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錫山回憶錄 · 三、二次革命的波折與民初山西的境遇

民國元年（1912年）七月，廣東都督胡漢民來電說：「近得京友確報，中央現主極端集權，實行軍民分治，收軍權財權暨一切重大政權，悉褫中央。懼各省都督之反對，則大借債，以操縱之，雖失權於外人，亦在所不惜。此後救濟之法，惟有聯絡東北各省反對力爭，或可補救一二。」旋接江西都督李烈鈞電，亦同此意，並力主應以地方監督政府，不使政府操縱地方，以免失權外人，復陷專制。我當時對他們的主張深表同情，於是很快復電贊同，並說明：「地方分權，古今通義，征諸歷史，根據甚深。且中國省界之大，動逾千里，非東瀛府縣、西歐州郡所可比擬，即授以各國地方行政之權，尚覺輕重失當，遑論集權中央。況當建設時代，伏莽未靖，軍政、民政其權不容分屬，宜授各省都督以行政特權，限以年歲，使其厲行整理，因循玩慍，屆期不舉者，嚴加懲處，使政府與地方互相維持，互相監督，庶政府之野心不萌，而各省亦不至逾權越限。俟國基鞏固，然後徐圖集權，尚未為晚。」 這一聯電力爭的行動，李烈鈞同志和我曾廣為聯絡，經過一個多月的努力，明白復電給我不表贊同的，只有四川都督胡景伊〔1〕，積極表示贊同的，則有湖南都督譚延闓，江蘇都督程德全〔2〕，奉天都督趙爾巽〔3〕。我初以奉天趙都督老成望重，由其領銜入告，較有裨益，李烈鈞同志亦表示同意。嗣經我馳電相詢，趙君不願領銜，乃推廣東胡都督主稿，由江蘇程都督領銜電京。 〔1〕胡景伊（1877—？）：字文瀾，四川巴縣（今重慶巴南區）人。在日本士官學校第三期步兵科學習，加入中國同盟會。回國後先後在四川、雲南從事軍事教育。1911年5月任廣西混成協協統兼第一標統。1913年任四川都督。1915起，任北京政府參政院參政，旋改任毅威將軍。 〔2〕程德全（1860—1930）：字雪樓，四川雲陽人。1890年赴京入國子監肄業。後長期在黑龍江任幕僚。1901年升直隸州知州。1910年任江蘇巡撫。辛亥革命後，被推為江蘇都督。次年任南京臨時政府內務部總長。曾與章太炎組建統一黨。1926年入常州天寧寺，法名寂照。 〔3〕趙爾巽（1844—1927）：字次珊，奉天（今遼寧）鐵嶺人。1874年甲戌科進士，授翰林院編修。1902年起，先後任山西、湖南總督，戶部尚書，四川總督，湖廣總督，東三省總督。武昌起義後，任奉天保安會會長，奉天都督。1914年，任清史館總裁，主持編撰《清史稿》。 奉天都督趙爾巽本是滿清重臣，曾經做過山西的巡撫，當宣統退位前，他是東三省總督，其力量幾與袁世凱相埒。袁世凱深知不釋趙之兵權，即難實現迫清帝退位，而國政自為之迷夢，所以經過頗費周折的運用，卒至撤銷了東三省總督，而任趙為保安會會長，才公開其倒清之舉動。趙之所以參加我們反中央集權的行動，我之所以提議推趙領銜，皆以此為前因。江蘇都督程德全在趙爾巽任東三省總督時，曾任奉天與黑龍江巡撫，其後調任江蘇，民元曾任孫大總統之內務總長，對革命頗表同情，是以亦參加我們這一反中央集權的行列。結果這一行動並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反益增中央對地方之疑忌。這是二次革命以前的一件事，亦可以說是二次革命的前因。 民國二年二月正式國會成立，國民黨籍議員占了最多的席次，政府國會之間果能真誠合作，則國家即已步入憲政坦途。乃不幸三月二十日本黨代理事長宋教仁先生被刺於上海車站。