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明學派 · 肆 陽明關於古今學術之評論
三教評論
宋明儒者，其初莫不兼涉釋、老之學。大抵始博觀二氏，既無所得，乃反求諸六經，遂有所悟。故宋、明諸家，往往比較三教，為之評論，視隋、唐學者，愈精微矣。譬如唐韓愈亦本儒教以辟釋、老，顧所論至淺薄，由其得於釋、老者不深也。至張、程諸子所言，則能直抵閫奧。近人或以宋儒之學，論道體處，往往稍挾釋、老之意。故儒教及宋而一變，豈習之久則不覺有所取耶？陽明早年亦耽二氏，其戒門人蕭惠曰：「吾亦自幼篤志二氏，自謂既有所得，謂儒者為不足學。其後居夷三載，見得聖人之學，若是其簡易廣大，始自嘆悔錯用了三十年氣力。」（《全書》卷一）蓋陽明先好二氏，後悟其非，乃復歸於儒也。
陽明三十四歲，與湛甘泉定交，以倡明聖學為任。其贈陽伯詩曰：「陽伯即伯陽，伯陽竟安在？大道即人心，萬古未曾改。長生在求仁，金丹非外待。繆矣三十年，於今吾始悔。」又正德九年八月，《諫武宗迎佛書》曰：「臣亦竊嘗學佛，最所尊信，自謂悟得其蘊奧。後乃窺見聖道之大，始遂棄置其說。」（《全書》卷九）此又陽明自述其棄二氏而宗儒學之跡也。
陽明嘗論儒、釋俱養心，而釋不可以治天下。曰：「吾儒養心，未嘗離卻事物，只順其天則自然，就是工夫。釋氏卻要盡絕事物，把心看作幻相，漸人虛寂去了，與世間無些子交涉，所以不可治天下。」（《全書》卷三）其序《象山文集》，辨世人疑象山學之類禪為非，亦略本此意。
釋氏貴解脫而非執著，其實不如吾儒之通達。彼惴惴焉逃避世間，恐為所累，吾儒則從容處之以正道而已。故陽明曰：「佛怕父子累，卻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卻逃了君臣；怕夫婦累，卻逃了夫婦。都是為個君臣、父子、夫婦著了相，便須逃避。如吾儒有個父子，還他以仁；有個君臣，還他以義；有個夫婦，還他以別。何曾著父子、君臣、夫婦的相？」（《全書》卷三）蓋釋氏以此世界為苦海，先須脫去生、老、病、死四苦，無所謂五倫。其於人生觀不免欠缺，故深為儒者所非也。
門人王畿嘗舉佛家實相、幻相之說以質。陽明答曰：「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全書》卷三）王畿聞之，自述所得曰：「『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是本體上說工夫；『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是工夫上說本體。」（《全書》卷三）陽明以為然。龍溪資性高拔，故陽明由佛家實相、幻相之說，告以吾道本體、工夫合一之旨。
周濂溪《太極圖說》謂：「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又《通書》曰：「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程明道答張橫渠書（《定性書》）論定性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為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為有內、外也。」（《二程全書》卷五十六）宋、明以來，儒者無不論動、靜，蓋亦修為上所不可不細究者也。陽明嘗論儒、釋二家言動、靜之異：「釋家避動求靜，儒家動中有靜，靜中有動，有動靜合一之妙。釋家言坐禪，宋、明儒者亦言靜坐。二者相似而實不同。」陽明門人嘗問：「儒到三更時分，掃蕩胸中思慮，空空靜靜，與釋氏之靜相似。此時有何分別？」陽明答曰：「動靜只是一個。那三更時分空空靜靜的，只是存天理，即是如今應事接物的心。如今應事接物的心，亦是循此天理，便是那三更時分空空靜靜的心。故動、靜只是一個，分別不得。知得動靜合一，釋氏毫釐差處，亦自莫掩矣。」（《全書》卷三）毫釐差處，即吾儒動靜一貫，而釋家動外求靜。如以靜坐而論，則釋家以空寂為旨，儒家以存省為旨耳。
