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鄉土記 · 街頭巷尾拾零
胡同名
北京歷史上作為明、清兩代的京城，照舊日寫小說的人的說法，是天下第一繁華勝處。大街小巷，經緯密布，數也數不清。北京有不少巷子叫胡同，過去寫作「衚衕」。實際「巷」、「弄」、「胡同」，都是一樣的意思，只不過在讀法上是一音之轉。北京胡同的叫法是從元代大都時廣泛叫起來的。歷史上有專門講北京胡同名稱的書，如明代嘉靖年間張爵編的《京師五城坊巷胡同集》，記載了明代北京三十三坊，各坊胡同的名稱及方位，對論證北京早期的胡同名稱和位置，極具參考價值。再有清代光緒初年朱一新編的《京師坊巷志稿》，那就是《順天府志》的《坊巷卷》，內容更加詳備。此外過去老二酉堂之類的書鋪，還專門刻印過一本《京城胡同名》，又叫《進京不求人》。光緒年間，有一署名杏芬女史的，還編寫過一本《京師地名對》，是家刻本。以上四書，前二種已有重版，後二種現在很難看到了。
過去有一個好說大話的外地人，去了一次北京，回鄉後逢人便吹：「大胡同三千六，小胡同賽牛毛，哪條胡同里我不住個三年二載的。」這雖然是個笑話，但也足以說明北京胡同之多了。如果將《京師坊巷志稿》所記胡同名數一數，雖然沒有三千六，恐怕總也過千了。
北京絕大多數的街名、胡同名，都像過去有些人家的孩子，命名為小狗子、小禿子、三丫頭、二妞一樣，是隨口亂叫，然後約定俗成的。如有座西單牌樓，就叫西單北大街，實際應該叫瞻雲坊北大街，因為西單牌樓正名為瞻雲坊。有座正陽門，俗名前門，就叫前門大街，實際應該叫正陽門外大街。而這樣重要的街，都未起正式「官名」，那些小胡同就更不用說了。元代時，曾把北京分為若干「坊」，像唐代長安一樣，都曾起過正式名稱，但這些坊名早已湮沒無聞。明永樂四年（一四○六年）修建現在的北京城時，也有正式坊名，如什麼南董坊、澄清坊、阜財坊、成宜坊、鳴玉坊等等，都是很好的名字。但仍沒有再給北京的街道里巷正式命名。
北京的胡同名，看來十分混亂，但如仔細分析，也可以分成幾種類型：第一種是排號的，如東四一條至十二條，「棉花」幾條，「長巷」幾條等等；第二種是象形的，如椅子胡同、褲子胡同、羅圈胡同等等；第三種是以行業分的，如巾帽胡同、珠寶市、鮮魚口、肉市等等；第四種是以特殊標記形成的，如甜井胡同、門樓胡同、三道柵欄、大柵欄等等；第五種是以歷史上名勝古蹟得名的，如梁家園、孫公園、隆福寺、靈境官等等；第六種是以明、清兩代機關衙門得名的，如舊刑部街、大石作、惜薪司、太僕寺街、大興縣胡同等等；第七種是以歷史人物（好壞都有）得名的，如麻狀元胡同、包頭章、劉鑾塑、奉聖胡同等等，總之種類是極多的。「胡同」之外，同時還有「街、路、條、巷、里、大院、廠、坊、橋、河沿、井、柵欄、市、口、池子、潭、廟、宮、司、庫、作、局」等叫法，其名堂之多，在世界上也可能是首屈一指了。
北京也有典雅的地名，如西四北的「百花深處」，朝陽門外的「芳草地」。也有最難聽的地名，如狗尾巴胡同、豬尾巴胡同、母豬胡同、變驢胡同、牛圈、豬圈等，自然這些難聽的老地名後來都被改成好聽的了。如雞爪胡同，改成吉兆胡同；褲子胡同，改成庫資胡同；羊尾巴胡同，北京俗音「尾」讀「宜」的上聲，便改為楊儀賓胡同。北京過去還有不少怪地名，這是別的地方人所想不到的，如「四塊玉」、「三川柳」、「馬尖嘴」、「山澗口」、「柴竹林」，這些怪地名，你都知道在哪裡嗎？
打小鼓
