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錫山回憶錄 · 二、掌握山西武力與太原起義前後
同盟會因為種種關係，把革命任務分開江南江北兩部分。中山先生與同志們研究發動起義的地點，大家都主張在江南。因為一方面江南離北京遠，發動起來，北方的清軍不容易集中反擊，一方面江南有海口，易於輸入軍需品及得到外力的援助，且江南的革命潮亦較江北為高。因此，江南江北所負的任務就不同了。當時決定山西所負的任務是革命軍到河南時，山西出兵石家莊，接援革命軍北上。這是辛亥革命以前的決策。
當辛亥革命的前夕，山西軍隊分新軍與舊軍兩部。新軍為一個混成協（旅），下轄步兵兩標（團），騎兵炮兵各一營，工兵輜重兵各一隊（連），姚鴻法〔1〕任協統（旅長）後，將騎兵營和工兵隊撥歸一標代管，炮兵營和輜重兵隊撥歸二標代管，全協共四千餘人，悉駐太原。舊軍為巡防隊十三個營，亦共為四千餘人，除分駐綏遠、大同、代州（代縣）、平陽（臨汾）者外，駐太原者計三個營。舊軍保守太甚，不易向革命方面轉變，新軍則大半為我與我的盟友或同學所統率。我回晉之初，被派為山西陸軍學校教官，三閱月升任監督，旋為實際掌握新軍，以種種努力，獲調山西陸軍第二標教練官（中校團附），一年後升任標統（團長）。這時一二兩標雖改名為八十五標與八十六標，但人仍多以一、二標稱之。其間清廷於北京學辦留學生朝考，我遵命前往應試，得中舉人〔2〕。
〔1〕姚鴻法（1882—1947）：字蘭蓀，江蘇丹徒人。日本士官學校第三期畢業。回國後在廣東陸軍測繪學堂、兩江練兵處任職，後赴山西任督練公所參謀處總辦。嗣任山西新軍混成協協統。1910年，任山西督練公所總參議。1912年，在北京政府總統府任職，不久辭職，從事邊疆政治軍事研究，著有《籌邊計畫商榷書》。1924年4月，被北京政府授予榮威將軍。後赴山西，任督軍府高等顧問。1936年1月，被國民政府授陸軍中將。抗日戰爭爆發，在湘西戰役中被日軍炸彈炸傷。1947年7月31日逝世。
〔2〕得中舉人：1909年11月，清政府為了鑑定留日日本軍校學生，由軍部召集各省由日歸國的士官生到京會試。此試閻錫山名列上榜，被賞予協軍校軍銜，並授予舉人。同時被授舉人的山西籍士官生有溫壽泉、黃國梁、姚以價、喬煦、張維清等。
那時山西軍中的山西籍人不過十分之二，且多是所謂「老營混子」。我於就任標統後，為使新軍易於掌握，且易成為有朝氣有團力之革命武力，於是提倡徵兵。山西巡撫丁寶銓〔3〕與新軍協統姚鴻法咸表贊同。而此事之得以迅速成為事實，則尤應特別歸功于山西諮議局局長梁善濟〔4〕的支持。徵兵制度實行之年，新軍步兵兩標中十分之六以上的兵員即皆成為山西籍的勞動農工。其明年，新兵與舊兵就成為八與二之比了。
〔3〕丁寶銓（1869—1919）：字衡甫，號默存，江蘇山陰（今淮安）人。光緒十五年（1889）進士。1906年，由冀寧道轉任山西按察使。1907年，任山西布政使。1909年，任山西巡撫。1911年，因文水交城禁菸辦事失控，引發朝野共憤，被彈劾，因稱病去職。辛亥革命後，舉家遷滬。1913年12月，任北京政府全國水利局副總裁，旋於次年1月辭職。因同情革命等因，於1919年遭遇暗殺。
〔4〕梁善濟（1862—1925）：字伯強，崞縣（今原平市）北社西村（今屬定襄縣）人。25歲入太原令德堂學習。32歲考取舉人。1902年，山西大學創辦，任校士館館長。同年進士及第，授職翰林院，旋被保送到日本法政大學學習。兩年後回國，參與保礦運動，並任省教育會會長。宣統元年（1909），任諮議局局長，並參與立憲派，被推為首領。1911年太原起義成功後，閻錫山迫於袁壓力北撤至包頭一帶，梁善濟留在太原安定民心。之後任國會議員、副議長，旋任教育部次長。晚年從事學術與賑濟等活動。遺著有《自強回威錄》、《旅遊日記》等。並有自編年譜。
姚協統鴻法雖非革命黨人，但與我交情甚篤。他升任山西督練公所總辦（主全省兵事者）後，曾向我說他已與北京方面洽妥，我出五千兩銀子，他所遺協統之缺由我升任。因為他父親時為陸軍部侍郎（次長），他向陸軍部主管人關說此事，甚有把握。丁巡撫寶銓、梁局長善濟亦皆勸我出此。我則以革命的事重在下層，離的下層遠了，即不好組織革命力量，掌握革命行動，遂婉謝之。
為進一步使兩標新軍革命化，我與盟友趙戴文、溫壽泉、南桂馨〔5〕、張瑜、喬煦，常越日夜密謀，決定一面發起成立山西軍人俱樂部，表面上研究學術，實際上團結革命同志，暗中鼓動革命；一面組織模範隊，表面上作訓練的表率，實際上作起義的骨幹。
〔5〕南桂馨（1884—1967）：山西寧武縣人。1902年入山西大學堂西齋學習。1906年加入中國同盟會。1907年赴日留學，次年回國，任新軍第八十五標軍需官。1911年10月29日太原起義成功後，曾任河東籌餉局局長、都督府參謀長、警務處長兼警察所所長。1928年任天津特別市市長。抗戰期間避居天津，拒不出任偽職。1948年任傅作義部顧問。建國後，任山西省政協委員、北京市文史館員、全國政協常委等職。
我第一次回國時由日本帶回之炸彈，一直由我們的同志保存到辛亥革命的前夕。本來打算以一顆由王建基〔6〕、徐翰文〔7〕攜綏遠，一顆留太原，俟秋季祭孔時，同時分炸綏遠將軍與山西巡撫。嗣經再三斟酌，此種舉動之後果，非我們所能把握，不若運用軍隊成功，再舉義旗，在革命前途上更為有利，且能符合同盟會全盤革命計劃，遂即決定中止。
