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錫山回憶錄 · 一、我幼年的時代背景與獻身革命的經過
我生於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十九年（清光緒九年，1883年），那時中國與世界交通已達百年，因一切不圖進步，故事事相形見絀。在我的幼年時期，中國正處於政治窳腐，軍事失利，經濟落後，外交無能的極度黑暗時代中。清廷黯於時勢，當維新而不維新，有志之士咸認清廷即亡國之前導，救國之障礙，無不義憤填膺，期以改造清廷挽救國家為己任。但因主張不同，遂有保皇黨（又稱立憲黨，維新黨）與革命黨（初稱興中會，繼改組為同盟會）之分立門戶。前者以康有為〔1〕先生為首，主張君主立憲〔2〕。後者以孫中山先生〔3〕為首，主張民主共和。
〔1〕康有為（1858—1927）：中國近代維新派領袖。原名祖詒，字廣廈，號長素，又號更生。廣東南海人。清光緒年間進士。中進士前，即屢次上書，聚徒講學，希冀國家變法圖強。中進士後，在北京、上海組織強學會，設立學堂、報館，鼓吹變法。1898年（即戊戌年），在清廷改革派翁同龢、徐致靖等人支持下，受到光緒皇帝召見，並由光緒帝下「明定國是」詔，促成百日維新。9月21日，慈禧太后發動政變，史稱「戊戌變法」，殺譚嗣同等六人，罷陳寶箴等職，康有為逃亡日本避難。此後即組織保皇會，反對民主革命，主張帝制復辟。著作有《新學偽經考》、《戊戌奏稿》、《大同書》等。
〔2〕君主立憲：君主權力受憲法制約的政權組織形式。有二元制和議會制兩種形式。二元制指君主與議會分掌政權；議會制指國家權力歸議會，君主權力受限制，只承擔禮儀形式的職責。
〔3〕孫中山（1866—1925）：中國近代民主革命家。名文，字德明，號日新，改號逸仙。廣東香山（今中山）人。早年在廣東及港澳行醫。1894年，上書李鴻章，提出政治革新主張，被拒絕，乃赴太平洋島嶼檀香山組織興中會，提出「振興中華」的口號1905年，在日本東京成立中國同盟會，確定「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政治綱領。其間，在國內多次發動起義，均未成功。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成功後，孫中山回國，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是中華民國的締造者。不久，袁世凱竊取政權，孫中山又長期從事反袁活動，曾發動二次革命。北洋軍伐執政時期，他以廣州為根據地，組織護法軍政府，就任大元帥，誓師北伐。1912年，以同盟會為基礎，聯合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會、國民公黨會組成中國國民黨，1921年，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1923年，在廣州召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把舊三民主義改為新三民主義。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著有《孫中山選集》、《孫中山全集》等。
康有為、梁啓超〔4〕戊戌變法立憲，受慈禧太后〔5〕之阻撓而一蹶不振。慈禧之所以一意阻撓立憲，乃受中國四千年傳統的家天下思想所驅使，為了維護子孫帝業，即置國家安危於不顧。殆至我革命黨之力量屢仆屢起，澎湃全國，清廷方圖於癸丑（辛亥後二年）立憲，已不及措。後人每有謂「戊戌立憲，萬世帝王；癸丑立憲〔6〕，國破家亡」，這實在是對領導失時者之真實寫照。
〔4〕梁啓超（1873—1929）：字卓如，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與其師康有為一起倡導維新變法，號稱「康梁」。1898年入京，參與「百日維新」，辦京師大學堂、譯書局。變法失敗後逃亡日本，從事著述。辛亥革命後，一度在北洋政府任財政總長等職。「五四」前後，倡導文體改良。其著述涉及面極廣，編為《飲冰室合集》。