接著四月二十六日政府未經國會同意，又與五國銀行團簽立了二千五百萬英鎊的大借款合同。於是國會譁然，張繼首以參議院議長資格通電反對借款。及至眾議院選出湯化龍〔4〕為議長，政府始將大借款案咨請國會備案。此時湯化龍雖合共和、統一、民主三黨為進步黨（黎元洪為該黨理事長），以與國民黨抗衡，並未能使國會通過此案。同時各省軍民長官並紛電責難，而江西都督李烈鈞，廣東都督胡漢民，安徽都督柏文蔚〔5〕，反對尤烈。本黨對此問題之態度頗不一致，中山先生主張興師討伐，黃興先生主張循法律途經解決。中山先生之主張系一秉為黨國之大義，而黃興先生之主張亦系基於保全革命力量之苦心。武昌黎元洪副總統為平息政治風潮，提出宋案劃歸法律，靜候法庭解決，借款予以追認，而審計用途，頗獲多數省份的贊同。衡諸當時本黨同志所能掌握之武力，實不足以與袁軍抗衡，審時度勢，我遂一面聯合各省呼籲和平，一面連電黎副總統，請其迅速領銜調處。雲南都督蔡鍔〔6〕、陝西都督張風翽與我采相同之行動。 〔4〕湯化龍（1874—1918）：字濟武，湖北蘄水（今浠水）人。1904年辰科進士，曾任山西大學堂國文教學。1906年赴日本法政大學專門部學法律。1909年被推為湖北諮議局議長。次年被推為各省諮議局聯合會議長。武昌起義後，任湖北省政府民政總長。之後，歷任南京臨時政府陸軍部秘書處處長，北京政府教育總長、眾議院議長、段祺瑞政府內閣總長。1918年出國遊歷，9月在加拿大被刺而死。 〔5〕柏文蔚（1976—1947）：字烈武，安徽壽縣人。青年時期曾與趙聲等人組織強國會，與陳獨秀組織岳王會，謀反清抗外侮。1907年與孫毓筠等謀炸兩江總督端方，事敗後，走赴東北，在吳祿貞軍中任職。武昌起義後，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安徽都督、北伐軍第二軍軍長。1928年起，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國民政府委員等職。 〔6〕蔡鍔（1882—1916）：字松坡，湖南邵陽人。戊戌變法後在上海入南洋公學，次年赴日本留學。之後即投入反清運動，先後在湖南、廣西、雲南等處任軍隊教官。武昌起義後，任昆明革命黨起義總指揮。二次革命時，策劃西南各省反對袁世凱獨裁。1915年12月，與唐繼堯等在昆明宣告雲南獨立，通電討袁，任護國軍第一軍總司令。袁世凱死後，任四川巡按使、四川都督兼省長。1916年11月8日在日本病逝。 結果黎副總統之調處未見端倪，而袁總統於六月九日至七月一日先後下令罷黜李烈鈞、胡漢民、柏文蔚三督，且遣李純〔7〕馳兵扼駐九江〔8〕，赴贛之師又源源出動。斯時復值俄人嗾使庫倫〔9〕內犯，綏、晉首當其衝。我於憂憤之餘，特於七月七日上袁總統這樣一個電報： 北京大總統鈞鑒：竊錫山本一介武夫，罔知大計，濫竽民國，毫無建白。自宋案發生，適逢借款成立，人心搖動，訛言四起，憂國之士每慮南北水火，演成分裂之勢。錫山竊以為中國之患不在南而在東：南北雖兄弟鬩牆，可以理喻；滿蒙為強鄰虎視，必以力爭。溯武昌起義，各省響應，我大總統置身於兩疑之地，憂深慮遠，統籌兼顧，津京秩序得以保持，近衛師團翕然聽從，親貴財產不盡落於外人之手。馴至〔10〕清帝退位，民國告成，兵家所謂全國為上〔11〕，我大總統有焉。當事之方急，克強（黃興字）諸公馳驅戰地，危在疆場，我大總統側身京師，慍於群小，其謀國也同，處憂患也同。