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朱哲學 · 第一章 楊朱之時世

第一節 楊朱與墨家之關係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史記·滑稽傳》）《淮南子·氾論篇》曰：「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是故周季之六藝百家，皆言治之書也。即今之所謂政論，或政治論也。但未至成為如今之科學，有所謂政治科之專書者。故總包萬有，不論宗教、哲學、文學、科學，皆在其內，遂成龐然大物耳。 世界各國之政治史，莫不先有政治之事實，而後有政治之理論，即必先有歷史而後有科學也。故周季之政論，有其由來，一曰遠因，二曰近因。 《禮記·禮運篇》：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裡，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眾以為殃。是為小康。」 此遠因也。大同者，傳賢制也。小康者，傳子制也。然此不過政體之區別，而政治之事實又混淆不能分也。不獨儒家孔子為然，雖百家亦然也。 《說苑·政理篇》：伯禽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疾也？」對曰：「尊賢，先疏後親，先義後仁也。此霸者之跡也。」周公曰：「太公之澤及五世。」五年，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者，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跡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故魯有王跡者，仁厚也；齊有霸跡者，武政也。 此近因也。春秋之世，齊首霸，而宋、晉、秦、楚、吳、越繼之，此所以王政微而霸政昌也。於是六藝為王政之遺蛻，而百家由霸政以流衍。然王政親親，而六藝與傳子制結合；霸政尊賢，而百家與傳賢制接近。此又其異也。 吾家亭林曰：「如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邦無定交，士無定主，不待始皇之並天下，而文武之道盡矣。」（《日知錄》十三） 此所謂文武之道者，王政而已矣。夷考其實，則周人宗法之色彩濃烈，大封同姓於天下，而亦間之以異姓，無非伯叔甥舅也。伯叔者，今之所謂父系制也。甥舅者，今之所謂母系制而實即舅系制也。以此為骨幹，而經緯之以詩書禮樂，則儒家六藝所以從周也。然經春秋二百四十年之戰亂，而破毀盡矣。於是百家競起。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此儒家孟子固誦法六藝而仇視百家者也。 然則百家皆霸政而盡屬武人派歟？則又不盡然也。孔、墨、楊三子皆魯產也。魯固王政之宗國也，其皆非武人派，不待言也。然其各不同，又何也。則儒家主張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楊、墨二子蓋中缺一齊家之條件者也，此其一也。孔、墨、楊三子皆反對武人霸政各不同，而楊、墨又各不同，此其二也。茲試為分析楊、墨之同異如次 ： 一 二 墨——不得為子之事楊——一妻一妾不治 個人接近社會同 墨——非攻，善守御 楊——不入危城，不處軍旅 反對武人有差別 大抵孔子生於春秋之世，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故主張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雖遠瞻大同，而不自覺其偏傾於小康也。墨子生春秋末、戰國初，時勢又異矣，故主張「聖人不得為子之事」。（《墨子·大取篇》）楊朱更在墨子之後，故有妻妾而且不治矣。然則孟子更在楊朱之後而願學孔子，案之時局，豈非王政之弩末哉？ 是故政論與時世有密切之關係。孔、墨、楊三子之不同，亦時世為之也。