〔5〕慈禧太后（1835—1908）：又稱「西太后」，「那拉太后」。清代咸豐皇帝妃。1861年（咸豐十一年），咸豐帝死，其子載淳即位，年號同治，她被尊為太后，徽號慈禧，與慈安太后共同垂簾聽政。1875年，同治皇帝死，立其侄載湉為帝，年號光緒，她仍然聽政。在經濟上採用洋務求富政策，在政治上反對維新派。光緒帝重用康有為等人實行「百日維新」時，她即發動政變，重新干政，幽禁光緒帝，殺害譚嗣同等維新派。1900年，一度利用義和團反帝愛國熱情，對英美等宣戰。八國聯軍入京後，挾光緒帝逃往西安。之後又迫於聯軍壓力，慘殺義和團，並簽訂《辛亥條約》。1901年後，實行新政，且以「預備立憲」延緩國內政治矛盾。1908年病死，清王朝亦隨其亡而走向覆滅的邊緣。
〔6〕癸丑立憲：時稱「預備立憲」。晚清時期，洋務運動興起，資本主義國家政治制度也隨之影響清王朝政體的改革。光緒三十一年（1905），清廷派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端方、紹英五大臣往東西洋各國考察其憲政；次年七月，頒諭實行憲政，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先採取措施，預備立憲。宣統二年（1910），以各省督撫要求各省之諮議局人民代表請願速開國會推動，詔原定宣統八年（1916）召開國會，宣布憲法，改為宣統五年（1913）立憲。然辛亥革命已於宣統三年（1911）爆發，清廷覆亡。
中國四千年來君位傳子專制的家天下思想，不只鑄成了政治的保守，抑且阻礙了物質的發達，中國的貧窮，實以此為根因。這是我自己的一個看法，我並且十分相信我這個看法。有人說中國文化不注重發達物質，反對奇技營巧，即妨礙了發達物質，我認為這是一個極不公平的批評。因為中國文化提倡「正德利用厚生〔7〕」，「正德」是以德顯能，「利用」是以物養人，「厚生」是美善人生，最注重發達物質。「孝悌力田〔8〕」，即是重農。「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9〕」，即是重工。至排斥奇技營巧，不是指發達物質說，是指在不適於人生處耗費精神說。中國由古以來教民生活，不貴異物賤用物，不作無益害有益，這話反面是打擊奇技營巧，正面即是提倡發達物質。惟實現「正德利用厚生」，必須是「天下為公〔10〕」的政治，不幸中國君位傳賢只歷兩代，為時一百六十餘年，即變為傳子，一私一切皆私〔11〕。在此君位傳子的專制政體下，很難父賢子賢孫孫皆賢，為保持不賢子孫的君位就要忌妒民間的賢能。此所以中國歷代民間發明雖多，不只得不到政府鼓勵推廣，反遭到政府的打擊。此等行為，尤其在二千一百多年前秦始皇〔12〕統一了中國以後為最。繼秦二千年來的政權，做法雖變，但均師其意。蓋中國當時無敵國外患，所慮為其子孫君位之害者，就是中國人民，因而一味施行愚民弱民的政策，不只是物質學問不發達，即精神學問亦成了民間的產物，而不是政治的產物。
〔7〕正德利用厚生：出自《書·大禹謨》：「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唐孔穎達疏：「正德者，自正其德，居上位者正己以治民。」《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絀嫚，謂之幅利。」
〔8〕孝悌力田：古代鄉官名。《後漢書·明帝紀》：「其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唐李賢註：「三老、孝悌、力田，三者皆鄉官之名。三老，高帝置。孝悌、力田，高后置。所以勸導鄉里，助成風化也。」
〔9〕「日省月試」三句：出自《禮·中庸》。漢鄭玄註：「日省月試，考校其成功也。」唐孔穎達疏：「言在上每日省視百工功程，每月試其所作之事。」清鄭觀應《盛世危言·技藝》：「夫別器尚象，古聖王之所由利用而厚民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勸工之典，並列九經。」
〔10〕天下為公：語出《禮·禮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孫希旦集解：「天下為公者，天子之位傳賢而不傳子也。」孫中山先生據此號召實行其民主共和的政治理想。
〔11〕「不幸中國君位傳賢只兩代」四句：指上古堯禪位於舜，舜禪位於禹，皆為傳賢不傳子。而禹傳位於其子，遂開啟中國政權傳子制度。
〔12〕秦始皇（前259—前210）：即嬴政，一稱趙政。他在位時，於公元前221年統一全國，建立了第一個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他自稱始皇帝，以圖子子孫孫，以至萬世，永傳其帝位。由於實行專制暴政，嚴刑苛法，賦役繁重，且連年用兵，導致百姓不堪重負，怨聲載道，秦王朝在他去世後不久即迅速滅亡。