〔6〕王建基（1883—1911）：字弼臣，山西五台縣東冶鎮西街村人。20歲中秀才，旋入山西大學堂。1905年考入官費留學日本，入東京體育專科學校。1905年加入中國同盟會，1906年回國。與徐翰文、康佩珩等人到鄂爾多斯一帶聯絡當地義士準備起義。被捕，堅貞不屈。獲釋後，繼續從事反清活動。1911年太原起義成功後，北上救援大同，在懷仁縣以寡敵眾，血戰而亡。
〔7〕徐翰文（1878—1907）：字西園，山西五台縣東冶鎮大朴村人。幼讀詩書，得中秀才，乃赴太原深造。1905年被選公費留學，入日本體育專科學校學習。1906年加入中國同盟會。回國後入清軍太原常備軍第一營。旋與王建基、康佩珩北上鄂爾多斯紅柳灘，招募勇士，準備起義。1907年，因事泄在薩拉齊一帶被捕，旋被害，年僅29歲。
我沒有等到革命軍到河南，就緊跟著湖北武昌之後，在太原起義。這並不是既定的計劃，而是受了事實的逼迫，使我不得不提早行動。
在山西巡撫陸鍾琪〔8〕於武昌起義〔9〕後，特召其子亮臣來晉，作緩和革命之計。亮臣與我是日本士官學校同學，但屬泛泛交，主張亦不接近，不過他知道我曾參加同盟會，且是鐵血丈夫團中人。他到晉翌晨，即訪我談話，一見面就說：「我此次來，即為與兄研究晉省對武昌事件當如何應付。兄有意見，弟對家父尚可轉移。」我當時答覆他說：「武昌事件的真相，我尚不知；黎元洪〔10〕究竟係為革命而起義，抑系別有原因，我也不明白。是不是我們現在談應付武昌事件的話，還有點太早。」他又說：「我們還可以再觀察幾天。不過我可以和你說，最後需要家父離開時，我也能設法。」我笑了一笑說：「這話說得哪裡去了。你來，我們更說不到那樣的話了。」他臨行時，又和我說：「過兩天，我們是不是可以和蘭蓀（姚鴻發字）一起談談？」我說：「可以，你通知他，還是我通知他？」他說：「我通知罷。」
〔8〕陸鍾琦（？—1911）：字申甫，順天宛平人，本籍浙江蕭山。宣統三年（1911）10月6日（中秋節），任山西巡撫。到官末及一月，在太原起義中中彈而亡。
〔9〕武昌起義：1911年10月10日，漢口革命黨人熊秉坤等在湖北武昌率軍起義，占領武昌之湖北總督署，推駐武昌清軍協統黎元洪出任軍政府都督。隨後，發表宣言，號召各省起義，湘、陝、贛、晉等省相繼響應，進而形成全國規模之辛亥革命。
〔10〕黎元洪（1864—1928）：字宋卿，湖北黃陂人。他於北師學堂畢業後，任職湖北新軍，升至協統（相當於旅長）。武昌起義爆發後，被迫出任軍政府鄂軍大都督。南京臨時政成立時，當選為副總統。袁世凱去世後，繼任為總統。
在這時候，有兩件事逼迫得我實在不能等候。一件是山西有五千支德國造的新槍，要借給河南三千支，隨帶子彈，且已運走一部分。一件是要把一、二兩標分別開往臨汾與代州，而由巡防部隊接替太原的防務。亮臣與我見面的當日晚間我就到姚總辦處問說：「亮臣曾否來訪？」他說：「來過了，他並且說和你談得很好，是不是再過幾天我們共同談談？」我說：「總辦決定罷！」我辭出後，向督練公所的辦公人員打聽，知道運槍與開兵的事，已決定趕速實行。此時我益猜疑陸亮臣此來，完全是想敷衍住我，把運槍和開兵兩事做成。而此等計劃，不只是陸巡撫一人打此如意算盤，官紳軍界中亦均有參與其謀者。
我從督練公所回來，趙戴文同志就在家中等我，一見面就問我說：「陸公子來幹什麼？」我說：「他也是計劃響應武昌。」他說：「可靠麼？」我說：「我們今天不研究他可靠不可靠，我正要找你研究由他來得到的感想，作我們決策的依據。」他接著問：「你看他究竟來作什麼？」我說：「頂好也是敷衍住我們，完成運槍開兵的事，然後靜觀革命情勢的發展，如果革命有過半成功的成份時，擁戴上他父親，聯合上大家，作一個突變，與響應武昌起義是不會有絲毫實際效用的。」他說：「事既如此急迫，是不是要和大家商量個辦法？」我說：「革命是個危險事，與大家謀，不易成功，反易泄露。」
這段話談完之後，我就與趙戴文同志估計了一下我們在新軍中可能使用的力量，認為我的二標的三個管帶（營長）張瑜、喬煦都是我們的堅強同志，只有瑞墉是個旗人。其餘下級軍官，都很可靠，行動的時候，只要把瑞墉一個人囚禁起來，即無其它顧慮。騎炮營是些老軍人，不贊成的，也不會反對，且炮兵中有不少下級軍官和頭目（班長），是我們的同志，可能控制該營。工輜隊雖不同情，亦不會有急劇的抵抗，且人數又少，關係不大。需要特別注意的，只有一標，因為一標的黃國梁〔11〕標統與我私交雖好，但不是同志，他的三個管帶白和庵〔12〕、姚以價、熊國斌〔13〕亦然，故只能從下邊運用，因為隊官（連長）與頭目之間，我們的同志還不少。研究到這裡，趙戴文同志說：「姚以價不是你的同學麼？他雖然是保皇黨，但保皇黨已無前途，你是不是打算在他身上用力？」我說：「是的。但按他的性情，不加逼迫，他不願冒險。他所以不參加同盟會，而參加保皇黨，就是因為不願冒險，不過逼迫他的路子還有。」
〔11〕黃國梁（1885—？）：字少洛，陝西洋縣人。1808年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第六期步兵科，1909年任山西新軍第四十三協第八十五標標統。辛亥革命後，歷任旅長、兵站總監、兵工廠廠長等職。
〔12〕白和庵：名文惠，字和庵，山西陽曲縣人。早年考入山西武備學堂，曾任清軍八十五標一營管帶。辛亥革命時，隨閻錫山起義，後臨陣脫逃。日寇占領太原時，任偽山西省公署警務廳廳長。
〔13〕熊國斌：生平不詳。辛亥革命時任山西清軍八十五標三營管帶。據說，閻錫山當了都督後，曾對閻錫山行刺未遂，被閻錫山處死。