孟子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韓子曰：「楊朱、墨翟，天下之所察也。」則知楊、墨二子大受一代之歡迎，其事實當為楊、墨二子個人接近於國家社會之主義大流行。良以此主義能應時世之需要，而發揮人人心底之本真，對於亂離不堪之生活，而與以相當之安慰者也。何則，亂離之世，迫於戰禍瀰漫，民無寧日，往往不遑顧恤其家。更有其他關係，則家之組織，女位其中心，而女不必盡賢。生子賢愚又不可必，往往賢者少而不肖者多。孔子已嘆「女子小人為難養」，且孔氏有三世出妻之駭聞。豈孔氏以多出妻，而僅得保其一線宗祀之延歟？楊、墨二子或目擊其事，故墨子則倡「不得為子之事」，而楊朱亦有「妻妾不治」，正未可知。然於此不能不謂儒家近於傳子制，而楊、墨傾向於傳賢矣。 更以進化言之，則凡一民族之發達，其政治必先由貴族專權而後及於平民參政，此一例也。其智識必先由一二聖哲而後及於多數賢才，此二例也。其心理必先見他人而後見及自己，此三例也。自春秋貴族政體之破裂，而後賢士競進。初猶老、孔二子傳道講學，其後乃百家蜂起。然猶墨家之利他主義先出，而後楊朱之利己主義繼之。此亦一有趣之事，堪值注目者也。 惟是墨家之利他主義，乃最高之利他主義，而非下等之利他主義也。何謂下等之利他主義？如殉夫、殉君，雖犬馬亦有殉主之節義也。楊朱乃最高之利己主義，而非下等之利己主義也。何謂下等之利己主義？如草竊奸宄，雖禽獸亦多偷盜之行為也。 抑又論之，《荀子·富國篇》曰：「凡攻人者非以為名，則案以為利也。不然，則忿之也。」若墨子之攻孔子，楊子之攻墨子，孟子之攻楊子，將為名耶？利耶？抑忿之也？然墨、孟二子書具在：墨子有《非儒篇》及其他諸篇；孟子非楊，亦散見諸篇中。皆對於所非者，有直接之攻擊。今真楊朱書亡，惟《淮南子》曰：「兼愛、尚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則楊朱非墨子，而對於所非者，所施直接之攻擊，僅此可考而已。雖案今存《墨子》書，篇目甚多。而楊朱所攻者，當必不止此《兼愛》《尚賢》《右鬼》《非命》四篇目之事。然此四篇目，即墨家之四大主義也。茲為嚴格評論起見，先討論楊朱何以攻此墨家四大主義，以見楊、墨兩家之交涉，理由安在？ 一，墨子之兼愛主義，乃墨子之所以為兼王也。（孔子為文王，見《論語·子罕篇》。墨子為兼王，見《墨子·親士篇》。）而楊朱「為我貴己」，足以對破之而有餘。換言之，即以讓王對破墨子之兼王也。蓋為我貴己者，即老子所云：「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托天下。」而莊子因以作《在宥篇》及《讓王篇》者也。 二，墨子之尚賢主義，而楊朱亦以「為我貴己」對破之而有餘。楊朱固嘗曰：「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也。」正即老子所云：「不尚賢，使民不爭。」又云：「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楊朱為老子入室弟子，故其道術同也。 三，墨子之右鬼主義，則楊朱以「全性保真」對破之而有餘。凡保養生命，終其天年者，則雖死而其鬼不為厲。故老子曰：「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夫何右鬼之有哉？ 四，墨子之非命主義，而楊朱亦以「全性保真」對破之而有餘。全性者即全性命之情也。凡道家皆主張天下之人莫不安其性命之情。故老子曰：「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則楊朱惡得而不反對非命之說哉？ 楊朱非墨子，對此四大主義，既有可求之理由，則楊、墨取捨不同，而引起是非之爭。雖真楊朱書亡，要可窺見一斑矣。然此外尚有楊、墨對辯之問題，莊子稱「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游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楊、墨是已」，似楊、墨兩家辯論之方式，總不出乎堅白、同異。然吾觀墨子著《辯經》四篇，原有為周季辯者公用之性質。