中國儒家的學問，「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13〕」，是發達物質的最高動力，亦是道德能力精神物質合一的圓滿道理。中國由古以來，說人民的幸福，一為壽，二為富，三為康寧，四為修好德，五為考終命〔14〕。富必須加大生產力，正為發達物質的動力，其餘壽、康寧、修好德、考終命，亦均鬚髮達物質來完成。所以說中國物質科學不發達，不是受中國文化的影響，而是被君位傳子專制政體的政治力量所枷鎖。明末李自成〔15〕造反，就是因政府忌妒他富而好施迫成的。
〔13〕「貨惡其棄於地也」四句，出自《禮記·禮運·大同篇》。意為人們珍惜勞動產品，但毫無自私自利之心，不會將它據為己有；人們在共同勞動中以不出力或少出力為恥，都能盡全力地工作，卻沒有「多得」的念頭。只有樹公心、去私心，才能達到貨盡其用、人盡其力的境界。
〔14〕壽、富、康寧、修好德、考終命：出自《書·洪範》。考終命，指享盡天年。唐孔穎達傳：「各成其長短之命以自終，不橫夭。」
〔15〕李自成（1606—1645）：明末農民起義軍領袖。陝西米脂縣人。明崇禎三年（1630），加入起義軍，號闖將。崇禎十七年（1644），在西安建立大順政權，旋攻克北京，推翻明朝統治。然不能約束部下，被明將吳三桂引清兵入京後擊敗。
為籠絡才智而開科取士，亦為維護君位的一個重要政策。這一政策發展到八股文〔16〕時代，可謂極盡控制人思路，耗竭人腦力之能事了。我就讀私塾時，尚習作八股文，深感其在人腦中是懸崖絕壁，有時苦思終日，寫不出一個字來，不同於研究科學之有道路，有階梯。所以我常說：假如把作八股文的精神用於研究物質科學，其成效不知有多少倍。
〔16〕八股文：亦稱時文、制藝。明清時科舉考試所定的文體。每篇由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八部分組成，因名八股文。其題目一般摘自儒家經典《四書》，所論內容也應根據宋代朱熹的《四書集注》等書，不許自由發揮。
我十九歲時（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為時勢所驅，認為欲有補時艱，有濟國危，只有投筆從戎，乃考入太原國立武備學堂〔17〕。越三年，清政府選送日本學習陸軍。山西那一次共去了二十個人，其中我和姚以價〔18〕、張維清〔19〕三人是北京清廷給以公費，其餘十七人是省給以公費。當出國之前，山西巡撫（俗稱撫台）張曾〔20〕等所謂五大憲〔21〕（撫台、藩台、臬台、學台、道台）對留日學生諄諄告誡：到日本後千萬不可接近革命黨人，以免誤入歧途。提到孫中山先生，尤極盡詆毀之能事。但我一登上日本的船隻，就不禁有無限的感慨！人家船上的員工做甚務甚，謙虛和藹，人少事理，與我們中國人的做甚不務甚，驕橫傲慢，人多事廢，顯然是一個進步與落後的對照。比至日本之初，雖對日本何以國小而強，中國何以國大而弱，不斷在腦中縈迴，然因臨行時清官吏之言猶在耳，仍存心拒與革命黨人往來。但逐漸由所聽到的話與所看到的書中，感到清政府誤國太甚，特別是有一天偶爾翻閱保皇黨出刊之《中國魂》〔22〕，益念知清廷之腐敗無能，清官吏所吩咐千萬不可接近革命黨人的話，至是在我腦中全部消失，遂決心加入推翻滿清政府的革命。
〔17〕考入太原國立武備學堂：山西武備學堂，屬晚清山西巡撫胡聘之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奏請設置，因戊戌變法失敗而停辦。光緒二十八年（1902），山西巡撫岑春煊在成立山西大學堂時，奏請恢復了山西武備學堂，四年後改為山西陸軍小學堂。學堂以培養下級軍官為主，學制三年。閻錫山在十九歲這年，與結拜兄弟黃國梁、張瑜以及溫壽泉、喬煦、姚以價、榮福桐等人一起考入該學堂。
〔18〕姚以價（1882—1947）：字維藩，號龍門。山西河津人。1900年考入山西武備學堂，後赴日本，入士官學校。1905年加入中國同盟會。回國後在山西督練公所任職。1911年10月太原起義時，為第八十五第三營管帶，被推為起義司令官，指揮攻打撫署。隨即轉赴江西、雲南等地任軍職。1947年授陸軍上將銜。
〔19〕張維清：生卒年不詳，山西陽曲縣人。1904年由山西武備學堂被選為赴日留學軍事的學生，入振武學校及東京士官學校。回國後，任山西新軍測繪隊隊官。