越數日，首先接到開拔命令是一標一營，開拔日期為陰曆九月初八日（陽曆10月29日）。我得到這個消息後，認為起義的時間不能再緩，即決定於九月初八日起義，時為武昌起義之後十九日。起義的前一天，我派張樹幟〔14〕同志去一標運動，並吩咐他先運動同志中的下級官和頭目，再影響非同志的下級官和頭目。將下級官和頭目運動好後，以下級官和頭目帶起軍隊來，逼迫營長，只要他們不障礙，就不可毀傷他們。一面並囑該標見習高冠南糾合同志暗中協助，先從一營入手。因一營奉令於九月初八日出發。出發之營，於出發前一日，方發給四萬粒子彈。二、三營尚未奉到出發命令，故未領到子彈。聯繫的暗號，約定運用好後，即在電話上告我：「債討起。」如運用不好，則告我：「債不能討。」張樹幟同志臨行時，我又告訴他說：「你縱使運用不好，也不可離開一標的隊伍。如二標發動時，你在一標能拉多少算多少，至少也要糾合我們的同志帶隊響應。」
〔14〕張樹幟（1881—1946）：字漢捷，山西崞縣（今原平市）文殊莊人。1906年考入太原陸軍測繪學堂。旋經趙戴文介紹，加入中國同盟會。畢業後入《晉陽公報》做訪員（記者）。1909年，山西發生「交文禁菸案」，張樹幟扮作貨郎，訪得真情，在報上揭露真情，全國報紙競相轉載，舉國譁然，然《晉陽公報》因此被查封，張樹幟也被捕入獄。1911年10月武昌起義後，張樹幟與閻錫山等密謀在山西舉事，並在太原起義成功後，力推閻錫山任都督。之後任大同鎮守使，興學，引水，貢獻良多。1925年入陸軍大學特一期將官訓練班。旋任晉綏軍整理委員會中將主任委員。抗戰初期，任第二戰區執法副監，隨後出任賑濟委員會副主任兼華北賑濟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樹幟同志走後，我即招集二標中下級軍官同志十一人開會，我首先問他們說：「我們是遵命開拔，還是起義？」大家同聲說：「我們應該起義。」我又問他們說：「一標不同情怎麼樣？騎炮營有沒有辦法？」他們說：「炮兵可以設法，騎兵沒甚關係，一標至少也能拉出一半人來！」我說：「好罷！那麼我們等等看，先把二標的動作研究研究！」討論至午夜，一標有電話來，知道運用成功，當時就決定讓他們回去照計劃於翌日早晨開城門動作，一標打撫署前門，二標打撫署後門。開會的同志剛出了我的門，瑞墉之弟瑞祿就攔住大家，拉住排長李執中的手問：「你們開會做什麼來？」機警一點的同志說：「研究開拔的事。」但李執中認為事已敗露，遂跳了井。他們返回來報告我，我很著急，但仍命大家與我保持聯繫，照原計劃行動。實則當時官場中對革命的警覺性不夠，他們雖知道我們開會，並未防我們起義。
張樹幟同志到一標運動，費的周折很大，起初不只革命與不革命的人意見紛歧，即革命同志中，也有主張等隊伍開出南北再行舉義回打太原或圍困太原的。惟因軍心傾向於不開拔者多，故最後得以運用一致。首先一營中幾個頭目聯合到三分之二的頭目，將軍械庫開了，子彈搶了，鍋碗全粉碎了，表示其破釜沉舟的決心。然後二營亦起而響應，向一營分得子彈一部，並決定翌日晨由二營管帶姚以價指揮入城。
一、二標均聯繫妥當之後，時已午夜後二時，我因李執中跳井的事恐有泄漏，便拿起電話耳機聽有無說法。剛拿起耳機來，就聽到撫署告督練公所與提學司說：「武昌大智門克復，鄂亂不日可平，應告軍學兩界。」接著聽見督練公所電話叫一、二兩標。當時我深恐這個消息傳下去，可能遏止了翌早的舉動，遂一面著人告知二標本部勿傳此電話，一面聽一標是否傳此電話，許久迄未聽得。後來才知道那時候一標本部通各營的電話早被我們的同志割斷了。
九月初八日（陽曆10月29日）天剛亮，我就到二標二營，因將該營管帶瑞墉囚禁之後，須我特為照料。我並告知一、二兩標對陸巡撫及其公子暫囚勿傷。兵動後，我督率二標先攻撫署後門之巡防隊，因非攻破巡防隊，不能攻撫署後門。一標向撫署前門進攻時，協統（旅長）譚振德在撫署門前厲聲的說：「你們造反啦！趕緊回去，不究！」我革命軍中有一位楊潛甫同志（楊乃山東曲阜人，亦為同盟會盟友，系盟友趙守鈺任二標三營督隊官〈營附〉時，經另一盟友賈銘甫之介紹其來晉者。起義前一日晚，一標破釜沉舟的行動，也是他領導起來做的），反激他說：「協統也知道革命的大義麼？如知，指揮我們向前；否則，請退！」譚尚力阻不退，楊潛甫同志乃舉槍將其擊斃，奮勇當前，帶隊沖入撫署。撫署衛兵未作抵抗即紛紛潰散。陸巡撫此時衣冠整齊，立於三堂樓前，陸公子亮臣隨其旁。陸公子說：「你們不要動槍，我們可以商量。」陸巡撫說：「不要，你們照我打罷！」當時因陸巡撫之隨侍有開槍者，遂引起革命軍之槍火，陸巡撫與其公子亮臣均死於亂槍之中。陸巡撫、譚協統、陸公子，與我們的立場雖異，而他們忠勇孝的精神與人格則值得我們敬佩。因為立場是各別的，人格是共同的，故我對他們的屍體均禮葬之。
是日，山西諮議局及軍政民代表集會，舉我為山西都督，溫壽泉同志為副都督〔15〕。我在就任都督的大會上，曾向軍民說：「太原雖然光復，不可認為成功。因革命如割瘡，我們已往等於醫學校的學生，今天才是臨床的大夫，亦可以說今天才是革命的開始。原與孫先生約定革命軍到河南時山西再動，今不得已而早動，對全局好處固多，而我們的困難亦甚大，願與諸同志軍民本高度的革命精神與清軍作戰，先求固守。」在與文武僚屬的集會上，曾向大家說：「只為人謀，不為己謀，成功是成功，失敗亦是成功，聖賢是也。為人謀，亦為己謀，成功是成功，失敗是失敗，豪傑是也。只為己謀，不為人謀，失敗是失敗，成功亦是失敗，糊塗人也。吾輩當勉作前者，忌作後者。」在與我的同志的集會上，曾向他們說：「盡人事聽天命，為社會上普通的道理，我們革命同志應當具有『謀其事之所當為，盡其力之所能為，天命與人事何分』的意志。」這三個場合上說的這三段話，我現在憶及，猶歷歷如在眼前。