蓋自孔子已稱「辯者有言，離堅白、若縣」，是必《辯經》雖成於墨子之手，而其中實多采當世辯者公用之方式。則楊朱之辯察法，亦自不能越其範圍也。故魯勝《墨辯注敘》曰：「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形名顯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辯正辭，則與墨同。荀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由此言之，則繼承墨學者，固宗師《辯經》以自成一家；而反對墨家者，亦轉據《墨經》以反唇相稽也。然則楊、墨對詰，亘相攻辯，謂楊朱正即據《墨經》而反唇相稽，亦無不可也。且檢《墨經》，復確有與楊朱之全性主義吻合無間者，如次： 《經上篇》 （二五章）：平，知無欲惡也。[說]平，惔然。 《經下篇》 （四四章）：無欲惡之為益，損也，說在宜。[說]無，欲惡，傷生損壽，說以少連。 （四五章）：損而不害，說在余。[說]損，飽者去余，適足不害。能害，飽。 （八一章）：取，下以求上也，說在澤。[說]取，高下以善不善為度，不若山。澤處下善於處上，下所謂（通為）上也。 此皆與楊朱之為我主義，絕對同調者也。則楊、墨反唇相稽，此尤不可為楊朱所據之好資料哉？ 且墨子書之《辯經》而外，尚有《大取》《小取》兩篇。孟子曰「楊子取為我」，莊子亦言「楊、墨趣舍」（《天地篇》雲「趣舍聲色以柴其內」）。而《淮南子》則言「趨舍」（《氾論篇》雲「趨舍人異」），案取、趣、趨三字，異文而同義。則楊朱取為我，又正對於墨家之《大取》，而為顯然之表示也。何則，《小取》乃辯論之方式也，而《大取》乃主義之表示也；故謂楊朱之取為我，乃其《大取》也。然則此可證楊、墨二家主義，盡可不同，而辯論之手段，則楊亦無以復加於墨也。猶之墨者之徒，相與為辨，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終不能決也。故韓子曰：「楊朱、墨翟，天下之所察也，干亂世而卒不決」，豈不信哉？ 茲為欲明了楊、墨之關係，而更總括其同異，如次： 楊、墨之同 一，立德：仁義之德，見莊子。 二，察辨：堅白同異，見同上。 三，離跂：奔走救世，見同上。 四，盛服：皮弁、鷸冠、搢笏、紳修，見同上。五，高行：皆以富貴為傷行，見楊朱語及墨子書。 楊、墨之異 一二 墨，兼愛‖最高之利他主義 楊，為我‖最高之利己主義 墨，赴湯蹈刃，死不旋踵‖以死救天下 楊，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以生救天下 吾操筆而述至此，不禁喟然嘆曰：戰國紛爭，用兵無寧日，若楊、墨二子者，皆命世之救主，為解除或緩和此兵禍而生者也。墨家猶是誅而非攻，至於善守御以反對攻者之暴行。而楊朱則並攻誅而一律反對之，是以義不入危城、不處軍旅，蓋可見其用意所在矣。宜乎孟、韓二子大聲叫絕楊朱、墨翟與天下之關係，以中分天下之優勢，而享一代之大名，綿亘戰國二百五十年，而未嘗稍衰也。惟楊、墨二哲既直撫時世之背景而倡言立說，一至夫時移境遷，不得不稍稍下落。而千年以還，竟湮沒不彰者，亦時世為之也。然一值其時，又將復活。當今之世，非其時乎？ 第二節 楊朱與道家之關係 楊朱學於老聃。老聃者，道家之宗也。則不但楊朱與道家有甚深之關係，抑且楊家本即道家。觀夫《呂覽》所記老聃、關尹、子列子、陽生，皆與以特殊之敬稱可證也。然楊朱之取為我，而主張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者，誠道家之行也。惟至與墨家對辯是非，則又道家之所不許也。 吾人因道家而聯想及於太公《六韜》曰：「博文辯辭，高行論議，而非時俗，此奸人也。」（《群書治要》與今本異）則道家與法家同一禁人辯也。故《老子》八十一章曰「善者不辯，辯者不善」，《莊子·齊物論》篇曰「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宜乎莊子對楊、墨是非之爭，而大聲斥言「鉗楊、墨之口」也。惜楊、墨爭辯之時，老子蓋已歿矣；不然，何以不見老子之訓楊朱乎。 且老莊不諱兵事。老子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莊子·徐無鬼篇》曰：「偃兵者，造兵之本也。」