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鄉土記 · 重陽話到小陽春
九花
我國養菊花是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的。《禮記·月令》篇云：「鞠有黃花。」「鞠」通「菊」，可見從三千年前人們就重視養菊花了。自宋代而後，寫「菊譜」的就有劉蒙泉、范致能、史正志、馬泊州、王藎臣等數家之多，著錄菊品多至三百餘種，真可以說是洋洋大觀了。北京人舊時一到秋天把看菊花和種菊花當作一件大事，不論窮富，都要看看菊花。有錢的人家，持螯對菊，喝菊花酒，扎菊花山子，吃菊花鍋子，舉行賽菊大會，賞菊大會。小戶人家，小院中擺上幾盆菊花，朝夕觀賞。再貧苦的人家，住在大雜院中，門前一隻破瓦盆，種一株黃菊，也可以朝夕相對，楚楚宜人。生活的情趣，本不是被權勢豪門所獨占的。
北京方言習慣上是把菊花叫作「九花」的。《京華百二竹枝詞》詩云：
名類紛繁色色嘉，秋來芳菊最堪夸。
如何偏改幽人號？高喚街頭賣九花。
其注云：「都門菊花，種類頗多，滿街高呼，助人秋興。然稱其名曰『九花』，殆以菊至九月盛開故也。」
這裡把「九花」之名，說得十分清楚。文中有「滿街高呼」一句，「呼」什麼呢？就是說賣菊花的花擔子特別多，滿街叫賣。當年一到菊花季節，不但土地廟、隆福寺、護國寺各大廟會的花廠子門前都擺滿了出售的菊花，而且花農也大量挑了到城裡來賣，每天迎著朝陽，帶著秋霜，從廣安門、右安門一擔擔地挑了進來。都是草橋、豐臺一帶樸實的花農所種，而菊花也像花農一樣地樸實，極易栽種，極易移植。花農賣菊花，有的連花盆也不用，擔子挑的大扁平底柳條筐中，密密麻麻地擺著一棵棵的菊花，根部只是拳頭大的一團護根土，買者捧回家去，栽到花盆中，稍微澆點水，過幾天自然會開了。所以花農穿街走巷叫賣時的市聲，不是「買菊花來」，而是：
「栽———九花哎———」
喊聲抑揚而漫長，是要你「栽」，不是要你「買」。
北京舊時有關菊花的故事也是非常多的，如「花城」。明代《天啟宮詞注》記云：
好事者繞室列菊花數十層，後者軒，前者輊，望之若山坡然，五色絢爛、環圍無隙，名曰花城。
又如「九花山子」。《燕京歲時記》云：
以九花數百盆，架庋廣廈中，前軒後輊，望之若山，曰九花山子。四面堆積者曰九花塔。
實際這都是一樣的，都是以多為勝，蔚為壯觀，後來中山公園年年開的菊花大會也都有這個，是不稀奇的。這些都不是名種菊，名種菊一般都是單莖獨朵的多，北京俗語叫作「扦子菊」。所謂「扦子菊」，就是用插扦法培植的。就是在夏至前後，把嫩尖剪下，插入泥中，草本在一月內可以生根。種菊花除去插扦法外，菊花都是以白蒿接，把菊花嫩枝接在蒿子梗上。接時把斷梗成斜切面削斷，把薄面破成鴨嘴口，把菊枝削薄，插在鴨嘴口上，用馬蘭捆緊，二者自會長在一起了。不過這種菊花只能看一年，明年就不開了。過去中山公園年年開菊展時，這樣培植的菊花約有四千多盆，爭妍鬥勝，名目繁多，真是不勝枚舉了。但也都是只看一秋，明年再接。這種辦法，在清初就非常盛行。乾、嘉時《燕台口號》竹枝詞道：
黃菊枝枝接野蒿，花兒匠又試新刀。
人生不識仙源路，只合多栽夾竹桃。