〔15〕「是日」四句：1911年10月29日，太原起義成功。為填補權力真空，起義人員決定利用舊諮議局，主持召開太原起義領導人和山西同盟會會員，以及省議員會議選舉都督。其時議長為崞縣人梁善濟，他有心擔任都督，但在起義人員中沒有根基，閻錫山曾主張督練公所總辦姚鴻法任都督，但姚鴻發堅決推辭。這時，張樹幟見梁善濟組織人員散發選票，到底選誰作都督，各執一詞，乃持手槍跳至台上，鎮壓會場，並高呼：「大家當應推選閻錫山為大都督，贊成的舉手。」周玳等即在台下呼應，議員在一片驚愕中，相顧舉手，遂選舉閻錫山為山西都督。隨後，張樹幟又主張推選溫壽泉為副都督，也獲通過。
經過整天忙亂之後，傍晚才到寓所接受親友對我的道賀，因為這一天適為我二十九歲的生辰。在我自己實在沒有興致顧及這些私事，因為從這一天起，革命的擔子更沉重的壓在我的雙肩，一切一切都需要親身處理與擔當。
就在這一天晚上，我住在二標二營，一標三營管帶熊國斌忽然帶著他的全營兵來，一見我就說：「我是來保護都督來了。」我素日深知他是巡撫派，此來必然是乘我不備為陸巡撫報仇。我毫未遲疑的答覆他說：「好罷！你先命你的隊伍架槍集合，集合好後向我報告，我給他們講話。」當他再進來向我報告時，我就一槍將他擊斃，並向他的部下宣布說：「熊國斌是要反革命，現已被我處決。你們贊成革命的槍架原地候命，不贊成革命的目的自動回營。」結果有兩連留下，其餘潰散，結束了這一驚險的場面。我從獻身革命迄今，有八個自分必死而未死的場合，這可說是八次中的第一次。
雖然在我舉義之次日，清廷即下詔罪己〔16〕，准許革命黨人依法組黨，但有識者皆知此不過緩和革命欺騙世人的手法，並非真心悔禍；為中國的前途計，必須徹底摧毀滿清的統治。我雖然向軍民宣布先求固守，然我的內心中總認為山西在崇山峻岭之中，對清廷影響尚小，頂好是出兵直隸（今河北）正定，一方面可堵住山西的門戶，一方面可斷絕平漢路的交通。惟感力量不夠，又不敢輕作嘗試，於是僅先移師一部進駐娘子關，視清廷對我行動，再作攻守之計。果清廷命第六鎮（師）軍由旅長吳鴻昌〔17〕統率，向山西來攻，並輔以旗軍，而防其貳。
〔16〕下詔罪己：帝王引咎自責的詔書。宣統皇帝的罪己詔未及見，據《清史稿·宣統皇帝本紀》，有「己卯，詔許革命黨人以法律組政黨」之記載，應為閻錫山所云之罪己詔核心內容。
〔17〕吳鴻昌（1873-1964年）：字題臣，又字提沉，江蘇宿遷市人，祖籍徽州，祖父吳元魁，父親吳耀南部參加過中日甲午戰役。他是北洋軍閥直系將領，李純部將。曾任第六鎮第十二協統領，將軍府將軍，江西贛南鎮守使兼陸軍第九混成旅旅長，援粵軍總司令，軍事參議院參議。民國期間授陸軍中將銜。
我正與諸將領及幕僚人員集議如何迎擊清軍進攻，忽有清軍第六鎮統制（師長）吳祿貞〔18〕將軍之參謀周維楨〔19〕君持吳函來見。吳將軍給我的信，開首說：「公不崇朝〔20〕而據有太原，可謂雄矣。然大局所關，尤在娘子關外。」繼又說：「革命之主要障礙為袁世凱，欲完成革命，必須阻袁入京。若袁入京，無論忠清與自謀，均不利於革命。望公以麾下晉軍東開石家莊，共組燕晉聯軍，合力阻袁北上。」吳祿貞將軍為士官同學，惟較我早四期，故前未之識，但我深知其歸國後，積極致力於革命工作，故當時即擬以同意復之。但我的幕僚人員則以為應防其詐，我說：「豈有騙人的吳祿貞麼？」他們都說：「今清廷勢力尚屬完整，不能不加防範。」於是先與吳軍合殲旗軍，以清燕晉聯軍之障礙。當托周維楨君建議吳將軍先令旗軍攻固關〔21〕，晉軍擊其前，吳軍擊其後。旗軍殲，燕晉聯軍之舉自可實現。
〔18〕吳祿貞（1880—1911）：字綬卿，湖北雲夢人。曾留學日本，參加興中會與華興會，回國後歷任清軍練兵處監督、幫辦延吉邊務、新軍第六鎮統制。武昌起義後，赴灤州約張紹曾等舉兵反清。清廷派他駐防石家莊，防閻錫山出兵娘子關，吳遂與閻聯手，策劃北方新軍起義。11月7日，被袁世凱派人暗殺。
〔19〕周維楨（1880—1911）：字翰臣，湖北麻城人。早年留學日本，1900年與吳祿貞回國參加自立軍起事。失敗後復赴日本，入弘文學校師範科。識黃興等反清志士，參與編輯《湖北學生界》雜誌。回國後在湖北、四川聯絡同志起義。1905年隨吳祿貞至延吉，經理邊防事務。辛亥革命爆發後，聯絡在北方反清事宜。1911年11月6日與吳祿貞被袁世凱所派刺客刺殺於石家莊火車站。
〔20〕不崇朝（zhāo）：比喻近。語出《詩·衛風·河漢》：「誰謂宋遠，曾不崇朝。」崇，同終。朝，早晨。意謂前往宋地，用不了一早晨的時間。在此指時間短。
〔21〕固關：關隘名，一作新關，在山西平定縣城東45公里新關村。系故關易址而建，故名新關。又習稱固關。也稱舊關。是山西河北交通的東大門。
從周維楨君的談話中，知道太原起義之同日，駐灤州清軍第二十鎮統治張紹曾〔22〕，協統藍天蔚〔23〕馳電清廷，促請立憲，並削去皇族特權，組織責任內閣。清廷深懼灤軍兵臨城下，一面令資政院起草憲法，對張等傳令嘉獎，一面派吳祿貞將軍赴灤宣撫。張、藍、吳同為士官同學，且志同道合，吳將軍乃在灤軍中鼓吹革命，全軍為之感動。比得悉清廷令第六鎮軍攻晉，乃疾返軍次。始欲隻身入京，籲請清廷正視大局，延緩攻晉，繼慮恐因灤事被執，乃詭以招撫晉軍入告。清廷雖疑其不誠，然卒以山西巡撫授之，冀以爵誘。殊不知革命志士只知一義，非利祿所可動搖，清廷此一任命正給了吳將軍一個聯晉覆清的護符。
〔22〕張紹曾（1879—1928）：字敬輿，河北大城人。1900年入日本士官學校第一期炮兵科。1906年與宋教仁創立東北同盟會陳支部，任負責人。1911年3月，任東北陸軍第二十鎮統制。武昌起義後，率部入關，駐灤州，因按兵不動被免職。歷官至國務總理、陸軍總長。1928年在天津被刺身亡。