皆其不諱言用兵之證也。而楊氏則不入危城、不處軍旅，此又所以與老莊異也。 至於莊子稱楊、墨皆外立其德，稽諸襄二十四年《左氏傳》曰：「古有三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是楊朱高行屬於太上立德，亦以其競名而為莊子所不許也。莊子又稱楊、墨「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鷸冠、搢笏、紳修以約其外」，茲解釋之： （1）趣舍聲色：韓子《奸劫弒臣篇》曰：「凡人之大體，取捨是者則相是也，取捨異者則相非也。」是楊、墨以取捨異而相非也。而聲色者，語聲須色也，名聲物色也。堅白同異，所以表現其取捨皆由中出者也。故曰柴其內。 （2）皮弁、鷸冠、搢笏、紳修：韓子《顯學篇》曰「盛容服而飾辯說」，則可想見楊、墨當年之丰采，不減於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以周流列國也。昔三代之王，皮弁素積，以鹿皮為之。鷸、古字通。《說苑·修文篇》曰「知天道者冠」，《說文》引《禮記》作「知天道者冠鷸」，可證。蓋楊朱、墨翟之冠，皆以皮弁為質，而飾以鷸羽者也。《說文》又雲「能正三軍者搢笏」，《晉書·輿服志》曰「古者貴賤皆執笏，有事則搢之於腰帶」，此正即所謂鄒魯之士、搢紳先生。（《莊子·天下篇》）故魯國篤生孔、墨、楊三哲，即此冠服，可為確證矣。 然則微莊子攻楊、墨，而真楊朱幾不可復見於後世。則其攻之也，不適以譽之乎？雖然，觀於《呂覽》稱老聃、關尹、子列子、陽生，而不及莊子，大概以其非老聃直接傳統之人，則莊子亦何足重哉？然楊子《法言》以「莊、楊盪而不法」並稱，蓋又以讓王同論矣。 第三節 楊朱與儒家之關係 楊朱與儒家發生關係，一為子莫，二為孟子，三為荀子。 第一，子莫。孟子痛詆楊朱、墨翟而並詆及子莫曰：「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則是子莫蓋執楊、墨兩端而用其中，完全取調和主義者也。孟子猶詆其無權，則不以權而得中之執中為權，而必以極端排斥，至視同無父無君之禽獸，乃為權也。然則子莫採取調和主義，不能不謂為儒家對於楊、墨能盡友誼之一流，而非若孟子取仇視之態度者也。然子莫何人？自來無確解。 趙岐注云：「子莫，魯之賢人也。」惜語焉不詳。近儒孫詒讓謂牟、莫一聲之轉，當即魏公子牟。（詳見《籀廎述林》）則與趙氏之說大異，余謂非也。《說苑·修文篇》：公孟子高見顓孫子莫曰：「敢問君子之禮何如？」顓孫子莫曰：「去爾外厲與爾內色，勝而心自取之，去三者而可矣。」公孟不知，以告曾子。（此曾子當即曾參，與子夏同享大壽者也。）此公孟子高當即《孟子·萬章篇》之公明高，趙岐注所謂曾子弟子者是也。明、孟通用字，《禹貢》孟豬亦作明都可證。單名曰高，加子曰子高，亦古人稱字之通例也。孟子不舉其姓而單稱其字曰子莫，蓋以其為儒家之前輩而敬之也。然則此子莫即顓孫子莫，而與曾子為同輩行，必七十子之徒也。趙岐曰魯之賢人，或即指此顓孫子莫，亦未可知。夫執兩端而用其中者，本孔子所以美舜之大智者也。必子莫效之，故對於楊、墨兩家各趨極端之學說，亦有所執兩用中於其間也。第觀其告公孟子高語，則可知有見於道心者深矣。而孟子並詆為賊道，豈理也哉？ 第二，孟子。孟子斥楊、墨曰：「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則孟子窮極醜詆，直屏斥之於人類以外，姑無論所詆之當否，第觀其出詞粗暴，已未免不類學人之態度矣。更返觀楊朱為我，果是無君之禽獸否也。則此在老子言：「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托天下。」《莊子·天下篇》則以在位者為神聖明王，不在位者為玄聖素王。《禮記·禮運篇》亦載孔子曰：「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夫固人人可得而為君也。人人可得而為君，則孰是無君者哉？孟子之出此暴論，殆未聞大道者也。曩嘗疑孟子書中何以不一言及於老聃、莊周，而今同可推定其於學，猶有所未窺耳。 