今以一事之誤會，意見之微異，釀成同室之爭，但略予疏通，即可渙然冰釋，而環觀全球，外患叢集，積薪厝火，危不可言。東鄰野心，早暗視滿洲為己有，彼勝俄之後，猶不敢據領之者，實因俄有以牽之也，不得已與仇俄協約，意在平分。更有迫日本以不容緩圖者，即美國巴拿馬運河開通〔12〕是也。菲律賓雖屬美之領土，實在日本勢力範圍之中，而日所以不敢取之者，以與俄戰後之元氣未復耳。美國亦知其終難和平解決，甚欲乘其元氣未復之時與之一戰，惟因巴拿馬運河未通，大西洋軍艦運輸不便，故遲遲未發。日本亦深知巴拿馬運河開通之後，彼在東南亞勢力美必出而干涉，乘此運河未通，則攫我滿土，愈不容緩，特無隙可乘耳。今宗社黨〔13〕盤據東省，予日人以可乘之隙，而日人乘機以接濟之，南北風潮疊起，又予宗社黨以可乘之隙，而日人又從中推助之。日政府非求好於南，而意實在滿也，若墮其奸術，則瓜分立召。東而滿洲將成朝鮮之續，西而新甘一帶多系升允〔14〕（清陝甘總督）黨羽，倘出而號召，擾亂堪虞，北則蒙古煽動，中俄協約將成泡影。西藏喇嘛久蓄叛志，英人野心，其欲逐逐，而內地好事喜亂之徒，難保不乘機竊發。加之我國會匪遍地，群盜滿山，教堂林立，洋商麇集，一旦潰決，外人之生命財產將何以保持，勢必惹起列強幹涉，國之不國瞬息間耳。言念及此，實堪痛心！推其由來，皆因木腐蟲生，疑忌之一念所致。伏思黎副總統倡義武昌，力維大局，我大總統與孫黃諸公締造民國，艱苦備嘗，推其初心，無非救國，而經營年餘，險象環生，堂堂神州，儻不亡於滿清，而亡於民國諸公之手，則天下後世將謂我大總統何？今者三督解職，足征無他。望我大總統開誠布公，敦請孫黃二公入都，共圖國事，破除黨見，一致進行，則內憂潛消，外患自滅。「其亡其亡，繫於苞桑〔15〕。」民國幸甚！中國幸甚！山西都督閻錫山叩陽印。 〔7〕李純（1875—1920）：字秀山，天津人。1889年入北洋武備學堂，1911年任北洋陸軍第六鎮統制（師長）。民國建立後，改任第六師師長。1913年7月任九江鎮守使。9月署理江西都督。1915年授陸軍中將，加上將銜。1920年曾任南北議和總代表。同年自殺（或雲被他人刺殺）。 〔8〕九江：地名，屬江西省，在鄱陽湖與長江相交處。 〔9〕庫倫：地名，今蒙古國首都烏蘭巴托。 〔10〕馴至：漸進到……時候。出自《易·坤》：「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11〕兵家所謂「全國為上」：出自《孫子兵法謀攻》。 〔12〕巴拿馬運河開通：巴拿馬運河始鑿於1881年，1914年完工，1920年正式通航。美國與巴拿馬於1903年簽訂《美巴條約》，美國一次付給巴拿馬1000萬美元，並每年支付25萬美元租金，取得開鑿運河並永久使用的權利。 〔13〕宗社黨：清末民初政派。由滿洲貴族良弼、鐵良等組建，旨在維護清廷統治。1912年，革命黨人炸死良弼，清帝又被迫退位，其黨逐漸解散，殘餘勢力仍在東北活動。 〔14〕允升：字吉甫，蒙古鑲藍旗人。清代舉人。曾任陝西督糧道，山西按察使，甘肅布政使，陝西江西巡撫。閩浙、陝西總督。1911年武昌起義後，重被任命為陝西巡撫負責陝西軍事。之後，數次策動復辟活動，均告失敗。 〔15〕其亡其亡，繫於苞桑：出自《易·否》。以桑樹叢生比喻根深蒂固。在此比喻人民團結，國家穩固。 本來李烈鈞對袁已有「遵令免官」的復電，胡漢民亦有「請授赴藏方略」的表示（胡免粵督後，被任為西藏宣撫使），袁若不再相逼太甚，尚有策商餘地。而袁軍向李烈鈞等橫施壓力，李純部先在九江發動攻勢，李烈鈞乃於七月十二日在江西湖口宣布獨立。