〔23〕藍天蔚（1878—1921）：字秀豪，黃北黃陂人。1902年赴日本，入士官學校工兵科。1905年加入中國同盟會。1906年，與宋教仁、吳祿貞、張紹曾等成立同盟會遼東支部。1910年任東北第二混成旅協統。1911年武昌起義後，與張紹曾、盧永祥等駐灤州，因電奏速開國會，選舉責任內閣，被免去職務。11月奉天新軍起義，被推為中華民國軍政府關東大都督。次年1月，孫中山委為關外大都督。以後經歷反袁鬥爭，參加南方軍政府，任鄂西靖國軍總司令。1921年，所部被孫傳芳殲滅後，遁往四川被捕，在重慶自殺。
周歸後，我復使當時擔任參謀職位的士官同學仇亮〔24〕促吳進兵，並在電話中與吳開玩笑：「將軍為巡撫所動了罷！」吳回復我說：「這是那裡話，我們應該當面談談，共罄所懷。」於是我們就約晤於太原石家莊間之娘子關。吳將軍於九月十四日（太原光復後六日）偕旅長吳鴻昌、參謀何遂〔25〕依約而來。吳與我談話中，述及袁世凱所練六鎮新軍，除第一鎮為旗人，第六鎮為吳部外，其餘統制，皆為袁之私人。清廷雖忌袁，此時又必須用袁，故九月十一日宣布攝政王載灃〔26〕退位，內閣總理大臣慶親王奕劻〔27〕罷黜，十二日即授袁為內閣總理大臣。袁一入京，則六鎮新軍為袁用，即為清廷用，吾輩欲成大事，必須阻袁入京。我對他的看法，立即表示贊同。當時因吳將軍只帶少數參謀人員進入山西革命軍防線之內，充分表示他的誠意，於是我的幕僚人員亦均釋其疑慮，不再堅持先殲旗軍的條件。我遂即決定派一個混成旅至石家莊，與吳將軍所部合組燕晉聯軍，吳任都督，我任副都督。臨別時吳問晉軍何時開動，我說：「第一列車隨公而後即開。」
〔24〕仇亮（1879—1915）：原名武匡，字蘊存，湖南湘陰人。1900年入日本學習文學、軍事，1905年加入中國同盟會。1909年歸國，次年任山西督練公所督練官。1911年10月29日太原起義，率軍攻打巡撫衙門，擊斃巡撫陸鍾琦。並與吳祿禎聯合，謀攻北京。後任南京臨時政府軍部軍衡局局長，又在北京主辦《民主報》。二次革命失敗後，在北京被捕遇害。
〔25〕何遂（1887—1968）：字敘甫，福建閩侯人。早年與孫岳等為同志，創立桂省同盟會。1916年一戰期間，往訪德、英、法諸國戰場。回國後歷任第十五混成旅參謀長，國民第三軍參謀長。北伐後曾任黃埔軍校教育長，代理校務，1945年任立法院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兼政法委員會副主任、司法部部長。
〔26〕載灃（1883—1951）：號伯涵，愛新覺羅氏，醇親王奕譞之子，光緒帝之弟，宣統帝之父。光緒三十四年，子溥儀三歲即皇帝位，載灃受封監國攝政王。宣統元年（1909），任海陸軍大元帥，集軍政大權於皇族。武昌起義後辭職。清帝退位後閒居北京、天津。
〔27〕奕劻（1836—1918）：清宗室。1884年（光緒十年）任總理各國事務大臣。1894年封慶親王。1900年與李鴻章同任全權大臣，簽訂《辛丑條約》。1911年改任內閣總理大臣。武昌起義後，主張啟用袁世凱。清帝退位後避居天津。
吳將軍返石家莊後，以車站票房為行轅，夜與其參謀周維楨、張世膺〔28〕治軍書，忽有人入，以賀任晉巡撫為言，槍擊中吳要害，周、張兩參謀亦同遇難。時為九月十六日午夜，實乃十七日之早一時。晉軍先頭部隊第一營，由劉國盛率領，於斯時甫至，驚悉吳將軍被刺，且見石家莊秩序大亂，乃原車返晉，並拆毀鐵路十餘里，以斷追路。當時在吳部之同盟會盟友隨晉軍來歸者，有孔庚、王伯軒〔29〕、倪普祥〔30〕、李敏之〔31〕諸君。據他們說：吳將軍之死，乃清廷以二萬兩銀子買通其部下吳旅長鴻昌所圖，與一般所傳刺吳將軍者為周旅長符麟〔32〕微有出入。
〔28〕張世膺（1869—1911）：字育和，又字華飛。江西德化（今九江）人。早年在上海任《國民報》主筆。旋赴日，入振武學校。畢業後回國，在東北清軍中任職。吳祿貞掌第六鎮統制，邀張入戎幕。1911年11月16日，與吳祿貞、周維楨在石家莊車站被害。
〔29〕王家駒（1878—1912）：名家駒，字伯軒，湖北隨州人。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四期畢業。歸國後曾任四川省督練公所提調，後任清廷陸軍部軍官學校教官、講習所教官。武昌起義，任吳祿貞部參謀。吳祿貞被刺後，隨閻錫山北上綏遠，任北上軍總參謀兼第四標標統。時蒙古王公有異圖，率部在刀什爾戰鬥中中彈身亡。南京臨時政府下令褒揚。
〔30〕倪普祥（1874—1947）：應為倪普香，名德馨，浙江遂安人。原為吳祿貞第六鎮軍官。吳被刺後，與孔庚、何遂等來晉參加革命，隨閻錫山轉戰綏遠一帶。曾任孔庚部下的團長。後離晉他去。
〔31〕李敏之（1877—？）：名敏，字勉之，亦作敏之，雲南呈貢人。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中國同盟會會員。回國後在清軍吳祿貞第六鎮任職。辛亥革命時，曾隨閻錫山轉戰於綏遠，任民軍參謀。民國初年，任山西都督府參謀長。後離晉他去。
〔32〕周符麟：生卒不詳。字祥庭，遼寧義縣人。1895年入定武軍炮營。1907年任第六鎮十二協統領（旅長）。是謀殺吳祿貞的主使人。1917年至1922年，任冀南鎮守使，1924年授將軍府鈐威將軍。
此一意外禍變，使我們阻袁入京之謀成為泡影，飲恨之深，實非言語可以形容。而吳將軍之英俊豪爽，肝膽照人，料事之確，謀事之忠，在娘子關之短短一會，在我的心目中永遠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為表彰其壯烈精神，特於民國二年（1913年）發起鑄銅像，建石碑，撰文表於成仁地點，以紀念之。