昔時在北京住過的人，對於市廛的叫賣聲，永遠是值得懷念的。專記這些貨聲的小書，閒園菊農的《一歲貨聲》，是很值得稱道的。這些貨聲，除去口頭叫賣之外，還有不少特別的工具，如夏日賣冰的冰盞聲，清脆而悠閒，一直是詩人詠唱的好材料。再如剃頭挑子所持的響鐵，名曰「喚頭」，梭子般中間有縫的兩片熟鐵，一頭有小口，一邊走一邊用一根小鐵棒一划，不斷發出錚的一聲聲金屬長音，十分刺耳，似乎使人想起清代開國時的那種「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的恐怖聲，但二百多年聽慣了，已經變成通俗的市聲了。這種聲音還很多，下面不妨再舉個例子。
幾十年前，初到北京的人，如果住的是臨街的房屋，每天從早到晚，往往會聽到一種莫名其妙的市聲：「梆、梆、梆……」十分急促而清脆地響個不停。到大門口看看，也沒有發現賣什麼的，只看到一兩個挑著一對小竹篾筐的人從門前走過。在北京住久了的人，一聽便懂了，這是專門收買舊貨的。北京俗話叫「打鼓的」，實在應該叫「打小鼓的」。因為這些收舊貨的商販，左手用大拇指、二拇指卡著一個直徑不過一寸多的小鼓，像卡著一隻火柴盒子一樣，右手拿著一根很有彈性的大頭竹篾，挑著二隻小筐，左臂攀在扁擔上，一邊走右手一邊不停地敲那個小鼓，以為市聲傳揚，表示收買舊貨的來了。打小鼓是很好玩的，難得又准又脆，那麼點的小鼓，每下都能敲在點子上，的確不容易。我小時候好奇，常常跟在打小鼓的後面串胡同，看他怎麼敲，很是羨慕敲得那個准勁兒。而且聲音十分乾脆，傳得很遠，很深的院子有時也能聽到外面打鼓聲。
打鼓的資本有大有小，識別貨物的眼力有高有低，資本小、眼力差的只收買些一般的舊貨，如舊衣服、舊木器、舊銅錫器等等；資本大、眼力強的便可以收購價錢貴的皮貨、紅木家具、瓷器等等。一般都挑兩個竹筐，前面竹筐敞著，後面竹筐上面蓋塊布，裡面有什麼東西，路人看不見。最高級的，連籮筐也不挑，衣著整齊，見人彬彬有禮，腋下夾一個藍布包袱，行話叫作「軟包」。買到東西，就用這包袱包走。這是專門收買珠寶、古董的，在打小鼓的裡面，這是最高級的了。不過他們雖然有不少差別，而打小鼓這一「市聲」是一致的，都是上午敲著小鼓串胡同，中午在固定小茶館喝茶休息，吃乾糧，或者叫小飯館送斤餅、斤面（以秤斤計算的炒餅、湯麵之類）來吃。然後大家交換買舊貨的情報，如有特別大宗或貴重的，一個人買不了，便大家合股去買。下午再敲著小鼓走一趟，把買到的東西帶回去，或交舊貨鋪、估衣鋪轉手出售，或第二天五更天到宣武門外曉市（也叫「小市」）上去出售。
打小鼓的都有一張極為伶俐的嘴，十分敏銳的眼光。他看準了你要賣、他要買的東西，卻把這東西說成一文不值。說什麼你放著反而白占地方，沒有意思，日久要擱壞了，大掃除反而麻煩等等。等到他把東西買到手，那就成「無價之寶」了，你要想再買回來，那便比登天還難了。記得同院住的中旅導演陳綿博士，收集了不少資料，準備寫個《袁世凱》的劇本。一天，他出去了，他的法籍夫人嫌這些破爛太髒，叫來個打小鼓的，統統賣掉了。他回來知道後十分著急，連忙到附近小茶館找打小鼓的商量買回來，那打鼓的一聽，哪裡肯呢？說什麼也不賣，後來說好說歹，大概花了四五倍的價錢才又把東西買了回來。所以俗話說：「買死人，賣死人。」因為打小鼓的總想發「橫財」，買到手的東西一般是絕對不再賣給原主的。
收舊貨
在北京住過的人，大概不論窮富，很少沒有不同打小鼓的打交道的。因為居家過日子，總不免有些破舊的東西，沒有用處，扔掉有些可惜，收藏也沒有價值，也沒處放那些破爛，這樣收買舊貨的打小鼓商人，就應運而生了。以這種方式來收舊貨，源於何代何年，其歷史根源雖然未能深考，但也是很久的了。康熙時柴桑《燕京雜記》記云：