不數日，黃興響應於南京，陳其美〔16〕響應於上海，安徽柏文蔚、廣東陳炯明〔17〕、福建許崇智〔18〕、四川尹昌衡〔19〕、湖南譚延闓亦先後獨立，紛紛組織討袁軍，實行二次革命。長江流域獨武昌黎副總統與浙江朱瑞〔20〕宣布保守中立。中山先生髮表宣告，促請袁氏辭職，以息戰禍。袁氏對中山先生的勸告置若罔聞，且用兵益急。結果因民軍部署未周，且與袁軍相較，眾寡懸殊，不一月間遭到了全面的失敗。 〔16〕陳其美（1878—1916）：字士英，浙江吳興（今湖州）人。青年時在上海商行任會計。1906年赴日本留學，入警監學校，加入同盟會。1908年回國，在京、津、滬等地從事反滿活動。1909年加入上海青幫。武昌起義後，在上海發動起義，任滬軍都督。1915年袁世凱稱帝，回國參加討袁，任淞滬長官司令。1916年5月18日被袁世凱派人暗殺於上海。 〔17〕陳炯明（1878—1933）：字競存，廣東海豐人。1909年加入中國同盟會，在廣東多次發動起義。1911年武昌起義後，在東江組織民軍起義。11月，任廣州副都督。1913年任廣東都督。二次革命時，宣布廣東獨立，從事反袁活動。1917年，回廣東參加護法運動，被孫中山任命為閩粵軍總司令。1920年，任廣東省省長兼粵軍總司令。1922年6月，在廣東叛亂，企圖謀害孫中山。其軍隊旋被黃埔軍校學生軍消滅。後退居香港，並於1931年創立致公黨，曾任該黨總理。 〔18〕許崇智（1887—1965）：字汝為，廣東番禺人。早年赴日本士官學校學習，1905年加入中國同盟會，回國後在福建新軍內任職，官至第二十協協統。1911年武昌起義，舉兵響應，被舉為閩軍總司令。二次革命失敗，在日本加入中華國民黨。1917年任大元帥府參軍長。1925年率軍擊敗陳炯明叛亂。後在國民政府中歷任中央執行委員、監督委員等要職。晚年寓居香港。 〔19〕尹昌衡（1886—1953）：原名昌儀，字碩權，四川彭縣人。早年在四川武備學堂、日本士官學校學習軍事。在日本加入中國同盟會。1911年升至四川陸軍小學總辦。同年10月，在成都獨立，任督軍府軍政部部長、督軍。1914年後退出軍政界，在成都築上園，從事著述。有《上園叢書》。 〔20〕朱瑞（1883—1916）：字介人，浙江海鹽人。1903年入南洋陸軍學堂，1905年加入中國同盟會。1910任浙江第八十一標統帶。1911年武昌起義後，率眾光復杭州，並與江蘇義軍會攻南京。1912年任浙江都督兼民政長。後歸附袁世凱。袁謀稱帝，封其為一等侯。1916年，浙江討袁軍圍攻浙江軍署，退居上海。同年病逝於天津。 在這段期間中，中山先生深知山西處於北洋勢力包圍之中，形格勢禁，呼應為難，特秘密派人告我沉默勿言，以保持北方之革命據點，俟南軍北上，再與陝西會合，進攻北京。我剛奉到此指示不久，陝西都督張風翽給我一個電報說：彼已與我聯名拍發一電，反對李烈鈞等行動。我當復電責詢其故，張答覆我說：此舉孫（指中山先生）可諒解。我才知道我所得到中山先生的指示，他亦得到了，以故未得我之同意而出此。這時李烈鈞亦有電給我表示不滿，因李與我在士官學校同屋而居交情甚篤，故他對此頗覺意外。經我復電解釋，他才知道這原是一種未曾得他同意亦未曾得我同意的苦肉計。蓋當時北方諸省除我與張風翽外，餘皆為袁氏基本勢力範圍，張氏此舉，亦可謂為保存北方僅有革命力量的一種權術。 二次革命失敗之後，袁氏乘勢要求國會正式選總統，制定憲法。