〔20〕張曾（1852—1920）：字小帆，直隸南皮（今屬河北）人。同治七年（1968）進士。曾在湖南、福建、廣西等地任職。光緒二十九年（1903）任山西巡撫。三十三年，遣兵捕殺女革命黨秋瑾，為輿論譴責。後調任山西巡撫，曾派五十餘名學生到日本留學，旋稱病歸家。
〔21〕五大憲：省一級五種官制。指撫台、藩台、臬台、學台、道台。撫台指巡撫，是最高長官，負責軍事、刑獄、吏治等。藩台，也作「藩司」，為布政使的別稱，清代為總督、巡撫的屬官，專管一省財賦與人事。臬台，按察使的別稱，負責考核官吏。學台，學政的別稱，負責一省教育的官吏。道台，一省道員的別稱，負責行政的官員。辛亥年太原起義前山西巡撫為陸鍾琦，布政使為王慶平，提法使為李盛鐸，提學使為駱成驤，勸業道為王在貞。
〔22〕中國魂：1898年9月21日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啓超逃亡日本，看到中日兩國之差距，即尋找強國之路，著文辦報。尤其注重以「大和魂」的功效，因而探尋塑造「中國魂」，呼籲國人重視歷史教育，力倡尚武精神。1899～1902年，梁啓超通過《清議報》和《新民叢報》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對「中國魂」進行啟蒙宣傳，於中國思想界影響極大。如，1899年的《中國魂安在乎》、《東籍月旦》、《論教育當定宗旨》等等，都是苦尋「中國魂」的有名文章。其中最有名，也是最早提出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文章當屬《中國魂安在乎》：「今日所最要者，則製造中國魂是也。中國魂者何？兵魂是也。有有魂之兵，斯為有魂之國。夫所謂愛國心與自愛心者，則兵之魂也。而欲將製造之，則不可無其藥料，與其機器。人民以國家為己之國家，則製造國魂之藥料也；使國家成為人民之國家，則製造國魂之機器也。」1902年，梁啓超在歷史學新著作《新史學》中更認為，舊史學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是「帝王將相之家譜」，少數人的「墓志銘」。1902年，梁啓超將有關塑造「中國魂」的文章，結集為《中國魂》，由上海廣智書局出版。
斯時正值孫中山先生在海外倡導革命，我聞其說奮然興起，即由結識而參加其所領導之革命運動。翌年（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中國革命同盟會（簡稱同盟會）在東京成立，我們參加革命運動之同志，均為同盟會會員〔23〕。我開始參加革命運動，距我到日之初僅僅三月，而我個人對革命事業之背向，則自覺判若兩人。我由此深深感到為政不可落後了時代，如落後了時代，則所培植之人才，皆為崩潰自己之力量。清政府選送日本士官學校第六批之留學生二百六十餘人，超過前五批的總和，不能說不注重留學生了，但參加推翻滿清政府的革命運動的，也多是我們這第六批留學生，這完全是清政府領導失時所致。
〔23〕均為同盟會會員：指閻錫山等在1905年加入同盟會。閻錫山1904年赴日留學，屬清政府第六批派遣赴日留學生。他們先進入東京振武學校學習。該校專門訓練中國陸軍留日學生。1906年秋，閻錫山入日本弘前步兵第三十一聯隊實習一年，1907年進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六期學習，1909年畢業返國。在日本留學期間，閻錫山聽過孫中山幾次演講，並在1905年10月經山西最早的同盟會員神池縣谷思慎介紹加入中國同盟會。當時主盟者為同盟會領袖黃興。
我們在日本時，清廷曾要求日本驅逐中山先生並禁止革命書刊，日本政府未予接受。當時留學返國的革命同志，被清廷殘殺者屢有所聞，我們即從日本致函北洋大臣袁世凱〔24〕與南洋大臣端方〔25〕，要求他們停止殘殺，如不接受，即不惜以一萬革命同志的生命來換他們兩人的生命。我們返國之後，一則因清廷建立新軍〔26〕，須以留學生為主幹，一則因我們對袁世凱、端方的神經戰，使他們有了戒心，於是這一批留學生很快的都在清軍中取得職位。
〔24〕袁世凱（1859—1916）：字慰亭，號容庵，河南項城人。早年投在淮軍吳長慶手下從軍。1895年參加維新團體強學會。戊戌政變時，出賣維新派，獲慈禧太后寵幸。1901年，繼李鴻章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從此擴張其勢力，形成北洋軍閥。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後，憑藉其勢力及帝國主義支持，出任內閣總理大臣，並以武力威脅孫中山讓位，又挾制清廷宣統皇帝退位，成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後解散議會，篡改憲法，並在1915年12月宣布次年為洪憲元年，即皇帝位。因此國內反袁稱帝，蜂起雲涌。1916年3月22日，袁世凱被迫取消帝制，仍稱大總統。6月6日，憂懼而亡。