孟子又詆楊、墨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而為之。」此皆攻擊已甚之詞，必非其實也。何以言之？「墨子摩頂放踵利天下而為之」一語，既不見於今存《墨子》書中，則所詆楊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一語，亦豈必出於楊朱所自言者哉？（偽《列子》文，辨見下篇。）雖《呂覽》高誘注引孟子作「陽子拔體一毛」，《淮南子》高誘注又皆作「拔骭一毛」，然皆文字異同，無關宏旨。惟證以《淮南子》言：「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則以今論理Logic之方法而繩之，「不以物累形」一命題Prosition，換詞而言之，即韓非所云：「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也。且韓子《五蠹篇》云：「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為改，鄉人譙之弗為動，師長教之弗為變。夫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然則脛毛雲者，固周季人之恆語也。此必當時楊朱之世評，誠有如韓非所云：「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者，其措詞已近酷薄。然孟子更甚其詞曰：「拔一毛而利天下弗為也」，則又非今論理學之換位Conversion，且變其詞性而全異其語趣乎？蓋謂曰：「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者」，以「天下大利」為句主Subject，以「不易其脛一毛」為說明Predicate，而孟子倒易之，以「拔一毛」為句主，以「不利天下」為說明，故曰換位也。夫楊朱見梁王曰「成大功者不小苛」，則當時世評，偏與之計較一毛，已嫌惡謔。而孟子更甚其詞，則為惡謔之惡謔。故孟子弟子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 好辨」，亦見公道之自在人心哉！凡好辨者往往不自覺其失態，若孟子之辨言若是，千載而下，考信定論，誠不能不謂之失態也。 且孟子所言，亦未嘗不有與全性保真之旨合者。 《孟子·梁惠王下篇》：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逾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莊子·讓王篇》：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太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 《呂覽·審為篇》：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以皮帛而不受；事以珠玉而不肯；狄人之所求者地也。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吾不忍為也。皆勉處矣！為吾臣與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以養害所養。』」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太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生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 此三書所記，同一之事也。孟子亦承認「不以其所以養者害人」，即不以所以養者害所養也，是固全性保真之所為也。豈孟子自言之，即為合於仁義；而楊朱主張之，即當斥為無君大罪之禽獸，且加以不拔一毛之惡謔乎？ 惟孟子亦有平情之談，如曰「逃墨必歸楊，逃楊必歸儒」，是也。趙岐注曰：「墨翟之道，兼愛無親疏之別，最為違禮。