國會參眾兩院於十月五日聯合舉行憲法會議，即日先行通過總統選舉法，次日就進行總統副總統的選舉，第一二兩次投票，袁氏皆未及法定四分之三的多數，在第三次投票中，始以得票過半數當選，而黎元洪同時當選為副總統。天壇憲草因仍主責任內閣制，未能為袁氏所接受。國會尚在議憲過程中，袁氏於十一月四日假國民黨以主謀二次革命之罪名，而下令解散，並取消參眾兩院國民黨籍議員四百三十八人之資格。十二日又下令取消各省議會之國民黨籍議員。 至是，國會參眾兩院悉以不足法定人數，不能開會，各省議會亦成癱瘓狀態，袁氏乃令組政治會議，研究解散國會及修改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兩大問題。政治會議先於民國三年（1914年）一月十日呈請袁氏解散國會，次又議定約法會議組織條例，由袁氏於一月二十六日公布。約法會議於三月十八日開會，從事於修改臨時約法的工作，由袁氏於五月一日將修訂後的中華民國約法公布。這一約法完全采總統制，國務卿與各部總長均為大總統之僚屬，立法院議員由人民選舉，參政院參政由大總統任命。六月二十日袁氏召集參政院開會，二十九日又命令參政院代行立法院職權。在此制度下的中國，不只是高度的中央集權，而且是極度的總統集權了。自然軍民徹底分治，褫軍權於中央的宿意，更要積極的求其速達了。 山西是民國伊始就實行軍民分治的省分，省行政首長為民政長。山西首任民政長為湖北周渤〔21〕，其後為山西神池之谷如墉〔22〕，河曲之趙淵〔23〕，繁峙之陳鈺〔24〕，其間我曾兼任一度，但為時甚暫。民政長之下，分設內務、財政、教育、實業各司，以分掌各項政事。全省按河東、冀寧、雁門、歸綏四道區，分置河東、中路、北路、歸綏四觀察使（民國二年底將歸綏亦併入北路觀察使範圍內），以理察吏安民諸事。 〔21〕周渤：生卒年不詳，辛亥太原起義前，任太原知府。起義後，閻錫山率軍北上包頭一帶，張錫鑾任巡撫，周渤又任巡警道。 〔22〕谷如墉：字芙塘，山西神池縣人。1890年庚寅科進士，曾任清政府戶部主事。山西大學堂總理、庫倫大清銀行總辦。1912年9月任山西民政長，次年6月署廣東省海關監督。 〔23〕趙淵（1857—1913）：字醴泉，山西河曲縣人。光緒十六年（1890年）進士。歷任四川安岳、德陽、威遠、富順知縣，崇慶、瀘州知府。後隨鐵良調充黑龍江省民政使。1913年1月23日至6月4日，任山西省軍政府民政長。 〔24〕陳鈺（1860—1919）：字震之，山西繁峙人。曾任直隸萬全縣知縣，滄州知州。1913年2月15日至5月13日，任山西軍政府財政司長。1913年6月4日～1914年5月26日，任山西軍政府民政長。1914年5月23日，由民政長改任巡按使，三天後即免職。 省行政各司廳應最早者為財政部門，初改為國稅廳，嗣又改稱財政廳，均歸中央直轄，而受省監督。這也就是顯明的實行中央集權，將財稅權收歸中央的舉措。山西在國稅廳時期，廳長為袁永廉〔25〕，我曾記得有一次民政長陳鈺不同意他的整個國稅計劃，即欲憤而回京。我問了他的計劃以後，同他說：「你的計劃實在不錯，但你應計算計算，實行起來，恐怕卷房要占半個太原城。」他從此自知難以實行而不再堅持其計劃，一場風波方告平息。國稅廳改財政廳後，第一任廳長為季祖平。我祖父青雲公民國三年（公曆1914年）逝世，袁總統即派李氏代表致祭，因為當時財政廳長是在省的唯一中央官吏。 〔25〕袁永廉：字履卿，貴州貴陽人。光緒三十年（1904年）進士。日本法政大學畢業。歸國後，曾在清廷度支部任職。