有荷筐系小鼓以收物者，謂之「打鼓」，交錯於道，鼓音不絕，貴家奴婢，每盜出器物以鬻之。打鼓旋得旋賣，路旁識者，至以賤價值得宋元字畫、秦漢器皿。
這裡不但記到打鼓，也說到了打鼓的貨物的來源。雖只說到貴家奴婢盜竊的一種，當然不只這一樣的。他們的貨源主要是哪些呢？大約不外乎這樣幾種：一是一般人家不用的舊貨，這是大宗，但不甚值錢；二是北京流動人口，如在京住了一個時期，要回鄉或到其他地方的小京官、趕考舉子、畢業的學生，臨走把不能帶的東西賣掉；三是全家離京回鄉或他住的人家，這大都是官宦，每遇搬遷，要賣掉大批東西；四是旗人官吏的後代，家世衰落，靠賣舊貨度日；五是大宅門傭工偷出來的東西。第一、二宗是打小鼓的日常的交易，都是一般的舊貨，即使是賤買貴賣，也都是較為正常的利潤。打小鼓收舊貨所最喜歡的卻是後面的三種貨源，這是收舊貨發財的機會。《清稗類鈔》說：「京師語云：怕甚苦，且打鼓；怕甚餓，且撿貨。蓋相傳操是業者，歲必有一暴富者也。」打小鼓發財是數見不鮮的。
封建官吏，在京多少年，都有很大的宅子，單是木器家具就有不少，一旦調離他去，行期在即，急於清理搬遷，常以極便宜的價錢賣給打小鼓的，數量往往很大，因而打小鼓的每遇到這樣一戶，便可賺不少錢。曾經看見過一位做過教育總長、醫學院院長的老先生去世後，他家眷急於離京他遷，一個打小鼓的以數十元在他家買走三架大鋼琴，而且都是很好的西洋名牌鋼琴，其他雜物還不算，只此一樁，亦可見打小鼓的所做的可觀生意了。
打小鼓的總喜歡在大宅門附近兜生意，也總喜歡在北城一帶旗人多的胡同中兜生意。據說，有一個打小鼓的在一個小胡同內看見幾個小孩彈球（即上海話「打彈子」），一個小孩用的球是綠色的，個較大，他向小孩要過來一看，見這個「球」中間還有一個洞眼，便到小孩家中用幾塊錢買走了。這家大人不懂，以為小孩的玩藝居然會賣了幾塊錢，意外歡喜，殊不知這綠球是清代大官朝珠上拆下來的一顆翠珠，還是很值錢的「玻璃翠」，打小鼓的一轉手之間，便賺了好幾百元錢。類似這樣的事，在舊時打小鼓的中流傳也很多。今日不妨當作為市廛掌故和燕市清話說說了。
由於打鼓的常常買到俏貨，因而有人故弄玄虛，抬高古董身價，就說是由打鼓的手裡買來的，最著名的就是《紅樓夢》後四十回，程偉元序中說，「然原目一百二十卷，今所傳之八十卷，殊非全本……數年以來，僅積得二十餘卷。一日偶於鼓擔上得十餘卷，遂重價購之……」連《紅樓夢》都仗打小鼓的才使「全帙流傳」下來，足以見舊時北京打小鼓的貢獻多麼重大了。
那家花園
在清人筆記中，有不少記載北京名人宅第的文字，都很有價值，可供後人研究歷史掌故作參考。北京是明、清兩代都城，幾百年來在北京居住過的歷史名人不知有多少，差不多每一條胡同中，都有他們的宅第，都是值得後人考證的。這些歷史名人的住宅，房子都頗有規模，多設有花園，在建築藝術上也極考究。這些宅第的興廢，直接關係到我國古建築史的研究和考證，在學術上是很重要的。有一年回京，經過米市大街金魚胡同口，看見拆去了一座老式的四合院，蓋起了很好的新式樓房，忽然想到，這不是那家花園嗎？那是一處很有名的建築，拆掉實在太可惜了。
那家花園就是清末那桐的住宅，大門開在金魚胡同，是東城知名的宅第。東牆臨東單北米市大街，後牆臨西堂子胡同，是一大片東西長、南北短的宅子，清代末年建造起來的。