詩後注云：「北地以蒿接菊，不欲留美種也。」不過插扦、嫁接都不容易，高手變化無窮，使名菊品種越來越多。北京近代有京西藍靛廠「扦子劉」，是藝菊的專門名家，再有新街口一帶有一位劉 園老先生，養的菊花也是聞名遐邇的。
菊花到處都有，但我更愛的是九花，我永遠思念著那一聲動聽的賣花聲：「栽———九花哎———」
紅葉
昔人詩云：「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這是吟紅葉的絕唱，一字不可更易，有位前輩，取後一句作書名，改「紅於」二字為「紅似」，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因為這一改便完全不同了。這還不只是平仄失粘的問題，更重要的是詩的內容。「紅於」者，紅過也。層林盡染，漫山霜葉，其紅遠遠地超過了二月的春花，一改為似了，就不形象了。因為春天的山花雖繁，但仍是嫩葉多於春花，其紅總是較淡較稀，總是同漫山遍野的紅葉無法比擬的。在北京看過香山紅葉的人都記得，那三月里滿山的桃杏花，又如何比滿山霜葉呢？
重梅老人有年秋天大老遠地從北京寄詩來，中間兩聯道：
又是懷人秋色里，忽然得句月明中。
新來最愛蘆花白，興至狂書柿葉紅。
這不免觸動了我的鄉愁，又想起香山和西山八大處的紅葉來了。江南的紅葉，大都是看楓葉、烏桕葉，所以唐詩說楓林，那是長沙的嶽麓山，而香山、西山看紅葉，則大多是柿子樹的葉子。所以重梅老人詩說「興至狂書柿葉紅」了。柿樹南北方都有，俗語說柿樹有「七德」，即一壽，二多陰，三無鳥巢，四無蟲，五霜葉可玩，六嘉實，七落葉肥大。這第五霜葉可玩，說的就是紅葉。楓葉經霜，葉子一般是大紅朱紅的；而柿葉經霜，最艷麗時，是深玫瑰紅的，真是嬌艷極了。
北京西山農家，大多種柿子樹，紅葉經霜之後，那極為艷麗的深色玫瑰紅，因葉面有光，在秋陽照耀下，漫山遍野，閃閃發光，其爛漫是任何春光都無法比擬的。因而當年在北京，深秋到西山八大處、香山櫻桃溝一帶去游山看紅葉，是最及時的賞心樂事。
過去秋天逛西山八大處也好，逛香山也好，逛碧雲寺、櫻桃溝等處也好，最有趣味的就是騎小驢。這種驢子非常小，幾乎只有自行車那樣高，都是香山、西山一帶農村中農民養的，在秋天看紅葉遊客多的時候，在山腳下等生意，供人雇用騎了爬山。騎上這樣的小驢，悠悠忽忽，穿行在山路的紅葉之間，游的人固然有趣，遠遠望去更是美麗，空中特有的飄渺的藍天，變幻的浮雲，嬌艷的秋陽，映著滿山的斑斕，騎小驢的人在霜林中若隱若現，時出時沒，這樣美麗的畫面，簡直不是文字所能形容的了。如果騎小驢逛香山，由靜宜園門口騎驢，沿著大路，兜一圈下來，也不過兩三個鐘頭吧。下來時，折一枝紅葉，像春花一樣持在手中，任小驢緩緩地下來，活畫出一幅「訪秋圖」。
當然如果身強力壯的年輕小伙子，不願意騎毛驢，那不妨一口氣自己爬上山去，直奔香山的最高處鬼見愁，向下俯視那秋山紅葉，更是一種奇景。年輕時和同學們習慣於騎自行車去香山、西山，把車存在山腳下，然後呼嘯登山。最難忘的是歸途中，每個人車把上都插一枝紅葉，一路上秋風瑟瑟，紅葉蕭蕭，說說笑笑，騎回城來，那種歡樂，確實難以形容的啊！
「興至狂書柿葉紅」，豪情猶在，最好在深秋時回趟北京；但不湊巧，回京總以夏天為多，這樣便年年辜負西山紅葉了，多麼遺憾呢！