門人王嘉秀嘗問陽明曰：「佛以出離生死，誘人入道；仙以長生久視，誘人入道。其心亦不是要人做不好，究其極至，亦是見得聖人上一截，然非人道正路。」陽明答曰：「若論聖人大中至正之道，徹上徹下只是一貫，更有甚上一截、下一截？」（《全書》卷一）蓋嘉秀以仙、釋得聖人之上一截，而遺其下一截。陽明則謂：「不當分聖人之教為上、下兩截，宜達上下一貫之妙旨。」此陽明簡易直截主義之本色也。
陽明嘗曰：「大抵二氏之學，其差與聖人只有毫釐之間。」（《全書》卷一）故學者不可不知三教異同。陽明乃論其極處之差異曰：「仙、釋說到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道無，聖人豈能無上加得一毫有？但仙家說虛，從善生上來；佛氏說無，從出離生死苦海上來。卻於本體上加卻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他虛無的本色了，便於本體有障礙。聖人只是還他良知的本色，更不著些子意在。良知之虛，便是天之太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無形。日月、風雷，山川、民物，凡有貌象形色，皆在太虛無形中。發用流行，未嘗作得天的障礙，聖人只是順其良知之發用。天地萬物，俱在我良知的發用流行中。何嘗又有一物超於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礙？」（《全書》卷三）陽明就良知之體用而言，以為仙釋二氏所謂虛無，猶有多少著黃黑處，不能不障礙本體。此實前人未發之論。
朱子晚年定論
古今立言之道，有自申其意者，有托於人以申其意者。自申其意者，義恆獨創；托於人以申其意者，則委曲附會，借人之言，以證成己說。陽明之《朱子晚年定論》，亦托於人以申其意之立言法也。漢、魏、六朝、隋、唐之際，學者多托孔孟以行其說；宋、元、明之際，學者多托程、朱以行其說。至陽明之時，朱子之書尤重於世。雖有名論大議，苟與朱子所言不合，必蒙世人之非詆。故陽明以朱子晚年之論，實與己說相符，亦藉以自援，而欲廣其教於天下也。朱子之於陽明，固不能一無所異，亦不能一無所同。然後來頗以陽明此說為詬病，清陸隴其詆王學最力。
其學術辯論陽明《朱子晚年定論》曰：
程、朱之言有可假借者，即曰「程朱固若是也」；有不可假借者，則曰「此其中年未定之論也」。黑白淆而雅鄭混。（《三魚堂文集》卷二）
又曰：
自陽明王氏倡為「良知」之說，以禪之實而托儒之名，且輯《朱子晚年定論》以明己之學與朱子未嘗異。龍溪、心齋、近溪、海門之徒，從而衍之，王氏之學遍天下。（《三魚堂文集》卷二）
稼書尊朱抑王，故其言如此。
然如陽明之學者，皆以《朱子晚年定論》為修學之良道。袁慶麟《朱子晚年定論後序》曰：「及讀此篇始釋然。盡投其所業，假館而受學，蓋三月而若將有聞焉。」蓋慶麟初治朱子學三十年無所得，後讀《朱子晚年定論》，大有所悟，乃從陽明學。由是觀之，此編褒貶，因各人所見而異，殊無定評。茲惟述陽明所以輯《朱子晚年定論》之意，及其當時情勢焉。
正德十三年，陽明四十七歲。由《朱晦庵遺文》中選三十四條，輯為《朱子晚年定論》，大率取其與己所見相合者。陽明《自序》曰：「謫官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之餘，恍若有悟。體念探求，再更寒暑，證諸『五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諸海也。」（《全書》卷三）陽明龍場大悟以後，以其說征之經、子而無疑，遂撰《五經臆說》四十六卷。傳於今日者，僅關於《易》《詩》《春秋》三經十三條，及其《序》一首而已。然陽明之說，雖已無戾於孔孟之書，而猶與當時所行最有力之朱子學說不合。陽明用是不安於心，乃復詳考朱子之書，而卒求得所謂同然者。故又曰：