那桐，字琴軒，姓葉赫那拉，內務府滿洲鑲黃旗人，舉人出身，由小京官戶部主事逐步高升。宣統元年，做到軍機大臣。罷袁世凱之後，他還署過直隸總督。在宣統年間，他是煊赫一時的人物。他這所宅子離東安市場近在咫尺，離東華門又極近，進皇宮去也非常方便。還有庚子時，侵略者八國聯軍盤踞北京，李鴻章以全權大臣與外國人議和，那桐被派為留京辦事大臣，幫辦議和。李鴻章在京住在賢良寺，這座廟就在那桐家門前，後牆對著他家的大門。
他這所宅子雖然沒有王府、貝子府的大格局，但建造的年代近，既新且精，都是磨磚對縫的大四合院子，由西到東，占多半條金魚胡同。院子中有精美的花園，有戲台。東面有極大的大廳，是帶有五間大卷棚的七大間北房，南面又有很大的南客廳。院中還有假山石。整個建築外面看是中式房屋，室中裝飾則是西式的，屋頂都是很高級的多枝鍍金花電燈，地上鋪著很華麗的大地毯。當年北京還沒有高級賓館的時候，這所房子曾經被派過很大的用處。
辛亥革命南北議和時，這所花園和這個大廳，幾次作為會場和宴請貴賓的地方。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民國元年九月九日，孫中山先生和黃興先生北上北京。清室派貝子溥倫、載灃等人為代表，在那宅舉行隆重宴會，宴請孫中山和黃興。席間溥倫代表隆裕後（光緒女人）致詞，說了一些景仰的話，最後說「咱們所期待的五族一律平等，國基從此鞏固，皇室受福無窮」。黃興致了答詞。這是當年那家花園最重要的一次宴會。其後廣西陸榮廷來北京，北京各界也在這裡宴請過他，還請譚叫天來此唱堂會戲。那次譚是扶病而來，唱完這次堂會，不久便去世了。
和那家花園最為鄰近的，就是賢良寺，簡單說，就是賢良寺後牆正對那家前門。如走後門，那就是門對門了。賢良寺前門在帥府胡同、煤渣胡同中間一巷中，原為怡親王府，後舍為寺。寺中古柏老槐參天，清代外省督撫來京，多住該寺。在本世紀開始，庚子時，李鴻章來京與八國聯軍議和，就駐節此寺，一時車馬盈門，冠蓋煊赫。而三十年代時，這裡已冷落不堪了，裡面先有一個民眾小學，後來又有了住家戶，人們經過金魚胡同東頭，看著北面那家的房子，南面高大的賢良寺的大牆，如今北面蓋了樓，南面則蓋了更高的樓，北京歷史的陳跡越來越少了。
從有計劃地保存一些有歷史意義和價值的舊宅第的角度看，這些房子是不宜拆掉的。略介紹一點歷史，權當作京華宅第掌故吧。
書攤
在北京做過學生的人，至少有百分之六七十的人，有過逛書攤的癖好，有著這種濃厚的興趣和甜蜜的回憶。書攤的種類很多，一塊破布攤在地上，平擺上幾本破書，很難超過二三十本以上，這是最寒傖的地攤。賣的人如果在冬天，一定是穿件極破舊的棉襖，或是棉袍子，窸窸窣窣地站在寒風中發抖，如果僥倖賣出一本，會露出滿臉感激之情，顫顫巍巍地把書遞給你，又窸窸窣窣地把錢接過去。如果要找錢，會翻出口袋裡一個破手絹包，珍重地把為數可憐的零頭找給你。順手用袖子擦一下流出來的清鼻涕……至於闊氣的呢，那是東安市場丹桂商場中的大書攤，前面是高擺的大攤子，書脊向上豎插，後面是高大的書架子，插滿大的、貴的大部頭書，擺攤的掌柜站在書攤和書架中間接待顧客，這人冬天著一身黑布棉袍，夏天穿灰士林大褂，出言謙虛文雅，態度樸實安詳，彬彬有禮，是典型的京朝派。買書的人站在他攤前，任你隨意翻書看書。你可以從早上看到晚上，他對你態度始終如一，絕不會有一絲一毫的不滿。在這二者中間，還可以分出不少等級的書攤，恕我不一一細說了。