清廷以第六鎮軍經此變故，不克平定晉事，乃於十月下旬復遣其精銳第三鎮軍由娘子關攻入。這一支兵的帶兵官，如統制（師長）曹錕〔33〕，協統（旅長）盧永祥〔34〕，管帶（營長）吳佩孚〔35〕，隊官（連長）王承斌〔36〕，司務長（特務長）張福來〔37〕，皆為後來北洋軍閥之重要人物。
〔33〕曹錕（1862—1938）：字仲珊，天津人。1882年投淮軍為兵。1895年入袁世凱部，1906年任第三鎮統領。1912年3月任北洋陸軍第三師師長。1923年10月，唆使軍警逼走黎元洪，並行賄國會議員，當選總統。旋被馮玉祥、胡景翼等組織的國民軍趕下台。抗戰爆發後，華北淪陷，拒任偽職。去世後，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一級上將。
〔34〕盧永祥（1867—1933）：字子嘉，山東濟陽人。北洋武備學堂畢業。1904年任第一鎮二協三標標統。1909年任第三鎮五協協統。1912年2月，袁世凱內閣任其會辦山西軍務。8月任第二十師師長，9月授陸軍中將。入晉後為惡甚多。1917年加陸軍上將銜。之後陸續任職浙江、上海、直隸、江蘇。1925年退出軍界，曾任故宮博物院臨時董事會董事、國難會議議員等。
〔35〕吳佩孚（1874—1939）：字子玉，山東蓬萊人。14歲輟學，入山東登州府水師學堂充學兵。1898年入聶士成武衛學堂當兵，旋入開平武備學堂。1906年任北洋第三鎮步兵第十一標第一營管帶。1911年參與娘子關之役，升任第三標標統。1921年，任兩湖巡閱使，次年任直魯豫巡閱使。第二次直奉戰爭，敗於奉系。北伐戰爭中，在湖北敗於北伐軍。1937年「七七」事變後，居北平，拒任偽職。1939年12月去世後，國民政府追贈為陸軍一級上將。
〔36〕王承斌（1874—1936）：字孝佰，滿族，奉天（今遼寧）興城人。1903年入京師優等師範學校，後入陸軍大學。畢業後曾任陸軍第三鎮三等參謀。1922年6月，任直隸省省長，次年任直隸督軍，晉升陸軍上將。第三次直奉戰爭時，與張作霖、馮玉祥聯合反曹錕，事後被張驅走。晚年寓居天津。
〔37〕張福來（1871—1925）：字子恆。直隸交河人。早年入曹錕部當兵，歷任營長、團長、第三師第六旅旅長、第二十四師師長、民國陸軍中將、將軍府景威將軍。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時，任直軍援軍司令。直軍兵敗後去職。1925年在漢口病逝。
清軍擊破娘子關後，我前敵總司令姚以價率眾退返太原。此時有主張燒毀太原城者，有主張與清軍議和者。我為保存革命力量，決定分向南北退守，以圖再舉〔38〕。當商定由副都督溫壽泉率南路軍退晉南，我率北路軍入綏遠。當時我與大家說：「九月初七日決定起義之深夜，我即得悉武漢大智門有被清軍克復之訊，那時恐影響起義之信心，始終未與諸將士言。我敢斷定今後革命軍必隨全國人心而蜂起，最後之勝利必屬於我們。革命工作是以小敵大，以寡敵眾，必須經百敗而後成。今日之分退，即將來合攻之基，我們的同志必須百折不回，奮鬥到底。」
〔38〕「我為保存革命力量」三句：景梅九回到太原即給閻錫山提了一個建議，「娘子關終不可守。一旦失敗，北南退必北進。今不建圖，將來恐北不能過雁門，南不能逾覆山，我等必進退失據，奈何！」（景梅九《罪案》）閻錫山後來從娘子關兵退太原，即執行了這一預想。
乘馬出北門後，我與偕行之總參議趙戴文，總司令孔庚，兵站司令張樹幟三同志說：「今日在馬上身輕欲飛，才感到世所謂『如釋重負』之語，是怎樣的情景。」蓋我自起義至退出太原，歷時四十五日，未脫衣，未就床，故至此特有是感。
北行抵河曲，得清同治年間所制上鐫「神功大將軍」大炮四尊〔39〕，能容火藥十斤，射程三華里，聲聞三十華里，眾以天意助我，士氣大振。我乃與諸將士於陰曆十一月初四日在河曲之黃河灘鄭重盟誓〔40〕，然後向綏遠進發。二十三日行抵包頭城下。包頭清軍欲以供給軍餉不入包頭城為條件，我答以限兩小時騰出，否則即攻。其實我軍實力不若包頭清軍遠甚，而包頭清軍果於兩小時內撤出，此即革命精神有無之所關。
〔39〕「北行抵河曲」二句：河曲，縣名，今屬山西忻州市，在山西西北與內蒙、陝西交界處。據張樹幟回憶，清軍所鑄之「紅衣大將軍」大炮，是他與崞縣同鄉張培梅在河曲籌餉中發現攜歸閻錫山之北上包頭部隊的。
〔40〕在河曲之黃河灘鄭重盟誓：據張樹幟《山西辛亥革命起義日記》載：「十一月初四日，閻都督與北伐全軍，在黃河灘一盟，大開演說，激發軍心。都督首先演說云：『凡我北伐諸同胞，同為漢族，同是軍人，自當克盡天職，捐軀效命。同胞之俯首伏身處於異族專制之下，以聽鞭策者，亦既二百六十有餘年，今禹域三分，光復逾二，脫離滿清，功虧一簣，建功立業，時不再來。即使沖槍林冒彈雨，疆場致命，千秋萬載後，俎豆馨香，亦凜凜有生氣。此次戰役遷延數月，於茲亦騎虎之勢，中下為難，勿因敗以生畏葸，勿坐觀以誤時機。再抖精神，重振志氣，錫山與諸同胞共之者也。』軍士聞之，咸有敵愾敢死之志。」