〔25〕端方（1861—1911）：清末滿洲正白旗人。字午橋，號匋齋。曾在陝西、湖北、湖廣、江蘇等地任巡撫，署兩江總督。1905年出國考察政治，次年回國，建議預備立憲。1911年任川漢、粵漢鐵路督辦大臣，率軍入川鎮壓保路運動，在資州（今四川資中）被起義軍殺死。諡忠敏。有文采，善收藏，著有《端忠敏公奏移》、《匋齋吉金錄》。南洋大臣，為南洋通商大臣的簡稱，與北洋大臣相對，負責江南通商外交甚至海防事務。然端方履歷不見有任南洋大臣之記述。或南洋大臣應由兩江總督兼任，故閻錫山有端方任南洋大臣之說。
〔26〕新軍：清末按照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軍制建立的新式陸軍。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袁世凱以胡燏棻在天津小站訓練的「定武軍」為基礎，擴編為新建陸軍。張之洞也在其任兩江總督時練新軍。之後，新軍逐漸擴展成清軍的主要部隊，並以北洋新軍為中央軍，由袁世凱掌控。而各省新軍則多有被同盟會等反清勢力控制者，成為推翻清朝統治的重要軍事力量。如閻錫山回國後不久即任山西新軍第八十六標標統（相當於團長），故他說：「於是這一批留學生很快的都在清軍中取得職位。」
曾記得加入同盟會的誓言中有「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四句話，我對平均地權這一句話的意義不甚了解，有一天向中山先生請教。他告訴我說：「平均地權的『權』字，不是量也不是質，這也就是說，不是說地畝多少，也不是說地質好壞，是說他的一種時效價值。」我聽了說：「我還是不明白。」他說：「我給你舉一個例子，如紐約原來是個沙灘，可以說不值一個錢，現在因繁盛起來，一方尺地即值銀子七百兩。」當時我未問一方尺的尺是英尺，還是公尺，但我曾問：「美國也是花銀子，說兩數麼？」他說：「不是，美國的貨幣，名叫套如。一套如約等於我們中國一兩銀子。我說一方尺值七百套如，你一定不曉得是什麼價值，所以我和你說是值七百兩銀子。」我說：「那麼，你說的平均地權，就是平均這一文不值漲到七百兩的地價麼？」他笑了笑說：「你說對了。」他繼續說：「原來一文不值，今天值到七百兩銀子，不是人力為的，也不是造化予的，這純乎是因國家經營所提高，不應當讓地主享有，應該由國家享有。」我說：「我明白了。」他又說：「如紐約的這一種事實，世界上太多了。就我們中國說，上海、天津、漢口、廣州都是這樣，而且還在繼續發展，因此我認為應該實行平均地權。」我接著問：「商埠碼頭可以如此，普通都市也可以如此嗎？」他說：「凡有此種事實者，均應如此。」我又問：「耕作地是否可以如此？」他說：「耕作地因國家經營提高價值的事很少。」我復問：「因人力改良而增漲的地價可否歸國家享有？」他說：「不可，人力改良的應歸出人力者享有。」這一席話歷時三十分鐘。在此短短三十分鐘的談話中，中山先生問我：「你明白了嗎？」總在十次以上，那一種諄諄誨人的親切態度，至今思之尤覺敬服不置。
我加入同盟會之後，中山先生指示我們學軍事的同志不可參加外部活動，以保身份之機密，但應在內部建立一純軍事同志之組織，負起革命實施之責。此組織定名為「鐵血丈夫團〔27〕」，蓋取《孟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28〕」之義。參加此組織的二十八人中，山西即有溫壽泉〔29〕、張瑜〔30〕、喬煦〔31〕與我四人，其它如浙江黃郛〔32〕，江西李烈鈞〔33〕，陝西張風翽〔34〕，雲南羅佩金〔35〕，湖北孔庚〔36〕等，都是辛亥前後之革命中堅人物。
〔27〕鐵血丈夫團：孫中山在中國同盟會內部建立的純軍事幹部組織。其中成員以留日學員為主。據說其團員共28人，計為山西何澄、閻錫山、溫壽泉、張瑜、喬煦，湖南程潛、仇亮，湖北孔庚、朱綬光、何成浚、李書城，雲南唐繼堯、羅佩全，江西李烈鈞，陝西張鳳翽、張益謙，四川尹昌衡，浙江黃郛，河南楊增蔚，直隸（今河北）何子奇。他們後來都成為運動新軍，發動辛亥革命的幹將。
〔28〕「富貴不能淫」三句：出自《孟子·滕文公下》，三句之下云：「此之謂大丈夫。」