1912年，任北京政府財政部僉事，山西國稅金廳籌備處處長，印花稅會辦。1916年至1928年，任北京政府財政部賦稅司司長。1940年，代理偽「華北政務委員會統稅局」局長。 袁氏為進一步完成中央集權，曾欲廢省存道，使道與中央成為直接關係。這一計劃實施的初步，就是於民國三年五月二十三日明令撤銷各省民政長，改設巡按使，並改各道觀察使為道尹。巡按使雖然在事實上是接替了原來的民政長，但在名分上則不是行政官，而是監察官，特於委派之時，由中央分別令賦以監督財政與監督司法之權耳。此制行之既久，即可逐漸做到廢省存道。 山西第一任巡按使金永〔26〕是一個旗人，其人相當驕悍，是袁特別派來山西消滅民軍勢力的。金永到晉，初任內務司長，但一般人皆知其必主省政無疑，果於改制伊始，即實現之。當時中央為分各省都督之軍權，命各巡按使成立警備部隊，此令一下，金永在晉即積極成立警備隊，其數初為七營，繼並不斷增加，形成對我的甚大威脅。 〔26〕金永：字堅道，浙江杭縣（今餘杭）人。曾任吉林省雙城知府，1914年5月任山西巡按使。1916年7月被閻錫山驅走。 中央集權的另一措施，就是撤銷民政長制之同時，亦撤銷各省都督之制，無論中央與地方將領，均授以將軍或上將軍官職。在中央者上冠一「威」字，駐地方者上冠一「武」字，駐東三省者，則上冠以「鎮安」二字，並分左右將軍。中央將領「威」字之上，並人各冠不同之一字，如段祺瑞為「建威上將軍」，蔡鍔為「昭威將軍」是。地方將領「武」字之上，亦並分別冠以各該省軍事要地之地名中的一個字，如我當時的官職即改為「同武將軍督理山西軍務」。山東都督則改為「泰武將軍督理山東軍務」，其它各省亦然。我的同武將軍的「同」字，是取了山西重鎮大同的一個「同」字，山東泰武將軍的「泰」字，是取了山東重鎮泰安的一個「泰」字。為什麼山西不取太原之名，山東不取濟南之名呢？這一字之差，其用意是很深遠的，那就是將來要讓山西將軍移節大同，山東將軍移節泰安，以軍政分地貫徹軍政分治。這時，北京特地設立了一個將軍府，為軍事將領之大本營。名義上各省將軍之本職亦皆在將軍府，督理某省軍務只是一種兼職，袁氏於民國三年六月三十日的命令中即有謂「出則膺閫寄，入則總師屯」的話。其所以改行這一制度，就是要逐漸的將軍權完全收歸中央。 民初中國外交上首先遭遇的一件大事，就是俄蒙條約。俄國處心積慮，圖我外蒙，歷有年所。清宣統三年，外蒙各地受俄國脅持，已紛紛獨立，逐我官吏，驅我軍隊。俄使並曾向清廷提出蒙人自治與中國不得在外蒙駐兵，不得向外蒙移民之條件，清廷未予承認。民國元年，中國政府正擬進兵外蒙，維護我領土主權之完整，乃俄使照會：若中國進兵，俄當干涉，進而於十一月八日經以俄蒙條約通知我外交部，公然將俄使前向清廷所提條件定入條約，俄國扶助蒙古編練軍隊，且在蒙古享有特權。政府雖嚴詞拒絕，亦屬無效。 我當時認為俄國乘我民國新建，力量未充，奪我主權，攫我領土，吾人斷不能坐視我版圖內之一部，不亡於前清專制之時，而亡於民國告成之日，無論外交折衝能否有效，均應以武力為其後援。否則侵略者將得隴望蜀，內蒙亦恐繼入俄手。特於十一月十三日電請中央准我親率馬兵一獨立旅，步兵一混成旅，屯駐包頭，相機進攻，萬一事機決裂，即占據內蒙各盟旗，然後進窺庫倫。這一電報中，特別說明：「蒙疆系我完全領土，征伐自有主權。內蒙既固，則兵力財力胥為我有，俄雖狡猾，然為我國兵力所及地，當亦無詞以難。即或派兵暗助，亦屬鞭長莫及。如此籌計，我既有最後之設備，彼亦將知難而退。」政府終以種種顧慮，不敢決征蒙之策，只循外交路線與俄使進行談判。 