入包頭整補之後，繼攻歸綏。時清廷已調第一鎮之一個旅增防歸綏，官兵純為旗人，戰鬥力亦強。故我歸綏之戰，未能獲勝，且因桃子壕之役前敵總指揮王伯軒陣亡，士氣頗餒。夜聚諸將商之，均言進攻恐全軍覆沒。我說：「勝敗之機不在敵人，而在我們。轉敗為勝，此正其時。」諸將歸後，趙總參議戴文說：「觀諸將戰志，進攻恐難有利，將如何？」我這時才告他說：「太原諮議局暨軍政界人士秘密派人賚文，歡迎我回省，我打算即刻回攻太原。因歸綏是我們的副目標，最後目標是收復太原。我亦知攻綏不利，但不願先告諸將，以防夜遭不測。」次早，我仍下令進攻歸綏，前進五里後，停止待命。比及東行五里，我復下令轉向南進，大家才知道是回攻太原。行抵晉北之神池，有一天主教外籍神父來歡迎我說：「共和了！共和了！」諸將士甚為興奮。我對諸將士說：「共和雖已宣布，回太原尚須奮鬥！不宣布共和我不悲觀，宣布了共和我們反不敢樂觀。更應整飭軍紀，爭取民心。」
沿途餐風露宿，陰曆除夕趕抵忻州。翌日接獲段祺瑞〔41〕電，囑我在忻州小住，勿攻太原，俟張巡撫錫鑾〔42〕退出太原，再行回並。我即復電說：「議和是全國的事，回太原是我的責任，清軍必須迅速騰開太原，否則即日進攻。」段祺瑞遂復電謂：「已令張錫鑾離晉回京，仍望維持和平。」我當復電允諾。太原各界代表聞訊紛來歡迎，我乃率部和平重返太原，執行山西都督任務。
〔41〕段祺瑞（1866—1936）：字芝泉，安徽合肥人。北洋軍閥首領之一。辛亥革命爆發後，任第一軍、第二軍軍統，兼領前線各軍。1912年歸，率同42將領電請清廷退位，實行共和。之後為皖系派首領，曾任北洋政府國務總理等職。
〔42〕張巡撫錫鑾（1843—1922）：字金波，浙江錢塘人。1863年在武昌從軍，1907年任奉天營務處總辦，1908年任淮軍全軍翼長。1911年11月任山西巡撫，旋調任奉天防務，東三省邊務大臣。次年任直隸都督。1915年8月，任振武上將軍，封為一等伯。
我於太原光復之初，即派南桂馨同志間關南下，向中山先生與同盟會諸負責同志報告太原起義的經過與提前動作的衷曲，並充任山西的代表。其後，光復各省代表選中山先生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中山先生在南京就職，以迄臨時參議院成立，南北議和，清帝溥儀退位。這一段時期，正是清軍由娘子關攻入，我退出太原轉戰綏遠的階段。當時因通訊聯絡不便，以故這些發展一直到返回晉省才得明了。
中山先生為急求國內的統一，以溥儀〔43〕退位之次日，即向臨時參議院辭去臨時大總統職，並舉袁世凱自代。他自己則甘以在野之身，贊襄政治，促進建設。民國元年（1912年）秋，先生為樹立議會政治的規模，以同盟會為基礎，而合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會、國民公黨，改組為國民黨，八月二十五日在北京成立，先生被推為理事長，黃興〔44〕、宋教仁〔45〕、王寵惠〔46〕、王人文〔47〕、王芝祥〔48〕、吳景濂〔49〕、張風翽、貢桑諾爾布〔50〕被推為理事，胡漢民〔51〕、張繼〔52〕、譚延闓〔53〕、于右任〔54〕等與我被推為參議。改組工作與國民黨成立大會，均系在先生親自主持下進行。
〔43〕溥儀（1906—1967）退位：溥儀為清醇新王載灃長子。1909年11月4日繼皇帝位，僅3歲，年號宣統。1912年2月12日宣布退位。
〔44〕黃興（1874—1916）：字克強，湖南善化（今長沙）人。1902年赴日本宏文學院留學，開始組織反清活動。1904年在長沙組織華興會。1905年8月，中國同盟會在東京成立，任庶務長。之後，多次組織武裝爆動。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後，任民軍總司令；次年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任陸軍總長兼總參謀長。是清末革命活動中地位僅次於孫中山的人物。
〔45〕宋教仁（1882—1913）：字遯初，湖南桃源人。1904年與黃興在長沙創華興會，密謀起義，事泄，出走日本，在日本法政中學、法政大學學習。中國同盟會成立，任司法部檢事。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籌組臨時政府，次年正式成立，任法制局局長。4月政府北遷，任農林總長，不久辭職。8月聯合統一共和黨等組織成立中國國民黨，任代理事長。主張成立責任內閣，制定民主憲法，反對袁世凱專政。1913年3月20日國會召開前夕，被袁世凱爪牙刺殺於上海火車站。
〔46〕王寵惠（1881—1958）：字亮疇，廣東東莞人。青年時期先後留學日、美、英，專攻法津。1905年參加中國同盟會。1912年1月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任外交總長，旋改司法總長。之後，曾任北洋政府總理、國民政府司法部長、外交部長等職。1949年居台灣。
〔47〕王人文（1863—1941）：字采臣，雲南大理人。1883年癸未科進士。累任至陝西布政使、護理四川總督等。1912年加入中國國民黨，後脫黨。1913年當選為參議院議員。
〔48〕王芝祥（1858—1930）：字鐵珊，直隸通縣（今屬北京）人。1904年乙酉科舉人。1911年，任廣西布政使。辛亥革命時被舉為廣西副都督。1912年，任南京留守政府軍事顧問。同年為統一共和黨幹事。1924年11月，任京兆尹。晚年從事北京慈善事業。
〔49〕吳景濂（1873—1944）：字連伯，奉天寧遠（今遼寧興城）人。1902年入京師大學堂，畢業後授為候補內閣中書。之後從事教育事業。1911年辛亥革命後，以奉天代表出席南京代表會。次年任臨時參議院議員。1913年任統一後的國民黨副理事長，一度代理事長。袁世凱稱帝後，公開反對，並在東北組織討袁軍。之後，任孫中山護法軍政府顧問、北京政府眾議院議長等職。