〔29〕溫壽泉（1880—1955）：字靜庵，山西洪洞人。1902年入山西武備學堂。1904年，留學日本士官學校炮兵科。1905年加入同盟會。1901年任山西督練公所會辦兼陸軍小學堂監督。辛亥革命後，被推為副都督。1936年1月授予陸軍中將。1949年建國後，任北京文史館館員。
〔30〕張瑜（1883—1914）：字玉堂，1902年考入山西武備學堂，1904年赴日留學，入陸軍士官學校第六期，1905年加入中國同盟會。回國後，任山西新軍第八十六標管帶（營長）。辛亥革命後，任山西軍政府第四標標統兼北路軍總司令、山西督軍府參謀長、山西混成旅旅長等職。
〔31〕喬煦：字子和，山西太原人。1902年考入山西武備學堂，1904年赴日本入振武學校，1905年加入中國同盟會，並加入鐵血丈夫團。1909年回國，任職山西督練公所。該年入京會試，授陸軍步兵舉人，後任山西新軍第八十六標一營管帶，秘密策劃太原起義。1911年10月29日太原起義成功後，任前敵司令，增援娘子關，阻擊清軍進攻，並密會清軍吳祿貞，商定一起進攻北京。吳被刺身亡，喬煦曾赴京與段祺瑞接頭，試圖緩和局勢。後遭閻錫山排擠，調任河東軍政檢閱使，不久病亡。
〔32〕黃郛（1880—1936）：字膺白，浙江紹興人。1905年，加入中國同盟會。辛亥革命時任滬軍都督、陳其美的參謀長兼第二師師長。1924年，一度代行北洋政府內閣總理，攝行總統職權。後任外交部部長、行政院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等職。
〔33〕李烈鈞（1882—1946）：江西武寧人，原名烈訓，字協和。1904年赴日本學習軍事，1907年加入同盟會。次年回國，先後在江西、雲南從事軍事活動。辛亥革命後，被舉為安徽都督，次年任江西都督。宋教仁被刺殺後，在湖口宣布獨立，通電討袁，掀起「二次革命」。後歷任國民軍總參議、國民政府委員軍事委員會常委等職。
〔34〕張鳳翽（1881—1958）：字翔初，河南沁陽人。1902年入陝西陸軍武備學堂。1904年日本振武學校，次年加入中國同盟會，1906年升入陸軍士官學校第六期騎兵科。1909年回陝西，在新軍中任職。1911年10月西安起義後，被推為秦隴復漢大都督。次年任陝西都督。之後在國民政府西任參議員等職。新中國建立後，曾任陝西省副省長等職。
〔35〕羅佩金（1878—1922）：字熔軒，雲南澄江人。1904年入日本振武學校，次年加入中國同盟會。1906年入日本士官學校。回國後在雲南新軍任職。1911年參加雲南起義。1912年授中將，參加護法運動。曾任雲南、四川軍政要職。1921年，參加驅逐唐繼堯。次年唐返回昆明，羅佩金在雙金坡被殺。
〔36〕孔庚（1971—1950）：字雯掀，湖北蘄水（今浠水）人。閻錫山留日同學。回國後，在吳祿貞部任職。吳被刺後，投閻錫山。1912年授陸軍中將。曾任大同鎮守使等職務。1921年後離開山西，在湖北等地參政。1948年寓居武昌。1950年11月病逝。
我在日本留學，於東京振武學校〔37〕肄業二年半，弘前步兵第三十一聯隊實習一年，東京士官學校〔38〕肄業一年半。振武學校是從第六批中國留學生起，專門為中國學生設的。士官學校的中國學生亦不與日本學生同住，且上課亦不在一起，因為日本有若干秘密，是不願讓中國學生知道的。在此五年中，我的時間多用於聯繫革命同志，開展革命工作。暇時常與李烈鈞、唐繼堯〔39〕、李根源〔40〕、朱綬光〔41〕等分析時事，研究政情，並曾編著革命軍操典與革命軍戰法。革命軍操典注重編制之改善，革命軍戰法則注重夜戰，均為適應回國革命而作。實際用於功課的時間不及其半，故每逢考試，輒以意為之；尤其算術一課，多不按公式計算，雖得數能對，老師亦僅給以及格分數。
〔37〕東京振武學校：原名成城中學，自1903年起專門訓練中國陸軍學生，故改名振武學校。中國學生在此學習三年（其中一年為實習）後，方能經過考試進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深造。
〔38〕東京士官學校：即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專門培養陸軍基層幹部。山西籍的何澄、閻錫山、黃國梁、喬煦、張瑜、姚以價、溫壽泉等，都曾在這所軍校學習軍事。
〔39〕唐繼堯（1883—1927）：字口賡，雲南會澤人。他從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回國後，於1911年任雲南新軍管帶，率軍在昆明起義，任雲南軍政府軍政部次長；1913年繼蔡鍔任雲南都督。之後，與蔡鍔通電討袁，又參加護法運動，逐漸成為雲南地方軍閥。1927年被雲龍等威逼去職，不久病死。