我愛逛書攤的癖好是做中學生時養成的。那時每天放學回家，所經過的一段人行道上擺滿了舊書地攤，雖然是些破舊、寒傖的小書攤，但對一個剛進中學的學生來說，吸引力還是很大的。每天下學走過這裡，總要在小書攤上東翻翻、西看看，擺攤的人從來不拒絕，即使對十來歲的小學生，也是一視同仁。
我不知道這幾個小書攤邊留下了多少人的腳印，而我在這裡確曾徘徊過不少年，幾乎消磨掉我整個少年時期的課餘時間。第一次買了本什麼破書已記不得了，但我確在這裡買過不少「寶書」。曾經在一個極小的攤子上，買到過一套精裝燙金字簇新的《海上述林》，真像哥倫布發現新大陸般的高興。也曾買到過四十多本《禮拜六》，使我了解了一點鴛鴦蝴蝶派的原始情況。還買過不少本雜誌公司印行的米色道林紙本的「中國文學珍本叢書」，如《西青散記》、《琅嬛文集》等等。最念念不忘的是曾買到過一本破雜誌，裡面逐頁貼滿了「八行書」，都是寫給一個人的，但署名卻各不相同，大都是清末名家。先不說其中有康南海、翁常熟等人的親筆信，多麼值得珍貴，單只那些各式各樣的梅紅的和水印花紋的素雅信箋，就叫我愛不釋手，喜歡了好一陣。可惜滄桑之後，早已失散，今天再也看不到了。
那時候還有大書攤的集中地，如隆福寺街、西單商場桃李園下面的幾條街、東安市場丹桂商場的幾條街，都是大大小小的書鋪和書攤。再有東西琉璃廠一百幾十家舊書鋪，平時雖不出攤，到正月里廠甸廟會上也照樣出攤。再有東西小市，每天早晚在地攤上也有賣舊書的。至於在冷攤上買「俏貨」的故事，在北京逛書攤的常客中，舊書行業中是說不完的。有人以紋銀一兩在小攤上買到明代弘治年刻的黑口《元遺山集》，就是後來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影印本該集的底本。有人花四塊銀元買到明刊本《盛明雜劇》後來輾轉賣給姚茫父老先生，賣了一百元大洋。這些軼事流傳在人們口頭，真不知有多少。要買外文書，最好到東安市場丹桂商場正街上的一些洋文書攤，那裡東西洋的書都是琳琅滿架。
我到西單商場逛書攤，真正是名副其實地「逛」，因去得雖勤，買的卻非常少。一個窮學生又能買得起什麼呢？因此只有看書。而我感到最大樂趣的也正是這種「逛」，不一定是買。那時我家住在西皇城根，離西單商場很近，斜穿背陰胡同，一會兒就到了。每天晚間吃完飯，總要到商場書攤上遛個彎兒。後來住東單二條，離東安市場近，每晚吃完晚飯，就到丹桂商場各書攤遛躂一趟，看見好書，隨手拿起，站著看上半個來鐘頭，看不完，明天晚間再來，這個攤上看看，另一個攤上再看看，走上四五個攤，已經一兩個鐘頭過去了。該回家睡覺去了。大本的翻譯小說如什麼《死魂靈》、《羅亭》、《復活》等，我第一次都是這樣讀的。當然也要買一些，那時我喜歡從大堆舊雜誌中，以極便宜的價錢零星買來，湊成一套，這也是極有興味的一件事。我用這種辦法湊成過幾年的《文學》、《譯文》，早期的《小說月報》，幾十本《論語》、《逸經》、《宇宙風》、《人間世》等。《人間世》的第一期，我費了很長時間才遇到它，真比「金榜題名時，他鄉遇故知」還高興。那朱紅酒金仿蠟箋的封面，翻開封面，第一頁用米色道林紙印的曲園老人的像，情境歷歷，仍像在我面前一樣。如今煙飛雲散，已是好幾十年的舊事了。而這逛書攤的美好的記憶，卻像嚼橄欖一樣，時時回味著，也常常在夢中出現。
老式公寓