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恆疚於心。竊疑朱子之賢，而豈其於此尚有未察？及官留都，復取朱子之書而檢求之，然後知其晚歲固已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艾。至以為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世之所傳《集注》《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定之說，自咎以為舊本之誤，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諸《語類》之屬，又其門人挾勝心以附己見，固於朱子平日之說，猶有大相繆戾者。而世之學者，局於見聞，不過持循講習於此。其於悟後之論，概乎其未有聞，則亦何怪乎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無以自暴於後世也乎！予既自信其說之不繆於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學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說，而不復知求其晚歲既悟之論。（《全書》卷三）
以上即陽明輯《朱子晚年定論》之旨趣也。更考當《朱子晚年定論》刻行時之情態如何。陽明嘗曰：
留都時偶因饒舌，遂至多口，攻之者環四面。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說，集為《定論》，聊藉以解紛耳。門人輩近刻之雩都，初聞甚不喜。然士夫見之，乃往往遂有開發者。無意中得此一助，亦頗省頰舌之勞。（《全書四·與安之書》）
又曰：
近年篁墩諸公，嘗有《道一編》。見者先懷黨同伐異之念，故卒不能有人，反激而怒。今但取朱子之所自言者表章之，不加一辭。雖有褊心，將無所施其怒。（《全書四·與安之書》）
觀此則知陽明輯《朱子晚年定論》不得已之心矣。
當時學者，亦頗有不諒陽明之心，且用是詆之。羅整庵為陽明先輩，夙好朱學，而素與陽明講論者也。及見《朱子晚年定論》，貽陽明書曰：
詳《朱子定論》之編，蓋以其中歲以前所見未真。爰及晚年，始克有悟。乃於其論學書尺三數十卷之內，摘此三十餘條。其意皆主於向里者，以為得於既悟之餘，而斷其為《定論》。斯其所擇，宜亦精矣。第不知所謂晚年者，斷以何年為定？羸軀病暑，未暇詳考。偶考得何叔京氏，卒於淳熙乙未，時朱子年方四十有六。爾後二年丁酉，而《論孟集注》《或問》始成。今有取於答何書者四通，以為《晚年定論》。至於《集注》《或問》，則或以為中年未定之說，竊恐考之欠詳，而立論之太果也。（《羅整庵集》卷一）
整庵駁論，蓋以陽明所謂晚年，多有未考。卒又以陽明與朱子之學，實不相同。曰：
凡此三十餘條者，不過姑取之以證成高論，而所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安知不有毫釐之不同者，為祟於其間，以成牴牾之大隙哉？（《羅整庵集》卷一）
明馮柯亦篤守朱學，所著《求是編》，駁陽明說凡八十有六條。其於《朱子晚年定論》，以為朱子之學同於顏子，其工夫繁簡不同，非必由於悔悟。曰：「看他次第，是工夫先後，而非年歲早晚。」（《求是編》卷四）
又論朱子工夫曰：
積累後方悔，悔後亦不成昏昏漠漠，遂廢了積累。惟其工夫周流不已，所以學日充，德日起，而集大成於諸儒也。陽明不達於此，遂取朱子平日與人答問手札中，厭煩就約絕學捐書之語，為《晚年定論》。（《求是編》卷四）
又以《集注》《或問》，為朱子終身事業，非中年未定之論。曰：
夫朱子之易簀也，猶改「誠意」章以為絕筆。則其《集注》《或問》之類，固其所終身者也。固其既悔之後，而三復刪定者也，烏得以意義浩博，議論參差，而遂指為中年未定之說哉？（《求是編》卷四）
然陽明系就朱子學術變遷之全體大概言之，至於朱子易簀時改「誠意」章，陽明固未有不知者也。
陽明與朱子之學，相異之處固多，其中固未嘗無符合者。若取《朱子晚年定論》卷三十四條，細加考證，中、晚年月，往往有顛倒者，此自不可掩之事。然陽明亦自承為考證未精，故《答羅整庵書》曰：