〔40〕李根源：光緒二十四年（1898）中秀才，二十九年（1903）入昆明高等學堂。次年留日學軍事，先後畢業於振武學堂與東京士官學校。光緒三十一年（1905）加入中國同盟會，次年春任雲南留日學生同鄉會會長，《雲南雜誌》社經理。宣統元年（1909）回國，任雲南講武堂監督兼步兵科教官，旋升總辦。武昌起義後與蔡鍔等發動新軍響應，成立大漢軍政府，任軍政總長兼參議院院長，繼任雲南陸軍第二師師長兼國民軍總統。後參加「二次革命」。1923年，因反對曹錕賄選總統，退出政壇，隱居吳中。「吳淞戰事」起，與張仲仁等撫傷救民，收殮大批陣亡將士遺骸，葬於五峰山與馬崗山。1926年春夏時，游遍橫山、堯峰、皋峰、穹窿、鄧尉、天池、漁洋、支硎、天平、靈岩、陽山諸山，訪古探幽，歷時三月，撰成《吳郡西山訪古記》。次年葬母親闕氏於藏書小王山，建闕塋精舍，經營「松海」十景。1931年，擔任《吳縣誌》總纂，並撰冢墓、金石卷。同時，擔任吳中保墓會會長，還創辦「善人橋農村改進會」、闕塋小學、成人學校，鑿井築路，綠化山嶺，深為鄉民稱頌。1936年，為營救「七君子」而奔走。抗日戰爭爆發後，積極投入抗救亡運動，與張仲仁等倡議組織老子軍。不久離蘇去內地。
〔41〕朱綬光（1886—1948）：湖北襄陽人，1886年生於福建。1904年，被選送官費留學日本，先入振武學校，嗣入陸軍士官學校第六期，1905年8月，中國同盟會成立，朱綬光入盟，成為最早的會員之一。五年後返國。1925年2月，出任山西都督公署顧問，同時負責創建山西陸軍輜重教練所。閻錫山就任北方國民革命軍和第三集團軍總司令後，朱綬光改任總司令部參謀長和第三集團軍參謀長。1929年2月，代表晉系集團任國民政府編遣委員會經理部副主任，代行主任職權。8月24日，兼任國民政府軍政部政務次長；10月11日，代理軍政部長。1932年出任太原綏靖公署參謀長，1936年被南京國民政府授予中將。1937年8月，任長官部參謀長。1939年6月，重慶政府決定成立「綏遠省內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指導長官署」，閻錫山兼任指導長官，以朱綬光為副指導長官。1944年元月，任軍事委員會上將參議官，1945年10月，任湖北省第一屆監察委員。1948年2月14日，突患腦溢血不治，於武漢寓所去世。
我留日期間，正值明治維新〔42〕，不論政治上與社會上都是一片振興氣象。最使人歷久不忘的兩件事，一件是你無論向任何人問路，他們無不和和氣氣地告訴你，甚至領你到達你所詢問的路口；一件是你無論在任何地方丟失東西，一定有人想盡辦法給你送還。
〔42〕明治維新：日本明治天皇睦仁（1852—1912）時期實行的改革強國運動，對內頒布《帝國憲法》，遷都江戶，改名東京，對外實行侵略擴張，從而使日本迅速成為世界列強之一。
還有日本人崇敬軍人的精神，也使人十分感佩。我在士官學校時，有一次舍營，演習之後，汗透重衣，人民拿出他們的衣服，讓我們穿上，然後替我們將衣服洗淨熨干，並招待我們飲水吃飯。吃了晚飯之後，向我們說：「你們早點睡罷。明早集合的時間我們替你們打聽，叫你們起來，為你們預備早餐，不用你們操心。」
又有一次行軍路經一個鄉村，見有些老年女人向軍隊拱手，若敬神然。我以後向日本人請問為什麼如是恭敬軍人？他們說早年日本政府有云：「敵人的軍隊來了，你敬神神不能替你打敵人，能替你打敵人的是軍人，你與其敬神，莫如敬重軍人。」因此老年的女人尚有這種印象。
日本維新，以發揚武士道〔43〕，提高軍人精神，為其主要目標。我到日本的頭兩年，正值日俄戰爭〔44〕時期，我曾問過日本友人說：「俄國是一個大國，軍隊裝備又好（那時管退炮日本尚不能製造，戰場上擄獲俄國製造者，始行仿造），你們日本有沒有戰勝的把握？」他說：「有。」我說：「你這話有何根據？」他說：「俄國人警告頑皮小孩子的時候，常常說：『你再不聽話，就送你到軍官學校。』他們存著這樣的輕軍心理，我們對他一定有勝利的把握。」但凡事過猶不及，這一段時期，在尚武上俄國是不及，日本是過，俄國在日俄戰爭時固然招致了失敗，日本在二次大戰時，由於軍人驕橫，自由行動，亦難免於失敗。
〔43〕武士道：日本武士遵循的道德準則，即應具有忠勇、節義、廉恥、守信、堅韌等品格，始於鎌倉時代。明治維新後，武士道的等級廢除，但仍然長期宣傳武士道精神。