延至民國二年五月，俄國果嗾使外蒙軍分東西兩路大舉內犯，晉軍駐包頭之劉旅，駐大同之陳旅，首先接戰，連電告急。我以北門鎖鑰，關係重要，又於五月二十七日電請親帶一混成旅前赴戰地，親督迎戰。中央以省防重要，坐鎮不可無人為詞，命我派孔庚師長帶隊應援。孔師長率部兼程北上，與綏遠將軍張紹曾部及我劉陳兩旅協力堵擊，敵勢始漸頓挫。 已而因政府對邊防軍事無整個決策，外交總長陸徵祥〔27〕與俄使所商條件又為參議院所否決，敵恃俄援，進犯益急，朔邊各省，岌岌可危。一直延至熊希齡〔28〕在進步黨的擁戴下入組所謂「名流內閣」，孫寶琦〔29〕繼長外交，與俄使重開談判，締結中俄條約五款，外蒙軍方退，邊患方息，而中國之對外蒙，從此亦只剩宗主權的虛名了。 〔27〕陸徵祥（1871—1949）：字子欣，上海人。辛亥革命前，歷任荷蘭、俄國公使。1912年2月，改任俄國臨時外交代表。旋改任外交總長、國委院總理。1913年4月，與俄使議定關於大蒙古問題的協定，因被參院否決，退出內閣，改任袁世凱顧問。之後仍任外長，和次長曹汝霖與日使談叛簽訂「二十一條約」。1919年出席巴黎和會，為首席代表。1927年後，淡出外交領域。 〔28〕熊希齡（1867—1937）：字秉三，湖南鳳凰人。1892年壬辰科進士。1898年8月赴京參加變法活動，奏請在湖南辦學會，創《湘報》。1905年7月，隨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1911年任東三省屯墾局會辦及奉天造印廠總辦。武昌起義後，任江蘇財政司司長，並與張謇組織統一黨，任理事。次年任北京政府財政總長。19132年7月至1914年2月任國務總理。1917年後，主要從事水利、賑災等事業。 〔29〕孫寶琦（1867—1931）：字慕韓，浙江杭縣（今屬餘杭）人。以父蔭任戶部主事，後為聶士成邀，辦開平武備學堂。1900年，隨光緒帝至西安避難，內值軍機處。旋出使法國、德國。1911年任山東巡撫。1913年9月，任外交總長。1914年2月，兼代國務總理。1924年再任內閣總理。 民國三、四年間（1914—1915）是中國最沉靜的時期，亦是袁世凱勢力最盛的時期。各省都督（後為將軍）之籍隸國民黨者，僅僅剩下我一個人，只有臨深履薄，以冀保持此一革命潛力。那時國民黨經過二次革命失敗與袁氏一再摧殘之後，組織頗為渙散。中山先生為重振革命精神，於三年七月改組國民黨為中華革命黨，設總部於東京，並分遣同志回國策進黨務，以圖革命之再舉。斯時，袁氏力迫清除革命黨人，我對來晉同志力保他們身份的秘密，並曾托他們報告中山先生說：我當多方設法保持此一僅存之革命據點；至來晉同志，我決加意保護。中山先生曾囑我與陳其美先生多取聯繫。 三年七月歐戰爆發，中國宣布中立。日本乘間攻占青島，進兵山東，並於四年一月十八日提出二十一條件。舉國聞之，咸表憤慨。然日本於五月七日提出最後通牒之後，袁總統於九日接受，並於十五日與日本正式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中日條約。本來日本久已蓄意侵華，我在日本留學時，日本小學中即以「我ガ滿洲」教其學生。民國建立以來，欺侮中國的帝國主義者，更以日俄英三國為首，日俄兩國暗訂秘密協定，劃分日本之勢力範圍為內蒙與南滿，俄國之勢力範圍為外蒙與北滿，英國對此亦予承認，以換取其在西藏自由行動之密契。這種種侵略行為的加諸中國，一言以蔽之，乃國人勇於對內，不圖自強，有以使然。