其為《朱子晚年定論》，蓋亦不得已而然。中間年歲早晚，誠有所未考。雖不必盡出於晚年，固多出於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調停，以明此學為重。平生於朱子之說，如神明、蓍龜，一旦與之背馳，心誠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為此。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蓋不忍牴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與之牴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則道不見也。（《全書》卷二）
此陽明自論是編微意之所在者矣。
馮柯又論《朱子晚年定論》曰：
陽明之於朱子，又皆洗垢索瘢，以陰行其私，簸筆舌以玩侮先正。而初無委曲、調停之意，則其所謂不得已以明此學者，非真有不得已之心，如《孟子》辟邪說以衛聖道之心。（《求是編》卷四）
又曰：
自幸己說之不繆於朱子，蓋欲援儒入墨，推墨以附儒爾。（《求是編》卷四）
馮氏所論，未免過刻。要之陽明《朱子晚年定論》，蓋欲托朱子之言，以證成意者為多，固非必朱子之本旨也。
五經臆說
《五經臆說》者，正德三年，陽明年三十七歲，謫居龍場時所作，逾年而成書四十六卷。陽明《五經臆說序》末曰：「夫說凡四十六卷，經各十而禮之說尚多缺，僅六捲雲。」（《全書》卷二十二）然其後陽明學益精，工夫益簡易，遂不復出以示人。門人錢德洪嘗問之，笑曰：「付秦火久矣。」及陽明卒，德洪偶於廢稿中檢得十三條傳之。即今《陽明全書》中所收《春秋》三條、《易》五條、《詩》五條是也。又自序其述作之意曰：「龍場居西南夷萬山中，書卷不可攜。日坐石穴，默記舊所讀書而錄之。意有所得，輒為之訓釋。期有七月而五經之旨略遍，名之曰『臆說』，蓋不必盡合於先賢，聊寫其胸中之意見，而因以娛情養性焉耳。」又曰：「五經，聖人之學具焉。然自其已聞者而言之，其於道也，亦筌與糟粕耳。竊嘗怪夫世之儒者，求魚於筌，而謂糟粕之為醪也。」（《全書》卷二十二）陽明蓋慨世之治經者，溺於訓詁注釋，而忘道本，故自發其意，以為《臆說》，大抵言大體者多。今舉遺說十三條中《易》一條於下：
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日之體本無不明也，故謂之大明。有時而不明者，入於地則不明矣。心之德本無不明也，去其私無不明矣。日之出地，日自出也，天無與焉；君子之明明德，自明之也，人無所與焉。自昭也者，自去其私慾之蔽而已。（《全書》卷二十六）
上所論仍以去私慾、昭明德為主。陽明自龍場悟後，其立言之旨，大略定矣。惟後來益精、益簡易，故不欲布其繁說。此外德洪所傳十三條，尚有《春秋》「元年春王正月」「隱公讓國」「鄭伯克段於鄢」，《易》之「天地感，而萬物化生」「恆」「遁」「晉」，《詩》及《時邁》十五句、《執競》十四句、《思文》八句、《臣工》十五句、《有瞽》十三句等條，皆本陽明平日記憶之語而說其大意者也。此亦陽明評論經術之大著作，雖不悉傳，亦別記其略於此。
格物致知與隨處體認天理
與陽明同時之湛若水，倡「隨處體認天理」之說。若水，字元明，號甘泉，廣東增城人。早從陳獻章學，弘治十八年初識陽明，相約共倡聖學。二子所見略相似，惟甘泉所謂「隨處體認天理」，與陽明「格物致知」之說不合。其後門人等，遂立門戶相爭。然二子平日於學術多所切磋，交誼尤篤也。
先是正德十年，陽明與甘泉論「格物」說。甘泉持舊說不下，陽明謂為求之於外；甘泉則謂以格物理為外，是自小其心也。彼此相難，終不服。其後，正德十四年，甘泉漸信《大學古本》，以為格物猶言造道，窮理如窮至其巢穴之窮，謂以身至之也，故至於物亦只是隨處體認天理，至是則甘泉之說，亦幾近陽明。陽明聞之喜曰：「甘泉用功，得轉正途來。嘗說『親民』字不可改，彼亦不信。今論『格物』，亦稍近我說。但『格物』之『物』字，不可換為『理』字，唯當還其為一『物』字而已。」然二子學說上雖差異漸少，終不盡融合。其最著者，則格物致知之解釋是也。
嘉靖元年，甘泉貽陽明書論「格物」說：「征於古聖先賢之言，謂有四不可。」其最要者二條：