楊朱之道，為己愛身，尚得不敢毀傷之義。」此「不敢毀傷」語，出《孝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是也。趙氏固嘗見真楊朱書者，然則楊朱豈真禽獸哉？ 要之，孟子，鄒人也。鄒於春秋之世，為邾婁，魯之附庸小國也。《莊子·天下篇》曰「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則鄒魯同化久矣。然魯為大國，故篤生孔、墨、楊三哲，雖顓孫子莫亦當為魯人也。魯不失為大國之風，聖哲輩出，兼容並包。而孟子畢竟不免為小國之人，器宇小而議論悍不顧理。宜其所宗者止一孔子，而所攻者止一魯國之楊朱、墨翟及子莫。比於《莊子·天下篇》所論者，有魯人墨翟、趙人慎到、齊人田駢、楚人老聃、宋人宋鈃，誠足副天下之名實者，廣狹懸殊也。其持論亦莊子精密而孟子粗疏，大有徑庭也。姑無論孟子出言無狀，窮極醜詆，多不合於今論理學上之推理法。尤以其欲如周公膺夷狄，用武力解決之，則益為卑劣矣。豈孟子自詡能用權，而權固可以濫用者。自宋以下，尊孟子過甚，而中國之學術，亦益以荒落矣。 第三，荀子。自荀子書稱楊朱哭於衢塗，遂成藝林佳話。蓋楊朱見衢塗而哭，與墨子見染絲而悲，同一悲天惘人之聖哲。然可比於後世所謂哭智，而決非笑智者，亦甚明矣。顧世有謂楊朱唱快樂主義者，抑何謬也？是徒受偽《列子·楊朱篇》之愚耳。 夫荀子不但不攻擊楊朱，而反稱道之者，同不第以楊朱本主唱「非墨子」者也。《荀子·君道篇》曰：「請問為國？」曰：「聞修身，未聞為國也。」此則荀子之君道，與楊朱之明王，原無二致也。（第觀《王霸篇》與《呂覽·先己篇》合，已可明矣。）宜乎不以楊朱與墨子同視而攻之也。雖然，荀子此語，非一人之私言也。 《呂覽·執一篇》：楚王問為國於詹子。詹子對曰：「何聞為身，不聞為國。」詹子豈以國可無為哉？以為「為國之本，在於為身」，身為而家為，家為而國為，國為而天下為。故曰以身為家，以家為國，以國為天下。此四者異位同本。 然則詹何固嘗先荀子言之矣。為身即修身也。且孟子亦有類似之文焉。 《孟子·離婁上篇》：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然則孟、荀蓋皆有取於當世之恆言，以著書立說也。但孟子攻楊朱，荀子不攻楊朱。大抵孟子生於戰國前期，其學識尚粗疏而多未周密。荀子生於戰國末期，其觀世遠矣，故頗見取精用宏之造詣。然而荀子痛詆詹何，又不可不審也。 《荀子·非十二子篇》：縱情性，安恣睢，禽獸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它囂、魏牟也。 此它囂當即詹何，古音詹、冉同部，而冉聲有那。丂一形之變，而聲亦相轉。故詹何可轉為它囂也。詹何、魏牟同確有縱情性之證者。 《莊子·讓王篇》：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從讀為縱），神無惡乎？（謂己之精神，應無嫌惡耶。）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岩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呂覽·審為篇》：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也。」詹子曰：「不能自勝則縱之，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縱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 《淮南子·道應篇》：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為之奈何？」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詹子曰：「不能自勝，則從之。從之，神無怨乎？（怨當為惡之誤）不能自勝而強弗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偽《文子·上德篇》襲《淮南》，不足據。） 