〔50〕貢桑諾爾布（1872—1931）：字樂亭，號夔盦，系成吉思汗勛臣烏梁海濟拉瑪的後裔，卓索圖盟喀喇沁右旗世襲札薩克親王，兼卓索圖盟盟長。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就任喀喇沁右翼旗札薩克先後創辦了崇正學堂、毓正女學堂、守正武學堂。著有《竹有齋詩集》。
〔51〕胡漢民（1879—1936）：字展堂、廣東番禹人。1902年赴日本東京弘文學院留學，後入東京法政大學速成科。1907年加入中國同盟會，任本部書記。隨孫中山、黃興在南方籌划起義。1911年辛亥革命後，廣東光復，出任都督，次年1月任大總統秘書長。二次革命後，亡命日本，1917年任護法軍交通部總長。1924年被舉為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兼廣東省長。孫中山北上後，代攝大元帥職權。1927年，被舉為國民政府主席。1935年12月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次年病逝。有《胡漢民自傳》等著作。
〔52〕張繼（1882—1947）：字溥泉，河北滄縣人，1899年赴日本留學，入東京善鄰書院，後入早稻田專門學校。從事反清活動，加入勵志會、青年會等組織，1903年入黃興組織之拒俄義勇隊，被逐回國，在上海任《蘇報》參議。1905年入中國同盟會，任《民報》發行人及主編人。1911年武昌起義後，從巴黎經南洋回國。1912年任同盟會本部交際部主任兼河北支部部長。1913年4月，任國會參議員議長。1921年任國民黨宣傳部長，次年任國民黨北京支部長。1925年，參加鄒魯等在北京西山召開之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大會，成為西山會議派重要成員。之後，多次任國民政府監察委員，並任國民黨史料檔案委員會主任委員（1937年）、國史館館長（1946年）等職。有《張溥泉先生全集》傳世。
〔53〕譚延闓（1879—1930）：字祖庵，湖南茶陵人。1904年甲辰科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後返鄉辦學，1909年任湖南諮議局局長。1914年武昌起義後，任湖南都督。次年加入國民黨，任支部長。1916年任湖南省長。1923年，任廣州陸海軍大元帥府大本營內政部長、建設部長。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重組後，任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兼代大本營秘書長。後歷任國民革命第二軍軍長、代理武漢國民政府主席、代理國民黨中央部主席等職。
〔54〕于右任（1879—1964）：原名伯循，字右任。陝西三原人。1903年癸卯科舉人。1906年赴日本，加入中國同盟會。歸國後創辦《神州日報》、《民呼日報》、《民主報》等。宣傳革命，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任交通部次長。1918年返陝，任護國軍總司令。1922年創辦上海大學，任校長。1924年隨孫中山赴京，任內務部長。1926年9月與馮玉祥參加五原誓師。1927年，參與北伐，任陝西省政府主席。1949年赴台灣。有《右任文存》、《右任詩存》、《右任墨存》等著作。
斯時，張謇〔55〕所領導的統一黨與黎元洪所領導的民社黨，又拉了幾個小的政團，亦合組為共和黨，推梁啓超為領袖。中山先生曾呼籲兩黨以英美先進國為模範，以公理是非為依歸，不以黨見相傾軋，完成美善的政黨政治。
〔55〕張謇（1853—1926）：字季直，江蘇南通人。1885年乙酉科舉人，1894年參加殿試，得一甲第一名，賜進士。之後，以教育、實業為事業。1911年辛亥革命後，被推為江蘇臨時議會議長。並與陳德全、章炳麟創辦統一黨。次年1月，任南京臨時政府實業部總長，未就。1913年9月，任北京政府農商總長兼全國水利局總裁。袁世凱稱帝前，請假南歸。之後仍以從事實業為主，歷任中國銀行聯合會會長、華成鹽墾公司總理、吳淞商埠督辦、交通銀行總裁等職務。有《張季子九錄》、《張謇函稿》、《張謇日記》等傳世。
是年九月，中山先生由北京蒞晉，十九日，在太原各界歡迎大會上，曾嘉勉我們說：「去歲武昌起義，不半載竟告成功，此實山西之力，閻君伯川之功。不但山西人當感戴閻君，即十八行省亦當感謝。何也？廣東為革命之原初省分，然屢次失敗，滿清政府防衛甚嚴，不能稍有施展，其它可想而知。使非山西起義，斷絕南北交通，天下事未可知也。」又對山西商學界歡宴上演講說：「前在日本時，嘗與現任都督閻君謀畫，令閻君於南部各省起義時，以晉省遙應。此所以去年晉省聞風響應，一面鼓勵各省進行，一面牽制滿兵南下，而使革命之勢力迅疾造成也。」又在我的歡宴會上演說：「武昌起義，山西首為響應，共和成立，須首推閻都督之力為最。今非享福之時，尚須苦心建設十年，方可言享福。文摒一已權利，為四萬萬同胞謀幸福，願與各位共勉之。」這對我實在是過獎之辭，而山西革命同志與全體軍民，受此鼓勵，則感到萬分興奮，並對我們偉大領袖孫總理永遠崇拜不已。總理臨行時，特囑：「北方環境與南方不同，你要想盡方法，保守山西這一塊革命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