〔44〕日俄戰爭：日本和俄國在1904年為爭奪中國東北和朝鮮權益而進行的戰爭，以日本戰勝，簽定《朴茨茅斯和約》結束。戰爭的結局導致日本取代沙俄獲得在我國東北的支配地位，為其進一步侵略中國作了準備。
日俄戰爭時為日本軍人精神最盛時期，日俄戰後即漸漸減退。因為戰爭一結束，社會黨（社會上稱之為過激黨）的傳單逢軍人即散，傳單上充滿了諷刺的話，比如說，你們軍人死了許多，為日本換來了什麼？無非是軍人的榮譽與資本家開發滿洲的利益罷了。在此種煽動下，很快的就有小部分軍隊突營的情形。
日本當時的社會黨和掌握下層社會的黑龍會，對中國革命運動，都很表同情與贊助。同盟會的盟友與他們過從頗密，對他們的活動亦多支持。有一次日本社會黨人大衫岩，因被日政府下獄，他夫人及其同黨人向我求助。我想到中國留學生患病住院，領事館每日可給醫療費日幣五元，我遂佯裝患病，經過一位德國醫學博士（亦社會黨人）診斷，允准住院。我一直在醫院住了六個月，把向領事館領到的醫療費，除了醫院費用，所餘九百日元，悉交大衫岩夫人。日本政府那時對社會黨人甚為敵視，這位朋友是社會黨的活躍人物，因而不幸於日本大地震時被日本政府假罪處死了。
民國紀元前六年（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奉中山先生之命，偕盟友趙戴文〔45〕各攜炸彈一枚返國，布置華北革命。至上海港口時，因知海關檢查甚嚴，乃將趙君所攜之炸彈亦集於己身，並向趙君說：「如檢出來，我一人當之，你可不承認是與我同行之友。檢查時，我站在前列，你站後列。」趙君說：「我站前列，你站後列如何？」我說：「站後列有畏懼檢查之嫌，易被注視，仍我站前列為宜。」果然檢查人員檢查後列較前列細密，我遂得渡此難關。其後我向趙君說：「愈危難處愈不可畏縮，畏縮則引人生疑。」行抵漢口，在一家旅館中，很湊巧的看到牆壁上有墨筆寫的兩行字：「事到難為宜放膽，人非知己莫談心」，我想那一定是革命黨人所題，若非革命黨人，腦筋中就不會動此感想。回晉後，在家中住了五天，即到五台山周圍各縣與雁門關內外旅行，向各處學生、教師、商人、僧侶運動革命，歷時三月，復赴日本。
〔45〕趙戴文（1866—1943）：字次隴，山西五台縣東冶鎮人。19歲入太原晉陽書院，27歲入令德堂學習。1904年，以山西大學堂教員身份，赴日本宏文師範深造，1905年加入中國同盟會。1906年與閻錫山回國，先後在晉陽中學等處任教員等職。1911年10月29日太原光復後，任都督署秘書兼將校研究所所長，旋任督署參謀長，北方國民革命軍總參議。1928年12月特任國民政府內政部長，次年任監察院院長。曾堅決反對閻錫山發動中原大戰。1936年，任山西省政府主席，次年兼任第二戰區政治部主任。抗戰期間，堅決反對閻錫山與日本人勾結。1943年12月27日去世。
其後在弘前步兵三十一聯隊實習的階段，看見上海報載，廣東欽州被革命軍占領，興奮之餘，即向聯隊提出因病請求退學之條呈，因為那時我的革命軍戰法已經編成，急欲親往欽州參加革命行動，對我的革命軍戰法實際作一試驗。結果日本聯隊長未批准我的退學請求。當批駁之條呈發下，又見報載欽州已被清軍克復。於今思之，方覺我當時的舉措未免衝動。
民國前三年（清宣統元年，1909年）畢業返國，繞道朝鮮旅行，經京城（今韓國首都首爾—編者）時，適逢朝鮮大臣下朝，人人皆沿牆邊小路而走，且每行數步，即掉頭向我窺視，其狀如鼠之畏貓然。因我穿的是西裝，與日本人無大分別。一望朝鮮大臣之可憐模樣，即知其在路上常受日人凌辱，以故未敢坦行，亦未敢直視。住旅館後，朝鮮報社記者來訪，最後含淚無言而別。至平壤，見有一座建築嶄新的樓房，經詢問獲知為妓女學校。我當時深感亡國之民，生命財產廉恥均無以自保，因而於辛亥革命成功之後，向山西人民普遍講述亡國之可怕，大聲疾呼的提出「救國要在國未亡之前努力」的口號。為進一步使省人以目睹事實自警警人，曾發動山西各界人士組織韓國參觀團，由馮曦〔46〕領導，前往韓國參觀。他們於回國後曾將參觀報告印散山西全省人民，以是山西人民對亡國慘痛都有比較清楚的認識。
〔46〕馮曦（1880—1960）：字子和，山西代縣人。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歷任山西省議長秘書長、六政考核處處長、村政處處長等職。1928年10月，任綏遠省政府委員。1931年12月至1938年10月，任綏遠省政府建設廳廳長。後赴重慶，以詩文自娛。新中國成立後，被聘為內蒙古文史研究館館員。著有《紫禾詩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