「弱國無外交」，實在是值得我們警惕的。 我於四年二月應袁總統之召赴京述職，此時正是日本提出二十一條件不久之時，我見總統秘書長梁士詒〔30〕時，梁對我說：「總統準備三年後打日本，著我主財政，唐質夫〔31〕（唐在禮字）主軍事。」我復詢諸唐，一如梁言。我對梁、唐都說：「兄等應該勸阻，不可將總統促居爐火。」他們雖同情我的看法，但他們以為內里的人不好說話，最好由外邊的人說。我當時並不是不同意抗禦外侮，認為打日本須有能打勝的力量，否則輕言實足以招損。 〔30〕梁士詒（1869—1933）：字翼夫，廣東三水人。1894年甲午科進士，授翰林院編修。1903年任北洋編書局總辦。1907年任鐵路總局局長。1911年武昌起義後，任郵傳部副大臣，署理大臣。次年任袁世凱總統府秘書長。1915年請願實行帝制。1916年7月被列名禍首，避走香港。1921年12月，任北京政府國務總理。1928再被國民政府通緝，旋往香港。 〔31〕唐質夫（1880—1964）：字在禮，上海人。一作字「執」夫，名在禮。1901年留學日本士官學校。回國後任庫倫兵庫籌備處總辦。1912年後任總理機要處長等。1951年，任上海文史館館員。 我見袁總統時，曾特地向他陳述：「我們應以備戰而止戰，以強兵而睦鄰，萬一因國家權利不得已而決裂，須切實有戰勝他國之把握。戰勝之要，不外完全之物質與良好之精神，前者可操戰勝權十分之三，後者可操勝權十分之七。」所謂完全之物質，極重要者厥為二事：一為軍械製造之進步，一為徵兵制度之實行。尤其徵兵一事，今世大陸諸國容有徵兵而不強之國，斷無不徵兵而能強之國，蓋非此不足明養一兵、暗收十兵之效，以故百政可緩，惟此為急。至實行手續則不妨漸進，且不難在軍政機關之舉措，而難在民政機關之籌備。民政籌備必須配合國民教育之普及，國民實業之發達，地方警察之健全，地方自治之實行，官吏職任之專一等。所謂良好之精神，就是要養成最後五分鐘之精神。此精神由人民忍苦耐勞之體力與捨生就義之心理合組而成。此二者之鍛煉在軍中，其所以能受此鍛煉之素養，則在民政。民政方面如何完成此良好之精神？一在國民武德教育，一在社會尊軍風尚。精神物質，兼營並進，軍力方可日強，國力方可日固，無論攻守，始能操必勝之左券。他聽了之後，囑我寫一文件提出。我回晉後即本我的主張寫了一個軍事問答，送呈採擇。 我此次晉京見袁為第三次。在我第一次晉京見袁時，他一見面就把我想要對他說的話他先說了，然後問我還有什麼話，使人再無可言。他這樣做的用意，無非是為使人佩服他處事的才智，實則被見的人會感到他是玩弄政治的手段，缺乏謀國的誠意。我辭出之後，谷如墉、賈書堂等幾位老先生問我對袁的印象如何？我說：「英雄有餘，治國不足。」後來聽到有人說，袁氏內衣有很多口袋，分裝內外各方重要資料，對謁他的文武大員，在見面以前，就會從這些資料中預猜要說什麼話。由我的親身體驗中，這話亦不無可信之處。 民初，山西有一個大國民日報，有一天的社論為《袁世凱閻錫山厥罪維均》。不幾天接到北京總統府秘書長梁土詒的一封公函說：「奉諭著將山西《大國民日報》查封。」我答覆他說：「此報日日罵我，今更以大總統與我並罵。如僅罵大總統，我當遵命查封。我少年當政，此報不斷罵我，可以使我自警，更可藉以警惕推翻滿清有功人員，蓋不少有功人員不免因恃功而驕，不守秩序，武斷鄉曲，若無此報，彼等更無忌憚，請轉稟大總統鑑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