一、陽明訓「格物」為正念頭，甘泉以為與《大學》本文「誠意」之「意」與「正心」之「正」重複。其言曰：「兄之訓『格』為正，訓『物』為念頭之發，則下文『誠意』之『意』，即念頭之發也，『正心』之『正』即格也，於文義不亦重複矣乎？」（《湛甘泉文集》卷七）
二、陽明又以「正念頭」之說，為偏於行而忽於講學，曰：「顏子述孔子之教，則曰『博文約禮』；孔子告哀公，則曰『學問思辨篤行』，其歸於知行並進同條共貫者也。若如兄之說，徒正念頭，則孔子止曰『德之不修』可矣，而又曰『學之不講』，何耶？止曰『默而識之』可矣，而又曰『學而不厭』，何耶？又曰『信而好古敏求』者，何耶？子思止曰『尊德性』可矣，而又曰『道問學』者，何耶？」（《湛甘泉文集》卷七）甘泉蓋疑陽明之「格物」說，歸於正念頭，有戾於古聖立言之本旨也。
甘泉又自述其「格物說」之要，以告陽明曰：「仆之所以訓『格』者，至其理也。『至其理』雲者，體認天理也；『體認天理』雲者，兼知行、合內外言之也。天理無內外也。陳世傑書報吾兄，疑仆『隨處體認天理』之說，為求於外。若然，不幾於義外之說乎？求即無內外也。吾之所謂『隨處』雲者，隨意、隨心、隨身、隨家、隨國、隨天下。蓋隨其所寂、所感時耳，一耳。寂則廓然大公，感則物來順應。所感不同，而皆不離於吾心中正之本體。『本體』即實體也，天理也，至善也，物也。而謂求之外可乎？『致知』雲者，蓋如此實體也，天理也，至善也，物也，乃吾之良知、良能也，不假外求也。但人為氣習所蔽，故生而蒙，長而不學則愚。故學問、思辨、篤行諸訓，所以破其愚，去其蔽，警發其良知、良能者耳。」（《湛甘泉文集》卷七）甘泉以此書與陽明，在訂交之後十七年。然書中具述情誼之厚，意不忍默。蓋將以講論辨析，而有存乎門戶之見者也。至陽明卒，甘泉為《墓志銘》，盛推其學德雲。
陽明於甘泉「隨處體認天理」之語，以為尚陷一塵。如嘉靖五年，《寄鄒謙之書》曰：
隨處體認天理，即戒慎恐懼工夫，以為尚隔一塵，為世之所謂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而求之於外者言之耳。若致良知之功明，此語亦自無害。不然，即猶未免於毫釐千里也。（《全書》卷六）
又嘉靖六年，《與毛古庵副憲書》曰：
凡鄙人所謂「致良知」之說，與今之所謂「體認天理」之說，本亦無大相遠，但微有直截、迂曲之差耳。譬之種植，「致良知」者，是培其根本之生意而達之枝葉者也；「體認天理」者，是茂其枝葉之生意，而求以復之根本者也。然培其根本之生意，固自有以達之枝葉矣。欲茂其枝葉之生意，亦安能舍根本而別有生意，可以茂之枝葉之間者乎？（《全書》卷六）
綜而論之，則甘泉之說較詳密，陽明之說較簡易；陽明資性朗徹，甘泉資性沉毅。故陽明以己之「格物致知說」為直截，而以甘泉「隨處體認天理」為迂曲。甘泉則以陽明徒求諸心，而少學問、思辨之功也。
「程朱」與「陸王」
一、格物致知說之異
朱、陸在當時言格物，已有異同。朱晦庵約格物以四言曰：「或考之於事為之著，或察之於念慮之微，或求之於文字之中，或索之於講論之際。」象山初亦言「中庸、博學、審問、慎思、明辯，是格物之方」，本與晦庵不甚相遠，卒乃謂「格物者，格此者也。伏羲仰象俯法，亦先於此盡力。不然，所謂格物，末而已矣。」此實開陽明之緒，要至陽明論之綦詳。清全祖望《經史問答》曰：「七十二家『格物』之說，令末學窮老絕氣，不能盡舉其異同。」今略舉陽明論格物致知與晦庵異者，比論如下：
一、陽明「格物致知」之解，詳於《＜大學＞問》《＜大學＞古本旁釋》《答顧東橋書》等。其《＜大學＞問》曰：「致者至也，如雲『喪致乎哀之致』。《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之者。』非若後儒所謂『充廣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全書》卷二十六）又曰：「物者，事也，凡意之所發，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者，為善之謂也。夫是之謂『格』，《書》言格於上下，格於文祖，格其非心。『格物』之『格』，實兼其義也。」（《全書》卷二十六）
晦庵「格物致知」之解釋，見於《＜大學＞補傳》及《＜大學＞集注》者，較為正確詳密。今揭其要曰：「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大學》朱注）