如果按照英文概念翻譯過來的詞義所謂的公寓，即上海習慣上所說的公寓房間，那是很高級的西式套房，同幾十年前北京所說的公寓是兩種概念。幾十年前北京的各種「公寓」，老實說來，那不少是寒傖的。那時在北京上高中、讀大學以及當小職員的外地人，有不少人是靠這樣的公寓託身的。甚至可以說，幾十年前北京的大學生生活，是離不開公寓的。這種老式公寓，現在是早已沒有了，而在幾十年前，卻是非常普遍的。這是一種介乎旅館、宿舍、家庭之間的特殊寄宿客房，價錢較旅館便宜，生活較宿舍方便，食宿稍有家庭風味。因而當年大中學生，不少都以公寓為家。二十年代後期出版的《民社北平指南》，曾介紹這種公寓道：
公寓者，即變相之客棧。另有所謂學員借宿舍者，又公寓之變相也。專租各大學、中學之學生居住，其租費多按月計算，伙食亦按月包，大約自九元至十二元不等，鄰近各學校之公寓，亦多仿效之。
簡言之，公寓，即按月包租之旅館，一般連伙食一齊包。至三十年代中，經濟不景氣時代，小公寓門口用紅紙寫著：「接待學員，八元房飯。」即一間小屋，每天兩頓飯，一月只用八元錢就夠了。就這麼便宜的價格，開公寓的還能得到不少利潤，因為那時物品比較便宜。
大約在一九三七年春天吧，一個青島同學住在二龍坑一個很小的公寓中，他跟我同班，但比我大好幾歲，我常常到他公寓去玩。他住一間小南房，一副鋪板，一個木條子書架，一張三屜桌，兩張木板椅子。窗戶、頂棚都是新糊的，連牆也是「大白」紙（北京的一種上面刷了大白粉的特殊糊牆紙）新糊的，北京俗話所謂「四白到地」，倒也收拾得乾乾淨淨。我看他吃飯，中午每頓端來一小盤菜，如炒菠菜、炒綠豆芽等，總是最便宜的，但也有兩三根肉絲。另外一碗高湯，有點蝦皮和紫菜。一盤小饅頭，大約六個。晚飯什麼炸醬麵等等，也有一小碗醬，大概每頓合三十枚銅元，一天合六十枚，當時四十六枚一毛錢，這樣的伙食連早點大約每月要五元，房錢、燈、水費一元五，大約公寓這間小房房飯費八元，能營利一元到二元。住在這裡的學員，每月總要去親戚家或小館中吃幾頓，這樣公寓就可不開飯，自然不退錢，公寓賺得就更多了。
公寓有大有小，房間有考究有簡陋，價錢自然也不相同。當年著名的大公寓，如西單白廟胡同裡面大同公寓，東城燈市口北辰宮公寓，報子街同興公寓等等，有的是好幾進大院子，有的是宏麗的老式三層樓房，有比較寬大的高等房間，套房包租每月房飯約三十元。那都是帶有小客廳的套房，是十分闊氣的了。當年不少名人也多住在公寓中，鼎鼎大名的劉師培，當年就常年住在大同公寓中。至於小公寓，那就更多了，如在西城二龍坑一帶，學校集中的地方，一所舊四合房，再有一小間廚房兼茶爐而外，所得十三間房，房東兼做掌柜、記賬總管，找個親戚什麼侄子、外甥之類做夥計，內掌柜管廚房，這樣一掛牌，小公寓就開起來了。十三四個房號，住滿客人，一個月除去開支，再賺個三五十元錢，不成問題，這比把房子租出去吃房租合算多了。
公寓生活是十分瀟灑的。如同院相處和美，異鄉學生長期居住，有家庭般的溫暖。對寓中夥友三節（端午、中秋、舊曆年）開賞，一進大門的櫃房門口，便可見用紅紙寫著：「端午節賞：一號張先生賞二元，二號錢先生賞一元五角……」更覺喜氣洋洋，這也算公寓特有的景象吧。
學生住公寓，寒暑假要回家，臨走的時候也要給夥計點錢，也叫賞錢，也都用紅紙寫上，貼在賬房門口，一是向給賞錢的人表示謝意，二是向不給賞錢或給得少的人施加點壓力。不過當時真正不給的人也是極少的，除非有特別原因，一般一塊總是要給的。常住的人，寒暑假回家，房子一般都打個折扣，留著開學回來，早已給您打掃得乾乾淨淨等著您了。這真有到「家」的感覺。盧溝橋一聲炮響，這個家破碎了，拋棄了。多少人這次離開再沒有回來了。