小陽春
我國南北各地，從農曆來講，都有「十月小陽春」的說法。《清嘉錄》引蔡雲吳歈云：「花自偷開木自凋，小春時候景和韶。」這是蘇州情況，北京說來也是一樣的。這是因為重陽之後，秋雨已經基本結束，氣溫還不十分低，而晴天多，太陽光足，又沒有到颳大風的時候，所以天氣溫和，又有春意，故有此說法。北京的農曆十月一般都是好天氣，地還沒有上凍，雖然冷了，但還不算太冷，新棉襖上身，太陽曬在身上暖洋洋的。在郊野，收割了莊稼的土地上，早晚之間，有霜有霧，白蒙蒙的。到了中午，經太陽一曬，黑土還顯得十分濕潤，向陽處地頭塍畔，草色又稍有返青。趕上秋末冬初氣候特別暖時，山桃花還偶然會綻開一兩個粉紅色的花蕾，綽約枝頭，我在蘇園居住時，就遇到過好幾回這種情景。因而京中也有「十月小陽春」的俗諺。
不過雖說是小陽春，也已到「履霜而堅冰至」的時候，活人要準備冬衣，思念逝去的親人，要「燒寒衣」了。《燕台口號》有詩云：
寒衣好向孟冬燒，門外飛灰到遠郊。
一串紙錢分送處，九原倘可認封包。
詩後注云：「十月燒紙於門外，曰『燒寒衣』，紙錢銀錠作大封套，上寫其祖先某某收。」這自然是十分迷信、應該勸阻的事，但我一到十月，總也常常想到小時候母親在家門口燒「包袱」、送「寒衣」的舊事。北京有「十月一，送寒衣」的諺語。這種風俗很古老，早在明代就有了，劉同人《帝京景物略》中寫得很細緻。所謂「識其姓字輩行，如寄書然」等等，意思是天氣冷了，人家都穿新衣了，死去的親人，也應該給他們寄點寒衣去吧！雖然事屬迷信，但卻寄託了懷念親人的深厚、淳樸的感情，對於常人來說，也是無可厚非的。母親是外祖母的獨生女兒，當時對於已經去世的外祖母，她以極為虔誠的感情紀念著，每年到十月一，總預先糊好「寒衣包」、「金銀錁子包袱」，完全像《帝京景物略》說的那樣，讓我給她在「包袱」外面寫上地址，「某縣、某村、某處」，寫上外祖父、母的稱謂、姓氏，另外還要寫個小包袱「土地酒資五錠」。慢慢我大了一些，受到科學教育，就覺得她實在迷信可笑，我雖每年勉強給她寫，但心中頗不以為然。但在自己哀樂中年之後，又感到自己當年也是非常幼稚可憐的了。古人云：「生死亦大矣。」對於親人的懷念，究竟用什麼方式表示才好呢？
十月初，在清代，要頒發曆書，各處書局，刻印出售。在北京，大小胡同中，可以看到有人背一個布包，手中拿著一疊子曆書，一邊走，一邊叫賣：「賣皇曆！賣皇曆！」叫賣聲尖而促，沒有賣其他東西的人吆呼的抑揚動聽。北京過去是比較守舊的，三四十年代中，皇上已經被打倒二三十年了，曆書也早已不是「欽天監」所頒發的了，可是大家還是叫皇曆，賣的人也還是喊賣皇曆。
再有北京冬天天氣冷，要生火，過去老式房屋，人們都睡火炕，十月一要生火熏炕，乾隆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記熏炕的事云：「西山煤為京師之至寶，取之不竭，最為利便。時當冬月，炕火初燃，直令寒谷生春，猶勝紅爐暖閣，人力極易，所費無多。江南柴灶，閩楚竹爐，所需不啻什百也。」這樣十月初開始，一直要燒到明年二三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