二、陽明謂：「吾欲致其良知，必就每事而正其不正者以歸於正。知惡、去惡，知善、為善，即可以進於知行合一也。」
晦庵謂：「欲極吾人之知識，必就天下之事，而各窮其理。」
三、陽明謂：「非良知、昭明、靈覺，則不能判斷是非、善惡。」
晦庵謂：「人心之靈，凡事物微妙之旨莫不能知。」
四、陽明謂：「非良知光明發耀，即不能充為善去惡之工夫。」
晦庵謂：「非知識完備，不能格窮理之功。」
五、陽明謂：「心外無事，心外無理。」
晦庵謂：「天下之事，皆莫不有理。」
六、陽明所謂學，惟在致良知。良知昭明，則萬理自具。施之日用之事，有不待講習而自得其宜者矣。
晦庵所謂學，即在天下之事。由既知之理，而益推窮未知之理。
七、陽明以良知猶明鏡照物，良知既明，則眾物之表里、精粗無所不知。
晦庵謂：「即物窮理，用力之久，則一旦豁然貫通，物之表里、精粗，無所不到。」
陽明與晦庵言「格物致知」之異者，大率如此。陽明又曰：「『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為一者也。」（《全書》卷二）此足以括陽明「格物致知」說之要旨矣。
然晦庵之「格物致知」說，實本於程伊川。伊川嘗與人問答曰：「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怎生便會該通？若只格一物，便通眾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二程全書》卷十九）
又問：「只窮一物，見此一物，還便見得諸理否？」曰：「須是遍求。雖顏子亦只能聞一知十，若到後來達理了，雖億萬亦可通。」（《二程全書》卷二十）程、朱論「格物致知」，重在事實之經驗。陽明論「格物致知」，重在良心之悟徹。宋明以來論「格物」，多此二大派之緒也。
二、講學法之異
晦庵與象山皆一時純儒，而講學法獨相異。陽明則承象山之風者也。今略舉晦庵與陸王之不同者，比而論之。
晦庵說「即物窮理」，象山說「心即理」。陸王偏重此心，故特有心學之名。而晦庵之學，則求之於知者較多也。
朱學為經驗的、歸納的，故學者力量不足，或流於支離滅裂；陸、王之學，為直覺的、演繹的，其流或入於禪。然至明時，朱學為世所尚。不善學者，不能無弊。故陽明又宗象山之「簡易直截」，以教學者，蓋有矯正之意存焉。
象山先德行而後學問，陽明亦然。陸、王以德行之本體即學問；晦庵先求學問之方法，而後進及於德行。晦庵嘗作書與學者云：「陸子靜專以尊德行誨人，故游其門者多踐履之士，然於道問學處欠了。某教人豈不是道問學處多了些子！故游某之門者，踐履多不及之。」
晦庵主張「理氣二元」論，象山以「理為宇宙之一元」，陽明則又為「理氣合一」之說。
晦庵教人，既以道問學處較多，象山則反之以「簡易直截」，其《與邵叔誼書》曰：「蓋後世學者之病，多好事無益之言。」（《象山集》卷十）又《與陳正己書》曰：「古之學者以養心，今之學者以病心；古之學者以成事，今之學者以敗事。」（《象山集》卷十二）又《與詹子南書》曰：「古人皆實學，後人未免議論辭說之累。」（《象山集》卷七）陽明承象山之風，其《拔本塞源論》言當世學者之通弊曰：「記誦之廣，適以長其敖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辯也；辭章之富，適以飭其偽也。」（《全書》卷二）晦庵言學者修身，始於灑掃、應對、進退之末，極之禮法威儀之至。凡節文形式，並有不可不重者。陽明之言禮，則貴簡而不貴繁。其《禮記纂言序》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而非仁也，無一而非性也。天敘天秩，聖人何心焉？蓋無非命也。故克己復禮則謂之仁，窮理則盡性以至於命，盡性則動容周旋中禮矣。後之言禮者吾惑矣，紛紜器數之爭，而牽制刑名之末。」（《全書》卷七）又《與鄒守益論禮書》曰：「今之為人上而欲導民於禮者，非詳且備之為難。惟簡切明白，而使人易行之為貴耳。」（《全書》卷六）
