言，皆曰無徵不信。則夫子所言，必取征於事物而非托空言以為明道也。」「儒林列傳，當明大道散者，師授淵源；文苑列傅，當明風會變遷，文人流別；此則所謂史家之書，非徒紀事，亦以明道也。」夫綱紀天人，推明大道，斯固非具卓絕之造詣者不能。而史學之目的，端在於此。所謂經世，所謂竊取其義，皆指此也。以萬事萬物之雜出而比處，豈寡學淺聞者所能倉卒得其道法所在？則著述成書，亦已不足觀矣。故「左、馬不世出而掌故不絕於天下，則整齊故事以待神明於左、馬之才者筆而削焉，此則自然之理。」實齋所以「以圓神方智定史學之兩大宗門，而撰述之書，不可律以記注一成之法」者，凡以此也。
《易》曰：「筮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實齋「竊取其義，以概古今之載籍。」謂「撰述欲其圓而神，記注欲其方以智。」《易》曰：「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知來，陽也。藏往，陰也。一陰一陽，道也。」實齋謂：「記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來者之興起，故記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來擬神。……藏往欲其賅備無遺，故體有一定而其德為方，知來欲其決斷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為圓。」「文章之用，或以述事，或以明理。事溯已往，陰也。理闡方來，陽也。其至焉者，則述事而理以昭焉。言理而事以范焉，則主適不偏，而文乃衷於道矣。」撰述通稱著述。「學問成家，則發揮而為文辭，證實而為考據，比如人身，學問其神智也，文辭其肌膚也，考據其骸骨也，三者備而後謂之著述。」著述又通稱著作。「著作必本乎學問，」非人人所得而能者也。記注通稱纂類，或稱比類，或稱比次。「比次之道，大約有三：有及時撰集以待後人之論定者，……有有志著述先獵群書以聚薪槱者。……有陶次專家勒成鴻業者。」著述比類兩家，「本自相因而不相妨害，」「蓋著述譬之韓信用兵而比類譬之如蕭何轉餉，二者固缺一而不可，而其人固易地而不可為良者也。」著述之中，實齋又分為二類：一曰獨斷之學，一曰考索之功。謂「由漢氏以來，學者以其所得托之撰述以自表見者，蓋不少矣，高明者多獨斷之學，沉潛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學術，不能不具此二途。」「若夫比次之書，則掌故令史之孔目，簿書記注之成格，其原雖本柱下之藏，其用止於備稽檢而供採擇，初無他奇也。然而獨斷之學，非是不為取裁；考索之功，非是不為按據；如旨酒之不離乎糟粕，嘉禾之不離乎糞土，是以職官故事案牘圖牒之書，不可輕議也。……古人云：『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為職官故事案牘圖牒之難以萃合而行遠也，於是有比次之法，不名家學，不立識解，以之整齊故事而待後人之裁定。」所以比類之業，得與著述同為史學之兩大宗門也。
於此有一義為吾人所不可誤解者，比類之業，乃所以為著述之資，而非可即為著述。故真正之史學，惟著述足屍其尊焉。實齋曰：「若夫君臣事跡，官司典章，王者易姓，受命，綜核前代，纂輯比類，以存一代之舊物，是則所謂整齊故事之業也。開局設監，集眾修書，正當用其義例，守其繩墨，以待後人之論定，則可矣。豈所語於專門著作之倫乎？《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史才不世出，而時世變易不可常，及時纂輯所聞見，而不用標別家學，決斷去取，為急務，豈特晉、隋二史為然哉？班氏以前，則有劉向、劉歆、揚雄、賈逵之《史記》，范氏以前，則有劉珍、李尤、蔡邕、盧植、楊彪之《漢記》，其書何嘗不遵表志之成規，不用紀傳之定體？然而守先待後之故事，與筆削獨斷之專家，其功用足以相資，而流別不能相混，則斷如也。溯而上之，百國寶書之於《春秋》，《世本》、《國策》之於《史記》，其義猶是耳。唐後史學絕而著作無專家。後人不知《春秋》之家學，而猥以集眾官修之故事，乃與馬、班、陳、范諸書並列正史焉，於是史文等於科舉之程式，胥吏之文移，而不可稍有變通矣。」惟比類之書，與獨斷之學，其功用足以相資，而流別斷不可以相混，故唐以後集眾官修之史書，不絕於世，而實齋始終認史學為已亡。蓋有比類之書而無獨斷之學，則繁文縟節，紛然雜陳，事物之象未必能盡網羅，道法之髓未必能得仿佛，猶之糟粕不可以實彝尊，糞土不可以登簠簋，理至明也。若以今語譯之，則實齋所謂比類之書，正吾人所謂史料。史雖不離乎史料，而史料終不可以屍史學之稱。而胡適之先生著實齋年譜，釋實齋「盈天地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一語，為「一切著作，都是史料。」則於史學史料之分際，尚未能深察。讀古人書，心知其意，固若是其易易也耶？
十五，五，三十，清華研究院
（原載《國學月報》第二卷，第一、二號，1927年1月31日、2月18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