此中山公子牟即魏牟也。以上三書所記對照而益明也。瞻、詹通用字。《呂覽·重言篇》曰：「故聖人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詹何、田子方、老耽是也。」則詹何者，固一代之聖人也。世亦嘗以與老聃並稱者也。（老耽即老聃）第以「不能自勝則縱之」一語，遂為荀子所詆其縱情性、安恣睢、禽獸行。甚矣制行立說之不可不慎也！然而荀子不以詆老子，亦不以詆莊子，更不以詆楊朱，則老、莊、楊三子皆非其倫也。是故楊朱者決非縱情性、安恣睢而禽獸行，如今存偽《列子·楊朱篇》之所述者也。 況孟子嘗詆楊朱為禽獸矣。假令楊朱果如偽《楊朱篇》之所述者，則孟子自將痛詆其縱恣情性之禽獸行，豈僅斥其為我無君之大罪而已哉？故第征之孟、荀書中，而已可決今存《楊朱篇》之偽，無疑義矣。 第四節 楊朱與雜家之關係 楊朱與法家，雖有韓非曾加譏評，而實無深切之關係，故可置弗論，而徑論其與雜家之關係。雜家有二：其一為《呂覽》之書，又一為《淮南》之書。 第一，《呂覽》之書。吾前已言《呂覽》一書，與楊朱有深切之關係矣。本出於呂不韋門客之手。呂不韋者，竊國之大盜也。以幸姬有孕，獻秦王，是生呂政。後為秦始皇。呂竊嬴社，君子羞之。然其書絕不類其為人，則出於門客之手也。門客者，一時智能之士所萃也。傳賢之說，戰國甚囂塵上。故其書傾向於傳賢，而老聃、關尹、子列子、楊朱，明王大道之學統，遂為所假借。是以《呂覽》十二紀之《孟春紀》，《本生》《貴己》二篇之後，即繼以《貴公》《去私》二篇，則《呂覽》全書之用意可知也。《士容論》曰：「古之與賢，非惡其子孫也，反其實也。」不尤肺肝如見乎？《說苑·至公篇》載秦始皇欲禪賢，可證當時傳賢說之流行矣。且《呂覽》復為救時之善言，《荀子·性惡篇》曰：「秦人之縱情性、安恣睢，慢於禮義。」第觀宣太后之淫蕩、始皇帝之暴戾，則秦俗可知矣。故《呂覽》書中於節制情慾、修服禮義，不憚反覆言之。宜其本名曰《呂氏春秋》哉？ 至於《呂覽》與楊朱書之關係，吾前已錄其《本生》、《重己》、《貴生》、《情慾》、《盡數》、《先己》六篇，直視如「准楊朱書」矣。就中並註明可疑為真楊朱書者如次： 一，《本生篇》：命之曰招蹶之機，爛腸之藥，伐性之斧，與枚乘《七發》有其文，而數及楊朱合。 二，《重己篇》：達乎性命之情，與楊朱反對墨子非命合。 三，《貴生篇》：不以天下害其生者，可以托天下，與楊朱之明王合。死者無有所以知，與楊朱反對墨子右鬼合，而子華子年事亦與楊朱相接焉。 四，《情慾篇》：孫叔敖不得便生，與所謂莊周、楊朱盪而不法合。 五，《先己篇》：凡事之本，必先治身，與楊朱為我貴己合。淑人君子，其儀不忒，與楊朱皮弁、鷸冠、措笏、紳修合。而論五帝、三王、五伯，亦與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相通焉。 且《呂覽》其他諸篇，亦多有可傅合者。然要皆不出推測之說，以真楊朱書既亡，終苦無可證明耳。 第二，《淮南》之書。亦出於淮南賓客之手。凡雜家皆兼儒墨、合名法，而一貫之以道家言，所以為統一之中樞也。然《呂覽》表示其紹述老聃、關尹、子列子、楊朱之學統，而與以特殊之敬稱。若《淮南》書則無有也。試取兩書相較，則《呂覽》之《孟春紀》，即托始於《本生篇》；而《淮南》全書乃托始於《原道篇》。是愈足明《呂覽》與楊朱有關係，而《淮南》非其倫也。蓋當時漢武帝表章六經、罷黜百家，而《淮南》書亦不能不受其影響也。然《淮南》生西漢初，去呂不韋門客之徒猶未遠。賓客中自必有傳楊朱之學者，故得見楊朱書。《氾論篇》曰：「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說林篇》曰：「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此一則揭舉楊朱學說之要領，又一則採摭楊朱原書之成文也。（參照上篇第四章第二節）後世真楊朱書既亡，僅賴有此明文二則，可以窺見其當出自真楊朱書中。於是真楊朱可見，偽楊朱可辟。即攻楊朱如孟子，故出惡謔而過甚其詞者，亦可以此正之。故楊朱信史之資料，當以《淮南》此文二則為第一。其價值之高，真不啻一字千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