住公寓不比住客店，一般住的時間都較長，賬房對客人都很熟。小公寓裡，內掌柜代客人洗衣服、縫縫補補，又多少賺幾個，客人生活上也感到方便。除少數公寓有些打牌、酗酒，甚至其他壞事外，大多數住公寓的學生還是比較規矩可靠的。現在三十年代中在北京住過公寓的人還很多，不少人還有安靜舒適方便的回憶，不用我再多說了。
京話官話
上海人笑外地人說不來上海話，曰「洋涇浜」，這是因為帝國主義的侵略，外國人到上海住在洋涇浜一帶。當年中國人學兩句上海腔的外國話，外國人又學兩句外洋腔的上海話，這樣就出現了「洋涇浜」。另外北京人嘲笑別人口音不純，一曰「怯」，二曰「南腔北調」。如果隨便說說，那也罷了。如果叫叫「真」，「怯」還可以解釋為鄉下人不懂北京音，膽小，不敢說等等。那「南腔北調」呢？如果問一聲什麼「南腔」，什麼「北調」，這就回答不出來了。如果細想想這話，也和北京是幾百年的首都有點關係。
首先北京是明、清兩代的都城，梨園歌管，日新月異。北曲衰而南曲興，「臨川四夢」，儘是南聲；「燕子」、「桃花」，亦作北調。就是著名的戲劇院本，不但都是南方人編的，而且崑腔、弋陽腔，一直到後來的徽腔，無一不是南方的腔。再看著名的演員，南明直到康熙時代，南京秦淮河的名手自不必說了。直到清朝末年，享盛名的伶人，大都還是南方人，如大名鼎鼎的程長庚，就是安徽人；余三勝是湖北人，有伶界大王之稱的梅博士的祖父梅巧玲是江蘇泰州人。這些著名人物都是南方人，而他們一生在北京唱由南方腔變化出來的西皮二簧，這不就是標準的南腔北調了嗎？
過去的北京，唱崑曲，一定要會說蘇州話，這就像其他地方學評彈一樣，不會說蘇州話是無法唱的。蕭長華唱《請太醫》，拄一根大槓棍當拐杖，戴一副特大茶晶眼鏡，說的就是一口蘇白。韓世昌唱《遊園驚夢》樣樣都好，就是蘇白不好，真是毫無辦法。因為白雲生、韓世昌等都是冀中高陽人，唱的是高腔的崑曲，也就是後來演變為「北昆」的劇種。崑山腔而用北音唱，就更是南腔北調了。吳癯庵老夫子當年教韓世昌唱曲子，一個蘇州音教來教去教不會，蕭重梅（勞）老先生說起這段故事，邊學邊講，極為引人發笑，可惜我文字上無法表現聲音，不能記下來，太遺憾了。
明、清兩代行科舉制，三年一趕考，各省舉子到北京去會試，南方文風盛，趕考的舉子多，而他們的口音自然十分複雜。如果閩南人說閩南語，廣東人說廣東話，杭州人說杭州話，四川人說四川話，蘇州人說蘇州話……這便大家統統不懂「話」了。怎麼辦？於是當時真正流行了一種南腔北調的話，謂之「官話」，又叫「藍青官話」、「月白官話」，也是以北京調為基礎的，這種話專門流行於官場，在北京各衙門中盛行通用這種話。有些跟官的長隨、聽差也說這種腔調的話，他們雖然不是什麼官兒，回到家鄉卻愛仗著官氣去欺侮人，謂之「打官腔」，人們對此更是十分痛恨的。至於南腔北調，看來比打官腔還是好得多了。
再有北京是幾百年的都城，一些老住戶慣說京話，自然伶牙俐齒，輕薄之徒，難免就要嘲弄外地人，常常在語言上編了不少笑話，拿操各地土音的人開玩笑。如嘲笑山西人為「老西兒」，編笑話云：
「三個客人，兩個茶碗（讀如瓦），掌柜的不是外人，使個大碗吧（音如『是個大王八』）。」
嘲笑定興人怯音：
「這個黃天霸兒，拿著個修腳刀兒，說：賊兒，賊兒，我給你剃個頭兒。」（因那時剃頭、修腳師傅都是定興人。）
嘲笑紹興人為臭豆腐，編笑話道：
「臭豆腐，醬豆腐，五香的豆腐乾呀！」
我十來歲才到北京，一口鄉音，不知受過小朋友多少嘲弄，現在想想還好笑，可惜現在沒有人這樣嘲弄我了，有誰再這樣笑笑我該多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