晦庵以六經為金科玉律，終身注釋六經。象山反之，曰：「非我注六經，六經皆我註腳。」（《象山語錄》又曰：「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腳。」（同上）或問：「象山胡不注六經？」曰：「六經當我注，我何注六經？」（同上）陽明《五經臆說序》亦本此意，其言曰：「五經聖人之學具焉，然自其已聞者而言之。其於道也，亦筌與糟粕耳。竊嘗怪夫世之儒者，求魚於筌，而謂糟粕之為醪也。」（《全書》卷二十二）又《尊經閣記》曰：「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種種色色，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大義之末，硜硜然以為是六經矣。」（《全書》卷七）蓋陳、王之於經術，並不汲汲訓詁之末也。
晦庵承二程之說，以《大學》分經、傳。其言其中多有脫誤，為訂正而補修之。陽明則以《＜大學＞古本》無一字脫誤，為之旁釋。後之學者，多仍重《古本》矣。
以上蓋綜述晦庵與陸王講學法異同之大略。要之程、朱，及陸、王二派，各有所長。學者如欲循序漸進，寧用晦庵之說為平易著突。陸王主於頓悟，資性聰敏者或好之。然其弊有流於陋，有入於禪，故亦不可不察也。
關於學術雜論及王學末流
王學雖尚「簡易直截」，亦主事上磨鍊，故兼重事功。有一屬官，因久聽講陽明之學，曰：「此學甚好。只是簿書訟獄繁難，不得為學。」陽明聞之曰：「我何嘗教爾離了簿書訟獄，懸空去講學？」（《全書》卷三）又曰：「簿書訟獄之間，無非實學。若離了事物為學，卻是著空。」（《全書》卷三）又《年譜》記歐陽德，嘉靖癸未第進士，出守六安州數月，奉書以為初政倥傯。後稍次第，始得與諸生講學。陽明曰：「吾所講學，正在政務倥傯中。豈必聚徒而後為講學耶？」此以見陽明視事功尤重也。
陽明屢平寇亂，功烈甚著。其遺書論政之言，多以德治為主。所至興學厲俗，多有可觀。有《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卷一篇，見其教育兒童之意。其大要曰：「今教童子者，當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為專務。其培植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詩書以開其知覺。」（《全書》卷二）
陽明以學問、道德、事功為一致。鄒守益《陽明先生文錄序》曰：「當時有稱先師者曰：『古之名世，或以文章，或以政治，或以氣節，或以勛烈，而公克兼之。獨除卻講學一節，即全人矣。』先師笑曰：『某願從事講學一節，盡除卻四者，亦無愧全人。』」蓋彼論者未知陽明文章事業均以「致良知」為根柢，而妄有所窺測疑議也。
陽明既歿，承其學者，如王龍溪之精微，王心齋之超脫，何心隱、顏山農之杳冥，羅近溪之無我，皆漸流入於禪。
錢德洪《陽明大學問跋》曰：
師既歿，音容日遠，吾黨各以己見立說。學者稍見本體，即好為徑超頓悟之說，無復有省身克己之功。一見本體，超聖可以企足。視師門誠意格物、為善去惡之旨，皆相鄙以為第二義。簡略事為，言行無顧。甚者盪滅禮教，猶自以為聖門之最上乘。噫，亦已過矣！自便經約，而已不知淪人佛氏寂滅之教，莫之覺也。古人立言，不過為學者示下學之功，而上達之機，待人自悟而有得。言語知解，非所及也。（《全書》卷二十六）
德洪在王門中，最為篤實，能奉陽明之遺旨，有「故深慨諸子好高騖遠之弊」雲。
明末王學者，蓋競慕心法，以頓悟相高，不顧事功。有僅以默坐調息為王學本領者，然外以狂逸為高，而身踐蔑棄禮義之事；有阿附權門，公行賄賂而悍然不顧者。是以王學末流，深為世人詬病。清初陸稼書詆王學曰：「古先聖賢下學上達之遺法，滅裂無餘，學術壞而風俗隨之。其弊也至於盪軼禮法，蔑視倫常。天下之人，恣雕橫肆，不復自安於規矩繩墨之內，而百病交作。」又曰：「愚以為明之天下，不亡於寇盜，不亡於朋黨，而亡於學術。學術之壞，所以釀成寇盜朋黨之禍也。」（《三魚堂集》卷二）是以明之亂亡，由於王學之弊。然為王學者固不盡放蕩之士，當時如徐橫山、錢緒山、歐陽南野、季彭山、鄒東廓、陳九川等，其後如黃石齋、劉念台、黃梨洲，皆踐履篤實，學術氣節，並有可尚者也。